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学生活
红二中
1963年9月，我进入武汉二中读书。
武汉二中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三元里附近。学校始建于1946年，1951年确立为湖北省重点中学，1953年确立为中南行政区重点中学。有段时间，二中只招收男生，称“二男中”。在我进校的前几年，又改为男女混校。
武汉二中因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取得过显著的成绩，又称为“红二中”。二中学生的校徽也独树一帜，是红色的。当时，武汉市的其他学校包括大学，只有老师才配带红校徽，对于我们二中的学生来说，能配戴红色校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走在街上都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很是骄傲。
武汉二中长年来，不但在高考的升学率上排名武汉市各中学的前茅，而且在体育项目上，也有优异的成绩。特别是篮球项目，长期占据着武汉市中学生篮球比赛的霸主地位。学校篮球队中有几个人还是经武汉市业余体校培训的队员。1966年，我读初三时，也被选入校篮球队，正准备代表武汉市中学生参加在青岛举行的全国中学生篮球比赛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比赛取消。
武汉二中在德、智、体全面发展上，是武汉市各中学的典范。
一进校门，就可以在右手边看到一片不大的植物园地，里面种了许多不知名的树木和花草。我只记得其中有薄荷。因为我曾摘过它的叶子，用手搓揉碎后，满手都是薄荷的清凉香味。
学校只有一栋呈“L”形的狭长的三层楼的教学楼，这栋楼房解放初就存在，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红瓦铺就的屋顶，室内铺设着木地板。由于年数久远，木地板已经开始破损。老师的教研室和学生的教室都在这栋楼里面。
学校院内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沿操场四周是一圈跑道，跑道中央又分为两个区，一边是一个足球场，靠教学楼一边则是三个并排的篮球场。足球场前面靠教学楼有一个大的司令台，司令台后方是学校的大礼堂，大礼堂旁边的一排平房是学校的校办工厂，专门生产灭火机。我们的劳动课经常安排到校办工厂去劳动，帮助做一些翻砂、换药等事情。
操场顶头的一角，还有一个不大的游泳池，游泳池长25米，寛15米。在当时，中学内设有游泳池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二中在众多中学中独有游泳池，说明二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夏天，我们的体育课中就有游泳的内容，这对我们喜欢游泳的学生来说，真是太幸福了。
紧贴跑道的后面，还有两条狭长的两米多高的土坡，土坡下面是防空地下室。土坡后面，还有一块不大的运动场地，设有单、双杠、杠铃等体育锻炼的器具。食堂和厕所也在这一片。再往后，是学校的院墙。院墙外面，是京广线的铁路。现在这条铁路已经改道废除了，原来的铁路线被修成京汉大道。
开学第一天跨进校园，迎面看到的是满操场的高年级的师哥、师姐们。他们有的在围着操场跑步锻炼，有的手捧书本，边走边读。连小土坡上都坐着不少人在埋头看书。这一片认真学习、热气腾腾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我。作为刚进初中的新生，从狭小的小学校园走进如此开阔、漂亮的新环境，一切都是那样新鲜，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我为自己能成为二中的一员感到无比自豪。
又当了大队委、班主席
我们这一年级共有四个班，每班五十人左右，我被分到初一（三）班。
班上的同学聚在一起，互相都在打探对方在小学的底细。我知道同学中有不少人在小学时都是班干部，是各个小学的佼佼者。而岳飞街小学只是一所没有几年历史的新学校，而且学生也是各个学校中比较差的转过来的，在武汉市的小学中根本排不上号。我在小学时的那点优越感放在新的环境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心中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开学不几天，校团委要改选少先队大队部。因为我们这些新生都还戴着红领巾，初二的学生中没有加入团组织的，也大多是少先队员。在校团委公布的大队委候选人名单中，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名字也赫然在上，同学们向我投来的惊奇和羡慕的眼光。
我怎么会成为候选人？也许是我的升学考试的成绩特别好（这种可能性有，但不会很大，比我成绩好的肯定大有人在）？或是小学转过来的档案鉴定中有我长期担任大队委和班主席的记载（好像理由也不是很充足，同学中相当多的人在小学时都担任过这些职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受到批判、撤销职务的事情没有记录在案，“三角三”这个羞辱的绰号从此就和我告别了。
通过投票，我顺利地当选为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由于有这个基础，在班上，我又顺利地被选为班主席。
第一炮打响得如此突然，让我都有点手足无措又兴奋不已。我能这么偶然地从众多的优秀者中脱颖而出，继续了我长期担任的班主席和大队委的职务，我只能归结为运气好。我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由于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也由于进入中学后环境的变化，我的思想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成熟了，也可以说是出现一个飞跃。我暗下决心：要尽力向大家证明我确实很优秀，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政治表现上我都会做得比别人更强。
初一（三）班
时间不长，班上的新同学们很快就熟悉起来。看来我刚进中学时的有些判断是不够准确的。在我们这些新生中，并不都是凭成绩优秀考进来的。
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中，主要分为三块：
一块是干部子女，包括市委干部和军队干部的子女。军队干部的子女又统称“革干子弟”。这些人中，有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儿子宋小迪、市委组织部蔡部长的儿子蔡前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喆中将的女儿姚稚英、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明少将的儿子戴晓宁等。他们大多是凭父辈的显赫地位无条件安排进来的。不过学校在照顾关系的同时，还是尽力把了一点关。如：由于八一子弟学校在我们进入中学前后被撤销，原来就读于八一子弟学校的革干子弟们全部被打散，就近分配到他们住地附近最好的学校。武汉二中在接收八一子弟学校的这批革干子弟时，大多是降一年级安排，这些革干子弟也都愿意。他们也知道，凭他们在八一子弟学校读书的成绩，要跟上武汉二中这样的省重点中学的进度是很困难的。与其不留级跟着拖，还不如再重读一年，起码在成绩上不至于太难堪。
第二块是工农子弟，以头道街一带工人居住区的工人子女为主。这些人因为家庭成分好，苦大仇深,就近安排入学的。共产党办的学校不为工农子弟服务还为谁服务？学校教学大楼的墙上就写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醒目的大红标语。这在那个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校作为政治任务来安排这一批工农子弟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
第三部分是其他子弟，这部分人员的成份比较复杂，包括地方及企业干部家庭、知识分子家庭、职员家庭、自由职业家庭、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主要来自武汉市闹市区。只有这拨人才是真正凭实力考进二中的。所以，班上成绩好的也大多在这批人中间。
其他班，包括学校其他年级的学生组成，和我们班的情况大体一样。
干部子弟，特别是革干子弟中，多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也存在较明显的骄、娇二气，这拨人中，不乏有成绩优秀者，但大多数成绩平平，甚至很差。除了上学在校，放学后他们很少与其他同学在一起活动。工农子弟则比较朴实，有的还略显寒酸，成绩普遍不太好。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则显得更有教养，兴趣更高雅，爱好更广泛，同时也比较谨慎，成绩也普遍要好得多。
入团
我担任班主席后，要求入团是我的迫切愿望和努力的最大目标。
班上在初一下学期开始发展团员。最先入团的是一位叫苏传娣的女同学。她的家庭出身是工人，原来在小学时也长期担任过班干部，她年龄比较大，长相比较老气，我们都叫她“苏太婆”。她的社会活动经验丰富，又热心快肠，同学关系很好但成绩不是一般的差。她入团后，又担任了校团委的委员。
第二个入团的是朱家平，也是工人家庭出身，父亲在跑重庆的轮船上当厨师。朱家平也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在班上同学中的威信也很高，但成绩也不是太好。他入团后，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68年，我们一起当兵并分配在一个连队。我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于1997年患病去世，去世时年纪还不到五十岁。英年早逝，十分可惜。
第三个入团的是魏东林。他是革干子弟，其父亲当时的军衔是少校。在当时革干子弟中，他父亲的军衔是较低的。他长得腰圆膀咋，有一身蛮力气，在班上义务劳动时是一把好手，但学习成绩极差。
班上已经有三个同学入了团，我心里是既羡慕又着急。作为班主席，我在班上各方面的表现毫无疑问是很突出的。而且我早在初一下学期开学不久，我刚满满15岁够入团年龄时，就第一批向校团委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一次次的发展团员却还没有我的份。
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迟迟不能入团的最大原因就是家庭出身职员和有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污点。
读小学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因家庭出身问题影响到我入队和担任大队委、班主席。但进入中学后情况就不同了。需要填写的各种表格中都有家庭主要成员及其亲属中的政治面貌和有无历史问题的栏目，这些都是需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上交代清楚的。我是在填写表格时询问母亲才知道父母亲解放前都有历史问题。在我前景一片光明时，突然知道家庭的历史问题，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我多羡慕那些出身好的同学，心中也有点怨恨为什么老天爷要安排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对出身是很讲究的。虽然共产党一直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等，但这些口号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歧视性。
对我这样出身不是很好的人来说，在政治前途上就要低人一等。除了在选择大、中专等学校和专业上，一些军事院校和其他学校中涉密的专业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报考的。就是在要求加入党、团组织时，也需要接受组织上的长期考验，需要与家庭划清界限，需要向组织汇报思想，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来取得组织上的信任等等。这个长期的思想和行动的改造过程，对每个要求进步的人来说，心理上是一种折磨，压力十分大，思想包袱也特别重。
而“红五类”出身的人生下来就有了一条光明大道，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和“自来红”的思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主要是军人家庭出身的革干子弟）显得格外的高傲。他们嘴上虽然不说，从他们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出身不好的那些人的轻蔑和不屑。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暴露得更充分。
家庭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中不能抹去的痛，就像阿Q头上的那一块疤。阿Q听不得别人说“癞”、“疤”之类的话，甚至听到“光”、“亮”之类的词都会恼火。我最不愿提起的话题就是“家庭出身”，一谈到家庭出身我就英雄气短。
要求进步的迫切愿望和家庭问题的沉重包袱使我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家庭历史问题”是我心灵深处最敏感的地方，它被我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触及。
一天，苏传娣和朱家平代表团组织跟我谈话，说团组织正在考察和培养我，要我提高对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向团组织写出思想汇报，并要经得起团组织的考验。
回到家里，我挖空心思回想父亲的点点滴滴，想向团组织写出一份认识深刻的思想汇报。因为我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从小他就没有怎么管我们，我跟他也几乎没有思想交流，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就将我们睡觉的房间里墙上贴的由我父亲画的小虎子、知心姐姐、小灵通、动脑筋爷爷，并配上“好好学习”四个字的画，被我在思想汇报中上纲成只要我们“专”，而不提倡“红”。因为毛主席的原话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父亲只引用了前半句。（小虎子、知心姐姐、小灵通、动脑筋爷爷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四个漫画人物，相当于现在的“蜡笔小新”什么的。小虎子是爱劳动、做好事的象征；知心姐姐是交心谈心、做思想工作的象征；小灵通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象征；动脑筋爷爷则是学习知识的象征。）
我给母亲看了我写的这份思想汇报，她的脸色明显表现出不赞同，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她没有阻止我这样写。我将思想汇报上交给团组织。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觉得挺对不起父亲的。从中学入团到参加工作后入党，每次涉及到自己的进步时，都要把父亲的历史问题违心地拉出来批判一番，以表示自己和他划清了界限。
其实父亲也挺不容易的。他经历了解放后的各种运动，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更多。特别是在我小学毕业前后，他又从民航系统给“转业”出来，后来又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的冲击，他的精神上的压力不知要比我的大多少倍。而我们做子女的还不能体会他的心情，反而对他那么一丁点的所谓“历史问题”多有责怪、埋怨、甚至批判。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要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愿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965年初，进入初二上学期不久，我终于在班上第四个入团了。
激情燃烧的岁月
六十年代，是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年代。我国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声势凶猛，在国内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人民都呈现一种亢进的状态，我们这样的中学生的思想更为单纯，毛主席发出的号召，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照办。思想比大人更极端。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就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歧阐述了自己的观点；6月15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苏共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指责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中苏大论战”从此全面爆发。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声明：“从今日起，《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的公开信。”同日，第一篇评论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发表。从这时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简称“九评”）。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于1964年7月14日发表后，苏共中央内部发生斗争，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同年10月下台。
“九评”，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进行激烈的批判，文字激扬，铿锵有力，大快人心。后来传出康生是“九评”的主要执笔者。康生在党内一直是以理论权威和笔杆子的面貌出现。康生在文革中干尽坏事，但“九评”的文笔确是犀利有力的。
配合“九评”，民主人士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也轰动一时，万人传诵。其对赫鲁晓夫的辛辣嘲讽，读起来真是痛快淋漓。现将这篇著名的散曲转录如下：
某公三哭
哭西尼
（秃厮儿带过哭相思）
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可怜我衣裳颠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儿来，又谁知命蹇事多乖。
真奇怪，明智人，马能赛，狗能赛，为啥总统不能来个和平赛？你的灾压根是我的灾。上帝啊！教我三魂七魄飞天外。真是如丧考妣，昏迷苫块。我带头为你默哀，我下令向你膜拜。血泪儿染不红你的坟台，黄金儿还不尽我的相思债。我这一片痴情呵！且付与你的后来人，我这里打叠精神，再把风流卖。
哭东尼
（哭皇天带过乌夜啼）
掐指儿日子才过半年几，谁料到西尼哭罢哭东尼？上帝啊！你不知俺攀亲花力气，交友不便宜，狠心肠一双拖去阴间里。下本钱万万千，没捞到丝毫利。实指望有一天，有一天你争一口气。谁知道你啊你，灰溜溜跟着那个尼去矣。教我暗地心惊，想到了自己。
“人生有情泪沾臆”。难怪我狐悲兔死，痛彻心脾。而今后真无计！收拾我的米格飞机，排练你的喇嘛猴戏，还可以合伙儿做一笔投机生意。你留下的破皮球，我将狠命地打气。伟大的、真挚的朋友啊！你且安眠地下，看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呜呼噫嘻！
哭自己
（哭途穷）
孤好比白帝城里的刘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哭自己。上帝啊！俺费了多少心机，才爬上这把交椅，忍叫我一筋斗翻进阴沟里。哎哟啊咦！孤负了成百吨的黄金，一锦囊妙计。许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会议，太太的妇联主席，姑爷的农业书记。实指望，卖一批，捞一批，算盘儿错不了千分一。哪料到，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沙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这真是从哪儿啊说起，从哪儿啊说起！
说起也希奇，接二连三出问题。四顾知心余几个？谁知同命有三尼？一声霹雳惊天地，蘑菇云升起红戈壁。俺算是休矣啊休矣！眼泪儿望着取下像的宫墙，嘶声儿喊着新当家的老弟：咱们本是同根，何苦相煎太急？分明是招牌换记，硬说我寡人有疾。货色儿卖的还不是旧东西？俺这里尚存一息，心有灵犀。同志们啊！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挥棒儿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
这儿的“西尼”是指当时美国的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总统任上被暗杀。“东尼”指当时印度的总理尼赫鲁，1964年5月27日病逝。“某公”则是指当时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1964年10月被解除职务。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尼”字。
不久又发表了毛主席的诗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首诗词的政治指向十分明白，就是号召全国人民在国际上要坚决地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国内要警惕帝、修、反的和平演变。
报纸上一拨又一拨地发表措辞激烈的反修防修的文章，让我们感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同学们对国内外形势都是十分的关注，议论也十分激烈。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为自己能处于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革命年代而激动、而热血沸腾，而跃跃欲试。
六十年代，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雷锋、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麦贤得……，英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涌现，全国上下掀起了“学英雄、做英雄”的热潮。
这些英雄人物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做好事、讲奉献。我们立刻行动起来，利用放学后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到汉水桥帮助板车工人推板车上桥，到学校附近的垃圾场帮清洁工人推垃圾车、倒垃圾，甚至到青山区参加武钢建设干打垒厂房的义务劳动……。这样的活动我们坚持了一年多，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干得毫无怨言，并以做好事不留名，甘当无名英雄为荣。
六十年代初在我心中是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年代。虽然我身上背负着家庭有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但更多地认为自己确实需要接受思想改造。而向英雄们学习，就是改造思想的最好方法。王杰家庭出身中农，不也成为了英雄吗？他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和激励我努力奋斗的精神支柱。
电视台前段时间热播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描写的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老一代军人的激情岁月，而我们这一代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人来说，60年代初是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的年代不能算，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已经不够资格有激情了。后来当“造反派”时,开始还有一点激情，也很快被运动的混乱给泯灭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是那样的有理想、有抱负，那样去追求进步，去自觉自愿的无私奉献。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现在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
有时我也想，当时我们这样的一种热情到底是对还是错？真的很难说清楚。我是怀念那个时代人的真诚、大公无私、嫉恶如仇、淳朴单纯的精神状态的，但对阶级斗争和极“左”的那一套东西，却是不能再搞了。
毛主席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他提倡的很多东西，如：为人民服务，讲理想、讲精神等，到现在都还是有意义的。如果大家都能像毛泽东所说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社会不是很美好吗？
班主任苏利生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叫苏利生，当时也就二十几岁。还没有结婚。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叫肖小兰。苏老师身材瘦削，戴着一副眼镜，身体不太好。苏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跟小学的班主任一样，他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苏老师的课上得一级棒，我们都喜欢听他讲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朗读课文中杨朔的散文《雪浪花》、《茶花赋》和《荔枝蜜》，真是声情并茂，使我对杨朔的散文有了特殊的好感。为此还专门买了杨朔的散文集看。
一次，苏老师不知绊动了哪根弦，他分别找了班上的很多同学谈话。谈完话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苏老师真厉害，跟他谈话谈得心里直发虚，谈得你想哭。对他讲的话，我还半信半疑。等轮到找我谈话时，苏老师首先对我前一阶段的表现进行分析，指出我的优缺点，说我积极向上、认真负责、学习努力、群众关系较好等，也指出我一团和气、老好人、原则性不强，说得都很准确。
我这个人在与别人相处时，确实存在上述情况。玩得好的同学，正因为意气相投才聚到一起，没有必要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对其他走得不近的同学，各人有各人的性格、情趣、爱好，又何必去指责和干预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呢？如果我成天毛主席教导不离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那样的一副模样，那让我自己都感到好笑。我也想过，我和同学们的关系都相处得比较好，都比较拥护我，也许有“一团和气、老好人、原则性不强”的原因在内。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真是说不清楚。反正批评归批评，要我改也难。
当他指出我因家庭出身问题，思想包袱很重，精神不振奋、有自卑感时，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一下就戳到我心底的痛处。
我想，苏老师当时肯定是想显示一下他的心理学水平及他对我们同学的了解，他以把别人谈得哭起来作为乐趣。不过，他掌握别人的心理活动确实有一套，不得不佩服。
后来，我才知道苏老师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一直在要求入党，但党组织的大门迟迟没向他打开。他是不是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他跟我说的话实际也是在说他自己心里深处的隐痛。我们同病相怜，难怪一语中的。
苏老师跟我们同学相处得很融洽。课余时间，他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班上举行文娱活动时，他也带头表演节目，他用黄陂话说的“颠倒歌”让大家捧腹不已。我还记得其中几句：“麻风细雨满天星，开水锅里结了凌冰……先生我，后生我的哥”。
他还邀我们几个班干部到他家里去玩。他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里弄里，文革时改名为“红军里”，原来叫什么忘记了。他家住的房子比较破旧，面积也不大。他睡觉的地方是房间的上方加层搭盖的一个狭小的阁楼，需要搭梯子才能上去。爬梯子上阁楼时，我们都觉得十分好玩。在他的阁楼里，我看到床边的书架上放满了书，不少是关于情操修养方面的书籍。苏老师跟我们席地而谈。谈他的大学生活，谈他的理想，谈他对我们的希望。言语间，充满了激情，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临走时，我向他借了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书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负过伤，后来全身瘫痪并双目失明。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写作。这本书满篇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追求和献身精神。保尔.柯察金不但是苏联人民心中的英雄，也是中国青年的学习楷模。书中有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句名言深深激励和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
苏老师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的内页空白处用钢笔写下了不少感言。其中一句感言写到：“如果有一天我也遭遇到他那样的不幸，我会像他一样坚强”。这本书我一直没有还给他，后来也不知放到哪儿去了。
“文革”开始后，苏老师参与到老师的活动中去，与我们的联系就不多了。
1977年的一天，我已经参加工作好多年了。我和朱家平一起去看他。谈话中，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们，不久前他刚被批准入党。并说，他要站在三尺讲台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苏老师为了入党，苦苦追求了一、二十年，现在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我被他的执着感动，同时也体会到他多年心底承受着的巨大痛苦。
几年后，突然听到苏老师病逝的噩耗，我和朱家平到他家去悼念。听其他老师讲，苏老师患的是肝癌。病重时，他坚决不肯住院，一直坚持上课，直到他倒在讲台前。听到这里，我脑海中马上涌现出我和朱家平到他家去时他说的那句话和他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中写下的那句感言。
苏老师长期患有肝炎，我们在校时，他就一直在吃药。他是用生命的代价来证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的同学们
我们班是一个大集体，在学校，同学们相处都比较融洽。从1963年入校，到1966年毕业，后又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近两年，我们在学校呆了近五年的时间。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同学们之间也留下很多值得回味的往事。
同学中故事最多，笑料也最多的，当数吕先荣无疑。
吕先荣家境贫寒，父母都不在世了，他和他的哥哥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吕先荣的家庭条件虽然不好，但他绝对是个乐天派，成天笑哈哈的。
吕先荣长得也很有特点：瘦长的个子，细长的脖子，却长着一个又大又圆的脑袋。蒜头鼻子上架着一副缺了一条腿、用绳子框在耳朵上的眼镜，而且眼镜片上还有几道裂纹。他笑起来时大嘴咧开，露出满嘴参差不齐的牙齿，还缺了一颗门牙。说话激动时，变得结巴，从漏风的门牙缝中发出“嗤、嗤”的声音。我曾经给他画过一幅漫画，不用写名字，大家都知道是他，他看后也咧开大嘴笑起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皮球”。大家也从来不叫他的大名，“皮球”成了他的正式称呼。连同年级其他班的同学也这样叫他，他一点也不反感。
吕先荣的语文较好，看的书也多，而且特别喜欢看古书。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他无所不知。
一次，他又跟我们大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英、法几个同盟国的故事。说得激动了，把英国首相张伯伦说成法国首相张伯伦，被大家抓住了辫子，拼命起哄。他也发觉说漏了嘴，马上想纠正，但大家就是不依，不停地叫喊“法国首相张伯伦！”他一急，双手抽筋，五个手指攥在一起，拳头捏得紧紧的，浑身颤抖起来。这时，班主任苏老师刚好也进了教室，看到我们一群人在逗撩吕先荣，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们不该欺负同学。
吕先荣还喜欢写诗，但写的诗有一股夫子气。学校开运动会，他写过“十六字令”发表在班上的墙报上。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一段：“跑，运动场上呈英豪，奋力追，个个争头鳌”。为了押韵，他把“鳌头”反过来，写成“头鳌”。当时，班上没有人知道”头鳌”是什么意思，他还跟我们解释了半天，显得很得意。
吕先荣的大脑特别发达，但小脑肯定没有发育好。他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极差，体育是他的弱项。跳高时，横杆只有一米来高，我们一抬腿就轻松地跳过去了。而他攒足了劲，呲牙咧嘴地比划了半天，跑到横杆前却停了下来，瞪着眼睛看了横杆半天，然后用双脚一并蹦着往上一跳，马上就重重地平摔在沙坑的木框边上，躺在沙坑里痛得“嗤、嗤”直吸气。练举重时，只有几十斤重的杠铃刚举到脖子处，就连人带杠铃一起向后倒在地上，杠铃的横杆卡在他的脖子上方，他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幸亏杠铃的铁盘有点大，杠子离他的喉咙还有几公分的距离，不然真要出人命，把大家吓得够呛。
一次，我们一群同学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到江边帮助拖垃圾的工人拖车倒垃圾。吕先荣也去了。倒垃圾时，他把浮在岸边水面上的垃圾当成了平地，一脚踩下去掉进江里去了。同学们七脚八手地把他拖上岸，只见他满头满身都是垃圾，衣服上还粘了不少大粪，整个人臭烘烘的。回到学校，女同学帮他把弄脏衣服洗干净拿出去晾晒。他穿着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头，刚洗过的头发还湿漉漉的，像一只落汤鸡似的坐在课桌旁发呆。女同学还买来点心递到他手边，他不肯接，也不表示感谢，反而摇头晃脑地冒出一句：“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搞得大家哭笑不得。
吕先荣的毅力还是不错的。文革中，我们一群男生自己组织去横渡长江，他也跟着去了。同学们都担心他游不过江，劝他算了，但他偏要下水。没办法，我们给了他一个橡皮篮球让他背着。
游了不到一半的距离，他的腿就抽筋了。我们正在为他担心之时，他却躺在江面上游起仰泳来。敢在横渡长江时游仰泳，说明他具有毛主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伟人气魄，可惜还是需要我们这一伙人连拉带拽地把他带过江并拖上岸，把大家累得够呛。
还有一位叫袁国新的同学，是个干部子弟，父亲是学校隔壁的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的党委书记，一位老红军。按说他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不料一次他到新华书店看书时，顺手拿了一本书藏在衣服里，出门时被书店的工作人员发现。书店的负责人将他扣了起来，要学校去领人。
事情传开，在班上引起轩然大波。偷东西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大家都不相信这个平时言语不多、看起来十分老实的同学会偷东西。
袁国新在班会上作了检讨。他是个大舌头，一口普通话。他嗫嗫嚅嚅地说了半天，我们还是没有听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偷一本直不了几个钱的破书。
孔乙己也曾因偷书被人打了一顿，但他的理由却充足得很：“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袁国新完全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搪塞。
我们上的各门课都分别有一名课代表，由这门功课最好的同学来担任。
语文课代表叫吴昌瑜，她的作文写得感情细腻，文采也很好，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她曾写过一篇生病在家时的作文，苏老师对其中的“充满药味的房间”一句十分欣赏，特地在班上读给我们大家听。
相比之下，有的同学的作文写得却让人匪夷所思，令人喷饭。
周诗僚同学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心的旅行》。一开头就来了这样一句：“我的心从嘴里飞出来，……”听到就让人毛骨悚然，人的心脏怎么可能从嘴里飞出来？明明本人就可以去旅行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让一颗心脏去做？他的想象也太离谱了。而且，一颗血淋淋的心脏突然从人的嘴里跑出来，在空中漂游，那又是一件多么可怕的情景。更可怕的是这颗心脏还飞到各处，参观祖国的大好河山，到地头田边与人们对话，真是越写越恐怖。当这篇作文在班上作为问题作文朗读时，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
还有魏东林同学写的一篇作文，用“雪白雪白的山崖上开着一朵血红血红的梅花”开头。颜色的对比倒是十分强烈，但怎么读都叫人不舒服。梅花能用“血红”来形容吗？怎么就只开了一朵呢？不可想象。
英语课代表是谢安娜。我们的英语教材与别的学校不同，是示范课本。课程的进度很快，我们初三上学期上的英语课内容（主要是英语的时态）连我姐姐读高一时都还没有上，快了整整一年多。
谢安娜在班上介绍过她的学习英语的经验。在讲到如何记住学过的英语单词时，她的做法是：用心观察自己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事物，尽量把它们用学过的英语单词联系起来。比如在街上看到树，就说 “ tree”,看到街道，就说“street”……。谢安娜记英语单词的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把她所用的方法推而广之用到同学的名字上来。
黄龙奇同学名字的发音与英语“橙子”的发音相近，我们就把他叫“oringe”,殷发生同学的名字中有“发生”两个字，我们就叫他“殷happen”、“殷 take place”,谭力士同学的名字发音与“乒乓球”的英语发音简直是一模一样（现在这个单词已经不用了直接就用中文的发音ping pang），我们就叫他“table tennis”（太婆谭力士）。这个方法看来还真管用，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住这几个英语单词。
英语其实就是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或翻译作品，它应是属于文学范畴。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英语课的，并且英语的成绩也不错。什么“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现在完成时”、“过去时”、“将来时”、“过去将来时”等等时态，很多人都觉得太麻烦，不好掌握，我却觉得很简单，倒是数学、物理、化学中的公式、定律、分子式等枯燥无味，我一点也不喜欢。
我们学过的有些课文的确很有趣味。如《半夜鸡叫》课文中，有一句周扒皮催长工起床下地干活的话：“are you still sleeping ？ you are lazybones， get up and go to work ！”（你们还在睡觉吗？你们这些懒鬼，快起来，干活去！）这句英语经常被同学之间互相叫骂着玩。
还有一首是关于新年钟声的，我只记得结尾一段：“……ding da-ng ，ding dang , ring the new years in.ding dang ,ding dang，ring the old years out.”（叮铛、叮铛，新的一年来到了。叮铛、叮铛，旧的一年过去了。）这首英语小诗是在一次班上举办的新年晚会上，教英语的何老师念给我们听的，这段英文小诗也是我们英语课本附录中的一篇。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晚上读诵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到特别温馨，比起我们过年时常说的“恭喜发财”又别有一番情调。
跟我玩得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伦杰，一个是黄龙奇。
胡伦杰家住兰陵路，离我家很近，放学后我们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晚上也经常在一起玩。他出身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家里有一栋三层楼的私房。他家中有一台留声机，还有一台落地式的收音机。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我在他家里听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唱片，时而悠扬委婉，时而狂风骤雨的小提琴声加上伴奏，听得使人如痴如醉、潸然泪下。
我们还经常交换书籍阅看，书大多是从别人手中借的，他借书的路子挺广，总有紧俏的书可以借得到。
文革中，他借到一本《基督山恩仇记》。据说当时这本书用一块英纳格的手表都换不到。他借给我看时，要求在一个晚上看完，第二天就要还。这本书已经被传阅得破烂不堪，还缺了不少页。我硬是用一个晚上把它看完了。
还有一次，一个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家里一楼的房间里，在昏暗的15支光的灯泡下看一本叫《隐身人》的外国惊险小说。正看到全身包裹严密的隐身人（他是一位科学家，吃了他自己研究的一种药，使身体变得透明起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投宿到一家小旅馆。他进了二楼的房间，开始脱衣服。他一件件地摘下帽子、眼镜、围巾、口罩、手套、脱去外套，衣服……，身体的各部分随着衣物的脱掉逐渐在空气中消失不见。这时，旅店的女主人端着茶盘上楼给客人送茶点，上楼梯后正准备推门。
看到这儿，我的心也绷得紧紧的。突然，我听到门口的走道上也响起“嚓、嚓、嚓”轻微的脚步声，半掩的门突然“吱呀”一声被推开。我“登”地一下站立起来，心跳加速。进来的人是胡伦杰！我好半天缓不过气来。
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开展了“破四旧”的运动。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家里都被抄了家。胡伦杰父母的家也被抄了。他家离我家很近，就跑过去看。被抄的东西在他家门口对了一大堆，他的父母亲也被剃成阴阳头，站在门口被人批斗。批斗时，抄家的那帮人在揭发中说到胡伦杰家里有个亲戚叫徐鹏飞。这个名字与小说《红岩》中的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名字一模一样。
不久，我们班上也开会进行“破四旧”的动员。为了表现积极，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我在发言时，就把胡伦杰家的亲戚中有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的事情讲了。胡伦杰在下面小声说:“不是那个徐鹏飞。”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胡牵乱扯，太不够朋友了。
黄龙奇家住惠济路武汉建筑设计院宿舍院内，他父亲是武汉市建筑设计院的总工，高级知识分子。黄龙奇的数学很好，他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他的哥哥和弟弟都是二中的学生，可见家庭环境和遗传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黄龙奇喜欢养鸽子，家里有一大排鸽子笼，养着几十只洋鸽子，品种不错。我们经常在他家里去玩，看他喂鸽子、给鸽子羽毛翄条、喂食，放飞等，看着鸽群在空中盘旋，“呜呜”的鸽哨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很是享受。黄龙奇也喜欢看书，我们之间谁有书都是互相传看的。黄龙奇和胡伦杰还喜欢在一起下围棋，而我对围棋一窍不通，只有在旁边看的份。
初中毕业前夕
1966年6月，初中三年的学业全部结束了，毕业考试也考完了。除了留级的同学外，大家都在准备升学考试。
当《升学自愿表》发到我们每个同学手中时，我们又一次面临选择：是继续升学读高中，再准备考大学？还是考中专，读完后就业？或者不再读书，直接参加工作？同学中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成绩好的同学几乎都准备考高中，也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或成绩一般的同学准备考中专，少数同学准备不再读书而去就业参加工作。铁路工人家庭出身的林光辉（二七大罢工中的工人领袖林祥谦是他的伯伯）在毕业前夕就放弃了学业，辍学到江岸车辆厂参加了工作。
班主任苏老师找我谈话，他说我的成绩不错，表现也很好，希望我能继续报考二中的高中。
我初中的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但可以排在前十名左右。继续报考二中的高中应该问题不大，但我对于读书上大学一直没有太强的愿望。这也许是自己从来就没有把读书太当一回事，更主要的还是受到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和当时突出政治、为人民服务等思想教育的影响较深。
毛主席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书读得越多越蠢”、“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也认为一心只想读书，上大学，就是走白专道路，是想成名成家。我更愿意向雷锋等英雄人物那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来。特别是当时刘少奇主席接见北京的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当国家主席是为人民服务，你当掏粪工人也是为人民服务。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面临毕业去向的选择，是考验我们平时总说要听党的话、要为人民服务的关键时刻。我们要言行一致，不做口头革命派。
我告诉班主任苏老师说，我已考虑好了，我准备报考武汉市服务学校。我的这一决定让苏老师感到意外，他愣了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你是不是回家与父母商量一下？”我却毫不犹豫地填好了报考武汉市服务学校的志愿，也没有再填写第二志愿，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填好后马上交了上去。回家后，我把我填写志愿的事情告诉母亲。她知道我已经把报考志愿上交了，也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服务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当时我也不清楚，以为就是当厨师。社会上很多人都瞧不起服务这个行业，认为是伺候人的低人一等的职业。同学们口头上虽然都不会这样说，但在选择职业时，也绝不会挑选服务行业。我就是要证明越是别人瞧不起的行业、越是别人不敢去的我敢去。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任何行业都可以干出成绩来。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确是太理想化了，我的人生差一点就要走上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
如果真的走上服务行业这条路，我相信我也能走得很好。现在的厨师不也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吗？如果得到名师的真传，说不定还会成为名厨。也有可能进了服务学校，学的是摄影等专业，毕业后当个摄影师不是也很好吗？我在造纸印刷公司工作时，宣传科干事黄勤的爱人就是武汉市服务学校毕业的，专业学的是摄影。他毕业后分配到《长江日报》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后来成为报社摄影部的主任，在武汉市摄影界小有名气。我把自己当作他的准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