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
所领导班子调整后，所班子的面貌很快就有了较大的改观。看来，有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只要抓住了关键环节，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了。毛主席的“挖墙脚、抛石头、掺沙子”这一套做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权经”。
新党委书记兼所长雷家樑属于年纪较轻的干部，在局机关当过办公室主任，来所之前是局下属能源所的所长，是局长周斌盛着意培养的接班干部，当时也就四十岁刚出头，比我大两岁。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傅佳英是位女同志，年纪三十多岁，很年轻但资格很老，在局机关担任过副处长，在计量所也担任过党委副书记，也是周局长很看重的人。他们两到所以后，由于有局长在后面撑腰，加上他们跟所班子中的其他人和所内职工没有任何瓜葛，并且两人工作很合拍，班子中留任的两位老副所长也安静多了。
班子内部得到统一，政令得到畅通，所内长期不安定的局面很快就得到扭转，职工也感到所里有了希望，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局面得到控制，所内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雷家樑抓住时机，深入到各个部门和职工中了解情况，他开始考虑质检所下一步工作如何进一步开拓的问题了。因为所内职工已经看到了安定局面的出现，但对新班子在所的建设和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招数仍在观望。对于一个从外单位调进的主要领导来说，如果不熟悉新环境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业务工作不能得到发展，刚刚创立的安定局面很可能又会丧失。雷家樑在广泛听取了职工的意见后，抓住了两个关键环节：一是依靠所里的一批老工程师们，他们在技术上、管理上、业务上经验丰富，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减轻他的工作压力；二是提拔一批新的中层干部，以保证他手下能有一批他能指挥得动、班子的决议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的中坚力量。雷家樑年纪不大，官当得还是很老道的。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担任了业务科的副科长。雷家樑跟我没有很多的接触，他可能是在听取群众意见时感到大家对我的反映不错，加上我到所之前有过担任企业的厂长的经历，有一定的管理经验，所以才决定启用我的。这样的提拔让我安心一些，如果在俞振国手上提拔，会让我一辈子耿耿于怀的。
从1987年放弃职务到质检所当了一名一般干部，一年多的时间后又当了一名副科级的干部，回到了八年前在造纸印刷公司当党办副主任时的级别。
业务科是武汉质检所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任务是负责接待上门客户的委托检验，按照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安排的对有关企业产品质量的定期监督检验计划进行抽样，检验收费及报告的发出等，科内设有业务调度、业务接待、计划统计、检验收费、仓库管理、微机管理、内勤等岗位，抽样及司机的管理也在业务科。全科共有10来号人，在我到业务科之前，业务科已有一名副科长负责。我去了之后，由老副科长牵头，他主要负责对外一块，我主要负责对内一块。
经过短时间的情况熟悉，我感到业务科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业务受理单、业务台帐、样品的收发、登记、上架、退样等手续以及检验报告的登记、归档、发放等都没有建立相应的规范管理的台账，经常发生检验报告遗失和资料丢失的情况。我亲自动手对长期积压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重新建立相应的登记台帐和接收、发出的程序手续，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内部管理的各种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并建立起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业务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内同志的工作也做到了职责明确、分工清楚，改变了过去打乱仗的情况，大家都感到很愉快，我也感到很充实。
1989年底，我担任业务科副科长不到一年时间，一天，所长雷家梁找我谈话，说准备向局里写报告提拔我担任副所长。
我到质检所工作不到三年时间，由一个一般干部提拔到副科级，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越过了科长这一级直接提拔为副处级，这在质检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说明我的工作做得确实出色，也说明我具备了较强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我的工作得到了所领导和所内职工的认可。我辞去企业领导职务后，一直没有再当官的欲望，我这个人也从来就不会做巴结领导、拉关系的事，这次是凭自己的能力而得到提拔，我还是挺高兴的。
1990年1月，局党组下文任命我为武汉质检所副所长，我又回到了领导岗位，成为一名基层的领导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