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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楼主] 发表于:2011-11-23 13:13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 编者 翩若惊鸿

— 本帖被 想想 执行压帖操作(2011-1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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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楼] 发表于:2011-11-23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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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岁月·卷首篇

   父亲的岁月

    我曾多次劝说退休赋闲的母亲有空写点东西,记录下自己的一生。不过母亲不是很习惯动笔,尽管她当了一辈子教师。父亲那里我从未劝说,因为我知道父亲是不需要劝说,也不听劝说的。他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父亲的电脑是我的淘汰物。在我2002年的一次搬家后,我把我的第一台电脑、当年花费一万三千元买来的奔133送给了父亲。父亲花了大约个把月时间,就将五笔字型掌握了。现在,除了“凹”“凸”之类过于奇怪的字他需要查阅或者询问一下,一般的字,已经娴熟于心。这是令我刮目和惭愧的,因为我自己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好好学五笔,只好用拼音输入,不过我的速度也已经够快。

    父亲在去年70岁的时候终于向我们宣布:“我要退休了”。他自我延长了十多年工作时间。父亲始终声若洪钟,身体健康,心态乐观,我以为,这与他一直在工作有关。

    父亲曾对我说,我的一辈子碌碌无为,却也看尽了人间百态,因此,对生与死,皆已无所畏惧了。

    在我把淘汰的电脑送给他之后,作为打字练习,他间或而断续地开始写回忆录。不过父亲晚年闲暇时的大量精力,主要用来撰写与苏州评弹有关的文章、整理关于评弹的各种资料。父亲少小离家,评弹是乡音,大约成为了他心中联系故乡的一个节点。年岁愈长,乡情愈切,这也是人之常情吧。直到2006年岁末,父亲才真正开始回忆录的写作。好在,电脑减少了父亲的誊抄之苦。

    我相信,人过70,再去回忆数十年前的往事并不容易,我对父亲说,文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真实的细节,它们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有价值。我提醒父亲,在写作它们的时候,不要投入太多的情绪。因为我知道,父亲一代人的经历,如他自己所言,是“愁苦大于快乐”的,因此,我不能不作这样的提醒,以免父亲在回忆那些旧事时,心情过于郁结。

  父亲拷贝了刚刚写好的金陵一节,嘱咐我替他打印,好让他寄给伯父“审阅”,他的意思,是让伯父验证他幼时的印象是否真实而清晰吧。金陵一节大约是父亲从记事起到12岁以前的记忆,这是人生懵懂而混沌的时期,父亲能够留下这样多的回忆,令我惊讶。父亲说,“所记只是琐碎的小事情,文字更未及推敲,只是趁还有点记性赶快记下来再说。”

   小弟替父亲的机器装的文字处理软件是WPS ,这让我吃了很多苦头。我家中和办公室电脑,包括笔记本,根本就没有WPS。幸亏写字版还能够将它打开,只是父亲花费心血编辑的字体字号段落等,全部成了各种乱码,每个段落的开头结尾等处,也有各种奇怪的符号占据着,我不得不一点点、一行行地重新编排处理。

    父亲在写给伯父伯母的信中说:“回忆录之类,除了伟人和名家,大概只对记述者本身产生意义。如我们家事,不相干者决无兴趣,何况可以想到的内容愁苦大大多于欢乐!但岁月对于人来说是平等的,享有了这许多岁月,自己要作个交代。回眸往事,检讨人生,不枉于世,对自身是一种慰藉,后来者若有有心人,或可于顺当时知警戒、逆境中得启迪。”对于父亲所说的“不相干者决无兴趣”,我并不完全同意。

    在我劝说母亲写回忆录的时候,母亲曾说“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写它们有什么意义呢?”我对母亲说:“起码,它对我们——你的子女有意义。因为我们渴望了解母亲的一生。”我的这种感觉,在2006年的春节变得前所未有地强烈。那个春节,我们借着堂弟结婚的机会,举家回到故乡。在父母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到远郊一所墓园的祖父祖母坟前。冬天的墓园里寒风萧瑟,我的内心却涌动着温暖和柔情。在肃立的墓碑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祖父祖母的名字。家族、祖先、历史,这样一些名词,在这个时刻,一起蜂拥而至,尽管我对他们的经历一无所知。祖父祖母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我依然觉得,自己人到中年才第一次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能容忍。我相信,这种家族历史记忆的断裂,在大多数家庭里都存在。

    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感动,阅读着父亲的岁月。它对于我的价值,超过了一切名人传记。

    在博客里新列了个目录——父亲的回忆录。我将把父亲自己写的故事,陆续发在里面。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但我深信,它并非如父亲所言“不相干者决无兴趣”,因为,一个普通人的经历,一定和国家民族的经历有紧密关联;而一个普通人的所思所感,也映射着整整一代人的思考。
                                          惊鸿
                                      200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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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2楼] 发表于:2011-11-23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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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一·国府路记事

初到南京——国府路记事

    我家何时从太仓到的上海,又何时从上海到的南京,我都不大清楚。反正我是从到南京后家往国府路时开始记事的,其时可能是1940年的冬天吧。

    南京长江路解放前叫国府路。民国伊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改前清两江总督衙门为国民政府,就在这条路上,故有是名。

    我家就住在这条路的中段偏西、路北临街的一个小楼上。大约两间向南房间,爸妈带我住一间,祖母和姐姐哥哥住另一间。厨房和客堂在楼下,和房东共用。

    那房子质量算是好的,开间比较大,天花地板都挺平整,采光也很好,大概是我家到南京后的第一个定居点,也是我幼年在南京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



悬灯

    我是在大约五岁的冬天(四周岁)开始记事的,是尿床留下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印记。

    那天夜里只听母亲大声嚷着,把我从床上抱起放在一张方桌上,过程中还在我屁股上拍了两掌,然后去更换被褥。

    我仰卧桌上,正好面对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电灯,灯光很剌眼,是它剌激我眼睛把看到的东西印入记忆,开始了记事。那以后我再没尿过床,只有半夜做梦尿急四处寻便所、尔后惊醒的情形倒是有过许多回。

    那盏天花板中央可升降的老式悬灯,至今仿佛还在眼前晃动。这也是母亲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当时母亲大约三十五岁左右。



元宝

    大概也在那个冬天,一个阳光充足的早晨,父亲还睡着,头上戴着蓝色的压发帽。

    妈妈唤他,我也跟着喊,并用妈妈的喊法喊父亲的“字”。父亲字毓博,妈妈用嘉定口音喊起来近似“元宝”,我便也“元宝元宝”地大喊。父亲醒来听了很开心,母亲也笑起来,都以为是个好兆头。

    我那时脑子里尚不知元宝为何物,大概常听大人们提及这一词语,并从他们的神情里知道了它是一种好东西,是宝贝。我当时随口喊出,见父母高兴便喊得更起劲。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近三十年里,我这吉利语丝毫未见应验,别说元宝,父亲连银元和纸币都极难挣得到。喊出了印象中这第一个词语的我,也只在京戏《盗银库》里见过那纸糊的“元宝”。



修女

    我常趴在窗口望街,那时马路上汽车不多,黄包车不少,我利用它们学数数,1234……也不知数清过没有。

    在来往行人中,我特别留意的是对面人行道上偶而走过的修女。她们头戴三角形连衣黑帽,身穿覆至脚面的黑袍,通常二三人同行,低着头步伐沉稳而稍快地行走,从未见她们边走边闲谈或东张西望。

    因为特别,我当时就知道她们称作“嬷嬷”;因为好奇,只要见她们出现,目光总会追踪到她们消失。

    她们那黑色包裹中深藏着的上帝,对于我来说,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如儿时那般,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不可知世界。



五色旗

    在窗口还记着一样东西,便是五色旗。

    那时可能已到春夏之间,有一天早晨下着小雨,而许多人家都从窗口挑出一杆旗来,我家窗下似乎也有。我觉得很好玩,欣赏了许久。

    旗由五色长条组成,红黄蓝白黑的概念便是从那留下的,因此印象深刻。数十年后从《辞海》上偶见“五色旗”的词条,方知这旗是孙中山建立民国后的国旗,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种旗我除了那次见过实物外,只在后来有关军阀混战的影视里看到过。

    奇怪的是这种“国旗”早在我出生之前的1927年便废止了,我却在1940年前后看到它,不知何故?当时的南京是汪精卫的伪政权“国府”所在地,也许是为了有别于蒋介石的“青天白日”而沿用了五色旗,汪精卫不也一直打的中山先生的旗号吗?



培叔

    我在那楼下的第一个记忆,是有一天我正在门前玩耍,忽然来了一个大人,抱起我后就在楼下店里买了一大包花生米塞在我手中,然后抱着我上楼。

    父母嘱我喊他“培叔叔”。我见到他这次之前恐怕他已来过,不然他怎会在楼下认出我?而他先前来我没印象这回来却牢记的缘故,大约是花生米起了作用。

    培叔来后的情形我一点不知,他走后父母提起他时显得小心翼翼,说他是“老四(新四军)”那边的人。后来没再见他来过,直到三十年后才又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房东

    房东姓张,楼下那爿门面小店就是他家开的,卖烟酒糖果草纸肥皂之类,这种店我家称之为烟纸店。

    丁字形的柜台边留有一条过道进出,后面是房东住处。房东家有一独养女儿,叫张一如(“一”疑为“玉”,南京人“玉”念成“一”),又叫张力,肤色较黑,姐姐哥哥背后称她黑皮。

    他们同在国府路小学读书,我听到过她和姐姐说校长的坏话,言语间流露出厌恶的样子。她大约与姐姐同年,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比我大得多,跟我不在一个档次,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小猴儿(南京话‘小孩’)”。但她却是姐姐哥哥之外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同辈人——只不过是个大点的“小猴儿”罢了。对房东家其他人则无丝毫印象了。



小铁牛

   姐姐她们都爱看小人书,到马路斜对面巷口小书摊上把书租回来看,于是我也开始了最早的阅读。

    我最爱看的一本叫《小铁牛》,说一个小牛般壮实的铁头小子如何了得。故事情节已忘,只记得那小铁牛使一根木棍,就像孙悟空使的那棍模样,挥舞时画面上只见一圈“白光”不见人影,表示其转速之快。另一些舞刀剑的场面也是如此画法。

    这种“白光”后来我看京戏武打时常会想起,但毫无那种见光不见人的效果,直到数十年后高科技制作的美国大片中,才见到果真有白光闪烁、人影全无的镜头,看来我那小铁牛还有点“超前意识”。


孔雀东南飞

    小人书外几乎没有别的文化生活,但记得看过一次戏。

    那是在国府路东面路口的“国民大会堂(今人民大会堂)”,不知哪位名家为赈灾义演,剧目是《孔雀东南飞》。我忘了和家里哪几个去的,只记得进场时戏已开演,人已挤满,我们挨挤着站上最后一排长条椅,舞台上正推出一辆高大的四轮车,车上坐一衣着素雅的女子……往后便不知所云了。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戏,理应是京戏,但京戏的道具里,通常是用两面画有车轮的黄旗代表车辇,决无那种实物型的四轮车,之后在舞台上(包括其它剧种)也再没见过。

    此事存疑至今。  




看出会

    在国府路留下切肤之痛记忆的便是那次看出会。

    不知是什么民间节庆或佛道活动,那天有盛大的庙会队伍自中山路由西而东一路吹打过来,市民四处汇集,观者如潮。

    哥哥带我去看热闹,只见迎面过来香案之后有好几座“抬阁”,我来不及看清那上面的人物,便被后涌的人群推倒在地,哥哥赶紧伏在我身上,顶着后边的压力。所幸已近开路的香案,有好心人把我们扶起,并抓了好些香灰敷在我额角和哥哥膝盖上止血。我左额头发比右额高,就是因为额角受伤所致,成人后梳“飞机头”不好看,一辈子都是“一边倒”。


    上世纪80年代,各地盛行元宵灯会,出了不少事故,死伤无数。扬州首次举办时,我们全家同去盐阜路上观灯,一路张灯结彩,还有龙灯狮舞。不料人流越来越涌,一阵阵被推来搡去,自己的脚根本无法自主。我陡然记起幼年之事,赶快叫全家五人紧紧搂成一团,妻术后体弱,把她护在中间。亏得那时孩子们都比较大了,能撑得住,否则真可能重蹈覆辙!


    国府路上看出会,是我记忆中与哥哥同出游玩的第一次。哥哥长我五岁,是他尽力护着我,我才未被踩死,从此拉开了我们兄弟一生患难与共的序幕。




宝宝

    当我从伤病中醒来重又留下记忆时,我家已搬离张家小楼,住到了中山东路南侧的三条巷,租住在靠近其支巷四条巷的一户糊纸盒铺子后面两间破旧潮湿的平房里。

    那时我仍卧床养伤,头创未愈,腿疮又生。父亲已经失业,母亲到人家帮佣去了。

    家里又多了个弟弟,叫做宝宝,他的模样我已毫无印象。其时姐姐在家,哥哥可能暂住到了姑母处。家里靠祖母照料,母亲抽空回来做些家务,有两次还带回了醋大蒜和酱牛肉。

    不久,宝宝夭折了,不知是什么病,恐怕都没有看医生,而营养不良必定是病因之一。

    从前养不大的小孩很多,几个月、一两岁便死去并不大惊小怪,更何况是在穷苦人家,因而宝宝没了时的情景我也无一丝记忆。

    宝宝是乳名,他的名字父亲还未来得及起。他没有准确的生卒期,一直不知道他来到人间于无知中苦挨了几多时日?

    五十年后哥哥在老家迁葬祖坟时,把他的名分也依附到祖宗一处,尽管是象征性的,但作为家族一员,总算给了他一个归宿。



姑母家

  姑母和姑夫可能先于我家从上海到的南京,一同在当时的政府部门里谋了个小差事,住在新街口广场东南侧路口的忠林坊里。

    我家在国府路时路西向南有条邓府巷,穿巷而出便是中山东路,跨过马路即姑夫母的工作单位,再向西不远就到新街口了。住入三条巷后更近,可从游府西街直达新街口。

    我印象里到姑母家去过两三次。忠林坊地处市中心,却闹中取静。弄堂里有多幢同样结构的西式小楼,姑母家住在靠外口一幢的楼上,有两间居室及厨房,陈设虽简陋却显得清雅。我在那里吃过饭,听姑母说过日本人的恶行与陋习,还听姑夫说过笑话。

    最后一次去那里时,馥已进入姑母家。她应当是南京人,与我同年而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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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3楼] 发表于:2011-11-23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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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二 成贤街

成贤街——两个小旅馆的故事

    不知什么时候又搬离了三条巷,相继住进两家小旅馆:先是碑亭巷北端一条叫一枝园的巷子里的“一枝园旅社”,不久换了不远处成贤街上的“成贤旅社”。前者只留有一个可怕的记忆,后者因住的时间稍长而多一些小故事。

凶杀案
    一枝园旅社的结构呈四方形,上下两层,周围客房,中央一个较大的客厅,大厅依靠屋面天窗采光,不甚明亮。我家住楼上,大约只有爸妈和我三人。有一天清晨旅馆里突然一片嘈杂声,等我起床出来,楼上四围走廊栏杆旁已站满了房客,大家目光一致地朝楼下看。我挨到栏边望下瞧,只见大厅中间地上仰躺着一个赤身女人,旁边有警察不知在干什么,周围也站满了人。我知道那女人已经死了,当时因人多并不害怕,后来想起反觉恐怖。据说是前一晚有一男一女来“开房间”,到早晨不知怎么发现男的没了女的被杀死了,总之是桩凶杀案。
    也许因了这件事,我家很快搬离了一枝园。

西瓜皮
    成贤旅社是平房,屋宇陈旧,门窗板壁处处有缝隙,常见人从漏光处偷觑房客内的“西洋景”,我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居室的结构也不周整,前后进呈梯形,我家租的一间在后进的最里边,其他房客通常走不到。
    前面有一间里住母女俩,姓胡,北方(好像是河南)人,跟我家同样是长住户。那女儿多大啥样都不记得,那母亲年约三十多岁,穿着很土,却涂脂抹粉,我不大愿意看到她,但她却是这旅店里唯一给我留下记忆的人。她早上起得很晚,醒来后也不下床,而是躺着唱小曲,喉咙还提得很高,并且常常敞开着门。唱的都是北方小调,不知什么内容,而几乎在每一曲的最后都要重复两句唱词:“三天没吃饭,啃了一块西瓜皮。”这两句词通俗易懂,唱腔也简单易学,时常有人跟着她哼。我至今会唱,并且“原汁原味”。
    后来看过的一些北方戏曲里从未再听到这两句词儿,因此典出无考,也许果真是她三天只啃了块西瓜皮而自况其苦衷吧。

鼓饼烘山芋牛肝煮面
    我家那时虽不至于以西瓜皮充饥,却也经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地艰苦度日。
    多少次等到中午父亲回来才有“饭”吃,有时是父亲从胸前长衫里掏出一只圆形的面饼,这种饼约一寸厚,直径一尺左右,形如板鼓,当地人叫“羌饼”,我家叫它“鼓饼”。它是用一团发酵面粉揿在平底铁盘上烤熟的,无油无盐,但有点香,也很充饥。
    有时父亲则带回一大包烘山芋,这是大家很爱吃的。这种山芋体长色红,绵软甜糯,烘烤后皮与肉分离,外皮不焦不裂而有多处含糖气泡冒出,香气四溢,撕开来皮肉间糖油直淌,所谓“糖油嗒嗒滴”是也。那山芋皮也很香甜,我们先吃了它垫底。1947年离开南京后(包括以后重到南京)再也吃不到那么诱人的炕山芋了。当时国府路东首有一山东人烤得最好,父亲是其老主顾,拮据时常可赊欠。
    偶或也改善生活,便是到成贤街上一家清真面店吃“牛肝煮面”,当时感觉“味道好极了”,后来却忘了那滋味。1959年经过成贤街,那爿店仍在,我没再去“回味”,我以为它必定腥气。但我在店门前徘徊良久,搜索当年仿佛去赴重大宴会般跨入店堂的情景。

白鲸鱼
    那时祖母和哥哥住到了姑母家,母亲仍在帮佣,姐姐也到一个顾姓人家当了使女,父亲白天大多不在家;旅馆里经常剩我独自一人,一直到天黑。
    成贤街南头是珠江路,我好几次傍晚从旅馆跑到路口等妈妈。路灯亮起来,但灯与灯之间隔得很远,因而路面暗暗的。倒是不远处有家药店,门上方伸出一块霓虹灯构成的广告,主体是一条侧面的白色鲸鱼,非常显眼(后来知道那是一种眼药水广告)。
    路面上很冷清,“鲸鱼”在母亲归来的方向,我一会儿朝前方看,一会儿朝上方看,仔细研究闪动着的鲸鱼,它增添了我等待的耐心。有一次等到母亲时,见母亲手里拿了个小包,回旅店母亲把它打开,是一双绣花女布鞋,很鲜艳,以后不知弄哪去了,似乎没见母亲穿过。母亲去世后的若干年里,常在梦中见到那鲸鱼在夜风里闪烁,但却一回都没盼到母亲走来。

毗卢寺
    父亲这期间有一个阶段在毗卢寺里教僧人读书,寺里给他安排了宿舍,我曾跟父亲在寺里住了些天。毗卢寺坐落于汉府街东头,是南京的大刹之一,当时国内颇有名望的圆瑛法师曾到寺里设坛讲经。寺中观音殿一尊站立的千手观音高数丈,胸以上破屋而出,殿顶上另建小屋以护之。寺后有大院落,四周为僧舍,有楼,父亲带我住楼上。有一次夜里我起来解手,瞥见院里大树上飘荡着一个人,吓得赶紧钻进被窝,早晨再看,原来是挂的一件僧袍。
    同室住一位陆先生,也是教师,无多印象。僧职人员中有一个叫“鸭子”的杂役,因其名字有趣而记得。那人中等身材而瘦弱,面部微凹,见人就眯眼裂嘴地笑,很是憨厚。寺里早晚吃粥常以腌菜佐餐,父亲说那腌菜就是由“鸭子”赤脚在大缸里踩压制作的。一日早晨醒来,见帐钩上挂着四只个儿很大的粽子,父亲告知是“鸭子”一早送来的。由此可知我在毗卢寺曾度过一个端午节。
    父亲在毗卢寺执教了多长时间不得而知,但他的和尚“门生”不少,有些后来曾有往来,解放后回到太仓居然还碰到一个还了俗正在生产自救的学生。

金陵寺
    在毗卢寺吃过大白粽子后不久,我又回到成贤旅社去听唱“西瓜皮”了。
    秋天一日,父亲带我乘小火车到近郊一个叫金陵寺的庙宇作客,那里的主持便是毗卢寺的学生。寺在一小坡上,规模不大却很幽静。和尚招待我们午膳,虽素食而极鲜美。那寺坐落何处一直没认真查找。
    前些年一位86岁的南京籍旧友来访,闲谈中问及,他并不熟悉寺名,但讲到小火车,他倒想起一处地方:在中华门外“养虎巷”南面铁路边有个“金陵里”,坡形地势,分南北两向上坡,并有“南山门”“北山门”之称,北面上去曾有一座“泾渭小学”,南面上去则可能是寺庙(故有“山门”称谓),坡后还有个兵工厂,小火车经此而设站台。
    友人家住雨花路,因此对那一带很熟悉,但因南京旧日寺院太多,故难记其名。

初游中山陵玄武湖
    大约也在那个秋天,哥哥带我第一次游览南京最著名的两大名胜——中山陵和玄武湖。那日天气晴朗,我们买了半只“鼓饼”备作干粮,步行出中山门,经明孝陵,上中山陵,登灵谷塔。中途经一小城堡印象颇深,那城不过一个房间大,后来得知叫做四方城,却不知它的来历和用途。我们一路除以饼充饥外,只买了几片生山芋解渴,芋片甜脆且水分足,后来也没再吃到过。返回时不知在哪里爬上了城墙,从城头上一直兜到玄武门才下来。那时已跑了几十里路,困顿不堪,所以游湖劲头不大,曾否踏遍“五洲”已不得而知。
    归来已近傍晚,玄武门外路边尚有卖旧书的地摊,哥哥在摊前浏览一阵后买了一本《老残游记》。我那时不知道能识得几个字,而这部书是我记得的第一本书名。不久经父亲阐发、哥哥吟诵,我便记住了那书最后的两句:“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哥哥在出游后写了一篇游记,中有描写游人如织的句子曰“玄武湖畔,人头滚滚”,姐姐看了大笑,说“人头滚滚”那还了得!但我却将哥哥与刘鹗的句子一并存入了我的名句词库。

清凉山
    姐姐在据说是做日语翻译的顾家受到虐待,一心想离开。一天她有意从楼梯上滚下来,对顾家女人说跌伤了,要回家歇几天,那女人只好同意。姐姐回来后就不再去了。哥哥在姑母家练习了一些时候珠算,这时也回来了。
    那已是初冬,出太阳较暖和的天气姐姐哥哥常去清凉山挖荠菜,因为远,只带我同去过一两次。最后一次他俩在山上偏巧碰见那顾家女人,那女人见到姐姐不由分说上来就掴了一个耳光,大概是因为姐姐欠了她几个工作日的缘故。
    数十年后我带女儿游清凉山,和她讲三国、六朝的典故,讲“虎踞龙盘”的来历,讲我小时曾来此挖野菜,但我没有告诉她她的姑母曾在此挨打受辱。
    姐姐小学刚毕业就分担了养家重负,越往后她的担子越重,一直到死。我不忍心提她的经历,我甚至有一种负罪感——我童年的衣食里渗透着她的血泪!

葱烧豆腐
    那个冬天,我们全家在成贤街度过,因为缺少寒衣,很冷的时候我们姐弟仨白天都下不了床,只能挤在被窝里取暖。
    有一天下雪,快到中了,哥哥下床做饭。菜是早晨妈妈买了留下的几块豆腐和一把葱,哥哥把葱切成长段、豆腐切成方块,在油锅里将豆腐煎得四面金黄,然后放入葱段加酱油烧煮,开锅后香味盈屋,姐姐直夸那是哥哥的“拿手好菜”。
    那碗端放到床前矮方几上的豆腐如今仍在眼前,床头姐姐清脆的声音犹在耳旁,而后来无论加了开洋蘑菇还是肉丝笋片的烧豆腐,再也品不出那好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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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三 马芳苑

马芳苑——佛门清静之地

    时近岁暮,大约连“鼓饼”都不易赊到了,我家不得不离开了房租较贵的客栈,从成贤街搬到中华门东的一所庵堂。那天落着小雨,由一辆黄包车拖着行李,经新街口还从姑母家接了祖母,祖母和行李挤在车上,我们步行,由城中心来到了城墙脚下的“新寓所”。这次迁徙可能是借助于一个叫张德福的力量,此人是贡院街“泰兴”服装店的老板,据说是个信佛的“善士”,与庵堂寺庙有交往,便介绍我家搬入了门东马芳苑的地藏庵,同时让哥哥到他店里当学徒。另有印象,是什么“常老头子”的徒弟的女人帮了忙才得以住进那庵。

蜒蚰与蚰蜒
    地藏庵在中华门东紧贴城墙根一条小巷的东尽头。进大门便是正殿,正座上供奉着地藏菩萨,旁边还有文殊菩萨等。我家借用了东侧一间狭长的屋子,从后面一个小门进内,门外有个小天井,约三四平米,其南墙即城墙,仰首可见高耸的城头,偶有顽童在城上“开仗”,便会有石子之类“流矢”飞落。屋内靠天窗采光,北面墙上有一个不能开启的小窗户,站到凳上可由此望到小巷折向北面的街景。靠北沿东墙搁的床铺几乎占了屋子大半面积,这床有点像北方的坑,一家人全都横着睡,脚搁在长凳上。房间没有天花板,地面铺的是破损的方砖,阴冷潮湿。墙面斑驳陆离,有许多水印,卧床仰望,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中附会出种种稀奇古怪的图案来。
    小天井里墙脚上总能见到蜗牛和蜒蚰(软体动物,学名蛞蝓。蜒蚰是家乡说法,俗名又称鼻涕虫),到处有它们留下的亮晶晶的足迹。这两种小动物虽则可厌,却并不可怕,我还时常拿小棒棒去拨弄它们,看它们的触角和身躯伸缩退让而取乐。可怕的是另外两种昆虫:蜈蚣和蚰蜒。蜈蚣我们叫百脚,这东西最怕人——其实它的主干并不难看,甚至有点像扁形的红宝石项练;怕就怕在它那长得密且爬得快的几十对脚上,父亲多次说起他颈项里的疙瘩就是让蜈蚣咬的,这更让人增强了恐惧感。蚰蜒(节肢动物,不是蜒蚰)我们叫作“蛤蛸(音)”(扬州人叫它蓑衣虫),体形较蜈蚣小而脚特别长,爬行速度飞快,打它不死时留下几只长脚逃走,那脚还在颤抖,叫人“惊肉痱子直凛”。这两种东西在阴暗潮湿的城墙脚下不比蜗牛蜒蚰少,真令人寝不安席。父亲为了让我稍微安心,在靠床的墙上用白纸贴上,且只贴牢纸的上沿,使纸下垂而有空隙,这样,若有虫子爬过便会发出沙沙声息而引起警惕。不过虽则与它们不时邂逅,却在醒着时从未发现它们进入“警戒区”,那纸主要起了挡墙面灰沙的作用。
    庵堂偏殿与我们住房之间有一小客堂,名义上公用,实则成了我家的起居室。白天我们一般都在那里,祖母念经,母亲拣菜做针线,我玩耍写字画画,还有吃饭、洗脚、闲谈等。吃饭若有荤菜,则避入里屋。

腌大菜与卤面筋
    地藏庵庵主是一位中年师太,不记其法号,而知其俗家姓陈。眇一目,本地人,很厚道,识字,能念出香客求签签条上的诗句并作阐述。庵里尼姑只她一个。另外有两个“佛婆”,一方脸者姓翁,一尖颔者姓刘。父亲好给人起绰号,背地里称翁妪为“方头”,称刘妪为“叽呱”——因其好说闲话且嗓音尖亮故也。我家住庵里一年半左右(约1944年冬至1946年春夏间),与庵中三人相处尚好,似未发生过严重的不愉快事件。
    我们刚到时,就吃了不少她们腌的咸菜。咸菜腌在巨大的缸里,一棵可以切出一大碗,咸鲜香脆,菜心部分最好吃,嫩而略带甜味。
    师太更有一种自制的私房菜——卤面筋,色青白,核桃般大小,贮于釉罐;启罐卤汁略带豆香,面筋质硬而酥,咸得入味鲜得出奇,无论粥饭,有它便胃口大开,且又极耐吃,四分之一只便够一人一顿饭。师太常以小碗盛五六枚相赠,我们视为珍馐。
    后二十年,妻的同事林老师,南京人,说她家制有此物,并在一次探亲后带来一瓶,我谢之再三。品其味却大为逊色,其质松散不若师太之紧实细腻,其味不闻卤香尤缺鲜头。这感觉与其他因为穷什么都好吃、到了不太穷时再吃便不那么好吃了的情形不同,那是真真正正的好吃,是家乡话所谓“吃得眼眉毛落下来”般的好吃,是不太穷了甚而即或富起来了也不易再尝到的好吃,至今道及,齿颊犹香!

滚铜板与打弹子
    马芳苑沿城墙由东而西,居民多为贫穷人家,东边住家较多,往西渐少,近城门处有坡。巷子路面除少数人家门口铺点乱砖外,全是泥地,雨雪天泞滑难行,许多人穿钉鞋行走。钉鞋样似中式棉鞋,底部钉有一二十颗圆形铁钉,极其笨重,离开马芳苑后没再见过。
    天晴路干时,孩子们便在路面上挖洞划线游戏。我与成群小朋友一起玩耍便是从那时开始的。最初的游戏单调而简便,即滚铜板和打弹子。滚铜板需用两块砖斜搁,前方数米处划一道线,参加人数不限,依次将一枚铜板从指缝间滑到坡形砖面向前滚动,滚至离线最近的为优胜,后者为第二第三……,而若滚过线界,便被淘汰出局,即“过犹不及”之谓也,其铜板归优胜者所得。然后优胜者可逐一“吃”后面各子,被击中的即被没收;过程中有一次不命中,便轮到下一个没被吃的再往后“吃”,如此直到吃光为止,再从新开始。打弹子有点高尔夫的味道,于地面挖一小洞,远处划一道线,大家从线界把玻璃弹子弹向洞口,第一个弹入洞的便可反过身来逐一弹击后面的子,击中即为战利品。一次击空便由下一个再弹入洞的替代,直至吃光。滚铜板成本颇高(那时铜板尚可作流通货币,一个铜板能买好几块烧饼),打弹子技术性强,要有稳准狠的功夫。这两者我都不具备,因而通常只能观阵助兴而已。
    马芳苑的小朋友我没有一个记得起名字的,这也与当时我家寄居庵堂同街坊邻居没甚往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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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四 庵堂里的日子

初见杀鸡与一进学门
    马芳苑往北连接两条路,一是南北向的油坊巷,一是东西向的边营。油坊巷口有爿老虎灶,曾有一小女孩冲开水时容器落地被烫伤,我亲眼看了那一幕,“危险”、“小心”两个词从此铭记心底。边营为那一带的大巷,东段有大乘庵,往西有边营小学。大乘庵较地藏庵规模大,庵主圆脸,笑容可掬,庵里佛事兴隆。
    我家住进地藏庵不久便过年了,记得母亲曾在庵门外杀过一只鸡,我不敢看,母亲对师太说我心软,不忍杀生,师太则说我心地善良有佛缘。那只鸡不知是不是为过年而杀?其实我印象里见母亲杀鸡的次数实在太少,唯独那次情形记得,并且一辈子不敢看杀鸡,却也一辈子没信佛。
    过年之后父亲想到该让我上学了,母亲带我到边营小学要求插班,学校没让进。后来哥哥说要“大将出马”才能马到成功,“大将”者,姐姐也。姐姐果真被激将而出,又果真出马见效。我一进校门便跳了半级。我的座位在教室最后一排,旁边是个女生,高出我半个头,年纪比我大得多,上课时老做小动作,又爱说话。在学校写描红毛笔字,背珠算口诀,诵读课文。尚记得一篇课文中有“白发老公公,眼花耳又聋,扶他过桥去,夸我好孩童”之句。我在边营上了一年多,二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就因搬家而中止了。我一直想不起我的启蒙老师的姓名和模样,也记不得包括那位同桌大女同学在内的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因而除了“白发公公”之外,这第一个“母校”留与我的几乎是一片空白。
    学校之外,“家教”也于此时渐次深入,“人之初,性本善”、“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类已能背诵多段,岳武穆(父亲总是称岳飞的谥号,以示尊崇)的《满江红》不仅会背会默写且会吟诵与歌唱;对历史上的许多知名人物如蔺相如、司马迁、汉光武、吴汉、张巡、文天祥、史可法、崇祯、陆秀夫、戚继光等,已初具印象;“三国”、“隋唐”、“水浒”、“说岳”、“西游记”等演义故事,也已熟知了不少。这些,一半来自父亲的讲述,一半来自“小人书”的“陶冶”。

拉警报与探照灯
    时值抗战后期,胜利前夕,南京呈现一派临战状态。鼓楼、新街口、大行宫等处的马路旁都挖了很大的防空洞,洞口还护以很厚的沙包,外有日本兵站岗,手持三八式步枪都上了剌刀,路人行色匆匆,气氛紧张。
    门东一带尚平静,唯夜间不时响起警报声,通常先拉间歇较长的预备警报,然后是一声接一声短促而剌耳的紧急警报,最后的解除警报为平缓而不间断的一阵长鸣。也有时预备警报后许久又响起解除警报,许是“敌机”绕道它去了的缘故吧。照常理,听到警报应该躲藏起来,但当时我们似乎并不害怕——即使害怕也无处藏身——警报一响反倒奔向大门外观看随声而起的探照灯光柱。我们那里远离闹市,天空漆黑,四五支乃至十多支铮亮的光柱在夜空交叉游弋,煞是壮观,用一个如今流行的词语,真可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遗憾的是一次都没见到空战,没听到丢炸弹或高射炮的声音,连飞机的影子都没见过,不知道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神经过敏还是美国人和蒋介石虚张声势?城墙根地势较高,每当警报过后,望得见远处中华路口张泰和药号的霓虹灯又闪烁起来,那抖动着的“泰和”二字小心翼翼地告诉人们,这一夜可以平安度过了。

求签诵佛与素斋
    既住庵堂,必逢佛事。平日里善男信女前来烧香磕头是常事,还有不少人求签问卜。求签颇好玩,一木制六角形签筒内贮有百多支竹签,问卜者手捧签筒跪在菩萨面前,边祷告边前后晃动签筒,竹签渐被晃出,此时要越晃越慢,待有一支轻轻晃落,便是菩萨给你的答案。签上有编号,按号撕取佛龛旁悬挂的签条,上有所得之签的等次和签诀。等次分上上、上、上中、中、中下、下、下下七级,得签者先看这等次已知凶吉,再详那打油诗般的签诀,说好说坏自能分清,具体意思则含混模糊。师太据签条,好的说几句顺风顺水的话大家开心;不好的则宽慰一番并嘱多求菩萨保佑。我也曾多次跪下求签,却不用点香烛,也不知问凶吉,有时连求多次,忽而“上上”,忽而“下下”,每出一签便去翻阅签条,总也不求甚解,只为好玩而已。也许因此而亵渎了神灵,让我这一生磕磕碰碰,难得顺心事;也许看在做过一阵“乡邻”的分上,并且一辈子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菩萨还容我健在至今。
    我“求签问卜”常乘祖母诵经之时,这样,师姑佛婆见了亦不加理会。祖母总是坐在文殊菩萨边上一桌旁念经,桌上摆着经书、朱砂印泥、一小段竹棒和一张约三十二开的黄纸。纸上印有如描红本上那样的两个双勾字“心经”,并在空心字里依笔画印有许多小圆圈。祖母每诵经一遍,便用竹棒沾上印泥往一个小圈里点上红色,那一张纸上恐怕有一百个圈,祖母的“功课”大约每天要点满一张纸,如果没有十分虔诚与耐心是做不到的。《心经》全称为《南无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唐玄奘“西天”取经后译出的。听祖母默诵颇觉拗口,只有最后“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八字朗朗上口易记,亦不明何意;倒是觉得文中反复出现的“菠萝蜜”很有趣。许多年后偶而看到此经本,全文仅二百多字,注释中说“波罗”乃梵语“智慧”之意。经文也尚可解,中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句,方知此语并非雪芹首创。祖母所诵最长的经是“金刚经”,好像没有点过圈;最短的只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每念一句捻动一粒佛珠,转完一圈,在串珠结扎处的短绳上拨上一粒小珠子,两段短绳共十粒小珠,全部拨完也算一场“功课”完毕。 
    庵里偶有大佛事,师太便请来大乘庵等处的尼姑一同进行,披上轻易不穿的袈裟,诵经念佛,钟磬齐鸣,颇有一番热闹。而我此时更感兴趣的是素斋的制作。这素斋是请了专业的素食师傅来操作的,但他们却用蔬果做出了各种“荤菜”。“红烧鱼”、“酱炙蹄”、“油爆虾”、“大闸蟹”都做得形态逼真,这些是用鲜藕在粗瓦钵内擦成齑粉,和上山药泥、土豆泥再加入淀粉、调料后造型、烹制而成的,“白斩鸡”、“盐水鸭”则用豆腐皮制作,上桌时哪像“素斋”,简直就是“满汉全席”!当然,我们只有“观赏”的份,品尝则是施主们的专利了。离庵后没再见过这样“另类”的素斋,但我一直不明白,既然是斋食,为何偏在佛门清静之地弄出这许多荤腥样式、给人以生灵涂炭的感觉?

着棋与练字
    姐姐和哥哥在外打工,偶有休息回来一天半日。哥哥在家时便教我算术和珠算,有时还跟我下象棋。下棋我自然下不过他,却又心里不服嘴上耍硬,并常悔子玩无赖。哥哥那时也还是个大孩子,有一回见我着急有意逗我,“嘻牙”我(“嘻牙”,家乡语,用言语或动作炫耀自己奚落对方),把我急哭了,适父亲在旁,便做出要打哥哥的样子,哥哥“逃”到大门外面,我才消气。偶或哥哥带我去捉蟋蟀,据说城墙根阴湿砖堆里的蟋蟀厉害,若能在蜈蚣窝或毒蛇洞里找到一种头色暗红叫做“蜈蚣头”的,更是上品。我们有一次捉到几只貌似“蜈蚣头”的,哥哥将其带去店里,说要和人家“一决雌雄”,但下一次回家时告诉我那是最没用的“棺材头”,临阵时望风而逃,给人家笑话了一场。哥哥儿时比我更少享受到童年的乐趣,这些玩乐事他大多不在行。
    姐姐在家时除帮祖母母亲做家务外,有空便练习钢笔字。她总是坐在那张吃饭做事兼写字读书的八仙桌面朝西的凳子上,一写就是好几张纸。有一次她专门练一个“我”字,写法是第一笔一撇连竖钩后便是一横,省去中间一提,还问我可好看?我说好看并跟着学写。这种自创的“草书”我直到工作初期还常这么写 _。哥哥练毛笔字,小楷临《灵飞经》,大楷临《玄秘塔》,写得都很好,他为祖母抄写的《心经》就是一手《灵飞经》体。

马菊英与白鹭洲
    姐姐这个时期有一要好小姐妹叫马菊英,家住门西灰堆巷,姐姐休息时她常来玩,我也跟姐姐去过她家。她家也很穷,她曾和姐姐同事,后来失业了,姐姐很同情她,不时给她些小资助——虽然自己的私房钱并不多。有一次她带来一则新闻,说附近的白鹭洲发生一桩凶案,一个女的被枪杀了,并描绘了一些可怖的情景。我自此存有戒心,后来许多次到夫子庙却一回没去白鹭洲。其实当时那里非常荒凉,没啥好玩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建起公园,范围也不大,我在1968年底去过一次。另外,这个白鹭洲不是李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里的那个白鹭洲;这个在城里,李白的那个在水西门外靠近长江边——原来南京有两个白鹭洲。

赤豆冰棒与姐弟合影
    棒冰是冷饮中最普通的一种,北方人称冰棍,我们叫棒冰,南京人叫冰棒。“冰棒”喊起来响亮,小贩们身背绘有马头标志的白色木箱,用一块与棒冰相当大小的木块,边走边用木块敲击木箱边吆喝“冰棒冰棒,马头牌冰棒,老牌冰棒……”。棒冰我无疑早就吃过,而留有印象的那次则在抗战胜利当年的秋天,姐姐哥哥带我同到夫子庙玩,我们从瞻园路进去,迎面便有“马头牌”敲过来,姐姐随即买了三支赤豆的,大家吃着进入夫子庙。那次去的主要目的是拍照,拍的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半身照。姐姐居中,她可能是为拍照第一次烫了头,烫的当时女青年较流行的齐颈蓬松发式,她两手搭在哥哥和我肩上,哥哥在她右边,我在左边。我们三人都微笑着,很自然,哥哥和我翻出外衣的白衬衫领,显然是为照相才有那么整齐。照片为二寸横式,六十年过去,还相当清晰,可惜记不得是在哪家照相馆拍的了。
    这是我们姐弟三人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影。第一次是在上海,时间推测当在1938年冬至1939年初之间,很有可能是姐姐十岁生日时的留念。姐姐生于己巳年(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初九,即公元1930年1月8日,她的十岁生日按农历算,公元应是1939年1月28日。拍的是四寸竖式,在一个圆形底座上,大概搁了张矮凳,大家坐着,姐姐在左,哥哥在右,我在中间。我双手捧一只桔子,脚搁在圆座上。身上穿的都是棉袍,脚上我穿棉鞋,姐姐哥哥穿带搭攀的皮鞋。我们都无明显笑容,却都自然大方。妈妈抱着我的那张一寸照,必也此时所拍,我的衣着表情以及那只桔子与姐弟照一般无二。

椒盐胡桃与小补诞生
    春节后的一天,哥哥带我到医院去看望母亲。经过三山街时,在一爿糖果店里哥哥买了一大包椒盐胡桃——盐炒核桃仁,他告诉我这是很补的,给妈妈补补身子。医院在内桥,没有留意医院的名称。母亲住院是为了生养,见我们去很高兴,当时还在待产,说了些什么已不记得,但核桃仁肯定是我先尝了滋味。后来但凡吃到椒盐桃仁,我就会想起母亲的医院和弟弟的诞生。
    1946年2月11日(农历丙戌正月初十),妈妈生下弟弟,父亲给他起名小补,意思是补偿宝宝的失去而添来的。因为佛门禁地,生养后有“血光”冲撞,母亲在月子里不能住回庵里,便在门东信府河豆腐巷口的一家小客栈暂住,店名不记,姑且就叫它豆腐客栈吧。祖母和姐姐轮流给母亲送饭,晚间也由她们陪护,直到满月。我常去玩,但没耐心老呆在那狭小的房间里,便在客栈周围闲逛。豆腐巷口中华路上有座小桥,桥堍多小摊贩,有几个印象颇深:一是卖驴肉的,那五香干切驴肉红里透出金黄,色泽鲜明浓香扑鼻,委实馋人。父亲买过多次,只是量少,摊派下来“多乎者不多也”,很不过瘾。另一是卖炸白果的,用铁丝网兜盛白果在小火炉上摇晃着烧烤,待劈啪作响烤熟后,趁热吃最是香脆甜糯,一角钱炸一大把可得半日消闲。还有一个是专骗儿童的转盘游戏:一根竹棒横担在中轴上,一端下垂一针,拨动另一端使之转动,针尖停落到写有奖项的红杠上便可获奖,否则为空门。我因没有资本而只是看别的孩子去转,但极少见有得奖的,那细如鞋线的头奖更没人能转得到,我便越发没兴趣参与了。我一辈子不信运气不买彩票以至不上股市,除了始终没有资本而外,也与此时的养成有关。

马车与公共汽车
    抗战时期南京老百姓的交通工具以马车和黄包车(后称人力车)为主。马车以新街口为中心向四面辐射,往南有新街口到三山街、三山街到中华门的,也有新街口直达中华门的。车上面对面可坐六个人,带小孩挤一下八人也行,若再上一个可登坐于车夫身旁。此期间(直到胜利后)我乘坐过不少次,并且无论乘客满否,我都要坐到驾驶座上,显得很威风。胜利后开通了中山码头到雨花台的公交线路,便也常乘公共汽车了,但有机会仍喜坐马车。乘公交经内桥时下坡有个“一乌头(心脏下坠)”的感觉,我随哥哥同车时哥哥总会提醒“一乌头来哉”,但即或预先提防那感觉也难避免。

放风筝与拣石子
    抗战胜利前是不可能去雨花台的。当时虽还没有“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但日本兵强奸妇女又割下乳房的传闻,以及烧杀掳掠的大概情形,已听到不少,雨花台等荒凉可怖之处,哪个敢去?到雨花台放风筝拣雨花石应当是1946年春天的事。我去放风筝只有一次,大约是和三五个邻家小孩同去的。我带了哥哥帮做的“瓦爿式”纸风筝,放得不稳不高;邻家小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风筝,有的几次“栽跟头”便散了架。于是我们在土山上玩起了“滑滑梯”,一次次争先恐后地爬上坡顶朝下滑,哪顾得砂石磨破了衣裤!
    在玩耍的同时,大家都眼尖手快地拣拾雨花石。雨花台上的石子俯拾皆是,但层面上很难找到精美上乘的,我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把口袋装得满满的,回家往水里一浸,倒也红红绿绿非寻常石子可比。后来我又随哥哥在雨后去了一次,收获较多。我挑选了二十多枚品相好的收藏起来,其中有一枚绿色透明椭圆形的和一枚红白黄环环相间珠圆形的,还有一枚朱砂红上有“黑眼”近似三角形的,当为珍品。我把它们从南京携归太仓,参军时自不便带,后不知去向。迨至21世纪初,于某展览会之雨花石展台上,见一枚亦为红底带“黑眼”者,与我曾有的那枚十分相像,标有“参考价”为800元,不免咋舌!

门东遗物
    1946年春夏间我家搬离地藏庵,两年半后,父亲他们又回到门东,租住在边营一刘姓房东家中,直至1949年秋回太仓。离宁时留下两件东西寄存刘家:一箱旧书和两条草席。十年之后,哥、嫂到南京,我们故地重游,也去刘家拜访,那两件东西居然还原封未动悬于客堂壁上,于是致谢取回,携至板桥。后来草席转辗上海送回太仓,怕的还用了几年。那箱书里则有《沧浪诗话》、《文心雕龙》、《陆文宣公奏议》、《阅微草堂笔记》、《幽默诗话》及《聊斋》等,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洋装铅印普及本。后《聊斋》寄给哥哥,在“文革”中陪同其它“封资修”付诸一炬;《奏议》为唐德宗时名相陆贽所著,以其奏议(本章)说理精密、文笔畅达而名世,后不知何人借去未还,为之耿耿;其余保存至今,算是父亲留下的遗产了。
    父亲很欣赏袁子才,那年仅将一部《随园诗话》带回了太仓,到了后来的“天灾”时期,草纸也要计划还需花钱,且生活无着,食不果腹,哪还有心思“诗”什么“话”,于是《随园》竟“随缘”充当了卫生纸。嗣后我一直想读此书而不得,却先见到了钱钟书的《谈艺录》,书中于《诗话》多所赏析援引,对袁氏“性灵”之说亦颇推崇,于是益欲窥其原著,乃于1988年托友人于北京购而始得之。《随园诗话》复置于王氏家门案头,也寄寓着对落魄一生的父亲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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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6楼] 发表于:2011-11-23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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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五 似曾“阔过”

似曾“阔过”——长乐路14号



    抗战胜利后,父亲的一位文友办了个周刊《大地》,辟一专栏“今聊斋”给父亲发表文章,有了些收入;姐姐到一家“洋行”工作,哥哥也经父亲托人介绍进了“储备司”,有了一份“饷”。这样,我家境况稍有好转,便拜别地藏菩萨、谢过主持师太,搬离庵堂,住到了长乐路14号。

长乐路在中华路中段,虽称“路”实为一条大巷子。我家租借的14号,门牌已斑驳,哥哥自制了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钉上,很是显眼。进门有个小照壁,照壁后有个小天井,天井两侧为住房。我家住右边两间一厢,均附有简单家具,较之马芳苑环境好得多。外间隔成两半,一大半作客堂用,一小半是我的天地,父母带弟弟住里间,厢房是姐姐的卧室。那时祖母已随姑夫母返乡,哥哥则住在单位里。左邻右舍及房东一概不识,但门里必定住有其他人家。

在这里度过了1946年的夏季和秋天。

夏季里,母亲有过一次“阔绰”的举动:买进成担的西瓜。当时似乎一般水果店里不买西瓜,而是瓜农或小贩肩挑瓜担沿街叫卖,而那回母亲竟买了一担,这是空前绝后的事。我还记得那是一种椭圆形的“枕头瓜”,不是南京著名的“马陵瓜(后称园陵瓜)”,但能够捧到“枕头”啃啃已然其乐无穷了。

秋天的一个星期日,我清晨醒来就见床头柜上摆着一包奶油巧克力,还有几张角票,这是姐姐昨晚放上的。不久哥哥回来了,他又带我去游中山陵。这次比上回潇洒得多,不仅有巧克力,还买了一大包五香花生米,并且有部分路程是乘的公共汽车。不过主食干粮依旧是鼓饼,它价廉、香甜、便携,与我家有着难解的情结,以至若干年后我上虎丘、登庐山,也还要带上一角以追思儿时的苦乐。

这年的中秋夜,我家在院子里点燃了一炷宝塔香,它由五六层卷子香组成,高一米许,外层用金银彩纸包裹。这种香如今年节时地摊上都能买到,当时用它却算得气派。非但如此,塔香之侧同时还用炭火盆熏烤檀香木块,一时间烟雾氤氲,香气盈宅,在我家算得是一桩盛事了。

长乐路期间家里多次有客来打牌,人色不详,但决非引车卖浆者流,而我们家是没人搓麻将的。牌桌上有筹码,但没见过谁掏钱,其间还招待以绿豆汤莲子羹之类,气氛平和友好,不可能是赌局。我家不备麻将牌,若有的话我会拿来搭积木,那么牌是客人自带的了。来客何许人,招待缘何因,姑存疑。

这一时期生活稳定,吃饭时多有荤腥,母亲的家传菜“肉炒蛋”经常上桌,还开始看戏看电影,我们的穿着也较之前齐整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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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7楼] 发表于:2011-11-23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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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六 天衣无缝的把戏

    在夫子庙学会的把戏,在其后数十年间,我曾以此让无数人瞠目结舌、惊讶不已!

建康路——苦中求乐的一年



    秋后,我家又一次迁徙,住到了建康路。其实长乐路地段不错,距三山街、夫子庙很近,且宜于住家,怎么半年左右就搬走?而住进的又是一家旅馆,房价必定比民居高昂得多,为何舍低而就高?当然,这些不是小孩家过问的事,那时也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



长安旅社

    我家住的旅馆叫长安旅社,靠近建康路口,坐北朝南,西距太平南路百米左右,路口的大楼是银行,旁边几家小店过来即旅社;东边一座小洋楼为律师事务所,往前可达大中桥,其间有建康路小学;路南正对门有个大邮局,邮局东侧即1路公交终点站(这路车几十年未变),西侧为贡院西街入口。

    旅社前后三进:第一进为账房间、伙计用房及几间小客房;中间一进进深较深,是客房主体;后进为老板家住所及公用厨房等。后门口有道小河,淘米洗菜汰衣服刷马桶成日价河滩边有人忙碌。老板姓陈,五十来岁,戴近视镜,一口老南京腔,见人无论老少都笑脸相迎找话茬儿。店伙计有小萧者,瘦长脸,高挑个儿,是店里知名度极高的“歌唱家”,闲着时常有人起哄要他“来一个”,他便用手捏起松弛的颈皮抖动,使“歌声”带有颤音,“啊、啊、啊——”试几下音后停下来,郑重地望着大家说:“就是这点儿难!”众人大笑,他显得有点腼腆。哥哥和我对此都有极深印象,“就是这点儿难”成了我俩做事打趣时的经典口头禅。

    我家住10号、11号房,另在第一进有一小间做起居室。日常生活主要在起居室,靠房门有张小方桌,读书、写字、吃饭、会客都以它为中心。相邻房客有姓滕的编辑、名李甫的医生、说是少校军官却从不穿军装的张先生等。这旅社以常期住客为主,所以这些“邻居”都相对稳定。



路边景观

    我那时失学,看些连环画、练练毛笔字就算是我的“功课”了,“课余”便帮母亲带弟弟或“跑街”——打酱油买烧饼之类。弟弟还不满周岁,我常背着他在旅社周边玩。

    马路边有不少地摊,以卖各色“玻璃丝袜”者居多,其次是“钢精(铝)”制品,而最吸引我们的是卖美国巧克力的摊子。那巧克力长条形,无包装,厚有一厘米多,每条可掰成两厘米见方三小块,坚硬而滑爽,很耐吃,每条只一角钱。小贩高喊“美国舶来品,价廉物美”,生意很好,我买过多次。可惜到来年就见不到了,代之以的是包装精美却薄得多又贵得很的那种,于是我们就极少问讯了。还有几种食品也颇吸引人:一是冰淇淋,卖者坐路边用一圆筒形器具制作——把鸡蛋与牛奶狠搅起沫,然后封闭器具用摇把猛转,少时即成。它的售价很低,五分钱就可买一小杯。到秋天便有抄着篮子叫卖“老乌菱”的,那种菱外壳黝黑而坚硬,壳面凹凸起伏构成各种奇异的兽面图形。还有一种是天冷时沿街叫卖的“糊”,它装在厚棉套包裹的大铜壶里,米黄色,很稠,内有白豆、花生米、核桃仁等,味咸,带胡椒香。这东西很受欢迎,听到那浓厚北方音的一声“糊——”,住近大门那家的小三子就会招呼大家去买,我家总要买上两三碗。离开南京后再没吃到过,偶而想起,还仿佛看到那“糊”从铜壶里倒出时的腾腾热气。

    秋天的晚饭后和冬天的下午,常带弟弟到路口银行门前玩,那里很热闹。秋夜路边店悬挂的大瓦数白炽灯下,都吊着一只白色的锥形纸套,套底堆积有厚厚的小飞虫,而灯四周飞虫们仍密匝匝地围舞着,形成最显眼的“看点”。冬日则聚着许多晒太阳的人,不少妇女倚在银行外阑干上做针线活。有一对已是大姑娘的姊妹俩,几乎每次去都在那,因而知道叫月华、月英,她们喜欢逗弟弟玩,我便乐得一旁看小人书。有一次我要回去了,她们把弟弟抱到我背上,弟弟还想玩,头往后一仰,我屈转的手臂还没夹紧,他差点倒栽葱摔下来,把我惊出一身冷汗。

    建康路是条大马路,常有各种社会活动的队伍经过。有一回竞选什么“参议员”,好几辆敞篷汽车招摇过市,车上的人边用喇叭宣传边散发传单;车后还有人跟着跑,对路旁观看者说投某人一票给十元。贿选在当时似乎也应属违法,何以竟如此明目张胆!迎亲、出殡的队伍则时有所见。当时私家车和出租车并不多,迎亲多用扎彩马车,殡葬队伍多为步行,看热闹的对婚丧队伍更感兴趣--有人喜欢追着嬉闹,有人喜欢陪着掉泪。

    虽说是大马路,路面质量却很差,气候稍热沥青便熔化,一道道下陷的车辙纵横交错,孩子们便在松软处挖出柏油捏小人做玩具,见有警察来就四散逃逸,但警察好像并不过问。我未曾参与其事,觉得这种玩法太“小猴儿”了。



儿童福利社

    1947年春节后,白下路娃娃桥的“儿童福利社”开办(也许先期已有),父亲让我自己去报名,一位姓何的中年女老师简单问了几句,又站到她跟前被约略地“体检”了一下,我便第二次“入学”了。

    这是一个似学校而又不称学校的社会福利单位,可能是宋氏姊妹兴办的慈善事业,以穷苦人家孩子为对象,不收取任何费用,让上不了学的儿童有个归宿。学生们早晨到校后,有一杯牛奶一只面包免费供给,然后上课,却不严格分班,只是按报名询问时的印象粗略地分为初、中、高三个班级。我虽只上过不足一年学,但已年交十二,且老师觉得有点聪明,竟将我编入了“高级班”,而这所谓的高级班所学算术不过四则运算,语文不比“白发老公公”高明多少,只不过多了一门自然,听到点动植物常识而已。尽管如此,我仍为又有了学上而兴奋、而珍惜、而努力,不久我便被遴选作“小老师”。

    福利社的儿童要参与公益活动,扫盲即其任务之一。被选的小老师二人一组,拎上小黑板,到分工所在地为底层的文盲工友“上课”,一对一地教他们识字写字。我的“学生”是一位管烧火干粗活的炊事员,大约三十来岁,他没把我们当小孩,学得挺认真,字写得不好时还露出羞赧的神态。我们的“教学活动”进行了三四次便中断了,但这倒成了日后我七年教书生涯的“起步”。

    近端午节时,学校举行纪念屈原活动,听讲屈原故事外,还用黄泥塑屈原像。我想屈原是做过大官的,便照京戏里萧何的模样,给他戴上“相貂”、穿上“蟒袍”,手持“朝板”、“玉带”围腰。几位老师看了笑着议论道,这是走运时的屈原。后来知道,这种装束只有戏剧舞台上才有!

    不久,福利社与菊花台孤儿院联欢。我们乘带篷卡车到那里,小朋友们在大门口迎接,相互手搀手进入楼上一个大厅,厅内悬灯结彩,一排排小桌椅挤得很紧,桌上摆满了糖果糕点。入座后先边吃果品边交谈,然后看自编自演的节目。那次玩得非常开心,并且学会了“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那首歌。菊花台在宁芜线上起始段,我第二次到南京在板桥工作,三四年间火车上许多次途经菊花台,望着那平坦的高冈,每每勾起儿时的记忆——并且是难得快乐的一点记忆,总想再去看看,却没能一鼓作气而终未成行,是为憾事。

    快到夏季时,我们又开展了消灭蚊蝇的宣传活动。大家举着自制的蚊蝇模型和标语牌,上街游行,喊口号、散传单,一次向南到夫子庙(餐饮业集中处),一次向北到新街口(人流量大),一个个都像肩负神圣使命,那种认真与虔诚,是后来什么“革命”时搞疲沓了的游行之类所无法比拟的。



建康路小学

    暑期后新学年开始,我到建康路小学上四年级。学校很正规,规模也不小,但学费较贵,而我家一直拖欠着,连书本和校服(“童子军”装)也都“赊账”,学校久催之下父亲“光火”了,说学“呒啥上头”,姐姐、哥哥上学不多,也都“蛮好”。于是,不到两个月我便负债自动退学,结束了我在南京的“读书生涯”。因此,对学校老师一点印象也没有,同学只有一个叫刘耀武的,因其家住状元境口,后来到夫子庙玩经过他家常见到才得记其名。

    此次入学唯一可记的事,是开学不久学校便组建“童子军”,什么条件能参加不清楚,反正我在其列。童子军配有绿色短衣短裤“军装”、镌刻“智仁勇”三字的皮带和一根绿色长绳,戴船形帽。组建后为了“建军检阅”正课都不上,体操老师成日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不久便全体参加了“阅兵”仪式。仪式在小营机场举行,开始后主持人即宣布“蒋总司令训话”,原来蒋介石还兼任童子军军长。我们的方阵离“司令台”很远,看不真切,更听不清讲些什么,但也算是见到过蒋介石了。遗憾的是我们的“总司令兼军长”没能为我免除学费,与之一面之后我便又一次辍学了。

    在后来和刘耀武的交往中,他给我看了他的集邮册和许多小画片。他的集邮很丰富,自清末至当时所使用的,虽然不少是普通邮票,却也多姿多彩;还有许多美国和香港的,印制得更为精美。“小画片”则是香烟盒里的赠品,一套一套的,如梁山一百零八将、封神榜诸神、三国将帅等,十分引人入胜!我受其影响,也便开始收集。我家那时无甚信件往来,要集邮只得买新的,好在旅社对面就是大邮局,凡有新出特种、纪念邮票都能买到,不过本钱太小,只能买面值最低的,其中有“国民大会”开幕、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等,一直保存到“文革”。至于画片,我只有从父亲的烟盒里搜罗,但数量毕竟有限,“成套”的更是谈何容易?集邮的习惯倒是从此养成了,一直到三十年后我女儿“接班”为止。刘耀武是建康路的同学,因此这也姑且算作建康路小学的收获吧。 



夫子庙游乐场

    辍学后通常上午自己读书写字,也帮母亲做点零碎活或“出差”干点什么;下午则常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夫子庙游乐场便成了当然的去处。游乐场在夫子庙大成殿后面一片数百平方米的广场上,属于北京天桥式的场所,各种杂耍、卖狗皮膏药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应有尽有,无论寒暑,只要不落雨雪、不括大风,总归人气旺盛、热闹非凡。我多数是穿过贡院西街一条弄堂进入夫子庙,弄堂里一字儿排开卖蜜饯果脯和炒货糕点的店家,我每次只花五分钱买一片芒果脯,这东西甜里带酸,吃完了肉还可将核壳咀嚼一阵,能消磨半天时光,且又生津耐渴。“富裕”时也还包一角钱花生米,就玩得很“奢侈”了。

    场内最显眼的是“三上吊”的场子,把一个小姑娘的头发扎在绳索上往高高的木架上吊起,还让她做各种动作。小姑娘开始表演很自如,之后渐露痛苦表情,场主便双手抱拳求看客们扔钱,达到一定数量后才将女孩放下。这是我最不喜欢的节目,偶而从远处望一眼高吊着的女孩,心里都揪得慌!

    卖狗皮膏药的摊上从未见有狗皮,却有巨蟒和毒蝎。那蟒蛇仿佛兰州拉面的面团,任凭“拉面师傅”在手中上下左右盘弄,总是显出百般温顺,与它的外貌反差极大;而麇集于长方形篾匾里的蝎子们,虽躁动异常却不越雷池一步,没一只爬出匾外的。这场景有点剌激,但无甚美感,有时还会让人看出鸡皮疙瘩,我也仅片时驻足而已。

    至于拉洋片、看西洋景、小木偶打架之类,我都嫌太幼稚而不屑一顾。倒是一种“两人摔跤”看着饶有兴趣。“两人”者,其实只有一人表演,另一个是假人,但摔跤时扭捏厮打、扑腾翻滚,那假人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令人莫辨真伪。最后表演者将假人举起往身后一背,两手摊开鞠躬谢幕,观者会心大笑、鼓掌掏钱,大家都很开心。可惜这个行当流动性大、无固定场子,难得看到。

    吸引我站定花时最多的是看变戏法。这戏法的舞台只是一张铺了白布的长条桌,没有灯光幻影、大型道具。变戏法的站在桌后,另有一个帮腔的,所谓戏法都不过是些小玩意儿,但全靠与观众近在咫尺的手面功夫,也非易事。表演时两人说得多、变得少,不断地卖关子,却在你不经意时倏忽间变成了一套,引得小孩子们——也有大人们——啧啧称奇。大凡四五套变过之后,摊主便告诉大家只需花一角钱就可全部教会,于是总有一拨好奇者跟那帮手到一个小篷子里去面授。我也“受训”过一回,学会了“走币”——茶杯下钱币忽有忽无;“飞牌”——一叠扑克牌里插入一张会飞出;“落钱”——两根鞋底线穿进一把铜钱自动脱落;“遁烟”——点燃的香烟放入手心便无影踪。以及“硬币入眼”五种,至今未忘。那前四种都须小作准备,难以即兴表演;后一种只需硬币一枚,便可随时随地现身说法,硬生生地把一枚钱币塞进眼里。这套把戏我演来得心应手、十分娴熟,哪怕四周近身围满了人,也能“变”得天衣无逢。数十年间我曾以此让无数人瞠目结舌、惊讶不已,连“牛棚”里的看守们看了都苦苦央求“再塞一个”。想想当时那一角钱花得真值,换来了许多自己的和别人的快乐。

    游乐场内外有许多卖玩具的摊子,逢年过节时犹其多。我买过一只有弹性可“走”动的泥鼠,一尾会“游”动的竹蛇,一只“响”数不多的“嗡(空竹)”,一柄“青龙偃月刀”和一张关公像面具。我玩得很“把细”,它们都几乎陪到我离开南京才移交给弟弟。我使空竹的技术不高,从未抖出过那种高昂得生出回音的声调,也不敢将它抛向空中,顶多将其挑起于短竿上使之平衡旋转而已。后来没再买过,倒是自家发明了用茶杯盖和毛竹筷配套的“空竹”,却也轻便灵活、挥洒自如,在那“吴正泰(牛棚)”小楼上与“难友”及“警卫”们着实娱乐过一阵。



龙门拜香

    父亲年轻时就染上鸦片嗜好,自命为“文枪”(梁叔是“武枪”),虽穷困而不能戒绝,有点收入时也因此而常陷捉襟窘境,于是乞贷亲友,成其故伎。他自己一般是不出面的,只是写一求助函简,由母亲上门通融。我曾随母亲到中华门外去过两次,一次是长干路(今雨花路)上某律师家,一次是扫帚巷里扫帚寺某和尚处,成效如何已记不清,可能没多也有个少吧。

    有一回竟让我独自出马,到大行宫口中央饭店找一个姓罗的人。可能事先已然允诺,那人看信后就拿出五十元钱让我放好,还问了我几句什么、夸了我几句什么,我道谢出来后颇为自己“能干”而高兴。五十元当时不算小数目了,我口袋里第一次装上这么多钱,真还有点兴奋。回到旅社,父亲接过钱就要我赶快去追母亲。原来他们生恐我扑空,母亲已拿了一大包衣物去当铺了。我一路奔跑追到升州路一爿典当时,母亲也刚进门,我松了一口气,追回了即将入冬的寒衣。

    父亲的求助信函大概有某种固定模式,都是文言文,还用“四六句(骈文)”,他名之曰“龙门拜香”,未知出于何典,我们只知是告借求助的代称。解放初期他还给梅兰芳写过,记其起句为“白门一别,倏已数载”。后来父母带了弟弟还去过上海梅府,母亲说梅夫人谦和好客,亲手削了个大苹果给弟弟。不知他们见到梅先生没有?也不知父亲在“白门(南京别称)”何时与梅先生相聚过?但早年父亲在上海多次看梅兰芳的戏,当是不争的事实。

    父亲也正正规规地戒过一次烟。我在儿童福利社时,他曾到内桥北堍一医院住院戒烟,我给他送过夹有桃仁的软糖,并在那听他讲了“一只眼”的鬼故事。戒烟成功与否要打问号,反正解放初期他回到太仓还在找“燕子——或‘烟纸’、‘烟脂’——窝(售、吸烟场所)”,也因此还得要“龙门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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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8楼] 发表于:2011-11-23 13:24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七 姐姐二三事

姐姐在一家“洋行”工作,平时提起只说“洋行”如何如何,我也没去过她那里,因而名称地点皆不详。她下班回来常带些水果糕点之类,“档次”还挺高的。有一次带回一篓“花旗蜜橘(美国甜柑)”,晚饭后用刀剖了大家吃过,姐姐到靠墙小桌上取抹布,忽然尖叫起来,大家一看,原来抹布下藏了只小蝎子,真是怕煞人也!幸亏没蜇着她,只虚惊一场。

后来姐姐生病住进鼓楼医院,因为太远,我没去探视过,母亲经常白天去陪伴她。有一天晚上我已和父亲在洗脚了,忽见一名警察喊着“十号王桐荫(父亲当时用名)”走进来,父亲连声应答。警察告知母亲出了车祸,现在把她送回来了。我们慌忙奔到大门外,从警车上把母亲扶下来,还好,母亲尚能自己行走,主要是眼睛受了伤。原来那晚母亲从医院返回乘的是黄包车,不知何故途中翻车,车夫逃逸,路人报警方得送回。幸亏对房李甫医生在家,请他当即为母亲清洗眼中泥沙,敷药防护。过了两天眼睛消肿,母亲又去医院看护姐姐,但没敢告诉她翻车的事。

    姐姐出院后一个阶段,不知因继续养病还是单位里调了班次,每日下午有一段空闲。她自幼喜好京剧,父亲为她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戏。老先生用手在桌面上敲拍板眼,低声教唱,姐姐也轻轻地跟着唱,因她基础较好,先生只须关键处点拨到位即可。姐姐学的好几出戏我都熟悉,只有《贺后骂殿》是新的,那一大段二黄唱腔跌宕起伏,非常好听,我也跟着学会了,并且从一连串“贼好比”中又知道了一些典故。我除了“偷戏”,也有差使:每次都要到贡院街“永和园”去买正宗“蟹壳黄”招待老先生,自然大家也都有份的。听说姐姐后来曾客串彩唱过,一份小报上还登了消息和剧照,可惜我已离开南京。

这一时期,姐姐带我看过几次电影和一场话剧。在贡院街“首都电影院”看的三部全是美国影片:一部是《艺人魂》,说一位落魄艺人死后仍钟情艺术并助人为乐的故事,内有他的“灵魂”穿马路从飞驰的汽车身上“走”过的镜头;一部叫《黑猫女郎》,一只通体乌黑、目光锐利得有点吓人的大猫,时而幻化人形在人际社会中活动,时而现其原形回进它的大铁笼里,反正有点怪怪的;还有一部是动画片《小鹿班比》,叙述一头名叫班比的小鹿勇敢顽强地逃避过森林大火的经历,场面非常壮观,故事也十分感人。那时外国电影尚无配音,中文字幕简单而快速闪过,因而详细情节大都不甚了了。此外,我还跟姐姐到新街口“新都电影院”看了场《天字第一号》。那天影院里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因为那是最新的国产片,又是“间谍片”,所以特卖座。说的是我国特工人员打入日伪内部、获取情报打击敌人的故事。所谓“天字第一号”,是假扮女佣潜入敌营的女特工头目的代号。饰演“一号”的演员叫欧阳莎菲,因此剧而名噪一时,解放后不见踪影,不知是否去了台湾。

看的话剧是《原野》,也是在“首都”演出的。那天场子里人不满,我们坐在楼上前排,整个舞台清淅地呈现在面前。开演时,场内灯光渐次暗灭,大幕在远去火车的机轮声中徐徐拉开,彤云密布的暮色里,一个形态粗犷衣衫不整的男子,沿着“铁轨”步履蹒跚地走来——一开始这充满着神秘气氛的沉闷场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而往下的情节直到若干年后读了曹禺原著才清楚。戏演的时间似乎很长,剧场里始终笼罩着郁闷的氛围。姐姐也不似看电影时给我讲解或低声说笑,一直面色冷峻地注视着舞台;我也不敢出声,但知道她好几次悄悄地擦拭泪水。散场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到“五凤居”吃“豆腐脑子(豆腐花)”,姐姐扶着我肩膀一路默默地回了家。话剧《原野》我以后没再看过,但近些年曾两次从电视里看到易名为《金子》的川剧改编本,演得非常好,只是结尾增添了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我每观此剧,“首都电影院”楼座上姐姐凝重的神态便浮现眼前,一种深沉的压抑总不由自己地向心头袭来。

贡院街上有家“孔雀照相馆”,姐姐拍照都到它家。店老板为她精心拍了张半身照,色彩上得淡雅匀称,人像靓丽而大方。老板特为放大了一幅陈列于橱窗,作为其艺术样品。我每次经过,都要踏上那店的几级坡台驻足良久。照片在橱窗里历经风雨沧桑、生死幽明,度过了整八年。1954年秋,我请当时的学员、华东军区总医院护士长吕信兰同志,回南京时代为去“孔雀”与店主商量,请回了照片。如今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相片依旧光彩照人,姐姐在冥冥之中一直守护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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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9楼] 发表于:2011-11-23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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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八 差点搭出个家庭戏班子

    说来也怪,我家那时交不起我的学费、靠当了东西买米下锅,常处于经济结据状态,但“文化生活”倒相当丰富,从我家房里不时会传出悠扬的曲笛声和激越的京胡声,还时常晚饭后全家穿戴齐整了同往剧院看戏。
    这与我父亲的爱好有关。太仓乃昆曲发源地之一,著名的“水磨腔”即客居太仓的魏良辅所创,乡人吴伟业有《秣陵春》、《圆圆曲》等剧作,我家祖辈当“世代簪缨”极盛之时曾蓄养私家戏班,家乡官家士人子弟咸以击节度曲为乐事,可谓渊远流长、风靡有日。到了我父亲的年代,昆曲虽已式微,家道也早中落,但拍曲余波犹在,家族遗风末泯,当时祖父在山东博山任上,归里后也还有个“候补知府”的“前程”,家境尚属小康。父亲得闲便参与曲界票房活动,可惜他天生嗓音不亮,遂以吹笛伴奏为主,他手抄的“工尺”谱一直保留到上世纪60年代。
抗战前举家迁居上海,正当京剧鼎盛之际,父亲又迷上了京戏,经名师教授,学得一手好京胡,在票界小有名气。他看过许多名家的戏,后来时常提及的有杨小楼、老三麻子(王鸿寿)、高庆奎、言菊朋、小达子(李桂春)、盖叫天、林树森、金少山、李多奎、麒麟童(周信芳)、姜妙香、李多奎、叶盛兰以及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和黄桂秋等。这些名家的戏和事他道来如数家珍。曾说过金少山的一则佚闻,说金少山的父亲金秀山青年时原以挑担卖汤圆为生,某夜吆喝着经过铜锤花脸何桂山的家门,适遇何卸妆返家,便买了他的汤圆吃并说味道不错,于是他夜夜候着给何送圆子,日久之后何见他身材魁伟,叫卖时嗓门洪亮,就收他为徒学花脸。后来金秀山成了名角儿,又传艺其子金少山。金少山学成之后初次登台演《探阴山》,那时还没电灯,戏园子里挂的是充气煤油灯,他登场迈步到台口唱二黄导板,一句“扶大宋锦华夷忠心肝胆”,那“胆”字刚出口他面前的煤油灯就直晃起来——足见其中气充沛、“喷口”刚劲!后金少山成为一代“铜锤”巨匠,他与梅兰芳合演的《霸王别姬》最为经典。金秀山夜卖汤圆、金少山气震油灯,我在后来读到的有关金少山的记述中都未见有,父亲讲故事常带水分,却有点“活灵活现”,姑记之备考。
    父亲会唱的戏很多,因为他是琴师,无论生、旦、净都要为之伴奏,故于各个行当都较熟悉,甚至当时已很少有人会唱的戏,如难度很高的汪笑侬的《马前泼水》,我都多次听他唱过。我家姐弟仨打小就跟父亲学唱,姐姐的旦,哥哥的净,我的须生,行当还挺全,如果哥哥和我也有姐姐般的好嗓子,保不准父亲会搭出个“王家班”来。
    打从成贤街起,父亲就开始为我教唱了,几年下来我学会了这样一些唱段:《定军山》的“师爷说话理太差”和“这一封书信来得巧”,《打棍出箱》的“我本是一穷儒”,《珠帘寨》的“昔日有个三大贤”,《王佐断臂》的“听谯楼打初更玉兔东上”,《追韩信》的“三生有幸”,《徐策跑城》的“老徐策站城楼”和“湛湛青天不可欺”,《空城计》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四郎探母》的“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武家坡》的“一马离了西凉界”,《打鼓骂曹》的“谗臣当道谋汉朝”,《连营寨》的“白盔白甲白旗号”,《打渔杀家》的“父女打鱼在江下”和“昨夜晚吃酒醉”,《打严嵩》的“忽听万岁宣应龙”,《御碑亭》的“王有道提笔泪难忍”,《法门寺》的“眉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以及《甘露寺》的“劝千岁”等。父亲很喜欢刘鸿声、高庆奎的唱腔,也教过我《逍遥津》、《辕门斩子》、《斩黄袍》等唱段,但那高亢而多变的声腔实在难学,至今都哼不周全。另外,姐姐学唱的《玉堂春》、《霸王别姬》、《红娘》等青衣花旦唱段我也大多耳熟能详。会了不少戏,可我日后“登台献艺”只有过一次:1949年元旦,在太仓县中新年联欢会上,请数学老师焦先生操琴唱了一段“杨延辉”。往后嗓音愈来愈差,让人听了得穿棉袄,实在不敢再献丑,况且也不会拉琴等“场面上的”活,否则我早就参加京剧沙龙活动了。
自搬家到长乐路后,我就随父亲频繁出入戏园子,近两年间我看戏不下百场,当然主要是京戏。走进贡院西街没几步往左拐就有家“中华剧场”,白下路口朱雀桥堍又有个“明星大戏院”,都是专演京戏的,“明星”的舞台较大,装有机关布景,我们在那看戏最多。南京当时虽为“首都”,戏迷也不少,但大角儿来得不多,即使来也在“国民大会堂”、至少是“中央大戏院”演出,而那些高档次剧院票价贵规矩大,如我般大的小孩也得全票入场,这于苦中作乐的我们只得退避三舍了,所以梅兰芳、周信芳的戏我都到解放后的1956年才看到。“中华”、“明星”属于二路角色的场子,虽说“二路”,也佼佼者众多,后来不少成了京剧界的“台柱子”。
    我看过的能同时记起剧名和演员的有:高盛麟的《挑滑车》、《长坂坡带汉津口》、《古城会》、《铁笼山》等,王琴生的《御碑亭》、《打渔杀家》、《汾河湾》、《法门寺》等,宋宝罗的《捉放曹》、《打鼓骂曹》、《乌盆记》、《四郎探母"坐宫》及全本《精忠报国》等,高百岁及陈鹤峰分别主演的麒派戏《追韩信》、《斩经堂》、《扫松下书》、《打严嵩》、《一捧雪》、《九更天》、《坐楼杀惜》、《徐策跑城》等,新艳秋的《碧玉簪》、《青霜剑》、《六月雪》等,李玉茹的《宇宙锋》、《霸王别姬》、《投军别窑》、《武家坡》等,关肃霜的《铁弓缘》、《悦来店》、《盗仙草》等,李蔷华、李薇华姊妹分别演的《荒山泪》、《香罗带》、《女起解》、《三堂会审》和《红娘》、《拾玉镯》、《梅龙镇》、《虹霓关》等,以及男旦醉丽君主演的连台本戏《荒江女侠》等。那时宋宝罗和李氏姐俩在“明星”演出时间较长,看他们的戏也最多,这三位至今还都健在。宋先生当年演《精忠报国》演到“风波亭”时,当场挥笔大书“还我河山”横幅,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如今年届九旬,从电视里看到他白髯飘拂矍铄有神,不由想起他正气浩然的岳飞形象。李家姊妹则为程砚秋、荀慧生先生的《青霜剑》、《钗头凤》、《花田错》等作了“音配像”,李蔷华还不时在电视里露面。
    在洪武路“中央大戏院”也看过几场,其中有李万春的《走麦城》和叶盛章的《大破铜网阵》。那时特别崇拜关云长,关公戏又特神气,父亲和我都爱看,所以凡有好的“红生”戏都不肯错过机会,但《走麦城》演的是“关公归天”,又总不情愿看,及至李万春来了,父亲说他是“小辈英雄”,便非看不可了。李先生演的关羽既威风又稳重,即使败走麦城那凛然之气也撼人心魄,当演到踏雪离城、马绊暗索、关公走“一字步(劈岔)”还嘱关平小心应敌时,那悲壮场面使我泪下。看过戏我最恨那扮相有点像《甘露寺》里贾化的吕蒙,不料父亲告诉我,吕蒙便是那个被“士别三日”而要“刮目相看”的人,我真不大服气!叶盛章为一代武丑名家,他那清脆利索的“白口”听来“煞渴”、轻盈的翻扑腾跳令人看得惊心,以武丑而担纲大轴者唯其一人。遗憾的是看这二位的戏我都仅此-回而已。到“中央”看戏,父亲买的都是楼座票,价位较正厅低得多。
    此外如《失空斩》、《大叹二》、《定军山》、《龙凤呈祥》、《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及《玉堂春》、《红娘》、《贵妃醉酒》、《鸿鸾禧》等生旦常演戏,都反复看过多回,许多演员已不记其名。还有当时很卖座而解放后禁演的《三本铁公鸡》、《落马湖》、《大劈棺》、《盗魂铃》之类,也多次看过而忘了何人所演,但戏里一些场景,如张国梁挥舞大纛众兵将翻滚于上、黄天霸一声“落马湖么”气贯长虹、“二百五”和“三百六”手持哭丧棒和纸钱串站着纹丝不动、“猪八戒”憨头憨脑却能唱生旦净末等,都留下很深印象。那时还有应节戏:过年几天都加演“跳加官”,仅为图吉利罢了,没啥意思。端午节演《白蛇传》,盗库银后两公差去捉白娘娘,白家竟有门牌,二差人甲看时为某某号,对的,乙看时却变了个号,错了,原来布景里藏着机关。七巧日上演《牛郎织女》,又竟有真牛上台。当时就兴这些小噱头。《荒江女侠》和《济公活佛》是机关布景戏,常运用“遁人”一类魔术手法,如“女侠”被捆梆在大树上,“仇人”举刀正要杀她,突然灯光一暗,只听“咚、咚、刹”鼓敲三下灯光复明,霎时间“女侠”已高伏于仇家房檐之上!那济公则被“采花大盗”用巨钟罩压于地,然后以大火(风扇灯光吹照红绸之效果)焚烧,以为已被炙死,吊起巨钟却不见人影,而此时济公已摇着扇子从观众席中飞奔上台。这类多为日场戏,父亲是不看的,我在满足一下好奇心之后兴趣倒也不大。
    京戏之外,还看过三四回滑稽戏和一两回魔术表演,都是在贡院西街一小巷内的“飞龙阁”看的,这剧场场子较小,但很显热闹,每次去都人满为患。滑稽剧团的主角是杨天笑和丁凤英,记得的两部戏名是《玻璃棺材》和《半碗饭》,剧情已无印象,可能是被笑蒙了。魔术则是从上海来的什么“巨型魔术团”表演的“洋戏法”,那规模与技巧,不是夫子庙的小玩意儿所可同日而语的,当然也无法再花一两毛钱去学它几套。
    电影除了和姐姐同看的几场外,能记名的还有《红粉金戈》、《武松与潘金莲》、《唐伯虎点秋香》等,都是在新街口“大华电影院”看的,和谁一起则记不清了。《红粉》里有许多女将骑马打仗的场景,但似乎并不是花木兰、樊梨花、梁红玉或杨门女将的故事;《武松》一片情节颇显“新潮”:当武松拔刀逼住潘金莲,欲剖取其心祭兄时,潘金莲面无惧色,坦然迎向武松,双手徐徐拉开衣襟,对武松说:“你动刀吧,我的心早就属于你了!”那般从容镇定,那般语出惊人,陡然间潘金莲成了一个受同情、被怜惜的形象;《唐伯虎》里有喜剧演员韩兰根、殷秀岑参演,演到“载美回苏”时,秋香要小解,唐伯虎找不到适合器皿,便把船夫的茶壶拿给秋香应急,过后韩兰根饰的船夫拿起茶壶就喝,还嘀咕“怎么变热啦”!引起哄堂大笑。这虽未免低俗,但现场“效果”明显,想其票房效应也必因此升值。这几部电影的主要演员都不记得,好像《红粉》里有刘琼出演。
    母亲不大和我们一道看京戏,但看滑稽戏和热闹的电影她每次都去;姐姐逢有京剧旦角大轴戏时也常一起去看,遇到慢板转弯抹角处便轻声跟唱;哥哥极难得一同看戏,他住在营房里,晚间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只在假日下午和我看过几场,有次“开锣戏”一老生出场,几句道白后双手往腿上一拍,面无表情,很不耐看。嗣后遇有“呒啥花头”的一些表演,我们便称之为“一拍头”;弟弟只有母亲看戏时才带上,但他那时顶多吃吃五香豆,凑个热闹罢了。不过有母亲和弟弟同看时我最高兴:散场后往往有得吃小馄饨、汤圆乃至鸭油饼之类的夜宵,有次在“明星”旁边的广东点心店里还吃了回甜味的大馄饨。
    自小学着唱和这两年不间断看戏的经历,造就了我毕生爱好戏曲——特别是京剧的不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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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0楼] 发表于:2011-11-23 13:26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父亲的岁月·金陵忆旧九 热闹的贡院街

    这条街是必须提起的,它是我那阵子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一条街道。顾名思义,它是科举时代的“贡院”所在地——乡试考举人的地方。其时数以千计的“号舍(考生的单人考场)”早已不存,仅“明远楼”尚在。贡院地处街的中段,与之相配套的夫子庙在其西二三百米处。过夫子庙再往西,街与瞻园路衔接通向中华路,跨过马路便是长乐路。贡院向东到平江府街,其间有家较大的百货商场,再往东径达建康路接近大光路处的大中桥堍。平江府街东侧即白鹭洲。沿贡院街,秦淮河于其南侧与街平行、一路相伴,街南店铺均背河而立。河面多桥,以夫子庙正对门桥脚广场观赏河面最开阔,我曾于夏夜看过那桥下“放河灯”,水面飘满了亮着烛光的莲花灯,与岸边楼宇上霓虹灯的倒影相映成辉,煞是好看。河滨广场斜角有条南北向通道,就是通往建康路与太平南路口的贡院西街,这西街的北段以小吃店、腌腊庄居多,南段以百货和服装店为主,哥哥曾待过的“泰兴”就在那里。西街靠中有巷名“状元境”,巷内大小旅馆林立,出巷也到中华路,路对面即“张泰和”中药铺。

    整条贡院街上饮食店占了绝对优势,其次是影剧院、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糖果、炒货、烟酒、照相、玩具等店铺间杂其间,自清晨茶馆开门到午夜舞厅清场,这街上车水马龙,你别想有闲庭信步的自由。那里是当时社会中下层人士聚集的场所,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当然也有上流士绅乃至政府要员涉足,曾听父亲说起,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就是“新奇芳阁”的常客。

    “新奇芳阁”位于贡院西街弯入贡院街的转角处,是那一带规模最大的茶楼,楼厅“雅座”内所挂字画条幅均出名家之手。有次父亲会友带我同去,在那楼上吃过一次点心,吃的是那店著名的开洋干丝和牛肉包子——它家是清真店。新奇芳阁对面一家叫“奎光阁”,也是大店,楼上敞厅设小舞台,有京戏清唱及曲艺表演,临河有水榭作“雅座”。奎光阁隔壁是“永和园”,其名点“蟹壳黄”称雄于市,整条街的小吃都卖不过它,我家也算得是它的老主顾了。所谓“蟹壳黄”,是一种形如三四两重螃蟹的壳般大小的擦酥烧饼,以板油丁和葱白为馅,面层撒上密而匀的芝麻,出炉时芝麻无脱落、饼底无焦斑,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恰如刚蒸出的大闸蟹;且价位较低,不必久候,食之方便,老少咸宜。是以于众小吃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但当一二十年后我分别带妻携女再去品尝时,烧饼已不在炭炉内烤,而是用大平底锅在电烤箱中操作,制成后堆放于大铝盘中,按几两粮票买几只的规矩再夹入碟里,送上桌时,那已然稀疏的芝麻层成片脱落,本该饱满坚挺的外形变得萎蘼不振,更无论酥松香脆的口感,事前听了我一番宣传的她们,自不免大失所望!永和园往东有“五凤居”,也是清真店,它家出名的是“鸭油饼”。这饼用精白粉直接和水揉压,再掺入植物油和鸡鸭油,擀成多层园形薄胚,放入平铁锅煎烤,至两面气泡叠起呈深黄色乃成。吃鸭油饼通常都要来碗“豆腐脑子”,一份加起来的钱相当于三只“蟹壳黄”,因此我们吃得不多,或者只到它家吃碗豆腐花。至于街上那几家高档的饭庄酒馆,均与我家无缘,故不记其名。

    其它零食常在贡院街上买的有:“小苏州”糖果店的“猪油米花糖”、酥糖、松子糖及奶油花生米;“三义阁”炒货店的椒盐花生米、玫瑰花生米及番瓜(南瓜)子;还有流动小贩卖的“冰糖葫芦”,我喜欢吃的是在去核山楂里嵌入豆沙瓜仁的那种,但价钱很贵,要“手头宽松”时才舍得买。

    娱乐场所除电影院和戏园外,有“群芳阁”、“天香阁”及“群乐”等小型剧场,多以北方鼓曲或京剧清唱为主,似乎不售门票,由观众点唱时付费,看客进出自由,流动性大。我曾踱进“群乐”站在后面听过几段京戏,唱得不怎么样,却有人瞎捧场,后来就不去了。还有那许多歌场舞厅,当然不是我问讯的地方。照相馆则除了“孔雀”还有家“庐山”,哥哥“解甲”后在它家同父母、弟弟拍过一照,四个人的神情都很好。照片寄到太仓,祖母看了很开心,只是上面不见有姐姐,她又埋怨姐姐再忙也该一起照了让她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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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1楼] 发表于:2011-11-23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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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岁月·故乡三载·三里庙——一度伊甸园

三里庙——一度伊甸园  

  庙宇和学校  三里庙既是地名又是庙名,还是学校名,在北门外。出城前往因中途有两处弯子,实际上不止三里路。那条路虽称大道,也仅可容骡车通行,且是黄泥地,遇雨雪泞滑往往陷足于坑洼处。我第一次随姑母去时,就刚下过一场春雪,午饭后出发,挨到那里仿佛天都快黑了。

    庙里不供佛。似是道观,却无三清殿;若是城隍庙,又没听谁喊过城隍爷,但所供是神乃无疑。神像十分威严,两道浓眉下一双巨目威势逼人,与之对望可令心头一震;神龛上方横匾上四个大字曰“你来了么”,更会让人看得心惊肉跳!大凡做点亏心事的人怕是不敢来的。

    姑母的学校就在正殿的西边,可能是利用原来的偏殿改造而成,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和一小间宿舍。我们的住处在离学校约三百米远的一处草屋内,就一大间,连烧饭的“行灶”(半只水缸高、用黄泥塑成、旁边开一大方口、以秸秆或劈柴为燃料的一种锅灶)都放在里面。屋后紧靠一小片竹林,屋边有一弯小溪,溪对岸有个亭式水车棚,棚后是乡邻。我随祖母、姑母和钱馥在这里生活了一个学期。

    因为姑母是校长,要做些准备工作,开学前几天我们就下乡了。开学时另外两位老师也来了,一位男的叫金升保,一位女的叫陆竹筠,都很年轻。学校属于初级小学,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分别并为两个复式班,共有七八十名学生。

    我和福姐都上四年级。我在南京上过四年级上学期两个来月,如今跨入四年级下学期,也算顺理成章,功课也还跟得上,并且渐渐地“愉快胜任”起来。下午放学很早,也没什么课外作业,我就回草屋写两页毛笔字。我临的是清代成亲王写的《归去来辞》大楷帖。成亲王的字隽秀洒脱,虽不如颜真卿的雄浑厚实和柳公权的遒劲严谨,却望上去颇具美感,也因此学写时容易讨巧。不过我这里要告诫后人,学毛笔字必须以颜、柳两大家为本,打好基础后方能去学那些看上去美的字体,否则写得再“美”也没有“骨子”。我就因了“讨巧”而一辈子没写出像样的字来!

    乡村风光  初到农村,乡野的环境使我欣喜异常。田间交错的阡陌,泥土清新的气息,溪流里闪电般穿梭的“窜条鱼”,竹园中新冒的笋芽,放眼田野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乡邻门前绳索上密匝匝晾晒的黄花鱼,屋檐口胡蜂从毛竹桁架的小洞里钻进钻出,几乎家家都有的蚕匾里蚕儿或噬食或“上山”或结茧,还有人家土围墙上贴满了的牛粪饼……一切都那样新奇有趣。而最引人入胜的要数各式水车了。

    小溪对岸亭式车棚里是畜力水车,用耕牛牵动,但这个车亭已废弃不用,可能是因为溪流太小不足以取水的缘故,却不知当年为何造它?而今里面只有一个大转盘,成了孩子们的玩具,没人时我常坐在上面看书,用脚轻推地面使之缓缓转动。离茅屋稍远处较宽的小河边另有一个车亭,则常见牛儿慢条斯理地在牵引转盘。我常站到河边去,出神地看那梯式水车的戽斗一级级地把水提起灌入田垄的情形。当然,更好玩的是人力水车。人力水车紧靠河边,车两旁在树桩上架起一根粗毛竹,上面并无遮盖。引水时,车轴左右各站一人(或两人或三人,视劳力强弱或人手多少而定,但两边必须平衡),大家双臂曲起伏在竹杆上,同时起脚踩踏,节奏快慢要一致。大人们踩时都有说有笑,脚下时而悠闲,时而飞快,只是没听他们唱过山歌。这种水车很多,学生放学后觑着哪儿水车上没人,便一哄而上,抢着爬上去车水。那竹杆上吊满了人,边上踩不到车轴的便扭扯靠里的人,嘻嘻哈哈,胡缠蛮搅,引动后步调哪能一致?于是踏空的便提起双脚挂在伏杆上(否则脚面会被车轴击打),嗣机再踏上轮轴;有时所有的人都挂了起来,成了一排吊炉烤鸭。水车主人见了,通常都不加干预;如有自家孩子在内,甚至还过来帮着“维持秩序”、进行指点。我跟着踩过许多次(但不去抢,倒是同学们都肯让我优先),只是一旦做了“烤鸭”便赶快跳下来,只在一旁观阵了。十多年后,我最后一次看到人工车水是 “下连当兵”时在常熟,那里的乡风有点不雅,夏日里男人车水几乎一丝不挂,只在腰下系条汗巾遮挡,女人们却见怪不怪,熟视无睹。假如他们多挂几丝,我会找熟识的老乡商量,跟他们再踩上一阵过过瘾的。

    我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对我的到来同样感到新奇。首先他们觉得我的口音特别,我讲的是带有上海、嘉定、南京多种音素的“混合型太仓话”;夹点上海、嘉定口音倒还无碍,带上南京腔就不行了。例如“蚕豆”,我说成“长豆”,这在北方人听来仅是舌前音和舌根音之误,问题不大,但太仓乡间的孩子就听不懂了。他们说这豆(粒)又不长,怎么叫“长豆”?而太仓话把蚕豆说成“船豆”或“寒豆”(“船”、“寒”皆应用吴语发音,吴语的这两字,用汉语拼音或英语国际音标都很难准确注音)。于是我教他们说“长豆”,他们教我念“船豆”,说着说着甚而把嘴里咀嚼着的炒蚕豆都笑得喷了出来。其次是我和同学们熟识之后,就有机会把从夫子庙学来的玩意儿露一手了。我给他们表演眼里塞钱和绳上掉钱的把戏,把他们都给“镇”住了,他们佩服我得不得了,都想让我教他们,所以踏水车时肯优待我。

    我们住的那间茅屋也是颇温馨的。住在里面,早春天气不觉冷,临近暑期不怎么热;虽是泥地,倒也平整光洁。祖母料理家务总是有条不紊、干净利落,一日三餐安排得停停当当。在那里,乡邻们都十分热情慷慨,新鲜蔬菜、笋干、霉干菜、干黄花鱼等都是他们送的,饭桌上几乎天天有霉干菜烧肉和红辣椒炖黄花鱼,还带着别的换花样。福姐养了两匾蚕,我偶而跟她一起去采桑叶,有了桑葚时便拣深紫色的摘上一大把回来,吃得嘴上发黑。看着“蚕宝宝”从孑孓般模样渐渐长大,直到通体晶莹剔透,煞是爱人。夜间听它们沙沙的啮食声,是一种纯天籁的催眠曲。茅屋里最有趣的是,当雨后春笋争相破土之时,我们的床肚里居然冒出一支支笋尖来,祖母说这是笋边延伸过来发的芽。整个春夏之间我们吃鲜笋没断过,屋后竹园里的笋我们都吃不完——那里家家有竹园,笋子不是稀罕物。

    不过,在这小屋里也发生过一桩恐怖的事。那是初夏时节的一个雨夜,半夜里被雷声惊醒,雨下得正大,大家都睡不着了。忽听屋面上哗哗的雨声中夹杂进猫儿的凄厉哀号,然后听它用脚爪在茅草上一阵狂刨,很快屋角雨水如注,直灌到姑母和我的床上(屋里两张床,通常我和祖母睡,福姐和姑母睡,那晚偏巧我和福姐换了个位)。姑母赶快下床摸火柴点灯,灯还没点着,只听那猫呼的一声已从被刨通的屋角跳到床上,我正坐起在床头,猫儿就从我耳边擦过。姑母点亮灯后,开门赶出了猫子,我下床和姑母一道把床移离墙边,姑母设法用什么东西把屋角堵上,此时福姐也早已下床帮这边收拾床铺,姑母又四处察看一番,没发现有蛇或其它什么东西同时钻进来,才算放心。我惊魂难定,到天亮都没再睡着。后来看电视电影,每当见有夜间下雨打雷身居草屋贫家老幼被惊醒的镜头时,我就会想到当年那惊恐的一幕;可惜竟没有一部影视里出现过那样精彩的场景。其实,像这般有惊无险的际遇,也还是一种快乐,因为事后讲起就一些儿恐怖感都没有了,并且哈哈大笑开心得极;再说,连能够设计出半空里打斗追杀(枚不胜数)和沙地里钻出人来(《龙门店客栈》等)的大导演们都未能构想到这种场面,那么,能亲历其境的又舍我其谁?那不是桩很得意的事情吗?

    祖母  在南京时祖母不常和我们住在一起,在一起时我也还小;如今朝夕相处,我又“大”了,便更多地体受到祖辈的爱抚和呵护,也了解了有关她的一些事情。

    祖母姓顾,名采琴,太仓浮桥人。她的“家庭出身”不清楚,估计至少是“上中农”以上的“成份”。她读过书,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朱子家训》等书文里的许多段落。我知道的极少几句朱伯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就是祖母教我的。她能写很工整的毛笔字,我珍藏着一枚祖母65岁时的照片,背面有她亲笔写的几行字:“王顾氏 女 六十五岁 江苏太仓人 处所 上海(虹口)南京太仓 ”,蝇头小楷,清秀流畅。

    浮桥临江近海,水产丰富。父亲少时跟祖母到外婆家,曾随渔船出海捕鱼,他念念不忘渔民们把刚起网的黄鱼肚子一破随即投入油锅烹炸的情形,说那种乐趣、炸好的鱼之好吃,连皇帝都享受不到!祖母极喜食鱼,并特擅吃鱼,再小的鱼也不会咔着,还能将一尾较大的“胖头鱼(江鲢)”吃下来的全部骨、剌,组装成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我看她做过两次,但没学着做。我后来在天妃宫时吃过她做的熏白鱼,那是一条两斤来重的新鲜白鱼,稍加腌制后,放在金属丝网架上搁入大铁锅内,锅底铺满一种不知什么树料的碎片和锯屑,盖上锅盖把盖四周用湿布封紧,然后用劈柴生火,待见到锅沿缝内冒烟后,用小火慢慢烤至成熟;食时略加椒盐,吃来别具风味。祖母只做过那一回,我一辈子也只尝过那么一次真正用烟火熏出来的熏鱼。(那种用油炸了再卤制的鱼苏州地区称爆鱼,比较妥贴;而扬州地区称“熏鱼”,似欠恰当。)

    祖母说起过她幼年的趣事:她曾患过“梦游症”,有一回半夜里爬起来四处游荡,到清晨家里人发现她怀里抱着自己的梳妆盒子,蜷缩着熟睡在灶膛前。此后,就不让她独自睡在“闺房”里了。祖母很注重仪表,虽粗布衣裳,也必干净平整;每天清晨用“刨花水”梳理发髻,七八十岁时依然一头亮洁乌发;缠小足而步履稳健,生活贫困却泰然处世;谈吐文雅,没有一点三姑六婆的习气,从不背地里说三道四,闲下时便端坐闭目诵佛。

    祖母对我有点“偏心”,给我的零食和零用钱常比给福姐的多。我进城读书后,逢假日一般都下乡,她都提前为我做好两张白糖“面衣(面粉调成浆状和进葱花盐或白糖用油摊成的饼)”,她知道我爱甜食。祖母的牙已所剩无几,也喜香甜食品,她常吃的“果酥”是自制的:把炒熟的长生果肉(花生仁)在石碾槽里碾成果泥,加进绵白糖和匀后放入小木匣中压紧,再切成火柴盒大小一块块用打蜡纸包起即成。这种费工夫却易消耗的“休闲食品”,我的占有量可能超过了祖母。祖母有抽烟的嗜好,旱烟、水烟都可以;香烟比较贵,姑母偶而给她买两包,轻易都不舍得抽。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看到地上一段深色的东西,以为是她的黑色烟嘴,手伸近刚要去拣时,才看清竟然是条百脚(蜈蚣)!她那时已七十八岁,眼睛有点昏花了。有一次我下乡后突然害起病来,发高烧,做恶梦看到一大把火柴在手心里燃烧。祖母将脸颊当“温度计”,一次次轻轻伏上我额头测试体温,我感觉到她面颊的清凉,感觉到偎依在她身旁的安宁和温馨。

    我回太仓后的三年,没再和祖母分开。1951年我参军离乡,1954年初夏因公顺道太仓探家,其时家住“王宅前”祠堂内,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我最后一次见到祖母,她病卧在床,我注意到她的满头乌发已经花白了。祖母卒于1954年8月30日,享年八十有四。我时常想起那三年、特别是三里庙的那段日子,祖母慈祥的面容便浮现在我眼前。

   姑母同事和学生  学校里另外两位老师我和他们课外接触不多,只在桃花盛开时姑母带我同他们一道去人家桃园里看过桃花,清明节时祖母请他们来茅屋吃“青团子”;金老师已风闻我会变戏法,要我变给他们看,我便拿个铜钱往眼里塞,陆老师忙喊“勿要弄、勿要弄,危险咯”!而我已经“塞”了进去。金老师住在学校那间小宿舍里,陆老师可能借住在学生家。有一晚庙门前场子上放电影,观者席地而坐,金老师也在场,不知哪来一阵伤兵坐在后面看,中途忽听后面有妇女喊起来,金老师用电筒往后一照,照见有两个伤兵在“勿入调”,就把光束打到他们脸上,这下惹恼了伤兵,几个人跳过来打金老师,幸亏乡邻人多护着,不然他要吃大苦头。前些年听说金老师还健在,不知他还记得此事否?陆老师是位大家闺秀,很文静,平时话不多,讲课也慢条斯理的,姑母很看重她。

    姑母在那里的人际关系很好,无论是不是学生家长她都认识。有两次学生家里办喜事请她,她带我同往。一次是与我同年级的女生湘惠民家,一次是低我一级的男生周耀贤家。湘家院宅宽敞,有条大狗很是怕人。在她家先吃点心后吃酒饭,那当点心的荠菜肉圆子像个小拳头,我第一次吃到这种似乎各处农村都如此不惜工本的大汤圆;周家没有狗,因此印象不深。但一年后周耀贤进城上高小,就借住到姑母家,他嫌“耀贤”两字不好,因为这两字谐音为“舀盐”,同学们常喊他“舀勺盐来”,他便不乐意,于是姑夫给他另起了个名叫周兆熊,这是个吉利却相当古老的起名法。我和他又相处了几个月,但没能成为好朋友。家乡农民一般都挺殷实,大多是瓦屋,即便草屋也整洁明亮,家家有竹园、有耕牛、有羊棚鸡舍;而主人都是劳动者,无论男女都成天围着“作裙”干这干那,我没见有电影里那种穿了绸缎衣服地主打扮的人。不知湘、周两家后来定的什么“成份”?土改时曾有“江南无地主”的说法,但被当做“谬论”批驳过一阵。

    我在三里庙待了不足半年,而半个世纪之后,我的祖先们却永久地归宿到了那里。太仓公墓原在城东,后搞开发区土地被征用,公墓迁建于三里庙后百余米处,我父母的坟茔随之而往;后两年,哥哥又将三图祖茔迁往,另立了一座列祖列宗的墓茔,祖先们相聚一处,应当有点热闹。我一直把三里庙视为曾经的乐园,但愿它也能成为先人的乐土。

(原文到此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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