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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楼主] 发表于:2009-11-14 10:40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讀宋史范仲淹傳對中國傳統和現代文官制的認識--唐德剛

— 本帖被 想想 从 经世文章 移动到本区(2011-11-05) —
 

記得抗戰中期筆者在重慶讀大學時,教我們中國通史的老師是繆鳳林先生。抗戰是個有關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決死戰,而繆老師又是個心如火熱的民族主義者,因此他在課堂中有句口頭禅叫做“漢唐明之往史可證”。繆老師講中國通史,特別著重漢唐明三朝。因為这三朝的文治武功,都是最值得我們驕傲的。所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也是有“漢唐明之往史可證”的。
等到抗戰勝利了,我們這批戰時大學生,也逐漸進入大中學的課室,教起中國通史來。這時我們中國已是全世界的“四強之一”,不但日本帝國主義不存在了,縱是歐美帝國主義,也一個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可是戰後中國那一片靡爛的現場,和“五子登科”的政壇,以及極權政治的黨爭,在在都怵目驚心。民族主義顯然不再是治病的良藥,沒有繼續提倡的必要了。但是針對我國戰後所有的沉疴,我們當務之急,顯然是集中於“政治民主、經濟平等和軍隊國家化”等等新的概念之上了。因此面向此一新的時代、新的觀念和新的改革,我們那批新出爐的青年史學教師,難免不期而然地,對繆老師那項老的教授法,就發生不同的反思和修正了。
就以筆者個人來說吧,我倒覺得繆老師所贬抑的宋元清三朝,也頗有其可取之處呢。若論武功,世界史上哪個國家能比得上我們的元朝?若論文治武功的雙重成就,則滿清又豈在漢唐明之下呢?老師著重漢唐明,而貶抑元清,主要是因為後者是“異族入主”。其實我們的“漢族”(現在該叫“中華民族”了),哪裡又是個純種民族呢?我們是數千年來,數千種民族(蒙古種各族之外还有南洋族群、閃米特族群、印歐族群,甚至若干非裔族群)大家融和在一起,有教無類的混合體,現在美國史家叫做民族“大熔爐”(a melting pot)。數千年來寄生在中國邊疆的數十百種少數民族,原是我們“大熔爐”裡還有待完全融和的基本成員,哪是什麼“異族”呢?
我個人在課室裡,甚至對那個被繆老師所贬抑的宋朝,也頗感不平。
宋朝誠然在武功上說是個衰世,衰到向鄰國統治者叫大爺、叫叔叔的糟糕程度,但是它在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里和中央政府裡的君相關係的政治運作上,乃至在物资生產和商業貿易的經濟成就上,在學術文化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史績上,也自有其突出之處,非其他朝代、其他國家所能及。誠然宋朝在武功上落後,但是,朋友,所謂武功,實在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以殺人掠奪為光榮的畸形現象。在道德上說,並不是特別值得歌頌的成就,甚或是人類好殺好鬥的習性中可恥的一環呢。我們中國傳統的思想家、文學家,從老子、孔子開始,到李杜蘇黃,乃至現代的胡適、魯迅就沒有一個不是反戰的,尤其是反對使用暴力欺凌弱小的“武功”。所謂“善戰者服上刑”。當然我們也有孔子所說的“不教民戰,是棄之也”的儒家教條。教民武裝自衛,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搞西方式的民族擴張主義,就不是我們傳統中的仲尼之道了。所以那個以弭兵為首要的宋朝,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實在也是咱中國人大可自覺驕傲的一個朝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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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楼] 发表于:2009-11-14 10:42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北宋的君相文官制
再者,我們縱使撇開北宋在文化和經濟上的成就(諸如文藝、科學、外贸,乃至人民經濟生活水平之普遍提高等等)不談,只談談北宋中央政府之內的君相關係,乃至傳統文官制度在北宋一朝之高度的發展和完滿的運作,以及這些成就對當代中國所謂“體制改革”的程序上,顯然亦有其借鑑之處,則北宋歷史經驗之可取者,也就說不完的了。
筆者個人對制度史就有畢生的興趣。深信我國政治制度,在將來體制改革完成之時,我們新的“定型”,必然是個兼採中西之長,和社會國家相互平衡的制度。這一理想中的新制度,我們在“漢唐明”的盛世中所能發掘的藍本,恐怕就遠不如在北宋盛世中的模式為多呢。簡言之,在一部中國通史裡,漢唐元明清,乃至民國時代的國共兩黨的政權,往往都是君權太盛的專制模式。縱是昏君當朝,像東漢的桓、靈、獻三帝(一四七——二二○),和從萬曆開始的明末諸帝(一五七四——一六四四),其君雖“昏”,其“權”不減也。只是君權旁落,淪入宵小阉宦之手罷了。因此,我們如要在中國歷史上找出若干君相之間有其相互“制衡”(Check-&-balance)底開明王朝的模式,則北宋的政制,可能就是很少有的先例了。
且看,北宋盛世的真宗、仁宗、神宗三朝(九九八——一○八五)。这三個皇帝並不專橫,但也並不昏庸,皇帝大權牢牢在握,三朝也从无大权旁落的现象,而三朝则相权極重。全國政治的通盤運作,實是宰相主之,亞相(副宰相,參知政事)輔之,全朝文武百官,共同形成一個職業管理集團(a corps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在这項龐大的職業管理官員之上,作其通盤調度,和依法治國的“最高領導”便是皇帝。換言之,皇帝只是一個享有政治否決權(veto power)的首席文官(head-administrator),而不是個可以胡作非為和胡亂殺人的寡頭暴君(despot)。而宰相便是這位首席文官的幕僚長。因此您如把北宋和漢唐元明清,甚至我們及身而見的國共兩朝相比,則極權暴君誅殺大臣的惡政,在宋朝的例子,就遠比其他的朝代少得太多了。事實上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立國之初,即有“不殺大臣”的鐵券保證。立有“誓碑”,當朝宰相,官高而位不險,所以他們才敢於諍諫,敢於興革,有時甚至不惜出奇制勝。像范仲淹所推動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所搞的變法,都是最突出的例子。就以目前中國政治為例,搞新政,搞變法,搞體制改革,都必然會引起滿朝文武之中,新舊兩派的分裂,手握有“最後決定權”的皇帝、主席、總統,為著他一己私心私利,甚或單純的政治偏見(像朱元璋就要禁絕主張“民貴君輕”的“孟子”),往往不惜自清君側,誅殺大臣,而人頭亂滾。朋友,這種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血淋淋的政治鬥爭,我辈及身而见的实人实事,还算少吗?
奇怪的是,這種因改革開放、變法維新的新舊左右之爭,而搞到家破人亡程度的,在專制王朝的北宋,反而絕無僅有。北宋朝廷中新舊兩派,都不致因政爭殺頭。中央政府中的政治鬥爭,只是勝者當國,敗者下放,像保守派的司馬光,政見不得行,竟然“奉旨著書”,用公费國帑,組織一個“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來闡述他保守派的政治哲學。一下放,放了十九年,歷經兩朝,終於搞出一套傳統中國最保守的歷史哲學教科書的《資治通鑑》來。當時朝士也就各以己見,在新舊左右之間,分別作其擁護與反對的選擇,則朝政便有其現代化底政黨輪替的意味了。
同時由於宰相權重,當政者有機會發揮其政治理想,則北宋的名相,也遠比其他朝代為多。再者,北宋朝廷中的“朋黨之禍”,也與其他朝代(包括國共兩黨的政權)中的類似鬥爭,也有其性質上的區別。例如漢朝的黨錮之禍,明朝對東林黨的誅殺,至於民國時代的黨爭,那就更是一言難盡了。把這些我們及身而見的現代政治,與北宋時代的政爭方式相比較,那就真是今不如古,“共和不如帝制”了。
所以吾人如大膽的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後,就再次復古回潮了。元朝的集權專制,不用說了。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皇權竟然回潮到連宰相和內閣也一道廢除的程度。這就是“正常”的歷史文化發展中的倒流和“反常”的現象了。
這種皇帝廢除內閣,而集大權於一身的寡頭制度,是在明初才開始的倒流現象。三百年後,滿族入主中原,而加以仿效和延續,就變本加厲了。到了民國時代,由於革命無成,而中原板蕩,夷狄交侵,國人為求救國之速效,經過極權政黨的黨魁——孫、蔣、毛三公之一意推行,和學術思想界領袖陳獨秀、蔣廷黻、繆鳳林諸先生之大力認可,我們這一搞極權政治的歷史包袱,終與二十世紀在歐洲盛行的兩派極權思潮合流,而搞出個空前絕後的所謂“東方專制主義”來。
記得筆者於半個世紀前來美留學時,為著打工上學,曾在美籍德裔漢學家魏復古(Karl A.Wittfogel)教授所主持的“漢史研究室”做副研究員。魏公原是國際共產黨員,也是“共產國際”(Comintern)的主要理論權威之一,並經常為《真理報》撰寫專欄。後因鄙棄極權主義而脫黨來美,由哥大協助,完成其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Yale Univ.Press,1957)。魏氏就認為從秦始皇到毛主席,“專制主義”原是東方固有的特產。當魏氏囑余校其全稿時,筆者不學,當時即嘗據宋代史例,向魏氏進言,認為他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雖由秦皇發其端,然經蕭曹而後的歷代賢相之不斷制衡,至北宋中期幾已退潮到底,嗣後由於邊疆少數民族之入主中原,以少御眾,缺乏安全感,皇權在中國始漸次復熾。因此秦始皇與毛澤東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兩頭高的“馬鞍型”的發展。作者不可以偏概全,一竿打翻一條船也。然人微言輕而不為魏氏之普魯士性格所能接納也。筆者曾有另篇紀其事。
因此從當代中國政治社會轉型的宏觀大勢來看,現代的極權專制主義只是“歷史三峽”中江流回潮,一個猛烈的漩渦,人亡政息的短期現象而已,不足深憂也。筆者教書讀史數十年,個人始終認為,今後中國歷史之轉型,逐漸走向民主代議制的定型,實是個歷史的“必然”,無人可以逆轉之也。縱在北宋時代,這一極權制度已開始退潮,君相之間的相互制衡的現代意味已十分明顯。一千年後,“東方專制主義”之徹底消滅,不是政治哲學家的幻想也。正如佛語所說,“時候未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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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2楼] 发表于:2009-11-14 10:43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且看范仲淹這個宰相
以上的故事,也是筆者多年來講授中國通史和編撰講義上的內容,並且時時想遴選專題,舉出若干具體事例來加以印證。真是無巧不成書,就在今年年初,香港慈善家、長輩老友范止安先生忽然有電傳給我,問我能否寫一篇有關宋代名相范仲淹——范文正公的文章,因為止安兄是文正公十七世的嫡傳子孫。他現在為著幫助祖國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曾撥私財數千萬港元,設立了一個“景范教育基金”,在大陸農村裡推行一項規模可觀的“希望工程”。“景范”一詞的意義,便是景仰他范門遠祖范仲淹興學的歷史。因為文正公幼年便因家貧苦學,而艱苦備嘗。等到他苦學有成,中了進士,最後竟然做了宰相。他回味幼年的艱苦,推己及人,不但在政府政策之中,大力推動教育之普及,他甚至也捐其私囊私宅,創辦義倉、義學和書院(也就是今日的私立大學)。同時為著紀念這位遠祖政治家,止安還要編一本文集,希望集思廣益,讓讀史者與治史者來共同深入研討一番。
范仲淹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有名的宰相。在我們這個即將到來的民主新時代,用現代史學的新觀點和新法則,來加以檢討,以為當前國家的體制改革作參考,則可寫和應該寫的地方正多也。拙文上段所提,“舉幾個實例”來加以印證,則范仲淹便是個最好的例子。因此當止安兄徵文及於下走時,我正為美東流行性感冒所苦,而臥床呻吟。內子將范兄的電傳拿給我看,問我還可寫此文否?以便電覆。因為止安兄早年曾是先岳吳開先先生的好友,內子之父執也。我二人對范公歷年捐鉅資興學,固亦“景范”有年矣。撰文響應,固有宿諾。因我輩亦嘗參預一些小型的希望工程,知其在祖國農村有其急需也。因此今次雖在病中,我竟未加考慮,立即昏昏然答之曰,可。第一固然是為老友興學義舉,我輩支援,義不容辭,再則范仲淹實在也是個現代史學上的好題目,海峽兩岸的史學界,近年都曾集合宋史專才,舉行過國際研討會,深入討論之久矣。筆者不學,宋史雖非所長,然群賢之作,固亦早在拜讀之列也。
筆者附註:個人手邊即有一九九○年台灣大學文學院編印《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都一六六一頁。與會專家一三七人,中西論文五十八篇,真是欹歟盛哉。研討范仲淹在近年大陸,亦成顯學。不但著述如林,范氏手書真跡,和宋元明清學者(乃至毛澤東手書)有關范氏的書畫原件,也甚多發現,美不勝收。複製品也隨手可得。見周鴻度等編著《范仲淹史料新編》,一九八九年,瀋陽出版社出版,有複製圖片及書目附錄。余友楊濬泉君近月在紐約古文物拍賣市場,竟亦於無意中購得一幅[范]文正書院原藏范氏父子(仲淹、純仁)畫像,極為難得。畫師與年代尚待考。
不才基於學術性的好奇心,也曾翻閱各家專著,初期印象便是深覺各篇類多從微觀史學入手。大家幾乎一致強調范氏個人之建樹。范文正原為一位很全面的歷史人物,在政績、軍功和文學各方面,都有其突出的成就,每行都可發揮成各該行的專集。可是筆者個人的興趣,則想從治制度史的宏觀史學入手,在我國傳統的文官制,尤其是在開明的帝王與宰相相互制衡的關係中,發掘其運作的史例,以反窺在世界史上有其不磨之影響力的中國文官制運作之實情。在這方面的深入了解,或可有肋於目前海峽兩岸的體制改革和政治轉型,亦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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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3楼] 发表于:2009-11-14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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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制度中的社會流動性
蓋我國政治傳統究係東方的“絕對專制”(Absolutism),一如魏復古教授之所闡述者,抑或在“絕對專制”之外,亦有其內在的制衡制度(built-in check-&-balance),存乎其間,而能“千載猶行”也。不才治史,心頭有此疙瘩,數十年矣。今遍讀諸大家“景范”宏文,因此自覺尚有空間,可以插隊學習,而附驥於群賢之末,以乞教於方家也。
今即承止安先生之囑,試看范仲淹以一貧苦孤兒,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體制的培訓之下,力爭上游,竟能平步青雲,位至相國,而造福國族,影響深遠。這固然是一個有志青年個人的成就,然培訓他底傳統中國的制度與文明,亦有足多者。吾友何炳棣教授即嘗纂集明清兩朝進士萬餘人的家庭背景,而綜合分析之。固知我國明清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之可驚。將相無種,而貴賤易位程序之合理,固亦有其獨到之處也。[Ping-ti Ho(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Press,1962.]
其實,這一社會流動性,漢唐以來即已如此。至北宋則尤然。說穿了,北宋的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實是直承西漢公孫弘(前二○○—前一二一)的老傳統。所謂“布衣宰相”是也。漢制向以列侯為丞相,至武帝,公孫弘以一布衣而平步青雲,就打破此一由王公貴族和高幹子弟獨霸的封建殘餘的傳統了。自公孫弘以後,兩千年中,此一社會流動性未嘗有其本質上之變化也。“千載猶行秦制度”,豈偶然哉?
拙篇便是想以止安兄的這位遠祖——范文正公為實例,來看看在這一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孕育和培訓之中,一個力爭上游的社會個體,有志於“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成長的經過,以及他在成長和成功的過程之中,對家庭、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文明的整體的回馈和反哺。再掉句文,那也就是我們東方政治哲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底概念,在傳統中國,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實際運作之中的一個“個案研究”(case study)。
再補充一句:范仲淹這個“個案”,不是限於范氏一人。他只是個“模式”(model)。范氏之外,從西漢的張良、陳平、蕭何、曹參算起,到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唐朝的魏徵、房玄齡、杜如晦;宋朝的趙普、范仲淹、文彥博、王安石、司馬光;明朝的劉基、張居正;清初的多爾衮,清末的曾國藩、李鴻章;直到民國的周恩來和朱鎔基,兩千年來,我國的“總管家”(周恩來生前的稱謂),對中國政治史所發生方向性作用的所謂“名相”、“賢相”,大致只有五六十人左右。這五六十個政治家,對我們東方政治和政治學的發展,影響實在太大了。歷史家如能把這五六十人的傳記,分別作出詳細的研究,再綜合分析之,則一部東方政治學和政治史的精華,便盡在其中矣。在行將到來的“後西方時代”(Post-Western Era),我們固有的那些經過現代化處理的政治哲學和社會觀念,而能向西方倒流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朋友,若談超人類文明在政治生活上的成就和貢獻,我們東西兩方,應該是五十五十,平分天下吧。研究政治學,哪能死守著“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打滾呢?我們也有我們的貢獻嘛。記得若干年前,那位舊式中國家庭出身,經過新式英國法律訓練的律師、商人、政治家李光耀,曾在新加坡大力提倡儒教。李氏顯然是只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還有待於現代學術修養的儒者,漸次深入探索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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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楼] 发表于:2009-11-14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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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賢相與宏觀歷史
話說回頭,我們搞中國政治史,總歡喜說什麼“明君賢相”。其實“明君”,除少數的開國之君以外,都是一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藍血”小動物而已,無啥足述也!而所謂開國之君,十九又都是流氓和無賴。所以古人有所謂“自古帝王多無賴”和“劉項從來不讀書”的評語。而“賢相”則往往是一些極其可敬的、有學問、有原則、苦學成名的學者和君子。他們對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的認識,就不是與他們同時的皇帝所能望其項背了。試看宋朝的賢相范仲淹,我老友范止安兄的江南一世祖,就是個極好的例子。我們談談范仲淹這個模式,也好讓我們現代的政治家和黨人們了解一下,我們底固有文明,並不像偏激的革命領袖們和日耳曼裔的魏復古教授,下意識裡所想像的全是些封建專制和醬缸裡的糟粕也。
不過,我們既然搞的是宏觀史學,我們還得把我國的傳統的政治和社會所具有的中國性(Chineseness)和它發展的經過,稍微“宏觀”一下,做個底子,再談在這個背景上表演的范仲淹型的五六十位宰相底事功和興革,才能說得清楚。至於拙見是否有其愚者之一得,就有待於通人之不吝匡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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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5楼] 发表于:2009-11-14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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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封建制轉型到帝國文官制
請先把傳統中國的文官制複習一下。數十年來,筆者由於服膺以社會科學治史的法則,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理論,就一直認為馬克思史學派中的五段論(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對中國歷史不盡吻合,因為古代中國實在是有奴隸(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而原始公社和封建社會,則是初民部落主義(tribalism)自然成長的結果。兩者之間的社會模式與性質,直接承傳,未嘗“轉型”也。是為我五千年綿延不斷底國史上的“第一階段”。
可是這個封建階段,發展至戰國末期,由於列國之間的強烈兼併(由傳說中的萬國,到西周的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代的二百餘國,到戰國末年的七國),列國的政治社會模式乃開始“轉型”。此一轉型運動,歷時數百年,直至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六國,“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之後,封建諸侯為職業官吏所代替,中國社會和國家政體,就轉型進入土地私有、強本抑末、重農輕商底統一大帝國的“第二階段”了。
這個第二階段,是由一個一家一姓、男性嫡長相傳的皇帝,和一個“職業官僚階層”(Professional Bureaucracy),所共同管理的宇宙大帝國(Universal Empire)。帝國之內的人民,按他們底職業性質,被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級。這就和封建社會中封建主和農奴(serf)的關係完全不一樣了。在這個帝國最上層“士”的階級,也就是這個“職業官僚”的基礎階級的成員,他們入朝,則為“官吏”;在野則為“士紳”、“地主”;在學則為文化的延續者、創造者和傳播者。這一階級的上層分子,則自我尊稱曰“士大夫”;一般成員,至少也是個不平凡的,在全人口中大致只占四分之一的“讀書人”;用個現代名詞,則叫做“知識分子”(literati)。
須知,在生產力全靠勞動者的一雙手的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社會裡,至少需要三個勞動力,才能養活一個脫離生產的閒人(官吏、地主、商人、文化人、藝術家等等)。脫離生產的“士大夫”和“讀書人”,自然有別於未受教育的勞動者。但是他們也是民族文化發展中不可或缺之人,因此他們也就變成享有特權的“四民之首”了。不過在傳統的中華帝國裡,這個特權階級是個開放的階級。四民之中,其他三個階級的成員,如果三代之內,沒有特殊“賤民”(如娼優盜賊)的家庭背景(注意:縱是今日已高度現代化了的日本社會裡,也還有個“賤民階級”存乎其間,印度就更不用說了),則階級成分是可以隨時轉移的,不像古印度的貴賤階級之永遠不能變換也。
這個“皇帝與上大夫共治”(宋代名相文彥博的名言)的中華帝國的政治架構,也就是所謂“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通常是分成朝廷中央和地方郡縣,三級管理的。這也就是當今人民政府強調的所謂“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的制度。這一三級文官制,從兩千年前的秦始皇開始,一直到今天的江澤民主席治下,在形式上和性質上,都沒有重大的改變(近年李登輝在台灣搞“凍省”,便是為著另設的政治目的,企圖變換這個傳統的三級制)。所以已故的毛澤東主席就說過:“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話也確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帝國政府為操作這個“文官制度”的管理大機器,而遴選管理員的官(政務宮)和吏(事務官),隋唐之前實行的是“薦舉制”(由朝中親貴或地方官保薦);隋唐而下,則靠“科舉”(考試)取士。到國共兩黨政權時期,則靠黨的遴選,所謂入黨做官是也。雖然我們立國的政治哲學,由法(秦代)轉儒(漢興以後兩千年),最後和最近轉入馬列主義(人民政權),但是不管我們是“霸王道雜治”(漢宣帝的教條),或是“陽儒陰法”(諸葛亮、王安石模式),甚或“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思想),我們在大陸上的國家體制和文官制下的政治社會結構,基本上是兩千年未變也。近年港澳台灣在轉型末期所發展出來的另樣模式,自當別論。
這個中國傳統中,所特有底“文官制”的運作,既然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樣中央政府的權力就特別大了。所以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就把這一國家體制,按其性質,說成為“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如此則社會上一切的設施和風俗習慣,也就逐漸的和這一中央集權制度相配合。兩千年發展下來,人民就被當作牛羊,官吏就是牛羊的牧人。牛羊的禍福,就有賴於牧人的善惡了。所以中國古代的地方官,都被視為“親民之官”(連宋楚瑜今日在台灣組黨,都還要借用這個名詞)或“牧民之吏”。因此國中的有志青年最大的志願,也就是通過十年寒窗的苦學,參加科學考試,以圖一舉成名,然後為官為府。這在當代,則是“重在表現”、“入黨提幹”,庶幾從牛羊變成牧人;最高最大的牧人,也就是所謂“出將入相”了。
朋友,我們這個“國家強於社會”,以做官為至上之職業的傳統制度,當然算不得是个太好的制度。但是不怕不識货,只怕货比货。我們如從比較史學的觀點,把傳統中國的制度和其他任何民族的傳統制度相比,還找不出有哪一個民族,曾搞出一個比我們更好的制度呢。且看:中古歐美非拉四洲中的各民族,乃至亞洲的印度、日本。相形之下,搞得最為成績斐然的,還是我們中國呢。我們的傳統制度縱不是個好制度,但至少是個較好的和可行的制度,所以它才能行之千載,而沒有結構上和性質上的變化。
筆者附註:我們在海外的國際大學裡,教授世界史的教師,最能為學生信服的課題便是“比較史學”。試看世界各民族史,在“現代前期”(Pre-Modern Era)其成就能和傳統中國相提並論的,西羅馬帝國可算是一枝獨秀了。但是它底中央政權就一直沒有穩定過。中葉以後,羅馬的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的可怕的紀錄。羅馬盛世的地方政權,也是一種藩鎮跋扈的政權。上述那三十個皇帝,多半也都是安祿山、史思明同一類型的人物。他們篡弒無已時,才把個中央政府也攪得稀巴爛。“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可以把這些史實,一條條地寫在黑板上,比比看嘛。相形之下,朋友,你能動不動就亂罵我們自己的祖宗,說他們“家天下”、“封建反動”、“專制暴虐”……“醬缸”,一無是處。和諸外族的歷史相比,我倒覺得咱們的“文官制”(civil service system)十分開明和有條有理呢。當然這種比較,只是中古比中古,近古比近古。但是要現代比現代,那我們就落伍多了。所以我們才要搞什麼“西化”、“現代化”、“四化”、“五化”和“第二次歷史(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嘛,好漢專說當年勇,就是阿Q了。當然我們既有的成就,在當代的體制改革中,也不是可以全當垃圾、玉石不分地丟掉的。若如此,就是崇洋媚外的洋奴大班了。把精華留下來、糟粕丟出去,這才是我們走向“世界化”的新方向嘛,我們底中華文明,現在就正是亦步亦趨底,向這個正確的方向移動呢。但是要找到個可以安定下來的終極目標,或一個“定型”來,那至少恐怕還需要四五十年,不斷底摸索和試驗呢。但是水到渠成,它自然會出現。這是急不得的,同時也是個任誰也逆轉不了的歷史的“必然”。

當然上述這一“千載猶行”的“秦制度”,到鴉片戰後,在現代西方文明的挑戰之下(需著重“現代”二字),就維持不下去了。我們被迫向西化和現代化“轉型”,如今也已轉了一百六十年了。根據今日的各種現象來推測,我們歷史上第二次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筆者個人曾一再把它比喻為“歷史三峽”),再有半個世紀,或許就可以大功告成,揚帆出峽了。出峽之後,我們歷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便正式結束,也就是中華民族整個的民族“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轉型,轉入一個與兩千年來的傳統方式幾乎完全不同的嶄新的模式。那也就是中華民族史進入“第三個階段”了。這第三階段和“第三個千禧年”同時開始,也算是個很巧的巧合吧。
可是胡適先生說得好,沒有哪一個民族,能把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所謂固有文化)完全丟掉不要的。老實說,這個文化包袱,你再想丟,也是丟不掉的。君不見印度和日本,現在不都是實行西方式的代議政府的民主國家了。但是印度和日本民主模式之懸隔霄壤,還需要我們多加解釋嗎?
那麼我們這個即將到來的,經過徹底體制改革過的,新的政治社會體制,又是怎樣的一個模式哩?我們今日可以絕對肯定的,大致只有兩點,第一,它一定是個真正的民主代議制的政府。這是個歷史的必然,任誰也逆轉不了的歷史的必然。第二,這個新的“定型”,必然具有其與傳統相延續的民族特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r Chineseness)。因為民主政治原來也是花樣繁多的。不同的文化傳統會鑄造出不同的民主制度來。不用說,上述二戰後印度和日本,在民主制度上有其霄壤之別。縱是二戰前老的民主國,英、美、法、瑞等國也各異其趣。因此將來中國式的民主制度為何,我們今日也只能略見其端倪,而不能預見其具體之實況也。可是今日我們如回頭探索探索我國古代,尤其是北宋時代搞開明專制的一些明君賢相,像范仲淹那樣的歷史人物,或許也可在目前體制改革的氣氛中,提供點有用的參考史料呢。所以我們把范止安先生這位老祖宗,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范文正公請出來,作點“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還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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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6楼] 发表于:2009-11-14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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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的童年,完滿的教育
他們范家原來也是北方士族,由於戰亂而落戶江南。仲淹兩歲喪父,家計顯然貧困到無以存活的程度,寡母才被迫改嫁長山(山東淄川)朱氏。她底年方兩歲的孤兒,也就只好隨繼父之姓,取名朱說(讀悅)。這繼父顯然待他不錯,小朱說幼年隨朱家兄弟讀書,原不知自己是個異姓孤兒。及長,某次因勸阻朱氏兄弟,胡亂花錢,“浪費不節”,而被反譏說:“我自用朱氏錢,何預爾事?”這樣,青年朱說,才逐漸發現自己原來的孤兒身世,而時感痛苦,因此他就更為發憤苦學,力圖上進,好為可憐的寡母孤雛,爭一口閒氣。
這個可憐孤兒的童年,對我們將來宰相的賢明,顯然有其不磨的影響,推己及人,宰相治下類似的寡婦孤兒,豈不是隨地皆有?做一個親民之官,牧民之吏,對所牧之民的艱難困苦,有過親身的體驗,這就與對書本上知識的感受不一樣了。這也就是馬克思哲學裡所說的“階級意識”吧。
幼年朱說所受的基礎教育,我們如用個現代名詞來幫助解釋,那就是一種“人文主義”(這在今日美國的教育制度中便叫做Humanities)的國民教育,目的是教育青少年長大了,不特要做個正正堂堂的“人”。有原則,有思想的人。在日常生活上也具有若干品質高尚的,文學藝術和人生哲學的陶冶。同時也是一種很嚴格的“倫理教育”(Ethical Education),這在傳統中國裡,那就是儒家的從五經、四書開始的所謂六藝(易詩書禮樂春秋,或禮樂射御書數)的教育。訓練青少年成長之後,在儒教社會中,做個有高尚品質,輕財重義的“君子”,鄙棄那無所不為,見利忘義的“小人”。
一般教育家都知道,在一個青少年的成長期(Formative Age)中,這項倫理教育是極其重要的。它雖未必能把所有的小人,都改造成君子,但是一個君子的逐漸成長,最後走入社會,而真能公忠體國,為人民服務,則這種倫理教育,卻是個不可或缺的培訓,朋友,關於這一點,不論您是儒家,佛家,或基督徒,穆斯林教徒,或共產黨員,民主黨員,或是工農商學兵,任何一行裡的職業人士,有個正正堂堂的道德教育,不論古今中外,其原則都是一樣的呢。至於傳統中國所特有的儒家教育,就更是如此。凡是受過這種倫理教育的華裔老輩(包括打倒孔家店的胡適之;胡適本质上是個標準的儒家君子),沒有不為此教育而感到滿足和自豪的。那位原由英國訓練出來的華裔律師,最後變成新加坡執政的李光耀之所以要大力提倡儒教,就是有感於他父執輩,一些老商人們,在這方面,都具有很不平凡底道德表現的影響。
筆者個人也記得,當年掌握“江浙財團”的大銀行家,張公權和陳光甫兩先生,都曾感慨的向我說過:“我們都是讀經書出身的businessmen,和他們搞買辦出身的不盡相同。”他兩位分別向我所說的相同的話,可說是深得我心,對我個人治近現代史和當代史,也都有極大的啟發。當然我也記得胡適當年反駁一些讀經派冬烘遺老和軍閥的話。胡適說:“我們今日(指二三十年代)還未到提倡讀經的時候”,也是深得我心的。因為儒家的經書,畢竟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要儒家的倫理哲學走向“世界化”,來適應今天“科學化”、“民主化”的社會生活,那它就還有一大段“現代化”和艱苦的修正工作要做呢。儒家哲學原是封建社會裡的產品,少不了有其封建色彩和封建殘餘。在我們文化轉型期中,留精華、去糟粕的工程大著呢。整個社會在搞四化五化之不暇的階段,這項希望工程,哪是一些冬烘遺老和民國軍閥們所能勝任的呢?所以胡適才有若斯之感言。
但是在兩千年未變的中華帝國裡,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那個時代,讀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第二個“千禧年”的初期,距今整整一千年的所謂“中古時代”。中國之外,其他所有民族的國民教育,都還圍繞著“神道設教”的宗教概念在打轉的時候,我們底有教無類,不談鬼神,而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理想的人文主義的倫理教育,相形之下,其“現代”意味,就遠比其他民族,先進多矣。范仲淹幼年時代所受的啟蒙教育,就正是這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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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7楼] 发表于:2009-11-14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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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朱說的進士學位
以上所述,還只是一班國民的基礎教育。一個“讀書人”要晉升作“牧民之吏”,或“親民之官”,那就还得接受更高一級的教育和職業訓練,然後再取得他為官為吏的“執照”(license)——進士學位,才能參加政府,“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有十年寒窗,下苦功自我學習和鍛鍊,並參加公平競爭的科學考試,才能取得執照。專靠吹牛拍馬,取媚上級,或靠鬥爭清算,打砸搶來奪權,那就是強盜和小偷的行為了,哪還能真正的“為人民服務”呢?范仲淹就是個苦學青年,從“正途出身”,參加科舉,考中進士,然後再勤勤懇懇,來為官作吏,“為人民服務”,最標準的例子。
仲淹究竟受了什麼樣的職業訓練,和高等教育呢?欲知其詳,那就得翻閱宋史選舉志,以及許多相關的著作,始能道其梗概。但是要三言兩語說個大略,那就去背誦背誦南宋進士王應麟(一二二——一二九六)所編的小學教科書《三字經》,也可略窺門徑。《三字經》就把宋朝的教育制度,從國民教育到博士後的學習程序說得很清楚。且讓我們這輩老學究,把這本古老的小學教科書,節錄一段:(有志於研究漢學的青年,不妨也循聲朗誦一遍。)
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
诗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
五子者,有苟揚,文中子,及老莊。經子通,讀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十七史,全在茲,载治亂,知盛衰;讀史者,考實,通古今,若親目……

這兒作者所說,“為學者,必有初”的啟蒙讀物的《小學》,指的是一些幼兒啟蒙的識字之書,如《說文解字》的“部首”,和能多識昆蟲草木鳥獸之名的《爾雅》。認識了足夠的單字之後,就可以开始讀孔學的基本讀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所謂“四書”和“孝經”。讀熟了“四書”和“孝經”,就可以升級,讀中級的“五經”(詩,書,易,禮記,春秋;樂經已失傳)。“四書”、“五經”都讀得滾瓜爛熟了,就可以涉獵“子書”了。在諸子百家之中,一個有求知慾的青年,應先摸熟所謂“五子”之書:《荀子》、《揚子》、《文中子》和《老子》、《子》。“五子”之中,除隋朝王通(五八四—六一七)所著的《文中子》之外,都是與孔孟同時代的古典文學。一個青年學子,如能精通“五子”之學,然後有興趣潛心自修,自能博覽群家。有這樣經子粗通的漢學基本功,一個學人就可以遍讀古今各朝的史籍了。
我們現代已經有了標點本《二十四史》和白話本《資治通鑑》,以及制度史的所謂“三通”、“九通”和文學史、藝術史和科學史……了。范仲淹那個時代沒有那麼多,但是“正史”也已有十七部了。對傳統中國裡的政治家和政客官吏來說,五經四書就是他們的政治哲學;十七史到二十四史,和通鑑、三通、九通等史書,就是他們最實用的政治學教科書了。史書之中不特有千百種實人實事的政治故事和成敗興衰的舊例,可供你學習和參考。其中更大有令讀者流汗流淚的政治道德教育。一朝從政,你是要做個流芳千古、為國為民的君子,還是要做个遺臭万年,贪赃枉法的小人。何擇何從,史書上實例斑斑,足使讀者驚心動魄也。《三字經》雖然只是南宋時代的小學教科書,但是它所授的教學內容和原則,不特是北宋,縱是隋唐五代甚或更早的朝代,下及元明清三朝,大致都是差不多的。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的意思了。
在傳統的中華宇宙帝國裡,一個“讀書人“,把史書讀得愈多愈熟,他底政治智慧,自然也就隨之升級,以至於到治國平天下的階層了。你如工作努力,又敬業樂群,機運也好,那就青雲直上,像老范那樣,做了宰相,或參知政事。那麼,得志當為天下雨,就福國利民了。胡適說,“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你為國家盡忠,為人民服務,國家和人民對你的報酬,蔭及三代,是說不盡的了。您如機運不好,或無心從政,退隱林泉,有上述那樣的教育底子(似乎比二十世紀中的漢學博士後,甚或漢學教授和院士的基本功,還要深一點呢。)您潛心為學,或致力於文學藝術、科技醫藥的研究,或設館授徒,教授子弟,都不失為正當職業。縱使啥事不做,只做個規規矩矩的地主、紳糧;做個可敬的排難解紛的社區領袖,也未始不可安身立命。在那傳統社會裡,做個脫離生產的農村知識分子,擁有若干動產和不動產,未必就一定是個土豪劣紳嘛。在一個正常發展的文明社會裡,它自有相對的、潛存的社會公平(social justice),所謂天理,國法,人情,良心和社會公論,所謂民意來加以調節。如果政治社會結構(socio-political structure)和社會秩序徹底崩潰了,那麼不管你改革家、革命家口號叫得如何的響亮,社會公平往往卻隨之腐爛到底,不堪聞問也。說一句痛心的話,在我國封建王朝的所謂“治世”之中(從文景、貞觀而下,以至於滿清康熙一朝六十年)其社會公平程度,應遠比國共兩黨政權的亂搞時代,要公平得多嘛。筆者這一輩都是過來人,說這話,不算是厚古薄今吧。
話再說回頭,我老友范止安先生的江南一世祖,范文正公范仲淹,便是在這樣一個宏觀歷史的潮流之下,二十歲與他底朱氏兄弟,同舉秀才(當時由禮部策試叫做“學究一經”科名就叫做“學究”)。但是在眾兄弟中,青年朱說卻不甘只做到“學究”为止,他还要繼續升學。因此隻身寄住於一佛教寺廟之內,繼續其苦讀。有時貧困到無米為炊,經常食粥的絕境,歷經三載,亦未嘗氣。真是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其後他又曾數度拜訪海内大儒和一些名教授,虛心受業請益,一連苦學了七年。至此他已經把自己訓練成一個難得的學問家、作家、詩人和書法家了。
在學術上和見識上有了充分的準備,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一○一五年,青年朱說便在北宋首都汴梁(開封,也就是《清明上河圖》所畫的那個當時東方的第一大都會),參加了全國性的高考,果然金榜題名,高中禮部策試,進士第一。自此脫青衫,換紅袍,一生盛名不衰。這時小朱說才二十七歲,正是毛主席所說的“九點鐘的出山太陽”也。
筆者附註:仲淹的散文那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岳陽樓記》,早被選入《古文觀止》。所填之詞,雖僅餘五闋,然也是膾炙人口的宋詞名作。其中竟有三首被選入《白香詞譜》作為初學者的典範。那闐“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蘇幕遮》,筆者在三十年代作初中學生時,曾是音樂課的教材,至今還能引吭歌之。毛澤東那一代的中學生,顯然也會唱,所以毛氏曾把它寫成條幅,變成博物館內的“毛主常墨寶”。另《漁家傲》中的“將軍白髮征夫淚”,也是中國近千年來,愛國詩的典範。范氏遺留下來的書法真跡,亦大有帖意。凡此成就都是他在考中進士之前,苦學的成績。中進士後,從政做官,就再沒時間來學習這種文藝“餘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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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8楼] 发表于:2009-11-14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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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士初入宦途
仲淹在進士及第之後,就一直循“學而優則仕”底儒家的意蒂牢結,步入仕途,加入政府,從卑微小吏做起,累積經驗,再慢慢地升遷。且用一句現代名詞來解釋古人。范仲淹在取得從政執照的進士學位之後,經政府分發至江南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做個司理參軍。“軍”在宋時是州縣級的地方政府。司理參軍是一種所謂“幕職官”,“掌訟獄勘鞫之事”(見《送宋史.職官七》);略同於民國時代的縣法院的推事,或典獄長。是在國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中,最起碼的,初入品流的牧民小吏。官雖小,管理獄訟,職責卻是挺大的。這也就是他為官作宰的“正途”之始。何炳棣教授所謂“成功的階梯”(Ladder of Success)之第一級也。
北宋盛時的官俸是相當優厚的。仲淹原是個三餐不繼的寒士貧儒,一旦做了呂秀蓮下面的“幕職官”,立刻就“脫貧”了。這時他可憐的母親可能已再作寡婦。他乃迎母上任歸養;不久之後他自己也向政府申請,改回范姓,取名仲淹。他之前的范家還有位長兄,名仲溫(一說仲淹從朱氏姓凡四十年,顯係傳聞失實)。
范仲淹這個寒士脫貧出仕的小故事,也可使我們認識到,我國傳統的文官制度的不平凡之處。范仲淹以進士及第,出任縣級小吏,來實習法政。用現代話來說,就是要一個政治學博士來擔任縣法院推事。這在民國時代,可以想像嗎?但是這在北宋,卻是視為當然的常規啊。縱在明清兩朝,進士外放,至多也只能做個“知事”(縣長)。哪像我們民國時代入黨做官的幹法,把個略識之無的人,在“幹訓班”中,稍息立正了三個月,就可以“提幹”去做縣級領導了。對上級再服侍得好,更可搭直升機,進入朝廷為卿作宰,向下屬頤指氣使了。這也就是我們認為,要把“帝制”轉換成“民治”,非兩三百年的艱苦轉型,不能見功的原因之一也。把范仲淹轉成陳永貴,究竟不成個章法,不足為訓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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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9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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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階梯”與“職業官僚體系”
仲淹在地方法院累積了一些可貴的經驗之後,越年便升遷為積慶軍節度推官。積慶軍在今安徽亳縣。從地缘上說,是很接近首都汴梁了。在那個交通不便的中古時期,離首都愈近,則訊息愈靈通,對一個做官從政的政治人物來說,這種資訊是太重要了。所謂推官,雖然還是一種州牧郡守之下的,民政司法兼管,較高一級的幕職官。小郡通常是推官判官合一。大郡如積慶軍則推判分置。但是這一升遷,對一個有學問,有文才的進士,就有更多的活動空間了。
古代中國政治上的人際關係,“進士及第”是個極大的關鍵。政治圈中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他們在為學和治事的習慣上,都有其可以心照不宣的共同語言,也可說他們之間有其共同的次文化(subculture)。彼此交往共事,易於合作。彼此也信任得過。(顯然是受了中古期中國的傳染,現代西方的學術圈、科技圈中的PhD.學位也是一模一樣的。)在這個自命不凡的進士圈中,尤其是所謂“同寅”(同科及第)。同寅之間,簡直就每每有通家之好,親如弟兄。中國俗語所說,貴易交,富易妻,正是這一傳統社會行為的反映。一旦進士及第,他底社交圈,立刻就從極小的鄉土社區,擴大到全國性的知識階層的範圍之內了。所謂“十年窗下無人間,一舉成名天下知”,所說也是這個事實。尤其文筆超人的名進士(像范仲淹那樣,見下節),機緣巧合,文筆生花,往往一夕之間,就可以像鄭板橋、康有為和胡適那樣“暴得大名”,從此就飛上枝頭做凤凰了。(郑板橋原名鄭燮,只是個灰溜溜的農村墊師,成進士暴得大名之後,人爭逢迎,索書畫者塞途,他乃取個藝名曰“板橋”,意思是他還是“二十年前舊板橋”也。)
再者,他們底進士圈,最重要的还是一種利害關係和幫會關係。在利害上他們也自有個不成文的工會組織(Trade Union or Guild),彼此聲氣相通,情報互換,一有職業機會,更會相互提攜,得食相喚,擴大規模,擴大影響。這也就形成了一個把持政府職務的職業性的大幫會了。非我幫中人,就多少要受些歧視了。縱能分爾一杯羹,你也只能算是個所謂“非科甲出身”底灰溜溜的二等官僚。
我們中國傳統史學家對這一現象,由於身在此山中,見怪不怪,視為當然。外族觀察家(像明末清初東來的耶穌會士),初來中國,就見而奇之了。他們說中國這個一業(科第出身)獨大的社會,是個“單軌社會”(one-career society);國中青年的“晋身之階”,就只此一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社會上導致“成功的梯子”,在整個中國,也只此一條。從這條梯子爬上去,和皇帝“共治天下”的進士爺們,也就很自然的,自我形成了一個洋專家們所說的“Professional Bureaucracy”(職業官僚體系)了。而進士及第,則是這個職業官僚體系的山門,一旦進入山門,再勤勤懇懇,敬業樂群,有才有德者,按部就班,循梯而爬之,人才是不會埋沒的。范仲淹成功的道路,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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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0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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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鹽政,管轄糧道
仲淹從廣德轉入積慶時,雖然還是個起碼的小吏,在新職上他就逐漸脫穎而出了。顯然是由於朋輩間的相互推薦,他底主職雖仍在毫州,我們發現他在開封已有許多名義職稱,什麼校書郎、文林郎一時俱來。這種只有個榮譽頭銜的“文職散官”,在國民政府治下就是所謂“顧,參,諮”了。今日台灣便叫做無給職吧。在大陸就是什麼文史編纂、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了。但是莫小看這些名義職稱,退休者居此,固然只是個養老院;有潛力者居此,那就是候補待位了。因為那些都是打“知名度”、“拉關係”底最有效的社交市場。君不見現居美國和我們一樣灰溜溜的教授老公丘宏達、高英茂諸博士,在台灣不都兼了些這樣那樣的委員和主任什麼的,拿點車馬費的賠錢職稱,一旦時來運轉,高英茂進士不就當上了外交部長了。毛主席說得好,“千載猶行秦法政”,這是咱漢家官場的老香火,沒啥稀奇也。
朋友,莫看范仲淹博士這時還在我們安徽毫州,做個不起眼的小推官,你在《清明上河圖》裡的衣冠人物中,已經可以找到他的身影了。他此時在汴梁的政治圈內,已是個小有名氣的候補人才。國有要務,朝中求才,他就隨時在候補名單之上了。朋友,我們不要只看人求官,那種每每令人不堪入目的卑劣劇照;我們有時也要看看官位求人啊。清末中日甲午戰前,朝鮮問題緊張,李鴻章就想找個人才去朝鮮,應付那個複雜的局面,就是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最後只好強迫一個二十六歲的,並不願去的袁世凱去勉為其難。國家建設需要多少人才啊;你如自覺是個人才,自有其用武之地。台灣之有今日,還不是當年大陸上撤往寶島,人才集中的結果。
一個國家如處於亂世,多數人才往往為少數奸臣所壓制。但是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裡,多數的膿包政客,卻不能埋沒少數有用的人才。在現代的工商業的正常社會中,有一種現象被社會科學家概念化之為“彼得法則”(Peter’s Law),那就是在現代工商管理上,每一階層的長任主管,往往都是些庸材。因為他如果不是個庸材,必然早被提拔升級了。因為他是個庸材,所以才滯留在本級,而不被上調。(亂世、文化大革命胡搞一通,自當別論。)
范仲淹所處的北宋中期,國家政局相當穩定。仲淹顯然是一個不世出的政治人才,所以他在本單位就不會滯留太久,而不斷被遷調升級。積慶三年任滿之後,三十三歲的范仲淹就被選拔,调往泰州監督西溪鎮鹽倉;越年更增一個“大理寺丞”散官頭銜。由於母病,乃請調“閒職”,以便就近侍疾(時仲淹已除興化縣令,督修攔潮大壩,見下文),乃自泰州調任楚州(今蘇北鹽城一帶)糧科院。
在千年的傳統中国,以農業和手工業為生產主體的社會裡,鹽糧兩項的生產和管理,實最為重要。它們不徒是民以食為天的萬業之本,也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管理鹽糧,在傳統的腐敗的官場裡,也被認為是貪官污吏最熱中爭逐的所謂“肥缺”。居其位者,無須大力貪污,平時但憑坐收的,也是官定的所謂“折耗”,就不得了也。所謂折耗者,官倉內的存糧存鹽,鼠咬蟲傷,自然霉爛,按時間長短,運輸遠近,都有其十分寬大底官定折耗的。身為糧官鹽官,足下無須特別貪污也。一任清糧道,十萬雪花銀,可坐收也。若要認真貪起污來,則子孫跟著享清福,就更不得了也。
這種“肥缺”,雖是一般官僚爭逐的對象,也不知道千古以來,多少英雄豪傑、正人君子被它腐化了而不能自拔,但是中國的官場,不一定全是“醬缸”。也有一些所謂有志青年,卻能身在醬缸而纖塵不染。真能如此,則這個醬缸就是最好的政改訓練班了,它能讓你知道一個政府之中,最腐爛的地方是什麼回事。你一旦做了包拯、海瑞或朱鎔基,才知道反貪反腐,從何下手,如何下手。(今日朱的地位在包、海之上,把他三人同列,歷史家對朱青天具有至高之期許也。千載流芳,正是考驗之時)當年的范仲淹(和歷史上許多“名相”)也正是如此。
范氏在泰州的經驗,還不止於此。泰州近海,產鹽之外,也是魚米之鄉。只是海潮氾濫,近海之地,農作物無法生長。因此早年中國政府,都築有“攔潮大壩”,每每長至數百里。這種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之興建與維修,就有賴於廉潔而有效的政府了。宋興至此六十餘年了,原先的有效政府,至此已逐漸癱瘓,而“攔潮大壩”,也隨之失修,以致千萬平方里的農場,亦因之廢棄。這便使當地的一位名叫范仲淹的鹽倉監督,雖事不關己,卻難甘緘默,他乃“越職”上書,諫修大壩,以保民增產。但是在那個中古時期,器械有限,興修如此鉅大的水利工程,全憑徵調民間“無償搖役”(現代人權辭典中所謂Forced LaborCorvee Labor,甚或叫做“奴工”Slave Labor),以千萬農民的血肉之軀,去和凶險的大自然相搏鬥,往往為之傷亡枕籍。因此要捲入這種無私利可圖的凶險工程,聰明的政客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范監督既然上書力言之,地方上級乃順水推舟,保薦范某升任興化縣知事(縣長),徵集民夫,重修此防潮大壩。這是個天大難題,但也是一項官職的升遷(從幕職官升任為縣級主管的所謂正印官),這對一個有才氣、有魄力的青年政客,也是一項挑戰(challenge)。仲淹接受了這項挑戰,出知興化縣,主持這項艱鉅工程。在初期工程中,曾有民夫傷亡數百人的可怕的挫折,可是范縣長未為此氣,不幸范母謝夫人也於是年逝世,在那傳統時代,父母死亡,一般官員都得辭職返鄉守孝三年,謂之“丁憂”。但是三年服除,仲淹還是官復原職,完成了這座攔潮大壩,農民直接受惠者數千家。糧食增產,自更不在話下也。為紀念范知事這項德政和勞績,後人乃名此大壩為“氾公壩”,以誌不忘。千年以還,如今雖環保條件不同,我想這范公大壩的遺址,歷史家還是不難尋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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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1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2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退居教授,長領風騷
上面所說的是在傳統中國裡,一個進士出身的高知,進入“仕途”,為人民,為國家服務,所累積經驗的實人實事。他們先從幕職小吏做起。有了實際經驗,再晉升縣長,再從縣級,累積經驗,以後慢慢遞升為“封疆大吏”。有了封疆大吏的磨練,然後進入中央,以至“出將入相”,主持國家大政,成竹在胸,才能游刃有餘。這兒我們所研究的只是范仲淹這一“個案”。其實我國歷代名相的個體經驗,都是大同小異的。吾人細讀史書便知道,我們歷史上所謂“治世”裡,政府的運作,是有他一套規矩繩墨的。把這一秩序打亂了,則汉唐宋元明清等偉大的朝代,也就進入周期性的末世,等著農民大起義來加以推翻了。
現在再讓我們繼續看看范仲淹的經驗。范氏還不止是一位有實際經驗的、慢慢循梯上爬的政務官,他很早便成為一位執輿論牛耳的政論家和急進的改革派。仲淹在三十八歲(公元一○二六,宋仁宗天聖四年)丁憂辭職之後,暫居南京。官是三年之內不能再做了。但是按禮,丁憂可以教書,可以當教授。仲淹的學歷原已是個博士後,頗有文名,這時乃應晏殊(九九一—一○五五)丞相之邀,出掌“應天府學”(省立南京大學校長)。晏殊是當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名詞人,官至“同平章事”(丞相)的下放大官。他之所以能夠看中范仲淹這個縣級小吏的道理,顯然是范氏有名進士的出身之外,也是一位名滿天下的“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詞人縣太爺。官是沒有晏丞相做得大,但在其他方面,他們卻是同一種動物,有其共同的“次文化”,彼此可以阿兄阿弟的。到後來范氏變成右派大嘴巴(見下節)以“越位進言”而闖禍,晏殊曾訓其不是,仲淹竟直言反駁,說晏丞相名滿天下,見義不為,不當右派,才不是呢?晏殊竟自覺理屈,还連連道歉呢。於此我們也可看出北宋時代,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朋友關係。官場之外,他們之間还另有他們共同的次文化之間的社交關係呢。
當時的這所“應天府學”(省立南京大學)可能還是仲淹底母校,是有其崇高的學術地位的。如今范氏自己,以名詞人、名進士,也當起大學校長和教授來,在國內是有其極高的清望的。學術界的生活比較簡單,沒有官場的案牘鞅掌,他就不但可以著書論學,也可以為文論政,大寫其政論文章了。仲淹既是個筆端常帶感情的優秀的文章家,如今有學問、有經驗、有題目、有感慨,下筆千言,他底政論文章,也就擲地有聲,遍傳海內了。
古代中國沒有現代的媒體,但是古代自有古代訊息傳播的系統。它是圍繞著若干有名望、有學問、有政治(在朝)和社會(在野)地位,而又有煽動性文筆的詩文作家,和(言之有物的)政论家打圈圈的。這一文化傳統自秦漢而後,歷朝如此,甚至到民國初年而不稍衰。且看民初的名士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人,文名之顯赫,影響力之大之深,便可思過半矣。胡適那時每撰小文,尚未出籠,就每每自許“此篇將有一千萬人閱读”。乖乖,何等聲勢?北宋時代,那批知名文士,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王安石等人也正是如此,所謂“各領風騷數十年”是也。
試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和《嚴先生祠堂記》說,“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把個五月披裘的嚴子陵當成“雷鋒”來標榜、來提倡氣節。其實這都是名士才人一時靈感大發的即興之作,但是它文筆鏗鏘感人,就長領風騷,傳誦千古了。其實漢光武,這個大殺功臣的暴君,“大”在何處?嚴子陵這位夏天穿皮袍裝模作樣的文人,又“高”在哪裡?但是經過范大名士的一篇傳誦千古的名作一宣揚,他二人就錦上添花,勳章加禮服,高大無比了。【筆者附註:范仲淹這兩篇名作,筆者在范氏之後一千年當小學生,讀《古文觀止》,還能朗朗上口的背誦,至今不忘。其在宋朝當時的傳誦一時,就不必說了。筆桿的力量,真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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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2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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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改革開放,作最大右派
在傳統中國寫政論文章,從漢初開始往往就由皇帝自己出題目,要有學識的博士們來“對策”。這種對策的結果,有時會弄得朝政改,甚至歷史也為之改變方向。董仲舒博士說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崇儒術”,就獨崇了兩千年,便是這次偶然對策的結果。總之,我國古代雖無媒體,文化資訊並不閉塞,尤其是時至北宋,不但雕版印刷大盛,活字版亦隨之俱來。今日吾人所見“宋版書”印刷之精美,有時竟嘆為觀止。因此您有好文章,亦不愁沒有讀者也。文化班首,長領風騷,也自會水到渠成。
再者,北宋自陳橋以後,至此已六十餘年,政體如人體,任何優良有效的政治制度,搞了六十多年,生老病死的自然演變,至此也百病叢生,有待更新改革了。例如北宋懲唐制藩鎮跋扈之失,大搞其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政策,宋初在杯酒釋兵權之後,頗有一時之效,但是“時變而法不變”,到范仲淹時代,人口大增,社會繁榮而複雜,問題就層出不窮了。斯時宋朝的地方州郡,往往連本地防盜治安,最起碼的武裝警察也沒有多少。一旦有憤民聚眾滋事,官府束手無策,有時竟滑稽到地方官躬請盜魁吃飯,企圖以情感說服草莽英雄,停止打家劫舍的可笑程度。
再如,宋初地方郡縣區劃,都是按當時的人口和經濟條件制定的,三十年河東轉河西,如今六十年過去了,人口和社會經濟狀況,有時就變化得面目全非,不加調整,有些衙門就治安無力,有如上述,有的則臃腫癱瘓,官員老化颟顸,問題就更是書之不盡了。
總之,一個制度一行六十年,現在已到需要改弦更張的時候了。目擊時弊如斯,那些學優而仕底科甲出身的年輕幹部,像范仲淹、王安石、康有為、譚嗣同、李銳、李慎之一樣的人,就要聲嘶力竭來要求政府整頓官場,搞體制改革了。在那個時代,要求政治改革的方式,第一便是應召作被動的“對策”,提出自己的主張來;第二便是主動的向當政者上書了。范仲淹目擊時弊,而居喪有暇,他就要以他底高度專業化的政治經驗和煽動性的文筆,來上書議論朝政得失了。直言疾諫的結果,後來居然把范氏變成北宋當時第一個“右派大嘴巴”、“反政府集團”的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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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3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3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越位諫言賈禍,輿論清流班首
仲淹居喪三年,這三年也是他底文學多產期。在其多產的作品中,最能引起全國矚目的莫過於他上執政書、上時相(當時的宰相)書,痛論時政興革了。上節已言之,在傳統中國裡,因為沒有像今日的媒體,一般知識分子要發表政治主張,就得向上級,尤其是宰相,甚至皇帝直接寫信。在近代中國,此風不衰,康有為就是個代表,孫中山也曾寫過上李鴻章書。李宰相如果接受了中山上書,孫國父可能也就不搞革命了。
北宋的范仲淹也是个上书专家。上节已言之,他在當鹽卡小官時,就已開始向上級寫信。在南京當大學教授時,那就升級向宰相上書了。宋制凡在中央“同平章事”(在當代中國那就是政治局常委),位在中樞參與決策者,統有宰相級別。所以仲淹凡對國家大事有建設或批評的意見,他就向中央決策人寫信了。因為文筆好、見解高、清望著,又因有實際經驗,言之有物,有時就為當朝有“下士”之心的宰相們所称賞。縱是宰相爺,不願多事,這類名士,論國家大政的上書,在社會上,被當成文學作品来讀,也會傳誦天下的,清末的“廣东名士”康有為,弄得名滿天下,就是中國传统歷史上最近的例子。
仲淹四十歲時,居喪期滿,服除,乃再度被晏丞相薦往汴京,做個“秘閣校理”。這個位置,大致也和清末康有為、譚嗣同等的什麼四五品“章京”、“行走”等等的位置相若,是個在政治設計和決策上沒有發言權的“小京官”。近人有言曰:“不到北京不知官小。”范教授到了北京,雖旨知官小,但是他學者從政,不甘雌伏,信还是要照寫的。這次他可不但上書宰相,他并且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這時北宋的仁宗皇帝尚在童年,由旁太后垂簾聽政,而太后這種老太太當政(且看清末的慈禧太后就知道),總歸是保守的、颟顸的、親貴包圍、反對改革的,為全朝乃至全國有改革思想的臣民所不滿。不特此也,這時兒皇帝為表示孝心(可能也是太后自己的主意,或諂媚的親貴承懿旨為之),還要親率群臣,“北面”向太后朝拜,恭祝萬壽,范教授骨鲠在喉就認為有乖於漢官舊儀了。仲淹因此乃上書皇帝說:“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國事家事要分開,不可有乖祖制。范教授並且認為根據先聖典章,皇帝既已近弱冠之年,就應由大臣輔佐試行親政。母后臨朝有違聖教。因此范氏不但反對兒皇帝親率群臣,北面向太后磕頭,他還要籲請母后,即時歸政,好讓幼主早日臨朝,以安天下。
范仲淹這一大膽直諫,在當時是弄得滿朝震動的。好權好位,自古以來,男女無殊。遠古的呂后、武后不談了,且看離我們最近的、清末的西太后,她最怕的就是臣民或洋人要逼她“歸政”。中國近代史上鬧得人頭滾滾的“戊戌政變”和“八國聯軍”,就是為這兩個字鬧起來的。清太后如此,宋太后亦然也。上節已言之,北宋的朝政雖遠比漢唐元明清,甚至國共兩黨的政权,都要開明得多。但是宋王朝,畢竟也是個專制王朝,太后垂簾,還是有生殺之權的。老太后真的震怒了,雌威大發,范老二不做譚嗣同、康廣仁,也要做做馬寅初、梁漱溟。因此范書一上,全國士大夫、知識分子,乃至《清明上河圖》裡,那許多茶樓酒肆中的茶客酒徒,也都在屏息以待,看范某這個“右派大嘴巴”、“顛覆分子”,如何下台?果然“疏入不報”,范某的親友故舊,就緊張起來了。
晏殊這位原薦舉人,更為之急得鬍鬚亂飄。你這個范仲淹,四五品小京官算老幾,竟然不知自己位卑職小,胡亂地“越位”上書,闖下滔天大禍,連累親友。那位曾被范仲淹批評過的(台灣政治術語叫“修理過的”)當朝宰相呂夷簡,這時對這個造反派的小部屬,當然更是怒不可遏。因為下屬犯法,上級也有失察之罪。保守派親貴之要食其肉而寢其皮,就更不用說了。
可是北宋王朝至此,由盛轉衰,全國問題多多,改革之聲,響遍朝野。面對此一全國性的改革浪潮,呂夷簡宰相卻是個有名的“和稀泥”的圓滑政客,為清流所不直,更為年輕一輩的改革派如歐陽修、富弼等所疾視,而晏殊一類的詞人文士,又畏首畏尾,也早已令人失望。誰知禮失求諸野,無名小吏中,忽然冒出個大嘴巴范仲淹來。順風一呼,居然春雷乍起,四野震動,竟使當朝宰相、名公巨卿都顯得灰溜溜,不堪卒睹。范仲淹是闖了言禍了。但是他那響亮的大嘴巴,不但引起全國有改革思想的士大夫一致喝彩,旦夕之間,竟把這位不怕死的無名小吏,弄成個無冕之王和清流班首【清末的老童生康有為就是如此的,詳見拙著《解剖康有為》,載《晚清七十年》,“戊戌政變”分冊】;他在街談巷議中和茶寓酒肆裡,也是販夫走卒中的傳奇英雄,而名揚黑白兩社會。名聲大了,清望高了,像晏殊丞相那樣不痛不癢的大政客、小詞人,反而顯得黯然無光。因此在晏氏以老資格薦舉人向仲淹責備,訓其不應“越位進言”,辜負薦舉,亂闖言禍時,仲淹竟反唇責以大義,認為士君子對國脈民命,自有言責。他之越位進言,正是為不辜負薦舉,才當仁不讓也。在全國輿論清流,眾目睽睽之下,晏丞相竟自覺理屈,而折節致歉焉。
至於被范氏修理過的和稀泥宰相呂夷簡,在無辭以對的情況之下,只好反劾仲淹在朝野中組織朋黨干政。呂宰相這一反劾也確非無的放矢。吾人試以康有為的故事,來比較一下,就可知道。康聖人一輩子只做過一次五品小京官,但是他卻在不斷的(向內閣、軍機和皇帝)上書,而暴得大名之後,竟能領導朝中公卿和在野名流來組織起“強學會”、“保國會”來,一時全國風從,朝野人士,都以結交為榮。失位宰相、世界名人的李鴻章,曾奉上白銀五千兩,想申請做一普通會員,康老大竟拒收捐款,退還李鴻章的會員申請書,乖乖,是何等氣燄?你如批評康梁當年是“組織朋黨,干預朝政”,恐伯还是小說了點呢【詳見上引論康拙著】。范仲淹這位四五品小京官,在汴京當年雖然沒有像“康聖人”那樣的發燒,但是朝野風從,聲勢顯然也是十分嚇人的。所以呂宰相要在皇帝面前告他的“御狀”。睹此,我們也就不難想像范某當時的聲望了。不用說,當時初露頭角的小名士——富弼、歐陽修,和尚在讀書的蘇軾兄弟,和他們的爸爸老泉,都是他底崇拜者和群眾,縱是官高一品,而有改革傾向底在朝的公卿大夫,也都望風嚮慕。甚至連小皇帝本人也暗中默默地欣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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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4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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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歌頌的“貶謫”制度
不過話說回頭,北宋王朝確比滿清王朝要開明得多。太后和皇帝也比晚清那對母子更為通達。范仲淹也沒有康有為那樣驕橫。雙方忍讓為國。范氏“上疏不報”之後,就自請下放,一場政潮,便迅速化解於無形。不像戊戌政變搞得那樣人頭滾滾。也不像人民中國,一闖言禍,就要去坐牛棚、洗廁所、勞改、失蹤。范右派只是被下放到地方州府中去做個“通判”小官,磨練磨練而已。
通判是僅次於州牧、郡守,而握有實權的二三級地方官。只是我國唐宋兩朝的職業官僚,因為種種原因,他們做官,都喜歡作京官。一旦下放為地方官,就被認為是一種“貶謫”。吾人所最熟悉的例子,如唐朝的韓愈,也因為右派大嘴巴反佛,“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在潮州“謫居”,他老人家曾大祭過鱷魚。詩人白居易也因言闖禍,被“貶”到九江,和一位善彈琵琶的老妓女相濡以沫,互嘆不幸身世,而弄得“江州司馬青衫濕”。宋朝大文豪蘇東坡,也因大嘴巴橫議朝政,被眨到黃州,由於思念汴京,而望月懷人,“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竟使當朝皇帝,自作多情,以為蘇老大忠君愛國,在想念他呢。
范仲淹被下放到陳州等地做通判,當然也更自視是一種“貶謫”。他後來寫那篇有名的散文詩(我輩老朽,幼年時都被迫背誦過的)《岳陽樓記》,一開頭就說,“慶曆四年(一○四四),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滕子京(范氏的“同年”好友)下放做了巴陵郡的郡守大人,還算是“謫守”,幹個通判,豈非謫居之謫居耶?
我們中國古代這個“贬謫”制度,十分有趣,也十分不平凡,因為它對中華文化之傳播,和對中央政令之推行,都功莫大焉。為什麼呢?可笑的是,在傳統王朝裡,遇有國家危機大事,敢於犯顏、忤旨、直言得禍,而遭到貶謫的中央官吏,往往都是一些有為有守、有能力、有原則的正人君子,像彭德懷那樣的人。而善於逢迎的佞倖小人在相同情况之下,就取巧避祸,甚或助纣为虐了。像上述韓愈、白居易和蘇東坡,都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例子。至於離我們最近的例子,像林則徐禁鴉片禁出了樓子,被貶到新疆去,明朝的王陽明,被貶到貴州少數民族的苗區去做地方官,他們對被贬地區的開發,都是有極大匠貢獻的。
范仲淹被下放去各州府當通判,也正是如此。他所到之處,辦教育、減賦稅、免徭役,開善良風氣,作清官的德政,就言之不盡了。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裡,親民之官和牧民之吏的個人操守和政治行為,對他治下老百姓的福祉,關係實在太大了。我國近代的革命政權,都牛皮通天也。如細查他們地方幹部的政績,朋友,您能找到幾個韓愈、蘇東坡、范仲淹、林則徐那樣水平的人?我們千載猶行秦制度,千載以來,我們的制度,如真像現代批評家所罵的那麼壞,朋友,我們早就亡國滅種了,哪還等得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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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5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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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王者之師,Teach the Ruler
范仲淹因言禍被下放了四年,至宋仁宗明道二年(一○三三),劉太后死亡,仁宗親政,仲淹四十五歲,乃奉召還都,官拜“右司諫”。北宋的諫院,便是漢唐明清的御史台的分部,各有所司,而台諫並列。也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國民政府中的監察委員,國史上所謂“言官”是也,掌諷諭規諫,屬三公中的門下省。宋司諫有左右之分,以右為大。用個現代名詞,那應該是“司長級”的“首席監察委員”了。這個御史的位置,真是量材器使,對個上書成癖的摘帽右派來說,那真是如魚得水,天造地設了。如今放言高論,既是官定職守,那末對皇帝上書,也是理所當然,不再是什麼“越位進言”了。
劉太后原非仁宗生母,垂簾亂政,早為敢怒而不敢言的臣民所輕。如今老太雖已倒斃,然后黨猶存,餘威猶在。太后且留有“遺詔”,扶正先帝之妾楊太妃,為“大行太后”的接班人,繼續“參決朝政”。皇帝沖年仁孝,太后雖非生母,然母子之間,初無惡感,對執行遺詔亦無異言。舉朝公卿,因此也噤若寒蟬,未敢說半個不字。不意新任范司諫應召返京,下車伊始,即不以為然,乃上疏公開反對。他告訴皇帝說:“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仁宗大悟,然實行遺詔,奉楊妃為繼任太后如儀,只刪去“參決朝政”一條。詔出,陰霾全掃,朝野大悅。范仲淹敢言之名,因也隨之更上層樓。
再者,此時因太后崩逝,后黨親貴逐漸斂跡,人心輕鬆,朝臣論政,動不動就以太后時代如何如何為戒,成為一時言論風氣。新任范御史雖也是太后垂簾的受害人,為維護朝廷尊嚴,卻認為此風不可長。乃再度面奏幼主說,太后保佑聖躬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聞言感悟,乃降詔要一般臣民向前看,對垂簾舊事,“毋輒以言”。吾人細讀宋史至此,對仲淹此一諫言是否正確,雖然不疑處有疑,然以范氏在中央作“諫官”,對朝政得失,言之成理,使小皇帝聽話,作“王者師”,所發生的正面影響,實在是可驚的,唐太宗說魏徵是他的鏡子,不正是如此?
筆者附註:吾人細讀這段宋史,再看看清末的“戊戌政變史”,便頗有今不如古之感。宋代的劉后與仁宗,實非清朝的西后和光緒,可以望其項背。劉后平和納諫母子之間無惡感,而仁宗亦有其政治家氣度,主持國家大事,不搞無把握的冒進,都有足多者;若以康有為與范仲淹相比,則康氏之橫蠻自大,較諸范氏之老成謀國,直豚犬而已。言之可嘆,我國傳統史學,有作“王者師”的古訓。西方史學,亦有Teach the Ruler一派。范仲淹幼年苦學成名進士。再以十餘年從基層行政做起的實際經驗,至此已培訓出一個足為“王者之師”的宰相之材,漢朝的張良、陳平,唐朝的魏徵,房、杜都有其大同小異之處也,搞政治要Teach the Ruler,怎能不熟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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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6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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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的萌芽
總之范仲淹這次奉詔還京,已是個足以與皇帝對面說話的高官,非復吳下阿蒙了。他雖然沒有參預中樞要政同平章事的決策權,但是有決定性的发言權、建議權,和批評權。而又往往說得切中肯綮,極有說服力。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中央政府裡的各階層官員,乃至社會街坊人民,難免就要出現各是所是,各非所非的兩個陣營了。但是這時的皇帝是有最後決定權的最高決策人,兩個陣營難免就要相互競爭,來影響皇帝的決定了。范黨一直是個改革派,對當朝宰相呂夷簡和稀泥的作風,往往提出最激烈的批評。而呂宰相本人則自認為是老成謀國的穩健派。范氏之徒,結黨干政,搞的是冒進,對國家有害无益。
朋友,知否?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史上,這個兩派對政治決策的競爭,就是現代政黨政治的起源啊。這時原是一黨獨大的呂宰相就以“組織朋黨,離間君臣”來譴責范氏之徒。後來范黨執政,仁宗亦嘗以朋黨之戒,質詢范氏,仲淹答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這不正是近五百年來,政黨政治的最基本的哲學要義嗎?且看我們眼前台灣三黨的競選,和美國為著中國加入世貿,兩黨各派把經濟利害和人權多寡,列為議題的選前舌戰(台灣叫做“口水戰”),不都是以此為言嗎?
再者,在十七世紀,搞出民主政黨最早雛型的,英國議會中的“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也就是這麼搞起來的。WhigTory原都是當年英倫三島上強盜和流氓的名字,後來就變成“自由黨”和“保守黨”的譯名了。因為早期政黨的名字,都是反對派咒罵出來的。君不見國民黨中的“CC派”,連它底最高黨魁陳立夫先生都不知道CC它這個洋名字是如何出現的。但是您如理解到“輝格”、“托利”之何從出,就思過半矣。
只是這種現代型的民主政黨,在早期的帝制政府中出現,卻有個先決條件,這位最高決策人的皇帝,一定要是個開明的皇帝。宋仁宗就是個史所寡有的開明君主。群臣在御座前辯論,個性急躁,大聲說話,往往弄得唾沫橫飛,有時竟然飛到皇帝脸上都是,我的老鄉包拯(電視連續劇裡的包青天包老爺,大船王包玉剛的祖宗),在諫院任職時,同宋仁宗說話,就出過這樣的烏龍,據說他,“音吐激憤,唾濺帝面”【見宋人筆記,朱弁著《曲洧舊聞》】。這種事,慢說是在其他朝代的皇帝面前,縱是在蔣總統、毛主席面前,你敢?(這兒有個真實的故事:某次某君在老蔣總統面前多說了幾句,蔣臉色一變,罵他“強辯”。某君立刻跪下乞命,因為他把蔣公的寧波話,聽成“槍斃”了。非某公膽小也,槍斃事有可能也。)蔣公如此,毛公還要說嗎?在這種生性横蠻,動不動就殺人罵人的獨裁者治下,你還能搞什麼民主政治呢?但是這也不能專怪獨裁者個人。他們底下的豬狗奴才也實在太多了。足下如久與豬狗奴才同列,也就作豬狗奴才而不自知了,悲夫?!這也就是現代激進派所說的,我們的傳統習俗是“醬缸文化”嘛。所以我們文化要經過兩百年的長期轉型,才能徹底擺脫這個自我作踐的醬缸傳統。
可是我們在一千年前的北宋王朝,尤其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一○二三一一○八五)的朝政,倒頗有些現代化的跡象呢。其所以然者,可能是經濟高度發展,由農業經濟逐漸進入都市化工商業經濟的影響。下節再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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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7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6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從朋黨政治到政黨政治
在北宋仁宗時代,當以范仲淹為首的“朋黨”,逐漸向政黨發展的中途,開明而年輕的仁宗皇帝趙禎,顯然偏袒了以呂夷簡為首的穩健派(托利黨?),“輝格流氓”因而見黜,黨魁范仲淹難免就再度外放了。但是范氏此次出京,可不是貶謫,而是調虎離山。為免他在京城之內吵架,甚或搞肢體抗爭,才下放出京去做封疆大吏,作“江淮體量安撫使”的高級地方官,專職是替天子安撫江淮。這也就是明清兩朝,替天子巡撫四方的職位。在民國初年,就是(“辮帥”張勳曾做過的)什麼“長江巡閱使”一類的大官。不久安撫事畢,又內遷回京任職,返京之後,仲淹的右派大嘴巴,對朝政的批評竟變本加厲。呂宰相乃再薦其另任要職,以龍圖閣直學士榮銜,領開封府尹(也就是後來包青天所出任的職位,在人民中國,彭真和陳希同所幹的也是相同的職位)。當了首都市長,位尊、權重、事忙、應酬多,大嘴巴放砲的機會,應該就相對減少了吧。誰知事有不然,范黨和執政的呂黨,不久又為另一宮闱事件,齟齬了起來。而這次齟齬,范黨不幸又站在下風。
他們又為啥事吵了起來呢?說來可笑,這次卻是由於皇帝夫妻吵架,正在鬧離婚而鬧到他們頭上來的。原因是皇后郭氏因和妃子們爭風吃醋,打了皇帝丈夫的耳光,並且把丈夫皇帝的臉上抓出條條的“爪痕”,丈夫生氣了,要鬧離婚“廢后”,群臣入勸,皇帝乃將臉上被抓的“爪痕”,伸給呂宰相看,宰相看後,也認為當老婆的人,不該如此潑辣,因此同情當丈夫的仁宗皇帝,和這種不講理的女人分居。可是事為范仲淹的反對黨所知,范氏和他們黨中的御史、司諫等大官,則堅決反對皇帝離婚。他們反對的理由,可以御史中丞孔道輔的話,作為典型。孔說:“人臣之與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但是這群兒子卻管不了父母的婚姻大事,老子關閉宮門,拒絕納諫,仲淹、道輔等乃率台諫群臣,在宮門之外,拍門上銅環大鬧,硬是不許“父母離婚”。皇帝發誓非離婚不可,被鬧火了,乃把鬧事者的頭頭范老二,再次貶謫下去,庶幾在京城之中,落個耳根清淨。
仲淹這次是下放至睦州(今浙江建德)當個知州,後來又轉調蘇州、饒州(今江西鄱陽)、潤州(今江蘇鎮江)、杭州、越州(紹興)諸名郡。其實時至北宋,江南一帶,已十分繁榮,人文荟萃,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已膾炙人口,被“謫”到那兒去做郡守、知州,實在是一方的土皇帝。在那個中古的農業大帝國裡,時值太平無事,衙署之內又小吏如雲,各有專責。郡守知州,平時也十分清閒,因此有文學訓練的小土皇帝們,平時交結文士,吟詩作賦,遊山玩水,頗得其“在郡之樂”。筆者這輩子老朽,幼年就曾背誦過許多篇唐宋兩朝的詩賦名作,多半都是這一類的所謂“謫居文學”。且看:《藤王閣序》(王勃)、《琵琶行》(白居易)、《祭鱷魚文》(韓愈)、《醉翁亭記》(歐陽修)、《前後赤壁賦》(蘇軾)等等。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嚴先生祠堂記》等名篇,也都是他這時的謫居之作。
范仲淹在下放期中,除文學多產以外,還為他自己家鄉蘇州,興修水利,在各郡普及過教育,都很有建樹,遺澤無窮,母須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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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8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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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伐西夏,文臣將兵
就在仲淹下放東南期間,西北邊疆忽然烽火頻傳,原來西北河套地區,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這時忽然宣布獨立,國號大夏,不但自外於中國,還要叩邊作亂。
這個西夏王國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個大題目。最近數年來,不特海峽兩岸史家都曾有專著專篇細論之,在去歲哈佛大學出版的牟復禮(Frederick W.Mote)教授的千頁鉅著《公元九○○至一八○○年間的中華帝国》(Imperial China, 900-1800. Harvard Press, 1999.)中,亦列有專章細論之。牟教授曾評兩岸之書,未脫大漢族中心主義的舊框框。筆者細讀牟著,覺得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而帶有一般歐美學者治漢學不自覺的成見。雖然牟君還是我們華族的東床快婿(牟夫人是華裔)。牟把夏宋之爭說成羌漢兩民族的對立,也是一種帶著西方眼鏡的似是而非之論。其實漢民族(我們今日叫中華民族)自始就不是一個純種的民族。它是千萬個蒙古民族和無數個其他民族的小部落,滾雪球,滾在一起的文化整體而已。這個雪球至今还在滾。用個當今美國民族學的術語,這個大文化雪球,就叫做Mainstream(主流)。環繞它底無數周邊小民族,不斷加入“主流”,便形成個Melting Pot(大熔爐)。美國今日這個熔爐,的確把所有白種民族,都已融於一爐了。非白種民族的全融,恐怕還要再等一兩個世紀呢。中國那個大熔爐,熔了數千年,時至北宋,則紅黃藍白黑各種民族,都早已不露形跡的全部融化了。
因此,北宋帝國當時並不是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北宋帝國和今日北美大帝國一樣,本身只是個民族“大熔爐”(包括開封府裡的猶太人)。西夏當時,也不是個如牟教授所說的,“黨項族”(Tangut)的民族國家。它也是個雜糅當地漢化了和半漢化了的數百十種少數民族的部落,所建成的一個中國式朝廷(Chinese state)的小雪球,與宋朝這個大雪球來彼此競爭而已。【筆者附註:縱在一千年後的今天,中國西北地區,還遺留有五十餘種少數民族,沒有全部融合,則一千年前部落之多,就不難想像了。】他最後的目標,只是想“入主中原”取趙氏而代之罷了。所以西夏國主李元昊(又叫趙元昊),事實上只是個“少數民族講漢話”,和安祿山一樣的,有野心、有能力的地方軍閥而已。他和民國時代的西北諸馬(馬步芳、馬鴻達等回教領袖),和雲南的龍雲(彝族)一樣,原先都只是一種小部落的酋長,轉化為唐宋帝國裡的地方藩鎮的軍閥而已。
李元昊的祖先在唐朝,事唐有功,被“賜姓”李氏,是一種唐朝的“國姓爺”。入宋,他們又改姓趙氏,还是保持其“國姓爺”的身分。迨野心勃勃的青年李元昊逐漸長大,乃慫恿乃父造反,叛宋自立(唐朝的李世民就是慫恿他父親叛隋自立,創立了唐朝的;這在民國初年軍閥時代,便叫做某省某省向北京中央“宣布獨立”;孫中山於一九一七年在廣東宣布獨立,也是一樣的)。其父不願也不敢。父死元昊乃於宋仁宗寶元元年(一○三八),叛宋建國,自稱大夏皇帝。四向兼併,竟然囊括了今陝北、甘肅、青海、內蒙各一部地區,共二十二州,蔚成大國。
李元昊和他千年後的遠宗李登輝一樣,要搞獨立,不願做中國人,不願姓李,更不願姓趙,但他家族漢化了數百年,又沒個自己的姓,乾脆就只用元昊二字,而不姓了。他也和李登輝一樣,要廢漢語、漢服,造西夏語、製胡服,也都搞得非牛非馬,一事無成。其獨立情況,和今日的台獨十分類似,只是他的疆土比台灣要大上數十倍罷了。
元昊精明強悍,窮兵黷武,他志在南下長安,東趨洛陽,要和大宋帝國搶奪天下,一時西北烽火頻傳,汴梁震動。仁宗皇帝自然就要下令討伐了。不幸的是,自趙匡胤搞“杯酒釋兵權”之後,實行強幹弱枝政策,北宋王朝便沒個“邊防軍”。地方州郡,都没有自卫武力,一旦有邊釁,朝廷只好從中央调兵,臨時登台點將,再由新將領,不遠千里跋涉,率大軍往邊疆禦敵。而北宋早廢武考,沒有職業軍官。臨時點將帶兵,都是從文臣之中選拔之,號稱儒將。這時西夏作亂,朝廷要從有聲望的文臣之中選擇武將。范仲淹就首蒙拔擢了。第一是他身為改革派、反對黨的領袖,聲名赫赫。第二是在他無數篇的論政文章中,恢復武考,重整軍備,振興國防,原是他底口頭禪。如今邊釁乍起,國家多難,正是英雄用武之時。仲淹很自然的就名列榜首了。
此時范氏在江南越州當知州,正在辦書院,監科考,大搞其文教建設,忽奉旨調西北,知永興軍(今西安市),旋升任“陝西都轉運史”。再以龍圖閣直學士榮銜,與韓琦同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仲淹並兼任延州(今延安市)的知州,軍令政令一把抓,權傾西北,主持對西夏用兵,時稱韓范。這項連升三級的職務調動,在當時是個震驚朝野的“超遷”。用句現代話來說,那就是范仲淹從個國民政府時代的縣長專員(今日大陸地委書記)一類的地方中級官吏,一年之內,調升“上將衔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西安事變前張少帥的位置),不能說不是“不次之遷”了。據說范氏這項超遷,還是他的老政敵,呂宰相背後向皇帝特別推薦的。仁宗且為呂宰相之不念舊惡,而“外舉不避怨”的大臣風度,深為感動呢。迨仲淹入朝陛見時,仁宗竟以自己的感受直告之,使释前嫌。而仲淹也說:“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私人)何憾也。”凡此,也令我們今世讀史者感到,北宋時代的政黨政治,確有其現代意義,幾乎為今日兩岸所不能及也。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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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9楼] 发表于:2009-11-14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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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將入相,一身兼備
其實呂之薦范,大臣風度之外,也未免不是故出難題,讓仲淹身當其衝也。蓋以五十二歲的之乎者也,對軍事毫無經驗的蘇州才子、文臣,驟領重兵,遠赴荒涼的大漠邊緣,與驃悍的遊牧民族的騎兵作戰,也是在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呢。那時另支宋軍就全軍覆沒,主帥陣亡,敗溃之慘,不堪設想呢。呂之薦范,可能也是不懷好意,有心要看這個大嘴巴、大右派底笑話的。所幸仲淹雖是文人,他對軍事也有天才,有興趣,更有信心(中國近代史上曾左李胡,和袁世凱、毛澤東、陳毅、鄧小平等人,也都是文人將兵的好例子)。因此呂宰相對他的推薦,不論動機如何,卻歪打正著。仲淹一旦身臨前線,敵我兩方都為之耳目一新。非前主帥范雍(時稱老范)所能及。那時廷議本是五路出師,一舉對叛軍來個犁庭掃穴。但是范總司令盱衡全局,認為大漠之外,廣闊無邊,深入敵境,進易退難(漢朝李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大漠,陷入重圍,便是歷史上最早的例子)。所以范氏改變戰略,主張移民實邊,堅壁清野,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長期抗戰,拖垮根基淺薄、有利於速戰速決的強敵。老范這項戰略改變,結果證明是正確的。元昊那個只圖急功近利的暴發戶軍閥,一朝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淖,疲於應付,自覺窺邊無望,終於仁宗慶曆三年(一○四三),接受了朝廷和平統一的號召,罷兵言和。
宋史中這段邊患,和恢復和平統一的故事,是十分複雜的,非三言兩語所可盡述。筆者於此但闡明老范的戰略是正確的,和其最後成功的結果而已,讓讀者知其大略經過,就不浪費篇幅了。
邊事粗了,范氏乃於慶曆三年(一○四三)奉詔還京,出任參知政事、同平章事,這在宋朝就是有宰相的級別了。同時呂夷簡奉詔罷相離休,保守黨人隨之一時俱去,代之而起者,如晏殊(同平章事)、富弼、韓琦(樞密副使)、蔡襄(知諫院)、余靖、歐陽修(左右司諫)等等,簡直是清一色的范黨舊人。再用一句現代政黨政治的術語,那也就是“政黨輪替”,“托利黨”黨魁下野;“輝格黨”負責組閣執政了。古代士子從政,最高願望所謂“出將入相”,范仲淹這時不但是兼而有之,更是當朝執政黨的“輝格黨魁”,文治武功都是當朝第一人,聲名之顯赫,地位之崇高,全國無兩。有范某這個崇高地位的,在兩千年的中華帝國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所以把老范當個中國宰相的標準模式,作個“個案研究”,也是對傳統文官制度的一項重要的發掘工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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