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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人生 [40楼] 发表于：2011-03-29 08:37
在人生的长河中，像这样的漩涡，安知何其多也？-——漩涡人生
第七篇  风浪年华（漩涡篇）上
 

（五十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六十年代初，全国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热潮。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人“学雷锋”的热情，涌现出像王杰、刘英俊、欧阳海、蔡永祥等一些英雄人物和廖初江、丰福生、黄祖士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人物。这种形势激励我更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凡事不计较个人得失。部队转业定级时有个政策界限，1962年以前的大学毕业生定为技术12级，工资（洛阳为五类地区）60.50元；1963年以后毕业的，定为技术13级，工资54.50元。我如果把在校脱产工作的时间计入工龄，正好应定为技术12级。但我当时一声未吭，心里想的就是在待遇上不向组织上伸手。更何况我的那些1962年毕业分配到地方工作的同学们，工资待遇都和我一样，我也觉得心安理得了。

    【后记  我毕业时发给我的毕业证书写的是“1964年3月毕业”。在“文革”前，全国各高校类似我这种情况，因为各种工作需要推迟毕业分配的学生为数不少，都在后来的工作中，由于毕业参加工作时间、工龄等条件影响工资和其它福利待遇。很多年过后，直到1985年，北京航空学院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给我们这部分学生出了书面证明，换发毕业证书。证明书的全文是:“李涵葵同志原是我院学生，1957年入学，1964年离校。根据教育部[84]教学字031号文件《关于对“文革”前部分大学生落实政策补发毕业证书》精神，经我院研究决定李涵葵同志按我院1962年本科毕业并换发毕业证书。”】 

    在国际上，正值援越抗美的年代。我读过一本《南方来信》通讯集，全是当时很多越南南方青年写给北方亲人的书信，讲述他们在极其困难、危险的条件下，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和怀念亲友的情感，令我十分感动。我们转业时，中央军委为安抚转业干部，决定给每人发放4个月工资的转业费，核算给我240元钱。在当时来说，这也算一笔不少的收入。我思来想去，觉得刚参军一年，就拿这么多转业费，与我的那些被分配到地方工作的同学相比，纯粹是偏得。我要从严要求自己，不能要这些钱。我毅然把它上交了，希望用它来支援抗美救国中的越南南方青年。当时还有一位也是前两年刚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一室的彭民德，也把转业费上交了。没料想，“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下子我俩成了全所宣传表扬的新闻人物。又是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又是在全所大会上发言…… 来自各方面的赞誉声是不少，但是也听到过毁誉的言论。有一位行政处劳资科的助理员就说：“李涵葵地主出身，家里有钱，花钱买个积极分子。”肯定还有些其它的消极评论。好在我经历了多年的“修炼”，也有点荣辱不惊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上交转业费时写给组织上的一封信，还有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都是实实在在的对自己心理状况的直白和陈述，没有半点哗众取宠的词句，不料却成了我后来一度改行，导致命运变化的起因。 

（五十三）短暂的技术入门
  
    正式到一处四科上班后，先到保密室办理保密登记手续。凡是进入本单位工作的人员，所用的笔记本和工作手册都带有“机密”标志，并由保密室统一登记编号发放。每人还有一个保密包，下班前都要存入保密资料室，不准带出保密区。 
    一处（技术处）是全所科研生产的主管部门，处长饶行之，副处长仉继光，政治协理员杨兆福。下设五个科：一科计划科，副科长袁迈；二科教育科，负责人许彩烈；三科标准化科，副科长许根贵；四科科技情报科，科长孟祥征；五科档案资料科，科长徐焕之。全处办公地址刚刚搬进新建的503号资料楼。我所在的四科，主要业务是情报资料的搜集、订购、翻译，内部刊物《航空兵器》的编辑出版，科技图书馆的管理和远景规划。 
    我和王海剑也没明确具体的工作任务，就是先搜集、积累有关空空导弹的资料。我翻译的“动态压力反馈伺服机构”等资料，来自俄文刊物《ВОПРОСЫ РАКЕТНОЙ ТЕХНИКИ》（火箭技术问题），以“自非”的笔名，刊登在1965年第5期《航空兵器》上。 
    国外资料以英文为最多，其次是俄文。我在学校选修过第二外语英语课，面对英文资料，虽不算是文盲，但也相差甚远。好在正值所内举办短期英语培训班，科长就安排我俩去培训班学英语。英语培训班在一号院进门右侧的一间教室里，参加培训的人员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包括一室和六室的两位老室主任郑维康和黄彬，他们都是老一代从部队被派遣去苏联留学回来的老干部。教员是六室的一位技术员钱元伯。总共才培训了40天，我们都学得很努力，很认真，并且学以致用。在培训期间，一起参加培训的一室导弹气动外形设计专业组组长葛金瑜（是我的高年级校友），约我一同合作，为他们组的张覃栋从英文期刊《ARS Journal》（美国火箭学会杂志）上翻译的一篇论文《为改进驾束制导，对气动外形的选择》作校对。此文完成之后，也刊登在1965年第5期《航空兵器》上，作为校对者之一，我仍然用的“自非”的笔名。 
    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空战中大量地使用了红外线和雷达制导的响尾蛇式和麻雀式空空导弹。台湾国民党空军的美制飞机在进犯大陆领空时，也使用空空导弹。我国仅有早年从苏联引进的无线电波束制导和红外线制导的导弹，前者早已经淘汰，后者仍在使用，但亦很落后了。我们国内研制空空导弹的人才、技术和设备等条件都有很大差距。就人才而言，全所一千来名技术人员中，有十几位直接从部队选派赴苏联留学回来的老技术干部，担任总师、副总师和大部分研究室主任或副主任，还有一、二十名从五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赴苏联留学回来的技术骨干，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国内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配来的，而且以1961年以后的毕业生居多。中苏关系破裂后，不能再靠苏联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而西方国家的巴黎统筹组织（简称“巴统组织”）对所谓的共产党国家实行禁运，更无法从西方直接引进尖端武器和技术。一些参考资料的来源，主要靠科技情报刊物，包括美国宇航局的NASA期刊、PB专利报告等。一些实物样品的来源，是在越南战场和国内被我空军击落的美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残骸现场捡回来的麻雀和响尾蛇空空导弹残骸，组织国内有关单位的技术人员进行测绘、分析和研制。1965年5月28日，就在我们单位，聚集了国内百名以上的技术人员，其中就有在七机部三院工作的我的两位同学，参与对美国麻雀3A型空空导弹残骸的测绘分析工作，号称“528”任务。我和王海剑两人，也为远景规划的需要，到528现场了解并搜集一些必要的资料。以后的1966年3月17日，又组织一次“317”任务，测绘分析的对象是响尾蛇9C和9D型空空导弹的残骸。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逼迫我们只能走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发展道路。人家不是封锁我们、不让我们发展吗？联合国都不让我们进，那就对不起了，顾不了什么知识产权不产权的了。从战场上捡来他的东西，经过我们测绘分析，消化吸收，逆向设计，仿制出来。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人才，进而再经过改进，设计出自己的东西。全所上下都为这一目标而紧张地工作。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和习惯，从周一到周六，不仅白天上班，而且每晚7点半至9点，也都去上班。周日白天休息，晚上还去上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多年。 

（五十四）科技干部充实政工队伍
  
    从1965年的4月到月7，我刚刚接触技术工作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工作上的重大变动。政治部干部科徐异科长找我谈话，通知我说，经党委研究决定调我到政治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我一听，打心里往外不是滋味。谁都明白，踏踏实实干点技术工作是大学毕业生的本分，何况我在技术方面是能够拿得起来的，不愿意再去干那些“万金油”的差事。然而，当时即便是已经摘掉领章帽徽了，“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传统观念，依然在支配我的行为，再说这一年多以来，我头顶上还戴着好几个“光环”呢。 
    到了政治部，我听说，科研单位要从科技人员当中选调一批人担任政工干部，这是聂帅提出的。在我之前已经调上来的技术干部有：干部科的王重林、组织科的史忠民、刘根国、马健民（都是哈军工毕业的）、宣传科的毛世奇（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保密检查科的邰成富（部队中专学校毕业，后改名叫于锋）。此后不久，四清运动开始，又有几个技术员调到政治部，其中就有我的两位同学刘红梅（到组织科）和张文学（到宣传科），我的下一届校友毛心荣（到保卫科）。另外还有两位，袁熙文和宋锡文也调到保卫科。在基层单位也提拔了几个技术员担任副指导员，其中就有彭民德在一室任副指导员。其实，对这种举措，我并不反对。在空军下放的时候，我们中队的指导员就是空勤机械师，任务紧急时他也能上天飞行。我能体会到，一个不懂军事技术和业务工作的政工干部，尤其是在技术兵种、科研单位，是很难胜任的。然而，让我去从事这种工作，我确实有些勉强。我的态度是：心不情愿、组织服从、认真去做。
    政治部各科室在2号院最南边的一栋平房办公，所办公室和所首长，包括政委、所长、副所长以及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都在同一栋平房办公。其它几个所直属机关，包括行政处、器材处和基建处都在后面的几栋平房办公。集体转业后，原来的建制和职能基本没变，只是将行政处原来的军务科撤销，代之以管理科和劳资科，将营房科和军需科改成房产科和供给科。原来的警卫连整建制交给军分区的8239部队，继续执行保密区的警卫任务。
    全所的机构设置，在基层有九个室（研究室）和一个试制车间（后来扩编为试制工厂，下设5个车间）。在机关就是一部四处：政治部、技术处、行政处、器材处和基建处。行政处的管理科下设汽车队、电话班、收发室；供给科管辖几个职工食堂、军人服务社（转业后改为食杂店、粮店……）；卫生科下设一个门诊部（带病房），后来扩建成职工医院。政治部干部科还管着托儿所和幼儿园，后来建立起子弟学校（含小学和初中）；所办下面有个保密室。
    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干部科、保卫科和保密检查科5个科，没有专门的政治部办公室，只设一个秘书。政治部与所办组建一个党支部。我很快感觉到，原来这里是全所一切工作的神经中枢和指挥中心。研究所原来在部队时，是属于师级建制；转业后，属于部属地师级事业单位。它的级别和洛阳市、洛阳地区相当，配备的干部级别都很高。那时，国家规定18级以下是普通国家干部，17级以上是领导干部，13级以上是高级干部。政委赵巨明原来是大校，转业定为行政10级，所长朱辉是上校11级，副所长王秀山是中校12级。政治部主任杨俊是上校11级，副主任刘增辉是中校13级。组织科长李吉甫、宣传科长王德才都是14级，干部科长徐异、保卫科长张德俊都是15级，保密检查科张吕全禄16级。总设计师何培明14级，副总设计师刘永恒15级。行政处长张梦林12级，基建处长李华13级，器材处长赵慧民14级，技术处长饶行之15级。各个处的很多科长以及研究室的不少主任和指导员都是15级，而六室的主任黄彬和指导员葛宪勋都是14级。最早在国防科委各院、所刚成立时，由于研究室一级都是团级建制，政工主官都是设政委。后来聂帅提出，为防止政委权限过大，干预室主任的技术管理，将研究室政委一律改为指导员，级别仍是团职。
    宣传科长王德才原来是沈阳炮校的政治教员，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都很不错。对科里每个人的工作都有原则上的安排，但对具体工作情况过问较少。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独立工作能力，用不着领导事必躬亲。我来科里时，全科共有9人，三位老宣传干事陈志琪、王觉民和郭民治都是从守备22师过来的。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有刘开云，以宣传画为特长，古德煌（大家称其“阿古”，也是从22师过来的）和毕玉燕负责电影放映和广播音响。再有就是毛世奇和我了。毛世奇是韶山人，是毛主席的堂侄孙。其父毛远耀是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 

（五十五）四清运动
 
    我到政治部不久，所内开始搞四清运动，又称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正常的科研生产工作不停，但四清运动是所党委的中心工作，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都要转到四清运动方面来。党委从全所抽调人员成立四清办公室，我和毛世奇、王重林等都被抽到四清办公室工作，我和毛被分配到秘书组。吕全禄科长任四清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组组长。根据中央文件的要求，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最后要按四清的标准，把人们，主要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划分为好的（一类）、比较好的（二类）、有问题的（三类）和问题严重的（四类）。办公室人员开会先学习中央文件精神，任四清办公室副主任的李吉甫科长对大家说，来四清办公室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四清”的。要求大家率先对照文件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轻装上阵。
    在四清办公室我第一次接触到红头《中共中央文件》，凡是发至县团级的（甚至有个别发至省军级的）中央文件都会发到秘书组。对照每天出版的党报（《人民日报》）、军报（《解放军报》）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我开始懂得了，主流媒体每天报导的内容都离不开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吕科长安排我主要搞文字工作，此后所内上报下发的《四清运动简报》，大部分都出自我手。吕科长在文秘方面的工作是老经验了，所里的中心运动办公室都有他的份。他是沈阳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人。他自己跟我说，他是“解放兵”。辽沈战役开始前，他曾是“国军”青年军的兵，刚一开战，他就被解放到“共军”来了。
    按上级规定，每个人都要按四清的要求检查自己，首先从领导班子做起。我们的上级机关第六研究院向所里派驻一个很大的四清工作队，队长是院务部余启龙部长，行政9级干部。他曾经担任过守备22师师长、汕头守备区司令员，大校军衔。副队长是六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端祥、宣传部部长赵承文、科技部处长苏大鲁。队员有院直各部门的干部、还有从一所、六所等兄弟单位抽调来的人员。三机部孙志远部长则率领一个庞大的四清工作团常驻西安，领导三机部所属西北各厂所的四清运动。按分片管理的原则，我们这里的《四清运动简报》都要直接上报西安四清工作团。
    首先召开全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动员中层干部给所党委领导提批评意见，叫中层干部“鸣放”会议。为了消除大家对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顾虑，四清工作队领导反复强调，这次“鸣放”会议，坚决执行“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 政策，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帮助所党委领导改正缺点错误——“洗澡下楼”。对“所党委领导”，则特指并限定在政委赵巨明、所长朱辉、副所长王秀山、政治部主任杨俊和总设计师何培明等五名党委常委范围内。另有一位新调来不久的副所长蔡克非（中校转业，四级工程师），则回原单位陕西三〇所参加四清运动。中层干部鸣放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列席会议。这种单位的中层干部几乎没有党外人士，都是团以上的行政和技术干部。给我的感觉，所提出的意见应该说都很中肯，不偏激。没有政治方面的问题，也没有经济上的问题，更没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具体工作上的意见。记得有些行政干部对朱所长提出的行政部门要“为科研工作者服务”的口号和要求，情绪颇多。他们说，要我们“为科研工作服务”，没意见；要我们“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接受不了……。其实后来我弄清楚了，原来“为科研工作者服务”的口号，并不是朱辉所长的“发明创造”，而是聂帅提出来的。我还听到基建处的一位科长，批评某位领导同志斗志衰退：“从大城市调来洛阳工作，留恋大城市，不安心这里的生活条件。嫌住宅设施简陋，非要求把卫生间的蹲便器砸掉，改成坐便器不可。请问××同志，难道你用蹲便器就拉不出屎来？”这大概算是最为尖锐的一条意见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中层干部“鸣放” 会议结束后，5位所领导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对照检查自己，并拿出整改意见，逐个在大会上通过“下楼”。最早“下楼”的是分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副所长王秀山，一位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平时工作勤勤恳恳，平易近人，很快就获得通过。资历最老的当属所长朱辉，老清华的学生，曾经是姚依林的同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脱党，影响了职务和级别。曾经在北航老干部“特别班”进修过，颇有些学者风度。政委赵巨明和政治部主任杨俊都是抗战初期从学校参军的老干部。唯有总师何培明是从部队选派赴苏联如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留学回来的老技术干部。在四清工作队的主持下，几位领导也都一一地通过“下楼”。我感觉六院四清工作队的政策水平还是很不错的，批评、检查都很认真，不敷衍；但也没有抓住不放、无限上纲。最后也用不着用四类标准对干部一一划类排队。 
      接下来，中层干部都回自己的单位，听取本单位群众的批评意见，然后“顺水洗手洗澡”。全所50多名中层干部，历史上不知经历多少次政审了，哪还有什么政治问题。财务制度钉是钉铆是铆，严格得很，也没有揭出什么经济问题，都顺利通过了。 
   最后轮到一般干部和群众，强调正面教育，只讲“顺水洗手”。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最后“清”出来两个技术员——张夏和马永先，都是属于对现实社会有不满言论和文字记录（日记）的。还没来得及定成“四类”人，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两个人自然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批斗、“蹲牛棚”、劳动改造的命运。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之后，得以彻底平反。
    历时七、八个月的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到了后期整改阶段，从各研究室技术人员中，提拔了一批副政治指导员，除一室的彭民德以外、还有二室的张怀耀、四室的韩盛聪、五室的周景炘、六室的黄国梁、八室的王新民、九室的吕邦正等。同时还提拔几名年轻的技术员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不久，六室老资格的指导员葛宪勋调任政治部副主任。   

                 （五十六）春节“百家饭” 
 
    自从1964年4月，我到工作岗位上第一次领到工资后，便给姐姐寄回40元钱，也给母亲买了一双高腰厚袜寄回去。到了1966年的春节，虽然我惦记母亲和姐姐，但是我依然没有回姐姐家去过年。机关的男集体宿舍在3号院18栋平房，17栋是全所女单身宿舍，研究室的男单身都住在2号院新建的集体宿舍大楼内。政治部留在所里过春节的4、5个单身汉，除夕夜都在宿舍打扑克玩。本来食堂给准备了包饺子的面和馅儿，通知个人领回去自己包饺子，留待大年初一早晨煮着吃。我自己什么厨具都没有，就没去领，玩的很晚才睡觉。初一早起去食堂一看，没有饭吃。自己走到小街去找饭店，8、9点钟还没开门。等到10点，有一家“廿饭店”开门了。他家的小笼灌汤包非常好吃，我就买了两屉小笼包子，权当大年初一的饺子了。口中感到很解馋，心中却未免颇感凄楚……我28岁的大年初一竟是过得这般孤独。好在政治部的几个留下过年的单身汉，在初一、初二和初三的下午，王德才、徐异和张德俊三位科长，轮流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吃饭。这似乎成了这个单位的传统。此后一直到1973年我有了自己的家，这7、8年中，几乎每年春节，我都是在那一、二十位同志们的“百家饭”中度过的。至今在我的内心深处，都念念不忘他们对我的深切关怀和盛情款待。   

             （五十七）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65-1966年的冬春之交，在文艺界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继而又公开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中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并点名指出该专栏是由北京市三位领导干部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以合署笔名吴南星撰文。接着在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定为“彭罗陆扬反党集团”。
    有关彭真的问题，所内最初先在中层干部范围内传达。不知为什么，吕科长让我去参加中层干部讨论这个事件的会议，也许是想借机让我知道这个事件。听到这些很不希望出现的消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本来所内刚刚要制定四清以后各方面的整改措施，中央于5月16日在内部发出“五一六”通知，“人民日报”于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场势不可挡的大风大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工作秩序。我原以为这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一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群众运动。后来看到越发展越大，又看到孙志远部长特意从西安传来电话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清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感到来势凶猛，不可预测。说实在的，那时中央委员一级的高级干部可能会有所感悟；然而在基层，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有预感到会是个什么样的未来。还就是听到我的好友王重林同志敏感地在下面跟我说了一句话：“看样子四清要往高层发展了！”
    从北京传来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上街搞破四旧活动的消息，很快洛阳市的学生也开始带头上街行动。那时所内领导的思想仍然是求稳怕乱，顺势也组织青年，包括政治部的青年人，戴上红卫兵袖章，利用业余时间上街搞宣传活动，主要还是想维持秩序。出发前，赵政委亲自过问。见我没戴红袖章，关切地问我:“李涵葵，你怎么没戴红袖章？”我说：“政委，我没资格戴呀。”“啊！”他恍然明白了，“你家庭出身成分高”……那个时侯，“血统论”的呼声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传单满天飞，尽管我的领导和周围同志并未另眼看我，我也不会去凑那个热闹。说实在的，多少年来，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我没有背过包袱。无论在学生时代，还是参加工作后，我的简历、我的工作、我的为人，都令许多人不相信我有这么一个家庭出身的背景。就在我来到研究所工作、赵政委认识我之后不久，有一次在俱乐部看电影，他坐在我的前排。回头看见我，就和我闲聊，问我：“李涵葵，你也是干部子弟吧？”我说：“我可不是干部子弟，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说：“这没关系，我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可是，红卫兵一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所内上上下下领导干部都不太希望波及到所内。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快，红卫兵也开始在家属院中对少数出身成分较为复杂一点的家庭采取“除四旧”的行动；一些揭发和批判职工群众中类似“三家村”言行的大字报也开始出现。那时所里在北京出差的人很多，传回北京高校出现矛头指向学校党委领导的大字报的消息。很快所内也有人带头给党委领导贴大字报，引起工作队和所党委领导的高度关注，并出现了以群众签名大字报的形式围攻这些人的局面。8月初，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结束后，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重大变化。林彪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的名字被排在大后面，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极大震动。
    不久，四清工作队奉命撤回北京。我们的四清办公室权且改为文革办公室，随之开始组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按着北京的模式，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是各单位由群众民主选举出来、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群众组织。第一步先选出文革筹委会。我们作为北京以外的单位，党委尚未瘫痪，自然由党委提名文革筹委会候选人名单。但此时的党委领导，头脑很清醒。筹委会委员大多是各单位的普通群众代表，只有少数几个基层和机关的领导干部。所一级的领导都不参加。提名的候选人基本上都是“根红苗正”，避免有人在大字报上质询党委“执行什么样的阶级路线”、“政治部重用什么阶级出身的人”……这当然也勾起我思想中埋怨党委领导，为什么偏把我这个出身成分这么高、又很不情愿改行政治工作的人“重用”到政治部来？我当然也替那些“红眼病”患者们惋惜。想当初若能把你们调到政治部来，不管能否胜任得了，至少可以过一下“被重用”的瘾吧。
    为文革筹委会候选人准备简历介绍材料等工作自然又落到我们文革办公室，吕科长便把这件事安排给我。就我这爱叫真的性格，又令我作了件该作又不该作的事。有一位被提名候选人的处长，由该处送来一份处长的简历介绍，上面写着“×××同志，19××年参加29军，后一直在部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见到这段简介，我立刻敏感到为其写简历的人，是有意隐瞒了一段不该隐瞒的历史。这位处长是在抗战时期先参加了国民党宋哲元的29军，后来起义参加了八路军。对他的这段历史，一般群众不知道，只有政工部门和少数干部能了解。若按上述这种写法介绍，显然有“打马虎眼”之虞，让一般不了解真相的人看不出其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这段历史。尽管29军在卢沟桥事变中有着打响抗击日本侵略军第一枪的光荣历史，但在那个推崇纯而又纯的“红五类”的年代里，这段历史岂能不影响选票？反过来讲，如果就按该处报上来的简历介绍出去，万一被细心的知情者指出来，那不仅会对这位处长本人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必定引发广大群众对党委的不满。鉴于此，我请示吕科长，他非常精明，指示我去与该处协调。我到了那个处，写这份简历材料的同志又把我推去与处长本人商量。处长态度挺干脆，他说具体情况档案里都有，你们就看着改吧。我回到办公室，吕科长说，这点事还翻什么档案，他这级干部档案还在北京六院政治部干部部保存着。让我给他改一下，上报党委批准下发就行了。我提笔给他加了十个字：“×××同志，19××年参加国民党29军，后起义参加八路军，一直在部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吕科长一字没改，连同所有候选人简历，一并报党委审核后，打印下发。“官办”的文革筹委会，等额选举，候选人自然全都当选。主任是八室新提的副指导员王新民，副主任是三室一位普通的技术员居乃志。委员中有几位中层干部，除那位处长外，还有二室指导员王清义、八室主任李威，都是所党委委员。忙完了这件事，我自我反思，我干嘛这么较真？   

                       （五十八）1025大会 
 
    1966年10月份，接六院文革筹委会通知，25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原国防部第五、六、七、十院革命群众声讨“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搞“部院合并”大阴谋大会。这项活动得到广泛响应，所里文革筹委会组织代表参加。有朱辉所长、筹委会委员李威、王清义、张东云，吕科长派我携带录音机参与工作。六院位于安外大街北苑大院的北院，南院是炮兵第二研究所。我们住在原来的将军楼改成的高级招待所，六院所属各研究所的领导和代表均已到达。余启龙部长就住在与我们毗邻的将军楼，得知我们来了，到招待所来看我们，并请我们到他家作客。 
    在开大会之前，大家集中在一起，由院直文革筹委会负责人介绍大会准备情况。副院长徐立行、院政治部副主任王工学等领导都到会讲话。国家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早在1956年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承担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任务，隶属于国防科委直接管辖。后于1961年，又建立国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分别承担航空、舰艇、电子装备的研究设计任务，归属国防科委直接管辖。这些研究院统属军队序列，在统筹规划、战术技术协调、人力资源、物资保障等各方面都按照军事标准实施，在短短几年内，在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过程中，出成果、出人才，有明显效果。相应的军工生产企业则分别归属第三、第六、第四机械工业部管辖，属地方建制，归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领导。现在想来，可能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产品的试制和批生产之间的衔接不顺，甚至在管理层面互相掣肘，致使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及产品产业化过程较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5年6月1日，中央军委一道命令，将五、六、七、十院20万人全部集体转业，五院就地转为七机部，其它六、七、十院分别划归三、六、四机部建制。事情来得突然，下面意见很大。当时是由罗瑞卿主管此事，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罗瑞卿已被打倒，大家借机起来造罗瑞卿的反，矛头只能指向国防工办（不敢再往上指），追究罗瑞卿的责任。
    10月25日晚上，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每个大会发言，都伴随着激烈的口号声，不时地质问国防工办的领导回答问题。时任国防工办主任的赵尔陆没到会，只有副主任郑汉涛略作一些解释。每解释一次都会招来群众更为严厉地质询。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群众敢于对中央国家机关领导持以如此激烈的对立情绪，第一次领略了首都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气氛。大会一直开到深夜，提出请求赵尔陆主任接见革命群众回答问题的要求后，宣布休会。我和张东云两人一直只管在后台录音。后来，人们把这次大会称为“1025大会”。会后，人们一面继续准备各种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材料，一面等待赵尔陆的接见。实际上，赵尔陆根本不可能出面解答问题。因为如此重大的问题，不要说赵尔陆，就是罗瑞卿也不敢自作主张。人们不过借此机会，痛打“死老虎”（对不起，我请求罗瑞卿大将在天之灵原谅我用了这么一个词），以求中央领导的足够重视，接受大家的请求，重新回归军队序列。
    “1025大会”之后不久，我们所的代表都返回洛阳，唯有我一人留下作为联络员。在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偶尔返回洛阳，沟通信息。彼时的北京到处是红卫兵大串联的身影，全市的公交车对外地来京串联和准备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学生免费开放。应该说，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尚未变坏。六院也腾出一些房间开始接收外地来京学生，免费吃住。期间遇上两次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六院也要派一些人参与组织红卫兵队伍一起接受检阅，我也去参加了。第一次是红卫兵排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检阅。这种方式效果不理想。好多红卫兵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个头很矮，拥挤的队伍通过天安门时，他们根本看不见天安门上毛主席的身影。我看到有不少孩子只是闭着眼睛连续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嗓子都喊哑了。他们虽然没看到毛主席的形象，肯定心里也觉得无上荣幸了。第二次改变了检阅方式，将红卫兵安排在东长安街南北两侧人行道边坐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乘敞篷车分南北两队沿东长安街自西向东缓慢驶过。所乘车辆全是清一色的北京敞篷吉普。这次可让大家近距离看得清清楚楚，特别荣幸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乘的车，正好在我们所在的东长安街北侧这一边通过。
    社会上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已经不只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垂直向上矛头直指各级领导，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城内大街上的游行队伍到处可见。“1025”的组织者，在一天下午下班时间，组织群众队伍到国防部北大门，要求国防工办赵尔陆主任出来接见，引起更大的轰动效应，以求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这种重大行动，在平时是想也不敢想。可在那时，谁也不觉稀奇。   

                       （五十九）1225座谈会
 
    在导弹家族中，空空导弹无疑算是个小弟弟。然而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空战中，载机、导弹和目标飞机三者同时在高速机动飞行的条件下，要使导弹精确命中目标，其中的制导、引爆等装置必须设计得小巧精致。在体积、重量方面的要求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这就使其战术技术性能的发挥，受到比其它导弹更大的制约。因此，空空导弹的研制，却因其小而带来特殊的困难。比如，根据对空空导弹飞行轨迹的计算，它对目标的点命中（零距离命中）概率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它在逼近目标时，往往是在离目标最小的距离上，与目标“擦肩而过”。因此，空空导弹的制导系统，必须确保高速机动飞行的导弹与同样高速机动飞行的目标“擦肩而过”时，与目标的相对距离不大于其战斗部的有效作用半径。而其引爆装置，则必须设计成触发式引信和非触发式引信（又称 “近炸引信”）两者兼备，并在其与目标“擦肩而过”的瞬间，能够即时解除保险，精确引爆战斗部，将目标飞机摧毁。在这一点上，无论在理论设计上，或者在技术实现上，都是相当困难的。当年国家为了尽快发展战略导弹以及防空、海防导弹，都相应建立起各个研究设计院，分别承担研制任务。唯独空空导弹，因为它小，就只有一个研究设计所。任务的艰巨与保障的不足，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结合“1025活动”，我们研究所在六院院直机关举办了一个几年来空空导弹产品研制和型号设计成果的小型展览会，有实物，有图片，有记录电影。邀请军委、国防科委有关领导参观指导，期望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更多关注。由所办秘书吕佩等同志在现场管理。朱老总来参观时，我不在场。后来张爱萍副总长来参观时，我正在现场。借此机会，也把所内准备的对部院合并等有关问题的意见书呈送给他。
    1966年12月中旬，我刚回到洛阳没几天，终于迎来一个好消息。接到六院通知：周总理委托张爱萍副总长，召开有关部院合并问题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时间定于12月25日，地点在北京东直门内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要求我所派代表参加。这一消息令全所振奋，朱辉所长又带领原班人马赶赴北京。在足有一、二百人参加的会议上，会议发言者也都是以大批判开路，带有强烈的火药味道。张爱萍这位儒将，镇定、沉着地主持着会议，不时地邀请二机部钱三强副部长、三机部刘鼎副部长、四机部王铮部长、五机部邱创成部长、七机部刘秉彦副部长……到会听取意见。对所提出的问题，张爱萍不解释、不答复，只讲“向总理报告”。 
    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一天晚上，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原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的唐延杰同志，向与会人员宣布了一个特大喜讯：12月27日，我国第一颗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这使我们这些战斗在国防科研第一线的与会代表们多么巨大的振奋！
    这次座谈会开了将近一周时间，为1967年10月25日毛主席批准聂荣臻副总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把国防科研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重新划归军队序列，成立18个研究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会议结束之前，又出现了一次令我作呕的事件。也不知是哪路造反英杰，趁着郑汉涛副主任来出席会议之机，质问他为什么赵尔陆不来，然后不容郑汉涛分说，就把他驾到一辆卡车上，戴高帽、挂黑牌，后边跟着十几辆卡车，沿着长安大街游街。回到会议厅后，郑汉涛十分沮丧地只说了几句话：“高帽戴了，街也游了，我没什么话说，就等着由军委处理好了……”我说不出什么感觉来，我认为，这不是群众大会，而是总理指示安排的会议，何须如此啊？
    “1225座谈会”结束后，我继续留在北京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有关部院合并的是是非非问题上，反映了以国防科委为代表的各研究院和以国防工办为代表的各军工机械部之间的严重的观点对立。文革期间，各研究院迸发出来的一致呼声，远不是国防工办一方认为“他们就是想要回军队穿军装、待遇高”的狭隘论调。二战以来，世界上尖端科技迅猛发展，西方国家和苏联，无一例外地都把最新技术优先应用于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研发上，致使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谁都明白，和平环境下的军事工业发展原则必须是“多试少产”。对我们这样一个面对国际强大压力和封锁、又是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强大的国防，不仅需要有足够强的生产制造能力，更需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具有优势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强化的管理体系的研发力量，去迎头追赶全球科技创新的浪潮。然而在计划经济年代，以产值为任务主体的工业部门，是无论如何都很难把研发摆在首位的……   

                      （六十）群众组织大分裂 
 
    进入1967年1月，元旦没放假，文革形势日益严峻，北京各单位成立的群众组织，各种名目的“战斗队”、“造反团”到处可见，并且出现互相对立的局面。六院院直内部的群众运动，也开始从单一的“1025”活动，向内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向转化。
    一月下旬，政治部的M干事打来电话，告诉我所内已经成立不少的群众组织，政治部也成立了一个“风雷战斗队”，希望我回所参加他们的战斗队。其实，早在前一个时期我回所里的时候，M就跟我商量，要写点大批判的文章。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想和我一起批判《科研十四条》。我知道，在1961年，为解决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出现的比例失调状况，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又相应地为各行各业制订了一系列条例，包括《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等。其实《科研十四条》的全文我还没有看过，只知道是聂老总主持制定、并于1961年由中央发布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文件的精神对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其中特别强调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M干事找我合作，可能是看中了我的“笔杆子”。但是我这个人写文章要靠“灵感”，没有感觉，只靠抄报纸，写标语口号式的文章，我不会。所以这篇大批判文章没有写。这次他叫我回去，我尊重他这位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同志。恰好所内文革筹委会又派张顺铭委员来北京参加“1025”的后续工作，有他在，我也就趁机返回所里。果然，政治部的大部分干事，包括原四清办公室的王重林、毛世奇，我的两位同学刘红梅、张文学等人都参加了风雷战斗队，负责人是组织科的刘根国。我也就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了。
    所内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也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种活动的矛头已经不是在群众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对准各级“当权派”，尤其是所级领导。虽然由于我们是保密单位，外界的红卫兵尚未进入所内进行大串联，但是，本所在北京、上海等各地出差的人员太多，据财务科的统计称，平均每天有7个人在火车上。所以，北京文革的造反形势，很快就传到所里。党委已经开始难以掌控局面了。三室的政治干事赵今仆同志第一个被戴上高帽，拉到党委门前进行批判。已经撤回北京的原四清工作队也都被召回，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其实平心而论，院工作队的几位老领导，院务部余启龙部长、组织部刘端详部长、宣传部赵承文部长等无论在四清运动中，还是在文革初期的工作中，在政策把握上还是夠稳重的。无奈，正赶上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往北大等高校派驻工作组，“镇压”了群众运动。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作组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革命群众纷纷起来造工作组的反，当然院工作队的几位老领导也难免不受冲击。年事已高的余部长等几位老同志也在党委门前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好在没有出现过火行为。所幸，以余部长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干部为首的工作队，在群众中没有什么积怨，很快就得到谅解，撤回北京。
    最早成立的群众组织都是由研究室的技术人员组成，规模大一些的是“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简称“兵团”），为首者是八室技术员葛顺金，五室技术员苏身榜。其次为“东方红兵团”，为首者是九室的技术员赵玉琦。后来相继成立的规模很大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是以机关干部和工厂工人为主体。和全国一样，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造反派组织，都不愿意当“保皇派”组织（后来周总理指示不要称“保皇派”，可称作“保守派”）。其口号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造反派的标准，是必须能够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的矛头必须指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指向普通群众，不准当权派在背后操纵群众组织的活动……
    政治部的这些同志成立风雷战斗队，以我的想象，是出自对毛主席的崇敬和信赖，不管是理解还是不够理解，都应该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反修防修，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在现实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确存在着。王重林同志不是跟我说过吗，“四清运动要向上层发展了”。同时，每个人心中，主观上也都有一个底线，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对任何人搞体罚或变相体罚，也不应搞一些诸如戴高帽、游街等侮辱人格的行为，更不能搞武斗伤人、打砸抢等一系列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动。但是客观上，北京的现实告诉我，这场运动的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前所未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件都可能发生，不是我们自身的力量和主观愿望能够避免的。M同志总是想，风雷战斗队作为政治部的群众组织，应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减少过火行为的发生。我以为，这个想法固然好，但是从北京的形势来看，我们起不了这种作用。在现实的群众心目中，连国防工办那么高大的部门，都不在话下，我们小小的政治部算个什么？我们能保证自身不会去做一点过火行为，否则，人们肯定会指责“政治部的人还这么干？”我们也无力去制止别人的过火行为，人家会说“你算老几？”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当不了救世主。如果说，我们的言行曾经得到过人们的赞许，那是人家对我们的才干和人品的认可，而不是对我们这些被“重用”到政治部的身份的认可。所以在这场运动中，我们还是以普普通通群众的身份独善其身为好。
    这一年的春节，大概全国都没有放假。在上海市造反派发起“一月风暴”，对市委、市政府全面夺权，建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后，加速各地群众组织的分化、对立和对抗。所内的群众组织也开始分化成以兵团为首的一方和以总部为首的另一方的两大对立势力。互相指责、攻击，抓对方的“辫子”、挖对方的“后台”。按理说，刚刚经过四清运动之后，党委几位主要领导成员都“过了关”，谁也够不上“走资派”，谁也不是黑帮线上的人。但是两派都不敢放松对“当权派”的斗争。当然，要批判刘邓“资反路线”，矛头主要指向赵政委和政治部杨主任。要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矛头主要指向朱辉所长和何培明总师。对副所长王秀山，两派都不批他，他也就一直统抓日常的科研生产和行政后勤工作。还好，不管两大派怎样对立，在我们这个所里，关乎群众日常生活的行政后勤事务，基本运行正常。
    两派经常在大字报上辩论，其成员也常发生面对面的争论。兵团讲究以理服人，总部经常以“力”服人。风雷战斗队的多数人，包括干部科徐异科长、宣传科王德才科长都向着兵团。研究室不少中层干部，包括四清后期新提拔的一室副指导员彭民德等，都站出来支持兵团。有两种人，参加兵团组织颇引人关注：平时表现好的人，人们会说他“政治投机”；挨过批评或受过处分的，人们会说他“伺机报复”。总部有些人就总是以这种眼光到兵团里挑毛病。像彭民德这位头顶戴着一些“光环”的年轻中层干部，参加群众组织与领导站在对立面上的举动，有人颇有微词：“领导提拔你，反而和领导对立”。这些议论，很令我费解。提拔干部原本是组织行为，可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变成了领导个人的恩典，总是期望人家要对领导无原则地感恩戴德、知恩图报。
    其实，所内两大派的对立，乃是社会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河南省，以郑州大学“郑大联委”为核心，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以各大厂矿为主，成立了“河南十大总部”。在洛阳，以农机学院“东方红兵团”和拖拉机厂技校“八一六”为核心，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豫西分社”（又称“豫西派”）。作为现代的重工业城市，十大厂矿也相应成立与省会郑州对应的十大总部。
    我们不太希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兵团站在二七公社一边，总部站在十大总部一边。到了二月份，郑大联委由于冲击省军区，被河南省军区何运洪政委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就这一刀切，整个河南二七公社被打成“反军派”。洛阳市十大总部上街游行示威队伍充满整个中州路，谴责郑大联委的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所内广播室本来是归政治部宣传科管理，自从成立各群众组织以来，广播室对群众开放。不管哪派使用，按先后顺序排队，秩序井然。这次，攻击兵团的广播稿连篇累牍，一些兵团成员退出兵团的声明不绝于耳……
    有人直接攻击风雷战斗队，而且还点了“风雷的李、杜、毛如何如何”。其中的李是指我，杜是指政治部秘书杜飞，毛是指宣传干事毛世奇。我们三个人都不是风雷战斗队的头头，只不过我和杜飞都是地主出身。杜飞比我背景好，是1949年重庆刚一解放就参了军的高中生，老兵。唯独毛世奇无“辫子”可抓，是毛主席同族孙子。为什么呢？既费解，也可以理解。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同志和所办公室、保密室的同志都参加了属于总部的八战团。
    面对当前的形势，我们风雷的几个人怎么也想不通，郑大联委冲击省军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就成了“反军派”？我是不会去发表什么退出风雷的声明的，如果我错了，我担当。M干事宣布退出风雷，参加了八战团。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出卖灵魂”。后来不知是谁把这话传到他耳朵里，我得罪他了。我说错话了，我只能在心里向他道歉。
    所内原来承续部队建制，没有武装部。四清后期建立武装部，由原基建处科长罗银树出任武装部长，只配备一名武装干事谭喜林。当前的形势只能靠武装部出面应付，也难有作为。原来担负警卫任务的8239 部队警卫连，文革开始后已奉命撤走。面对目前的状况，不知受谁之命，该部的部分军人又来所里转了几转，可能也觉得无所作为，再也没来。其实都是多此一举，这里没有洪水猛兽。   

                 （六十一）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一个月后，郑大联委死灰复燃。满大街河南二七的游行队伍，打着“郑大联委，革命组织”的标语，为郑大联委翻案。十大总部赶紧拉着队伍上街灭火。所内，联合兵团的旗帜，在偃旗息鼓一个月后，又举起来了。总部也跟着采取行动，用各种办法、手段急于“灭火”，但是已经压不下去了。兵团没有退出的人马又聚其旗下，并且与东方红兵团合并。各基层单位的研究室、机关都成立了相应名目的小兵团。把原来的松散组织，联合到一起了。兵团的几位领导人物（当时称为“勤务组”）以葛顺金（党员）为首，包括苏身榜、赵玉琦、彭民德（党员、中干）、朱成元、史煦湘等人。他们头脑清醒，讲策略。对总部的“灭火”行动，不与理睬，尽量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坚持斗争大方向，宣传、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委主要领导，进一步内查外调其有无重大历史问题。抓革命，促生产，尽量利用业余时间闹革命。全力支持王秀山副所长的工作……他们与政治部风雷战斗队协商，风雷很支持他们的作法。大家同意，在风雷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向北京兵团”，参加到联合兵团中去。由王重林、刘红梅、刘根国组成勤务组，于锋到联合兵团勤务组作联络员。
    各省、市都陆续成立或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对原来的领导干部都有个“三结合”的问题。在所内对党委主要领导，批判归批判，总不能都打倒。两派各自都派人抓紧对领导干部搞外调。王秀山副所长已经态度明朗地支持兵团，八室主任李威、宣传科长王德才、干部科长徐异等一部分中层干部都已经公开参加兵团的活动。中央已经几次召见河南省的两派代表到北京去，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研究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和意见。所内从北京出差回来的人员，常带回一些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消息。为慎重起见，王重林和刘红梅商量，让我专程去北京更客观地了解一些情况，使我们今后尽量少犯或不犯错误。我到了北京，直接去位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院里的中央上访接待站。那里每天都接待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接待我的人叫郗长忠，40多岁。谈话一开始就问我：
    “从哪来的？”
    “河南洛阳。”
    “你是哪一派?”
    “右派。”
    “自称右派的都不是真正的右派。”
    几句话就让我感到一种轻松的气氛。我俩谈了有半个多小时。有关两派之间的是是非非的问题，他不表态。但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有明确的观点：在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过激过火行动，领导者要多做引导、疏通和劝阻的工作，绝不能轻易上纲上线，“某某组织是非法组织”，戴上“反军”的帽子，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他说，他的这些观点，源自他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你回去可以向你的同志们转达，轻装上阵，不要背包袱。离开之后，我把与郗长忠谈话的内容作了追记，我相信会记下90％以上的内容。返回洛阳，我向大家作了汇报后，又把这次上访中央接待站，接待人郗长忠（有名有姓）的谈话内容公布于众。以前我在北京参加1025活动时，带回来的都是好消息，让大家共同欢喜。这次对不住了，却让“有人欢喜有人忧”了，自然也激起一部分人对我的忌恨。 
       两派组织的形势在继续转化，从总部的“后院”——试制工厂里，杀出一个“第四司令部”，大部分是由青年工人组成的，参加到兵团这边来。上级从地处陕西省的三〇所中分出一个搞遥测技术的研究室，调来我们所。该室群众原来就分成两派，其中称“劲松兵团”的一派群众组织，立马就加入到联合兵团中来。但是他们中有些人的行为过于激进，我很不赞成。他们有两位头头也成为兵团勤务组成员，其中一位叫曹天良，是一位很有智慧、很稳健的人。后来成为我和我们的好朋友。
    两派的严重对立，必将导致武斗的发生。周围有的省份已经动用枪炮了，湖北尤为严重。当时的河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但是也已经用上冷兵器——“苗子枪”（把三角刮刀焊在钢管上）了。洛阳十大总部，就是用这些武器，把拖拉机厂技校的八一六组织（全是技校的学生），围在一栋教学楼内，久攻不下。最后动用大吊车，吊起一个重物，反复撞击大楼的墙壁，硬是撞倒了一面墙……真赶上当年解放战争打巷战了。
    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对国防工业各部和各研究院实行军管，由空军向第六研究院派驻军管会。向我所派驻由空军科研处处长胡良民任组长的军管小组，共有6名成员。他们来之前可能对所内局面有所耳闻，进驻后不公开表露观点，但私下和兵团一方接触较多，并有明显的倾向性看法和建设性的指示意见。后来，因两派对立情绪愈加严重，军管组采取暂时回避政策，离开所内，没交代去向。实际上有人住在洛阳，暗中关注所内事态发展，有人去了郑州。
    所内两派对立气氛日趋紧张，兵团要求自己的成员，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坚持斗争大方向不变。遇到冲突，据理力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总部终于按耐不住，预谋了一次武斗流血事件。有一天晚上，趁兵团在503号楼前聚会时，总部组织一群人，大部分是工人，前来找兵团辩论、寻衅，有选择、有目标地大打出手，使兵团多人，包括政治部的我和毛世奇（那天杜飞不在）受伤。对我和毛世奇俩，是先由房产科的木工师傅S××在现场指责我和毛世奇“你们政治部的人把大家引到这里来干什么？”接下来工厂的杜师傅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地照我们俩打下来。在紧急关头，我下意识地采取一种行动：一面躲闪，一面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这种场面，你们在对一个手无寸铁、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大打出手，和当年镇压革命群众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何区别？我的颈肩部和头部都受伤，上额头在流血。毛世奇伤得比我重，右眼眶外侧肿起一个鸡蛋大的血包。几个同志把我俩护送到门诊部，医生、护士给我们上药。当晚苏身榜也受伤，但他一直没离开队伍，坚持到结束。还有一位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是汽车班长刘清渭，头部被一名总部成员打成内伤，疼痛不止。可能是一种诱发因素，他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脑瘤。手术后又活了十年，1977年脑瘤复发死亡。
    奇怪！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是在信誓旦旦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呼喊声中，势不两立。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究竟是为什么？真是一道难解的命题。 

   【后话  事态平静以后，房产科的那位木工S××见到我，跟我表白：“那天晚上你挨打，我可没动手。”我没搭理他。不是因为我忌恨他，而是因为他的政治品质太差。他不是普通工人，是个党员，木工组长，工头。在后来的1976年“4.5”事件，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总理活动后，“四人帮”严令全国清查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和事。就是这个S××向领导报告，揭发三室技术员古铁宝，曾经在他们木工组向工人“宣讲周总理的八条遗嘱”。古铁宝，一位非常老实厚道的共产党员，曾经在四清办公室和我一道工作过。由于家在农村，两地生活问题解决不了，所里批准他调回家乡。当时，其调动手续已经办好，即准备走人。并且其家乡党组织拟安排他回公社任党委书记。就在这节骨眼上，他遇到这样严重的举报。还没等领导去找他（其实领导也没想去动他），即在宿舍上吊自杀！ 
    对于动手打我的杜师傅，我真的没有忌恨他。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我经常见他，在业务工作上也有过联系。但是我一直与他正常地、友善地交往，像从未发生过那件事一样。我相信他肯定会感受到我的真诚和宽容。】 

（六十二）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为防止武斗升级，中央调派野战军8250部队进驻豫西，他们沿着中州路全副武装浩浩荡荡开进洛阳。公开声称支持和保护河南省的革命造反派。
    7月中旬，考虑到形势的严峻，为了安全起见，王重林和刘红梅让我、毛世奇、王德才科长三个人暂时离开洛阳躲避一下。想起来好笑，仿佛时光倒流，回到解放前夕，逃避敌特的追杀……躲到哪去？毛世奇去了北京，我陪同王科长去了郑州，到我下放当兵的部队空军13师，因为听说派驻我所军管小组中有的同志住在那里。我们到了13师，住在招待所。我先去机务大队一中队，看望了我的诸多老战友。中队长陈国才已经是副大队长了，指导员杨新泰调去教导团工作。在招待所里又遇见机务大队王政委，我向他介绍我的现任领导王科长。都离开两年了，王政委还当着我们科长的面夸奖我：“李涵葵可是下放干部中的五好战士、模范党员哪。”王科长说：“那得感谢你们部队对我们下放干部的培养教育。”来到13师，感觉气氛不一般，好像到了“解放区”，上上下下都是支持河南二七公社的观点。我观察住在招待所里的一些客人，都像是“二七”派。在这里确实遇见了军管小组的一位姓于的同志，他们在这通过空13师——空15军——武汉空军这条线了解整个华中地区的形势。
    没过几天，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 

  【后话  后来我才知道，湖北省两派的武斗严重，动了枪，死了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决策层一致认为，是军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总理亲临武汉，向军区和驻军领导干部讲话，明确指出，“三钢三新”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大联合夺权的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是团结对象。军区和独立师领导对此不服。当时正住在武汉的毛主席又亲自给军区领导做工作，他们仍然不服。谢富治副总理和王力代表中央向群众宣讲这些中央精神，遭到围攻。更为严重的是，有人将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这一绝密消息，透露给“百万雄师”，要他们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独立师的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就在这种“善意的”挑动下，头脑狂热地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并在军区批斗他。周总理紧急调用武汉空军15军空降师部队，赶赴武汉执行警备任务，保卫毛主席的安全，解救谢富治和王力。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河南的问题与湖北紧密相连，因为部队都属于武汉大军区。而13师是隶属于武空的15军建制，因此，13师上上下下支持二七派就可以理解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中央解决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消息后，郑州市的二七公社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支持中央的决定。13师的官兵也整装列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我和王科长也跟在机务大队的队伍里，陈国才副大队长走在最前面。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各地群众游行情况时，点名报导河南二七公社上街游行的消息，这就等于中央顺势也解决了河南的问题，肯定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二七公社胜利了！ 
   
（六十三）疏不清、理还乱
 
    我们回到洛阳，见到大家都很兴奋。可是在兴奋之余，我也在思索着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两大派群众组织为争当造反派，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因为造反派是中央认可的革命左派，是大联合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力量；而保守派只能是团结对象。此乃重大的权利之争。我原本想，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最高指示，大家都应该本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原则，无条件地拥护。然而，实践并非如此。偌大的群体，不平衡、不服气、不甘心，急转弯，能转得过来吗? 决策层的领导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形势。说保守派组织除了少数坏头头以外，都是团结对象，也不要解散。造反派同意吗？所内大总部的群众，面对这种局面，纷纷集会，有人痛哭流涕，愤怒地大骂省军区政委何运洪欺骗了他们，使他们站错了队。他们要上街游行，声讨何运洪。可是二七公社豫西分社对他们发出警告：不允许五所的大总部打着你们的旗帜上街游行，否则不保证你们的安全！无奈他们只能接二连三地到广播室发表退出大总部的声明——大总部垮了。联合兵团作为造反派组织，有几位核心人物，包括葛顺金、苏身榜、彭民德、曹天良等，都是一些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很不错的精英。我们政治部里的几个骨干王重林、刘红梅、于锋、毛世奇等，可以说都是对党和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无论政治品格、工作能力、思想作风都是很过得硬的。所以，兵团的几位勤务组成员，也很愿意与我们政治部的几位同志合作共事，以致互相成为朋友。但是联合兵团毕竟不具备党、团组织和部队那样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里面投机的、复仇的、无政府主义者，什么人都有。竟有人在集体宿舍楼318房间私设公堂，随意审讯对立面的干部或群众，被人恶称为“罪恶的318，五所的‘白公馆’” ……影响极坏。
    这是历史的悲剧。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省、市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个人的职业、身份、理念、动机千差万别。多数人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少数人想借机渔利；有的人想表现自己、作秀，相当多的人因看不惯而奋起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有人想当卫道士，有人想作救世主……如果是限定在一个单位小范围内，就事论事，是非易辨。可是一旦上纲上线，挂到社会上，连到全市、全省甚至全国，划线站队一刀切，那最后必然是疏不清、理还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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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人生 [41楼] 发表于：2011-03-29 09:05
在人生的长河中，像这样的漩涡，安知何其多也？-——漩涡人生
想想：
    我的新的一集迟发为歉。请您帮忙，能否将小标1、2、3、4、5……等与我的第×篇篇序一致起来。多谢了。有何赐教，望复。
                                  漩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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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2楼] 发表于：2011-03-29 10:51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回 41楼(漩涡人生) 的帖子

您说的小标是指什么
没太明白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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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人生 [43楼] 发表于：2011-03-29 13:56
在人生的长河中，像这样的漩涡，安知何其多也？-——漩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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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说的小标是指阿拉伯数字的页码标记。我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是分别在第1和第2页。而第三篇和第四篇都在第3页；第五篇和第六篇都在第4页；新发上去的第七篇在第5页。我是想，能否从第3页起，让每篇占一页，是第几篇就相应地占第几页。我不知道页码号的生成规则，是按篇幅多少自动生成，还是同一标题下的连续文章上传一次产生一个新的页码？如果是前者，请你们帮个忙；如果是后者，我可以自己试一试，把第3页第四篇及以后的各篇重新上传一遍。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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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4楼] 发表于：2011-03-29 14:13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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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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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论是您自己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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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愿意 可以将第三篇后每篇变成十个文章发表一下
然后我将其它网友跟帖删除
这样就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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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人生 [45楼] 发表于：2011-03-29 15:59
在人生的长河中，像这样的漩涡，安知何其多也？-——漩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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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不想麻烦了，就维持原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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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6楼] 发表于：2011-03-29 16:23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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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样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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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人生 [47楼] 发表于：2011-07-16 06:25
在人生的长河中，像这样的漩涡，安知何其多也？-——漩涡人生

回忆录--《漩涡人生》（连载中）    第八篇  风浪年华（漩涡篇）下

              第八篇          风浪年华（漩涡篇）下
 

（六十四）革委会的权威
 

    军管小组回到所里，促进大批判、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当时看来，这都是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的大事。可是，说句实在话，这些事都没办好。
    所级领导赵巨明、朱辉、杨俊都“靠边站”了，接受批判，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每天还要参加劳动改造。其实，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心里都明白，兵团一方，积极批判的是赵巨明和杨俊抵制文革运动，执行资反路线；大总部一方，积极批判的是朱辉执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只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
    对于大联合问题，首先要把保守组织大总部的“坏头头”揪出来，才能团结大多数。这似乎也符合周总理在处理武汉问题时的讲话精神。大总部的一号人物王河岗，是试制工厂无线电工段长，党员。不是坏人，在总部群众中有威望。但是他要为总部围攻、打压兵团的行动负责任，自然也被批判。同时挨批判的，还有几个较为严重的打人凶手。此外还有一位老电工，因为指着林彪的照片说“林彪像猴”；还有一位青年女工，因为在一张纸上（实际上是乱写乱画连成了）“毛主席   死了”几个字，成为反标。这两个人都立马被揪斗。
    联合兵团有少数人可能觉得“造反派”的瘾还没过够，不愿意搞联合，但是兵团的主要骨干都坚定地支持军管组的意见。大总部已经不存在了，为了大联合，他们决定联合兵团整体倒旗。曹天良代表兵团总部宣布倒旗决定的同时，他考虑到，可能个别下属兵团不愿意立马倒旗,于是他就把所有下属兵团的名单全部念了一遍，宣布统统立马倒旗。 
    军管小组是六院军管会派来的，在它的主持下 并报请上级批准，成立五所革命委员会。王秀山作为所一级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出任革委会主任，彭民德任副主任，李威、苏身榜、王德才、史煦湘等任常委/委员。革委会成立的合法性是无毋庸置疑的；但其权威性如何？ 
    应该说，这么大一场政治运动，耗时费力，对科研生产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所内正常的行政生活，供水供电、食堂开饭、汽车运输、物资供应、医疗卫生、幼儿入托、治安保卫等等方面，基本正常运行。这不能不承认，这个单位的部队传统、人员的整体素质是不错的。革委会成立后，在这些日常工作中，毕竟从原来的无政府状态下，变成有管理的运行了。但是在大批判等政治运动方面，革委会的权威有限。通知召开的全所性的群众大会，刚开始时，还有不少人参加。到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少。 
    革委会成立后，所内各基层单位和各职能处也都分别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小组。革委会下设生产指挥部、办事组、政工组等几个机构。政工组由王德才牵头，我们政治部这几个人都是政工组成员。下面又分组织、干部、宣传几部分，分别还是原来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那几个人。此外又建立了红色保卫组和群众专政指挥部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干了些体罚甚至动手打人的坏事，引起许多公愤。 
    其实，如果当初对总部头头王河岗所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给以恰当的评议和适当的批判后，立马吸收他参加革委会，对总部的其他成员也在各级机构中给以适当安排；如果对所级几位领导干部也能早些解放，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那么革委会的权威、全所的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会大好起来，不至于落下那么多的后遗症……当然，这些都是“事后诸葛”的想法，事前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动议。即使有人提出来，也会遭到来自极左方面的强烈反对而根本行不通。那时，我自己也认为，军管小组能促成到当时的那种程度，够可以的了。 
    不久，从北京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聂荣臻副总理为了把国防科研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重新划归军队序列，成立18个研究院的报告——《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于1967年10月25日获得毛主席批准。依据这个报告，六院的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研究院”，下属各研究设计所的序号较原来有很大变动。我们六院五所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一二研究所”（番号），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字二四四部队”，人员暂时先不着装。后来很快就将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发的、戴红领章的毛主席侧面头像和录有毛主席手书“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发放给全所干部和职工。 
    政治部的男单身宿舍都在18栋西半部的几个房间，张文学和我住在一个房间。不久，他和刘红梅这一对大学情侣结婚了。那时候的结婚仪式太简单不过了，就在他（她）们布置得喜庆而简洁的的新房里，由杜飞主持，政治部的、还有其它单位的好友挤满一屋，大家一闹哄，就算结婚了。张文学结婚后，阿古就搬到我的房间。原来宣传科的老同志中，王觉民调回广州，郭民治到新办的子弟学校，陈志琪去筹建六一三所。毛世奇到工厂由无线电工段组建的五车间任领导小组组长。剩下我们这几个人，就忙于应付日常的业务工作。又有一批六六届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分配到所里报到，我们挑选了一位叫赵勇的中专毕业生，有书画才能，借到宣传科来帮助工作。我的北航校友何于琪也分配到我们所来，同时，他的爱人曹华也一同调过来。曹华就是原来的曹淑芬，当年在北航二系当脱产干部，担任六〇级大班党支部书记时，和我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后来到五系，我担任团总支书记时，何于琪是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团总支委员。他们俩来到我们所工作，我又多了两位知音。 
    我已经十分厌倦了文字工作，只想做一点具体的事务工作。我跟着阿古学放电影，“新闻简报”加“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翻来覆去地放。所里一直按照部队的老习惯，每天的作息时间都要用广播喇叭播放军号的声音，还要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我就和张文学、阿古一起动手改造和完善全所的广播系统。由于财务上没有这方面的专用经费，我们就自己想法解决。早在北京参与1025活动期间，作为活动需要，我和阿古商量，趁着院政治部宣传部主管广播放映工作的老吕（他和阿古是原守备22师的老战友）来所里出差的机会，请他帮我们从院里申请下拨两台录音机。他回京后，果然帮我们做到了，我特意专程去院里把录音机提回来。而后在所器材处王克俭助理员的协助下，通过统一订货渠道，帮我们在上海广播器材厂订了一台2×250W定压输出的柜式广播扩音机，费用就从科研经费里划过去了，也没用我们管。有了这些基本条件，我们就腾出一间办公室，在里面间隔出一个3×2.5米2的广播控制室，铺上地板。在柜式广播扩音机旁边，我设计了一个控制台，把录音机、电唱机、电源进线、多路输出电缆、各路控制开关和指示灯都集成在控制台里。还特别设计一对线路，能使广播室和俱乐部两处的广播信号实现相互对传。这样一来，在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俱乐部里开会或演出节目时，就可以将信号通过广播室向全所或所内需要转播的场所播出。广播室和控制台都是由行政处安排木工组来施工制作的，其中的连线、控制开关、指示灯等器材都是从器材处仓库领取，由我们几个人自己动手安装焊接的。广播线路要覆盖全所几个院，外线架设的工程量较大，就交给王河岗带着几位工人师傅完成了。在各大楼内的各楼层楼道，尽量不走明线，都是我和张文学、阿古亲自爬到吊顶板之上的夹层内敷设的，每爬一次，都蹭得一脸一身的灰。由于扩音机是设置成120伏定压输出，在终端线路和每个扬声器之间，必须配备一个线间变压器。我去五室找专门搞磁性元件设计的宋倩茹求援，她很痛快就答应帮我们做。没几天，几十个变压器就交给我们了。装上去一试，完全合用。就这样，我们把全新的广播系统建立起来，运行得很好。自己也觉得是为所里做了件实事。 

（六十五）漩涡的感悟
  
    我们研究所的位置正是当年大军阀吴佩孚的兵营，地势较高。南侧是市体育场和生产蔬菜的下池生产大队。穿过这片菜地，距离我们所南围墙大约不到一公里，就是洛河。黄澄澄的河水，虽然含泥沙量很大，但在炎热的夏季，却是唯一的野浴场所。1968年的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为了响应毛主席到大江大河中去游泳的号召，所里组织大家到洛河参加游泳活动。我虽然会游一点，但游不太远。洛河水自西向东流，我从北岸下河。在离河岸三米远的地方，水深到腰。我展开两臂平伸，脚踩河底，试探周围水深。当我面向河岸，慢慢向左移动时，发现上游水位变深，已经没过我的双肩。这时我想退回来，但感觉水下有一股力量，作用在我的小腿上，将我向深处拉，使我退不回来。我来不及思索为什么，几乎是本能地双脚一蹬，使身体浮在水面上，蛙泳到岸边……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上游的河水流下来，当河流底层的水流遇到地势较高的河床的阻力时，便产生回流，一股向上游流动的暗流，从而形成了局部的水下漩涡。这是在水面上既观察不到，又感受不到的。我由此联想，似有感悟：在人生的长河中，像这样的漩涡，安知何其多也！漩涡是躲不过去的，只能冷静地、从容地、果断地面对它，才能够战胜它！ 
    1968年下半年，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重要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的命题没有什么毛病，因为我国宪法早就规定了，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是工人阶级必须通过他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一切，而不是工人领导一切。姚文元把这一本来不成问题的命题搬出来，实质上是不仅把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甚至把广大干部（包括党员干部）都统统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给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在内的、特别是解放后由共产党亲手培养出来的广大知识分子，又一次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从而社会上出现了流行于当时的“臭老九”的名声，其实，那纯属知识分子们心有怨气，臆造出来自己嘲弄自己的绰号。为什么排行“老九”？是因为当时媒体上经常被点的就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八类反面人群，于是知识分子们就自嘲地把自己排在第九位，当上“臭老九”了。 
    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上面决定对科研单位都要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照洛阳市的统一安排，由洛阳矿山机械厂向我所派来工宣队。这样一来，军管小组也不便一直留在所内，就逐渐地往回撤。驻所工宣队的总负责人叫陈宏伟，副手姓钱。这两位工人师傅讲话、办事还是很有些工作能力，讲究政策的。所内各机关和基层也都有工宣队员分片联系和管理，那些具体人员的水平就参差不齐了。听说矿山机械厂在组建工宣队的时候，就曾经泛泛地征求“愿意去六一二研究所当工宣队员的举手报名”。分配到我们政治部来的就是一位刚复原不久当了工人的年轻人，说起话来咋咋呼呼。我在下面随口说了一句“工龄还没有我党龄长呢，跑这来指手画脚。”这话可能被打小报告的人汇报上去了，又记我一笔黑账。 
    中央要求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所里在毗邻黄河南岸的孟津县老城公社建立一个五七农场。第一批下放农场劳动锻炼的人员，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确定了大约七、八十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部分中层干部，成立一个“五七连队”。革委会副主任彭民德出任指导员，九室的技术员姚佩良出任连长。应该说，广大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有一股积极报名下放锻炼的热情，但是领导没批准我去。政治部王重林、史忠民等得以参加了五七连队，王重林担任二排排长，史忠民任班长。 
    按上边规定，六六届毕业的大学生和中专生，都要下放锻炼一年。分配到我们所的大学生一律去38军下放，何于琪也去了。中专生去包钢下放，赵勇也随同他们一起去包头，我们到车站为他送行。在六六届的大学生中，有一位哈尔滨军工毕业的仲伟佳，原来是军工红色造反团的。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分成了“山上派”和“山下派”。山上派是掌权派，派性闹得很厉害。哈军工的两个人，带着黑龙江省公安军管会的介绍信，并经过第六研究院军管会签章同意，来我们所要求将属于山下派的仲伟佳带回哈军工办学习班，检查交待问题。革委会和工宣队认为，有对方省公安和六院军管会的批示，我方不宜拒绝。苏身榜找我和八室的韩光寿，让我俩和一位工宣队的师傅，陪同哈军工派来的人一道去38军协商，能否同意放人。我们一行五人，来到38军113师的驻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专管下放锻炼大学生工作的高科长。对这件事，他态度谨慎，说关系到下放大学生的事，必须向上级请示后才能答复我们。在等待答复期间，高科长告诉我们，部队从首长到战士，对这批下放锻炼的大学生印象非常好。他们无论在学习、军训、劳动和文体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等各方面，都远不是部队里许多同志原来想象中的知识分子那种娇柔清高、脱离实际的形象。他们在和部队周围的社员群众共同劳动中，涌现出一些被群众认可的好人好事。有一位社员不慎将锄头掉入井中，一位大学生毅然下到井里把锄头给捞上来。一件看起来并不算大的小事，却被编成了文娱节目《下井捞锄》进行演出……高科长一再强调，这些大学生都是国家的宝贵人才。他们来部队下放锻炼，我们要保护好他们。对于仲伟佳的问题，他坦率地说，他本人不同意放他走，担心这件事受到派性的影响。但是最终还是要按照上级决定来办。 
    高科长还带领我们去参观由中央军委命名的113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就是这个医疗条件连一个县医院都不如的师卫生科，不久前为农村妇女张秋菊摘除了一个90斤重的特大腹部肿瘤，创造了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到先进卫生科的展室参观时，见到那颗被摘除的大肿瘤，还保存在一个大盆里，它的体积和大洗衣盆一般大。 
    113师政治部经请示38军政治部、军政治部又请示军区政治部，最终答复的意见是：只要有黑龙江省公安军管会或六院军管会两者之一盖章批准，就必须放人。高科长毕竟是个军人，向我们通报了上级的意见后，立即安排购买火车票，通知所在连队，让仲伟佳来师部报到。他同时向哈军工来的人表示，“我们按上级指示放人，要求你们一定要按政策办事，保证仲伟佳的安全，尽快让其返回原单位。”高科长认识仲伟佳，说他身强力壮，长得很魁梧。为保障让他顺利上车，还特意安排两个侦察兵护送他进车厢。仲伟佳来后，高科长详细跟他谈了这件事以及单位、部队和上级领导处理此事的意见。要求他相信组织、相信群众，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有什么问题，尽快说清楚，欢迎你早日回来。这是我第一次和仲伟佳见面，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虽然对哈军工的做法很不情愿，但是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我们当时商定，由韩光寿陪同他们送到北京，我和工宣队的师傅留下。高科长已经安排好车辆，他本人和我们一同送他们到车站上车。临行前，仲伟佳的同学们都来送他。他特别与同学王喜堂做了些交待，并把手表摘下交给了王喜堂。  

    【后话  仲伟佳，哈尔滨人，一条东北硬汉，也算是我的同乡。数月后被放回来了，我惦记他受没受到虐待，他告诉我没有。他原本是在七室工作，但是所里让他先去一车间干活，他二话没说就去了一车间。人很能干，与车间工人和干部关系也搞得不错。后来在车间当调度，我下到七室当技术员后，常去一车间和他打交道。后来落实政策，让他回研究室工作。那时七室成立新专业组——九组，我当组长。他很愿意到我这个组里来，我也很想要他过来。就这样，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年。十年动乱后，我出任七室副主任，调他到室里担任技术助理。我们无论是在工作上的配合,还是个人关系方面的相处都很好。改革开放后，单位成立经营处，调他去任处长。】 

    高科长对待包括仲伟佳在内的这批新毕业大学生的态度，可以说代表了38军的观念，很令我耳目一新。送走了仲伟佳一行后，怀着这种心态，促使我多留两天，和工宣队的师傅到他们下放的各个连队去走走、看看。每到一处，在见面会上，都听到许多他们对所里领导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就是对他们关心不够。我心里明白，他们的意见都对，但是我没有资格解释和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在会下，他们又像对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向我打听他们想要了解的所内的一切一切。也听到他们向我讲述38军和113师的各级首长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和关爱的一些故事……在返回洛阳的路上，我思索着，回到所里，我的这些感受向谁去汇报？现在还有谁有能力关心这样的事呢？我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是太“自作多情”了！ 

（六十六）迷途未远  今是昨非 
     
    我有一位在青冈初中的同班同学叫朱春，现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他和我有类似的经历。从初三开始，我转学到齐齐哈尔三中读初三，又在齐齐哈尔实验中学读完高中；他转学到哈尔滨三中读初三，并继续读完高中。1957年他考入清华，我考入北航。我们俩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在大学时又都担任过学校的学生干部。他告诉我，毕业前，有朋友提醒他，出身不好，以后不要在政工方面发展，要在技术方面发展。所以，他就一直在技术岗位工作，发展得很好。我毕业后，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启发，只知道“组织服从、认真工作”。结果……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
非。”我很想重返技术岗位，可是还没来得及启动，却出现了一件大事。就在我去38军出差回来后，刘红梅向我通报，工宣队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在一次小规模的会议上公开讲，“某一位所领导的家属、老干部LH同志向工宣队反映革委会政工组李涵葵的问题：土改时她曾在李涵葵家乡工作过，曾是李涵葵那个村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李家的地主成分就是她给划定的。李涵葵来到这个所后见到她，就认出来她是当年的LH。文革中，李涵葵利用机会，对她搞了一次审查。审查后，当她离开办公室下楼梯时，有人从后面蒙上她的眼睛，打了她一顿。这是李涵葵对她搞阶级报复……”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我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刘红梅告诉我，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全所的震惊。她说很多人都来问她，她向大家慷慨陈词：“说李涵葵干这种事，打死我都不信。”我冷静下来思考，刘红梅的态度代表了我周围那些对我非常了解、非常信任的同志和朋友，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和庆幸。文革造成的两大派如此严重的对立甚至仇恨的情绪，使有些人巴不得将此当真。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感到疑惑。对我来说，无论于私于公，这都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使我不能沉默，必须认真对待。我先和王重林、刘红梅等人一起回忆一下这件事的历史背景。 
    一年以前的1967年下半年，革委会尚未成立，联合兵团正在开展对资反路线的大批判。我们的“向北京兵团”要准备一次对所领导的批判会，让我和王重林各写一篇批判稿。我俩的笔风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从不写那些空洞的、标语口号式的文章；要写就写摆事实、讲道理的稿子。为此，我们很想知道，在激烈的斗争形势下，所领导有没有暗中通过所办秘书操控群众组织、对抗群众运动的行为。于是就想到找其夫人LH同志谈一次话，了解一下情况。LH是一位参加革命资历很老、在外单位任职的同志。由于健康原因，前几年就离休在家。经大家商议确定，这次由我出面和一室红旗兵团联系，请他们出3、4个人和我一起找她谈话。地点就在他们一室的一间办公室（位于2号院宿舍楼西配楼2楼），时间安排在白天上班时间。由我打电话通知LH过来了解一些情况。总共谈话时间不长，LH同志也很配合。大约30—40分钟的样子，谈完了我们就请她回去了。他走后，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动，就在原地又商议了一阵子才散去。与她谈话的办公室就在楼梯的旁边，我们也没听到任何异常的动静。她的家住在3号院，离我们谈话的地方也只有5分钟的行走路程。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也没有听到她本人或其他任何人反映她当时下楼被打的情况。至于说她在我们家乡、我的出生地黑龙江省依安县工作过，我从前不可能认识她。依安于1945年解放，1947年土改时，我是个9岁的孩子。我们家一直住在城里，从未在农村住过。1949年我11岁时，全家离开依安，迁回原籍青冈县。此后几十年内没回去过。来到六院五所第一次见到这位所领导和LH时，我已经27岁，距家乡解放和土改那个年代已经过去20年了。在与他（她）两人闲聊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黑龙江青冈，出生在依安。LH 很高兴地告诉我，说她去过依安。刚解放时，她曾在依安县委办公室工作过。还告诉我，现在六院政治部的曾主任，就是当时的县委曾书记。听她这样一讲，使我感到很亲切，也很好奇，因为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当时和我家同住在县城东南隅南三道街一个院落里、和父亲非常要好的闫叔家的大女儿，我称她闫大姐，嫁给县里的一位刘政委了。LH说，这两个人她都很熟悉，现在就在北京工作。说实在的，还就是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我在后来去北京时，与阔别20余年的闫大姐联系上了；并且，在后来有机会路过沈阳时，我又去看望了闫大姐的双亲——我的闫叔和闫嬸。这些都是我家居住在县城的佐证。 
    我不知道LH同志到底是怎样向工宣队反应的情况，我不能、也无权自己去了解与核实。既然是工宣队在公开的会议上讲出去的，我只能把这些内容写成一份书面材料，交给工宣队。队长陈宏伟对我说，工宣队不能未经调查就下结论。我问他，为什么没下结论的事情，就在公开场合讲出去？他说，那不能代表工宣队的意见。我要求工宣队必须把事情真相查清。作为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对老革命干部搞阶级报复，可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刑事犯罪。如果确实是我干了此事，该怎么处罚，我都认。如果没有这事，我要求在哪个范围讲出去的，必须在那个范围说清楚，消除恶劣影响。
    过了一段时间，工宣队没有任何反应。我心中的痛楚，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巨大。所里的人们看我的眼神，有同情，有疑惑，有说不出的冷漠。过去，有人说过我“出身地主，家有钱，花钱买个积极分子”，也有人指桑骂槐，指责“党委重用什么阶级出身的人”……对这些，我都未予理睬。文革以来，我的一切言行，没有违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没干过任何一件违反政策的事。我参加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组织（无论党组织、文革筹委会、群众组织或革委会）安排，没有天马行空的个人行动。可现在，“阶级报复”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这是要断送我的政治生命！有谁能给我做主？气愤之下，我只好把写给工宣队的书面材料公布于众，引起公众的关注，以正视听。让同情的人，宽心；让疑惑的人，清楚；让冷漠的人，思索……可是，这样一来，可能让工宣队为难；也使我与LH同志的对立情绪加剧了。这并非我所期望的。检讨自己，这可能也是我在文革中作的最大错事。客观地想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特别是各级老干部都是个很大的考验。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每一位当权派思想中都有一根“警戒线”。一遇到“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警惕有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眼睛总盯着造反派组织中谁是坏人。不知不觉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受冲击、挨批斗……他们能想得通吗？心里能好受吗？两大派的矛盾尖锐对立，相互的怀疑变成误解，误解演变成仇恨。这绝不是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愿望，更不是我的初衷。我不知道，这种局面何时是个尽头。我真期望有朝一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后记   几年后，这位所领导被上级调往别的单位任职，他们搬家离开612所的时候，我正在无端地受到审查，不便去送他们。若干年后，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我去北京出差。就在王府井大街东来顺饭馆门前的人行道上，我与这位领导和LH同志不期而遇。我们三人颇为感慨，就站在那里聊了至少有半个小时，最后互道珍重分手……我真诚地期望这次意外的相逢，成为我们冰释前嫌的机遇。】  

                                           （六十七）下放——流放 

        1968年末，在第一批下放到农场的五七连队已经进场两个月后，工宣队通知我，要我立即去农场下放。两个月前，我报名参加五七连队，没批准我去。当时，一方面可能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毕业后的第一年就已经到部队下放当兵锻炼了一年。工宣队这次让我一个人半截腰插到五七连队去，岂止是下放，简直是流放。为什么要这样？想必是怕我在所里会继续给他们找麻烦。我二话没说，打起背包，背负着“阶级报复”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就出发了。
        五七农场所在的孟津县老城公社，在洛阳以北，越过邙山20公里处。老城公社是原来的孟津县城，地处黄河南岸，距黄河仅4-5公里。因地势较低，黄河河槽经常滚动，致使县城常被水淹。解放后，县城迁至位于孟津县中部地势较高的邙山岭上的长华，原来的县城就称作老城。在历史上，武王伐纣时，有800诸侯会盟（孟）津的典故，指的就是这里。如今的老城公社已改称会盟镇。
        我们的农场场部，就设在老城公社的东街路北一个宽敞的大院里。大院里套着几个小院落，有很多房间，像是过去的大户庄园。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场部，向姚佩良连长、彭民德指导员和驻场工宣队马师傅报到。先来的同志们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可能他们感觉我同他们一样、又不一样。
        连队把我编入二排，王重林当排长。农场的首期目标是要在黄河河滩上开出百亩稻田，第一步就是翻地。时值数九天，河滩地有10—20公分的冻层。没有农机，只能用铁锹、铁镐刨翻。每三人一组，站成半圆形，三把铁锹，沿着六边形的一半的三个邻边，同时往下砸。砸过冻土层后，再用脚踩下一锹深，然后三人同时用力，一起把半个六面体的冻土翻过来。遇到铁锹砸不动的冻土，就先用镐刨。
        我来之前，已经在河滩上播种了百十亩冬小麦，麦苗已经长出十来公分高了。这里是大雁等候鸟的越冬栖息地，大雁最爱吃麦苗。每天还要派两个人背着猎枪去驱赶大雁。雁群很精明，总有几只值班放哨的大雁，老远见有人靠近，就会发出警报。见人接近到一定距离时，就呼哨而飞走。
        场部院内有一口井，但井水苦咸，不能饮用。院内专门砌了一个盛饮用水的水泥槽。在老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口机井，每天要安排一个班轮流值班，用车去推回饮用水。
        1969年开春后，一部分人在围畦耙地，一部分人准备水稻育秧，我们在王排（王重林）带领下搞水利工程。当地有一条黄河大渠，是这里农业的命脉，流经老城，转向北注入黄河。水渠流向河滩地后，没有固定河床，顺着地势东流西淌，分出多条渠叉。为了引水，有的地段就要架起水泥管路。先打木桩，架起独木桥，再用葫芦吊把水泥管吊上去。既能走人，又可引水。除了葫芦吊以外，也没有别的机械，全是用人工干出来的。有些地段，需要用泥土堆起一段引水槽。河滩地的土质是黄土加沙子，含水量大。一锹挖起来，就是一块块的长方体大泥块。用它堆砌成两条土坝，就正好成为一条引水槽。没有土篮子，大家就用双手把大泥块抱在怀里，运到土坝上。男同志干脆脱掉上衣，赤膊上阵；女同志只好舍得污染她们干净的上衣了。每个人都成了泥人。到了插秧的季节，不少南方的同志会插，北方人多数没干过。这片在河滩上新开垦的稻田里的土质，少数原来长水草的地方，是松软的泥地，容易插；多数地方是沙土地，土质板结，需用手指先戳个洞，再插入秧苗。弯腰曲腿，一天下来，腰酸腿痛。三、四天后，才开始适应了。别看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从小没干过农活，但是插起秧来，左手分秧，右手插苗，横竖成行，不比某些自以为是的人差。到了为稻田除草施肥季节，田里的蚂蝗又长又宽，农民说这是专叮牛的牛蚂蟥。但是它们对人可一点也不客气，没少挨咬，把女同志们吓得直叫娘。
        工宣队老马，虽然平时不苟言笑，但是大家每天的劳动状况，他都看在眼里。技术处副处长仉继光，7级工程师，每天清理厕所的粪便，挑着茅粪罐去积肥。他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挑起茅粪罐，改造旧思想”。九室副主任肖延杰，在伙房当司务长。自己亲自养猪，母猪生仔时，他蹲在猪圈里守到通宵达旦。每天清晨和下午收工回来后，都有人主动清扫庭院。有一次从外面运来一车稻种，停在库房门口，旁边的人见了，都主动去卸车。200来斤重的麻包，一包一包地往里揹。当时我在场，我也去揹。可是我很不争气，当我一步一步挪到库房里时，脸上和身上冷汗下来了。大家见我脸色不好，没再让我揹第二包。打那以后，我有一节胸椎的确做下了病。年轻时遇到阴天就疼痛；到了老年，不是阴天也疼痛。有一位姓史的师傅，也是工宣队领导层的一员。来农场呆了一段时间，临走时跟大家说了些心里话：“来到六一二所，和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触这么长时间，深深感受到，你们与我原来想象的很不一样……”其实，日久见人心，工人们是最讲实际的。                                                                                                  
        有时我们还分期分批地到附近生产队去支农，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过，为了不给社员添麻烦，取消了同住。豫西在河南省算是较为富庶地区，然而农民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他们的一日三餐，早、中餐主要吃窝头或汤面条，就点小菜，有的只是配上一碗盐水拌辣椒末，很少吃馒头、米饭和炒菜。年年岁岁他们从不把晚餐称作“吃晚饭”，都叫“喝汤”，主要是红薯（玉米面）汤。但是，却给我们做面条吃。我们上工前嘱咐房东老大娘，说我们很喜欢喝红薯汤，不要给我们做面条。他们勉强答应我们，可是收工回来一看，还是面条。她们说，喝红薯汤“不顶饥”。
        他们居住的大部分是土房，有的地方住窑洞。黄土高原的土层相当坚硬，用镐刨，一镐一道印，很不易塌方。还有的农民居住得很奇特，从平地往下挖一个很规则的方形深坑，大约4—6米深。在方坑的一侧，或者掏几眼窑洞，或者盖几间房屋。然后，从坑底的某一边，向地面上开通一个斜坡道，作为通向地面上的道路和门户。在某个角落里，还要挖一个渗水井，以防院内积水。当地农民把这称作“窑院”， 特点是冬暖夏凉。
        在农场劳动，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避开所里那些“狗扯羊皮”的事，心里很快活。守着黄河，吃鱼很方便。黄河大鲤鱼是中原地区餐馆里的名肴佳菜。老城公社街内就有一个小水库，里面的鱼很多。当地农民没有吃鱼的习惯。记得毛主席曾说过，陕北人不吃鱼。其实河南的农民也不吃鱼。我们大家弄来几张拉网，下水捕鱼，大大小小的各种鱼捞上来不少。更有意思的是，黄河上游的三门峡水库，有时关闸蓄水，我们这里的黄河河段就几乎断流。这时，一些局部低洼地段就汪成一片片的水泡，很多鱼就被汪在里面。浅一点的水泡就下水用网拉；遇到水深的地方，那时也不讲究环保和生态保护，就用炸药炸。有一次赵勇从包头下放回来，临时到农场来支援劳动。王排就带着我们几个人，下河炸鱼。赵勇是湖南人，水性好，把炸药和雷管装进一个玻璃瓶中，潜水下去放好。把电线拉到岸上距离10来米远的地方，接在起爆器上。准备好了，我在起爆器旁，按下电钮。轰的一声响，炸起的水柱有5、6米高，我脚下的地都有明显的震动。好多鱼都浮在水面上，大家游过去捡鱼。每次打上来的鱼，都交到伙房给大家改善伙食。
        农场组织了一个文娱宣传队，由王排领队，让我参加。有些自己创作的节目，歌词、朗诵诗是让我编写的。王重林的这些良苦用心，我心知肚明。连队制作了一面红旗，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字244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打着这面红旗，走遍了孟津县城长华和老城公社的所有大队，宣传演出十数场。回到所里后，在俱乐部举行一次汇报演出。每个节目间的诗朗诵词，全是由我写的，并且由我和所办秘书张文宪两人朗诵。工宣队领队陈宏伟观看演出后，和我打了个照面。未等我开口，便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能上台演出，说明我们没有认为你有问题。”应该说，他的这番话表明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是为什么还不能在公开场合为我澄清事实？我想，一方面，是他们有自身的难处；另一方面，阻力未必来自老干部LH同志本身，可能是来自其他某些人。  
  
                              （六十八）岁月峥嵘  浪漫苦涩 
 
    第一批下放农场的同志结束下放期，我和大家一同返回所里。尽管心里一直被阴影笼罩着，但日常工作还得照样干。1969年8月底，我和于锋去东北出差外调，他顺路回家探亲。我和他搭个伴。外调任务和文革无关，是干部部门对几个东北籍干部的政治历史和家庭出身成分问题，需要完善几个证明材料。因为那时有个规定，保密单位相互之间的人员往来，业务联系，都必须携带人事材料，否则对方不能接待。
        我们俩先到辽宁，再到黑龙江。回到久违的黑土地上，一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完成任务后，他回五常老家探亲，我就在齐齐哈尔逗留几天。一是到久别的许叔家，看望父亲的义弟、我们全家的恩公许策安先生 。老人饱受摧残的身心，虽有些老态龙钟，但意识清醒。许婶早已过世，平时就只有大嫂在家照顾他。我到家后，恰好五弟克让从加格达奇休假回来。十多年不见，我俩聊起来没完。此后一直到我们都已退休，又在哈尔滨相见时，我才从五弟口中得知，许叔直到最后，是背着“日本特嫌”的历史包袱，走完生命终点的。 
 
    【后记 有一位新浪网友，于2010年8月12日在新浪博客网上看了我的回忆录后，留下这样的帖子：“我看完后一直牵挂好心的许叔和他的后人们，后来都怎么样了？焦急等待博主解答一下。”我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网友对我好心的许叔的热切关注。便在8月13日发了一个回帖，回答他所关注的问题。这位网友看过后，又留下一个帖子：“好人终有好报！‘许叔’的后代都成才了，欣慰。这段应该写进回忆录里。”是的，今天我遵照这位网友的嘱托，将这些内容写在回忆录里。
        在老人身后，我的11位兄弟姐妹中，大哥许克伦是黑龙江省交电公司的一名干部，1954年两省合并，随省交电公司迁往哈尔滨。大嫂在齐齐哈尔市第二人民医院就业，是眼科医士，留在齐齐哈尔，照管家里，与大哥两地生活，直至大哥退休回来。二哥许克礼一直在老家锦州，与我从未谋面。三哥许克成在沈阳中国医大早年研究生毕业，与三嫂一同留校，是心脑血管病的资深专家。四哥许克家早年东北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佳木斯煤矿工作，曾任矿长，全国劳模。五弟许克让东北林学院毕业，先后在加格达奇黑龙江省林业局、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工作。在6个姐妹中，我与大姐、二姐也都从未谋面，后来得知，至少其中一位去了台湾。三姐许克淑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在天津工作。四姐许克铭在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留学归国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儿科研究所工作，资深儿科医学专家。四姐夫刘茂三，留苏生，毕业回国后，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工作，资深专家，重大科技成果奖获得者。五妹许克彬哈工大毕业后，曾为留美访问学者二年，回来后曾担任哈工大教务处处长，后定居美国。六妹许克静，没赶上高考文革就开始了。一群哥哥姐姐都是大学生，唯独她不是。她一直不放弃，文革后终于圆了大学梦，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曾为联邦德国访问学者。任齐齐哈尔大学教授。中间曾去台湾，与大姐团聚几年。】 
 
    回到齐齐哈尔，我当然还想去看一看多年思念的母校实验中学。在教学大楼门前，我遇见在一起工作过的、曾任团总支副书记的赵克惠老师和当年教初中数学的谢群老师。遇见刚刚被“解放”的夏桂荣老师，是她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把我在校情况介绍给北航党组织，我入了党。应该说，我有很多话要向她说，但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因为我见到了在记忆中没有忘却的当年的两位炊事员，看样子像是刚刚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正值文革时期，面临彻底清算“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毒害学校的氛围，令我无心逗留更长时间，便匆匆离去。
        在齐齐哈尔我还想见的人就是同窗好友戚维学，他和田春英从东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农机研究所，二人已经结为伉俪。见到他们时，大儿子戚兵已经四、五岁了。我和维学自1957年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断联系。在大学期间，1959年的暑期，我回哈尔滨度假时，曾到东北农学院去看他，还有关励方和田春英。1960年他去北京实习期间，我们也多次见面。大学毕业后，我俩一直通信。特别是1964年我在空军下放期间，他从齐齐哈尔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在母校三中和实验中学的老师中，流传关于我的谣言：说我在北航学习期间，把秘密图纸寄给了苏联，被开除党籍……对这种子虚乌有的事，维学当然不会听之任之的，所以他赶紧写信告诉我。我立马回信告诉他，请他转告那些关心我的老师们，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研究所保密单位。按总政的要求，正在空军部队下放当兵锻炼一年。在下放期间，研究所政治部干部科还指定我担任下放干部临时党小组的组长。1970年，他到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出差期间，到我们研究所来看我，还在我的简陋的单身宿舍住了一夜。此后相隔16年的1986年，我已经被招聘到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工作期间，借出差去牙克石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的机会，返回时，到齐齐哈尔下车去看望他和田春英夫妇。同时也看望了同班同学薛秉昌、姜祥和陈志贵，拜见了实验中学的汪周清校长、王树山老师以及三中的陈育成老师和赵恕老师。那是自1957年我高中毕业近30年后，才算真正圆梦母校。
        许家大嫂见我年过30（已经31周岁）还没成家，很替我着急，张罗为我介绍对象。其实我当然不是独身主义者，无奈岁月峥嵘，浪漫苦涩。
        在情感问题上，我一贯厉行随缘，说白了就是“跟着感觉走”。在我心目中，从来没有树立过择偶的一、二、三、四……条标准。一般说来，在男孩眼中，往往都把女孩的外在美作为首选条件，甚至是唯一的、充分条件。坦率地说，我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也很看重。但有所不同的是，我只是把它作为必要而不是唯一的条件，并且对外在美的感受，也是“跟着感觉走”——看着顺眼足矣。至于其他方面的条件，在年轻的时代，并未形成概念，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到了中、老年后，回头思索，似乎才有所感悟，有所升华，觉察到自己当年在潜意识中，的确有那么点不清晰的标准——聪慧文静，诚恳朴实。按着这种模模糊糊的概念标准，在学生时代，当然出现过令我心仪的女同学，而且我也能感受到对方对我的仰慕。问题就在于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是人们，尤其是对方家长很难以接受的，所以这成为我和这样的女同学不可能走在一起的障碍。令人费解的是，凭我的家庭出身条件，可以考入保密大学北航，可以进入绝密专业，可以在大学入党，可以分配到国防科研绝密单位，可以参军，可以去绝密试验基地执行任务……为什么就是在找对象方面不够格，成为我的一块“硬伤”。更为严峻的是，文革中，我姐姐的工作单位，唐山煤炭科学研究分院医务室新来了一位女护士，姐姐想帮我介绍对象，就跟她谈了。其实我当时还不在唐山现场。这事让医务室主任知道后，汇报给人事部门。结果人事部门领导找我姐姐谈话说，你想帮你弟弟介绍对象，也得为我们贫下中农着想吧……好，以后咱不找贫下中农了。姐姐帮我介绍他们原单位开滦煤矿学校副校长——叛徒、走资派的女儿，高中毕业生，在一家医院药房工作，人不错。可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找对象光我同意不行，必须要经过组织上婚调政审通过才算数。结果单位干部科派人去外调，被“一票否决”。我有一位同事的夫人，在郑州解放军153医院工作过，帮我介绍一位她的同事、军医护士。人也不错，报告干部科发函外调，结果，因其叔父曾是国民党上校军官，又被否了。我都说不清经历了多少这样的结局。所以，在全所一千多技术人员中，我是屈指可数的大龄未婚青年中的“老大难”。
        真难为许家大嫂为我介绍对象。对方是早年在齐齐哈尔医士学校毕业、在齐市第二人民医院被新提拔上来的年轻的副院长。五弟克让告诉我说，这人素质很不错。大嫂陪我去人家见了一面，时间不长，也没说什么话。他们几个熟识的人闲聊了一会，我们就回来了。第二天我外出回来，大嫂告诉我说，对方回话了，嫌离得太远，不方便相处。我一听，知道人家没看中就是了。至于什么原因，我也无心猜想。
        1969年的国庆前夕，黑龙江省的气温较低。我只穿了一身旧军装，里面套了一身秋衣秋裤。临离开许叔家时，大嫂给我找了一身毛衣毛裤穿上。我取道安达，换乘汽车回青冈，想看看表姐夫吕鸿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表姐和表姐夫照顾我，在他家住了一年。如今表姐已去世多年，表姐夫因患糖尿病去哈尔滨住院治疗，家里只有外甥吕镇和几个孩子。表姐夫的徒弟董玉已经成为青冈县中医界的领军人物，在县医院任中医科主任。他年龄比我大许多，却一直称呼我“十舅”。他白天晚上陪我去医院转了好几次，说是医院新来了几位女大学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为我介绍一个。当时正值珍宝岛之战以后，国庆节期间，青冈县城搞战备很紧张。我实在无心“恋栈”，和几位老同学聚会了一次后，就匆匆奔赴哈尔滨道里区东11道街我的堂侄李育栋家。相隔多年没见，二哥、二嫂都已过世。小光和小莉已经十几岁了，又添了两个小儿子，喊我“十爷”，和我很亲热。育栋和高靖文夫妻俩陪我一同到医院看望了表姐夫吕鸿勋。遗憾的是，我没料到，这一次竟是我同吕鸿勋以及李育栋这两个人相见的最后一面。前者死于疾病，后者死于非命。李育栋作为五交化公司的党委书记，文革中期，从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调回，自愿选择到老大难单位化工仓库去为群众解困。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因公殉职，年仅41岁。   
    10月6日，我离开哈尔滨的当天晚上，五妹克彬请我在她的家里吃晚饭，恰好五弟克让也在。克彬的爱人叫万利德，作得一手好菜。他是克彬在哈工大的同学，毕业后一起留校。我把大嫂给我的毛衣毛裤脱下，请克让带回齐齐哈尔，还给大嫂。当晚哈尔滨下了首场大雪，应当是几年来同期气温最低的一年。克彬怕我冻着，临时找了一件棉衣让我穿上，她把我送到火车的卧铺车厢，车厢里一点也不冷，我把棉衣脱下让她带了回去。次日上午，火车到达锦州。10月初的锦州，毫无寒意。我下车去了一家部队医院，完成最后一项外调任务后，又蹬车到了唐山，去看一看母亲和姐姐一家人的状况。
        姐夫孙家禄是浙江人。他与前妻离婚时，有两儿两女。两儿判给女方，两女判归他。有一位从老家那边请过来的老保姆，照顾他们父女的生活。姐姐和他结婚时，母亲原不想跟她们一起住。1961年小鹤出生，母亲怎能放手不管，还是搬过去住了。不久，老保姆回老家了。1965年姐姐的儿子出生，起名大鹏。全家7口人生活，光靠已经花甲开外的母亲一人，难以照料。他们又在本院家属中请了一位保姆。文革中，母亲挨了这位保姆的批斗。姐夫先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因为他在抗战年代的1937年，曾在浙江省国军防空司令部当过三个月的文职会计，就凭档案中记载的“工资同上尉”几个字，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蹲牛棚，挨批斗。冻结银行存款，只发生活费。姐姐不仅政治上承受很大压力，经济上也很窘迫。为难之下，只好写信告诉我，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每月给她寄去10元钱，后增加到15元。他们单位还把包括姐姐在内的“黑帮”家属也都下放到赵各庄煤矿去参加劳动……
        我这次来到唐山时，姐夫基本上正常上班了。姐姐和母亲现在的心思都落在我的婚姻大事上了。姐姐有一位同事叫孙秀君，是办公室的行政秘书。她爱人李敬和是保卫科长，文革中也成了“黑帮”。孙秀君作为“黑帮”家属，也和姐姐一同去赵各庄矿下放劳动过。她本身虽然是工人家庭出身，自身是个行政干部，但她长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她从姐姐那知道我的情况，似乎曾经见过我。她很想把自己的老妹妹孙兆君介绍给我。孙兆君是初中毕业后，接她父亲的班，在铁路上工作。开始在列车上当播音员，后来在铁路上的一家采石场当化验员。年龄比我小7岁。其母已去世，其父患肺心病在孙秀君家住着。姐姐动员我去见见面。彼时我几乎是处在一种半麻痹状态，一切听从“组织”（姐姐）安排。到她家呆了有半小时，我就听姐姐和她们姐俩聊家常，与孙兆君没有对话。后来姐姐问我，我谈不出什么感觉。听到孙秀君传给姐姐的回话说，她妹妹对我的感觉是“不心甜”。10月14日，我从唐山返回洛阳。一下车，洛阳的人们还在穿短袖。和哈尔滨相比，真是南北两重天。   

        （六十九）蹉跎岁月  打磨本色 
 
    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有些事件越来越令人费解。一会儿，中央文革里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会儿，军队里出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从红卫兵造反开始，学生带了个头。局面失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上来了。最后，解放军支左，成立军管会、派出军宣队……武汉空军正式向我们所派来由某飞行师于参谋长、某团杨政委、机务大队周政委等一、二十人组成的军宣队，接替原来的军管小组，原军管组也就算正式撤离。军宣队进驻后，先向工宣队了解情况，协调立场。基本上与工宣队是一致的，但魄力要比工宣队大得多。周政委就公开在大会上说：“自己从来不愿意和知识分子一起工作，而愿意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后来，有一批空军转业兵分配到我们所试制工厂当工人。周政委在欢迎他们的大会上，称他们是一批“不带领章帽徽的三支两军人员”。不久工宣队撤走了，军宣队开始对革委会进行整顿。当初工宣队进驻后，曾对革委会办事机构人员，采取了 “掺沙子”政策，派进几个工人：兰亭进办事组、贾海洋和袁天佑进政工组。军宣队进来后，则启用了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经历过本所的两派斗争，少些派性影响的缘故。但是因为他们受军宣队“左”的倾向影响，令所里的这些“老九”们，不买他们的帐，送给他们一个雅称——“学宣队”。这些人的工作热情和活动能力都很强，后来有的人担负起很重要的工作，有的还被选拔到洛阳市担任领导工作。当然其中也有个别人后来成了震惊全国的大腐败分子——王有杰。 

    【后记  王有杰1967年毕业于哈军工，经下放锻炼后于1969年分配到612所。老成持重的外在，和他的年龄成为反差。沉稳老练的举止，俨然一副领导干部相。他几乎没有从事过本职工作，就担任组织科副科长——研究室指导员——党委宣传部长——洛阳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委副书记——漯河市委副书记、市长、书记——郑州市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6年10月，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革委会要整风，也该整风。红色保卫组、群众专政指挥部，都干了些什么？可悲的是，像王秀山这样一个挺不错的地师级的领导干部，在如此广泛、深刻的政治运动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想驾驭好革命委员会这艘无底的风帆，太难为他了。整风就是对王秀山的控诉和批判，直批得他双膝跪地抽打自己的嘴巴……六院的领导，出自对干部的爱护，最终将王秀山调到西安631所任所长。这是个明智的举措，让他远离河南省这个大环境，脱离所内诸多是是非非的牵扯，使他保持一个好的晚节。 

    【后话  所内几位老领导、老干部“解放”后，也都分别由上级调往其它单位。朱辉到沈阳601所任所长。赵巨明到绵阳风洞指挥部，后改为国防科委直属29基地任政委，1988年授少将军衔。何培明到成都611所任副所长、所长。杨俊先后到西安631所、南京大学任书记。张孟林先后到景德镇602所、西安阎良630试飞所任所长。
[/pre]后来，政治部的李吉甫到陕西耀县623所任书记。王德才到荆门605所任政治部主任。葛宪勋、张德俊、徐异也都分别调往几个新所政治部任职。吕全禄调往江西。】 
  
    第六研究院增设和调整下属各研究所，我们所的第十研究室分出去组建613所——机载火力控制系统研究所，地址就在洛阳，我们所的西边老三所的原址，由一室老主任郑维康出任所长。我的那一对北航同学曹华和何于琪也去了613所。距我这里很近，我们还能经常见面。第七研究室机载雷达专业部分，分出去组建607所——机载雷达研究所，地址在四川内江，由七室老主任谷世兴出任所长。我的高中同学刘玉明也去了607所。
    随着新建的两幢501号和502号实验楼建成交工，原来在1号院平房办公的各研究室，除四室以外，均搬入新楼。新楼有中央空调设备，有些实验室的恒温误差只有0.5℃。原来在集体宿舍楼内办公的一室，搬入503号楼。各机关单位，也都搬进1号院。
    1970下半年，开始按空军的体制整顿机关。行政处改成所务处，器材处改成物资处。对于政治部里我们这几个没有和军宣队保持一致的，包括王重林、刘根国、我、张文学、原印德、赵勇等一干人马，由王重林带队又去五七农场劳动两个月。回来后，先把我清理出政治部。对我算客气，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去哪？实际上我早就想离开政治部了，只不过我心里别着一股劲儿。五年前，在我并不情愿的情况下，组织上调我来政治部；五年后的今天要离开政治部，我也不主动提出，就等着现在的“组织”把我清除出去。尽管在短时间内，一些不了解、不理解我的人们，会认为我这样离开政治部似乎不甚光彩。但是我不在意这些，因为从长远来看，我相信蹉跎岁月会打磨出我的本色。
    按我所学的专业来说，我应该去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但是鉴于我多年没接触技术工作，我还是想从更具体的组件做起，所以我选择了七室无线电导引头研究室。空空导弹是一种可制导武器。所谓制导，顾名思义，它是控制与导引的总称。通俗地讲，导引就是专管导弹飞行的“方向和路线”的。导弹对目标的探测、锁定和跟踪是靠导引头来实现的，由它形成对导弹的控制信号，交给控制系统去操纵导弹飞向目标。导引头对目标的探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红外线，称红外导引头；另一种是用无线电电磁波，称雷达导引头。七室研究的是后者。
    我去七室报到时，是在501号楼内，室导办公室是在4楼西侧。当时的室领导班子成员有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卢代琪，室副主任张玉堂、吴兆欣，指导员王清义（不知为什么当时没安排工作），副指导员黄玉坤。室里分配我去第七专业组，组长周金庭，副组长洪信镇，全组共有十多位成员。第一次参加全组会议，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组长周金庭向大家宣布说，所里将原来政治部的李涵葵同志调来七室工作，室里又安排到咱们七组。话音刚落，齐运生就说：“不要！不要！”洪信镇赶忙用手捅他，告诉他，坐在这里的就是李涵葵。齐运生似乎感到很不好意思，原来他不认识我。当然弄得我也够尴尬的，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的眼里，我真成了“洪水猛兽”了。齐运生是新来不久的六六届西军电毕业生，外号“齐胖子”，性格爽朗，实际上是个大好人。后来他担任了研究室器材助理，在业务工作上曾给予我很多支持。
    具体的业务工作，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装置一台试验用的1200周两相电源。组里的老技术员李志耀、王培高帮我找来一张参考电路图，并作了一些具体的技术指导。当时研究室的人员构成，以大学生居多，中专生较少，技术辅助人员（实验员、描图员、计算员）几乎没有。所以，试验研究中的一切技术辅助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干。从电路试验板的制作开始，到机箱底座和面板的加工，元器件的安装、焊接，变压器的骨架制作、线圈绕制、真空浸漆、恒温烘干，整机调试……干了个全过程。尽管那时研究室的人员结构配置不甚合理，但是对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在科技实践中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还是很必要的。最后测试一下这台两相电源的性能，总的来说还算可以，就是负载特性差一些。后来被第八专业组的柳树吟用作4号产品的两相伺服电机的试验电源。 
    我本以为从此以后可以专心致志地去干我的本行，不料，在接二连三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政治运动中，军宣队又错整了许多人。包括中层干部李威、政治部的于锋、刘根国等都被办了“学习班”——实际上就是隔离审查。其中一室的技术员符金凯，因为“五一六”问题，在集体宿舍四楼被隔离审查期间，从四楼顶平台上跳楼自杀身亡。我本人在这期间，也经受到了平生最为严峻的政治考验。1971年2月，时任研究室政治干事的刘为民，在全室大会上宣布：所里决定，李涵葵从即日起，停止一切工作，检查、交待和揭发问题。当然，我必须说明一点，这件事和刘为民同志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由军宣队决定的。其实，军宣队的某些领导同志了解我什么？还不是听信了所内某些“左”派人士的谗言。当然，军宣队自己可能也是“宁左勿右”，唯恐在政治运动中漏掉真正的阶级敌人。可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并不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既无人监管我，也无人审问我。也没有给我任何提示，要我交待、揭发什么问题。在长达八、九个月的时间里，就把我撂在一边。我认为他们手中没有一点整治我的真凭实据，以为给我造成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后，我就可能像他们臆想的那样，去交待自己的问题，揭发别人的问题；或者别的知情者也会在这种压力下，不敢再为我遮掩问题……值得我庆幸的是，他们毕竟没有对我搞“逼、供、信”。我每天除了看报纸以外，没有任何事做。就利用这段时间，我写出了一份对自己很有意义的记事本。把我从出生到当时的每一年份的什么时间段里，从哪到哪的每一次旅程，统统回忆并记录下来。并且，从那时以后，直至如今的每一次旅程，都逐一记录在册，无一遗漏。为我如今写出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在军宣队进驻所里两年来的时间内，上面是那样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政治形势，下面面对的又是“臭老九”成堆、派性错综复杂、梳不清理还乱的局面。一个不管事的师参谋长在幕后，一个团政委和一个大队政委在台前。让他们来领导一个本是师一级建制的如此重要的单位的政治运动，真够难为他们的了。话语讲得重了，“老九”们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话语讲轻了，“老九”们牢骚、怪话等各种言论都出来了，还句句有道理。弄得杨政委一不留神，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出了一句错话：“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看，不抓也灵……”他的本意是想说，因为阶级斗争这根弦抓得不紧，下面的怪话言论就多了起来。没成想他的话音一落，“老九”们的大批判就上来了：“杨政委胆敢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该当何罪！”简直弄得人们哭笑不得。后来，按上级要求，所里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并调空军某师刘政委来担任核心组组长。不久，空军党委又将空军政治学校校长冉鸿同志调来接替刘政委，任党的核心组组长。这确是一位很有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的老干部。也可能因为他是长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讲起话来令人信服。其实，长期做过知识分子工作的老干部，都有实际的体会。我们八室的指导员张常德同志，后来到所政治部担任相当于副主任的角色。他就针对军宣队周政委说过的一番话，和他们交谈过看法。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究竟好做不好做？他说：“根据我多年的体会，我觉得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更好做。理由是知识分子们都比较通情达理。”
    不久，“913”林彪事件发生了。所里先在党内传达，但是，他们无端地剥夺了我的党员权利，没有让我去参加。不过有些同志不管那一套，宣传科的阿古，一五一十地全跟我讲清了。林彪事件对我思想上的震动很大，使我对文革的看法和态度，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能由于吴法宪卷入林彪事件中的缘故，我感觉到“913”后，军宣队的工作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来，主要领导干部冉鸿校长、于参谋长和杨政委陆续撤离。杨政委回原部队任政治部主任。其余在机关和基层任职的还继续留任。在我们研究室党支部任职的李书记，是一位很沉稳老练的军人，身体不太好，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离。还有部分人留在我们所里就地转业安置，周政委则转业到洛阳市电业局任党委书记。给所里遗留下一大堆问题，没人管。
    七室专业组里同志们对我都很不错。组长周金庭同志原本是机载雷达专业的人员，本该随同新所去内江。因为他家属在洛阳附近的登封县农村，户口问题解决不了，单位就同意他留下来了。他是个正直的党员，和我住在集体宿舍同一个房间。有一次星期天，我去涧西区的上海市场买点东西，约他搭伴一同出去。到中午时分回不来，我俩就在外面的小饭店吃点饭。那时候吃饭很简单，钱和粮票都是“AA制”。刚好遇到我们研究室的一位“左派”，回去就向室里领导汇报说，李涵葵和周金庭一同上街，还请周金庭吃饭，周金庭也太不注意自己的影响了……其实，室里党支部领导也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周金庭很生气，想起来就跟组里人说“他算个什么人！”军宣队的主要领导都撤走了，室里和组里两位组长商议，不管所里怎么样，先给我安排工作。按理说，我可以拒绝工作。但是，我深感耗费掉的时光太多、太可惜了，我必须珍惜今后的分分秒秒。就这样，我和组里的毛履德，一位66届浙大毕业生，一起接受了由四组组长陈凤祯和我们组的副组长洪信镇牵头搞起的一个新的电子光学导引技术预研课题。 
  
    【后话  原来二室的老指导员、党委委员王清义同志，15级干部，早已调来七室当指导员。我不知为什么，文革后一直没给他安排工作。他每天自己找活干，为室里种了不少萝卜、白菜。两年多以后的1974年，他正式担任了七室的党支部书记后，我跟他说，对我的审查什么时候结束？有没有问题，总该有个说法吧？他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并立即去所里请示，回来后，在全室大会上正式宣布：李涵葵没有任何问题，结束对他的审查。
    对军宣队的两位前台人物杨政委和周政委，大家的意见都很大，尤其是对杨政委。但是我也仔细想过，宣布对我停止工作、接受审查和符金凯跳楼自杀，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杨政委出差在外、由周政委主持工作的时候。是巧合，还是我多虑？一直不得其解。大约在1992年的夏季，我已经调到062基地的北戴河航天工业公司任副经理。出乎意料的是，过了20年之后，杨政委突然到单位来找我。我到门卫传达室把杨政委迎到我的办公室里，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
    “听说你在北戴河，不知道在什么单位。我是给秦皇岛市委组织部打电话，才找到你。”
    “杨政委身体好吗？”
    “前几年心梗了一次，现在没事了。”
    “现在住在哪？”
    “离休后，住在石家庄的空军干休所。这次和老伴俩来这疗养，住在金山嘴空军疗养院。”
    “老伴咋没过来？”
    “她自己在石塘路市场那边转呢，我自己就溜达过来了。”
     杨政委打听了一些我这个单位的情况，我向他简要介绍说：
    “三线的062基地，在这个沿海开放城市开设一个窗口公司，建立了中外合资企业，生产计算机软磁盘。”
    “我看你在这干得不错。还归部里管着吗？”
    “是的。”
     过去，我和杨政委之间，从来没有在一起这样聊过。今天在一起，只谈新，不说旧。对20年前的事，只字未提。由于老伴还在街里等着，他不便多留。临走时，求我帮他打听一个人。他在家乡河北保定同村的一个表妹，与他同时离家参军走了，再没相见。听说就在这附近哪个县里的卫生部门离休。麻烦的是，只知道她姓崔，小名叫“茹子”，不知道大名叫什么。我答应一定帮他找这个人。他把在石家庄空军干休所的住址、电话都留给我。并且问我：“你在省里有什么事需要办吗？”我说没有。“我的哥哥不是在河北省当过副省长吗，你若有什么要办的事，找我，我还行。”我说：“过去我真是听说过你在河北省有个什么关系，但具体的不知道。杨政委，有事我一定去找你。”我送他到大门外，因为单位的车没在家，只好让他走去。从我们单位走到石塘路有20分钟的路程。还好，过了不久，我们的车回来了。我估算一下时间还来得及，立即带着车追过去。赶到石塘路，刚好遇上他和老伴俩，请他们上了车，一直送他们回到疗养院。
    秦皇岛市下辖昌黎、抚宁、卢龙和青龙四个县。前三个县和秦皇岛市原来都归唐山地区管辖。秦皇岛成为沿海开放城市后，将上述三个县和原属承德管辖的青龙县划归秦皇岛市管辖。我分析，杨政委要找的人不会在青龙县，可以先把青龙排除。我首先往抚宁县老干部局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说没有。我再想往卢龙县打电话时，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谷水清。此人曾在卢龙县经委工作多年，前两年刚调入北戴河区经协办工作，何不先找他打听线索。我把要找的人的有关特征信息告诉他，没过多少时间，他传过来的信息告诉我，卢龙县确有一人从卫生系统退下来的，符合特征条件，而且她的女儿就在北戴河保险系统工作。我们先把她女儿请来，一同去空军疗养院见见杨政委。结果两人见面一谈，杨政委说，看来她的母亲就是我要找的表妹。大家喜出望外，她女儿说，赶紧去接她的妈妈来北戴河。真没想到，我也就是举手之劳，成全了这两位半个世纪没见面的表兄妹，得以重逢。更为凑巧的是，他那表妹的女婿，原来曾在北戴河区政府当过办公室主任；她的儿子，是秦皇岛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的局长。这两个人和我都十分熟悉。
    杨政委特意来找我，绝不仅是讬我为他找人。他明知过去我对他的意见很大，他是否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然而这几天来的接触，双方似乎都能感受到，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格。随着时间的流驶，应该冰释前嫌了。要说的话，也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无论是工宣队还是军宣队，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大风大浪中，执行中央和上级交付的任务，出现某些偏差，可以谅解。风浪再大，终究是水面上的漩涡。可是，我们某些“左派”人物，却总在水下制造漩涡，暗箭伤人。一般说来，这类人都是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要讲真本事和能力他们没有，只有靠廉价的“小报告”往上爬。可悲的是，我们有些领导还真就喜欢那些“小报告”、“耳边风”。
    中央提出要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正确。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站错队、站对队，统统都没有意义了。亿万民众中，有几个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只有辽宁省被枪毙了的张志新例外）。又有几多人，因为说错话、“站错队”，没作过检讨、挨过整的？这一切的是是非非，早已不必去追究和评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造就出什么英雄好汉。难能可贵的，是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敢讲真话、不讲假话的人。】 
  
                 （七十）千里姻缘 

    1971年12月，姐姐来信告诉我，他们单位的孙秀君又在打听我的情况，问我结婚了没有。她的老妹妹孙兆君，已经27岁了，仍是单身一人。意向表明，还想与我进一步了解、交谈。孙兆君给我的印象也不错，如果这关系要往前走，需要向她们说清楚，军宣队进驻我们单位这一年多以来，曾让我停职检查。如今啥也没审查出来，工作是恢复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宣布结束审查。如果孙家不在意这些，我可以休探亲假回去。原来孙兆君共有姐妹五人，和一个哥哥，她年龄最小。大姐年轻时即已病逝，孙秀君是二姐。三姐孙立君是开滦矿务局党校副校长，四姐孙桂君是唐家庄煤矿的工人。大哥孙果杰是唐家庄小学的职工。姐妹中以三姐孙立君的审时度势能力最强，她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所有涉及政治问题的人和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她主张不轻易放弃，要与我面谈，再下决心。姐姐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希望我回去。就这样，我向当时还在七室党支部任职的军宣队的李书记申请休探亲假，他批准了，我就去唐山休假。
    姐姐和孙秀君相约，因为大家白天都上班，就约了一天晚上，姐姐陪我到孙秀君家，孙兆君和三姐、四姐相继赶来。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次见面的非常意义。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论什么事，都显示革命化的的纯朴，没有任何的铺张。我更是呈现一种平静而淡定的心态。从简单的经历，到文革中的境遇，我实实在在地把自己摊摆在阳光下。其实我自己最了解自己，我这种原生态的真诚和坦率，常常会令陌生人很快就拉近与我的距离。三姐毕竟是在党校工作多年，她的看法和意见在家庭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孙兆君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几乎是百分之百地听信姐姐们的意见。姐姐们告诉她，安排点时间，出去陪我转转。唐山这个季节没什么好特产，让我们去一趟胥各庄（今日的丰南县）集上买点河螃蟹，到二姐家尝尝鲜。二姐夫李敬和告诉我，胥各庄又叫河头镇。早年英国人为了用船把开滦的煤运往塘沽港，特意开挖了一条小运河，运河的起点就在胥各庄，故名河头镇。我们去到那里，集上卖河螃蟹的不少。孙兆君很会买东西，挑了一些买回去吃了。又逛了一趟新市区的百货大楼……唐山也没有太多好玩的去处。短短几天时间的接触，相互能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双方都能明显感受到的，大概就是对方的质朴。至于像家庭出身等等政治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她们早就清楚地想明白了。就凭她父亲有一手好书法，并且当过铁路报务员的经历，我就断定，她们不是普通工人的家庭出身。因此，在选择对象方面，她们唯一注重的，是我本人的品格、学历和职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我对她的印象，文化程度的局限是显见的。但是她言谈举止，不落俗套；心灵手巧，不肆张扬。后来我们结婚以后，兆君曾经告诉过我说，那时三姐曾明确提醒她：“这人的能力和水平，不是他配不上你，是你配不上他。”三姐有时也直面告诫过我：“你们有些事该怎么办，你要多拿主意，不要受兆君的局限和影响。”
    离开唐山前，我征求孙兆君的意见。如果我们可以相处下去，我回单位要请求婚调。这是我们这种单位的人员，在结婚前必须要履行的手续，请你理解。她表示同意。
    1972年元旦过后，我回到所里，找干部科请求婚调。当时王重林还在干部科，他当然十分体谅我，这么大年龄了，申请婚调，抓紧办理。大约半个月后，王重林告诉我，婚调材料来了，通过了。我写信告诉姐姐，她找孙秀君商量。
    两家一致意见，过了春节，正月十五以后，把婚事办了。虽然距婚期还有40天，但是，那时的婚礼极其简单。姐姐在唐山花费了300多元钱，给孙兆君置办新婚衣物等；我在洛阳，用母亲几年前给我准备的被面和褥面，求我的高中校友冀怀江的岳母大娘，帮助做好两床新被褥。约定正月十五，二姐陪同孙兆君来洛阳，婚期定在正月十六——1972年3月1日。
[/pre]这一年的春节，我是在单位度过的。除夕夜，我一个人在集体宿舍里，从食堂领来饺子皮和饺子馅，自己包好了。怎么煮？我有一个22公分的铝锅，用一个500瓦的电炉，先把水烧开，把饺子放进去煮。没有经验，电炉的功率太小，半天不开锅。最后，煮成了一锅片汤……过这样的年三十，我已经习惯了。第二天，直至初五，又是吃的“百家饭”。
    室里领导和同事们，都知道我要摘掉“老大难”帽子了，帮我在集体宿舍西配楼的招待所四楼借了一间房子，布置新房。床铺和桌椅板凳全是公家的，我仅有的家当，是一个泡桐木板作的衣箱，和一台上海牌144型琴键式的收音机，在当时那算是家用款式最好的收音机了。
    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我们组的两位组长周金庭和洪信镇，带领组里的几位同事，按着电报上通知的车次，和我一同到洛阳车站把孙兆君和陪同前来的二姐孙秀君接到所里，并在招待所安排好她们的食宿。而后请她们看看新房的布置，征求她们的意见。说实在的，在那个年月，谁都不在意物质方面的陈设。二姐看到两位组长，带领大家跑前跑后地张罗，可能心里踏实多了。次日早晨，3月1日，一上班，组长就催我先到所办公室把介绍信开好，然后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我自己有一辆上海永久牌的自行车，大家又给孙兆君借了一辆自行车。我俩就一同骑着自行车到小街的西工办事处领了结婚证。
    当晚的结婚仪式就在新房里。来了不少人，我们就准备了一些喜糖。还有一些人闻讯赶来，站在门口楼道上看热闹。因为我是全所屈指可数的大龄青年，即将结束单身汉的生活了。说是结婚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根本没有什么主婚人、证婚人，就是由洪信镇主持，向毛主席像敬礼，向二姐敬礼，互相敬礼。然后就让表演节目。孙兆君唱了一段“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唱段“打渔的人……”出人意料地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 
 
    【后话  我曾经听姐姐说过，她们姐几个都能唱一手好歌。孙秀君和孙立君常在单位的文艺演出会上登台演唱。两年后，孙兆君调到我们单位来，我发现她唱歌确实不一般。她的识谱能力不行，但凭借听觉，几乎对所有歌曲都唱得很准确、很到位。可能既有遗传基因的影响，又有后天悟性。粉碎“四人帮”后，她参加了我们所组织排练的“长征组歌”大合唱，在所内、外表演过多次。】 

    轮到我唱歌了，我唱了当时流行的一首豫剧曲调的歌曲“革命风雷震五洲”。过后，周金庭这个河南人很敏感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还会唱豫剧。”
    我们的结婚仪式简单得可能令现代人不可思议。其实，不光是我们，大家都这样。我的两位同学张文学和刘红梅结婚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时代的特征。
    按照当时的规定，婚假三天。我陪同兆君和二姐，游览了洛阳的几处名胜古迹。二姐还要回去上班，我先把她送走。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有我的同学好友来做客。曹华和何于琪特意从613所赶来祝贺。到了3月底，兆君的婚假也快到期了。我干脆请休当年的探亲假，和她一同回唐山。室里领导当然很体谅，我怎么安排，他们都答应。
    我们于3月28日启程，先到北京游览三天。去了故宫、颐和园、动物园，逛了王府井、西单、前门几处商业街。回到唐山，新婚之际，尽管不讲究什么特殊的礼节，总要先看望双方的老人——我的岳父，她的婆母，都是单亲老人了。先到二姐家，岳父行动尚能自理，但说起话来，气喘吁吁。二姐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男孩叫大群、小点，最小的女孩叫小光。吃过晚饭后，到了我姐姐家。老太太已经等候多时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和儿媳说了不少话。当晚就住在姐姐家。第二天去看三姐，她家住西山道25号院，是开滦矿务局的家属院。三姐夫王振刚，是唐山市委党校的教研室主任。虽然初次见面，和我能谈得来。他们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两女王小明、王小利年长，两男王新、王忠年幼。王忠有些智力低下，请了一位保姆照管。当晚住在三姐家。四姐和大哥都不住在市区。大哥住在卑家店，这是京山铁路上的一个小车站，是岳父在铁路上上班的地方。住房是铁路上分配给岳父的工房。大哥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三叫小菊、小刚，是女儿，老二小谦是男孩。四姐比兆君大6岁，在兆君还没出生时，家里都以为四姐是最小的了，所以几个姐姐家的孩子们都称她为老姨。后来兆君出世了，是真正的老姨，孩子们就把四姨改称“大老姨”。兆君也就习惯地把四姐称作“大老姐”。她住在东矿区唐家庄矿的工房，姐夫王伯藩是天津铁路分局古冶列车段的一位领导干部。他们有一儿一女，大女孩叫王九玲，男孩叫王健。他们这两家相距不远，我们也都一一拜访了。
    到了5月初，我的假期快满了。临走前，我把随身携带的我自己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留给她。她平日上班的地点在卑家店采石场，住在古冶铁路的集体宿舍。后来，她写信告诉我说，这个半导体每天都伴随着她，她很珍爱它……
    ——千里姻缘一线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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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人生 [48楼] 发表于：2011-12-07 06:30
在人生的长河中，像这样的漩涡，安知何其多也？-——漩涡人生
第九篇   长空霹雳（奋斗篇）上
 
（七十一） 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
  
    在战术导弹系列中，空对空导弹被命名为霹雳系列：霹雳—1（PL-1）型、霹雳—2（PL-2）型、霹雳—3（PL-3）型……为什么被命名为“霹雳系列”？我在“霹雳”导弹的研制环境中干了几十年，没有听到有谁解释过。但是我曾经多少次联想过，在人民空军的序列里，还有一个航空兵“霹雳中队”。请看下面的一段报导: 
   “在广空部队采访，只要你提到“霹雳中队”，那绝对是名声响亮。这支曾被空军和国防部授予“霹雳中队”和“航空兵英雄中队”荣誉称号的现某航空兵师飞行一大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的生命撕杀场上以其“神速、勇猛、顽强”的霹雳战斗作风，先后击落击伤敌机14架，自己无一伤亡；在其中一次空战中，更是在2分半钟内打出了个“3∶0”，创造了中国空军空战的典范战例。” 
    于是乎我认为，这就是我找到的答案。无论是霹雳导弹还是霹雳中队，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要在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让我们的导弹，我们的航空兵，像长空霹雳，威震敌胆。 
    作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空空导弹的研究设计和试制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组织机构、实验设备、制造手段以及人员和技术能力。无论是导弹自身的总体及各舱段组件的设计制造，还是发射装置、遥测装置、地面测试设备的设计加工，以及环境条件的例行试验、仿真实验、理化实验，通用仪器仪表和计量器具的计量标定管理、标准化和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等等，缺一不可。国内其它战术导弹（地对空系列、海防系列）的研究设计和试制单位，都是研究院的建制。可我们这里仅仅是个研究所的建制。人员从八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四、五百人，到两千五、六百人的规模，还是研究所的建制。 
    文革中期，上边又在批判聂荣臻所谓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大科研路线”的错误，致使十八个研究院纳入军队序列的决定泡了汤。各研究院又回到了相应的机械工业部，我们又变成了“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一二研究所”。空军派来的军宣队也随之全部撤出。如此折腾来折腾去，多数科研人员已无心关注这些事，都埋头到科研工作中去。部里和六院领导决定让六室的老主任黄彬同志出任所长，刘永恒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调六三〇（试飞）所政委田维良同志来六一二所任党委书记。七室的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卢代琪调往四川永川四机部的1424研究所；张玉堂副主任也调往上海15所任所长；所里将原二室副主任、哈军工的老毕业生范士表同志调任七室主任。 
    空空导弹的研制工作已经进入自行设计阶段，3＃、4＃、5＃甲、5＃乙等型号研制任务十分艰巨。4＃和5＃甲雷达导引头的研制任务由我们室承担，另外两个型号红外导引头的研制任务由另一个研究室承担。当时的空空导弹还都是作用距离在20公里以下的近距离导弹。导引头在导弹的整个飞行过程中，担负着对目标飞机的搜索、捕获和跟踪的任务。导弹的控制系统，就是依赖导引头提供的信号，操纵导弹飞向目标。以往在学校里，我这个学习导弹控制系统和控制回路设计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导引头是导弹中的重要组件，但在控制系统中，它只不过是一个环节而已。如今真正搞起导引头的研制工作了，方能体验到它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所以说，只站在全局看局部，是肤浅的认识；只有在通晓了局部之后，才有可能更深刻地领会和把握全局。
    我们七室，除了天线（和天线罩）专业组安排在502号楼二楼东侧的办公室，并建有一个微波暗室以外，其它各组都安排在501号楼。这栋楼里有中央空调设备，尽管并不能保障每个房间都能提供空调条件，所里还是把有关电子、电子光学、精密光学、引信以及遥测、地面站、电子仪器统管等相关专业的研究室，安排到这座楼里。其中有些对环境温度要求较高的专业组（比如微波专业组）被安排在温度误差不超过±0.5℃的空调房间。我们室的技术人员，由于专业特点，大部分都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而是办公与实验合用的工作室，每人都配备一个实验工作台。除了电路装配实验必备的小工具以外，根据工作需要，每人都可以从仪器统管室借用必需的电子仪器，包括交、直流稳压电源、各种标准信号源、毫伏表、频率计、示波器和其它检测仪器等。当然，这些条件，如果和当时国内一般科研单位相比，也算不错了。可是，对于如此尖端的高科技武器的研制而言，至少在恒温恒湿、超净化、电磁兼容、乃至结构化综合布线等等环境条件方面，还相差甚远。然而，我们的科研人员，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因陋就简，从事着第二代——第三代空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那个年月，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保障。结婚成家的，单位都能提供一间没有卫生间的住房（有卫生间的住宅只能供给老一点的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生儿育女可以送入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可以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小病有所内医院，大病有市立医院。职工享有公费医疗，没有工作的随队直系亲属，每人每月交三毛钱，即可享受医疗包干待遇。露天电影至少每周都能放映一次。大家工资虽然都很低，但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都买得起。在广大科研人员的心里，不用“与地奋斗”，更不愿“与人奋斗”，只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一门心思扑在霹雳导弹上。
    科研人员的事业心，是不用宣言、而是用行动来表述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从不计较报酬。由于研究室配备的技术辅助人员极少，一些小型实验装备的制作，电子元器件的焊接，环氧树脂或硅橡胶的灌封，变压器线圈的绕制、浸漆等等这些本应由技辅人员完成的工作，却都是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去干。甚至有些小部件的高、低温试验，等不及所里例行实验室的统一安排，也是自己动手作。其中的高温试验还好说，有一台恒温箱就能凑合着作；而低温试验要动用氟利昂，很麻烦的。如遇外场试验，还要拉到外地的机场或基地去作，科研人员同时都主动地担当装卸工……然而大家的精神状态却是不辞辛苦，乐在其中。四组组长陈凤祯，老广，绰号“陈疯子”，和我是北航的同届同学。他很有风趣，操一口广东普通话说：“咱们是在玩一种高级玩具啊！”
    科研人员出差办事也是颇为艰苦的。产品本身所用的各种不同规格、不同型号的原材料、原成件、元器件就成千上万，还有试验、加工所需的各种标准的、非标准的工具，量具，测试设备数不胜数。光靠物资部门每年的订货会议和零星采购，往往周期很长，远远满足不了要求。有许多项目，必须科研人员亲自到场方能定夺。有一次为了弄到一块超声波延迟线，我专程去地处陕南商洛山区大三线的四三二〇厂。从西安乘长途汽车，行驶5个多小时，中间要1个小时翻越秦岭，到达商县和洛南县山区。历史上，这里曾经是李自成起义军屯兵的地方，如今在洛南县卫东镇山沟沟里，星罗棋布地建起了四机部的几个工厂。当汽车停在一处只有篮球场大小的平坦场地时，已经到了四三二〇厂的地盘。这里大概是厂里交通工具的集散中心，场地周围向远处辐射出几个山沟。向导告诉我，每个山沟里有一个车间，要去哪个车间不要进错山沟，否则要原路退回，再重新进山。我按着向导指点的方向，往一条山沟里走进40多分钟，找到了厂销售科。那时到厂里采购东西根本不需要带现金，国家规定我们研究所的订货编号为01单位3612部。只要把我们物资部门签发的加盖“01单位3612部”印章的“托收单”交给对方，对方就会把货品和发票交给你。货款则由双方的开户银行去结算划拨。我要办的业务工作，不到半个小时就完事了。当天没有回返的长途车，我只好住下。厂方告诉我，可以住在卫东镇的招待所，返回西安的长途汽车站，就在那里。他们提示我，沿着来时的山沟路往回走太远，可以沿着一条山路走，翻过两道不太高的山梁就到了。我是第一次来到三线的工厂，一路上可开了眼了。厂里几乎所有的厂房建筑物，都是凿开山坡随高就低建起来的。工程的艰难、造价……令人叹为观止。我走了不到一小时的山路，到了卫东镇的招待所。这里的地势相对平坦一些。晚上，在招待所听有人议论说，彭真同志就被“流放”到这一带。次日早晨，我乘长途汽车，翻过秦岭，返回西安。
    利用等待火车的时间，我去631所看望曹天良同志。他本是西安西北工大毕业，分配到30所。先在阎良，后来迁至户县终南山区，一直围着西安市转。1967年因专业调整，他所在的遥测专业研究室并入洛阳我们所。现在为解决夫妻两地生活问题，他调到631所，又回到西安。我们老友相会，乐莫乐兮。我随便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本来是搞遥测专业的，到了航空计算机研究所，专业上适应吗？”没想到他回答我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其实，在学校不仅是学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学习的方法。一旦遇到你不熟悉的专业，你知道到哪里、如何去寻找学习的路子。这就是大学生应具备的本领。”真没成想，我不经意提出的一个问题，得到的回答，竟令我终身难忘。原因是让我产生了共鸣……
    我们出差最多的去向还是北京、上海方向。那时出差有几大难：一是卧铺票难买，二是食宿难安排，三是事难办，四是紧缺生活用品采购“任务”难。洛阳作为解放后的新兴重工业城市，公出人员流量很大。但它不是省会城市，没有去北京和上海方面的始发车。尽管洛阳铁路分局想方设法，在开往北京和上海方面的路过列车上，每天至少各加挂一节卧铺车厢，也还是满足不了需求。所里还采用多种办法在北京、上海的本系统单位招待所或社会旅馆安排常年包房，解决出差人员的食宿问题。无奈全所公出人员数量太多，怎么也无法统筹安排。至于说出差办事，我们多半情况下，都是去求助他人。无论是技术调研和咨询，外协项目的技术和进度协调，关键元器件的求购，还是各类计划会议上的各种指标的技术论证和争取……无处不求人。我们单位距离洛阳站的路程很近，多年来形成了习惯，每逢出差都是大家接送。没有汽车，就用自行车或三轮车，十几分钟即可到达。由于生活资料供应不足，凡是去北京、上海出差的，都领受十项、八项生活资料的采购任务：洗衣粉、白糖、肥皂、免票服装和布料、优质糖果和其它食品……每次归来，都带回十来个旅行包。因为来北京、上海出差的人多，上车时肯定有人送站。再提前发一封电报，到洛阳下车前，肯定有十来个接站的自行车、三轮车在站外等待，人员都进入站台。火车一停，车窗打开，几十秒钟，所有提包全被接走。连人带物，十几分钟即可到家。说实在的，北京人对外地人的采购也是够烦恼的。有一年冬季，我赶上了北京朝内大街一家副食品商场供应海鱼，不要票，每天早晨5点就开卖。排队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秩序蛮好。从衣着神态上看得出其中有不少外地人，有几位北京的妇女同志就议论起来：“您瞧这些外地人真讨厌，北京供应点好东西，都让这些外地人买走了。”旁边排队的外地人搭腔了，听口音像是东北大汉：“说啥呢？没有外地的支援，你北京能供应那么多好东西吗？外地人自己都吃不着，凭什么你们能吃上？还不知足，快闭嘴吧，啊！”几句话把北京人的嘴堵住了。好在那个年月，动嘴不动手。各自都买到了自己喜欢的鱼，散了。
    “臭老九”们把经常出差的自己戏称做“五子哥”，并编了几句自嘲的漫画词—— 

    出门像公子——坐在卧铺车厢，穿着烤纱短袖衫，手里摇着扇子；下车像兔子——到处跑着找住处；
    办事像孙子——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事；
    回家像骡子——背回来采购的东西；
    报账像傻子——花费超支……

                        

（七十二）  儿子“出生证”带来的的惊喜
 

    1972年5月末，妻子兆君来信报佳音，称她去医院检查证实已怀身孕。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高兴之余，我的心思又很重。觉得刚刚结婚三个月，她就开始做准妈妈，几个月后就得做正式妈妈了。辛苦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我写信告诉她，我很惦记她，孤身一人，自己多珍重。临产前我一定早点赶回去伺候她。她告诉我，预产期是12月底，还说她很想要个女孩儿。我告诉她，我尊重她的意愿，但是要老天说了算。对我来说，生男生女我都一样喜欢。那时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允许生两胎。我们所里这些白领“老九”们，对于一个家庭生男生女的排列组合有个评分标准：一胎女孩，二胎男孩——5分；一胎男孩，二胎女孩——4分；两胎全男孩——3分；两胎全女孩——2分（不及格）。
    兆君的单位，照顾怀孕女职工上下班方便，由四姐夫王伯藩出面协调，把她调到唐山站客运室。这样，她上下班不用再跑古冶的铁路职工单身宿舍，而是住在唐山市区的三姐家。
    我于12月25日晚乘火车离开洛阳，次日早晨到北京。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有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原来是群众自发庆祝毛主席诞辰的。下午，我换乘北京至唐山的火车，大约5-6点钟到了唐山。在经过天桥出站时，见到三姐站在天桥上接我。见面就告诉我：
    “兆君生了，刚生的，是个男孩儿，挺好。”
    “我还是晚来了一步，先去医院看看。” 
    “天色不早了，先回家吃饭，明天早点去医院。”
    “兆君写信告诉我，希望第一胎是个女孩，结果还是没随她的愿。”
    “别听她的，还是男孩儿好。就是有点难产，作了妇科侧切，没大事。铁路医院妇产科赵主任亲自接产，让多住几天院，避免伤口感染。”
    我虽然不懂，但我知道，她受了不少苦——“孩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当晚，我住在姐姐家。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当奶奶的。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母亲给她熬的小米粥和煮鸡蛋，赶到铁路医院产科。兆君精神状态蛮好，她告诉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就在她吃饭和说话期间，传来对面房间的婴儿哭声。她告诉我那就是咱儿子的哭声。我立即推开对面婴儿室的门，只有一个新生儿，在门内一个小婴儿车里啼哭。这孩子能听见有人进来的动静，脑袋扭过来，睁着眼睛看我。我真没想到，刚出生十几个小时的孩子，会睁着眼睛看人。白天，母亲和姐姐，以及二姐、三姐等所有亲友们都陆续来医院看望。考虑到兆君的身体状况，暂时不方便照看孩子，奶奶和姑姑便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先给他冲奶粉喝。大家议论着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姐姐说不要忘了祖宗。按家谱排序，他应该是“育”字辈。可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我不想给自己和孩子惹麻烦，没有按照家谱中的“育”字起名。考虑到姐姐说的不忘祖的嘱咐，我们是黑龙江人，孩子是生在他母亲的家乡唐山，就起名叫“李唐龙”吧。姐姐开玩笑地说，这个名字起得好，虽然没承续老李家的家谱，倒成了李氏天下唐朝的真龙天子了。更令我和姐姐都根本没有想到的巧合是，当姐姐把她从医院带回来的孩子的出生证交给我时，我一眼看到这孩子的出生日期写着“1972年12月26日”，令我十分吃惊地“啊”了一声，“我的天啊，这孩子怎么赶上这么个伟大的生日啊？” 这时我才回想到，路过北京那天，看见有群众在天安门前敲锣打鼓为毛主席祝寿。当晚我到了唐山，兆君已经生了。那时就没有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现在想来真是碰巧了。别的也不用多想，就是默默地期望这孩子将来的成长托毛老人家的福吧。
    兆君出院后，我们在市区西部一个叫“偏坡”的地方，租了一间平房，母亲跟我们一起住，伺候月子。56天产假到期后，她要上班，我也要返回洛阳。临走前，兆君默默地流泪，她是预感以后的日子困难重重。有什么办法呢？想来想去还是找一个托儿家庭。安排好后，我才回洛阳上班。后来兆君来信告诉我，家庭托儿还是不能令人放心，最后还是住到三姐家。三姐家原来就有一位保姆，照顾最小的智障孩子王忠。隔壁家一位大嫂自己的孩子大了，也能腾出手来帮忙照看我们小龙。我一想，真难为兆君了，也难为三姐和三姐夫一家。
    1973年秋冬季节，小龙已经九个多月了，兆君来洛阳休探亲假。回去的时候，我恰好有去鞍山的外协出差任务，便顺路把她们娘俩送回唐山。
    在鞍山办完事后，我取道本溪往回返，目的是到本溪附近的田师傅矿区去看望相隔12年没见的二姐一家。二姐的大儿子陆砚林仍在南芬学校当老师，大女儿陆砚萍就在本溪车站站前饭店当经理。我到本溪那天，砚萍和她爸到车站接我。当日下午二姐夫陪我乘车到了田师傅矿区。二姐的两个小女儿砚彬和砚为、两个小儿子砚增和砚凯这四个孩子在家，大家都亲亲热热地欢迎这多年没相见的舅舅。我在二姐家只能住两、三日，就得往回返。我和姐夫商量，想让二姐和我一起到唐山住些日子。经历文革动荡，也都多年没见了，怎能不相互思念。姐夫赞同我的意见，他一直把我们俩送到本溪车站上了车。到沈阳南站换乘，要等到半夜才能上车。前几年，我在北京曾看望过我们童年时代在一个院落居住的闫颖大姐，她特别关注我的二姐——她少年时的同学。她把她的父母在沈阳的住址告诉了我，那曾经是我们的父辈最真诚的好友。我在沈阳也曾去看望过几十年没见面的二位老人，特别亲热。这次路过沈阳趁等车的机会，我和二姐一同去拜访这二位老人。年迈的二老见到二姐，依然是当年那般炽热的情怀。闫家最小的小妹和小弟也都见了面。短短的两、三个小时，说不完的话，还专门为我们包饺子吃。临走时，小弟把我们送出很远。在沈阳南站上车后，次日上午到唐山车站下车，涵铭姐已在站台等候。见二姐下车，姊妹相见，泪眼充盈。回到家里，全家老幼，其乐融融。令二姐喜出望外的是能在这里看到她的小不点的小侄子……我是不能多陪二姐几天，必须急匆匆地返回洛阳。
    两地生活的双职工，在有了孩子之后，尤其对女方来说，真是极大的困难。好在我们的工作需要到北方出差的机会太多，不到半个月，我又到北京、天津出差，顺便到唐山公私兼顾。这一次靠兆君的表姐帮忙，找了一间公租房住着。借机会我就试探能否调入1028所的唐山试验站，以解决两地生活的困难。该所是四机部十院搞自动防空的专业研究所，总部在锦州。经与其人事部门联系，他们认为我的专业还可以。但是一了解我曾经在政工部门干了多年，就不想接受。我还得回洛阳去想办法。临走之前，请了一位老保姆来家里照看孩子。回到所里，我向负责政治部工作的李吉甫汇报，家庭有实际困难，想调回去，对方不愿意要。怎么办？李吉甫很痛快地说：“想法把家属调来吧。”但是要把兆君调过来，按当时的政策也有很大困难。全国一、二线的中等以上城市，工人单调都受限制，只能对调。我写信告诉兆君，向她们单位领导请示。单位领导说，可以接受对调，当然要看对方的具体条件。所以，寻找符合条件的对调对象也是件难事。
    1974年4月 ，兆君第二次来洛阳休探亲假。那时小龙已经一岁零四个月，刚会说话，能到处跑着玩，非常可爱。有人问：
   “你姓啥？”他只回答一个字：
   “李。”
   “你几岁了？”
   “一。”同时伸出右手食指，往上一举。
    我一下班，他就用小手攥住我的一个手指头，领着他到处转。不少同事和朋友都请我们吃饭，其中包括我们七室的支部书记、指导员王清义同志。其实，他是一位很能为群众办实事的基层领导，我就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所内一些干部，特别是机关干部，总是另眼看他。这次为兆君寻找对调的对象，就是他通过朋友关系，从洛阳轴承厂找到的一位姓张的工人师傅。张师傅家在唐山地区遵化县的农村，他妻子是农业户口，无法往城市里调动，他很愿意调到唐山市。经过王清义同志的安排，就在兆君这次来休探亲假期间，我们与张师傅见了面，双方商定各自请单位发商调函。大约经历三个多月的时间，两边的对调程序全部走完。就我们单位而言，为解决科技人员的两地分居，同意只进不出；对唐山车站而言，有出有进，用一名女职工，换来一名男职工。可以说，双方是各得其所。
    我利用当年的探亲假和兆君一起回唐山，只待洛阳市通过唐山市发过去的一纸调令，即可办理调动手续，准备搬家。这期间，她还得照常上班。我就在家带着小龙。有时领他去逛小商店，他就自己挨个橱柜参观。我在店里躲起来，偷偷看着他。当他看不见我的时候，也会到处找我，而且小嘴不停地自言自语：“爸哪儿？爸哪儿？……”再找不着，就该哭了。孩子每到晚上睡觉前，都要找妈妈。兆君每次在车站值夜班，我就要在家里值夜班。孩子一觉醒来，不见妈妈在，就要哭闹一阵。给他接一次尿，好歹哄他睡着了。第二次再醒来时，听到我跟他说话，他明白，妈妈不在家，就不再哭闹。喂他点水，继续睡。我是神经衰弱老毛病，心里惦着他，也就一夜无觉可眠了。
    正值三姐和二姐请了一位老木匠师傅来家里打家具，兆君让我去看他的木工活，确实很不错。便和我商议，借机买了点木料，就在二姐家打了一个衣柜、一个书架。到了八月末，调令下来了，立即办理调动手续，托运行李。她的一些同事和朋友，觉得她离开铁路系统有点可惜。我告诉他们，我们那里的条件，无论是工资水准还是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比铁路系统要高。亲人们固然有些难舍难分，但是都明白，这是一家三口的团聚，大家对我都很信任、感到很放心。唯有七十高龄的老岳父，疾病缠身，肺心病严重时常卧床不起。老人家明晰事理，面对老闺女和小外孙远离自己，内心深处恋恋不舍，但是表情淡定平和。大家提议照个全家福照片，老人不照，只是抱着小外孙留了个影。临走那天，大家都去火车站送行，老岳父也坚持送到火车站，一直看着我们进了检票口…… 

    【后话  我们离开唐山七个月后，岳父终因心力衰竭而过世。噩耗传来，兆君极其悲痛。我们赶紧带着孩子，赴唐山奔丧。回想当初，老人家执意去车站为我们送行，原来竟是一次生离死别。】 

（七十三）  生命历程
 
    8月30日上午，我们到达洛阳，我们七组去了不少同事，包括我们的两位组长、还有四组的徐宝林等等，从车站把我们接回去。他们事先帮我从房产科申请了一间位于3号院东边房的房子，并打扫干净，还领来了按规定发给我们的床、桌子、凳子、炉子等。我们住的房子都是当年吴佩孚的兵营留下的老房，灰砖平房，墙很厚。室内面积大约有20平米，进门2米处有一面隔断墙，留一个二道门，把房间分成里、外间。每家的门外都有一个统一砌成的小厨房，做饭用北京炉，烧蜂窝煤。上下水在室外，用水泥砌成的一排水池子，大家共用。这种居住条件兆君也满意。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我36周岁，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从唐山运来的衣柜和书架，怕路上磕碰，还没上漆。于锋见此情景，主动来帮我上漆。他有这方面的业余爱好，自己会打家具。上完漆完后，效果蛮好。周围邻居挺喜欢我们这立柜的款式，有人还照着这个样式画图量尺寸，复制一件。
    邻居匙明成是哈军工毕业、在四室工作。爱人王金香也是哈尔滨人。她的小儿子叫小昆，比小龙小。这孩子一见兆君就笑，很投缘，王金香和兆君关系也处的很近，我们两家也成为好朋友。
    兆君的工作安排，在商调之初，由于她曾在铁路采石场当过化验员，我就希望把她安置在我们所的中心实验室。这个单位归技术处管辖，我找了他们的负责人刘作山和技术处的主管副处长仉继光两位领导，他们都同意要。到劳资科报到时，我和赵忠聆科长说明情况后，他很痛快就给分配到技术处中心实验室当化验员。工资标准是按照航空工业五类地区（洛阳市和唐山市同属五类地区）二级技工核定为45元。而地方二级工才37元，她们铁路系统高于地方，也只有42元。我带兆君去技术处向仉处长报到，仉处长请来刘作山见面，然后带他去中心实验室。当时他们这里只有七、八个人，有化学分析、金相、X光探伤等几个专业，分配她搞化学分析。刘作山是一位非常好的组长，在他带领下，组里人员相互关系处的都很好。其中的几位女同胞，蔺连珍，张先琳，莫明兰……和兆君关系都不错。小莫是北京航校毕业后，分配到贵州〇一一基地。她爱人王国元在我们所一室工作，也是为解决两地生活，与兆君同时调进来，成为好朋友。不久，所内机构调整，技术处改为科技处，保留计划和技术等管理职能，原一室主任苗述乙出任处长。科技情报和档案资料分出去建立新三室（老三室与一室合并），中心实验室则划归二室建制。
    她正式上班后，小龙送本院内的托儿所，中午和晚上都要接回来。我又买了一辆自行车，大梁上放一个小孩儿座。两个车子的钥匙我们俩都有。上班时，俩车都放在她所在的503号楼门前。下班时，谁先走，谁就骑上带小孩儿座的那辆车去接孩子。
    半年后，所里在2号院南墙边新建一栋三层住宅楼。按工龄排队，我分到二楼的一套居室，里、外两套间，外间带阳台。入户门内是厨房，我自己用砖砌了一个蜂窝煤炉灶。炉膛内心用耐火材料成品炉衬，可以放进四块煤，很好烧。炉衬周边用炉渣填充，进风和出灰口用一段100口径的钢管，在出口端面处，沿上半圆周开一道缝，可插入薄铁挡板，既能封火，又能挡灰。还预埋了一个热水陶罐，夏天给孩子洗澡够用了。炉灶砌好后，又买了几块处理的小瓷砖，于锋请了一位他熟悉的瓦工师傅，帮我镶在炉体表面。每一家都在楼下用废旧转头砌起一个堆放蜂窝煤的小棚子，用防雨油毡盖顶，一人多高，同时能放自行车。我们室的王伦住我楼上，我们两家共同搭建并合用一个煤棚。后来在楼上住的冯敬简搬走，把他的煤棚给了我。
    都收拾完了之后，我们组里的几位同事，包括当年我刚被贬到七室第一天就给了我个下马威的“齐胖子”齐运生，大家七手八脚地就帮我搬到新居来了。忙到快下班了没顾得上去接孩子，是赵勇帮我从托儿所把小龙抱回来。安顿好了之后，我凑了一点旧木料，雇了一位专门入户打家具的木工，打了一件五斗橱。学着于锋的方法，从批腻子开始，砂纸打磨、涂色、刷三遍清漆，我自己干完全过程，效果还行。
    这套住宅不足之处是，上下水池建在走廊，四家共用。还有两个厕所，每两家共用一个。不过至少雨天用水和入厕不挨浇了。在1975的年份里，有这种居住条件，我是够知足的了。我们一直在这住了9年。
    兆君调来之后，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比她原来好。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她在同事间、邻里间也建立了自己的友情圈。还有些条件是她在唐山那个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比如那个年代，各地开始建立电视转播台，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老百姓自己没有电视机，看不到电视节目。而我们就有这个条件了，因为我们在实验室里自己会搭建电视接收机，很早就能看到电视节目了。
    兆君非常会持家、肯付出。她来之后，各方面都能感到满意，我也就放心地投入到我的事业中去。娶妻生子，安家立业——男人的生命历程，对我来说，似乎都来得太晚……
    小龙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每天中午都要接回来，饭后让他睡个午觉。有时到下午上班时孩子睡不醒，索性就把他锁在家里，让他睡够。我们俩则利用工间20分钟休息时间，回来一个，再把孩子送托儿所。有一次工间休息我赶回来，在楼下远处就听到孩子的哭声。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打开门，孩子正坐在门旁边一个小板凳上哭呢。我赶紧把他搂在怀里，心疼得不得了。没有办法，孩子睡醒觉，见不着爸妈的面，总会如此。最危险的一次，我和孩子正在家里等着他妈妈回来。当他听到妈妈在楼下跟别人说话的声音时，高兴地喊着妈妈往外跑。正赶上邻居家的阿姨端着一个大木盆往走廊边上的水池倒水，小龙一头撞在木盆的边上。孩子的左眼上眼眶被撞出一条有一公分长的口子，鲜血直流。我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兆君紧跟在后。正巧外科大夫大吴值班，紧急处置之后，没打麻药，就把伤口缝了三针。小龙只在缝第一针的时候哭了一声，后两针挺过来了。幸好，差点儿伤着眼睛。伤口长好了，拆了线，越长越看不出疤瘌。  

                        （七十四）  初访23基地 
 
    我们的研究室在转业前称作“大队”，是团级建制。转业后是处级单位。各专业组是研究室下设的行政建制，根据不同的业务需要，各专业组可以组建相应的课题组。我们这个预研课题组有点特殊，开始只有毛履德我们俩，挂在七组，由副组长洪信镇主抓，四组组长陈凤祯参与工作。导引头相对于导弹控制系统来说，是一个环节。然而它的功能是探测、锁定并自动跟踪目标，所以它自身又是一个小的闭环自动控制系统。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新的电子光学成像技术，探索对目标的探测和跟踪能力。面对现实所从事的技术工作，既要熟悉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更要了解某些新的发展。对我这个学控制系统设计专业的人来说，以前没学过雷达、电视等专业课程。按照曹天良所说的，自己去寻找学习的路子。利用各种时间，我翻阅了《雷达系统》、《雷达手册》、《电视学》、《光电微光摄影技术》、《电光学手册》等大量书籍和资料。为了就有关专业技术问题进行探讨与交流，我走访了七机部三院、公安部一所、长春光机所、海军23基地、北京电视设备厂、鞍山广播器材厂以及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地的相关厂、所。毛履德原来在单身宿舍时，和我住同一个房间。他家在宁波市鄞县农村，爱人是教师，后来调入我们所的子女学校。他人很瘦小，虽然健康状况不太好，患有年轻的高血压病，但精神状态蛮好，大家都称呼他“毛毛”。他本是浙江大学学电力专业的，人非常聪明，在弱电方面掌握得快，英语翻阅能力比我好，动手能力也很强。我俩在一起配合工作，逻辑思维方法很接近，合作得很顺手。我们初步制作了一点试验装置。
    室里两位正副主任中，范主任侧重分管4号，吴兆欣副主任，也是哈军工毕业，侧重分管5甲。因为工作需要，可能是吴兆欣副主任的意见，室里一度调我到一组工作。一组是导引头总体组，承担4号和5甲两个型号导引头的总体设计任务。组长张仲先是留苏生，分配我到5甲课题组。1975年末，随着电子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对随机过程和随机事件的数字处理，都需要建立数学模型，用计算机来分析处理。为此，中科院数学所在中关村举办《时间序列分析》讲座，邀请国内航空航天、气象、地质等相关专业的科研设计单位，派人参加。所内科技处安排一、五、六、七、十等5个研究室共6人去参加，为期7周。七室领导派我去，其他有五室的杜毅民、一室的董秉印、十室的张凤忱等，我们一同前往北京，住进崇文门旅馆。每天清晨6点，在旅馆楼下的无轨电车崇文门始发站，赶乘开往动物园的11路头班车。到动物园站下车后，一路小跑，换乘32路公汽，到中关村站下车。8点前赶到数学所对面的物理所的阶梯教室落座，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中午在他们职工食堂就餐，下午4点下课后，原路返回旅馆。晚上，在旅馆双层床的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下，整理笔记。旅馆4楼的楼层领班还不错，找机会给我们调到一个单层床的6人房间里，大家可以一起复习讨论了。40余天，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够辛苦的。不过，在那个年代，每天早晨我都看到，有多少女上班族，抱着用棉猴裹着的小孩，在公交车上，挤上挤下……
    周末的晚上，有些来京出差的同事聚到我们这里，传来一些消息：清华、北大又有大字报了，要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大家有同感：国家已经经不起再折腾了！数学所的领导却经不起“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竟然安排半天时间，组织参加讲座的人员去清华看大字报。我过去浏览了一圈，就记住一句很“创新”的提法：“走资派还在走”。
    这次在京学习期间，我采购了一套物美价廉的小家具，很令夫人满意。一张用木纹装饰板贴面的800×800的折叠餐桌和两把折叠椅。不知为什么，当时北京站限制旅客携带折叠桌上车，不限折叠椅。逼得我想了个化整为零的办法，把桌面拆下来和桌腿分开带。我先求三室的孙成哲帮我带走桌面，我拿着桌面跟他出检票口，幸好没遇阻拦，给他送到卧铺车厢。等车开走了，我就放心了。第二天，我们七室的柳树吟回去。我把桌腿折叠捆好，交她往肩上一夸，很顺利通过检票口带走了。几天后，兆君来信说，捎回来的桌椅安装起来，摆放在外间，大家看了，都说挺好。她很高兴。
    1976年元旦后，我们结束了在北京的学习，回到洛阳。几个人一起向科技处苗述乙处长汇报之后，当即决定在所内相关科技人员中举办二手讲座。由我们几个人分工主讲，给我分担了比较容易的第一讲《线性模型·自相关函数  偏相关函数》。
    3月份，室里决定成立跨组的电视制导课题组，又让我回这个课题组当组长。后来四组的罗幼明、六组的黄晓夏也参与进来。当时23基地刚从国外引进一台先进的K400型电影经纬仪，正在组装；还有一台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和长春光机所合作开发的G179型电影经纬仪，也将在那里调试。这些用于导弹发射试验的自动跟踪测量设备中，有些相关技术值得我们借鉴,很有必要组织人员去考察。考虑到黄晓夏的家就在23基地，其父当时正是该基地的三部主任（后来任基地副司令员），我就让她先去打前站，顺便也让她回家看看。
    4月初，兆君她们中心实验室化学分析组要外协定制一种陶瓷器皿，对耐高温和承载重量的要求较高，领导派她去唐山陶瓷厂办这件事。恰好黄晓夏来电话说K400已经组装完毕，可以来联系考察事宜。我和兆君带着孩子随即出发，先奔唐山，然后我继续前往锦西23基地。到北京中转换车时，我想去街里给孩子买点食品。兆君身体状况不佳，留在北京站等候，我就带着小龙先奔王府井，随后又从王府井乘3路公共汽车去前门。当汽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时，我看到纪念碑周围人山人海，有太多的花圈。原来这一天是4月5日清明节，人们在悼念总理。本来3路汽车应该从人民大会堂正门前通过，开往前门方向。但时下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一线已经被警察封锁，汽车是从人民大会堂后侧拐向前门方向。到大会堂南侧转弯处，看到广场南侧也已经被警察封锁，不许行人进出。紧张的气氛令我感觉到要出大事。汽车到前门站我下车后，赶紧到一家食品店买完糕点，带着小龙下地铁直奔北京站。小龙当时不到4岁，无忧无虑。在北京站候车室大厅里，他第一次乘自动扶梯上楼，童心好奇，简直着了迷。自己一个人从自动扶梯上去，从二楼东侧的步梯跑下来，再从自动扶梯上去……往返多次不嫌累。我们俩就在一楼大厅看着他，真乃天伦之乐。
    当晚到唐山住下，第二天兆君留在唐山去完成她自己的任务，我蹬车前往23基地。火车是从北京开过来的，车上许多旅客都在议论昨天晚上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打人和抓人的事件。我在锦西站下车，黄晓夏到车站接我，先把我安排在离她家很近的基地招待所。她家住在锦西市区的基地5号地区，这里是基地的生活区。基地的工作区在市区以南沿海一带称作“毛屯”的村落附近。当晚我去她家，拜见她的父母。黄主任是一位资深的师级老干部，待人和蔼可亲。原来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三系主任，哈军工改制后，调来23基地任三部主任。我们要去联系的部门正是他管辖的三部，有这位老首长的关照，我们要联系的工作会很顺利。晚八时许，我告别二位老人，黄晓夏送我出去。刚走出去没几步，大院里的高音喇叭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八点联播节目，中央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黄晓夏赶紧把我拉回她家，让她家打开收音机，大家都静静地收听广播。当听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句话时，老首长顺口说了一句：“咳，完了！”。站在旁边的黄晓夏的弟弟赶紧拿过一粒药片，给老人家放到嘴里。我猜想那准是预防心脏病的药。此情此景，我深感文革十年来，在人们心目中笼罩的阴影，何等严重。人心背向，已经到了难以掌控的程度。
    次日清早，我和黄晓夏乘坐基地的班车奔赴司令部和三部，听到整个基地的有线广播都在例行公事地播送各单位坚决支持中央决定的表态文章。对方安排接待我们的人员都很热情友好。据我了解，作为一个试验基地，历来对来自各研究院所的合作都很热情，更何况这次又有黄主任的关照。他们完全答应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初步参观了一下K400，并告诉我们，在6—7月份，可以在观测站上安装调试完毕。同时，G179也将在那时进入现场调试阶段。到时可以同时来考察。在三部遇见一位家在洛阳的技术员刘作伦，西军电毕业的，是我们室刘鸿升的同学。攀谈起来，显得格外亲切热情。他一直陪同我们参观，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情况。
    基地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里的海滩沙子很细软，不比北戴河差，是个很好的浴场。因为是军事禁区，外边没有人来此游泳。从办公室到观测站附近的海滩，还有一段路程。下午，黄晓夏和我向海滩走去。在没有试验项目的无风无浪的晴日里，站在海边，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令人心旷神怡。在岸边左右两侧附近的山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个白色半圆顶的建筑，那是观测站。不由得我感到，比起内地大西北戈壁滩上的那几个试验基地来，这里真是太得天独厚了。
    从海边返回的路上，黄晓夏跟我谈起了因她自己的私事曾受到的精神创伤。她1965年毕业于哈军工，分配到我们单位。她大学时的恋人叫范兆春，分配到我们兄弟单位613所。在申请结婚时，因范兆春父亲文革中被打成叛徒，黄晓夏父亲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写信给我们单位革委会王秀山主任（与黄父曾是哈军工的同事）要求单位一定不要批准她（他）们结婚。王秀山同志随即作黄晓夏的工作，要她考虑老人的期望和本单位的政审条件，放弃与范兆春的恋爱关系。可是黄晓夏本人表示难以割舍，也不忍心给对方造成情感痛苦。于是她义无反顾地在离我们单位较远的老城的一个街道办事处，私自与范兆春登记结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她的父亲还是我们单位领导，反对并阻止她的这桩婚姻，并不为过。而她绕过单位的批准，私自登记结婚，违反了纪律和规定，受到一定的批评，也在所难免。这些情况，在我还没来七室工作时，已有所耳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后来的“一打三反”的激烈的政治运动中，军宣队组织全所群众到体育场参加全市的公审大会后，要求各小单位在现场对本单位“有问题的”重点人员进行“批判帮助”。而七室的领导（可能是上面军宣队的部署）竟然把黄晓夏作为重点人员，围在七室的群众中间，进行“批斗”。这件事给黄晓夏造成的精神伤害太大了，那天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情况，对当时那些“左派”先生们的作为惊叹了一声“太惨无人道了”！同时我对黄晓夏说，我十分敬佩她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当然，在她跟我谈这件事的时候，早已事过境迁。所谓“叛徒”问题，本身就是子虚乌有，文革之后都彻底平反了。
    从23基地返回唐山，兆君与厂方也签署了定制陶瓷器皿的协议。由于我突患扁桃腺炎高烧不退，紧急情况下只用了一次卡那霉素，立马消炎退烧。可是不料过了两天后，又发低烧，并伴随持续性腰部双侧肾区疼痛。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肾盂肾炎，可能属药物所致。赶紧用链霉素治疗了10天，总算控制止住了疾病的发展。打那以后，我总是跟大家宣传:千万别用卡那霉素！
    回到洛阳休息了20多天，6月中旬，室里组织我和毛履德、四组陈凤祯、六组许澄阶等赴锦西23基地正式考察K400和G179经纬仪。长春光机所和沈阳自动化所都是中科院所属的很强的科研单位。G179 的性能水准很不错，长焦距光学伺服系统作到三阶无静差，很不容易。K400毕竟是国外先进的长焦距光学测量设备，无论是元器件、零部件还是整体，工艺水准都相当高。国内产品与之相比，真有明显的差距。
    考察期间，刘作伦在业务上、生活上都给我们提供不少帮助。我们这一次住在基地工作区的招待所，他得知我患肾盂肾炎疾病刚好，还带我到基地医院复查，拍照了肾脏X光片。我还有一位1962年毕业分配到这里一场区工作的同班同学吕良浩，也来招待所看我。我们研究室指导员王清义同志委托我，帮他联系上他最要好的老战友丁奖兴，在这里担任一场区司令员，也在这见了面。
    听这里的战士讲，每当天文大潮退潮后，清晨在海滩上，都会有不少海兔子被潮水冲上来。6月27日，正是农历6月初一，星期天。清晨4点多钟，我们起来奔向海滩。沿着海边走，不大一会就捡到十几个海兔子，每个都有14、5厘米长。回到招待所食堂，把海兔子收拾好，洗净切块。向炊事员借一个小铁锅，要点作料。在野地用石头架起锅，找来干树枝点起火，做了一锅鲜美的红烧海兔肉。几个人高高兴兴野餐一顿。
    7月11日，回到洛阳。 

（七十五）   唐山大地震
 
    7月29日早6点30分，我正在院内肉店排队买肉，忽听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报告：“7月28日3点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条消息令所有人震惊。我旁边的黄国梁同志，家也在唐山。我跟他说：“这次可严重了！我是10号离开唐山的，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这还不到20天，人们肯定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广播说‘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前几次地震从来没用过‘重大损失’这样的词。这下可完了！”我赶紧回家，告诉兆君。大家都不知所措。邻居们听到广播，都来打听。有的说赶紧去打个长途电话吧。我直摇头，肯定什么都不通了。一连一个星期，我每天都是寝食不安。我们俩在唐山的亲人有五个家庭共25口人，我每天在盘算，这么大的地震灾害，能有一半人、还是三分之二人活下来？能留下谁?若留下来的是老弱病残怎么办？一周后的一天，我从单位的大门口往办公楼走。对面走过来九室的李永旭，对我大喊了一声：“李涵葵，你们家没有事！”我当时真不敢相信。“来信了，在503楼门前你爱人手里。”我赶紧跑过去，见大家围着兆君，她手里拿着信，眼圈有泪流出。信是二姐写来的，简短几个字：“唐山大地震，我们和你涵铭姐家都没事，三姐家的小明死了。东矿大哥和你大老姐家也都没事。详情不让往外说，这封信是委托北京煤炭总院来救灾的车带出去的。”信封上发信人地址只写“自唐山”三个字，没贴邮票，但是盖有邮戳。我明白，这是北京邮局见此信是地震灾区带出来的，给免费投递了。我赶紧安慰兆君，不要难过了，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后来得知，三姐家住的是开滦矿务局职工家属区的两间平房。大女儿小明在展览馆上班，平时住宿舍。地震那天晚上，他想骑她爸的自行车回单位宿舍，因为路程很近，她爸不让她骑车走。她索性没走，就住在家了。地震发生时，她动作很快，爬起来就往外跑。跑到二道门处，屋顶塌落，被砸在下面。家里其他人都没来得及反应，房子就塌下来，但是都没被砸着。同院里的其他人爬出来后，把他们一个个都救出来了。小明遇难了，如果那天晚上她去住宿舍，也死不了，因为宿舍没倒。住在东矿区的两家，都是平房。因为首震没倒，人都脱险。在煤研分院家属院住的两家，都是楼房。二姐家住的那个单元首震没塌，全家幸免。唯独我姐姐家住的那栋楼房，严重倒塌，全家却死里逃生。煤研分院位于唐山市新市区新华道北侧，南院是工作区，北院是生活区。北墙外是西山道。生活区有8栋住宅楼，东、西两边各4栋，都是3层楼。中间是篮球场，球场北面是一栋集体宿舍楼。从南向北排列，东1楼和西1楼是50年代的老楼，地震时没倒塌。仅东1楼三层东边一个角塌顶，死一人。东2楼虽是后建，但质量甚好，大都是院领导干部居住，也没倒塌。东3、东4楼局部倒塌，二姐家住东3楼。西2、西3、西4楼质量最差，称作丙级干部楼，被戏称为“饼干楼”。其中西3、西4两栋楼严重倒塌。我姐姐就住在西3楼2单元的一楼，每层4户，东西两头各1户，中间两户。走廊有两个公用厕所。姐姐住在东头一户，是一套南北两套间的住宅。入户门内是厨房，通过厨房进入外间（北屋），靠西墙是我母亲和外孙孙鹏的睡铺。通向里间（南屋）的门在隔墙东侧，进入南屋沿隔墙东西向摆放的是姐夫睡的一张单人床。靠里面东西向摆放的是姐姐和女儿孙鹤睡的一张双人床，床头朝东墙。地震时全楼跌落坍塌，姐姐在地震瞬间，被地光和隆隆地声惊醒，意识到发生地震，立马下床并顺势将女儿拉到床下。所幸是居室的西墙未倒，预制楼板的西部未塌，东部倾斜塌下，没有砸到人。同时南面窗下被震出一个大洞，小鹤从洞口看见外面很亮的地光。姐姐喊着小鹤朝亮光方向向外爬出。此时里外间的隔墙也坍塌，在外间的母亲和小鹏，越过塌下的隔墙，爬向里间，并跟随小鹤从南面窗下的洞口爬出。塌下的隔墙砖头局部压在姐夫身上，无大伤害。姐姐花了大约十来分钟的时间，把压在姐夫身上的砖头一一清掉后，两人也随即从南面窗下的洞口爬出。总共十多分钟时间，5口人全爬出去了。当时，整栋坍塌的楼外面没出来几个人。住在他们同一单元三楼的女同志小曾，怀里抱着小孩儿，意识恍惚地坐在外面地上。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从三楼被甩下来的。外面正下着小雨，姐夫见一位光着上身的女同志，忙将自己上身穿的唯一的背心脱下，让姐姐递给那位女同志穿上。5口人互相搀扶着走到中间的篮球场上休息。姐姐惦记住在集体宿舍楼三楼的青燕，她是姐夫与前妻离婚时留下的两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大女芷茵长大后已回到她妈那里）。宿舍楼局部塌顶，南面的一面墙倒地。姐姐在楼下就看见青燕在三楼的房间里正在走动忙活着，孩子健在！忙把她喊下来。青燕下楼来到篮球场，一个一个数着家里的5口人，一个不少……偌大的一次地震，西三楼总共200来口人，死去80多人。几多家庭（包括我熟知的两个家庭）全家覆没！单位的同事们都说，李大姐家老弱病残6口人，从倒塌的楼里爬出来，毫发无损，奇迹！
    没被废墟埋着的人们，包括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党委书记魏璋、院长田野等从楼里跑出来，黑灯瞎火，也都蒙头转向。后来二姐告诉我，当时领导们一面立马召集、组织人员去救人，同时还吩咐时任办公室秘书的二姐说，“老孙，快去总机室给警备区打电话，请求解放军来支援咱们”。二姐说她自己也发懵，跑到前院办公大楼一看，傻了：整个五层大楼东半部平了，西半部也残墙断壁，哪还有总机室？再看西边的警备区大院也全平了。其实这一带全是重灾区。西边不远的矿冶学院，刚考完试的大学生们还没来得及放假回家，伤亡惨重；北边是地委机关家属区，据说地委常委班子几乎全部遇难；东院是几栋新建的部队支左干部家属楼，全部倒塌，没出来几个人，还到煤研分院来求援……多亏分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健在，及时组织救助，抢救出不少压在废墟下的人。
    我们单位家在唐山灾区的职工有十几、二十来人，这些同志大都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忐忑不安。凡是有直系亲属在灾区的，单位给发放了经济补贴，给了我50元钱。没过几天，我们医院接待了十几位从唐山送过来的伤员，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们，从他们的亲身遭遇中了解不少灾害的具体情况。我们七室的领导也告诉我，一旦去东北的京山铁路通车，可以安排去长春和鞍山出差，顺路回唐山看看。地震两个多月后的10月4日，京山铁路开始通车。临行前，我到医院告诉唐山地震伤员，他们有人往家里捎信，带照片。我10月4日启程，5日到北京换车去唐山。火车经过汉沽蓟运河时，是从解放军抢建的铁路舟桥上缓缓通过的。列车快进站时，左侧唐山铁道学院已经平了；右侧南厂（车辆厂）厂房已经支离破碎。下了火车进入市区一路走去，没有一栋完好的建筑物，全是废墟。后来见到的完全没倒塌的两个建筑物，一个在新市区新华道路北，一栋没建完的框架式的四层楼；另一个在煤炭研究分院院内，有一个六层楼高的模拟竖井的框架式的试验塔。看来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要好一些。再有就是听姐姐说，她原来在开滦煤校院内住过的一栋长条式的二层住宅楼没倒，可能缘于楼底下有一层地下室，等于加固了楼房的地基。由此推想，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强震，正在井下作业的矿工，居然没有伤亡？
    劫后余生的人们，都住进了自己搭起的一个个简易房。简易房的围墙，一米以下是用砖石料砌起来的，一米以上是用树枝、草席一类轻体材料围起来，棚顶用油毡，就是一个能遮风避雨的棚子。后来，唐山人面对灾难，虽然无奈，却也风趣地编出四句打油诗：“登上凤凰山，放眼望唐山，遍地简易房，砖头压油毡。”妈跟我说，地震前的各种慢性病（高血压、心脏病……）人，包括她自己（肝炎加高血压），地震后一个个都没病了，精神十足地为生存而忙活着。姐姐说妈，快70岁的人了，还蹬着凳子爬到简易房顶上去干活。妈说自己，看样子一半时死不了，还能活几年。也许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地震以后，她又活了十年。震后的一、两天内，最困难的是食品和饮用水。人们什么水都喝过了，但煤研分院的人们总算幸运，他们喝的是游泳池的水。分院领导还组织大家把院内活着的鸡都抓起来，集中宰杀，顿了一大锅鸡，分给大家吃。震后第三天，来了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接下来便有飞机来空投压缩饼干等食品，喷洒消毒剂。唐山军用机场很快恢复通航，大批救灾物资源源不断空运过来。解放军抗震救灾部队从东北、北京各路奔赴唐山，灾民们从心眼里感觉他们有救了。
    有感余震几乎天天都有。躺在简易房的床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明显地感受到身体跟着床铺在晃动，并伴随着地壳错动的隆隆地声。
    我奔走看望了几家亲戚，尤其是痛失了20岁的大女儿的三姐家。还有在我们所医院康复治疗的伤员，讬我带信和照片的，我也都一一找到了他们的家。都说失去亲人的唐山人在地震后没有眼泪，都在坚强地与灾害抗争。可是，三姐见到我，还有那些失去亲人的伤员的家人见到我带来的照片，都落泪了……
    命运使得有的人恰好在7月28日那天离开唐山，或者该来而没有来唐山，却躲过一劫；也有的人刚好在那天到达唐山，或者该走又没走成，而在劫难逃。姐姐临震时因为动作快，自己并拉着女儿下了床，没被塌下的楼板砸着。因为后来发现倾斜塌下的楼板正砸在她们的枕头上！可是隔壁郭林章一家老小5、6口人，临震时谁也没动。楼板水平塌下，被家具搪着几乎贴到人身上，却没砸着人。如果有谁动作快一点，爬起来，非挨砸不可。三姐家的小明，如果不跑死不了。可是，我认识的另一个人，也是住平房。地震时，他从窗户跳出去的瞬间，房子倒了，他脱险了。可是夫人没动，砸死了。我设想，假如两年前兆君没有调到我们单位，会是个什么命运？我特意去寻找我们搬家前住的那间公房，虽然倒塌，但住在室内的人没伤着，因为隔墙是倒向邻居家，致使邻家一个女孩儿被压在下面遇难了。但是如果地震那个晚上上夜班就吉凶难卜了，因为唐山站客运室那个晚上当班的人员伤亡很大。更令人惋惜的是，当年与兆君对调的那位张师傅，当晚就住在车站公寓里遇难了……所以，在唐山大地震中，怎么死的都有，怎么活的都有，总结不出逃生的规律和经验来，只能听天由命。
煤研分院准备在冬季到来之前，建起半永久住房。我和姐姐商议，等我从东北办完事回来，让妈和孩子到我那住一段时间。
    我去长春光机所考察他们研制的各种电子光学成像器件，三室赵汉章主任接待我。随后从长春乘火车直达鞍山，到广播器材厂，考察他们生产的SGB-4型工业电视，准备订购一套用作我们的实验设备。10月中旬，在返回唐山的火车上，听同车的旅客在议论王洪文、张春桥等如何如何不好。我心里在琢磨，怎么这样大胆，敢在公共场合如此议论，不怕有人找他们麻烦？出于好心，想提醒一下他们，当心隔墙有耳。但我还是心里纳闷，没敢吭声。到了唐山，进了简易房，姐姐告诉我，你姐夫听美国之音报导，江青几个人被抓起来了。姐夫在旁说，一共抓了4个人。我立刻明白了：王、张、江、姚，这可是大事！没过几天，消息传开了。姐姐安排让妈和小鹤先跟我去洛阳，住一段再说。10月17日我们到北京站换车时，街上人们举着华国锋的画像，敲锣打鼓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 
    10月18日，我和妈、小鹤回到洛阳。时年我38岁，母亲第一次来到儿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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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人生 [49楼] 发表于：2012-05-12 22:26
在人生的长河中，像这样的漩涡，安知何其多也？-——漩涡人生
     第十篇 长空霹雳（奋斗篇）下
 
（七十六）  幸运而来的第二胎
 

    地震后，母亲带领小鹤来我这住了三个月。1977年春节前急着回唐山过年，我把她们娘俩送到郑州，买了直达唐山的卧铺车票回去了。紧接着，兆君的二姐带领三姐家的小立和王忠到洛阳来了。她（他）们是在我这过完春节后返回唐山的。

    兆君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对于化学分析的工作拿得起来。干起活来头脑清晰、手脚利落。由于我的工作负担较重，相对来说，她没有我这么忙，日常的家务事她干得多。一般说来，我每天早起，先捅开蜂窝煤炉子做早饭。早餐简单，大都是热稀饭，馏馒头，抄花生米。他起来后，帮孩子整装洗漱，收拾房间。早餐后，我送孩子去幼儿园，拐回来上班。中午和下午，不吹下班号我是离不开实验室的。但是她只要没活干了就可以先回家，做起饭来麻利得很，不等我到家，饭就差不多做好了。她从生了孩子之后，体型发胖，看似强壮，实际很虚弱。按当时的计划生育要求，允许生两胎，但两胎的间隔须大于4岁。小龙到年底就5周岁了。由于她总觉得力不从心，是否要第二胎，始终犹犹豫豫。加之在心理上总期盼能生个女孩，所以也没法给她报二胎计划。到了10月份，她自己觉得有情况，去医院一查，怀上了。她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就要吧，一个孩子太孤单。就这样把第二胎留下来了，一算预产期是来年6月初。她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总以为会是个女孩。这消息传到唐山，老太太坐不住了，一定要过来看看。不久，跟随姐姐单位来出差的李学瑞来到洛阳，在这住了几个月。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商议着要把小龙带到唐山住两年，等第二个孩子长起来了，再把小龙接回来。兆君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也同意这个意见。1978年4月，我把祖孙二人送到郑州，和上次一样，买好了卧铺票，12个小时直达唐山。这边兆君状态不错，经检查，胎位有点不正。医生教了个简单又神奇的办法：用艾条熏两只脚的小脚趾根部外侧，很灵，没熏几次，胎位完全转过来了。一直到临产前，兆君坚持上班。事前我已经把我们室里的三轮车准备好了，6月3日那天上午，出现产前征兆。我瞪起三轮车送她去了洛阳专区医院，住进妇产科，只有我一个人在医院守候。午休以后，她仍然坚持出外散步，我一步不离地陪着她。到下午5点多钟，有了临产征候，旋即回到产房外面，医生看了看，还不用马上上产床，还在外面等。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才进入产房。产房里同时还有另一位待产产妇。工夫不大，就听到了一个新生儿的哭声，声音不大。护士出来告诉另一位守候的父亲，说生了个女孩。紧接着，我就听到了另一个新生儿的哭声，声音很洪亮。我立马意识到了，这是我的第二个儿子！果然，护士出来冲着我笑……先把兆君推出来，安排到病房。兆君告诉我说，她自己感觉特别精神，就是遗憾，又是个臭小子。我说，母子平安比啥都强。安顿下来后，她跟我说起产房里的一段小插曲:另一个产妇生的女孩也是第二胎，她第一胎也是个丫头。几乎同时生孩子的两个产妇都觉得不够理想。产房的护士说，你们两家可以商量一下，如果愿意，可以把你们这两个孩子互换一下。兆君跟她们说不愿意换，我也说，就是个金娃娃咱也不换。不是咱自己生的，那叫啥事啊?护士把孩子抱出来，放在兆君的身边。这孩子跟他哥出生时一样，刚刚来到这个世上，就睁开眼睛到处看。时值仲夏季节，不用顾及着凉。母子状态都挺好，我跟兆君商量，干脆咱别在这病房里耗着，回家算了。征得医生同意后，我就蹬着三轮车把娘俩接回家去。到家也不过7点来钟，我赶紧熬小米粥，加点红糖，又煮几个鸡蛋。整个月子里就我一个人伺候，头三天我请了事假，此后摸着规律了，我也上班了。开始有点失误，以为是暑天，没给孩子盖棉被，发现孩子有点拉稀。经明白人指点，说新生儿没有夏天。他在母体内的温度总保持在37度，刚一出生，还是应该用棉被保持一段时间温度。我们赶紧给小家伙换上棉被，慢慢地，拉稀的毛病也好转了。由于孩子是在地处中岳嵩山脚下的洛阳出生，我给他取名智嵩。刚刚两个月，我就要去沈阳开会。没办法，只好把她们娘俩带上，“寄放”到唐山。火车上的人见我抱着这么小的婴儿，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四十了。人们很惊奇地说，这么大岁数了，还有这么小的孩子呀?听到这种议论，令我恍然明白了——在我们所里，还不觉得异常。可到了社会上，我们是多么稀罕的一对父子！那个年代，法定产假的时间只有56天。我们回到洛阳时，兆君就上班了，只能把小嵩送托儿所。我们每天上、下午上班中间都各有20分钟的工间操休息时间，哺乳期的女同志就是利用这段时间给婴儿喂奶。小嵩长到10来个月，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很爱听音乐。那时家里有个电唱机，他哭闹的时候，只要一开电唱机，就不哭了，似乎挺认真地在听音乐，而且嘴里直喊着“dou dou”的声音。后来一听见大人喊“dou dou”，就奔着电唱机去了。孩子不到两岁的时候，兆君身体状况不佳，患子宫内膜异位症，需要去唐山找一位有名的妇产科专家林一才（林巧稚的同学）做手术。没别的办法，只好请大老姨（兆君的四姐）来把小嵩接走，此后孩子一直由大老姨带着，在大老姨家生活了一年多。

 
（七十七）  探索性试验
 

    近程战术导弹的制导和中远程战术导弹的末制导，最常用的制导方式是自动导引，就是导弹靠自身导引头的导引，自主飞向目标。而导引头对目标的探测、锁定和跟踪主要采用雷达或红外线方式。六十年代后，在越南战场上又出现用激光制导的炸弹和用电视制导的导弹。我们感兴趣的是，导弹用自带的电视摄像头采集的目标视频信号，经过处理后，能自动地跟踪目标，这就是自动电视导引技术。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经过深入的思索和研究，发现这种导弹对目标的探测和攻击过程，很可以与二战时日本“神风敢死队”的自杀式飞机攻击美军军舰的过程相比拟。神风队飞行员的头颅可在上下左右两个方向上转动，带动自己的眼球在视野范围内搜索、发现并识别出要攻击的目标，用手和脚操纵飞机向目标冲击。当飞行员目视目标方向偏离飞机航向时，信息会即时传递给他的大脑，大脑形成判断，并向他的手、脚发出指令，操纵飞机的俯仰舵或方向舵，修正航向，继续向目标冲击，直至与目标同归于尽。而自动电视导引导弹的导引头，就相当于神风队飞行员的头颅，其中的电视摄像机好比是飞行员的眼睛，导弹控制舱中的自动驾驶仪就相当于飞行员的手和脚。摄像机由伺服机构带动，在俯仰和偏航两个方向上转动，搜索目标。当目标进入摄像机镜头的光学视场时，目标的视频信号被导引头内的视频处理器发现、识别后，将其锁定并跟踪。同时向摄像机伺服机构电路发出误差信号，驱动伺服机构带动摄像机转动，使光学视场中心十字线的中点始终对准目标。如果目标与摄像机光学视场中心的连线偏离了导弹的飞行航向时，导引头即时产生相应的偏差信号，传送给控制舱内的自动驾驶仪，驱动导弹的舵面转动，调整导弹的飞行方向，直至命中目标。我们就是针对电视制导的这种工作原理，首先在实验室里，将现有的民用工业电视摄像机，安装在一台（原本是）机载雷达天线的伺服机构上，对一个模拟目标进行探索性的仿真试验，以便摸索其中的关键技术所在。

    导弹是一次性使用武器，无论是作战、训练还是靶试，一经发射就不能回收复用。所以在研发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设计、计算，在正式交付试制加工之前，还必须对各个舱段组件、部件进行多次的模拟试验验证。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实在很多，诸如：对于目标探测器的核心器件——各种电子光学成像器件的性能考核和选用,对光学精密机械系统的设计要求,对目标视频信息的提取和识别技术……等等。

    在我们实验室内的模拟试验刚有些眉目时，七室要在西北某试飞基地组织一次外场试验，用我们室里研制的一种雷达型号导引头，和一种国外同类型的雷达导引头进行地空跟踪的对比试验。室里领导要求我们借此机会带上电视制导的模拟试验装置，也到外场进行一次对真实飞机的地空跟踪试验。就导弹的研制过程而言，不同的外场试验，是对科研成果不同阶段完成状况的一次实际的考核；最终的考核就是定型打靶试验。所以，每次外场试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都是一种兴奋之举。当然，如果是定型打靶试验，那简直就是科研人员的节日一般。外场试验的组织工作很复杂，室里由吴兆欣副主任带队，现场指挥由总体组张中先组长负责。我们课题组有我、毛履德和罗幼明参加，洪信镇和陈凤祯当然也去，他俩同时也是雷达型号线的人。参试人员进入紧张的准备工作，整理装备，装箱搬运，都是大家亲自动手干。室里出动两部（自行）工程车，一部炮瞄雷达车，由所里派出一台卡车牵引。几部车辆先行上路出发两天后，大部分人员于1977年12月23日乘坐火车卧铺出发。按规定，出差人员只要携带绝密级产品或图纸资料，必须乘坐软卧车厢。室里安排我和王培高等4人，携带产品密封箱乘坐软卧包厢。对我来说，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对保密产品包装箱，事先要由所保卫科向市公安局请领免检证。铁路公安早就熟知这项业务，上车时交由列车乘警查验免检，并注重保卫。火车到达目的地后，先行到达的车辆把我们接运到试飞基地。试飞研究所还专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接待、安排并参与我们的试验工作。

    从12月下旬一直到转过年的3月下旬，除春节放假期间人员撤回洛阳休息一个星期以外，整个外场试验历时将近3个月。室里进行的两种雷达导引头的对比试验，取得了大量的数据，获得满意的成果。当我看到打开外壳的国外导引头的内部结构时，其电子装配的工艺水平真令人赞叹。无论是元器件的排列、焊接点的规整光泽、连接裸线的整齐划一……令人感到就像是一件工艺品。

    我们用电视制导的模拟试验装置，实现了飞机在光学视场中被目标跟踪电路锁定和跟踪，以及光学镜头对飞机的角度跟踪，并用紫外线记录仪记录下来。在这次探索性试验的基础上，便逐步开展后续的一系列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在白昼、黑夜、雾霾环境下，对常光、微光、红外成像技术的使用；对各种电子光学成像器件——电真空视像管、光增强摄像管、固体光电耦合器件（CCD）的应用；目标视频信号的智能化识别技术等。

    外场试验中，显示出那一代科研人员的基本素质。无论平时相互间有什么“过节”，到了外场，大家都很团结。各自的工作，认真负责地去作，遇到困难，都出手相助。闲暇时间，互相交流技术上的问题。由于电视制导相对雷达专业来说是个新课题，试验队领导还特意安排时间，让我给大家讲“老兵新传”。此外，一些装装卸卸，搬搬运运，出力气的活，都争着去干……实在是难能可贵。被压抑了多少年的知识分子政策，还不该落实了吗？

    1978年3月20日，我们试验队返回洛阳。

 
（七十八）  乍暖还寒的春天
 
    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人生中的又一个“漩涡”。

    “左家庄”的惯性思维方式，不知还要拖上多长的尾巴！文革中制造的一切冤假错案，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而统统得以纠正。然而，一些在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中被扩大化的冤假错案，由谁来给平反？ 1977年末，职工工资在经历了文革前后一、二十年的冻结后，中央决定给全国40％的职工涨工资。我本应是1962届毕业生，由于在学校工作一年半后才参加毕业分配，致使我转业定级时被低定一级。按理说，我应该属于40％的涨工资的范围，不仅我自己这么想，大家也都这样认为。研究室也是这样上报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所里根据哪条政策就把我拿掉了。这件事不仅刺激了我，也激起多数人对我的同情，许多同志为我鸣不平。无奈之下，我直接去找一把手田政委去申诉。我说，我不是一个计较个人利益的人。转业定级时因为毕业年限搞错，我被低定了一级，我没计较过；发给每人四个月的转业费，我捐赠了。文革中军宣队无端令我停职检查交代问题，历时三年无人过问，不了了之。我想问个为什么？如今在调资中这样对待我，公平妈？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应该用党性去否定，然而所里却总有人用派性反派性。我不理解……其实，田政委是个好人，他是后调来的领导，对所里过去的情况也并不全然清楚，他也确实难以回答我的问题。我的申诉，只期望他对我的情况有个客观的了解。对这件事，我申诉过后，再未向任何领导提及。从此后，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全然扑到我们的“霹雳”事业中。组里和室里的领导以及同事们，给了我很多的同情与支持。

    经历探索性的试验后，我们和室里领导心里增添了底数，使进一步研究和试验的思路更加清晰。一方面我们自己装调出一台小型摄像机，建立和研究视频信号的测试指标和方法，增添了一些必要的专业测试设备。另一方面，室里把清华毕业的王所法调给我们，加强视频处理的研究和试验，改进和建立了新的目标信号处理方案。所里技术科等管理部门为了加深认识和了解，专门组织一次电视导引的技术报告会,各专业科室都会有人来参加。大家对红外和雷达导引方式都很熟知，但对电视导引还不够了解。不过我还是很有自信：首要的是我对这次技术报告的内容，必须并且已经深思熟虑，绝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其次，我会运用自己的思维逻辑和受众易于接受的语言，让这个报告会传递给大家感兴趣的信息。果然，报告会进行的很顺畅。下来后，二室的李惠德跟我开玩笑说：“老李呀，这是你一次很好的评选工程师的技术报告。”会后，有的还陆续来我们实验室观看对模拟目标的电视跟踪试验。

    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媒体报导称“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央不仅仅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且全面纠正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反右派斗争中的一切冤假错案。右派分子全部平反，甚至对土改中划成地主、富农成分的，都给改称“社员”成分。有一次，所党委组织部长宫锡绶同志与我谈到，能否跟我老家的公社联系一下，我的家庭成分是否改成“社员”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是我跟他说，土改前后我家一直住在黑龙江省依安县县城里，从来就没在农村住过。自从1949年举家迁回原籍青冈县后，再也没回过依安县，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公社能管我们家的成分问题。我说组织上不用为我费心了，今后我的家庭出身只能仍然填写“地主”，都填了几十年了，还改啥？确实，此后多年，无论到哪，凡是让我填写履历表时，“家庭出身”这一栏，我一律还填写“地主”。直到后来的履历表中取消了“家庭出身”这一栏。但是，我的孩子们在学校上学填表时，有的老师就告诉学生，“家庭出身”这一栏必须填写什么什么“农”。孩子问我该怎么填？我告诉他们：按照中央政策规定，作为国家干部，无论其本身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其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填写“革命干部”。如果你们老师还有什么不同意见，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师说：“我父亲从小没在农村住过，什么‘农’也不是。他从小到大生长在城市，在共产党的学校读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所以我们的家庭出身就是‘革命干部’。”国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难道还让我的孩子们，继续没完没了地背上“狗崽子”的包袱？
 
    8月份，以第八机械工业总局为核心的行业系统，在沈阳召开801-2（雷达及电子）专业技术交流会，我们所只有七室派人参加。按陈凤祯的主意，以我、陈凤祯和王所法三人署名，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关于用电视跟踪技术抗干扰的技术报告；张仲先写了一篇关于倒置接收机的技术报告。我们四个人一起参加了会议，并且在会上宣读了我们的报告。会后，组织我们参观了139厂。

    室里的人员、干部、以及建制都有较大变动。我们七组组长周金庭为解决爱人农村户口问题，调到市电子总公司下属的无线电厂当厂长，洪信镇任七组组长。我们课题组的罗幼明为解决两地生活问题，调到外地他爱人的单位。支部书记王清义因身体原因，长期休养，所党委将政治部干部科张玉琏调任七室支部书记。因工作需要，原六组（设备研制）撤销，组长涂传世调任三组组长。原八组改为六组，孙国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孙猴子”）任组长；其中的4号伺服机构部分分立为五祖，柳树吟任组长。原来归属四车间的印刷电路板制作小组划归七室管辖，编为新的八组。5甲总体设计从一组分出来，成立十组，沈亮任组长。将我们的独立课题组扩编成一个专业组，编为九组，正式成为七室下属的建制组。我任组长，四组调过来的周为民任副组长。所里为给仲伟佳落实政策，让他从一车间返回七室。征求他个人意见，他希望来我们组，我是热烈地欢迎了这员“干将”。六组的郑来福、八组的杨令娴、许澄阶、搞结构设计的俞林森，后来还有从上海调过来的王顺兴（家在河南禹县）、新毕业的大学生李建国、六室的王玉民，加上原来的毛履德、王所法、黄晓夏，一共13人。从总体设计，到目标探测、信息处理，从结构设计，到伺服机构、专用电源……人员配套了，为下一步的工作开展，准备了条件。整个七室，在最高峰的时候，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技辅人员总数达到“一百零八将”，成为全所最大的研究室。

    1978年年终评奖，室里领导和同志们很关照我，给我评了一等奖，奖励给予2％晋级（给予占职工总数2％的人晋升一级工资），职称晋升为工程师。上报所里，也批准了。1979年1月份，在全所年终表彰大会上，刘永恒副所长宣布全所获一等奖、2％晋级和晋升工程师三项名单。散会后，大家见到我，说我“连中三元”。其实，大家都明白，那前两项是给我的安慰奖，更何况那一等奖是2％晋级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后一项对我来说，按资历讲，我属于1962年参加工作。这一次，同届大学毕业生，包括我们的副组长周为民，大部分都晋升工程师了。只不过我从事技术工作的年限比人家短多了，就这点而言，晋升工程师是对我技术业务能力的一个肯定。自打1957年进入北航的那一天起，我就是想将来要成为一名红色航空工程师……  

 
（七十九）    医用X光电视
 

    七十年代后，国内开始出现医用X光电视，极大限度地减少了医务人员直接接受X射线照射而导致血液病的危险。但是这种设备价格昂贵，并需要高额外汇，一般医院都用不起。1977年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放射科想要自己开发，不知是那条线索引导他们找到我们所来寻求技术合作。主管我们预研课题的所科技处技术科张文宪副科长和杨正顺找我来协商这件事。其实，X光电视的实质，就是用微光摄像技术，把X光荧屏上的低亮度影像增强到正常亮度影像，在电视监示器上显示出来。其关键技术是需要带有像增强器的摄像管。据三院放射科裴良名副主任和柏青大夫了解的情况介绍，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吉林工大和长春光机所合作，利用国产器材开发研制这种设备，样机试用效果不错。我认为，这项技术与我们课题组的业务范围相符合，可以去长春考察一下，如果关键器材国内能解决，我们可以承担此项技术合作。所里同意了我这个意见，我和毛履德由三院放射科柏青大夫陪同前往长春。

    到了长春，我们先去光机所找到我的老熟人——三室副主任赵汉章，了解有关技术方面的基本情况。他们三室是成像器件研究室，正是他们为X光电视提供硅增强摄像管（SIT）。赵汉章告诉我们，光学系统也是由他们光机所研制的特大相对孔径X光医用电视物镜。由于摄像管移像段的光阴极不是平面，而是球面，因此光学系统物镜的成像面也必须设计成球面。该系统已交由辽宁省熊岳光学仪器厂加工制造。赵汉章还向我们介绍说，设备的电视摄像系统由吉林工大电子系检测教研室主任戴逸松老师主持研制，具体问题可以找他了解。随后，我们在白求恩医大二院看到了那台设备的样机，正在试用，据放射科医生反映效果不错。随后到吉林工大，我们访问了戴逸松。这位微小信号检测专业的专家，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介绍了摄像系统的设计。【遗憾的是，这位专家于2001年年方64岁时因病去世。】

    回到所里，我向技术科汇报了考察的情况，结论是可以作。经技术科报告所里，答应三院的要求。我们随即组织了一个跨专业组、跨研究室的4人小组，除我和毛履德外，还请我们七室五组的王巧元（结构专业）和六室的黄加友（光学专业）参加。确定了设计方案：采用光机所的微光摄像管和熊岳光学仪器厂加工制造的光学系统，研制一台X光电视摄像机和控制器；再用鞍山广播器材厂生产的一台SGB-04型工业电视与之交联，使X光透视影像与对患者的监视影像可相互切换在同一台监视器上显示。此外还加装一组对讲机，实现医患相互之间的语音联系。

    在订购的光学系统到货之前，我们先将微光摄像机和控制器设计装调出来。经过反复试验，并接受吉林工大和光机所的经验，我们采用他们研制的、灵敏度较高的硅增强摄像管（SIT）。与常规摄像管相比，技术措施较为复杂。微光管的移像段需要提供9000伏的高压，外表还要用硅橡胶灌封以增强其绝缘性能。装完调试后，在夜间实验室内关闭灯光、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条件下，监视器上显示的电视画面相当清楚。因为没有连接X光机，虽然还无法定量测试，但技术科的人过来直觉地看看效果，感觉不错，颇感兴奋。后来政治部宣传科长喻学坚和袁秀岭也闻讯赶来看效果。

    1980年12月，吉林省经委和电子局组织鉴定会，对吉林工大和长春光机所研制的XDS-1型医用电视进行技术鉴定，邀请我们去参加鉴定会。我和毛履德以及三院放射科裴良名副主任，一同前往长春。组织方请我们三人出任鉴定委员会委员，并推举一人出任副主任委员，我们推举了裴良名。

    鉴定会后，我们应邀参观了光机所各有关研究室。在参观六室激光设施时，室主任为我们讲解。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别人介绍他时，我也没太在意他叫什么名字。只感觉到此人气度不凡，举止言谈酷似我们室的凌耀成（我的北航同学）。我见他常和赵汉章在一起说话，听赵说，他是王大珩的研究生。曾为德国访问学者，内定王大珩的接班人。

 

    【后话　1981年7月，我在北京全国应用电视和监视器专业技术交流会上，又见到赵汉章和他两位，并与我挨着座位。可是，一年后的1982年，当我听到中央电视台关于长春光机所优秀知识分子典范蒋筑英英年早逝的报导时，猛然看到电视荧屏上蒋筑英的照片，令我怦然心动——原来他就是蒋筑英！我赶紧从我的文件资料袋中翻阅在北京开会的代表名录，果然查到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这个单位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位是赵汉章，另一位就是蒋筑英……我感慨万千！为了追忆这位有缘照面、无缘结识的我们的同类的典范，特将网上下载的一篇简介拷贝如下，让我们永远怀念他！


    1982年6月15日，年仅43岁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在出差成都的过程中，因过度劳累而病逝。　　

    蒋筑英的一生平凡而短暂。1939年，他出生在杭州一个旧职员家庭。1956年，蒋筑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期间，他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1962年，蒋筑英大学毕业后来到长春，成为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并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　　

    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上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与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1982年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蒋筑英于第二天下午去世。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81年，熊岳光学仪器厂加工制作的光学系统到货后，黄加友把镜头和反射镜加以检测和清理，王巧元、毛履德我们4人一起到三院，安装在放射科提供的一台500毫安X光机上，与微光摄像机进行联调后，立即投入临床诊断试验。结果发现，对四肢骨骼、胸透、食道钡餐透视效果都比较满意，唯独胃肠钡餐透视时，患者平躺位透视效果好，直立位的效果总是不理想。由于胃肠钡餐透视耗时长，射线对人的损伤大，所以应用X光电视的意义尤其重要。经过反复调试，查不出原因所在。最后我发现那台500毫安的X光机原来是1956年产的一台老旧设备，不仅球管老化，而且中间经过多次改装，剂量指示表已经不准。我找裴主任，要求更换一台新一点的X光机试一试。随之安装在一台正在临床使用的200毫安X光机上一试，获得可喜的满意效果，清晰度和灵敏度均达到要求。裴主任兴奋地说：“达到这种水平就可以满足我们临床使用的要求了。”我说：“裴主任哪，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作到这种程度，你怎么就拿来那么一个老掉牙的机器来配合我们？”说的他很不好意思。

    医用X光电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减少X射线对医生的损伤，而且，在达到相同影像效果的情况下，所用X光剂量要比普通X光机低，这就同时也减少了X射线对接受透视的患者的损伤。

    长春鉴定会上的XDS-1型医用电视的诊断指标：

    心肺透视            0.5-1 毫安/60-65千伏

    食道钡餐透视          1-2 毫安/65-70千伏

    胃肠钡餐透视          2-3 毫安/75-80千伏

    我们的医用X光电视的诊断指标：

    心肺透视          0.6-0.8 毫安/60-65千伏

    食道钡餐透视        1-1.2 毫安/65-70千伏

    胃肠钡餐透视      1.2-1.5 毫安/80-90千伏

    据三院放射科大夫说，他们参观进口的医用X光电视，作胃肠钡餐透视时的剂量搭配原则是高千伏，低毫安。二者对比，我们的医用X光电视的诊断效果与长春的基本相当。

    作为所里下达的这项代号为M029的研制任务，基本上圆满完成了。我与毛履德合写一份技术说明书和一份技术报告，然后向刘永恒副所长作了汇报。他问我花费多少钱，我说尚未准确计算，估计光器材费大约上万。他说，医院的事，我们少不了求他们。不要收费了，就赠送给三院了。后来他让我们陪同主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刘宣夫副所长，去三院观看设备的效果，并向三院表达了赠送的意见。

    技术科把这个项目申报了1982年洛阳市科技成果，给我们评了个三等奖。

 

（八十）  实验型自动电视跟踪器
 

    1979年，儿子唐龙快满7周岁，秋季开学该上一年级了。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去唐山接他回来。孩子特别高兴，路过北京时，在天安门前照张像，又带他去天坛公园玩了一圈。9月开学，送他到我们子女学校上学了。学校就在家属院里，上学放学都不用我们操心了。

    这一年，我们开始进行实验型自动电视跟踪器的设计和试验，到1980年基本完成。与室里两位主任商议，计划在下半年安排一次外场地空跟踪试验，科技处技术科张文宪和新来的一位孙科长也都很支持。具体事宜，室里就委托我去操办了。我想，不用去西北基地，因为只要调用运输机就可以作，就在内地附近飞机场安排。但是，是找军用机场还是民航机场？反正调用飞机都得花钱。

    4月份，中科院空间中心在武汉华中工学院举办遥感技术讲座，科技处安排七室和十室各派一人参加。七室让我去，十室是许尊书参加。我就借此机会，去武汉民航机场了解一下情况。结果不行，他们只对运营有兴趣。后来学习结束后，我就转路去当阳，找我原来下放当兵的空军部队。我原来熟悉的一些人早就不在位了，只有原任团政治处房玉辛主任，现在是师政治部主任，他仍然记得我。我向他说明来意，期望10月份，选择洛阳附近的开封机场作地空跟踪试验。

    具体要求：

    参试人员  10至16人；

    试验期限  不超过30天；

    随带装备  车辆3部（工程车、雷达车、吉普车各1部），发电机1台。

    试验位置  跑道侧面选择安全地点。

    试验方式  设备调试阶段，机场不需安排专门飞机飞行，利用正常飞行计划安排的飞机即可进行设备调试；设备正常运行后，只需安排一架现有的运输机，在距机场约30公里范围内，往返通过机场，飞行高度1000-2000米。总飞行时间不超过1小时。

    后勤条件  参试人员在机场招待所安排食宿，按规定交费。

    试验费用  专门安排的试验飞机飞行所需费用，请求给以优惠。

    房主任了解此情况后，立即请司令部作训科协助安排。第二天，作训科予以答复：已与开封方面联系好了,具体细节安排，可直接去开封37团落实。

    告别了房主任等部队领导，我奔向火车站。这是我第一次到鄂西这边来，途中经过当年张飞“当阳桥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兵”的当阳桥，现在看起来乃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桥。当阳隶属宜昌建制，位于焦（作）枝（江）铁路线上，我可以沿着焦枝线一路北上，经过荆门、襄樊、南阳，返回洛阳。第一站在荆门下车，拜访我们宣传科的老科长王德才同志，他现在是605所政治部主任。王科长与我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一晃阔别7、8年了，十分兴奋地把我接到他家，就让我在他家住。夫人老唐原来在洛阳市银行工作，来到605后也安排到所内财务科上班。王科长能作一手好菜，过去我单身时，每当春节放假，只要不回家，他肯定都要招待我。这次难得一见，盛情款待，自不必说。开怀并非畅饮，时光承载畅谈……

    北行的第二站，我在襄樊下车。襄樊是原襄阳和樊城两个城市合并而成，我六哥的二女儿李育琴夫妻俩就在这个城市的610所工作。她于1958年在哈尔滨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132厂，后来调入610所。由于我们同属第六研究院一个系统，有一次去北京出差时，六院集体组织瞻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参加，就在那里不期而遇，才互相得知对方现在的工作单位。这次来到她家，又见到相隔20余年未见的她的丈夫王守家，都是步入不惑之年的人了。他们已经是生育了女儿王佐和儿子王军、其乐融融的四口之家。610所附近的隆中，据说就是历史上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出自那里，现在已经作为历史文化古迹对外开放。王守家陪我一同骑自行车，不到20分钟的路程，去参观了一次。次日，我从襄樊上车，一路直达洛阳。

    为了去落实外场试验的具体事宜，我请齐运生和我同去开封。他家是开封市的坐地户，熟悉地理环境。时任七室的器材助理，没少帮我的忙。我俩来到开封南关机场，由于师部早有指示，37团很快就落实了我们的试验方案。安排试验专用飞机的费用，就按2000元标准包干了。进场时间定在10月上旬。

    回到洛阳，立即着手试验装备的申请和检查。工程车和雷达车归本室管理，要请车队司机师傅检查车况；雷达状态由七组卜妙坤和十组卢金寿掌控。汽油发电机需要向机动科申请；吉普车向车队申请。这些工作都由齐运生帮我们联系了。还要从三室复制组纪春发那里借用一台特殊的记录设备——16mm电影摄影机，并特意去保定胶片厂购回两盒16mm胶片。与此同时，全组人员对试验样机和全部附件以及备品备件作最后的完善工作。我与周为民商议参试人员名单，最后向范主任请示确定：我们组内人员包括我们两位和毛履德、王所法、仲伟佳、郑来福、王顺兴；负责雷达管理和操作的卜妙坤和卢金寿；还有协助工作的八组的靳培春。室内共11人。室外人员包括两名司机（其中吉普车司机叶师傅常驻）和一名机动科的电工师傅赵金阳。总计进场人员13名。 


    10月7日，我们正式进场。从洛阳到开封，将近200公里。我让仲伟佳带着三部车从公路走，约需4小时；其余人员乘火车，大约3小时到。早晨出发，中午以前全部到达。机场方面已经安排好招待所接待。午饭后，团里派一位作训参谋引导我们赴机场，选好试验阵地，车辆定位，仪器设备开箱，连接电缆，最后发电机启动试电。半天时间，全部就绪。

    我们来到外场，这里的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洛阳完全一样。又正值秋高气爽的季节，使得本来就处于兴奋状态的大家，显得尤为舒畅。晚上开了个短会，主要是强调一下安全事项。要大家从明天起，按原来的分工，首先对装备逐台通电检查，确保状态完好，然后展开试验样机，进行系统联调。雷达和发电机由卢金寿、卜妙坤和赵金阳分别专人管理。试验样机中，摄像系统由我和毛毛分管；目标跟踪部件由王所法和周为民分管；频率标准部件由王顺兴分管；角跟踪部件和专用电源由仲伟佳和郑来福分管。

    开封机场几乎每天都有训练飞行或转场飞机起降，大部分是运输机，还有直升机。在各种不同气象环境下，目标探测器所处的照度条件有别，获取的信号质量不同。有雷达帮助我们测距，就可以使我们在不同距离、不同条件下，考核自动电视跟踪器对真实飞机的截获和跟踪性能。几乎每天都能够获取有价值的实验数据，并能够在现场调试、修改目标跟踪部件的参数。这是我们最为核心的部件，也是试验中最为耗时费力的部分。有时遇到雨天，机场没有飞行，大家都在招待所休息。为了赶时间，我就陪同王所法和周为民到试验阵地，钻进工程车里，加班调试。工作是紧张的，情绪是乐观的。有时在机场需要等待飞机出现，大家就在草坪上谈笑风生。每逢周日休息，我们组织大家一同去开封市的景点——铁塔、龙亭、相国寺参观游览。


    这种随机试验一直进行三周，跟踪状态逐步趋向最佳，正准备在第四周正式安排飞机飞行测试。所技术科孙、张两位科长了解情况后，带着六室光学组组长孙玉龙，我们室的齐运生、黄晓夏，资料室的照相师张鸿凡，随同黄彬所长、党委史忠民副书记，一行专程来开封现场视察。那时，所里上、下级关系都很和谐。领导来视察，就是来看望我们。既不用给我们带什么慰问品，也不用我们安排接待。听了我们的汇报，看了现场的试验布置。有飞机过来就开机观察跟踪状况，最后询问正式飞行测试的安排。两位领导挺高兴，从不说打官腔的话，叮嘱我们做好试验记录。中午在招待所一起吃顿便餐，临走时个别跟我交代一句:“试验结束后，让招待所食堂多加几个菜。”史忠民和技术科的几位同志先不走，等待做完最后的跟踪试验。不巧的是，周为民在飞机正式飞行测试的前两天因胃病住进了医院。


    飞行前一天，我们做了最后的全面检测。次日早晨，天气非常好，气象能见度至少在20公里以上。此时，在这个试验阵地上，不用发号施令，人人都以自信而镇定的神情走上各自的岗位。我完全能感受到，此时此刻，是大家多少年来对长空霹雳事业的奉献精神正在升华中。史忠民为什么要留下来？他深知这些知识分子们，在国防科研的试验中都在执着地探索未知；而作为党委副书记的他，就是想要在这种亲身感受中，探索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心灵状态。上午9点，飞机开始起飞了。我们的雷达天线开始摆动着搜索目标。工程车内的各项测试仪器、记录设备开机工作。雷达跟踪目标后，不停地传来报告距离的声音。毛毛在地面上按雷达引导的方位，转动摄像头的转台，对准目标方向。所法在工程车内总控制台前，紧盯着监视器的屏幕。发现目标，摄影机开始拍摄。所法用手动和半自动搜索方式，使目标跟踪器捕获并转入跟踪。飞机经过三次往返共六次通过飞行，整个过程跟踪状态正常。我们最重要的定量考核指标在于视频跟踪系统。至于未来的摄像系统，涉及到成像器件的选用，光学镜头的设计；角跟踪系统，涉及到伺服机构的设计。这些虽然暂且都不做定量考核，但也记录了相关数据。

    别看我们平时的工作都和上天有关，的确接触过不少飞机。但大多数人没有乘坐飞机的机会。飞行开始前，我曾与作训参谋商议，如果试验顺利，结束前可否安排大家坐一次飞机。他说没问题。现在试验飞行可以结束了，他让我把参试人员分成两批，轮流飞一个起落。老史有点担心地问我会不会给人家增添麻烦。我说，你放心，我下放当兵时就在这个部队，我了解他们。对他们这种运输机部队来说，在本场训练飞行中搭乘几个人是常有的事。就这样，让大家高高兴兴过把上天瘾。司机叶师傅挺逗，第一批上去飞一圈后没舍得下来，跟着第二批又飞了一圈。过后我曾想，我是否太大胆了。不出事，啥说没有；若万一出点事，那麻烦就大了。


    飞行结束后，张鸿凡给我们大家与飞行员在这架飞机前合影留念。下午，我们几个人和史副书记去医院看望周为民。他告诉我们说，自己躺在病床上，听见飞机在天上飞行的声音，想着这肯定是我们做试验的飞行。我们告诉他，试验结果很满意，让他安心治病，痊愈后再出院。老史说，躺在病房里，想着试验场——这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心灵深处的情结。

    试验结束，老史和技术科的同志们先行返回洛阳，我们处理善后。临行前一天，三组的张文义过来了。他也是开封人，时不时被抽到室里临时帮忙。我和他、齐胖子共同商议，按黄所长的意思，让大家小聚一次。他俩说，不要在招待所安排。在开封街里找一家熟悉的饭店，又经济又实惠。我让他俩给说服了。虽然安排加餐的事，尚未跟招待所食堂打招呼，但是我们这么多人中午不在这吃饭了，必须通知人家。食堂大师傅一听，笑着点点头。不说人家也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后我们这十多个人，去了张文义联系的一家饭店，安排了一桌河南水席。大家高高兴兴聚会了一餐，一算账，才花了22元钱。真够经济实惠。

    回去跟黄所长一汇报，轻描淡写地说了我一句:“让你在招待所安排一次，你们却到饭店吃了一顿！”我说：“所长，经济实惠，才花了20块钱，又免得给人家招待所添麻烦。”所长啥也不说了，签字报销。

    11月4日，我带队返回洛阳。

    回到所里，抓紧整理了试验记录，先向室里领导汇报。又按范主任意见，带着从监视器荧屏上拍得的电影胶片，向刘总作了汇报。接下来，全组开会，安排立即动手整理图纸资料，写出全套技术文件归档。全组共完成技术图纸、技术说明书、技术报告、论文13份。其中毛履德写1份；我写了3份，又分别与毛履德、俞林森各合写1份；王所法写1份，又与周为民合写1份；仲伟佳写1份，又与许澄阶、郑来福合写1份；王顺兴写1份。以上这11份已全部归档。我另外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对空目标自动电视跟踪器的参数设计》，被刊登在1981年第4期《航空兵器》内部刊物上。另一篇是《战术导弹的电视制导》，在1981年6月全国应用电视及监视器专业技术交流会上发表。

    我们的实验型自动电视跟踪器整机和王所法分担的视频处理部件单项，都被所里评为 1981年度二等科研成果。

    
    【后记  有三位战友，在我调离洛阳后与世长辞：齐胖子——齐运生，不到60岁，因突发心脏病辞世。室里的许多工作都有他的辛劳，对多少同事大事小情都出手相助。毛毛——毛履德，心灵手巧，曾与我搭档10年。年轻时就与高血压肾病相伴，不到60 岁时换肾，坚持5年，第二次换肾，没挺过来。周为民，我的副组长，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许多任务，因癌症晚期离开人世。我深切地怀念他们。】

 
（八十一）   荣辱不惊
 

    荣辱不惊，是经过历练自然而就的。

    所党委调整基层支部班子，张玉琏调离七室，赵今仆任七室支部书记。党支部改选时，按所党委要求，不提候选人，让党员直选。不知为什么，我还没缓过劲儿来，把我给选进支委会委员。分工让我当组织委员。

    老赵来后，发展了一名新党员——靳培春。小靳1964年毕业于郑州航空技校，一直在试制工厂当工人。随着印刷电路小组划归七室变成七室八组，他也就来到七室。我和他一直很熟，他曾有过一次不平常的经历。1976年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因悼念总理发生的“四五”事件，在洛阳西工花坛也发生了相同的事件。小靳当时也在现场，目睹有人在现场阻挠群众悼念总理的正义行动，顺口说了句令当局不满的话。就这样，在清理那场被称为“反革命事件的”的政治运动中，他被关进了监狱。粉碎四人帮后，到1977年的清明节，虽然“四五运动”尚未得以平反，但人们自发地集会纪念。所内在俱乐部里半官方地举办纪念聚会，演出了一些节目。其中有一个诗朗诵节目，把去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曾被典型批判的一首四言绝句大胆地朗诵出来：“欲哭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把酒祭豪杰，扬眉剑出鞘。”此后，彻底平反“四五”的呼声和舆论日渐强烈。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一向默不作声的凌耀成，在“四五”期间，曾在天安门广场拍下了多幅悼念总理诗词的照片，一直收藏到现在，成为珍贵的纪念品。小靳虽然尚未获释，但监狱对他们的看管很松动，已经允许他们白天可以在狱外街上走动。有一天我在小街上碰见他和同命运的613所的姚志刚一起散步。他们对我说可能快出来了，现在还不能回家。我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办的，姚志刚让我给613所的“大公鸡”（周盛怀）捎个口信，要周在下午一个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具体时间地点我已经记不清了）与他会面。周盛怀当时是613所的科技处长（后来当了所长）。我立马去613所见到周盛怀，把姚志刚的话带到了。靳培春被平反获释后，提出入党申请，成为我们七室文革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在支部大会上，我多余的话没说，只讲了两点意见：第一，靳培春同志冤狱一年多，在狱中没有“检举揭发”乱咬其他同志，可以说是经受了人生的一次严峻考验。第二，平反出狱后，能正确对待，没有以“英雄”自居，难能可贵。入党后的小靳一直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成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好朋友。后来他被任命为新建的航空城（宾馆）的副总经理。

 

    【后记  遗憾的是，距今一年多以前的2010年下半年，靳培春因脑意外而躺在病床上。据其爱人孙富珍说，开始还有意识，但越来越迟钝。现在的意识反应微弱，近乎植物人。远隔千里，我十分惦记他，但却无能为力。我只有委托当地的鲜花店给他送上一束康乃馨，衷心祝福他能早日康复。】

 

    所党委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我被七室支部选为出席党代会的代表。代表中还有一位戴万有，是八组印刷电路的工程师，毕业于西军电电真空器件专业。他在专业技术方面很有经验，4号头部天线所需的挠性印刷电路板，就是由他试制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后，他和八组的一位工人工程师杜庠根，帮助老城的一家企业建起一条涤纶薄膜化学镀钛生产线。对方感谢他们，送给他们一点礼物。为此所里给以严厉批评，并且要求七室处分他们。支部书记赵今仆就一直顶着不办，并且认为所里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也给两个人造成很大思想压力。在这次党代会上，老赵和我们几个代表议论，要给老戴和老杜讨个说法。我们公开批评党委，改革开放了，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不能得到更多的鼓励，反而总是带着有色眼镜，予以挑毛病。如此下去，何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这些意见得到其它研究室支部代表们的赞同。还好，党委领导接受了这些批评意见，并由刘永恒副所长在大会上表态，承认对戴万有、杜庠根这件事处置不当。

    我们的霹雳事业，多少年来都是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下，艰难前行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对外交往活动也开始多了起来。黄所长随军事代表团出访欧洲，我们室的吴兆欣副主任和李德纯也去英国专访。所内陆续向国外派出多名访问学者，包括我们室一组的凌耀成、十组的沈亮、二组的华兴初、王光保等。所里也开始与欧洲来华的一些同行进行技术交流。我们在技术上与他们的差距是很显然的，但是他们开始时对我们的技术水平也估计过低。有一次来自英国的专家到所里来讲有关光学探测方面的技术，在讲到光学成像技术时，只讲了一点电真空摄像管——视像管的工作原理。过后，技术科杨正顺问我，感觉他们讲得怎么样，说部里科技局还等着要咱们的反馈意见。我说，他讲的内容，在国内的大学教科书里都能看到。不信，我到三室的技术资料图书馆里，立马就能给你找到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出版的《电视学》，他讲的内容书里都有。在他讲课的现场，还就是六室的石友成（我的北航同届校友，刚回国不久的加拿大访问学者）用英语请他讲一讲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固体成像器件CCD（电荷耦合器件）。但是他也没讲出什么来。

    1981年，我们组里安排对关键的技术进行国内调研。我和仲伟佳去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王所法和王顺兴去成都，毛履德去天津、北京。回来后，都写出了很有实际参考价值、实用价值的调研报告。

    7月，我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应用电视和监视器技术交流会。会上展出了国内1413所研制的CCD器件。会后，我通知黄晓夏到石家庄与我会合，去13所了解他们的CCD固体摄像器件。该所于1979年研制出的CCD器件，最大面阵为512×320。该产品已开始试用，翻拍的齐白石老人的照片，16万像素，分辨率不低了。这个器件的出现，是对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鼓舞。

    离开石家庄后，我们计划去东北的一家军工厂，寻找一个据说是一枚制导炸弹的残骸。到了北京，黄晓夏得到她锦西家中的一个消息：她的住在外婆家的儿子阳阳，被发现头顶头盖骨有一个小小的突起。经海军基地医院X光检查，发现这个小突起是一个头盖骨夹层，中间有液体填充。孩子本身无任何异常感觉，她父亲要她带孩子去北京的总院检查一下。鉴于此，我决定让她立即去带孩子检查身体，东北的事我一个人去办。后来她告诉我，孩子经总院检查，确认是一种很少见的头盖骨的特殊的稳定结构，不用管它，不会有任何危害。

    我一个人到了东北的那家军工厂，一位姓夏的总工程师接待我。他告诉我，确实有那么一个制导炸弹的残骸，保存在本厂设在外县的一个靶场的仓库里。是否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说不清楚。我说我大老远跑来，能否让我去看一下。夏总很友好地告诉我，让他来安排一下，让我在招待所等消息。那个年代，只要带一封三机部六一二所的介绍信和相关的人事材料，军工单位都会负责任地接待。第二天，夏总通知我，他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决定次日早饭后，他亲自陪同我去外县的靶场。次晨，我们按计划出发。大约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到达靶场。这是一处山区，经过山脚下的一个屯子，爬上一个很开阔的山坡，就是靶场的场部。山坡的两侧各有一条山沟，在山坡的东部，远望一座松林茂密的高山，那是一片原始森林，据说是当年抗联的一个根据地。靶场有十来个工作人员，场长接待我们，简单地说明来意后，先安排我们住进招待所。所谓招待所是在场部北侧一排简易的平房，房间里只有两张简单的木板床。一进屋，夏总先检查床下，又掀开铺在床板上的席子检查。对我说这里经常有长虫（蛇）出没，当时正值八月盛夏季节，防蛇是必要的。夏总又看看窗户，说是窗户，实际就是个方窟窿。根本没有窗框，更不用说窗扇了。他说，这窗户，黑瞎子（熊）都能爬进来。这又是蛇，又是熊，真是够恐怖的。整个招待所只住我们两人，没辙，只能仗着胆子住下来了。当晚后半夜开始下起大雨，很快，山顶上下来的山水，从山坡两侧的山沟急速下泄，喘急的水流声不绝于耳。天亮后，雨还不停。场部的人送过来雨具，陪我们到食堂就餐。说起来，这个场部倒很有趣。一年中大概有任务的时间并不多，场部的人在这里养鸡种菜，过着自在的田园生活。场长经常提着一支自动步枪，坐在场地里仰天瞭望。问他干什么？他是在监视天空上盘旋飞行的老鹰，怕它突然俯冲下来抓小鸡。到了冬天，说不定还有机会打点野味吃。在他们的小食堂里，茄子、豆角、土豆，青苞米、大碴子粥、小米干饭……这些地道的东北农家饭菜，挺让我过瘾。

    雨停了之后，下泄的山水依旧不停，已经形成了山洪。又过了一天，等到太阳出来了，场部安排了几个年轻人，带领我往山上爬。他们让我穿上高筒胶靴，怕一旦踩到蛇，被蛇咬到小腿。还要穿上长袖外衣，戴上手套，每人拿一把镰刀。上山的小路都已被一人来高的蒿草覆盖，一边用手和镰刀拨开野草，一边仗着胆警惕地前行。前边的人喊了一声：“我摸到一条长虫，让他跑了！”真令我胆战心惊。好不容易走到一座小仓库前，打开库门走进去后，我一眼就看到了那颗炸弹的残骸。仔细查看，让我大失所望——令我感兴趣的部分，全然没有了……没料到，千里迢迢，颇费周折，来此一睹，不到半小时时间，宣判徒劳。顺着原路下山，心灰意冷，却忘了恐惧。回到场部，又一个坏消息：1米多深的洪水淹了山坡脚下的那个屯子，返回的道路通不了车了。无路可走，只有等待。我急于往回挂长途电话，向室里报告一下。无奈，等了一天，接不通；再等一天，还是接不通。长途台告诉我，目前是汛期，长话线路全被防汛指挥部占用着。夏总安慰我，这种状况，几乎每年都会遇到。反正饿不着、渴不着、大水淹不着，耐心等待吧。我也自己宽慰自己，不能着急上火。万一得了急病或者被蛇咬伤，那可没救。整整等了一个星期，道路通了，我们赶紧驱车返回厂里。我百般谢过夏总，买了火车票，8月16日，总算平安地回到洛阳了。

    1981年底，所里举办英语口语强化培训班，由情报室的王新林和金同泰执教。我们七室有我和杨令娴、郑来福、张文义4个人去参加了。期间突然接到通知，时任政治部主任的杨兆福找我谈话。我刚参加工作时，他曾是我们技术处的政治协理员，是我的老上级了。文革时虽然分成两派，但是我俩一见面，总是嘻嘻笑笑。即使有辩论的话题，也是没正形地斗嘴玩。这次找我谈话，依旧是很不严肃地对我说：“党委研究决定，给你个小官当，出任七室的副主任。你愿意不愿意当？”我说：“给官当还能不要吗？能不能给个大点的官?”“一步步来嘛，还想当火箭干部？”现在听起来这段对话像是笑话，实际上那次的谈话真是如此。随即我的任命通知就发下去了。这次任命对我来说是出乎意料。国防科研所的室一级建制为处级，干部配备是按处级委任。那时，在研究所内，干群之间的等级观念并不强。让我当个副处级的干部，也没觉得怎么兴奋和激动。后来，我慢慢感悟，自己似乎已经修炼得荣辱不惊了。回想前一段时间，在三组的办公室里，和可宗善等几个人闲聊，其中还有小靳。大家总是对我评头品足，忽悠我，说我“才华横溢”。我也忽悠他们，我说，别太小瞧我了，我是“才华竖喷”。小靳说的更玄乎，说我老李不只是将才，是个帅才。看起来，他们好像早就听到一些什么风声，只有我自己，啥也不知道。后来黄晓夏跟我说，一些同事在下面议论我，说我“很有城府”。她不同意这种评价，她说我就是比别人爱动点脑子，为了工作，想多做些事。就在别人给我一些积极评价的时候，唯有黄晓夏在一次和我闲聊时，送给我一句十分贴切的话：“其实你还是挺傻的”。可以说，我这后半辈子，一直把她这句话看作是很真诚的实话实说。因为我了解自己，一生中办了不少傻事。尽管大家都说我挺能干，可是为什么工作上常常没有好的回报；自己的事，孩子的事都没有一个好的安排。或许我没有给更多的人了解我内心世界的机会，使人看不透我那股傻劲儿。唯有一些老朋友、老同学们替我颇感遗憾和惋惜，给予我不少的同情和安慰。

 

    【后记  黄晓夏的爱人范兆春，从613所被调到洛阳市委宣传部。后来两人一同调往深圳，黄晓夏在一家公司搞过技术开发，当过工会主席；范兆春在深圳市政府任经协办副主任。1985年我去深圳出差，曾到她家探望，之后20多年一直没见。前不久，见她在网上写了一篇《我心目中的父亲》，方知从副军级职务上离休的原23基地黄景文副司令员，是一位文武双全，资深干练，又淡泊名利的老革命。他18岁考入黄埔海校，并参加了抗日活动，曾任粤西抗日老一团团长。解放战争时，任滇桂黔纵队参谋长。曾随陈赓赴越顾问团参与指挥对法军的边界战役，后又赴朝作战。在组建哈军工时，曾被誉为陈赓的“五虎上将”（之一），出任海军工程系主任。军工改制后，他调23基地，先后任三部主任、副司令员，为海军建设作出很大贡献。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一生的岗位选择上，重专业，轻职务。与同资历的战友相比，他的最终职务不应该只是“付军级”……

    黄副司令员离休后，我又一次去23基地出差，特意去他家探望。他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恰好黄晓夏的妹妹休假在家，照看父亲。临走时，她母亲李湘夏同志对我说：“你是晓夏的领导，你看，她妹妹在部队已经入了党，晓夏的组织问题还没解决。我们都很关心她，请你们领导上多帮助她。”回到洛阳，我和黄晓夏谈这件事，她平心静气地对我说：“我妹妹比我强，我知道自己的条件相差很远，慢慢努力吧。”其实，她思想深处所想，我似乎能领会到。出生在这样一位高干家庭，却含蓄低调，不像有些干部子女那样娇骄纨绔，我很赞赏她的品格。】

 

（八十二）  新官未必“三把火”
 

    都说新官上任得先烧三把火，我就不赞成。好像自己先要把自己当个“官”来看待,再显示一下自己会烧三把火的本事。我以为，该不该烧，烧什么火，只能根据客观需要而为。

    1982年初，英语班结束后，我回到室里去正式上任。我知道，赵今仆、范士表和吴兆欣几位室里的老领导，没少为我说好话。我应该尽力替他们分担一些工作。

    恰在此时，传来个坏消息：老指导员王清义同志，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我们赶紧去他家里，正准备送往殡仪馆。事发时，他正在龙门煤矿工人疗养院住院疗养。下河捞鱼上岸后，顿觉头痛，随即晕倒。当即抢救，并赶紧送往市立医院，没救过来。年仅53岁，太可惜了。他是山东蓬莱人，行政15级干部。五所成立时，他随同五院二分院分出的一个研究室，来到五所。和各研究室的老指导员一样，长期做知识分子工作，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大家成为朋友。他还有两位最要好的战友：一位是23基地的丁奖兴，是近二年我帮他又联系上的；另一位是13所的孙亚，这次特意从北京赶来为他送行。到这后，因情绪激动，心脏病犯了，也住进医院。最近几年，所里不知犯了什么邪劲，不少人，特别是中层干部，英年早逝。王清义死后不久，所务处石海峰处长，在北京出差时死去，也是53岁。一室指导员王革新、老三室指导员吕新广、新三室指导员崔玉仆、四室指导员李凡、原八室主任、革委会常委李威、工厂领导小组成员赵好庆……都是50岁上下，先后去世。还有的科研人员：四室技术员、毛世奇的爱人孙寓兰，九室技术员、我的同学马德福，前者因患癌症，后者患急性肝硬化，都不到40岁就走了。记得最多的一年，走了12个，平均每月开一次追悼会——逝者已矣，生者如斯。马德福的爱人黄朝美从上海调过来，安排在我们七室九组工作。老马去世后，他带着一个很小的儿子。年迈的婆婆腿有残疾，生活十分困难。后来还是调回上海了。

    室里的技术行政工作太多，体制决定的。不像七机部，型号任务都有两条指挥线：以型号总指挥为首的行政指挥线和以总设计师为首的技术指挥线，行政协调和技术协调效率高。我当组长的时候就深有体会，内外各层次的技术协调、跨组跨室的人员协作、委托外协加工、器材采购和领用，等等，无不耗时费力。我们所只有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的技术指挥线，没有明确、独立的行政指挥线。我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去苏州电子仪器厂，协调5号的电子装配加工协作业务。回来后，按所里要求，进行图纸资料的标准化检查和整顿。接下来，按照工程项目的计划评审技术，制定4号任务的总网络图。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并要长期跟踪修订的工作。根据需要，室里决定调仲伟佳担任技术助理。果然，他很快把网络图绘制出来，并实施计划调度。

    我到室里工作后，六室的光学组组长孙玉龙调过来，担任九组组长，未来的光学设计专业也就有人了，周为民和王所法任副组长。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要从空中采集一些典型地面目标的视频录像，作为改进设计目标跟踪器的信号源。我想选用民航的运5飞机，较为适宜，地点在湖北沙市。科技处和技术科也同意这个安排，6月份，顶着酷暑天，我先到武汉。由于武汉至沙市不通火车，我先到汉口绣花街去找我的叔伯侄子李育刚。他的大儿子在长航公司，我向他了解去沙市的客船情况。他告诉我，武汉至沙市的直线距离200多公里，汽车运行最多4—5个小时；但是如果走水路，长江航道不但很曲折，而且是上水行船，就不如走旱路了。我随即乘长途汽车去了沙市。一路上，路况不好，沿途多处在修路，经常堵车，经历6—7个小时才到达。我直奔民航航站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去跟他们洽谈业务。主要安排是要用一架运5飞机，就在沙市附近空域飞行，对地面典型目标物进行录像。包括建筑物、机场设施、储油库、公路和汽车、桥梁、水面上的船舶、水库大坝等等。飞行高度不超过2000米，最低高度按民航规定限度执行。飞行时间不超过1小时。沙市航站表示可以接受这项工作，要求商议如何制定飞行计划。他们建议我预先上天飞一圈看看，具体定一下录那些目标。我同意这个安排。第二天，他们陪同我上飞机在沙市上空转了一圈。下来后，先确定几处典型的固定目标物。对于活动目标，例如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则要求有一个从高到低的连续拍摄的过程。此外，对距此60公里的长江上的枝江大桥、120公里的葛洲坝和水面上的船舶都安排一次连续录制过程。他们就按照这些要求制定具体的飞行计划。关于安全问题，我要求在机舱门口安装一个金属护栏，配安全带，对摄录人员起到一个保护和支撑作用。最后商定人员和设备的往来安排。我们共来6人，带几箱设备。先乘火车从洛阳到武汉，从武汉到沙市这一段的往来，由于人货不能混装，民航派两架飞机接送，一架乘人，一架运设备。一切费用都减半优惠。那时，根本不需要签订什么协议。互相商定的事，双方都当成任务来完成。

    我准备返回武汉，他们说，长途车票很紧张。后天有一个飞武汉的航班，如果想坐飞机走，就给我留张机票。我立即要长途电话，向科技处苗处长请示。苗处长说我是中层干部，坐飞机不用请示。我这才知道，当中层干部还有这点待遇。沙市航站的同志，见我的介绍信上注明的身份，又是工程师，又是研究室副主任，表露出尊重和热情的姿态。他们特意安排车辆，陪我去三国时的历史名城荆州（又名江陵）参观游览。原来沙市和荆州两个城，同属一个市——沙市市。两城挨得很近，几乎都连上了。沙市靠江边，荆州在里边。当年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正是在此。现今的城墙、城门楼是明、清时代仿古建筑的，都保持完好。城内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具完好的古尸。后来沙市市曾更名为荆沙市，现在则改为荆州市。荆州城称为荆州区，沙市城改成了沙市区。

    我乘坐的运5航班，一路向下看过去，是大片的水网地带，到处都是江河湖泊，包括著名的洪湖。飞了40多分钟就到了武汉。这次我没住招待所，干脆住在李育刚家，他在武昌还有一套住房。他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我让他的孩子帮我订卧铺票。他爱人叫董瑞卿，也是一位基层干部，作得一手好菜。我在他家，第一次品尝到用洪湖的莲藕，用砂锅煨出的莲藕排骨汤，十分鲜美。

    回到洛阳已是6月下旬。过了暑天，安排九组的空中录像行动。这次由孙玉龙带队，王所法、毛履德、黄晓夏等六人参加。一切准备就绪后，提前买好了卧铺票。这班车是从西安开往武昌的直客，长途慢车。虽然慢些，却是唯一可以直达的车次。夜晚半夜上车，次日13点能到达武昌站。我预先通知了武汉航站，请他们届时派车到武昌站接站，连人带设备接到航站招待所。同时告知了沙市航站，预定的两架飞机应该于第三日上午9点到达武汉航站。我给他们安排的行动计划，本以为是天衣无缝，想不到还是出了差错。启程那天上午，我和孙玉龙几个人一起去车站行李房办托运。当时跟行李房交代，货物必须和托运人同车走，孙玉龙负责押运。晚上他们出发，有孙玉龙带队，我没去送行。次日早8点一上班，我转到九组的房间，猛然看见孙玉龙坐在办工桌前。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没走？”

    “设备没装上车，他们先走了。”

    “你回来干什么？赶紧联系下一班车啊！”

    “下一班车要到今天晚上才有啊。”

    “两架飞机明天早上就到武汉了，你让飞机等你啊？”

    “那怎么办啊？”

    “你昨晚没走了，回来赶紧找我，咱连夜想办法。拖到现在，这不耽误事吗？”

     “……”

    老孙这人，资格很老，他是将来能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我对他，人很熟，但从未在一起工作过，不知道他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性格。事已至此，先别跟他理论了。怪我事先没有考虑应急预案，赶紧想辙吧。我叫上仲伟佳，把情况跟他说了，让他先给车站老阴（阴永平，我们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就说有急事找他，请他在站上等，我们马上过去。我把想好的应急方案跟他俩说明：请老阴帮忙，让行李房赶最近的一班开往郑州方向的列车，把设备托运走。两个小时的路程，完全可以争取12点前到达郑州。同时请老阴与郑州站行李房联系，说明这几件设备为了赶飞机，需要在明天凌晨之前到达武昌站。请郑州站行李房帮忙，将几件设备转运到当天13点开往武昌的一班快车上，以便争取24点前到达。我让仲伟佳陪同老孙一起押运设备到郑州，直到设备装到那班列车的行李车上开走，老仲再返回洛阳。结果，当时就按着这个方案办成了。

    等仲伟佳返回来，我赶紧往武汉航站招待所挂长途电话，告知他们老孙押运设备的火车车次和到达武昌站的时间，让他们与航站联系，到时去接车。此后的一切，他们6个人都是按照原来和沙市航站定下的计划圆满完成了任务，顺利返回。

    这不是我在烧“三把火”，是我在救火。——这里，倒有一点感悟：遇到紧急状况，要在最短的时间限度内，思索并形成一个应急方案，需要的是平时对点滴知识和经验的日积月累。莫要不在意这点滴的日积月累，它可能成为人生值得珍重的精神财富，或许也是一个人聪明才智的重要源泉。

    1982年底，又烧了一把“火”，不过“火”不是我点的，是党委领导点的。城市经济改革搞承包，全国学首钢。所里安排由劳资科长刘凤英带队，要七室和二车间各去一位领导，到首钢取经。七室就落到我头上了，二车间是李鹏洲主任。到了首钢，见到这里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习取经的人们。首钢安排的介绍经验的讲稿，都是标准化、模式化的。归纳起来就是包、保、协三个字——承包指标、保障条件、协作项目，非常好记。回来向所里汇报，党委要我们七室和二车间参照首钢的经验，搞一个改革试点。说实在的我感到很为难。说心里话，我赞成国家的改革开放方针。首钢的经验，对于他们以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单位来说，肯定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对我们科研设计单位来说，就未必可行。我跟田政委说：“人家首钢的承包指标都是可以量化的，是能够用秤称出来的。我们就不好办，考核起来，不易操作。”他说：“你不会想办法搞出一些不用秤称的指标吗？”回到研究室，和几位室领导一报告，大家与我有同感。但是所里决定要在七室搞承包试点，咱们只好安排搞承包方案，具体工作还是得我来作。我只好把室里的科研计划，参照首钢的“包、保、协”，分解到组，再让各组分解到人头。召开全室承包会议那天，党委领导来室里动员，向大家讲“包字进城”的形势，我宣布承包方案。其实，我了解大家，大家也都了解我。领导点火，首先挨烤的是我。

    根据首钢的经验，承包之后，劳动纪律大大改观。所里也采取“一吹上班号，立即关大门”的办法，迟到的人员要登记扣奖金。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人看到大门关上了，调头往回走。去所医院跟医生说，昨晚拉肚子，开点药，请半天病假。按规定，事业单位病假不扣奖金；看病是公费医疗，挂号不收费，请病假成本为〇。既能躲过迟到被扣奖金，又白捞了半天假。所里还规定，各单位人员上班后，必须先到本单位签到，方能算出勤。对这一规定，莫说是科研人员，我都不同意。我和机关的领导同志半开玩笑地说过：“科研设计工作不是生产流水线上的岗位工，而是个性化的劳动。我就很有体会，单位和实验室在501号楼的4楼、5楼，经常在上班前先去库房领元器件，或者去车间取加工件,回头再上楼。现行体制下，没有技辅人员，都是自己跑。没有必要先爬上大楼签到，再下楼去办事，回头再往楼上爬。你们都是在平房坐办公室习惯了，对基层的情况没有一点体会，竟给首长出这种损招。我若是在你们的位置上，绝不出此下策。”他们问我:“你说这科研设计单位的改革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说：“从长远说，要真正搞承包，就三条：一、课题经费包干；二、承包人‘组阁’；三、弹性工作制。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咱们的课题核算能力不足；‘组阁’盈余人员不好安置；劳动纪律不好管理。所以暂时不宜搞承包。可以着手为将来准备条件。”过后不久，所里开始设立总会计师，在各室设核算员。

 
（八十三）   大学毕业生学龄计入分房工龄
 

    1983年底，所里改建和新建的第五、第六栋单元住宅楼建成分配。最早改建的2号院的两栋三层单元楼，每户都带有厨房和卫生间，老职工早就入住了。在3号院俱乐部两侧新建的两栋五层单元楼，共100户，我没排上队。后来在3号院又建的两栋，一栋在俱乐部西侧靠北，另一栋在3号院大门东侧原来北边房的位置，每栋都是50户。这次该轮到我了。所里为了公平分房，成立一个分房委员会，通过大家讨论，制定了分房条例。该条例规定，每次分房都按条件排队。排队的条件主要有：1，工龄加年龄；2，是否双职工；3，是否三代人；4，职务职称……第一条相同者，按第二条评比；第二条相同者，按第三条评比……以此类推。最后排出100名顺序，张榜公布。有异议者，经调查核实，更改名次，最后三榜定案。如果第三榜公布后，仍有虚报作假者，经查证后，取消本批分房资格。当时国家为平衡大学生的工龄矛盾，解决因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者其工龄较同龄人少4至6年、普通院校较军事院校同届毕业生的工龄也少4至6年等差异，国务院特别规定一条政策，将大学毕业生的学龄计入分房工龄。为顺利实施该项政策，使其不至被某些单位领导截留扣押，破天荒地将此项政策规定的文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布，成为文革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全国重视改善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待遇的重要举措。在分配房号那一天，排好队的分房户准时到场。为了公平选号，先用两块黑板，将两栋待分配楼房的房间位置按楼层顺序排列画出，然后，分房户按自己的排号顺序优先自选这两栋楼的楼层和房号。当然，排在前面的选择余地就大。我是排在80号之后，二、三、四层是没希望了。我和兆君商议，按她的身体状况，宁选一层，不选五层。两栋楼最好要院内俱乐部西侧那一栋。结果还算幸运，轮到我选时，院内那栋楼的一层还剩一套，位于这栋楼的西数第二家，被我要下来了。这套住房建筑面积60多平米，三居室两南一北，一厨一卫，入户门内有一个小方厅，南北阳台。参加工作20多年，46岁，开始住上这么一套住宅，我很知足了。当时也不讲究什么装修，找点油漆，把进门处的小方厅和卫生间刷个1米高的墙裙；自己砌个蜂窝煤炉灶；从涧西区的小陶瓷厂买点处理的瓷砖，贴在炉灶表面及水池墙面。老戴和小靳他们帮了我不少忙。

    1984年初，农历甲子年将至，百十户人忙着乔迁新居。我楼上二楼的奚广林，试制工厂的技术人员，北京人，蛮有意思。在农场下放时，我们曾经同在宣传队演出过，能唱一口好京剧。后来所里排演现代京剧《沙家浜》，他出演胡传魁A角。他是赶在除夕那天急急忙忙搬入新居的。问他为啥这样着急？他笑而不答。大家说他是怕赶在鼠年“耗子搬家”——瞎折腾。我是春节过后搬过去的，在当时的季节，气温还很低，搬过去的当晚，室内温度最低只有5℃。小嵩还没到上学年龄，兆君舍不得让他单独住，随我们同住一间南卧室。另一间带阳台的南屋作为客厅，小龙自己住在北卧室。睡下不久，我似乎听到卧室内有人在轻轻走动。抬头细看，原来是小龙站在地下，不敢吭声。我轻声问他：“小龙，怎么的了？”孩子说：“我害怕，那屋里有咔咔的响声。”我赶紧起来，打开灯，兆君也醒了，让小龙上床。我到北屋去查看动静，听清了，原来是耗子的声音。我拿起一个炉钩，关好门，开灯一照，一只小耗子无处藏身，满屋乱窜。最后在一处墙角把它打死了。看到小龙这孩子，遇到害怕的事，顾忌吵醒我们，不敢声张，令我心痛。这次我特别嘱咐他，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情况，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告知爸爸妈妈。

    此后的多年，似乎真的应验了“耗子搬家”——没少折腾。

 

（八十四） 国际技术合作
 

    1983年，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和拓展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也促使我们七室在思考：在雷达制导技术方面，我们不能抱残守缺，应该更广泛地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我们把方向瞄准欧洲，决定先在国内有关单位，考察和了解西方一些国家的雷达应用技术状况。范、吴两主任让我先带队去北京七机部二院相关单位调研。那时洪信镇已调任十组组长，我请他，并和十组、三组刘桂森、干恒富等几个人一起去。二院有一位叫王美玲的，是从我们研究室调过去的，他和洪信镇等几位老七室的人更熟悉。我们去了以后，有她做向导，参观了西欧生产的由单脉冲幅相接收机雷达制导的防空导弹。听他们介绍说，海军23基地引进的2503测量雷达也是这种制式。随后我们去锦西23基地，恰逢我的一位大学同届校友唐玉福正在基地司令部任试训处长。1957年我们齐齐哈尔市全市考入北航的共有4人，他是其中之一。有老唐在，带领我们参观了2503雷达，并看到它的技术说明书。同时，在他们那里，还看到国外的一种也是由单脉冲幅相接收机雷达制导的舰载防空导弹的技术手册。回所后，我和洪信镇先向范、吴二位主任汇报，又向刘总汇报。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外出学习、考察、调研回来后，都要向公众群体进行交流。因为新的知识和技术都属于职务所得，不是私有财产。

    就在这一年的四季度，国防科工委决定将国家重点工程——与国外签订的专有技术转让项目放在六一二所。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光是在本所的投资强度就数以亿计。其专业面涵盖了本所80％以上的科研设计专业，以及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加工生产、计量和理化试验等装备技术。这个工程项目的系统工程总指挥是三机部何文治副部长，所内由黄所长主管。由上级机关委任的副总师、一室的王荣耀，和所里专门抽调的五室主任金先仲直接主抓。为迎接外方的专家来所内考察，所里集中了包括相关科室、车间在内的郑志伟、钱凌贤、路学荣、李卫东、李秋娥、何家源、王锡泉、高新绪、宋雨章、陶怡悌、达占军（原本是七室老八组组长，后出任所检验科长）等各路精英，组成十几个专业组，阅读合同文本和外方项目建议书中提出的相关专业内容，然后由金先仲搜集各个专业组提出的见解和问题。由于该项工程的主要专业内容与我室无关，只有印刷电路板（PCB——Printed Circled Brood ）归我室分管，所以安排我和戴万有参与准备工作。部里科技局韩宽庆局长、四局李周书副局长和柯恂处长等都来所里具体指挥和指导这项工作。从何部长到韩、李局长和柯处长都是专家型的领导。其中的韩局长在六院撤销前曾任副院长，是上海交大的老毕业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早在1961年，我还在北航上学期间，到阎良30所实习时，他是30所的研究室主任，是屈指可数的老资格的工程师，腿脚有明显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大家都尊称他韩工。不过当时他并不认识我，他出任六院副院长之后，经常到所里来，我才同他熟悉起来。李局长和柯处长都是首次来所。在外方人员到来之前，航空第四设计院总工带领各专业设计师，以及从航空科技情报六二八所等兄弟单位抽调来的翻译人员也都到了。李周书副局长向大家讲述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外事接待中的注意事项，包括主要的外事礼仪和纪律。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外宾，对我们所来说也是史无前例。外宾只能住在洛阳友谊宾馆，平时的活动安排，除了参观考察所内的科研设施和条件以外，具体的会议和洽谈，都得在宾馆安排。所以总的活动中心在宾馆，并租了几间客房和会议室。由于我们七室的洽谈内容比较少，王荣耀又抓我的公差，让我把秘书组管起来，我就带着戴万有住在秘书组的房间。其实我知道，他们总是看重我的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可我内心对此并无多大兴趣，只是从事业出发，还得任劳任怨地认真去做。大家也都太了解我了，我一沾手，大事小情都来光顾。这样一来，工作展开后，整个活动进程的程序、进度、简报、调度、通知等等就又都集中到我手里。   

    外宾到达的那天，由于宾馆有几个房间没通上热水，几个老外就站在门口不进屋。直等到热水来了方入室，立马洗浴。外宾中有一位外方公司的高管，一位项目经理，还有一位女秘书，其余都是专家。

    口语翻译显得有些不够。所内技术人员已经达到1200多人，然而能顶上去的口语译员屈指可数。王荣耀是留苏生，俄语、英语都很棒。情报室大部分人笔译没问题，但口语还不过关。挑选了三位翻译:王新林，中山大学原子物理专业毕业生，懂专业，口语也很棒，成为事实上的首席翻译。金同泰，从外交部调过来的，口语非常好，干了多年的科技情报翻译，专业知识也了解。余豫西，外语学院毕业的，口语没问题。一般而言，学外语专业的人，专业知识差一些。遇有专业技术交流场合，就显得不够得力。后来从长计议，所里从新分配来的工科大学毕业生中选派一批人，送洛阳解放军军事外国语学院培训半年，强化口语，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外事接待礼仪上有诸多讲究。宴请时，每人面前摆放三个酒杯：白酒、红酒、饮料。举杯敬酒时随意喝，不勉强。为外宾夹菜时必须使用公筷，而且必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多人相互握手时，不能交叉。女士优先的原则我也领教了。他们的女秘书在用餐入座时，项目经理要亲自先为女秘书将座椅摆好，请女秘书入座。餐后临走时，项目经理先从衣架上为女秘书取下外衣，帮她穿上。上楼梯时，要女士走在前面；下楼梯时要女士走在后面。外国人在宾馆入住时，必须每人住一间，同性绝不共住一室，但异性反倒可以同住。会谈中间，李副局长请外方去位于洛阳西面灵宝县的124厂考察，外方项目经理拟安排9人前往。经与灵宝方面联系，对方答复，县宾馆能够接待外宾的客房只有8间，商议能否只去8人。外方项目经理却表示说没关系，他可以和秘书住一个房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虽然令我们这些没接待过外宾的人并未感到多么惊奇，但毕竟此前只是耳闻是虚，如今却是眼见为实了。

    按照合同规定，在本次考察交流之后的三个月内，外方将再次来华提交考察报告。但是，关于PCB专业的考察报告，却提前于1984年1月完成并送到北京，部里通知我们去北京与外方会谈。我和戴万有一起于1月4日赶到北京国防科工委远望楼宾馆，与四机部相关单位一起参与会谈。听说由于该项内容与外方和四机部先前签署的一个技术转让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国家为避免重复引进，拟将此项目定点在四机部。如果真是如此安排，那就太遗憾了。其实，上面主管部门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工业化阶段。对于先进的机械制造装备的引进，已不再设限重复引进了。可是，他们还感觉不到社会已经迈进电子时代，电子加工设备，特别是对于高科技的研制单位来说，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了。不管怎么说，利用这次机会，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考察报告的内容，努力去争取。为此我们还专门到北京相关工厂参观了先进的PCB制造装备，学到了不少东西。1月13日我们返回所里。

    两个月后，外方将完成全部考察报告，来到北京会谈。所里还要我继续参加后面的会谈工作。走之前，范、吴两位主任和黄所长先后都叮嘱我，如果有机会，向部里领导汇报一下咱们的雷达制导型号导弹的现状和下一步发展的问题。

    3月13日，所里组成14个专业组，前往北京，住在德胜门外总参动员部招待所，何部长亲自来组织大家集中准备。一开始，由王荣耀向何部长一一介绍各组的负责人。介绍到我这时，王荣耀说：“李涵葵，印刷电路板组组长，是雷达导引头研究室副主任，工程师。”何部长对我说：“这个项目一上，你将来可就不能回去搞雷达导引头了。”我一听这话，觉得原本没有考虑将来怎么安排，一时想不出怎样回答。王荣耀来解围说：“我们下一步有安排。”我汇报准备情况时，把我两个月前在远望楼与外方会谈时，听到的情况和我当时的想法，原原本本都说了。特别强调这个专业涉及的技术引进内容，对我们来说，不是可有可无，必须争取放在我们所里。何部长这位专家型的领导是老清华航空系毕业生，在320厂任副总工时，曾兼任导弹分厂总设计师。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你说的这些理由我知道，问题是，咱们怎样能跟上面说通。”对于整个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求大家首先认真地阅读合同文本的内容。将来与对方会谈时，就是要以合同为依据，审查他的考察报告是否达到我们的要求。达不到的地方，要提出我们的意见，记录在案。这些都是将来对方按合同规定，履行技术转让义务的依据。

    在准备期间，我们去北京国际电子技术展、日本东芝公司产品展等展览会上去搜集有关资料。还去酒仙桥电子厂参观了引进外方技术建立的一座生产混合集成电路的工厂。该厂的回字形厂房是10万级的超净厂房。过去我们对超静厂房没有概念，10万级的概念是指中心密封厂房中每立方呎的空间内，大于0.5μ的灰尘颗粒不超过10万个。人员进入超净区，要从头到脚穿超净工作服，并通过风淋走廊吹风后方可进入。无关人员只能在回形走廊逗留。厂房地面被整体塑胶覆盖，顶棚设有若干高效空气过滤器。厂房内的生产装备全是数控自动化的，质量检验不落项。就连每条引出线的焊接点强度，都要用一个几克重的微拉力勾，逐个测试。产品封装后经过高低温、冲击振动、老化试验和压力充氮检漏后，方能入库。质保人员说：“这种质保体系可以拍胸脯向用户保证：产品寿命15年。”这次参观，似乎令我有个更深的感悟。发达国家的产品品质为什么好于我们？主要有两条：第一，靠先进的生产装备保障了产品的制造质量。他们在装备研发方面是下大功夫的，一旦成功，那么产品的加工质量准能八九不离十。第二，靠科学的、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它高于一般的检验制度和检验方法，也高于生产过程的“全面质量控制”，而是贯穿于从产品开发一直到售后服务各个环节、涉及到各岗位、每个人的质量保障体系。

    外方专家到达北京后，入住远望楼宾馆。我们一部分人员也住进远望楼，一部分仍然住在动员部招待所，从宾馆租用一部“考斯特”中轿车作为交通工具。可能领导上觉得我这人综合能力特强，又是任劳任怨类型的，让我参与综合组的工作，由柯恂处长直接领导。看起来她年龄不比我们大许多，但有人却称她“柯老太太”。她曾经是党的“十一大”代表，并且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人很睿智，也很随和。14个专业组的会谈安排、人员调度、情况汇总都汇聚到我们这里。有时日程临时调整，住在动员部的人员过不来，我就得临时抓车，带车去把人接过来。这期间，中方安排了两次对外方的招待活动，一次是观看杂技演出，另一次是去中山公园音乐堂听音乐会演。当然，每次招待活动的当晚晚餐都安排宴请。分给中方陪同人员的票，都集中到我这。第一次活动的门票，我都分给了有关领导、译员和各组组长，唯独我没去。第二次活动，柯处长可能觉得我太谦让了，要求我必须参加。

    整个会谈下来，效果明显。原来外方提供的装备清单，大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线上过去或正在使用的装备，其中不少都是已经落后的了。而我们参加会谈的科技人员，从事科研生产的经历大都在20年上下。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自己还意识不到，如今与外国专家一接触，我们才觉察到，我们哪一个都不比专家差，都称得起专家。我们给他们指出，某某装备，现代国际水准的指标是什么，型号是什么。你们给我们转让的技术和装备，必须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外方不得不承认，在他们原来的心目中，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过就是他们所熟知的另一个古老国家埃及的水准。现在他们感到，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必须正视自己的对手，要按照我们的合理要求，修改考察报告的内容，与我们达成谅解协议。同时他们也增强了与我们共同履行技术合作合同的信心。

 

（八十五）   急流勇退
 

    这轮会谈结束后，大部分人员返回洛阳。王荣耀让我留下来，和他一起参加由何部长在北京军区西山靶场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太重要了，为了实施这个国际技术合作项目，部里决定对六一二所的体制作重大变动：六一二研究所改变为〇一四发展中心。采用这个编号，是缘于当时国家对各部在三线建设的基地都有一个统一的编号序列。三机部本身就是〇一单位，所建的基地，都称作〇一×基地。因为六一二研究所原本是研究设计单位，所以改称之后不叫“〇一四基地”，而叫作“〇一四发展中心”。中心下设发展部和生产部。发展部下设总体设计部和若干研究室，生产部下设若干车间。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研究院的架子。李周书局长在下面和大家商议，还应有一个第二名称，叫个洛阳“某某”光电发展中心。我提了个建议，这“某某”两字应该以洛阳附近的名山大川命名，比如嵩山、洛河，可否采用“嵩洛”两字——洛阳嵩洛光电发展中心。后来李局长果然确定采纳了这个名称。会议中间，我心里总惦记着来之前室里范、吴主任和黄所长交代的，要向何部长反映、汇报雷达型号的发展问题。何部长这人，平时讲话很严肃，总是绷着脸，不苟言笑。批评下级时，并无声色俱厉的言辞，但也足以令人望而生畏。可是我这人，从学校到工作岗位几十年也锻炼出来了，多高的领导我都敢去见。再说了，他是副部长，我一个小小的研究室副主任，相差好多级。我就是说错点什么，他顶多批评几句，还能把我怎么样？一天晚上大约8点半之后，我敲他房间门，里面喊请进。我推开门，见他正在和别人谈话。我说：“何部长，您这有事，我先不进了。”我就退出去了。第二天早晨6点半，我刚起床洗漱完，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没想到是何部长。跟我说了一声：“走，出去转转，边走边谈。”我陪着他在靶场周围转，我也就敞开谈了。归纳起来，谈了三个问题:一、我们目前的雷达制导型号，技术状态落后。国外同一代的单脉冲体制幅相接收机雷达制导导弹比比皆是，我们却抱残守缺。更不用说下一代的超视距复合制导导弹了。我们知道国家也在考虑这方面的国际技术合作项目，问题是国内同行业单位都在争取拿到。如果我们不争，势必出局。二、部内机载雷达与导弹之间的总体设计能力太差，甚至闹出技术协调上的笑话。原因在于现代作战飞机的武器系统越来越复杂，部里必须设立相应的武器论证中心，不能只是停留在面上的计划协调。三、电子技术发展的这么快，对我们这样的单位来说，引进某些特定的电子制造和技术装备，比如PCB、微波集成等，是很必要的。但是上边国家计委等领导部门，仍旧用工业化时代的观念，限制我们。好像只能放在四机部，否则就属于“重复引进”。我们还是希望部里尽力争取……就这样谈了有一个来小时，到开饭时间了，我随何部长一起进入餐厅，在同一张餐桌上落座，继续边吃边谈。何部长太专业了，他说，我谈的意见都很对。他考虑着，无论是部里还是上面的事情，要怎样去说服大家。过后不久，部里有几个人专程到所里去了解雷达型号，他们说何部长交代他们，就去找七室的副主任李涵葵。

    会议结束时，王荣耀透给我一个没料到的消息说：柯处长找他，问他能否从六一二借调一个人来部里引进工程办公室工作。王荣耀问她要什么样的人？柯说：李涵葵那样的。王荣耀为此打电话向所里请示黄所长，所长答复说：这事征求一下老李个人的意见吧。王荣耀告诉我说：“情况就是这样，黄所长把决定权交给你自己，你考虑怎样选择，可以直接跟柯处长谈。”这事确实让我陷入沉思。我完全明白，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项目，部里的确需要一个能拿得起来的人。我具备这个条件，一是我在专业上内行；二是我的综合能力强；三是我这人任劳任怨。我自知，我完全能够胜任。问题是，一系列的难题如何解决？我直接找柯处长谈，因为这么长时间在一起工作，混熟了，什么话都好讲。柯处长对我说：“部里想要的就是你，不好直接要，还是给你们所里一个主动权。借调就是想最终能把你调到部里来，这事李局长、韩局长都知道，也请示了何部长同意，并且跟干部司也说好了。最难办的就是北京户口问题，需要等，现在已经借调来的，有等三、五年的。部里会尽最大努力，但不能打保票。”我很感谢柯处长和各位领导，但是这是大事，我回去再和我爱人商量一下。离开部里，我径直奔国防科工委科技部六局三处，我的老同学幺子臣在那当处长。我把情况跟他说明，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说这种情况各部都有，关键都卡在北京户口上，三机部可能有最长等了七年的。如果说这问题不能给个明确说法，真的等了若干年解决不了，回去以后怎么办？岗位、职务怎么算？老幺的话确实不无道理，令我必须三思。

    紧接着，部里派人到所里作大调整的准备。机构设置不难变动，关键是人事安排。所里几位领导干部中，田维良书记已到离休年龄，据说原本内定黄彬出任书记。然而，对于技术引进工程项目，老领导们似乎都有些不同的盘算。建所20年来，资金短缺、设施陈旧、装备落后，在60多年前吴佩孚遗留下来的军营马厩里搞导弹。领导惨淡经营，群众艰苦奋斗，出成果，出人才，坚持发展到如今，已初具规模。平心而论，虽然是难能可贵，可是，如果没有今天如此重大的技术引进工程项目在此落户，在此发展，恐怕坚持不了多少年，六一二所就得销声匿迹了。面临今天的变革，原有的格局、秩序行将不复存在。昔日以科研为主、试制为辅；而今后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和科研至少将要平起平坐……这一切都可能令老领导们不适应。心态不平，表情就会冷漠，行动上就显得怠慢。黄所长是重义气的人，别人不说，只有他和部里谈看法。这一来二去，面对如此重大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岂能儿戏？部里领导也下大决心了，干脆，让黄彬和田维良一起离休吧。决定启用年轻人，最终选定六六届毕业生、原五室主任李立坤出任〇一四发展中心主任，史忠民接替田维良任党委书记。为了适应重点工程的需要，部里将具有援外工程建设经验的赵明发从三线工厂调来担任中心副主任、兼任工程总指挥。从〇一二基地二〇二厂调来张和生担任中心副主任、兼任引进工程总工程师。副所长刘永恒、胡荣超任中心副主任、主抓科研。原总体部主任董秉印任中心副主任、兼发展部部长。金先仲任中心副主任、主抓引进工程。同时从二〇二厂调来十几名技术人员参与相关专业筹备工作。何部长亲自来所里召开全所大会，代表部党委宣布了上述决定。

    我回到家里，首先与兆君商议部里要借调我的事。兆君已经调过来十年了,对工作环境是满意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唯独她的家庭观念特强，总嫌离家太远。每个年节都想家，每年6、7、8三个月的酷热季节，令她难熬，也想回家。倘若真能调过去，她当然也很乐意。问题是借调，弄不好要等个三年五载。这一年的秋季开学时，大孩子升初中了，小的却刚上小学。若把她们娘仨放在所里等待，家务事，孩子的事，扔给她一个人，别无帮手，确实都是些实际问题。兆君身体一直挺虚弱，她对我说：“到时候你就回来收尸吧。”虽然这话说得重了些，但我不能将此话当成耳旁风。再说了，她不是专业技术人员，只是一名技术工人。这样的条件，部里申报北京户口，还要安排工作，能那么容易吗？所里已经发生的变化，也令我产生一些顾虑。将我借调到部里，是经老班子的领导安排的。若是将来真的再返回来，谁知新班子领导将如何安置我？思来想去，我还是放弃吧。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对这种放弃确实反悔过——不如当年下决心到部里去，说不定会改变自己后半生的命运。可是又一想呢，在人生的长河中，漩涡时时有，风险处处在。就算是能够调过去，也未必就一帆风顺。多年的逆境，固然给了我一种考验和锻炼的机会，然而摆脱了逆境未必就没有考验了。患得患失的想法，令我的内心深处已经莫名其妙地产生了离心倾向。兆君说，左右为难，不如一起调走吧。要走，往南，一步也不想动，夏季的炎热受不了；往北，还不想进唐山，地震的余悸难以消除。怎么办？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秦皇岛。自然条件好，冬暖夏凉，离唐山不远。实际上，出差路过那里我下车看过。它原本是属于唐山地区的一个县级市，改革开放后，它刚刚被划为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成了省辖市，并下辖四个县。那里很需要引进人才。

 
（八十六）   最后一班岗
 
    新班子组建起来后，赵明发首先组建起基建办公室。第四设计院的总工带领一批设计人员，了解和完善新厂房的工艺设计要求。其中有一个100级超净标准的厂房，可能是国内过去极其罕见的超净厂房。设计师们都不知道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施工工艺，才能达到这么高的超净化标准。其它所有为工程所需的新建项目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等前期准备工作都紧张地展开。张和生把二〇二厂来的技术人员和六一二原来准备参与新工程的人员，按新的专业组成十多个小组，分头汇总所需设备、仪器仪表和工具清单，并列出需要进口的详表。接下去就要抓紧组团分头出国进行设备考察。

    按照部里的要求，中心成立一个与部里的引进工程办公室相对应的工程办公室，专门与部里沟通。二〇二厂调过来的副总工梁绍瑾担任生产部主任、兼引进工程办公室主任，让我当副主任。时任综合计划处副处长的朱谦贤（大老朱）也参与其中的工作。无论是原来所里的老人，还是从二〇二调来的新人，包括赵明发和张和生几位领导，都挺支持我的工作。因为我依旧任劳任怨地为大家服务，为新的工程忙碌。

    时机到了，正值张总张和生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请调报告交到中心领导手里。我知道，这事必须经过党委讨论才能决定。倘若张总在家，他会一票否决。我钻了个空子，事前我把我的想法都向新班子里的董秉印和金先仲两位老友交底了，请两位知道我的苦衷，帮忙放我走。党委最终通过了，并很快向对方发了商调函。实际上，对方的底我早就摸好了。我去秦皇岛时，听说新调来一位开拓型的市长顾二熊，便直接去市府拜访他。他就接待了我，介绍秦皇岛对外开放的构想。谈到秦皇岛的三大优势：悠久的玻璃工业基础、国内最大的能源港口、独特的旅游和休闲疗养资源，我随便和他谈起光纤通讯所用的光缆，是否适合玻璃工业行业发展的可选项目，他蛮有兴趣。谈到了人才引进问题，他说你如果愿意来，我们是很欢迎。他介绍我到市人事局找一位姓×的局长谈谈。但这位局长没有一个开放城市渴求人才引进的姿态，只是说你可以登记一下，如果有单位需要，我们再联系。我见此状况，没再和他谈下去。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工商银行工作，叫王鹰祥，和我住在旅馆的同一房间。此人很热情，他给我提供一个线索，可以去北戴河区找区长李书和，他那很需要人。我随即到北戴河区政府，见到李书和区长。我说明来意，并提起王鹰祥让我前来拜访。他很平易近人，我自我介绍了情况后，和他谈起话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说北戴河区从前是单纯的休闲疗养之地，工业不发达，很需要懂技术的人加入进来。改革开放后，市里给北戴河区招聘人才自主权，进人不需通过市里，欢迎我能过来。随即领我与分管工业的周斌副区长见面。周是当地人，天津财经学院毕业，是从河北迁安化工厂调回来的。攀谈起来，感觉都很实在。表示如果想来，可以直接往北戴河区政府发商调函。所以，当我们单位把商调函发过来后，对方很快就回函调档了。

      张总回来后得知这个消息，趁他不在家，放李涵葵调走，当然很有意见。但是木已成舟，无可奈何。我走了以后，听说部里知道此事后，批评〇一四党委，为什么把李涵葵放走?

    深圳开辟为特区后，三机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在深圳深南中路福田路口圈地开发，建立工贸中心，成为当时内地在深圳建立的较大的单位之一。部属各所也都纷纷投资在中航技工贸中心麾下建立公司，其中的天河公司就是由六一二、六一三两所共同投资建立的工贸公司。总经理崔潮是六一三所委派的，副总经理马建民是六一二所委派的。其他的员工蔡明姬、钱元伯等也都是从两个所派去的。我们新的引进工程所需的诸多物资，也少不了从他们那里购入，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吧。当时日本发明的电话传真机（Fax）刚进入中国市场，部里柯处长那已经配备上了。我到部里去办事时，见到那台传真机。柯处长告诉我，已经和天河公司联系给我们进一台，便于我们与部里引进工程办公室之间大量的图文传输。9月中旬，我正要去部里出差，天河通知我们传真机已经到货。我和大老朱商议，我从北京返回时，直奔深圳，把传真机提回来，顺便也去特区看一下。临行前办好边境通行证，到北京办完事后，因当时深圳机场还没建好，只能飞广州中转。到了广州，我去先烈南路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那里也有六一二所建立的一个小公司。我们七室的老涂（涂传世）被派到那里搞经营，还有物资处的王纪民等几个人。我去了，老涂是蛮热情地接待，不用我自己到处找旅馆饭店了。但是毕竟人家是经营性的公司，食宿费咱得照交。走前，老涂还请我去中山音乐厅看一次演唱会，头一次见到女歌手边扭边唱流行歌曲的表演。

    去深圳之前，刘总向我介绍，就住在中航技工贸中心的招待所。不仅有空调、电热水淋浴，更重要的是招待所餐厅，餐费比内地贵不多少。如果在外面吃饭，贵的不得了。我是乘火车进的深圳，在火车站乘3路公交车，到福田路口下车，就到了中航技。很方便地住进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热水器冲凉。尽管已经是9月底了，到外面转一圈就是一身汗。打开空调、电视机，一眼就看到香港电视节目。当时正在播出的是港人政界大老钟士元，就香港回归问题，到北京受到邓小平接见，回香港后，向港人传达。当晚，我信步出行。到深南中路，映入眼帘的霓虹灯光五颜六色自不必说；走进中航技开设的天虹商场，内部装修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整的石膏板吊顶上镶嵌着一排排银白雪亮的日光灯。商场的营业时间要开到24点，大概也是现代城市夜生活的标志。这些都是在内地见不到的情景。第二天9点我去天河公司办我的正事，老同事见面，还是“老马”、“老李”的叫着，并没有“先生”、“女士”等“开放”式的称谓。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多数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虽然较快，但赶时髦的不多。我看了他们的公司，颇有新感。开放式的集中办公，铺着鼠皮灰清一色地毯，减少人们走路带来的噪声。总经理的办公室单独隔出一间，面积不大，装修素雅。办公设备、用具都很新颖。会客室不像内地那样摆一圈沙发，而是一张长桌两侧摆几把普通座椅。待客喝茶不用盖杯沏茶，就用普通茶碗泡袋茶。天河人告诉我，在深圳，普通工贸公司的营业范围都很宽，无论是经营的产品还是操作的项目，不分行业，什么都能做。

    我要的传真机早已准备好了，只待我走时带上。临近国庆节35周年，索性过了国庆再往回返。我借机转几家商店看看，包括罗湖区的国际商场，旧城的小门店。发现大小商场经营环境都做了装修或整修。物价放开了，同样的商品，不同商家卖价不同。这是内地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思议的。所差的是售货员的职业素质不高，不像内地尤其是较大城市商场的营业员，一看你的身材就知道你穿什么尺码的衣服。这里卖服装的不知服装尺码大小，只知大（L）、中（M）、小（S）号几个“X”。卖高档用品（摄像机、照相机）的，只知是索尼或是佳能等品牌，不知性能指标。 深圳的公共场所，特别是饭店和公厕，都很清洁。这和内地、尤其是北方城市形成明显的反差。

    “十一”那天，国庆35周年，邓小平阅兵。我就在招待所客房里看电视，从头到尾，一直看完。10月4日，天河的老同事们安排一个车把我送到深圳火车站，我带着传真机乘车到广州，仍旧住在老涂的公司。恰好他们陈经理也要回洛阳，帮我买好5日飞郑州的机票，我俩一同于当晚8点多到郑州。我提前给张总发了电报，张总派车队小贺开车到郑州把我们接回洛阳。我为〇一四中站完最后一班岗。

 

永恒的情结
 

    为引进工程需要，基建办新调来一位设备科张科长。单位没有现成的住宅，可能领导就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答应留给他了。跟我认识了、也熟悉了以后，他就来到我家看看这套房子。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反正我也是正在等调令，要走的人了，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0月中旬后的一天，在会议室门口，我看见张科长跟李立坤谈事，出来后李立坤见到我，问我：“老李，你还走不走？”我说：“走啊，这不等调令呢吗？”他“啊”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就走开了。按理说，这也都是很正常的事，可在我心里却掀起不小的波澜。其实是我心胸太狭窄了……

    10月19日，我找了点出差的事，顺路去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拿调令。周斌副区长陪同我到区劳动人事局把调令开出来，告诉我，区里要把我安排到经委工作。家属孙兆君是随招聘人才调入，来后再商议具体工作安排。我是什么条件也没提。离开政府当天晚上，我去时任经委（牵头）副主任的刘永贵家拜访。这是一位比我年长的老同志，他已经知道消息，向我介绍了一些单位的大概情况。很诚恳地说，欢迎我来。 11月1日我回到洛阳，用半个月的时间，打典行装。

    兆君很高兴，已经归心似箭了。其实她不懂我的心，是经历了何等痛苦的抉择。在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几乎近一半岁月在逆境中折磨。多少好同事、好朋友对我的同情、鼓励、关心和支持，让我经历了考验和锻炼，赢得了阳光下的喜悦。我实在是难以割舍令我钟爱并全身心投入的，狭义而言的六一二的霹雳事业、广义而言的祖国的航空航天——这是我生命中永恒的情结。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出多久，我都在不停地关注着他们的发展，为他们的成功感到骄傲。

    后来，我知道了，技术引进项目成功获奖了。新的型号线上的老同志们、新朋友们在评奖的时候，没有忘记我，还给我评了个三等奖，并寄给我150元奖金。后来，我也看到了，引进的许多装备，包括0.5μ的三自由度坐标仪、多层真空镀膜机、高精度离子蚀刻机等等，都是当代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外单位来参观的人评价说，在当时，有许多设备不用出国考察，就到〇一四来考察足矣。再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2000年02月17日第12版的一段图文报导，我把它记录在这里，谨以崇敬心情，怀念这位专家型的领导——何文治副部长。

    1994年10月，何文治同志病情逐渐加重，他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再痛苦的治疗也忍受了。他说：“死，不可怕，我也不怕死，我常与试飞员一起试飞，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死。我在航空界工作了40多年，积累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要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也算我对航空事业的最后一份贡献。”有一次洛阳014中心的领导来看望，他说：“××工程的道路是成功的，引进、消化、吸收、发展八字方针是行之有效的搞大型工程的经验，对航空工业走自行研制之路是一大贡献，要很好总结整理。”……

    疾病，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1995年1月10日，何文治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何文治同志英年早逝，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大损失，也给大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再后来的后来，我得知，我们当年梦寐以求的超视距、发射后不管型雷达制导导弹成功了，其中的主要技术力量，就包括我们七室那帮老同志们的“老兵新传”，我更为他们而感到欣慰。

    临行之前，引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包括赵明发、张和生、董秉印、金先仲等中心领导，七室的领导和九组的同志们都来新俱乐部前面与我合影留念。孙兆君所在单位理化实验室的领导和同事们也合影留念。11月27日晚上，我们乘火车出发，离开洛阳。几十上百人为我们送行，包括政治部原来的那些老同志、七室的同志、引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理化实验室的同志、还有我们俩的许多好朋友。开车了，我饱含泪水向大家告别。

 

    【后记  在我调走前后，七室的人事状况也有很大变动。范士表和八组的戴万有、杜庠根都调往位于洛阳市七里河的石化部自动化研究所。吴兆欣出任副总设计师；凌耀成任七室主任（此前他已经是所技术委员会成员，后来也为解决两地生活问题，调回上海），史国柱出任七室书记。后来洪信镇、干恒富先后出任七室主任，之后洪信镇也出任副总设计师。冯连和出任全质办主任；王所法出任人事处长；仲伟佳出任经营处长；刘桂森出任工会主席……

    〇一四中心是部属地市级的事业单位。1986年12月3日，航空工业部以航干函[1986]206号行文，授予〇一四中心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评审权。并任命李立坤为高级工程师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和生、黄彬为副主任委员，胡荣超等十二人为委员。1987年，在我离开原单位三年后，时任中心人事处长的王所法告诉我，单位决定可以为近年调离本单位的技术人员评定高级工程师资格。那时我正在北戴河区政府部门任行政职务，根本就不设评高级技术职务。对我来说，比职务更在意高级技术职称。我立即赶回洛阳参评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中心评审委员会的相关专业评议组的组成人员有：

    负责人  魏家忠  副总师，

    成员    陈伧成  副总师,

            吴兆欣  副总师,

            王维琪  二室主任,

            凌耀成  七室主任,

            宋雨章  八室主任,

            郑  铭  十室主任。

    为我专门安排了外语考试和技术报告论文答辩。我提交的技术报告是刊登在1981年第4期《航空兵器》刊物上的《对空目标自动电视跟踪器的参数设计》。我得到的评审成绩：

          总分数       91.4 分   （满分100）。

    其中：工作成绩     23   分   （满分25），

          业务能力     13   分   （满分15），

          技术水平     14   分   （满分15），

          工作态度     15   分   （满分15），

          外语水平      9.4 分   （满分10），

          学    历      9   分   （满分10），

          技术工作年限  8  分    （满分10）。

    由专业评议组将“同意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的意见提交给中心高级工程师评审委员会。1987年12月26日，15名高评委中的13人参加会议，全票通过我的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1990年2月20日，由航空航天部高评委评审认定我的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并批准颁发了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证书。

    我特别感谢王所法，特意托人把部里的批准文件和高工证书送到我的手里。也特别感谢凌耀成作为七室主任，为我签署的基层单位意见，给予我很高的评价：李涵葵来所工作以来，先后从事雷达制导及电视制导等课题研究和型号设计研制工作，担任过课题组长、专业组长及研究室副主任。该同志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及实际工作能力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和较丰富的经验，并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能独立组织较大的研究工程。由该同志主持研究的电视制导及X光医用电视摄像及监视系统分别获中心科技成果二等奖和洛阳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同意向上级评审组织推荐李涵葵同志晋升高级工程师。

    我清楚，我那点工作成绩，比起他们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和贡献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值得引以自豪的是，我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无论走到哪里，来自航空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这块金字招牌，是令世人认可、令自我永远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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