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高到军院——老爸回忆录 摘编之一
一、从学员到教员
1、未当学员先当新郎
1952年2月，我在29军87师261团参谋长任上，驻地福建永安。闽西剿匪告一段落后，部队正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突接师通知：华东军区电报点名，调我去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运动开始前，我已打了结婚报告待批，运动期间，副团长的命令华东军区批下来了也未予公布。运动未结束前，这些问题都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25日下午，我请时任261团司令部文化教员的梅英同志吃了顿晚饭，算是作了告别。26日一早，到师部转了行政、组织介绍信，即乘马由永安去南平，再由南平转乘江轮去福州。
27日一到福建军区政治部报到，组织部胡部长即告：“你们师王政委打电话来说，你去南京学习时间较长，打算把你爱人送到南平，你们就在南平结婚，我们也同意，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当时喜出望外，说：“没意见。都是革命同志，还有什么要求？”
第二天，我即同28军调学的两位团长一起去南平，住进了一东西向大街坐北朝南的旅社，未婚妻已先期由师里派人送了来。29日晚，经简单筹备，买了点纸烟、糖果，在两位团长的参加下，举行了婚礼。
婚后第二天，两位团长先走了，我们在南平又住了3天。之后，3月4日我搭公交车去上饶，再转乘火车去南京华东军区报到。
2、未进本科先当教员
总高当时入学体检把关很严，我那时肺结核已钙化，二等伤残也已不影响正常活动，于3月上旬被录取入学。因档案上文化程度填的是初小，被编入总高步校第一期预科4班（扫盲班）。中旬进行文化摸底考试，语文考得不错，又调到1班3组（初中班），组长是薛国衡。按规定，预科半年文化考试合格后，才能升入本科。
预科学习开课才第3天，总高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突然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去战术教授会当教员。我想：从39年参加八路至今，只在新四军3师7旅教导队和华东高干轮训班学习过，还从未进过正规军事院校，这个机遇“千载难逢”。文化是我的软肋，预科学文化的机会，更不甘心放过。故提出：“我的文化基础差，只读过3年小学，战术、技术也不行。我个性较强，是个火爆性子，也不适合当教员。”
副部长说：“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现在我们学校的战术教员都是国民党军被俘或起义的将军。他们是我军的手下败将，能叫打败仗的将军教我们打胜仗的干部吗？”“在战争还没结束时需要你们在前方打仗，那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就国内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们都是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不叫你们当教员，又叫谁当教员呢？”“现在国家办工业，机械工业好比母机，没有这个母机，其他工业就难以办成。院校也好比母机，如果没有这个母机来培养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难以办成。”“就当前来说，办院校培养干部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当一个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副部长说到这里，我说：“好啦，部长同志你不要讲了，我去当教员好了。”
谈话后，我即去设在城内中山东路励志社旧址的合同战术教授会报到。当时，教授会副主任是老红军川人田长华（后调洛阳步校副校长、山东省军区顾问），主任教员是朱震（华东高干班一期我的同学）。我和先后陆续调来的薛国衡、王永宪、王三刚、王成连、杜明、王福泉、关长兴、张仲礼、王振国、贾化夫、王家瑞、方克、李学忠、高济伟、彭海贵等16人住励志社3楼，领导住2楼，一楼住勤杂人员。
据说：校长兼政委宋时轮指示政治部，挑选教员，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有实战和带兵经验；二是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三是有一定的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并且口才要好。又据传：刘院长说过，当教员是"老鸦抱窝轮流干。”我以为，当几年教员，还可回到部队工作，这才初步安下心来。
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员毕业考试结束后，陆续选调了一批优秀学员到总高战术教授会担任领导和主任教员，对教学班子做了充实和调整。老红军湘人李光辉任教授会主任（55年少将、后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一野2军骑8师政委张献奎（64年少将、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二野14军战斗英雄、40师参谋长胡尚礼（64年少将、后任河南省军区政委）、三野20军参谋处长杨绍良（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四野48军作战科长、北大毕业生王心一（后任后勤学院教育长）任教授会副主任；1班指导员邓迈和23军某师副政委毛英奇任政治副主任。教员编为4个教学组，王家瑞、贾化夫、李学忠、杨增彤分任1、2、3、4组组长主管行政，王文成、刘士斌、张鼎、朱镇中分任主任教员主管教学。
先期由学员一下子变为教员的十几位同志，仍以文化补习为主，补习的重点是数学。文化教员是张仲礼的爱人吴载庆，用速成教学法，几个月补习到初中毕业。速成的基础不牢，以后忘得差不多啦。随后，接受了短时间的师资训练，仅学了营到师的战术理论、兵种知识和运用原则，就到了8月放暑假。
这时，凡从学员改任教员的已婚同志，都在总高步校政治部的关照下，将爱人由原单位调入总高或通过省、市委转入南京市工作。我爱人也调入了总高第二机关政治处。
3、本是配角反成主角
195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筹备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拟在北京昌平阳坊演习场，组织全军（含入朝志愿军）分管训练的副师长以上干部，在苏军总顾问扎哈洛夫大将的指导下，统一单兵、单枪、单炮、单车的技术、战术基础训练和班、排进攻示范作业、实兵战术演习。
总高级步校受领的示范任务是：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火箭筒、无后座力炮的战术队列作业。由射击教授会的刘主任带队，苏军射击顾问参加，黄忠信、孙启昌和一位广东籍的火箭筒、无后座力炮教员（后在教学示范射击时因事故牺牲）任教。刘主任提出，要战术教授会派一名教员担任战术顾问，这个任务，领导交给了我。
到昌平演习场报到后，总参军训部步兵处长刘光弟（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定为“反党分子”，1987年平反）对我说：“你是搞战术教学的刚好，你同张副处长、空降旅作战科长丁立金同志一起，负责加强步兵排进攻示范作业和实兵战术演习这个课目。张抓总，你负责想定、示范分队训练和解说词拟制，丁负责现场解说。”就此，我由顾问变成了教员，配角成了主角。
我过去打仗、训练部队从未感到力不从心，这次破天荒第一遭，刚当教员，就要向全军示范，每个战术动作、每句解说词，都会影响全军，关系重大，压力空前。
想定是基础。我用了3天时间拟制了想定，请军训部苏军战术顾问审定。顾问看过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不老好。”翻译说：“不好，要修改。"我请顾问做指示，他拿起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念了一通，翻译说，要按某某条、某某条考虑拟制。据此，我反复阅读了条令有关章节后，又花了3天的功夫才将想定拟制出来，再送审，顾问看后只说了一句：“好了少”！翻译说：好啦，可以根据这个想定拟制其他文件组织教学了。
会议准备期间，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专门召集教员开了一次会。根据当时中央学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萧克在会上指出：“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要不走样的学，不走样的用，要高学低用，多学精用，并结合我们的情况，在用中求发展。”
我当时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苏军二战中战胜最强大法西斯敌人德、日两国军队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和结晶，故对此深信不疑！始终认真学习并运用于教学实践。根据想定，我拟制了排进攻示范作业训练提纲、演习计划和解说词，尔后同张、丁一起拟制了单兵、班进攻的训练提纲，一边训练部队，一边组织工程构筑和伪装。
参加示范、演习和担任勤务分队的是66军196师的一个示范演习连和16军某师战功卓著的红9连。从单兵到班、排的示范作业，每次训练前，我都根据他们的优良传统和长处，做简短的激励性动员，训练中具体示范、指导。这两个连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勇争第一的精神。11月会议期间，两个连轮流进行示范作业和演习，表现都很出色，受到了训练总监部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