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皂市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三件事：种菜，写回忆录,会老战友。因为在受审查期间，各种调查人员都在找他写各种各样的调查材料，证明文件等等。这些文件都决定着某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或生命，同样父亲的政治生命也取决于别人写的类似的调查材料。所以父亲在写这些材料时是非常用心和认真的，由于写的比较多了，到皂市后就想将过去的经历写出来，象回忆录一样。只要菜园拾掇完了，他就坐在桌前伏案写作。
天门县相邻的应城县原县武装部长不知从哪里知道父亲在皂市休养，找到父亲要求父亲给他出一个证明材料，他说他原来是23团的战士，是父亲的老部下。父亲和他攀谈了许多，从一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中确认他确实是原23团的战士，如实地给他出具了书面证明材料。后来他又从应城赶来，向父亲汇报说，由于父亲出具的那份材料和其他一些材料相互印证，他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已经安排了工作。父亲向他表示了祝贺，他对小弟说：“如果你想当兵，北炮和广空随便你挑。”当时父亲身边只有小弟一人，舍不得他离开，也就没有应允此事，不然小弟就是继承父业的人物了。
当时广州军区陆军后勤部部长张祥甫曾在23团任营教导员，1972年时，通过武汉军区有关部门打听父亲的下落，可是当时省委组织部门被那些造反派们把持着，给了个查无此人的回答。这下子激怒了张祥甫，他给武汉军区回电说：“给我查清楚，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没有了？” 因为在文化革命中被冤死的老干部很多，他担心父亲也遭到了同样的遭遇。
武汉军区就给湖北省委组织部去了口气很硬的公函，当时办事的人不知这是何许人，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赶紧查找，先是到沙洋五七干校寻找，得到消息后知道父亲已经安排到皂市休养，立即复电武汉军区，告知这个消息。
张祥甫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广州飞来武汉，又让武汉军区安排了一台吉普车，用自带的司机驾驶赶到皂市与父亲见面。两人相别已有30年未见，战友相见，泪流满面，欢聚数日。1973年父亲回汉之后，张祥甫还数次到家探望。通过张祥甫的联络，父亲回汉后和很多老战友又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如原23团副团长罗崇福，22团团长田厚义等等。还和张祥甫，王相卿等老战友一起为孙建功烈士移灵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向当时在职的赵紫阳、孔庆德等老首长寻求帮助。
小弟参加工作后，有了出差的机会，父亲就安排他利用出差机会去探望各地的老战友。有一年小弟出差到济南，去探望时任济南军区装甲兵顾问的李大清，李大清从门卫通报中得知故人之子来访，喜出望外。立即派车来接，在家安排家宴款待小弟，小弟说：“这次把茅台喝了个够。”
1970年10月，父亲专门向有关部门写了关于改变个人成分的申请。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可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按他一直填写的个人成分“地主”，在文革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在所有的生存问题上都会被打入社会底层，没有任何的机会，如参军、招工、回城，甚至结婚生子都有困难。因为涉及面太大，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子女，共有二十多人受此困惑。而我们1970年陆续参加工作后，就感到父亲的个人成分问题成为压在我们头上的一块大石。
因为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在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第十一章和政务院的补充决定：“所有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 均适用本章各项规定，并称为革命军人”。所以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和50年代的这份政务院文件，父亲写了这个申请。
从1970年到1973年，这个申请一直被有关部门拖延不办，后来父亲直接将报告打到干校政委江仲华那里，情况才有了改善。有关部门答应在子女单位外调时，出具父亲个人成分为革命干部的证明。我们在各地工作的兄弟姐妹都受到关于父亲个人成分的影响，这件事对我们当时起的作用很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直到1973年父亲复职后，我们的状况才有所改善。到文革结束，不再讲出身成分时，我们才彻底甩掉那块压在我们头上的石头。写作本书时，看到当年的有关资料，不禁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