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空中骑士
陆铿先生的文章中，称衣复恩是“永远的飞行员”。
“他是勇士，是战士，是骑士。他是空军的男爵。”这是他对衣复恩的评价。
用衣复恩自己的话来就：“我只会开飞机，不会别的。”陆铿认为：“其实，他还会许多别的，但他的确是飞得最好，他一直是个飞行员、、、、、、他的软着陆，是经典，精彩绝伦。”
作为一个飞行员，衣复恩确是炉火纯青，无懈可击。
软着陆是他的拿手，他不仅自己精于软着陆，在他带领下，空运大队所有的飞行员都擅长软着陆。他认为软着陆是对一个飞行员的起码要求，是最低限度的基本功。十年之后，我当了调度员，参加过多次训练飞行，特别是起落训练，我才知道软着陆并非易事，有很多飞行员就一辈子也没有学会，接地时跳一次是常见的，两级跳、三级跳的也不少。
有一句广告词说：“我不是开汽车，而是玩汽车。”衣复恩开飞机也是这样，C47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到他手里，就像最熟练的车技演员骑自行车一样得心应手。这时他真的和飞机溶为一体。
他能够让C47像驱逐机一样俯冲、拉升、低空急转弯，这一切又都在C47的性能允许限度之内，而不是出于鲁莽的冒险。超低空飞行也是衣复恩的绝活。
每当进入成都平原，飞机就急速的降低高度，几乎擦着树梢飞行，就像坐在高架列车上在原野上急驰，田野里的牛羊会因受惊而四散奔跑，种地的农夫也都佇足仰望，这种对分寸感的掌握，确是无人能及。
他也是少数能够直接穿越秦岭的高手之一。秦岭，像一堵墙壁横档在西安南面，它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最高峰太白山3767公尺，山脉距西安机场极近，几乎一起飞就到山前。以C47的爬升速度很难飞越它，一般都是在机场上空盘旋几圈，然后向南飞。但山间也有不少南北走向的峡谷，如果飞入峡谷再沿峡谷爬升到巡航高度，就可以避免在机场上空盘旋所浪费的时间和燃料消耗，只有非常熟练驾驶技巧的人才敢这样做。在峡谷中飞行就像乘轮船穿越三峡一样，从两旁的舷窗望出去都是山坡密林，其感受真是美妙无比。
衣复恩不愧为“空中骑士”，和他在一起飞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高超的技术还体现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1943年5月，他驾驶蒋介石专机由成都飞重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飞机已经放下襟翼和起落架，对正跑道着陆，忽然发现跑道上有一架同方向的飞机已经落地向前滑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地收起襟翼和起落架，加大油门，拉起机头从前面那架飞机的顶上飞过去，复飞绕场半周再落地。降落后才知道先着陆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经国，他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C47从桂林飞重庆，由于衣复恩临机应变，避免了两机相撞的事故。造成这次意外的原因，显然是塔台指挥出了问题，蒋介石当时很受惊吓，起身向前问衣复恩“这是怎么回事”，衣据实作了回答。事后九龙坡航站站长和塔台值班员被捕下狱，中航总经理沈德燮被免职（九龙坡机场是军民两用机场，民航方面由中航负责）。机上的报务员王堃和（我这时已经转入杨辛癸机组），据王后来谈起当时情况确是惊险万分，吓出一身冷汗，如果真的撞上了，机毁人亡，那的确会像沈崇昆所说，中国近代史将会改写。由于这次措施得力，化险为夷，使蒋更加深了对衣复恩的信任。还有一次就是45年底，他驾驶蒋介石专机由沈阳飞北京，到达机场上空后，起落架放不下来，衣当时从容不迫，一面盘旋，在面查找原因，经过几次紧急泵油，终于放下机轮，安全着陆，整个过程只有机组知道，他始终没有惊动蒋，地面迎接的人群也不知道降落过程中发生的意外。
衣复恩常说：一个飞行人员，不光是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除了飞行之外，还要精通一切与飞行有关的东西：比如气象、天文、物理、声、光、化、电，甚至开汽车……，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做到心中有数，遇到意外情况时能够从容不迫。他这段话对我感触颇深，那次在昆明遇险，如果不是他会开汽车，而且开得那么熟练，在那种情况下，是很难逃出重围，安全脱险的。
很多人都把衣复恩看作一个传奇人物，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一面。他从来不摆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和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他爱护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他经常下伙房查看，亲自安排膳食菜单。他的要求就是让大家吃限性好、玩好、休息好。他总是会利用飞行中的空闲组织大家郊游、野餐。记得44年夏天，借在迪化待机的空闲，他带领我们去水磨沟“皮敢泥敢”（Picnic），水磨沟在迪化东郊，有一条小河流过，河边是一大片白桦林，树下绿草如茵，就地野餐，吃饱喝足之后，躺在草地上看蓝天白云，悠闲自在，放浪形骸一番。有时兴之所至，他也会天南海北的和大家神聊一气。
由于衣复恩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于是就有人传说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衣复恩所以获得蒋介石青睐，主要是由于他卓越的飞行技术，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没有超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对蒋很尊敬，但从来没有把蒋当作神来崇拜，这从他后来说出“皇帝的新衣”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大约是43年春天，空军总部给空运队派来一位政治指导员（相当于今天的政委）。这位指导员一来就大抓军事化，要大家每天按时起床，做早操，每星期一次纪念周，升旗、训话，还集体学习“抗战建国纲领”。衣复恩对此大为光火。一天，他把这位指导员叫来，当着大家的面把他训了一顿，大意是说：我们这里情况特殊，飞行人员出勤之后必须保证充分的休息，你那一套在我们这里行不通。这位指导员到任不到半个月就被衣复恩轰走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那带着近视眼镜，毕恭毕敬地站着挨剋的那一副狼狈相。以后就再也没有派人来。
衣复恩在工作上对人要求很严格，但他从来不干涉员工的私生活和业余爱好。空运队的成员中，飞行员中大学生多，报务员中中学生多，不少人有读书的业余爱好，当然大部分是读文艺作品，往往有了好书大家轮流传看，也有时看一些“旁门外道”的书，观点不同的人碰在一起，也会大发议论，争辩不休。
空运队的宿舍是一排平房，两个人一间，我和陈福住一间，左边隔壁是刘汉沛和高学安，右边隔壁是吴振麟和王庆祥。我们这一排全部是报务员，前面两排是飞行员宿舍，那时我们都喜欢在床头用图钉钉几张小画作为装饰，我也把一张鲁迅的木刻像钉在床头。其实我并不特别喜欢鲁迅，但我很欣赏这幅木刻，它是一帧侧面半身像，头微抬，食指和中指间夹了一支香烟，线条简洁流畅，神气活现。有一天隔壁的高学安来串门看见了，问我：“你为什么把共产党的像钉在墙上？”旁边的陈福立即回答：“鲁迅不是共产党，他只是一个作家。”后来吴振麟、王庆祥、贺瑞华也参加了进来，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绝大多数都站在陈福一边。高是一个有正统思想的人，但不是SPY,SPY只会暗中打小报告，不会站出来公开辩论。队上也有人看新华日报，赵昌燕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他们不会把报纸直接送到队部，而是在家中订阅，带到宿舍来看。这一切，衣复恩不可能不知道。
赵昌燕后来跟随一架起义的飞机去了延安，五十年代他参加了拉萨航线的试航，他的照片还上了“人民画报”。
赵去延安大约是在1946年春季我已离开空运队之后。我有一个朋友廖仲孝，是空军地面电台的报务员，他听说赵昌燕的事，问我：“他为什么要去延安呢，那边的待遇也不见得很高吧？”在空军中，像廖这样不问政治的人占绝大多数，真正像高学安那样的正统派很少。
1944年，衣复恩去过一趟延安。那一次是送周恩来总理从重庆飞延安，他很敬佩周总理。他觉得周总理待人亲切，善于辞令，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的飞机在延安呆了两天，在这两天中，他访问了延安的窑洞，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还接见了他，和他握了手。
1949年12月10日，他驾驶着中美号（C54），载着蒋介石离开成都，回到蒋的老家奉化溪口，在溪口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载着蒋介石在溪口上空绕飞一圈，然后飞到台湾。
作为衣复恩，他只能这样选择。正像我留在大陆一样，作为当时的我，也只能这样选择。虽然这个选择使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不后悔。正像下棋的人常说的：举手无悔。
我父亲有一句口头禅：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句话不对。我觉得，人生更象是一盘棋局，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但棋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谁规定你非得这么走，或非得那么走。
据说994年9月，已经白发苍苍的衣复恩坐在他飞过的美龄号机舱里，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他说：“国事蜩蟾之际，正是我的青壮年时期。我像当时许多胸怀凌云壮志的青年一样，献身军旅以报效国家，在烽火大地上亲身经历了闽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台湾保卫战等役。可叹虽已尽力，但却无功可言。”他慨叹：“当年少年二十时，一身转战三千里，一机飞越百万师；如今再握驾驶盘，机已衰朽，人已白首。”（见《衣复恩回忆录》，转引自陆铿文）
衣复恩的晚年是寂寞的。
衣复恩1966年7月被诬陷下狱，1969年7月出狱，时间长达三年。他出狱之后离开空军，下海经商，担任亚洲化学公司董事长。大陆改革开放后，他成为第一批登陆的台商，在广东、陕西、上海投资办厂，事业蒸蒸日上。到九十年代已经扩展为拥有50亿资金（台币）的十多个企业。他热心支持大陆文教事业，成立了“立青文教基金会”，把赚来的钱回馈大陆年青人。在河北、山东办学校，在清华、北大设立奖学金。
衣复恩于2005年4月9日在台北辞世。享年89岁。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全部股票捐给了文教基金会，以支持大陆文教事业。
我后来才知道，衣复恩多次回到大陆，去过杭州、黄山、南京，在南京，他去了夫子庙，长江大桥，还去寻访了明故宫机场遗址，和他在南京的故居申家巷17号，当然，一切均已物是人非。
衣复恩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不甘寂寞，他下海了，而且小有成就，但那些往日的回忆并没有从他心中抹掉，他写了回忆录，他还对亚化的员工说：“我只会开飞机，不会别的。”
这就是衣复恩。
2007年10月29日初稿
2009年4月6日修改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