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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楼主] 发表于：2011-11-21 17:24
胡老师傅

张禄同志回忆录(1,2,3,4,5.....12)

— 本帖被 想想 执行合并操作(2011-12-28) —

      这是我原来工作单位的一位"老八路",他的革命一生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临终前由他夫人胡先慧同志代笔写了回忆,在这里由我替他发表在此,胡先慧同志多才多艺,是位女警官也是位专业工程师,为她那个大家庭做了很大贡献而又谦虚谨慎,她写的这些材料不大愿意公开发表,在这里我就来个先做后奏,打算分十来次贡献给各位,如果有差错,当由本人负责,特此说明,下面请看第一部分:

     

目 录

代前言 张禄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节选）
第一章 温馨的童年（1928－1935）
第二章 苦难的少年（1935－1943）
第三章 悲惨的劳工生活（1943－1945）
第四章 艰难转战东北（1945.10－1948.10)
4．1 潜伏哈尔滨
4．2 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
4．3 林海雪原剿匪
4．4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4．5 三战四平
4．6 负伤，入党
第五章 辽沈战役（48年9月－11月）
第六章 平津战役（48年11月－49年4月）
第七章 南下渡江作战（49年4月－10月）
第八章 湘西剿匪（49年10－51年4月）
第九章 抗美援朝（51年4月－54年2月）
第十章 归国学习（54年2月－56年4月）
第十一章 监狱工作（56年4月－88年10月）
第十二章 小胡来我家
第十三章 幸福的晚年
后 记
附记 军中花絮
附一 我的两位独臂首长
附二 我的排长
附三 我的班长
附四 我的小先生
附五 朝鲜姑娘
附六 老友情



               代前言
       张禄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节选）
—凌源第四监狱政治处主任孙海鑫
    凌源第四监狱离休干部张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8月30日12时不幸逝世。享年80岁。我们对张禄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张禄同志的亲属表示亲切的问候。
    张禄同志，汉族，1928年10月出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194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10月离休。
张禄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许多重大战役：解放哈尔滨、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包围长春、法库铁岭阻击战、林海雪原剿匪、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作战、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等。在战火中，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革命事业不怕流血牺牲、为人民立下功勋。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授予大功一次，小功两次。2005年5月经辽宁省人事厅批准享受特殊贡献津贴。（注：从2000年1月算起）
    张禄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先后在大伙房水库、清河水库、矿山公司、第四监狱等单位工作。多次受到嘉奖和表彰。为监狱事业的发展、壮大、辉煌，洒下了汗水，付出了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禄同志在离休后，离休不离党，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支持关心监狱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监狱事业从低谷重新走向崛起的过程中，他始终与监狱党委保持高度一致，战胜困难，献计献策.
    张禄同志为人忠厚,襟怀坦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家庭和睦,邻里团结.
张禄同志离休后，他从不居功自傲，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子女,奉公守法,努力进步,高风亮节,风范超人.是离休干部的楷模,老有所为的典范!
    张禄同志的不幸逝世是凌源第四监狱事业的损失.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同志　、老战友而万分悲痛.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凌源第四监狱的各项工作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老一辈应该安心享受、怡情自乐的时候,张禄同志却离我们而去，这更让我们悲痛难当，难以接受！我们深切怀念张禄同志，一定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的崇高理想；学习他敢于拼搏、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大公无私、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学习他艰苦奋斗、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维护大局、余热生辉的高贵晚节。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监狱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开拓进取，迎难而上，用我们辛勤的汗水，把老一辈开创的监狱事业做大做强，以告慰张禄同志的在天之灵。为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为创造凌源第四监狱事业辉煌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张禄同志永垂不朽！



    第一章 温馨的童年（1928－1935）
    1928年农历十月初七我出生在河南省武陟县杨城乡韩元村张潭庄。父母都没有文化只给我取了一个小名：骡。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我奶奶的大孙子。
    我的家是位于黄河北边的一个小村庄，房子的北面是青河，村子的南面就是黄河。原来的武陟县县城就位于青河的南岸离我家不远，解放后县城迁到了青河北岸，原县城遗址就被埋在了青河的河床下。
    父亲大名叫张树云，母亲娘家姓李，我家祖上原来就很穷。我父亲是过继给有女无儿的本家奶奶。当时她家里尚有三间瓦房六间草房，有一亩多水浇地可以种点粮食，还有十来亩河滩地可以赶在下雨时抢种点花生，十年倒有九年没有什么收成，勉勉强强维持温饱而已。奶奶活着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当时我和奶奶住在一个屋子里.奶奶非常疼我也很呵护我，有时我因为淘气被我母亲按在地上痛打，奶奶就非常生气，也骑在母亲身上打我母亲。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由着我吃。我家院子里有棵枣树,每年收获的大枣不是拿去卖，就是和麦麸、糠等一起用碾子压了当粮食吃的，一般人是绝对不允许动的，而我却可以隔三差五的偷偷打点吃。我的家乡是不产地瓜的，奶奶有三个女儿都早出嫁了，她们经常打发姑父或表哥用裢搭装点地瓜作为串亲戚的礼物孝敬给奶奶，他们每次送来的地瓜奶奶都不舍得吃，全留给我一个人吃。年境好的时候，家里能收获一点花生，奶奶就像保护眼珠子似的看守着，那可是一家人一年吃穿用的指望呀。花生囤就放在奶奶屋里，我家里从来就没有拿花生炒或煮来吃过。当时我还小，花生的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有时晚上奶奶睡着了，我便光着小屁股爬下床来，用小手指在囤边一点点的抠，抠出一小把，双手捧着钻进被窝吃。现在想起来，奶奶可能早就知道我的小秘密，只是宠着我假装没看见罢了。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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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1楼] 发表于：2011-11-21 17:36
胡老师傅

张禄同志回忆录(之二)

                     第二章 苦难的少年（1935－1943）
    我七岁时奶奶就去世了，当时为了给奶奶治病，家里已经开始卖地了。奶奶去世后，她的娘家人逼着我父母大操大办奶奶的丧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让我父母继承奶奶的遗产。爸妈都是老实人，就卖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办丧事。
  后来日本鬼子打来了，我母亲带着全家人往西去奶奶的娘家李庄去躲避。我父亲就藏在树林里看家。忽然一阵炮弹打过来，把我父亲当时就吓傻了，从此一病不起，家里请来跳大神也不见好。后来，就根本吃不进东西，吃啥吐啥。看见我们吃饭，他馋的要命，愣是吃不下去，骨瘦如柴，吓得我们不敢都当他的面吃东西，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食道癌。过了两年在我十二岁时他去世了。那年我父亲只有46岁，而我妈才36岁，在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梦生（注：遗腹子）的妹妹。
    家里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了，更要命的是天灾和人祸往往同时降临。那几年青河、黄河经常发大水，每次发水都是汪洋一片。要不然就是大旱无雨或蝗虫遍地颗粒无收，当时树叶草根都被吃光了。1943年黄河决堤。土地被黄河水冲得面目全非，黄沙淤积了一丈多深，我家的房子被冲得东倒西歪。当时兵荒马乱，日本鬼子、国民党、土匪来回拉锯似的打来打去，苛捐杂税、要吃要喝，老百姓实在是无法正常活下去了。我13岁时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了,被当作一个壮劳力，让日本鬼子抓去修炮楼。家里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我可怜的小妹妹被活活饿死了。实在没有办法，母亲就求人把房子拆了，用木料多多少少换了点吃的东西，准备带着我们这几个孩子去逃荒要饭。这时东北日本鬼子的煤矿来到我的家乡招去东北的劳工，为了解决家里的困难，我当时就很想去。可是我母亲死活不让，她说那根本就不是人去的地方，一家人要无论死活都要在一起。可是怎么活呀？我亲眼看见灾民像蝗虫一样涌来，没有目标的向南逃去，赤地千里逃到那里是归宿？当时灾民冻死饿死在路边的不记其数。我狠心背着母亲偷偷跑出来去报名当了劳工。谁知这一走就成了永别，母亲带着弟弟们去逃荒就再也没有回来。解放后，我回到家乡多方查找也毫无音讯。估计多半是死在逃荒的路上了。我现在好难过，我在家里是长子，很后悔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帮他们一把。


    第三章 悲惨的劳工生活（1943－1945）
    我从家里偷跑出来后，就和村子里的人搭伴往北走了30里来到西武县，在县城乘坐敞蓬卡车来到河南新乡，又从河南新乡坐闷罐火车被一直拉到了辽宁抚顺。15岁的我从此开始了劳工生活，我也没有了名字，我工号是8565号。
  当时在抚顺有日本人开的一些比较大的煤矿，有北大井、东胜利、大三坑、跑马场等。我们被分配到北大井煤矿。
  当时我们100多人住在一个大工棚里，周围都是铁丝网。工棚内是三面大通铺，一共生四个炉子。我从家里偷跑出来，根本没有行李，白天黑夜就一身衣服。不过当时劳工们下井干活时怕衣服磨坏了，大家都是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干活。一年后，有个工友死了，他有一床又小又薄的被子，大家看在我平时当小支使，没少给大家跑腿的份上，就把那床被子给了我，这时我才有了第一床行李。
    我们每天下井前，日本人就给每个劳工一碗稀粥和两个橡子面窝头，每天我们要在井下干10多个小时，换班后上到地面来，也只供给一碗稀粥。如果有人有病了下不了井，这个人每顿只能喝上一碗粥，根本不给干粮。
    在我当劳工的两年中只有几次吃好饭的经历，令我今生难忘；有一次我被派去给一家日本人收萝卜、白菜，干了整整一天，又累又饿，一个日本女人才给了我一个大米饭团子，这是我这辈子我吃到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了。还有一次矿上有个会计姓孟，他家开了个煎饼铺，有一天他叫我去推磨，我记得大约推了70－80斤的米，他就给我几张煎饼，这几张煎饼让我很长时间回想起来，都好像闻到了那煎饼的香味。又有一次，我们班上的一个大工匠，干活时腿受伤了，工头派我去伺候他，他的儿子每天从外面给他送饭，他每顿的那碗粥就归我了，那段时间我感觉好像成了工棚里最幸运的人了。
抚顺煤矿当时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一个作业面3－4个人，一个人打眼放炮，一个人挥锹刨煤，其他人在平行坑道推轱辘车把媒运到竖井，用卷扬机提升到地面上。当一个掌子面煤采完了，我跟着大工去钉门，这时往往是大工在睡觉，我们这些小工就顺着大斜坡往上运料，材料备齐了，大工开始钉，我们这些小工就负责递料。等大工钉完了，就打电话要沙子和水进行回填。这个活比起采煤的要轻快些，相对安全些，但也有好几次险些丧命。有一次我干完活准备去升井，这时要走个很长的大斜坡才能到卷扬机旁，我看见有一溜拉煤的车开过来，我就跳上两节煤车的中间，没注意前面有个柱子，一下子把我给挤住了，幸亏挂钩的人发现了，及时给信号，车停了，不然非把我挤死不可。可是腿被挤伤了，工头却以为我在装病，硬逼着我下井，我不去工头就拿鞭子抽，后来看我真的实在是不行了，才让我休息。每天就只给两碗稀粥勉强维持活命。这样过了2个多月才好。
还有一次，我们刚干完活，准备升井，忽然轰的一声，一股呛人的气味扑面而来，吓得我们赶快升井。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我们刚才干活的一区的一个掌子面瓦斯爆炸了，整个作业区都被点燃了，烧死50多人，只有一个看衣服的跑出来了。矿难、饥饿、生病造成矿工大量死亡。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我只看见工棚里不断有老面孔消失，同时也不断有新面孔出现。
  当劳工每月多少还有点工钱，但被工头七扣八扣的已经所剩无几。我是当时是个半拉子，只有别人的一半，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来没有领到过钱，倒是那些大人或大工匠每次领到一点可怜的工钱便用来赌博，赢钱了用来买吃的、买烟。倒霉的我，当时是大家的小支使，这个喊：“8565，去给我买包烟！”那个喊：“坏手，去给我买块饼！”（我的手来东北生冻疮，一直不好）不管天多冷，多累我都得去，我恨死了那些赌博的人。直到现在我讨厌和反对赌博。
  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了，我才结束了这段苦难的生活。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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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2楼] 发表于：2011-11-23 18:06
胡老师傅

张禄同志回忆录(之三)

        第四章 艰难转战东北（1945.10－1948.10）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军迅速占领东北，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而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就紧挨着敌占区。毛主席命令11万大军四面八方火速奔向东北，来个捷足先登，抢占东北。
    抗战胜利前夕，第359旅分先后分两批组成“南下支队”，进军华南。参谋长刘转连、副政委晏福生率领的南下第2支队到达河南时，日本宣布投降，于是奉军委急命转进东北，开进抚顺地区，就地扩编后恢复359旅番号，他们到东北后先是占领大城市接受敌伪投降，接收日军物资装备自己，又迅速开展扩军，壮大力量。
    日本鬼子投降了，八路军来了，359旅的一个姓何的教导员特别能讲，他天天在我们工棚动员参军，当时我们工棚里一下子就有9个人参军了，整个北大井矿区拉出一个矿工连，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当时我们连的文书替我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张禄。
    当时我们在抚顺矿务局集训了一个月，随后我就被编入359旅84团三营七连，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在我整个军旅生涯中，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最曲折、最悲壮、最伟大的战斗时期。东北解放战争奠定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我们又经过了一个月军事训练，从抚顺北站坐了三天三夜闷罐列车到达清原县的山成镇，休息了两天开始徒步行军，我们一直走到梅河口、吉林。大年三十晚我们人困马乏的走到黑龙江乌干达地区，大家吃了顿高粮米饭倒头就睡觉了。第二天，大年初一就我们部队就直奔五常地区一带去开辟根据地了。
    后来国民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满足了苏联在华的利益和承认外蒙古独立等条件后，苏联答应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当时苏军对我党的态度比较微妙，当我军大批涌向各大城市时，立刻引起国民党和欧美等国的不满，11月中旬苏联方面突然下令：中国共产党军队必须立即撤出所有大城市。党中央当时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形势和不让苏联在外交上处于尴尬境界。我军决定撤离大城市到偏远地区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并把八路军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尽量以东北地方军的面貌出现。当时359旅就在1947年1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1师。
                              4．1 潜伏哈尔滨
    1946年3月我们到通河地区住了几天，部队首长们一直在开会，开会期间都是由班排长亲自站岗。以后我们又走了一个星期，在三棵树地区住了10多天，为了不让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抓到把柄，上级领导就安排我们连秘密潜伏进入哈尔滨。我们连一排先进去的，我们二排换了便衣后，又用被子把枪支弹药包裹上，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乘坐苏联的军用大卡车也进入了哈尔滨，并在原抗联领导人李兆麟住过的大楼里潜伏下来。当时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没有来到，城里只有苏军和地方杂牌军。如果一旦国民党占领了哈尔滨，我们好里应外合攻打下哈尔滨。我们在大楼里一共潜伏了20多天。那滋味真不好受。白天，好几十人在屋里地板上横躺竖卧，不准大声说话和随便走动。吃饭由苏联胖大嫂一天送两次。夜晚，布置好岗哨，才可以分批到走廊和平台上透透气、活动活动腿脚。
    后来，苏联跟蒋介石开了个国际玩笑：苏军不声不响的提前撤出哈尔滨。于是4月28日我们359旅就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这座城市。为以后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保存了一块落脚之地，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上级奖励我们潜伏部队，每人发了2块苏联币（卢布？）很多人拿了钱去下馆子或买东西。我是有名的小抠，一分钱不舍得花，换成一块银元始终揣在怀里。我们在哈尔滨又住了10多天，负责收缴敌伪军的武器。5月份司令员林彪命令我们359旅立刻火速南下，增援三纵参加了解放四平的战斗。
                      4．2 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
    1946年3月13日苏军撤离四平，我军在西满地区的黄克城部迅速北上，直逼四平。于3月17日歼四平守敌3000余名，一举解放了四平，即一战四平。
    国民党立即抽调各路精兵强将攻打四平。当时林彪司令员执行毛主席：“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指示，调集各路主力保卫四平，小小四平骤然成为东北的焦点。国共双方兵力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场保卫四平的血战打响了。
    战斗在左、中、右三条战线同时打响。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右路三纵与廖耀湘新6军的厮杀。情况万分紧急，林彪命令：“告359旅，火速南下，增援三纵，务必将廖耀湘兵团阻止在昌图、开原一线。事关全局.”我们乘火车赶到公主岭筑工事打阻击，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因为新六军是老蒋的王牌部队，口号喊起来很轻松，但打起来可不轻松。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我军伤亡高达8000余人。很多是历经长征和八年抗战的老红军、老战士。有的部队班排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换了好几批。5月18日晚我们各路民主联军含泪悄声无息的撤出了四平，疲惫不堪地向松花江以北撤去。我们部队负责担任全军的后卫掩护任务，当时敌军追的很急，我们也是东奔西跑四处阻击。有一天我们从下午3点撤出阵地，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这才停下来吃点饭，休息了一会。然后继续又走到半夜，到达一个叫二龙山的地方，上级命令就地修工事，准备阻击追敌。当时也没有土木作业的工具，大家只好只好用刺刀抠地,用帽盔装土。部队当时已经是非常疲劳了，战士们边干边睡，我们班班长跑过来看到这种情况，把全班好一顿批评，班长走后，我们又似睡非睡地干着。第二天早上炊事班送来大米饭粉条，当时我们蹲在树下正准备开饭，忽然敌人的三发炮弹打过来，好在班长机灵，端着饭盆就带我们跑到大山沟里，这样好歹让大家吃了几口沾着泥土的饭菜。这时敌人步兵开始上来了，我们就互相掩护撤退，转了好几个山头才把敌人甩掉。
    中午我们吃了顿小米饭，走到天黑住下不久，枪声又响起来了，我们又赶快走。这时已经快到端午节了，我们还穿着棉衣裤，热得大家一边走一边从棉衣棉裤里往外掏棉花。这时如果有人要是掉队了，顺着沿途的棉花便可找到部队。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艰苦的生活环境里，有人开始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我们的队伍里有很多人开始逃跑、叛变。每个连都能有十几个逃兵，我们连长的通讯员都跑了，尤其是那些平时能说会道人的大都当了逃兵。我们这些从抚顺来的煤矿劳工出身于工人阶级，思想觉悟都比较高，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当时开小差的人如果不带武器跑了，抓回来只是批评教育一顿也就拉倒了。如果是带着武器跑的，不论是否去叛变投敌，只要抓回来就枪毙。
    当时我们一路撤退到了松花江以北，一直到哈尔滨市三棵树地区一带才得到了休整。
                               4．3 林海雪原剿匪
    国民党在东北暂时取得了优势，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内战全面爆发。7月初中共东北局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通过了著名的“七七决议”。确认东北当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必须准备进行长期斗争，放弃城市，到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半个月后，我们乘敞蓬火车到密山、临口、宝庆、北安、黑河一带，进行轰轰烈烈的新式整军运动，同时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大幅度地进行剿匪斗争。我们纵横林海，踏破雪原，先后消灭了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等几股大土匪。座山雕在当时只是一小股不入流的小土匪，在以上大股土匪被消灭后，他带了少数几个人逃进了深山老林。部队首长决定派小分队前去消灭，我们团的侦察员杨子荣智擒座山雕荣立战功，被团副政委曲波同志根据这段历史，编著了《林海雪原》一书，从此杨子荣同志名留青史。
    从密山到宝庆一共240里路，一路上都是渺无人烟，我们在山上住了两晚，同时搜索土匪打了几仗，到了七星泡沼泽地住下。当时我们排住在一个窝棚里，我负责站岗，这时有三个土匪来投诚，我缴获了一匹战马和两支勃壳枪。
我们又从宝庆往西消灭了几股大土匪，又开始以连、营为单位在密山北剿匪。当时土匪一听是359旅来了，都闻风而逃。但也有吃亏的时候：那年秋天我们三营返回临口县，有一个投诚的小土匪跑来报告说，驻地前面山下，一个屯子里有20－30个土匪，营长命令我们营年轻的小教导员带领我们连加上一个排，前去剿匪。部队在山上抓到了一个土匪的哨兵，审问时土匪的哨兵说，土匪的骑兵都不在屯里，屯里只有20多人。小教导员求胜心切，也没有好好的进行组织安排和战斗部署，就率领部队一窝蜂地冲了下去。结果当时就中了土匪的埋伏，当场就牺牲了21位同志，还有不少同志负伤。那次我由于眼睛发炎，没有随部队行动。我治好病后回来参加了部队举行的追悼会，牺牲的同志每人一口大红棺材，庄严地安葬了。我们营的小教导员据说受了处分，被调离了。
                           4．4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国民党的东北剿匪司令杜聿明本以为东北联军渡江之后会一蹶不振，未想到事与愿违。于是他调兵遣将准备一举北上，攻打哈尔滨。但在南满坚持斗争的三纵屡屡出击。完全打乱了他的北上计划。杜聿明只好暂时放弃进攻哈尔滨，要来个“先南后北”，“南攻北守”彻底消灭南满的共军。他口出狂言：“要把南满民主联军赶到长白山去啃树皮，挤下鸭绿江喝凉水。”。46年末国民党进攻临江，12月17日南满的民主联军打响了一保临江的战役。一时南满的形势异常紧张起来。林彪决定“南打北拉”调北满的359旅（已改称为独立一师）南下。
我们于47年1月5日从冰上渡过松花江，开始了一下江南战役。我们在大夹沟、德会、勃海车站一带与敌人周旋，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把敌人的大部队从临江附近拉过来了。由于寒潮来临，夜间气温骤降到零下40度，部队装备不足，当时战士们冻伤的很多。我们师奉命撤回江北，在原来的石头城住下。我记得当时正好是1947年的春节，我们大年三十晚上回到驻地的，大家都累得不行了，倒头便睡。初一早上起来吃的是猪肉炖粉条，大家美美的大吃了一顿。
     2月初气温开始回升，国民党部队又二犯临江，当时在南满民主联军于1月30日－2月8日进行了二保临江战役，把国民党部队打得比一打临江时败的更惨。
    国民党的东北剿匪司令杜聿明心中不服，再度调集兵力，于2月16日三犯临江，企图一举拿下临江市，结果又遭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决定派刚刚修整完毕的主力部队趁机南下，再次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美梦。
    我们师于2月中旬渡江南下，在大夹沟、永安、德会和敌人周旋了20多天，配合兄弟部队打德会，国民党的东北剿匪司令杜聿明不得不将攻打临江部队调回以增援德惠。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让杜聿明南面攻不下，北面不安宁。林彪于3月2日下令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返回松花江北，结束了二下江南战役。
    林彪在德惠不战而退，令杜聿明大为欣喜，向老蒋邀功请赏：“德惠大捷，歼灭共军10万”。老蒋竟以为林彪不堪一击，命令：“准备渡过松花江，直捣林彪根据地“。陈明仁的71军开到南岸的靠山屯，孙立人的新1军已到了德惠北。林彪抓住战机于3月8日打响了三下江南的战斗。大部分部队打德惠，小部分打靠山屯（我的老战友崔德明他们团参加了）我们团当时是预备队。后来上级命令我们团阻击从德惠退下来的敌人。那天我们从早上跑到天黑，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团长看部队实在太疲劳，就让部队停下来，做点饭。还没等吃上，一营方面就打响了，我们三营也冲上去了，敌人跑，我们追。我们跟着敌人转，还是把敌人放跑了，传说当时杜聿明就在逃跑的敌军中，我们团首长们后悔得直拍大腿。
    天气渐暖，松花江要解冻了，传闻敌人要打开小丰满的水闸，摧毁松花江上的冰层，阻断民主联军的退路。我们于3月中旬淌着齐腰的冰水返回了江北。
    历时三个多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南北满部队互相配合，严重的削弱了国民党的战斗力，打乱了它的军事部署。使国民党由进攻被迫转为防御，使得整个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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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3楼] 发表于：2011-11-27 10:15
胡老师傅

张禄同志回忆录（之四）

                                                          4．5 三战四平
    我们在桃力召住了一个月，学习三三制、打野外战术等军事技术，我作为战斗骨干被挑选到新组建的爆破班，学习爆破技术。47年春，连指导员找我谈话，要给我填表发展我入党，征求我的意见。我谦虚的说：“领导如果看我够条件，我就入。”结果领导认为我不够积极主动，没有培养成熟，没有入上。5月8日北满主力共8个师分5个渡口乘200只大木船横渡松花江，我们师是从抚榆过江的。各路部队南北汇合要三战四平。我们师打到了长春附近占领了长春飞机场，我们爆破班和工兵排拉了三马车炸药去炸长春飞机场。我们大家把控制台、机窝、跑道全都炸坏了，随后我们又到公主岭一带扒铁道、毁枕木、割电线，切断了长春和四平的联系。我们师又负责阻击长春援军的任务，把新1军派出的四个团死死的阻挡在长春以西，使其不能前进半步。
    三战四平敌我双方都调集了重兵，不惜一切代价拼死争夺，真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激战半月，终因国民党援军赶到，我军主动放弃而告结束。
                             4．6 负伤，入党
    6月30日我军撤出四平后，我们师转移到大台山，在那里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开了个庆功会，战友们开始根据每个人的表现论功评奖，我的嘴很笨，平时就不会说不会道的，轮到我讲述自己战斗表现的时候，好多优异的表现自己却说不出来了，结果啥也没评上。后来我军又准备打西丰，来回走了四、五趟。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打上。我们部队去辽原休整了2个月，这时九月份我军的秋季攻势开始了，爆破班解散，我又回到原班。从西丰到开源，我军直奔铁岭，去打辽海屯的敌人。当时上级情报说敌人有一个团，我们去了一个整师，后来发现敌人是一个整师，而且后边还有大量的增援部队。我们进攻很不顺利，没有打下来。当时一股敌人在屯子里的一个大院子中，我们班从河边的菜地摸过去，结果被敌人发现了，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在冲锋过程中被一块手榴弹皮击中了我的头部，卫生员给我包扎了，把我拖到河边隐蔽起来，当时我就昏迷过去了。天亮了我们营开始往下撤退，这时幸亏我们营营长突然发现了在河边昏迷的我，就派人把我营救下来，部队开始往大山上撤退。后来营里就派人把我送到师后勤医院，当时后勤部在一个大山沟里，早上我苏醒过来，刚换完药勉强吃了点饭。天黑的时候敌人又攻上来了。师政委命令后勤医院快撤，重伤员抬着走。把骑兵团的马调来给不能走动的伤员骑。我骑着马由骑兵在前面牵着，这样跟着部队走了一天一夜。我平时看见骑兵骑马，享受首长级待遇羡慕死了，这回可是我第一次骑马，结果累死我了，由于我是头部受伤估计是脑震荡了，一路上脑袋都是晕晕的，有好几次都差点从马上掉下来。这时部队撤到了清原，伤员开始换药吃饭。我们这些伤员又改乘闷罐火车，那是什么火车？是用一个排的人推的一节节火车车皮，遇到上坡全排人喊着号子用力推，遇到下坡前面用枕木挡后面的人往后拽，战士们个个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他们整整推了我们一夜，才走了60里地。那时部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情况允许部队撤离时一定要掩埋好烈士的尸体，带走伤病员一个不能拉下。我们到了三岔镇，部队又用马车把伤员拉到柳河的古山子才住下。
    我住院时遇上了我们营负伤的二连的副连长，他没有带通讯员，就让我和他住在一起，和他在一起享受着领导的伙食，吃的比较好。在住院期间我学会了玩九连环和象棋，我学认字是从认棋子开始的。住院时要登记，一问这个同志是党员，那个同志也是党员，自己啥也不是，很没有面子。3个月伤好归队，向连指导员报到后，我半天不走。指导员问：“还有事吗？”我平时就不会说话，我的脸憋得通红，磕磕巴巴地说了句：“我想入党。”指导员说：“那好啊，回去好好努力吧！”
    47年12月冬季攻势开始了。我们攻打弓长岭，没有攻下来。在后撤的路上，连的文化教员帮助我填了入党申请表，递交了入党申请。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冬季攻势中，我们奉命阻击沈阳增援法库之敌。在铁岭三家子的阻击战中，我们班班长负伤了，我被任命为代理班长。我带领全班冲在全连的最前面，我们班连续抢占两个山头，每次都是把即将爬上来的敌人给狠狠打了下去，为部队抢占了制高点，扭转了全师的被动局面。我们班又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扑，为大部队的到来赢得了宝贵时间，有效地阻击了增援之敌，在这次战斗中我荣立大功一次。48年1月15号这个在我一生都具有纪念的日子里，我们连指导员在前刺沟的全连军人大会上宣布批准入党，这一天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与7月15日在开原转正。
    3月13日我军四战四平，终于结束了我军的冬季攻势。这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只剩下被解放军包围、分割的沈阳、长春、锦州、营口几座孤城。毛主席命令关门打狗，把蒋军封闭消灭在东北。一场旨在关上东北大门的血战即将展开。48年正月直到8月我们都在开源休整，学习、训练、整党、开党代会，准备参加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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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4楼] 发表于：2011-11-27 10:27
胡老师傅

张禄同志回忆录（之五）

                  第五章 辽沈战役（48年9月－11月）
    9月12日部队开始了辽沈战役，我们从开源出发到康平，往西北走了2－3天又往西南方向走，我们班是先进班，在行军中党员们都起带头作用，战士们互相帮助，全班行军队型整齐且没有掉队的。连的优胜红旗一直被留在了我们班，而且累积小旗后换成了一面大红旗。我们在绕阳河附近修了几天工事，后来就在那里与敌周旋和敌人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在攻克锦州的前夕，友军打响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阻击了国民党10万大军由锦西向锦州增援之敌。10月15日锦州解放，彻底关上了东北的大门。10月17日长春和平解放。蒋介石看到在东北败局已定，急命屯积在沈阳西侧的廖耀湘兵团越过黑山夺回锦州，把蒋军撤回关内。10月20日林彪正式向十纵下达命令：“在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起坚实防御，阻止敌人南逃或再占锦州。”。因为黑山、大虎山地处沈阳以西，彰武以南，是北宁、彰武两条铁路的交会处，又有公路交错。廖耀湘不管是向西南进攻锦州，还是向东南逃往营口，都必经此地。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在召开师首长动员大会上讲到：“ 死守黑山，是解放全东北的关键一步。守住了黑山，东北的敌人就只剩下死路一条，守不住黑山，我们就是人民的罪人。”面对廖耀湘的十万大军，我们的口号是“死守黑山，抗击敌人，与阵地共存亡。”
    22日清晨十纵的三个师开始在指定的位置构筑工事，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十纵28师82团3营7连。当地的群众也被动员来协助修工事，仅用了20多个小时，从黑山到大虎山一带，已布满了堑壕、掩体、指挥所、观察所、救护所。我们3营负责坚守黑山主阵地首当其中，我们严正以待，静静地等待着一场血战的来临。
    24日清晨廖耀湘调动4个师的兵力和5个炮团的火力发起了全线进攻。黑山阻击战正式打响了。狡猾的廖耀湘没有正面进攻我们3营坚守的黑山的防御主阵地工事，而是集中火力和力量攻打侧面的我们团2营的高家屯阵地。高家屯是一座石头山，工事很难修，由我们团2营担任防守，是最薄弱的地方，敌人的炮火摧毁了大部分工事，我们2营伤亡很大。好在师长贺庆积果断地派出82团整个团作为预备队。司令员梁兴初亲自到28师坐阵指挥。双方拼死争夺，阵地几经易手。高家屯的三个高地瞬间变成屠场，小小战场早已血流成河，尸体交错。原来以为是主攻方向的我们这里也受到了敌人的大规模的炮火袭击，主要是防范我们3营对2营进行支援。第二天我们班被派到部队的最前沿担任警戒任务，我们班从山上的阵地运动到靠公路边的一个小场院里，我命令全班在一堵小墙下隐蔽起来，监视敌人的动静，预防敌人转头向黑山主阵地进攻，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没有生火做饭，整整饿了一天。
    这时团政治处来人对我们班进行宣传、鼓动，战士们纷纷反映吃不饱饭（我们的供应标准是一天一斤九两粮七钱油），第三天早晨营里就派人送来高粮米豆饭，让战士们随便吃。
我们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带领全纵队三个师的兵力浴血奋战，足足坚守了三天，抵挡了敌人十万大军的轮番进攻，牢牢地牵住了庞大的廖耀湘兵团。2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直奔黑山，已到达北镇准备围歼廖耀湘兵团。当晚廖耀湘决定放弃黑山，全军队尾变排头向台安、大洼方向逃窜。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命令我们十纵从黑山正面追击敌人。
    第四天我们营也加入了反攻，我们班路经二营阵地时，看到阵地上的情景惨不忍睹。我们内心默默说到：“好战友是你们替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会给你们报仇的。”这时，敌人的炮弹纷纷打过来，我们顾不得躲避，一直向前冲锋，奋勇追击敌人，生怕敌人溜掉。翻过一座山头是一片开阔地，我们追敌心切，也没有好好布置火力掩护，一窝蜂似的冲了下去，结果遭到敌人机枪扫射，伤亡很大。我们班12个人只剩下班长和我（付班长）和两名战士，但我们凛然不惧，还是一个劲的往前冲，勇猛追击敌人，把当前的敌人追得四处逃窜，我们是那里有枪声就奔那里去，这时候部队的编制全乱了，我们完全是各自为战。就这样边打边走好几天，一直打到在新立屯才找到大部队。
    11月初沈阳、营口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除少数敌人从营口乘船逃跑外，共歼敌47万余人。
    我们在北镇休整了20天，伙食又恢复了原来的标准，每天吃豆腐渣掺高粱米。在关里的敌人认为我们四野至少要休整一个月才能入关作战，在东北人民锣鼓喧天欢庆解放的时候，我们纵队奉命悄悄入关。这支三年前仅11万人的部队现已发展到100万人，东北虎就要下山了。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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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5楼] 发表于：2011-12-01 15:45
胡老师傅

张禄同志回忆录（之六）

   第六章 平津战役（48年11月－49年4月）
    我们十纵在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的带领下，从北镇出发到达建昌，从五松口入关、奔大鞭、小鞭。在路过长城豁口时，战士们把散落的长城砖又垒上去，打趣地说：“我们也修了一把长城，可惜没见到孟姜女来哭”。起初我们是秘密入关，昼伏夜行，后来就日夜行军，加快了入关步伐。部队在沿途受到当地老百姓热烈的欢迎，老乡们给部队准备了粮草和房屋。12月5日我们纵队攻占了密云，12月中旬四野所有入关部队都到达关内指定位置。
    12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了，我们纵队直奔唐山、玉田准备打塘沽，后来又运动到天津附近。不久又开始往回走到廊坊（军部所在地），到榆家沟住下修整工事。后来才知道，友军负责打天津，我们纵队打黑山阻击战一战成名，便把我们纵队部署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既切断了两地的联系，又准备阻击傅作义的部队对天津的增援。天津前线打得十分激烈，我们却每天都在修整工事和训练。傅作义始终没敢派部队从北平来增援天津。这时我们团的一个副团长去天津参观学习打攻坚战，结果却被榴弹炮打中，当场牺牲了，据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真是可惜了。
    天津被打下来了后没多久，北平城就和平解放了。我们又走了好几天，来到河北的一个小屯子住下准备过49年的春节。这个春节部队的伙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战士们纷纷邀请年长的老乡一起来过年。我们班请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是让战士们硬拉来的，她高兴坏了。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老乡家住，战士们天天挑水、扫院子、帮老乡干活。住了一段时间部队就准备南下了，准备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了。


    第七章 南下渡江作战（49年4月－10月）
    北平和平解放了，整个华北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3月11日东北野战军正式更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共有四个兵团，我们十纵改编为第47军。隶属于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肖华，参谋长黄志勇。我所在的部队番号为：第四野战军47军139师417团3营7连。
    1949年4、5月份，小麦都黄了，我们四野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高呼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百万大军自平津地区开始挥师南下。我们军为了拔除南下途中的障碍,开始对河南北部的安阳、新乡等地发起了进攻。我们师攻下安阳后，就对盘据在新乡地区的庞炳勋老部下李辰熙部发起政治攻势。5月5日，敌40军1.7万人向我军投降，我们在新乡住了三天。部队就要过黄河了，当时我们走的是老铁路桥。过桥前，指导员反复讲黄河多么险峻，要求我们不准向下看，过桥时要手拉手，不能蹦、不能跳、不能齐步走。其实我过桥时并不太害怕，我只是一个劲地想：“过了黄河离我家不远了，我能回家看看吗？我娘和弟怎么样了？”请假回去肯定不批准，行军速度这么快，一旦掉队就很难追赶上队伍。上级可能也在担心我一去不复返，偷着走肯定是不行，当时我已经是一个老党员了是副班长，最为一个从一个普通劳工成长为中共党员的我，具有着最起码的觉悟。再说那时我对方位、地形都不熟，估计也找不到家。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快到某个战士的家乡的时候，组织上就会派上几个人暗中盯上，怕这个战士开小差。我在东北的时候，我也去“巩固”过别人。我就这样眼巴巴地走过了我的家乡，过郑州时老百姓夹道欢送，摆上茶水，打上小旗喊着口号“欢迎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那时我们的脚都打泡了，也要硬着头皮喊着“一、二、一”正步走队列。部队出了郑州又走了几十里路，在一个小屯子住下，每人发了一床兰色夹被。解放后我回家探亲时才知道我有一个叫“才”的小伙伴的哥哥，那时正在这个屯子里卖肉，可惜当时我们都没有认出对方来。
    这时长江以北已经基本解放了，二野、三野的部队已经在华东方向发起了渡江战役，并成功的渡过了长江天堑。四野首长决定由我们13兵团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准备歼灭国民党宋希濂所指挥的部队主力。宜昌是川东的门户，重庆的屏障，从古到今一直是军事重镇，当时国民党部队以宜昌、沙市为中心沿江严密布防。
    7月的南方，一会烈日当空，一会暴雨滂沱，险峻狭窄的道路泥泞不堪，我们个个都摔成了泥人。有一些北方战士水土不服，而且部队连续作战均十分疲惫，又被疾病伤痛困扰，部队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记载：当时四野30个师伤病员高达11万人，有的师减员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我当时已经是班长了，自己也是疲惫不堪，但想到自己的党员身份，就感到责任重大。我便在行军途中发动党团员和老战士起带头作用，这时我们这些骨干们每个人的肩上往往要背上2－3支枪或背包，到了住地我有开始忙着给大家烧水烫脚、挑泡。战士们都睡了我又忙着给大家烤鞋子、衣服，每天往往睡不了2、3个小时。这时班里有一个战士“打摆子”了，我们硬是连拉带拖、连背带扛的，没有让他掉队。当我们全班一个不少的长途奔袭赶到指定位置时，我却病倒了，打摆子、闹眼睛，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含恨退出战斗，留到了卫生队。
    宜昌战役打得很艰苦，我们部队的重装备在追击中都丢掉了，而且我们是长途奔袭，敌人是以逸待劳，战斗进行的十分惨烈。经过艰苦战斗，宜昌终于解放了，我军共消灭了守敌1.5万人。同时解放了湖北大部分地区，我军当时伤亡很大，有部分敌人漏网了。我们不顾疲劳开始沿江追击残敌，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走弓弦，敌人乘汽车沿公路走弓背，敌跑我追，我们来回过长江。有一次我们在江边的山上发现江面上有四条大船，我们迅速靠上去，一顿手榴弹、机枪扫射，命令他们靠岸投降。我们抓住了宋希濂的一个兵团副司令，而且缴获了不少粮食。
     还有一次我们班在追击中遭到了敌人机枪封锁，我们是前卫班，我们利用地形地貌终于带领全连冲过了封锁线。可是连的机枪排却没有跟上，连长命令我返回去找他们。我连跑带颠的冲过敌人的机枪封锁线，有几次都差点壮烈牺牲，终于冲回去了。我在一条大沟里找到了机枪排，他们还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气得我当时冲着机枪排排长破口大骂：“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哪？”我又带着他们冲了回来与连主力会合。当时我们爬上了山顶，天就黑了，部队又累又饿，战士们吃了点地瓜。领导就命令我们就地休息，待天亮后再行动。谁知山下就是一条公路，这时敌人有好几个师趁夜幕掩护逃跑了。
    我们又走了一夜到了三江口，准备去参加重庆战役，当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重庆解放了。我们岔过长江走了60里到了长寿县，刚要休息，上级就来命令，要我们连夜奔袭80里追歼敌人。四小时后我们追上了敌人，双方交火打了一阵，敌人边打边撤，我们也翻过几个山头，又追了20多里。这时上级领导命令部队停止追击开始往回撤，我们又走了30多里才住下。这一天一夜我们跑了近200里路，部队极度疲劳，我们在长寿休整了半个多月，当时二野的刘伯承司令员发给我们每人10元钱，（下江南时我们是和二野协同作战。）部队天天包饺子，连里开始评功表奖，上级领导给我记了两个小功。
    我们先后解放了大庸县(就是现在的张家界市)、赤力县。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正在赤力县的大山上，这一天上级给我们每人发了2元钱。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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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6楼] 发表于：2011-12-05 16:18
胡老师傅

张禄同志回忆录(之七)

                 第八章 湘西剿匪（49年10－51年4月）
    四野主力南下后，一部分与二野、三野向南继续挺进，进军大西南、扬鞭纵横两广、百舸争流把红旗插上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岛，最后解放了万山群岛。四野的另一部分与中南军区部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民除害，在豫西、鄂西北、赣西南、湘西、湘南、两广地区，进行了艰苦的剿匪作战，配合各地政府，开展了强大的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其中我们47军在湘西的剿匪历程，历时最长、苦战最多，牺牲最大，我们留下的事迹更是浩如烟海，流传甚广。
    湘西崇山峻岭，交通闭塞，历代视为荒蛮之地。由于封建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州域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困苦。官逼民反，反抗斗争不断发生。人们常说的“湘西土匪”，绝非各民族群众的反抗斗争。“匪”，即湘西民间所说的“抢犯”；即打家劫舍、以抢劫为生者。
    当时在湘西的土匪大都以恶霸、匪首、国民党特务结合为首脑，以惯匪、地痞流氓、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为骨干，而匪众则大多是被欺骗和胁迫的众多劳苦群众。他们利用湘西地区，山高林密、洞深水长，地形异常复杂。又拥有国民党留下的大批先进武器，再加上当地的老百姓和土匪历史上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匪们霸据一方，企图负隅顽抗。他们成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定时炸弹。湘西匪患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47军在沅陵成立了湘西军区，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委。我们进入川东后又返回湘西，部队从万县下船走小路在马洋县郊区住下来。
    在我们刚去的时候，真是寸步难行，当地的乡、村长也是土匪，不给我们饭吃，往往吃了这顿没下顿。至少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才能筹到点粮食，我们对土匪围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你大部队去了，他就跑得无影无踪，小部队去他就围攻消灭你。但是他们毕竟是一群土匪基本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有一次我们连不慎让一大股土匪给包围了，我们打了整整一天也没有冲出包围圈，后来团部调来炮兵往山上打了几炮，就把土匪吓跑了。还有一次我们团八连的一个排和一帮土匪遭遇了，排长差点被俘，连长带着司号员在对面山上吹响了冲锋号，土匪不知底细跑掉了。土匪经常胁迫普通老百姓，如果群众要是靠近解放军给解放军提供帮助，土匪就要杀掉他全家。二区的一个工作人员的父亲被土匪杀害了，村子里的人谁都不敢帮助掩埋，结果我们部队派了一个连保护方入土为安。
我们执行毛主席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方针，军队和地方相结合的政策，一个团负责两个县，团长兼县长、政委兼书记。抽调当地的出生的干部、战士充实到各级政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进行土改。派出由侦察员、神枪手、武艺高强的尖子兵组成小分队，成功的击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政策攻心，分化瓦解敌人。凡是主动投降的不论罪恶大小，一律宽大处理。不抓不杀。局面很快打开。我们可以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带领群众剿匪。
    一次部队行军走到三江口，迎面走来个年轻人挑了两个布袋，后面有个年长的坐在用椅子扎的滑杆上。和我们尖兵排已经擦肩而过。我看他怎么也不顺眼。我跟排长说了。排长说你去检查一下。我带着战士过去命令他们站住。他们听到喊声，便扔掉挑子、跳下滑杆就往山上跑。我跑在最前面，盯着那个坐滑杆的人，穷追不舍。在山半腰我打了几枪，把他打倒了。可能没有打中要害。他爬起来又跑了，跑到山顶上，倒下了。我上去给了一梭子弹，把他打死了。后来查明是个土匪连长。回来我向排长报告，排长还把我训了一顿：“你打死他干吗？为什么不抓活的？”我没有辩解，但心里不服：上次我们一个连押送2名土匪，还是让土匪跑掉了。
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土匪开展了大规模的劝降活动，经常能看到妻子领着丈夫、老人领着儿子……前来自首。各种群众组织建立了，他们给解放军送情报、带路。湘西的溶洞千奇百怪，大洞套小洞，上下相通，左右相连，明河暗沟纵横交错，没有知情人带领，进去了，便有去无回。更壮观的是统一的搜山行动：在统一的时间、规定的范围内，按地段分别由1－2名战士带领上千名群众敲着盆、打着锣、喊着话。像蓖子一样把大小山头梳个遍。困扰了湘西人民几十年的匪患消除了，我们那个地区听说只逃掉了一个土匪头子，他逃进了原始森林，过着野人生活，六十年代才把他抓住。
    抗美援朝开始了，大部队即将开赴前线，为了后方的稳定，在紧急形势下，剿匪政策也有些变化，比如一个叫倪焕章的土匪世家，经我们多次工作，一个排长孤身深入匪穴劝降成功，他们全部下山缴械投降。这个排长立了大功，团部正在大摆酒席宴请投诚的土匪头子。师政委来了，一拍桌子：“他们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根本不承认这群土匪是自首的，全都给抓了起来。
    我们班曾执行过一项特殊任务，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每天负责“护送”十来个大小土匪头子到马洋县“集中学习”。其实到了地方就都给枪毙了。他们当中有些确实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有些是可杀可不杀的。当时我们军马上要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主力部队马上要开拔了。当时美蒋特务在多方积极活动，为了稳定后方免除后患，这在当时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湘西人民至今还留传着47军剿匪的故事。02年我和老伴去张家界旅游，年轻的导游员绘声绘色地向游客们讲述当年剿匪的故事，指点着当年剿匪的战场。我善意地纠正了他道听途说的一些误传，大家得知我是47军的老兵时，都纷纷围过来，问东问西，一时间我成了导游。
     第九章 抗美援朝（51年4月－54年2月）
    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组建志愿军，为援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
    51年的3－4月份47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我们先在马洋县集中，步行几天，改乘汽车到沅临，乘船到长沙郊外住下开始补充新战士、展开大练兵，后又乘火车经武汉开拔到辽宁省丹东市。我们在丹东换服装、换武器，全换成了苏联产的轮盘枪，一盘有72发子弹，总共有10多斤重。51年4月11日我们47军正式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47军，开赴朝鲜前线。志愿军第47军在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李人林率领下，由安江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我们是夜间从浮桥上过江的，当时是准备参加第5次战役的，结果没有赶上。于是我们团就被安排在平壤北的立川修飞机场，修机场需要大量的水泥灌浆，一个排一晚上要打一板，完不成任务就不准休息。白天我们就在坟地里挖的防空洞（两人一个洞）里休息。就这样我们团干了一个月。这时前方战事吃紧，我们被调到平壤南的英雄山，在一条主要公路的大拐弯处开始修战斗工事准备打阻击，7月1日上级命令我们连夜奔赴开城待命。
    中国人民志愿军自50年入朝作战以来，历时7个多月经过五次战役，消灭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23万人，将他们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38线附近，迫使敌人主动要求坐下来进行谈判。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我们是被调去担任谈判会场警卫的。谈判会场原来在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那里的房子很坚固，大部分完好。美方因嫌会场深入我方占领区，感到不安全，双方商定将会场又迁到现在的板门店谈判会场。我们在那里搭建了简易房，整个会场分成三个区：会场区－方圆100码，走廊区－以马路的中心线两边各250码，中立区－以开城后山为界，山南是“联合国军”，山北是中朝军队，我们负责在会场东西两侧警戒。任何人进入会场中立区都是不准携带武器的。
    我们担任会场警戒，相对前线的战士们危险性小一些，但政治责任重大。谈判是在中朝方面的区域内进行，这样一方面比美方最初提出的在丹麦伤兵船上进行在政治上对我方有利，工作上也对我方也比较方便。但另一方面，在安全问题上的责任就主要落在我方头上。由于此处是“三八线”以南地区，日本人曾在这里统治了３６年，美国和李承晚在这里统治了６年，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战前这里还埋设了不少地雷，安全工作是个大问题。当时作为警卫排长的我，每天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主要是怕美帝和李承晚的特务来会场捣乱。我们排每天都要把住在会场边的朝鲜老乡请出来，集中保护，直到对方代表撤离了，才放心让他们回家。
    我方和敌人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敌人则节外生枝、制造障碍，态度蛮横，往往以无理要求中断谈判。我们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谈判会场。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借口，制造舆论破坏谈判。
    在我们驻地当时有位神秘人物，我们管他叫李队长，是个胖子、戴个眼镜，一天吃四顿饭，爱吃油炸锅巴，他的炊事员经常拿着大米饭到我们战士伙房换锅巴，当时由教导队负责他个人的警卫工作。平时很少看见他。一到有谈判时，就会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匆匆忙忙从他的屋子里进进出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叫李克农。是中央派来的谈判专家，他幕后指挥着整个谈判。
    51年8月19日美方武装人员在中立区枪杀了我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我们遵守协议没有还击。8月22日美方飞机又悍然轰炸了开城朝中谈判代表团驻地，我方强烈谴责他们违犯协议、破坏谈判的行为，同时我方大造舆论，宣布谈判会议停开，在开城为姚庆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证据确凿和强大舆论压力下，敌方被迫承认错误。在姚庆祥的追悼会上，联合国军送来花圈，派人来吊唁以示道歉。
    还有一次，在中立区，有一大一小两个朝鲜孩子在稻田里抓鱼，美国飞机来扫射，打死大的、打伤小的。我们严正抗议，他们据不承认，反咬一口，说是我方飞机造成的。双方相持了好几天，最后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让孩子的爷爷当场指认飞机。我们事先给老人家做了工作，教给他如何识别敌我飞机。开会那天他当着双方代表和中外记者的面，举着画有美国飞机的图片，拿着木棒追打美国代表，被记者迅速摄入镜头。
    我在执行警卫任务时，有两件最开心的事。一是第一次坐飞机：中立国代表有紧急事要回驻地，我方派了一架小型运输机由我带着2名战士同机护送。我第一次从高空俯瞰河流、群山，心情格外兴奋，但当我看到朝鲜大地处处都是残垣断壁、狼烟四起时心情不免沉重起来。二是见到了贺龙元帅。贺龙元帅率领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我们驻地，专门接见了负责板门店谈判会场的警卫人员，并和我们一一握手、照相，又请我们观看了以梅兰芳为首四大名旦的慰问演出，这可是我头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呀。
    停战谈判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长期斗争，在2年多的谈判中，谈谈停停，边打边谈，我方始终把政治上揭露和军事上打击相结合，以打促谈。敌人在军事上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在国内外反战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被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正式生效。枪声、炮声停止了。第二天，我们后撤4公里到城里去保护代表团，将会场交给中立国：印度、捷克、波兰、瑞典、瑞士等国派人保护。
    停战后，我们又开始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部队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陆续回国，我们连走了20多名，又有一些年轻的新同志陆陆续续从国内补充来，54年末我奉命回国，结束了我的抗美援朝历程。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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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7楼] 发表于：2011-12-10 14:56
胡老师傅

张禄回忆录(之八)

      第十章 归国学习（54年2月－56年4月）
    我们这些归国志愿军老战士先后在新立屯、八道壕住了些日子，最后来到丹东第一转业干部文化学校学习。
    战争结束了，部队要精简整编，加上部队要准备实行军衔制，大批的干部、战士开始转业、复员。为了照顾我们这些身经百战、转战南北的老同志，在转业后能安排上适当的工作，成立了转业干部文化学校，开始还属于军队编制，55年后归地方。
    参加学习的很多同志并不安心学习，打了多年的仗，思乡心切。有老婆、孩子的同志更是想早点回去过上“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后又传闻我们这些干部毕业后要分配到新疆、西藏等边境地区工作，那些年龄大、文化低的同志就思想动摇了，中途纷纷退学。我那时才26岁，家里也没有什么牵挂。我就决心留下了好好学习，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我去清东陵旅游时，遇到一个卖核桃的原47军的老同志，他当时的情况和我差不多。他回家后就啥也不是了，什么待遇也没有（听说近几年每月给100元）。
    我入伍前没有上过一天学，连我的名字都是入伍后文书帮忙给起的。解放后，要建军人档案文书给填表，问我出生和参军时间。我说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你就都写成10月1日吧。现在学习起来就非常吃力，我们的文化教员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教我们既热情又负责，几乎是哄着我们学习，有时老师要提问或考我们，我们大都要求老师先表演个节目，女教员往往要给我们唱歌、跳舞。我当时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学习也十分刻苦。当时我的算术成绩很好，我对那些速度、路程、追击……等和军事有关的数学题非常有兴趣，多年不忘。后来我老伴辅导上小学的孙子数学，我还能插上几句。通过两年的学习我拿到了小学毕业文凭，我的阅读能力很强，给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了方便和乐趣，遗憾的是我的字写的很难看。
    我和崔德明、赵启、张纯玉住在一起，后来老崔结婚了，就搬出去住了。我们几个年轻也不知道分寸，每天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几乎都长在他家了。我们一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在炕上横躺竖卧，天南地北胡聊起来，就把崔嫂挤在一个角落里，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我在学校放假时曾经回河南老家一趟。主要是打听一下我娘和弟弟们的下落，也想在老家找个对象。谈了几个，人家嫌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又没有本事，都告吹了。这时我们又有个同学结婚了，他的对象是他战友的小姨子，从山东来的。我们这帮光棍汉就都贴上去了，缠着人家给我们介绍对象。这回战友的爱人给介绍了七、八个山东姑娘分别和我们几个建立了联系。几个月后，由我们出路费，她们集体来丹东相亲。结果大部分都很满意，其中只有一个姑娘没有相中对方想告吹，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也成了。就这样55年12月份，我和我的前妻高淑美丹东七道河子结婚了。那一年她20岁，我27岁，我当时的工资是47元。
   第十一章 监狱工作（56年4月－88年10月）
    水库大战:
    56年4月份我们这批专业干部被分配到辽宁省公安厅劳改局工作。那时国家的劳改事业刚起步，没有固定的劳教场所，基本上是包工程出劳务，我被分配到大伙房水库工地，带领犯人、教养员修水库。当年修水库缺乏大型机械设备，完全是采取人海战术，远远看去真像蚂蚁搬家：挖土用锹镐、运土用土篮抬筐独轮车，连打夯都是用四个人抬着夯锤喊着号子一点点捶、一步步打。方法虽然落后，但质量一点不马虎，每天质量检查员都要钻孔取土样检查验收，稍有差错就全面返工。土坝修完便在护坡上砌石头、水泥灌桨、抹上水泥面并刻上施工单位和完成日期。03年我带孩子们到大伙房水库旅游，那些字迹还依稀可辨。几十年了，水库发挥了防洪、发电、养殖、旅游的功能。并成为抚顺、沈阳等几个大城市的饮用水源。当时的质量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57年4月份我的大儿子张宝林在大伙房水库附近的农舍出生了。03年我带着他找到了他出生的地点。孩子们看到水库秀丽的凤光、宾馆、别墅林立，就忍不住问我：“爸爸，你当时修完水库为什么要走？我们要是现在住在这里该多好啊！”。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告诉他们：前人栽树后人歇凉的道理。
    58年春我又带领犯人转到离开源县城18里的清河修水库，和在大伙房水库一样，两名管教队长带领100多名犯人、教养员单独执行任务，既要负责犯人、教养员的吃、喝、拉、撒，教育管理。还要负责工程的进度、质量、施工安全。更要命的是要高度警惕防止逃跑和其他突发事件的发生。我几乎24个小时都泡在工地上。这时高淑美又怀孕了，我根本无法照顾她，只好让她自己带着孩子回山东娘家了，7月份在娘家生下了二儿子张宝珠。
    初建劳改城:
    58年大跃进，省厅决定在凌源建设八大钢铁联合企业，把凌源建成劳改城，一下子这个辽西小县城涌进了好几万人。60年2月份我被调到凌源新生矿山公司，我任小队长，带领教养员、犯人先后在哈巴气、三家子、桃花池一带修矿山专用小铁路。60年7月我们在桃花池又生下第三个儿子张宝山。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监舍和办公室都是搭在坟地里的帐篷。四面透风，遇到下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了里面还滴答，周围拉一道草绳就是警界线。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又赶上60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犯人死了不少，干部很多也病倒了。冬季到了，我们挖地印子、搭简易房勉强渡过了隆冬。
    61年初我调到新组建的轻工厂，还没等熟悉情况又把我调到嫩江农场，当时我的妻子正在患病、三个孩子还小，可我二话没说，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就出发了。在那里我带领犯人在冰封的江面上凿冰打鱼、在冻土层上刨树根、推土包、填壕沟，平整土地准备开荒种地。4月份妻子病危我赶回凌源。妻子病逝后，为了照顾我又把我调回了轻工厂。
    女监值勤:
    轻工厂的前身是海城新生剿丝厂，60年10月迁到凌源。是关押女犯的劳改支队。有被服、皮毛、鞋帽、编织（病残）等中队。（后又从仪表厂迁来了塑料中队）我在前黑沟皮毛中队当看守员、负责外看守，内看守由女同志担任。一般男同志不轻易进监舍，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我们男同志进去将犯人制服。当看守员看起来很轻松，一个人孤独地在岗楼上值勤，就好像把自己也关进了小号似的。人手少时间长，那滋味不好受，更倒霉的是你的下一班的人因病因事没有来，你就要一直站下去。文化大革命时期女犯迁到沈阳马三家。轻工厂改为男监。
    菜地耕耘：
    60年代物资匮乏，连白菜萝卜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轻工厂所在地大株碌科、前黑沟距县城12里，附近没有商业网点，职工家属吃菜很困难。厂部决定开辟一个面积为60亩的菜地。我带领十几名就业工人负责日常管理。从种到收全由各车间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按菜地的要求分期分批派人去义务劳动。几十号人涌进菜地，我和工人们忙着给他们分配任务、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检查进度和质量。我还得留心个别贪小便宜顺手摘个黄瓜、西红柿的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菜地丰收了，除廉价供应给各职工食堂外，都无偿地或低价供应给职工。全区的通勤车都在城里生活区集中上下。从轻工厂通勤车下来的人们都大包小包提着各种时令疏菜，引来各厂人们的羡慕目光。那时轻工的食堂全区有名，价廉物美、品种多样。很多的双职工早、午饭都在食堂吃。秋天到了，十几辆马车把预先分好的白菜、萝卜、土豆、芥菜疙瘩、胡萝卜送到各家各户。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从沈阳迁来的配件厂并入轻工，他们头天办完手续分到住房，第二天我们就把过冬的秋菜送上门，乐得那些老师傅们喜笑颜开，都说：在沈阳哪有这样的好事？我成了受欢迎的人，走到那里都有人前来打招呼、递烟倒水跟我套近乎。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想让我额外给批点菜。我假装糊涂，愣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他们管我叫“不开窍的葫芦”。
    基建、房产工作:
    70年代凌源要生产"辽宁一号”汽车，轻工厂改为汽车燃油泵厂。从轻工生产转向机械制造，要盖新的厂房，还从沈阳、鞍山等地招来大批技术工人，家属房也要盖一批。基建队缺人手，我被调到基建队当小队长。白天我带领犯人上工地、出现场。晚上，匆匆吃口饭就下号，组织犯人学习讨论，找犯人谈话做思想工作。还要写每个犯人的考核材料。我们三两头要值班，每逢节假日我们更忙：要接待集中探监的犯人家属，要随时掌握犯人的思想波动，防止突发事件。那些年我从来没有在家好好过个除夕之夜。下午2-3点我们家就赶忙吃完年夜饭，随后我就进号，组织犯人演节目、文体比赛、做游戏、看电视、吃年夜饭……直到他们玩得人困马乏、呼呼睡大觉时已是后半夜了。只要犯人在节日里不因为想家、思想波动出现自杀、自残、逃跑、打架斗殴的事件。我们一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下来。
    我被提拔为中队长后，转到生产线，分管木工房及基建材料的采购供应。我们初期盖房全是土法上马，那时所有的地基都是干部们义务劳动人工挖的，预制件用的小石子都是人工一筐筐水洗的。盖金工厂房上大梁，没有起重设备，就用百十号人推着几台绞磨，在统一的指挥下，大家喊着号子硬是把大家伙吊上去了。基建队逐渐扩大，添置了不少设备，不仅能盖平房，还能盖楼房。还对外承建工程如：分局医院楼的改建、建机械厂家属楼。
    房子多了，分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厂成立了房产管理所，我被任命为所长。人们说房管所长这个职务，会干的是个肥缺、美差，不会干的是个费力不讨好、经常被人骂的角色。我想我是属于后者。
    无怨无悔:
    我在监狱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我文化程度低，工作能力不强，缺乏灵活工作方法。我从看守员、小队长干起直到离休也只不过是个副主任科员。我没有多大的能耐。但我遵循了几个原则：
    一是不贪不占
    我从嫩江农场回来时手掌握着一些粮食，还有不少带领犯人顶风冒雪破冰打的鱼。我没有因为爱人在家挨饿，身体又有病而带回一粒粮食和一条鱼。当时我管理菜地，每次卖菜、分菜我都打发孩子和大家一样排号。我当基建队长，多次谢绝包工头、供货商的送礼。二儿子结婚没有房子，我当时是房管所所长，却带领儿子们托土坯盖个小简易房。老大、老二同年结婚，我曾在基建队管过的木匠们找到我，他们要利用业余时间，一人帮我打一件家具。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还是自己从农村雇来的木匠。我管理犯人时没有抽过他们一支烟，没有接受过犯人家属一次宴请。
    二是作风正派
    轻工厂曾是监管女犯人、女教养员的，那些犯人、教养员当时有很多是年轻、漂亮、能说会道、心灵手巧的。对男管教人员更是使出全身的解数讨好、献媚。据统计轻工厂前后有近40名干部、工人因此犯错误，受到各种处分。爱人去世后，我打光棍9年，我有很多单独接近她们的机会。但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绯闻。我也遇到过那些不要脸的、主动送上门的，都被我骂跑了。
    三是人性化管理
    我先后管理过男、女犯人、男、女就业工人，还管过文化大革命被赶到农场监督改造的当权派。不管什么人，我都尊重他们的人格，晓知以礼、动之以情，有困难尽量帮助，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尽可能地给予保护。他们对我都很有感情，有些犯人出监后，第一件事是到我家看看。有些就业工人，落实政策后回凌源办事一定要来看望我。我在大连学习，有个落实政策回大连工作的工人，千方百计找到我，把我接到他家热情招待。一些当时受过迫害的领导恢复工作后，见到我都说：“那时多亏你了”。我的前妻病逝后，我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了8-9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从未影响过我的工作。我受到多次奖励：1958年在大伙房水库被评为抚顺市爱国卫生运动先进个人、1959年出席了辽宁支队先进工作者会议、在轻工、燃油泵厂、第四监狱（《监狱法》颁布后我单位改为第四监狱）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30多年来我经历了凌源监狱事业的艰苦创业、调正巩固、十年动乱、恢复发展的各个时期。人们说：在凌源改造的犯人是有期的，而作管教工作干部是无期的。绝大多数人在这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我二儿子张宝珠子承父业，在四监当狱警）。凌源这个辽西的偏僻小镇纪录了我人生的艰辛和快乐，我会永远记住它。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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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8楼] 发表于：2011-12-15 14:30
胡老师傅

张禄回忆录(之九)

                                    第十二章 痛失前妻
    我的前妻高淑美是来自山东的农村姑娘。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身穿蓝士林布小褂、黑裤子，脚穿一双家做的拉带布鞋，乌黑的头发辫成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垂在脑后。我们结婚时，我按当时的流行打扮，给她买了偏襟的列宁服棉袄、做了有四个吊兜的干部服、买了一双勾子皮鞋（一种圆头的半腰皮鞋}，买了一件绿色的毛衣。她剪掉了辫子把头烫了。在丹东的日子她很开心，整天和同来的姐妹们逛商店，去公园、看电影。她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归宿，期望从此以后能过上安定平静的生活，我却让她的希望落空了。
    结婚刚才4个月，她就随我来到抚顺大伙房水库工地，开始了动荡的生活。
    那个年代，监狱建设的初期，我们这些管教干部的家属也是一支流动的大军，她们随丈夫四处搬迁，租民房、住窝棚，无怨无悔支持着亲人工作。高淑美很能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跟着我四处搬家。我成天泡在工地上，根本无暇照顾他们母子。我偶尔回趟家，她总是抢先把家务活干完，连劈柴、担水这些重活也不让我插手。在那缺粮少菜的日子里，高淑美把粮食留给我和孩子，她自己却以野菜、树叶、代食品度日。本来十分健壮的她，年纪轻轻就得了浮肿和肺结核。不久我又被调到嫩江劳改农场，我走后，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61年4月我在嫩江接到高淑美病危的电报，我匆忙赶回凌源。当时她的病情十分严重急需住院治疗，可这时我已经身无分文了，而我的人事关系又在嫩江，无法向组织伸手借钱，急得我在分局办公室门前直打转转。白局长看见了我，并问明情况，立刻指示分局医院先治病后交钱。就这样治了一个月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医生建议转院到沈阳治疗。当时我在凌源举目无亲，三个孩子怎么办？多亏了我的好战友崔德明一家，在那粮食奇缺的年代，他自己有四个孩子，一下子又收留了我的三个孩子。我没有给他们一两粮、一分钱，自己忍饥挨饿，让我的孩子活了下来，这种战友情、同志爱，令我们全家终生难忘。
    61年5月6日高淑美握着我的手、口喊着三个孩子的名字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沈阳病逝了。当时她才26岁啊，她是为这个家活活累死、饿死的。有时我想她当初不是嫁给了我，在山东农村随便找个农民也会渡过这场灾荒，不会这么早就离开人世。我真后悔当初忙于工作没有好好照顾她，也怪我心粗没有早些发现她的病情并给于及时治疗。我悲痛欲绝地回到我那四壁空旷的家，搂着三个没娘的孩子，（老大4岁、老二3岁、老三不到1周岁）背着天文数字般的债务，我放声痛哭，我几乎都活不下去了。是党的关怀，使我渡过了难关：由矿山公司、嫩江农场、轻工厂三家分别免除了我的债务。62年又把我调回凌源，分配到轻工厂，为了工作我把老大、老三送到高淑美在山东的一个远房奶奶家寄养。把患了肺炎的老二留在身边。那时小三长得活泼、可爱，有好几家想收养他。我说啥也不给，当时就有好心人劝我：“你带着这么多孩子，将来连个对象恐怕都不好找”。我说：“我宁可要饭、宁可一辈子找不到对象，我决不把孩子送人。”两年后我把小三又接回来了，就这样我带着三个孩子过了整整九年。既当爹又当妈的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会干家务的人，孩子的吃、喝、拉、撒哪样都得我操心我自己来弄。特别是穿的方面更让我发愁，那时没有化纤布，棉布凭票供应，棉布又不结实，男孩子又淘气，今天挂个口子、明天磨个窟窿的，我缝也缝不上，补也不会补。我那点工资除了吃饭全花在他们身上，结果孩子还是像个小要饭的：裤子露着膝盖、棉袄扣子掉了在腰上系个绳子、鞋子露着脚趾。这真是家不像个家，屋不像个屋，我有时就借酒消愁，喝完酒，心里更难受，不免号淘大哭。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直到70年5月1日胡先慧走进了我的家，我的生活才有了彻底的改变。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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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9楼] 发表于：2011-12-19 17:36
胡老师傅

张禄回忆录(之十)

                       第十三章 小胡来我家
    我的后半生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来自于：一是党对老干部的关怀和爱护；二是我又找到了个好老伴。
    1970年出于同情和爱、出于那个年代对“长城上一块砖”的崇拜，胡先慧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俩的结合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们都登记了，还有人不相信、为此打赌。我自己也好像是在梦中：一个大姑娘，大学文化怎么会看上我？有的人说她是寻求“政治保护伞”。我想一想，也不尽然：她的家庭成分虽然不太好，她父亲当时是“就业工人”。但她一直表现很好：她照样考上大学，在大学是团支部书记。工作后，又受到领导的器重。在极“左”思潮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既没有被歧视、被排斥，更没有受到冲击。当我向军管会提出要和她结婚的要求，很快就被批准。看来她并不需要我的什么保护。我们结婚后她的父亲获得了平反，落实政策并恢复了县团级离休干部待遇。她本人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晋升为工程师，提拔为领导。但她对我仍然一如既往，从没有嫌弃过我。我记得在我俩要准备登记的时候，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走“五七道路”的名单上有我，连在农村的住房都号好了：是在一条大山沟里。我告诉她这个消息，让她再慎重考虑一下。她说：“考虑什么？你走到哪里我就跟你到那里。”看来她和我结婚不是权宜之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她当时是怎么想的呢？结婚多年后她才慢慢告诉我：我们虽然在一个单位工作，我是做管教，她搞技术，我们接触不多。她从别人口中得知我一些情况，也看见我俩个要饭花子似的孩子在家属院跑来跑去，有时也会从我家敞开的后窗一瞥看见我那猪窝似的家，她是深深的怜悯和同情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在一个学习班。整党时每个党员要人人过关，为了提高理论认识，做到“灵魂深处闹革命”邀请非党群众帮助整党。领导安排我和她结成了“一帮一”的“一对红”。我在“斗私批修”会上谈了我的身世、革命经历、家庭的不幸，狠批自己忘本思想和畏难情绪、不能继续革命的行为。她听着我的叙述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从此她对我刮目相看：她说我虽然文化不高，但有政策水平，有头脑有见解，有能力。她说是我和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历经千辛万苦解放了劳苦大众，让人们过上了幸福生活。而自己却在困苦中煎熬，这是不公平的。像那个年代很多健全的年轻姑娘甘心情愿地嫁伤残军人一样，她走进了我的生活。
    她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首先，由单职工变成了双职工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她勤俭持家，从娘家带来一部缝纫机，自己给孩子们做衣服、鞋子，缝补浆洗。把孩子打扮得干干净净。71年3月我们的第四个儿子张宝杰在前黑沟出世了。一年后，她和我商量把老大从山东接回来。当时我有顾虑：她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工作十分繁忙，老四还小，孩子这么多怕照顾不过来。再说老大长期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14岁了，已经开始有个人的主见了，怕回来和她处不好，再把老二、老三带坏了，他们联合起来跟她作对。她说顾不了那么多，孩子前途要紧，坚持把老大接了回来。她终于用真心感动了孩子，老大回来后，不但没有跟她作对，还成了她的好帮手，起初孩子们管她叫姨，有了老四后，由老大倡议，兄弟三个商量决定改口管她叫妈。直到他们都结婚生子了，每次回家推开门，第一句问话：“我妈呢？”，每次打电话最先问的一句话：“我妈在吗？”。我都有些嫉妒了。
    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大，四个半大小子，吃、穿、用、上学都费钱。那个年代是低工资，我俩每月才开102元。粮食定量不够吃，每月雷打不动必须拿出30－40元买私粮。最多的一年我们买了1500多斤玉米粒。那时我们家用10印大锅，早上贴一锅大饼子，孩子们连吃和带，中午我俩没饭了。腌咸菜都得用能装三挑半水的大缸腌。没有办法只好节省：那时鸡蛋才几分钱一个，别人生孩子至少要吃上千个鸡蛋。小胡生宝杰、流产一次、做结扎一共才吃了300多个鸡蛋。宝杰断奶后就和大人一样吃饭，他是喝苞米面糊糊长大的。
    我们俩几年都不添一件衣服、一双鞋子，小胡有一次出差到上海，在火车上她脚上穿的唯一双塑料凉鞋坏了，没法走路了，同行的同志只好想办法用火柴烧烧把鞋子给粘上了，总算对付到站。在战争年代我养成了好喝点酒的坏习惯，在钱紧的日子里，我馋酒馋的不行了，小胡就视当月情况给我买上一点酒喝，我一个月能喝上2斤酒就相当不错了。
    为了生活我们在轻工厂养鱼池边上自己开荒种点谷子、包米，在工人宿舍的围拦旁种点云豆、扁豆。我们自己也养过猪、鸡、鹅，多少也能贴补点伙食。到了秋天我们更是全家出动，去打包米柞子、跟在农民的犁杖后面检谷柞子，当时宝杰小，就让他在地头爬着玩，我们爷四个借两台手推车往回推柴禾。每年我家的柴禾堆得有房子高，冬天全家人挤在一铺炕上睡，2－3个人合盖一床被子。
    生活虽苦，但过得有滋有味。小胡就千方百计调济伙食，当时买猪肉需要凭票，我们就买那些不要票的猪蹄，先把猪蹄煮了，再红烧，油乎乎、香喷喷地让孩子们吃了解馋。啃完的骨头洗一洗，再熬皮冻，煮猪蹄的汤炖酸菜，最后把骨头敲碎了喂鸡。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吃饺子了，我们合馅都要用脸盆大的盆，小三一边吃一边松裤带，最后索性脱成光膀子。小胡又跟当地人学会了炸丸子、做套环、麻花，学会了蒸粘豆包、做烧肉、包棕子。总之她让孩子们过得年像年、节像节的。她又千方百计想办法让孩子穿好、穿暖，棉布不结实就做条绒的。那时刚兴穿棉猴，买吧太贵，找成衣铺做吧，人家嫌里子和棉花是旧的，不给做。小胡就买来布让成衣铺先把面子裁出来，她照着面料用旧衣服拼里子，用旧棉花絮好，再送去加工合成。给老大、老二各做了件灰色的棉猴。穿出去哥俩像一对双胞胎。小胡的妹妹用白线手套拆的线给哥三每人织了件背心，织成各种空心花的，漂亮极了。老四小时的衣服除了他老姨给买过1－2件新衣服外，基本上是用哥哥们的破衣服改的。有一次实在没有什么可改的了，只好去买点绑腿，拼起来给老四做了条小裤子。
    三个大孩子中，只有老三最让人操心，他从小就没有受过母爱，该是上学的时候又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也没正经上过几天学，而我又很少管他，我的管理方式又简单粗暴。当时他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孩子一起玩，那时他常给我们惹祸，我们经常给人家赔礼道歉、赔钱、赔物。上班了，因为偷着睡觉，造成批量废品，他的车间张主任没少找我们。我和小胡商量对他看紧管严，不准他再和那些坏孩子来往（那些孩子后来差不多都先后被劳改、劳教过）。我们又和他的车间领导商量给他调动了工作，让他学点技术。为转移他的兴趣，鼓励他跟小胡的父亲学下象棋。他学得很上心，进步很快，在厂级比赛中还取得过名次。平时我们多表扬少批评他。他后来调到配件厂当铝合金铸造活塞工，计件工资，这下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他一来劲头，全班数他活干得多挣的也多，惹得当时好些人不愿跟他在一个班干活，说抢不过他去接那些熔化的高温铝水，尤其是在他结婚后在媳妇的管教下像换了个人似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我和小胡也曾为经济的窘迫苦闷过、为繁重的家务烦恼过，也为性格、习惯不同争吵过。但我们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每当我们争吵过后，静下心来，总是默默的想到对方的好处。我想：小胡一个大姑娘进门就当妈、她是真正为我排忧解难，有什么事不能让她一步呢。小胡说：我在老张家，吃过苦、挨过累、受过穷，但从没有受过气，就凭这点，我嫁给他不后悔。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孩子们快长大。曾经有个阶段我为没有涨上工资想不开，在家里喝闷酒，耍酒疯。小胡开导我：咱们供出一个孩子，就等于咱们连涨三级工资。当时计划生育还没有执行。和她年龄相仿、情况相似的王艳华生了三个。我也想让她再生个女儿。她考虑到减轻生活压力，在宝杰不到2岁时，小胡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一时成了我们厂的佳话。
    孩子们慢慢长大，读书、毕业、下乡、参加工作。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又嘴里省、身上勒，奋斗了几年，攒钱为三个大的先后办完了婚事，按当时的风气，我们分别给每个孩子做了新被褥、打了立柜、写字台、箱子、沙发、碗柜等家具。给三个儿媳的彩礼是：每人一台自行车、一块西铁城手表、现金200元。那时可以算得是上中等水平了。当然这也要感谢我们的那几个亲家，他们在孩子们谈恋爱最初的时候，都因我家穷、孩子多而表示过不同程度反对意见。但关系最终确定下来后，给孩子们操办婚礼时，他们又都能体谅我家的困难，没有任何一家提出过分要求来刁难我们。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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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10楼] 发表于：2011-12-26 15:46
胡老师傅

张禄回忆录(之十一)

                       第十四章 幸福的晚年
    85年小胡从燃油泵厂调到分局机关工作。随后我们搬到分局生活区居住，88年我离休了。94年宝杰大学毕业了，也参加了工作。生活慢慢好起来了。
    那时我们的两个孙女、一个孙子都在城里上学，中午都到我家吃饭。当时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一家只有一个孩子，个个在家都比较娇生惯养，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的，可以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我们都注意给他们纠正过来，吃完饭，老大刷碗、老二检碗、老三扫地。二孙女甜甜在家里吃虾爬子，都得爸妈两个人给她扒了喂她。在我家吃，她喊爷爷叫奶奶的让我们给她扒。小胡说：“要吃自己动手！”。她双手被扎得直掉眼泪也吃不到嘴里，我们就手把手地教她。这个孩子以后锻炼得很泼辣，上大学时利用课余去卖啤酒、打工。到德国留学，“洋插队”的艰难生活也能适应了。
    这帮孩子在上小学和初中时，小胡对他们是严格要求，小胡规定他们每个周末都要有一天来我家，小胡要检查他们的作业、辅导他们学习。孩子们好容易盼到个礼拜天，想睡个懒觉，赶上个阴天下雨，就更不愿意动弹了。爸妈心一软也就默许了。遇到这种情况，小胡就要拿起电话兴师问罪了。二媳妇宁淑杰对外人常说的一句笑话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甜甜奶奶来电话！”。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家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中有老大两口子、二儿媳妇、老三两口子都下岗了。但孩子们都很自立，没有等、靠、要，也没有吃老、靠老。自己分别找出路，老大两口外出打工、二儿媳在家给别人织毛衣、绣花。老三两口文化低、又没有技术特长。但小三说：“这年头饿死的都是懒汉。只要不挑不检，干点啥还不挣碗饭吃！”他俩真是啥活都干，从不报怨。冲着孩子这份志气，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也隔三差五地帮助他们一些钱、粮、物。老三的孩子考上大学，学费有困难，我们毫不犹豫地给以力所能及的资助。起初大儿媳自己出去，大儿子带着孩子在家。我们鼓励他们一起出去。大孙女张菊从小学六年级就跟着我们生活，后来考上了凌中快班，考上了大学。老三的孩子张博也在我们这住了二年，也考上大学走了。
    我们成了孩子们的总管家：孩子们遇到什么大情小事，都来找我们商量、拿主意。大人孩子有病了，找小胡领着寻医问药，小两口打仗生气了，我们俩一起去当消防队员……。老大外出打工的10多年里，他家在凌源的所有事情如：交保险、领低保、开证明、填登记、看房子、晾衣物等等，都是小胡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地跑、一件件地给办。
    孩子大了，工资涨了，92年我们集资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小胡95年也退休了，她就动员我出去旅游。起初我怕花钱，推说：“我打仗全国都走遍了，还出过国。用不着去。”。她反驳我：“你是走了不少地方，可你进哪个城市逛过一天？哪个城市的公园、名胜古迹你玩过一次？”细细回忆起来，还真没有。再加上我的工作性质决定，我公出的机会不多，几十年了基本都是在辽西转悠。98年我们去了武汉、南京、苏州、杭州、桂林、衡阳，去了小胡的湖北老家。02年去了北京、郑州、又回了一次我的河南老家，去西安、成都、登峨眉山、看乐山大佛、重庆、游长江三峡、到宜昌、游张家界、到上海、到青岛、烟台乘海轮到大连回家。更多的时间作短途旅游，如：去锦州参观辽沈战役展览馆、本溪水洞、抚顺战犯管理所、大伙房水库、去熊岳疗养、去北戴河度夏。小胡由于经常公出、开会、参观、学习，好多地方她都去过，一路上她成了我的好向导。吃、住、玩、由她一手操办。我唯一操心的事是：每天晚上让她向我报帐，还剩下多少钱？我老怕钱化光了，回不去家。她笑我土老冒，说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只要打一个电话，10分钟钱就会打到银行卡上。
    我们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享受着党和国家对离休干部的关怀和照顾，我的工资像芝麻开花节节高。01年省民政局给建国前立过大功的人员，每人发给奖金2000元，又把02年前的医药费给全报了。70岁后每月发给护理费100元，后又涨到200元。05年5月经辽宁省人事厅批准：自2000年1月起每月享受特殊贡献津贴100元。我怀揣着离休证，走遍全国的旅游景点，门票全免。在四川都江堰参观，把我老伴按陪护人员也把门票免了，仅旅游门票一项我们就少花了好几千元。乘火车买卧铺，有离休证优先，有时没有卧铺了，列车长也会把我们安排到公务车厢中。在首都北京，拿着离休证除了出租车外乘坐地铁、公共汽车全免票。
    在家的时候我多去爬山、和老友闲聊。去老干部活动中心下棋、打麻将……我们还在河套边、树林旁开荒种地。虽然吃穿不愁，但自己种的绿色食品别有风味。我们最多时收获过700多斤玉米、80多斤黄豆、50多斤绿豆、1－2百斤豆角……吃不完让孩子们来取或送人。有时我们会找一户住平房、有大锅的朋友家，带着自产的农产品，在那里烀包米、煮毛豆、炖豆角。聚集起10多个人，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农家宴。
    我们俩经常骑着自行车，淌过小河、穿过树林，踏过山间小路到地里干活，累了就在河边小树林旁，铺上塑料布，吃着带去的水果、点心，喝着啤酒、饮料。在地里干活的老乡走过来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干这点活，够你们的吃喝钱吗？”。我们在大桥下开了一块荒地，早上趁凉快，我俩在大桥下干活。晨练的人们路过大桥，在栏杆上趴了一溜人，他们像观赏动物似的对我们评头品足。这个喊：“小胡加油！”，那个叫：“老张，你别偷懒！”还有的在问：“你们叫帮工不？等秋天我来帮你收！哈哈！”弄得我们哭笑不得。在“典非”期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天然氧吧中度过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04年我得了心脏病。经过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小胡带我去沈阳找中医专家治疗。服了三个疗程的中药。后又服了香港产的专治心脏病的特效药－益安宁。这个药很贵，一盒就要155元，只够服6天的，我共吃了2年，心脏病基本治好了。06年体检，查出我得了胆道梗阻。（笔者注：是胆总管癌—我们没敢告诉他）小胡带我去沈阳肿瘤医院、医大、202医院找专家会诊，一致认为不能手术。8月15日在202医院请医大教授给做了胆管支架手术。手术那天，老大、三儿媳、老四全家、妻妹、妹夫、外甥女媛媛、二孙女甜甜带着她的德国男朋友麦克及他母亲都来了。手术很顺利，小胡又千方百计打听中医、中药治疗的消息，只要能治这个病，不管贵贱、不管能否报销，立刻买来。我先后服用了“双灵固本散”四个疗程，一个疗程三个月需8000元。（笔者注：后来我们背着张禄又买了一万多元钱的药）服过法库的中药四个疗程，一个疗程3000元。她还领我去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检查。看病花光了我们全部积蓄。我决定不看了，也不再服药。虽说离休干部医药费全报，何时能报是个未知数。还有那么多的自费中药根本不能报销。加上看病来往的路费、住宿、托人找关系……我不能让老伴落个人财两空。小胡哭着对我说：“命比钱重要。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我宁愿回到住平房、吃窝头的日子。就是你一分钱没有给我留下，我每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也够生活了。”。她作主把楼房抵押了，又筹资10万元继续给我治病。为了不影响孩子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为了节省开支。领我看病、买药、住院护理都是她一个人。她也是一个快70岁的老人了，去法库买中药，头天晚上乘汽车去，第二天晚上连夜乘汽车赶回来。近50袋熬好的汤药，背在背上，没有人扶都站不起来。孩子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在沈阳手术，老大给了500元、老四给了1000元、甜甜和男朋友买了保健品。后来在北京301医院看病、检查都是老四花的钱。在凌源住院老二拿了2000元买药。小三两口没少跑腿出力。（笔者注：老大在他爸去世后给家2000元）二儿媳宁淑杰在护理她自己老父亲的时候还抽空来看我，有时还给小胡送菜饭。在我病重时她和三儿媳姜明霞给我接屎、接尿。我都不好意思。她们说：我们就是你的亲闺女，你不用介意。他们还多次要求替换小胡护理我。
    我生病期间，分局老干部处、四监狱的领导都来看望，询问病情、指导治疗。四监狱还主动垫付了近万元的医疗费，我住在高级病房，内一科的主任、医生、护士对我治疗、护理尽心尽力。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我经历了太多的生与死。我也深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无遗憾却有很多的留恋：我留恋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和小胡的工资在07年刚涨到共5000元，我们还计划要去四季如春的云南、贵州旅游、去海南过冬、重游长江三峡，还想将来去德国参加二孙女的婚礼。我舍不得我患难与共的老伴，她的善良温暖了我，也感动大家，她被评为06年感动分局十佳人物，06、07年两次被评为分局系统的好婆婆。我离不开亲爱的儿孙，他们个个自强自立，兄弟团结互助、妯娌和睦。三个大的孙子、孙女都是大学生。特别是活泼、可爱的刚2岁的小孙子更是我的开心果。还有众多的领导、同志、众多的亲朋好友……
人生自古谁不死？只要留得清白在人间。我记得大约是《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有一句话：“我们曾为欢乐而生，我们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悲哀永远不要和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我要告诉儿孙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等于是背叛。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认认真真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你们赶上了好时候。现在凌源的监狱事业蓬勃发展，新的一代监狱领导有理想、有知识、有技术、有魄力。凌源的监狱事业前途无限美好！愿你们过得比我好！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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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11楼] 发表于：2011-12-26 15:58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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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12楼] 发表于：2011-12-28 15:30
胡老师傅

张禄回忆录(之十二)

 
后 记
    张禄同志的逝世，使我十分悲痛。应孩子和亲友们的要求，我在他逝世后的100天里，伴着泪水完成了这篇回忆录。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张禄同志在生前。在茶余饭后，特别他喝点酒后，常给我和孩子们讲那过去的事情，讲他战斗的经历。孩子们鼓励我给他爸写回忆录。我一直忙于琐事，也感到自己缺乏文学细胞无从下手。迟迟没有动笔。07年6月份他胆管癌转移到肝部，预感到他来日不多了。在他住院期间，我才让他按时间顺序口述，我做笔录，这才得到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张禄同志记忆力很好，事隔几十年，时间、地点、方位、事件大致比较清楚。我在以后阅读的军事作品中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当时作为一名没有文化的普通战士，他不可能全面了解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每次战役目的、意图。如果完全按他口述的内容来写，就显得支离破碎，也使人摸不清头脑。我参考了《第四野战军战事全记录》，把他所参加的战斗放在四野征战的主线上来写。既尊重历史的原貌，又尽可能地交代事件的原由。
张禄同志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辉煌的战功。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和丰厚的遗产。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普通得像一粒沙子，那么不被人们注意，所幸的是他这粒沙子被卷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大潮中。就是这些千千万万的沙子和革命的精英—钢筋、水泥，共同奠定了共和国的地基，构建了雄伟的社会主义大厦。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我是化验员出身，用我摆弄瓶瓶罐罐的手来握笔、点鼠标写文字，真有些强人所难。好在本回忆录只是家庭内部出版，小范围内扩散，丢丑就丢在家里吧。如果这本回忆录能给儿孙们一点启迪，我就知足了。让我们用“捷报飞来当纸钱”告慰张禄同志。

胡先惠
附记 军中花絮
附一 我的两位独臂首长
    47军副军长晏福生，139师政委彭云清都是失去右臂的将军。有时开军人大会，两位首长一上台，大家就笑起来了，于是他俩就靠在一起说：“咱俩正好配成一对！”大家笑得更欢了。
    这两位令人尊敬的首长，他们左手打枪打得准。特别是飞身上马的优美姿势让大家赞叹不已。不管情况多么紧急，休息时，总看见他们有说有笑，免不了你搥我一拳，我踢你一脚。首长们的笑声是战士们的定心丸，让我们始终对胜利充满了希望。
附二 我的排长
    我当兵时的排长冯玉民是359旅的老战士，侦察员出身。他胆大心细、点子多。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吃饭问题大部分靠自己来解决。那就看班排长的本事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带领我们专门找高宅大院，进去后，他把手抢往桌上一放，对主人说：“老乡，给我们弄点饭吃，挑好的做。别让我们翻出来，那就不好了。”（他敢翻吗？）保证有好的，不做坏的。我们吃饱吃好了，当然忘不了要给钱或打条子。
    有一次快过年了，在北满我们住在一户看来至少是个富农的老乡家，我们过年的东西没有着落。向老乡买吧，他们异口同声说家里啥也没有。排长往院子里瞅了瞅，忽然向大家说：“快过年了，我们帮老乡打扫卫生，大家把院子里的冰雪刨干净运到外面去。”老乡急力阻拦，连说不用，不用。排长说：“军民一家嘛，客气什么？现在把冰雪弄干净了，开春省得泥泞。”
    大家说干就干，老乡急得抓耳挠腮也没法，不一会在院子的一堆冰雪下挖出一扇冻猪肉。没办法，只得卖给我们。大家好一顿解馋。
    有一次我们刚攻进一个村子，走近一户人家，主人跑了，锅还有没有炸完的油炸糕，排长连忙叫炊事员快炸，炸好了给大家分。
    我们眼巴巴地瞅着，口水差点流进锅里。突然集会号响了，滚烫油炸糕没法拿，排长说：“快用筷子串”于是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串像糖糊芦似半生不熟的油炸糕往外跑，刚出门，连长、指导员看见了，惊讶地说：你们排这么快就弄到吃的了！快给我们点！他们一人拿去两个，旁边一个大个子又抢去一个，剩下2个我顾不得烫一下子塞进嘴里。
    我们进四川时，当地老百姓不要解放区的纸币只收银元，大家好久没有闻到油腥了。这回排长打我的主意了，他对我说：“小张，你不是有块银元吗？拿出来给大家买点肉吃，以后我加倍还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革命实力。”没办法我只好拿出来，一块银元买了30多斤肉，大家吃得高兴，可我心里在流血呵，那块银元是解放哈尔滨时上级奖励每人两块苏联币，大家都去下馆子、买东西，我是班里有名的小抠，我一分没花，换成一块银元从关外揣到关里，打仗怕跑丢了，睡觉怕人偷了。银元让我摸得锃亮。真像割我身上的肉给大家吃一样。后来排长给了我一元纸币。我亏大发
    排长逼我学会喝酒
    排长喜欢喝酒，有一个军用水壶专门用来装酒，我成天给他背着。他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情况允许，他就千方百计地去买酒。钱从那里来？
    他在南泥湾搞生产有些分红，再就是第一次占领沈阳时，接收日本仓库，除了搬运军火和必要的装备，其他东西根本运不了。上级决定剩下的东西让老百姓随便拿。排长乘机左一件右一件往身上套衣服。以后天气热了，他就一件件地脱下来换酒喝。
    喝酒得多少弄点菜，他也象征性让我吃点，我那时根本不懂得客气，排长让吃，我就左筷子右一筷子吃起来，没等排长喝完酒，菜让我快吃完了。他急了，以后就规定我喝一口酒才能吃一口菜，不喝酒不准吃菜。为了吃菜，我硬着头皮，宁可被酒辣得鼻涕眼泪流也喝，我就这样学会喝酒了。排长赔酒又搭菜，以后他再也不让我背酒壶了。
附三 我的班长
    我的第一任班长（他的名字我给忘了）也是359旅的老战士，他没有文化，年龄也较大，他作战勇敢，工作任劳任怨，对革命忠心不二。有一次部队路过他们村，他双目失明的老母亲颤颤抖抖地找到了他，娘俩抱头痛哭，同志们也跟着流泪。老太太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向儿子述说着离别之苦和因为他当八路给家里带来的灾难。突然集合号响了，他妈拉着他不松手，死活也不让他走，他使劲一甩胳膊，把他妈摔个大腚堆，他流着泪，头也不回地跑步追赶队伍了。这样的同志却不是党员，我都入党了，他还没有入党。原来他每次要求入党，指导员对他例行党性教育，对他说：“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不怕留血牺牲起模范带头作用。”他说：“我现在就够意思了，还让我起模范带头，我累死也做不到了”。当然也就通过不了。
    我们班有一个解放战士在一次急行军中掉了队，班长和我往回走找到了他，他躺在路边大口喘气，班长命令他跟上，他说：“班长，我实在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班长吼叫了一声，“打死我也走不动了”
班长上去就踢他两脚，嘴里骂着：“看你那个熊样，妈拉巴子，你还像个解放军吗？”
    那个战士索性大哭起来，说到：“班长，我求求你给我一枪得了，我宁可死也不遭这份罪了。”班长听了更来气了，又拳打脚踢起来，我拦都拦不住，班长一边打一边骂，一边把那个战士背的枪、背包、干粮袋都套在自己肩上，对我吼了一声：“小张，架着他走！”那个战士比我高一头，我哪架得动他，没办法，我和班长一人一只胳膊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回了宿营地。我累得一头栽到草铺上再也不动弹了。班长挣扎着起来又忙着给大家烧洗脚水，喊这个骂那个让大家起来烫脚。那个年代你吃不吃饭没人管，你要不烫脚，班长那一关就过不了。班长端了一盆热水走到那个解放战士跟前，不由分说扒下他的鞋，把双脚往水里一按，烫得那个战士哇哇大叫，又按住双脚把泡给挑了。说来也奇怪，那个战士以后再没有掉过队。可我们可怜的班长每到讨论入党或评功摆好时，缺点一大堆：军阀作风、违犯纪律、打骂战士（打骂解放战士那就是违犯政策）。啥也捞不着。
附四 我的小先生
    在部队经常进行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我最怕学习时的讨论发言。每次让班长叫起来发言，我的脸憋得通红，汗水顺脸淌也说不出一句话。排长、班长这时会让我找一位多少有点文化，能说会道的战士当我的小先生，我必须走到小先生面前，恭恭敬敬得行个礼，请他代我发言，或教我说两句。那种尴尬的场面使我无地自容。我经常请的小先生姓曹，他来自河北，小伙干净利索，小嘴巴讲起话来从来不打嗝，革命理论说起来一套套的。开会出尽风头。和他比起来我们简直就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才使我彻底地改变了对他的崇拜。
    二战四平（四平保卫战）历时一个月，伤亡8000多人。不得不含泪撤退。我们在公主岭一带担任掩护，被敌人撵的东奔西跑，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快到端午节了，我们还穿着更生布棉衣，走一路棉花掉一路，简直不用设路标了，有一天夜晚我们走得人困马乏，我迷迷糊糊地看见走在我前面小先生往道边一拐，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到了宿营地清点人数，才发现他没有了，班长追问，谁看见了，我老实回答了。班长瞪着眼睛对我吼道：“你看见他开小差为什么不报告？”
我委屈地说：“我那知道啊，我以为他是去解手或找领导谈话了呢，再说他那么进步，我压根没有想到他会开小差。”班长气得骂起来：“进步个屁！妈啦巴子，都他妈进步在嘴上了。”
附五 朝鲜姑娘
    在抗美援朝时期，朝鲜的男人几乎都上前线了。连年征战行成了女多男少，朝鲜姑娘热情大方、能歌善舞。而且对志愿军战士都视为亲人，为我们洗衣、做饭，帮我们缝缝补补，教我们做朝鲜辣白菜、打糕。个别的姑娘也有动了真情的，我看见过有个朝鲜妇女抱着孩子来到我们驻地找孩子的爹。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领导了解如果双方是自愿的，往往把当事者给个处分，调离。向女方讲清我军的政策，给些粮食、钱进行安抚。（据说有些回国后，女方跟来了。）
    部队在板门店会场担任警卫工作时，我的房东家有两个女儿，大的有20多岁。我们经常见面、打招呼、借东西。有一天晚上，大约11点左右，我查完哨，正坐在路边树下抽烟，那个姑娘从外面回来了，对我叽哩咕噜的不知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吱声，她就走近我，把脸贴了上来。这下我可着急了，我赶紧说：“你要干什么？”马上站起来就走了。
    一连好几天，我都尽量躲着她。有一天傍晚天气很热，同志们都到小河边去洗澡，我提前回来了，我推开门，看见我的铺上的蚊帐放下来了，（我和文书住一个屋，他外出好几天了。）我很奇怪，上前一撩蚊帐，发现那个姑娘直挺挺地躺在里面，吓得我大喊起来，她捂着脸就跑了，从那以后她见到我，就用朝鲜话说我：“坏！”。
    有的同志问我，怎么回事？我想人家一个姑娘家名声要紧。我笑而不答，后来被反映到领导那里了，指导员找我谈话，我一五一十地说了，领导给我换了一家房东，并表扬我作风正派。
附六 老友情（笔者附）
几十年的生活中我们有很多好朋友，李长思校长和陈凤兰处长夫妇就是其中之一，李长思经常用诗来描绘我们的友情。现摘录几首附后，以表对张禄同志的怀念。

古塔深情
辽西鏖战炮隆声，弥漫硝烟克锦城。
塔堡英雄洒血泪，黑山大虎阻湘兵。
捉鳖瓮里榆关闭，驻沈顽敌巢穴倾。
烈士英名光史册，飞云古塔寄深情。

    献给参加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原东北人民解放军十纵28师84团3营7连老战士张禄同志。
长思 2008年 南山作

悼张禄兄
凌水兰山半日闲，锄禾黍豆垦荒原。
京都健步同登塔，子鼠观云不见人。
戊子之春 长思 新华联作

读《张禄同志回忆录》
南征北战建丰功，朴素平凡度此生。
恩爱夫妻同教子，龙飞凤舞驾东风。
重游旧地山和水，遥望家乡旭日升。
锡鹤云归犹是梦。夕阳多少未了情。
长思、凤兰 08.1.13 新华联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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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3楼] 发表于：2011-12-28 21:54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完整合并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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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_ly [14楼] 发表于：2011-12-29 18:15
胡老师傅
多谢了!祝新年快乐!凡人大传兴旺!
胡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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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5楼] 发表于：2011-12-29 19:08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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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预祝您新年快乐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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