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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楼主] 发表于：2011-11-21 15:46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 本帖被 想想 执行压帖操作(2011-1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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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楼] 发表于：2011-11-21 15:47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1937年8月的一天，母亲匆匆离开济南返回潍坊向家人告别。


此时，整个山东正处于沦陷前的紧急状态中，母亲就读的齐鲁大学高中部南迁重庆，她没有同去，而是参加了济南抗敌后援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她和同学们打着旗子走在街上，歌声口号声不断地从队伍里冲出来，当她站在街头挥舞着纤细的胳膊讲演的时候，常常禁不住声泪俱下……

走进那所熟悉的宅院时，全家人都闻声迎了出来，姥姥抓住母亲的手又惊又喜地说：你可回来了！外面这么乱，就得赶紧回家啊！走在后面的姥爷却是一脸的不高兴，他冷冷地看了母亲一眼，说：“你们女学生到底不行啊！不是说去抗战吗，怎么回家来了？！”

母亲回答：这就要走，以后恐怕不能再回来了！说着急忙进门收拾衣物。

那天的情景母亲一生都无法忘记。天气很热，湛蓝的天空中不时有一队队日本飞机飞过，它们飞得很低，隆隆的吼叫声振得门窗嗦嗦发抖，全家人都陷在无望的恐惧之中，久病的大姥姥躺在床上大声呻吟，呆坐房中的大姥爷看着满屋子的古书画连连叹气，年轻的嫂嫂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无声地抹着眼泪……姥姥一边往母亲的衣服口袋里缝钱，一边哭着说：你哥哥走了一直没有消息，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去打日本鬼子呢，鬼子来了，死就死在一起吧……

正在箱子里翻找东西的姥爷突然抬起身子斥责姥姥道：不许这样说，她该去！让她去！说着从箱子里抽出一把祖上留下的长挂刀在手中比划着：他娘的！鬼子来了就和他们拼……话没有说完，就咳嗽得喘不过气来。

那晚，夜幕垂垂，星星在天上闪烁着冷冷的光芒，深受惊吓的一家人终于都睡了，母亲背着包袱悄悄地走出自己的屋子，环视着从小住惯了的院落，那树影遮盖下的屋檐，那被雨水侵蚀的旧窗棂、门槛，闭着眼睛就能摸得到的墙角砖缝……身后的窗户里隐隐地传出娘的叹息，隔壁的大娘还在呻吟，想到假如明天离开娘不知会哭成什么样子，爹又要发脾气……她不敢再多停留，蹑手蹑脚地往外走，把街门拉开一道缝，侧着身子挤出去，又从外面小心地把门关起来，然后转身急急地向着县城东门外的火车站走去，穿过长长的巷子时四周一片漆黑和寂静，她在心里默念着，或许这次就是永别了，或许再也见不到可怜的父母和家人了，眼泪不觉涌上眼眶，忽然间，觉得这个家是那样亲热难舍。

这就是许多年后母亲向我们讲述的当年离家出走的一幕。那个夜晚决定了母亲一生所走的道路，也使母亲留下了终生的遗憾。母亲爱提起那一天，还特别爱说姥爷的那句“你们这些女学生到底不行啊”，每次讲到这里，她的语气都特别重，她的眼神也显得有些朦胧，像是又看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站在家乡院子里愤懑又带着挖苦神情的姥爷。若是在吃饭时提起这桩往事，母亲就会停下筷子，那时候，她的表情就变得格外复杂，好像是感叹，又好像不服、不满、不信，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什么……只是，母亲讲话的时候我们多数并不在意，对这些近乎成了老生常谈的事，似听非听，也有些糊涂，她好像在控诉家庭的封建统治，又分明怀着很多割舍不断的感情，而那个说起来似乎很穷的家同时又那样讲究、要面子……这和我们平时所接受的一切都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都套不上，我们弄不清，也不想弄清，转脸就谈论别的事情去了。又过了些年，我才发现，那遥远年代的影像似乎在不经意间早已被母亲镶嵌进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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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2楼] 发表于：2011-11-21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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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图片：
母亲王育新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祖上十余代都是读书人。她的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一辈只有兄弟两人，大伯父也就是我称之为大姥爷的是前清秀才，曾在多个地方做官，后辞官以教书为业，一生勤勉治学，擅长文墨诗词，有诗编入潍坊名人诗集。我姥爷的运气似乎不好，他做过一段曹州府的师爷，因意见不合拍了桌子甩手不干了，常年赋闲在家，嗜酒如命，喝醉了就骂人、骂世，颇有穷困潦倒之态。曾外祖父去世后，大姥爷和姥爷重情义发誓一辈子不分家，这个大家庭就依着祖上所传的遗产和大姥爷的收入维持下去，过着不很富有也并不贫困的生活，虽无什么田产，却直到文革前还遗有“缥缃千卷牙籤万轴”。

在这个属于两兄弟的大家庭里，大姥爷常年奔波在外，连娶三任妻子都不幸早逝，姥爷不管家事，姥姥就理所应当地成了掌管家庭经济命脉和诸事的总管。姥姥出身于富裕人家，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很快就把个二十多人的大家管得井井有条，成为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在母亲看来，姥姥之所以能够管理有序，是靠着封建礼教的力量，而这也正是促使她离开家的根本原因。

母亲这一辈共有六男二女，她排行老八，上面的几个哥哥都忙着在外面做事，且多数寻花问柳，有的娶了小老婆，有的索性弄个情人金屋藏娇。在这个已不富有却顽强地延续着礼教传统的家庭里，排在第一的是姥爷们，下来是儿子们、孙辈们，生活在最下层的永远是媳妇们。母亲眼见留在家里的嫂嫂们过着孤独愁苦的日子，她们移动着三寸金莲每天忙来忙去，活做得很多，吃得最差，总是受气，还要千方百计取悦于男人，所有这一切都在她年幼的心中埋下了阴影。母亲虽是女孩，终因年龄最小受到宠爱，她顺顺当当地上了小学，受新文学影响读了不少小说，越发对封建礼教反感透顶，对这个家充满了厌烦。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家中明明是女人掌权，受苦受累的仍然还是女人。为此，她总是站在嫂嫂们一边和姥姥对着干，姥姥分配给各屋的东西等级不均也常常被她在送去的途中掉包，嫂嫂们喜欢她，称她“小姑贤”。

让母亲更加难过的还有她的姐姐。母亲惟一的姐姐排行老四，她生的娇小玲珑，眉目清秀，很早就顺从媒妁之言嫁入了当地豪门，当上了少奶奶。但日子依然不好过，在那个上有公婆下有小姑小叔、男役女仆一大堆的家庭里，矛盾重重，姐姐很难处理好那些复杂的关系，虽然她一个接一个地为那个家族生着孩子，却总是因为种种事情受到婆婆的训斥和他人的欺负，她倍感委屈。

母亲记得很多次姐姐回娘家的时候，都是躲在娘的屋里哭诉，那低低的抽泣让只有十几岁的母亲感到压抑又气愤，这时候娘就连连叹气，赶紧指使嫂嫂们给姐姐的丈夫孩子做各种衣物往回带。嫂嫂们放下手里的事情一边小声地发着牢骚一边赶紧做活，生怕受到婆婆的责骂。每当看到这一切，母亲就有种说不出的烦闷，姐姐拉着她不停地抹眼泪，她觉得柔弱的姐姐真是又可怜又没有出息。她常常挣脱姐姐的手跑出去，隔壁邻居家架着秋千，她郁闷了就坐在那里，把自己慢慢地荡起来。她荡秋千的本领很大，双手紧紧地把握着绳索，不一会儿就能让自己飞起来，她飞得很高，高得平了秋千的横梁，高得像要冲上屋顶，飘向蓝天，只有在那一阵阵地上下起伏迎风飘荡中，她好像才能把那些压抑和烦恼抛到身后。

母亲在姐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前景，那前景让她不寒而栗，她表示坚决不裹小脚，不嫁人。山东人习惯早给女孩子找婆家，此时，已不断有人上门说媒，母亲索性申明，如要她像姐姐那样嫁人，她不是死就是走！姥爷姥姥谁也拿她没有办法，终于，她怀着“逃离”般的心情，跟着五舅到济南读中学去了。

母亲的姐姐一生并不顺利。公婆先后离去后，她过了一阵舒坦日子。丈夫作了伪县长，家中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回娘家时坐着洋车，穿着呢子大衣、皮袄，脚下是尖头皮鞋，身后还跟着背着枪的勤务兵，好不威风。她的丈夫先是给日本人帮忙，后又为共产党做事，在解放广饶的时候立了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他抓到济南吃了不少苦头，共产党又出面把他放了；解放后他当了政协委员，“文革”中又被吓死了。在这反反复复大起大落的过程中，母亲的姐姐始终也弄不清这其中的门道，她只是顺从着丈夫，丈夫得意时她享受，丈夫倒霉时她倒霉，丈夫最终被吓死，而她也就背着种种的罪名过着孤独难熬的生活。

母亲说起来这些来总是哀叹姐姐没有读书，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追求，一辈子只知道生孩子，顺从丈夫，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女人，而她正是看到了这种悲哀才立志离开家庭的，她说自己和姐姐是走了两条路的人。听着母亲的述说我却不止一次地在暗中揣测，那个传说中柔弱美丽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听亲戚们说，母亲解放前夕曾匆匆路过潍坊，身后也跟着背着枪的警卫员，引起了邻里们的议论，他们想起了王家另一个女人曾经的风光，不禁感叹道：“王家的女人回来都背着枪！”

母亲和她的姐姐，她们之间有什么相同吗？又有什么不同！我真的很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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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3楼] 发表于：2011-11-21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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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上世纪三十年代，母亲做出了和她姐姐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选择。  

她跟着五舅到了济南，一门心思投入了学习，在她看来，只有读书才能摆脱姐姐和嫂嫂们的命运。凭着她的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了全校总考第一的学生，并且因此而出名。那时候，学校为成绩最好的前三名学生免学费，结果母亲每学期都获得全免，家里原放话出来说如果不行就立刻叫她回去，见状也只好不再说什么。母亲在建国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高中部，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学费较贵，母亲因为她的才学再次崭露头角，一位美国教师热情推荐她和一名男生去美国留学，可是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一向渴望上学的母亲已经无法安心读书了，她觉得上大学、留洋都拯救不了国家，于是毅然放弃留学的机会，在五舅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活动。那个男生走了，后来就留在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向远赴美国的姐姐谈及此事，使我们在恍然中看到母亲曾经有过的那段梦一样的时光。她曾经是一个出类拔萃吸引着众多人目光的少女，生活在她面前展开了一幅五彩的未完成的图画；她曾经满怀憧憬来到海边遐想，当海风吹拂着她修长的身体时，她的心也鼓起希望的风帆。即便是战争来临的那一刻，她也有着多种改变命运的可能，她可以远渡异国，待战争结束学业有成荣归故里，也可以和学校一起南迁重庆，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学习……然而，她都放弃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参加战争。时代的巨浪翻卷，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要不是多年后一位老朋友通过母亲寻找当年去了美国的那个同学，或许她永远都不会提及往事，那曾经有过的花样年华早已深埋在记忆的尘埃中……

几十年前的那个秋天，当秋风起秋叶落满地的时候，母亲和同学们手拉着手，脚跟着脚，相互搀扶着登上了巍峨的泰山。山上的柿子已经红了，谁也没有心思去动那柿子，更没有心思去欣赏那些风景古迹。他们住在山腰里，每天到泰安城里宣传抗日，远近的百姓不断地聚集而来，人越来越多，母亲每次都讲得汗流满面痛不欲生。一个月后，他们终于要撤离了，下山的时候，经过那些已经熟悉的石屋，一个经常出来问长问短的老大娘听说他们要走急忙端出水来，母亲喝过水，大娘抱住母亲哭道：闺女啊，这么年轻，身子又单薄，怎么能去打鬼子呀……老人那满脸皱纹、那凄苦的神情，让母亲又一次想起日日夜夜期盼着自己回家的娘……

母亲没有回头，从那里，他们沿津浦线向西，步行、拦火车一路颠簸到达山西潼关，又过黄河到风陵渡进入临汾地带。母亲入了党，见到了杨尚昆和李伯钊，并接受他们的派遣到阎锡山部队进行政治宣传。第一次见到李伯钊母亲印象很深，“个子不高，敦壮，完全男式装束，极短的头发”她立刻就喜欢上了那种完全男性化的装束，在她看来那就是男女平等的一种象征。母亲怀着欣喜的心情脱下了学生装穿上了军装，她很瘦，肥大的衣服套在身上很不合体，但用皮带在腰里一扎，却觉得十分精神，比什么装束都美丽，她也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戴上帽子几乎看不出是女生，她希望自己像个男人似地投入战争。

那半年多的生活充满了惊险，他们到阎锡山的队伍去宣传，惊讶地看到不少官兵都是靠两杆枪过日子——打仗的枪和烟枪。母亲负责六十六师三四一团的宣传，和那里的官兵熟悉起来后，又觉得他们很不简单。一天夜里，三四一团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团长和士兵们阵亡，母亲的政工队因为单独住没有遭遇不测，但那一张张朴实的脸却使母亲很难忘记。不久，日本鬼子打到了跟前，母亲跟着政工队撤到了黄河边，他们沿着黄河一路急行，好不容易才找到惟一还在自己人手里的渡口“龙王涎”。黄河涛声震天，岸边到处是逃难人扔下的箱子、衣物，死了的马直挺挺地躺在岸边散发着臭气，人们就靠吃马料，喝黄河的泥汤支撑。母亲他们清理了衣服，销毁了所有的文件，做好了牺牲或是分散的准备。那日，天昏地暗，风沙漫天，炮火已经打到岸边，他们在最后的时刻上了木船，几乎是紧跟着，日本人的马队就冲到了河边，疯狂地残杀了留在岸边的人。

在那段炮火纷飞的日子里，母亲依然对女性的地位特别敏感。一次在部队宣传，遇到阎锡山来视察，队伍整齐列队等待训话，母亲和几个女生也站在各自负责的连队里，阎锡山在山坡上看了一会儿却突然下令“妇女同志出来另站一队”，母亲她们只好跑出来另站一队，母亲对此特别反感，觉得阎锡山真是名不虚传的封建军阀！而在那个涛声震耳的黄河边，有迎接他们过河的八路军高喊：“让女同志和年龄小的同志先上船！”那是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优先照顾女同志，又是在危机时刻，真是终生难忘。母亲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同时更是为了寻求妇女的独立，1937年黄河边的那声呼喊好像唤起了她生命中的一种希望，她觉得革命就是解放妇女，在延安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妇女平等，或许正是在那个黄河边，她默默地下定了决心要永远革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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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楼] 发表于：2011-11-21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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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图片：
1938年4月，母亲几经辗转从山西“龙王涎”渡过黄河到达宜川县境，她穿着长满虱子的棉袄，背着小破背包和两个女同学一起开始了向延安的徒步进发，有老乡告诉她们山路狼多，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打狼的棍子，经过了四天的跋涉，终于，在第五天的黄昏到达了延安。母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可到了啊！望着那延河潺潺流水，山峦上层层楼阁似的窑洞，又惊又喜……在这短暂的瞬间，把渡河前备受的困苦，在友军工作的惊险……似全丢在脑后了！

离开济南已有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里母亲从学生变成军人，从小姐变成一个几乎不再具有性别差异的革命战士，其中的落差可想而知，经历的磨难也绝非一般，但这些显然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总算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来到了延安。母亲说，从那时起她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离家的忧伤和焦虑没有了，“似全丢在脑后了！”

真的都丢在脑后了吗？我注意到母亲在这里用了一个“似”字，似乎她很快就适应了延安这个大熔炉的环境。在母亲后来的回忆录里，她写延安的新生活；写在庆祝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晚会上清唱一曲“借东风”；写毛主席作报告时她坐在主席身旁纪录，那纪录稿后来带在身上很长时间；还写同志间的关心和忠诚相待……生活虽然艰苦，但记忆中的一切却是那么充满豪情，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另外的故事，才知道事情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母亲到达延安时得到了比许多青年学生更好的机会，她被分配到中央党校21班，改名孟波生（后改为孟波）。和她一起拿着打狼棍子走到延安的两个女生，一个是她在建国中学最要好的同学，和她一同进了党校，后来成为母亲终生的朋友，我们从小就熟识的阿姨；另一个却在几个月后就离开了延安。很多年后，我听母亲提到那个走了的同学，说走的时候，她要去送，组织不同意，她却坚持要去，结果受到了批评。母亲说起这件事时，我正在当兵，是一个并不合格的军人，为七十年代军队过于单调的氛围感到苦闷和不适，母亲是在告诫我要遵守组织纪律的时候谈到此事，我记得那天，她望向远处的眼神有些不同。母亲的故事让只有二十岁的我听了感到惊奇，印象中延安是所有革命青年一心向往的地方，他们历尽艰险地奔向那里，怎么还有离开的？母亲不愿更多地谈及这个问题，记忆有时候就像是一个筛子，把那些不愿再看到的或是极力想遗忘的东西筛掉。
母亲去世后，整理她的遗物时，在她“文革”中的交待材料中我才对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了解。那冯姓女生是母亲在临汾民先总队认识的，她入党早，能讲不少马列主义道理，还在西安当过记者。她对母亲特别好，母亲对她也很亲近。冯到延安后进了让青年学生们羡慕的马列学院，但不知遇到了什么事情，她很快就感到失望，情绪也变得愈发坏起来。她对母亲说马列学院的有些领导水平很低还不虚心，她想要离开。一天，母亲接到她的条子说要走，希望母亲去送。母亲拿了条子去党校管理科请假，管理科的干部不准，批评她违犯纪律，母亲不服，顶了起来，后来曹轶欧（康生夫人）在支部会上批评了她，说冯这个人很不好，不应再去接近她，并说母亲入党候补期本是五月，但因为刚来觉悟底，推迟讨论。就这样，母亲又过了三个月才被允许转正。
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冯姓同学为何离开，而是那时候的母亲。显然，冯的离开在当时并不光彩，但母亲却是以自己的感情来处理问题的，毕竟她们共同走过一段难忘的路，彼此建立了感情，而且她也不认为离开延安就意味着不革命（在一些人眼里那已经是逃兵了）。使她特别受不了的还有管理科的干部表现出来的那种专横态度，“他一开口讲话就像骂人，很厉害的样子”敏感的母亲毫不客气地和他顶了起来，以至于直到母亲去世后一位阿姨对我说起来还在叹息，“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成了母亲进入革命队伍后受到的第一个大的教训，也是她改造世界观的开始（直到在“文革”中她还在批判自己当时“觉悟很低”），从那以后，她知道了任何时候个人都必须服从组织，以组织的原则为第一位。
我看到了初到延安的母亲，我猜想，那时候除了激动和兴奋，她一定面临着许多的问题，面对决意离去的好友的倾诉，不知她是否犹豫过？还有那延迟了三个月的转正，对她来说一定有着许多的不解和委屈，以母亲那样清高和倔犟的性格，要迈过这道坎也很不容易，但是她挺过来了，没有转身走开，因为走开的话她无处可去；也因为她心中存着更大的理想和希望；更因为她牢记着五舅的嘱咐，在那个红叶遍地的泰山上，她还接到五舅托人带给她的信“听说妹在抗战，很好！要彻底抗战，就到西北去找proletariate（无产阶级）”哥哥的眼睛似乎一直在看着她……现在她总算找到了，怎么能放弃，她只有努力地批判自己，端正态度，积极靠拢组织，积极改造世界观……
母亲后来在回忆延安生活时绝不提及这最初的细节，似乎那只是漫长人生中一个短短的插曲，早已融化在历史的烟尘中。但我相信，延安那个陌生环境最初带给她的震动肯定是极其强烈的，那是一个艰苦历炼过程的开始，其中一定包含着许多痛苦和困惑。

留在延安的母亲开始了她一生不断改造，坚持不懈地追随革命和组织的征程。她做得很努力，不论是学习还是劳动都尽其所能。成绩很快就显示了出来，她不仅经常受到表扬，还当了课代表。正值西安需要记者，组织上征求她的意见，经过考虑后她表示还是要留在延安继续学习。放弃的原因，仅仅因为那里是大后方，也是冯姓同学可能去的地方，她不想有相遇的机会，半年前的教训还没有过去，她只想离组织更近一点。晚年的母亲也曾提到过那次选择，参透人生种种的她对这些表现得很平淡，好像没有什么，作为一个革命者，做任何工作都一样。而我却意识到，这个时候的母亲已经习惯用另一种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了。其实，当记者的机会一定曾经令她心动，那无疑更能发挥她的特长，何况她从小就那么羡慕五舅有过的激扬文字的记者生涯，如果去了，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来。但是，母亲放弃了，她有意识地要自己留在延安继续学习和改造。就这样，母亲在党校毕业时提前留校当了24班的政治教员，后来调东北干部训练队担任支部书记，到女大政治处担任教员，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干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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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5楼] 发表于：2011-11-21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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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1940年6月母亲考上了中央马列学院，如愿以偿地去了那里，她很高兴，希望能好好读书，然而，夏天过后她却病倒了。

她突然吐血，病得很厉害，经中央医院诊断是得了肺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去住院，出院后，同学们都已经分配，她到了中山图书馆编辑时事资料，后又调延安市政府编辑《延安通讯》。她的身体依然不好，肺病经常复发，原本被小米养得看似很结实的人，已经消瘦不堪，走路摇摇晃晃，一副很吓人的样子，不久她又得了严重的痢疾，一连很多天拉吐不止，延安的药好像对她都失去作用了，她觉得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命若游丝气息奄奄。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奉命接替病重的母亲编辑《延安通讯》，因为对自己前任的文笔印象深刻，听说是个女同志更多了几分佩服，上任后便很想见见，找到医院时却发现这个前任就要死了。

父亲出了医院就到处找棺材铺买棺材，他觉得这个女同志真的没有希望了，得为她好好安葬，原本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他很为母亲感到可惜。
然而，母亲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那一次的病对母亲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好像到死神那里走了一趟，又挣扎着逃了出来。母亲的相册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面色苍白得像一张薄薄的纸，脸颊消瘦好似被刀削过一般，头上还戴着一个帽子不像帽子手帕不是手帕的东西——从那以后，她就总是怕风了，即使是在温暖的季节里头上也总要尽可能地戴一顶帽子。她的双肩无力地低垂着，仿佛碰一下就会倒下来，只是她依然虚弱地微笑着，眼睛里顽强地闪出对生的希望和渴求。这是母亲大病初愈和她的好友李岚阿姨在延安照相馆里拍下的照片，可能是纪念逃离死亡。

父亲在母亲病重期间不断前往探望，奔前跑后关心照顾，终于使母亲受到感动，他们结婚了，或许在那一刻母亲的心得到了安慰，但这并不可能使她轻松起来，和延安所有的女性一样，她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麻烦。

她有了孩子。虽说天下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希望做母亲，但战争中的革命女性却例外，生孩子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几乎所有怀孕的女同志都极不情愿，都要求流产设法早产，毁掉腹中的小生命，以便参加工作”。但那时候，流产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

母亲先是有了哥哥，一年后又有了姐姐，那时候她和父亲已经随第三野战军离开延安到达山东，父亲上了前线，母亲和一些有孩子的女同志不得已只能就地打埋伏。看着自己的队伍匆匆远去，母亲的心情非常焦虑，她在回忆录中描述说：

我站在村中的一个磨盘上几次跳上跳下，还狠着心擂肚子，爬到老榆树上扑通摔倒在地下……可是生就顽强的英儿，那时却牢牢地蜷缩在母亲温暖的腹中，日日生长着，没有受到伤害。

姐姐在母亲三番五次地折腾中呱呱坠地。

一块门板上躺着虚弱的母女两人，旁边还趴着一岁的满脸是鼻涕眼泪的哥哥，这就是母亲生产时的情景。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鸣着，不远的爆炸声震动着茅屋，母亲挣扎着爬起来，抱起孩子走向门外，农救会已经为孩子联系了收养的人家，她只能把只有七天的孩子送人。出门时，房东大娘迎面扑过来，双手抢过孩子喊道“闺女啊，多好的孩子，不能送人啊，给她找的娘没有奶，孩子活不了啊……”母亲压抑已久的苦楚，好像被卸掉了闸门，泪水一涌而出。

母亲先是把姐姐送给了一家军属，又匆匆赶回来把哥哥送了出去。三个月后，隐蔽在老乡家的母亲接到紧急撤退的通知，为了防止敌人来后老乡受到连累，组织上又要求她们把孩子取回来。

那天，接到通知时已经是中午了，两个孩子各在东西几十里外的地方，她必须在天黑前赶到规定的地点乘船过海去找部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母亲只可能取回离得近一点的哥哥，而留下的那一个孩子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怎么办？母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又好像有无数只手在撕扯着她的心，幸而，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候，她想到了一位受父亲托付前来看望她的战友，她飞奔出门去找那位叔叔商量，那位叔叔毫不犹豫地奔向姐姐的地方，当母亲汗流浃背地抱着哥哥回来的时候，他也气喘吁吁地背着病重的姐姐赶到了。

那晚，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上了木船，夜间风大浪大，木船穿行在一个接一个的浪涛中，上下起伏左右摇摆，海水漫进船仓，船工几番惊呼喊叫，母亲紧紧地楼着两个婴孩，脑海中一片空白……

很多年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母亲对我们这些从不懂得过去是什么模样的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我们都不由地为她的所经受的磨难而感到吃惊，端详母亲那时候的照片，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照片中的她已经不是那个美丽的少女，也不是那个站在窑洞前充满自信地微笑着的革命女性，她瘦弱，憔悴，摇摇欲坠，好像是狂风中一片翻飞飘落的树叶，看着那照片，你很难想象以她此时的状况，将如何抵御严酷的战争环境带来的伤害，如何坚持下去，走完这漫漫的人生旅途。

母亲为她的付出感到自豪，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她永远都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她是那么希望为革命奉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然而，让她感到难过的是，作为革命者，她和她的女战友们仍然没有逃脱女人是弱者的命运，这是她踏上革命道路时没有想到的。

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母亲意识到，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延安的女人也必须结婚，但和谁结婚却往往要由组织决定，中央确定的“二五八团”的政策，使得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有资历人的特权，而女性们再一次承受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和痛苦，这些和母亲最初的想象极不相符。

母亲眼见着周围朝气勃勃的女生们开始发生变化。当和母亲同睡一条炕的叶群向她展示林彪给她的一封信的时候，母亲觉得十分好笑，那信写得有些文理不通，只是要她快点到自己怀抱里来，几天前几个女生还闹着笑着把信贴在墙上，没有多久，在母亲眼里温和并不很起眼的叶群却很有主见地和林彪结婚了。

和她关系较好的另一个女生也听从组织的安排，嫁给了中央的一位领导，她私下里向母亲述说婚后的种种不适和苦闷，母亲听了充满同情。那女生原来和一个上海青年感情很深，他们分手了，在母亲看来无疑他们更加般配。

很多年后，母亲谈论起男女平等问题时对我说，她最受不了的就是延安当时有种说法，“女同志革命要跟着男同志”，这是什么话！这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什么不同，彻底的封建思想！然而，让她叹息的是这话还是不幸被言中了，服从组织分配结婚成了革命的一部分，而一些女同志希望找首长的虚荣心也被荣誉的光环包裹起来。直到几十年后，当母亲满怀着对昔日岁月的怀念和对战友的深情参加了“女大”的纪念会后，还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只是，我仍然不太喜欢女大招女婿的活动，当年我就不喜欢那专拉拉扯扯，眼皮向上的活动……而王明说‘女同志的缺陷是经不住男同志叫她，如一叫，她屁股一扭就离开女大走了！’（原话）真好笑！”王明那半带揶揄半带同情的话让母亲不服，她也毫无例外地接到了来自“二五八团”甚至更高层方面的追求，但她在此刻却表现出如同几年前在家乡时一样的倔犟，我偏要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给自己当秘书的让他们看看！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女大”一直不太喜欢，不论是“嫁首长”还是“招女婿”都让她感到厌烦，她没待几个月就提出希望到别的单位去，王明欣赏她的能力希望她留下来，派夫人孟庆树前来劝阻，孟说“别走了，我们都姓孟啊……”母亲笑了，“我姓王，这个孟是后来改的！”虽然每次说起来，母亲对自己封建家庭的那一套都很反感，但书香门第的清高却总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

走过来的母亲不喜欢说起这些，经过多年政治斗争风风雨雨的考验，什么该多说，什么该少说，什么不应该说，已经成了一条时时刻刻自觉坚守着的界限，就像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一样自然，特别是在下一代面前，她更是永远掌握着分寸，生怕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出去信口胡说。

但是，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成了一心追求女性独立的母亲心中的一个结，一种隐痛。这隐痛无处发泄，最终便较为集中地转移到了父亲身上，每当母亲提起在战争中生孩子的种种艰难都不能平静，末了都要忍不住控诉父亲，“我那时候受多少罪他怎么知道……”，“女同志这个样子还怎么工作！女同志落后都是被男同志害的啊！”这些话，她每次说起来都铮铮有声，似乎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女人的独立那是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实现，在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吃苦更多，付出更多，也更不容易，而男人往往又更深地加重了她们的负担。
母亲不服气，变得越来越强悍，她性格中本来就很少温良恭顺的成分.越是困难越要为之，正是母亲倔犟性格的表现。认识她的人都赞叹她字写得好，笔锋豪放，有张力，有气势，其实，这就像她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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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6楼] 发表于：2011-11-21 17:20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１９４９年，母亲和她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胜利，以母亲的身体和家庭状况她似乎可以歇歇了，可是母亲却把自己放到了新的起跑线上。她先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后来又一再要求到基层做实际工作，终于，组织上委派她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了党委书记兼校长。

母亲又一次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在基层工作除了晋升的机会少了许多之外，还必须全力以赴地承担责任，绝不能有半点疏忽，母亲只能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学校和学生身上。

小的时候我对母亲的感觉就有些奇怪，一是她总不住在家里，别人的妈妈都在家，我们只有周末才看到她匆匆回来。一次，我发了高烧，烧得只看见对面墙上的人影飘来晃去，迷糊中听到母亲的呼唤，都不大相信是妈妈回来了。母亲的样子也和别人的妈妈很不同，她从不穿裙子不跳舞，头上却老是戴着一顶帽子。记得一天她带我出门，我看到周围的女人都穿着光鲜围着漂亮的纱巾，母亲却戴着一顶只有男人才戴的布帽子——那时候人们还不兴像现在这样戴各种样子的遮阳帽，我走在她的身边老是觉得很别扭，终于忍不住提出要她把帽子拿掉，母亲大概觉得很奇怪，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要求。我们两人相持在宿舍大院门口，那天的我脾气也很大，当我最终知道无法拗过她又不肯服输的时候，只好失望地放弃难得的出行机会委屈地回家了。母亲从来不摸首饰之类女人喜欢的东西，连珠子这类女孩子喜欢的玩意儿也从不给我和姐姐买，她喜欢把我们穿戴得像男孩子，其结果是有些不男不女不伦不类。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她见到女人又穿上了旗袍，带上了珠宝，踩着高跟鞋缓缓地走在路上就总是要忍不住批判：这个样子还怎么工作？这种打扮还不是为了给男人看的吗，能有什么出息！就在那次“女大”的纪念会上，母亲还转给妇联一封信，支持妇联不同意选美，在她看来，这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母亲永远都不能赞同“女同志革命要跟着男同志”的说法。虽然后来比她小几岁的父亲级别到底还是高过了她，但在家庭中她始终保持着强势。一直以来，母亲总是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照顾父亲，却时时警惕着父亲不要犯错误，一起进城的老干部换老婆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和保姆搞上了关系，她及其痛恨这种行为，每每谈到都嗤之以鼻。父亲本来就是一个老实人，在母亲面前更加唯唯诺诺，有时甚至到了受欺负的程度。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常常感叹，母亲作女强人作过了头，有一个时期，她的固执和强悍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我常和她发生顶撞，为父亲鸣不平，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母亲的所作所为……

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母亲还必须在政治上保持冷静的头脑，时时刻刻避免阴沟翻船。反右的时候，一次领导班子会议，她为一个被划成右派的人说了几句话，有人就说：这样看来，孟波的思想是不是也很成问题？会上的空气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人们面面相觑，就在这时母亲拍案而起，斥责那人是在实行个人报复，那气势一下子就把对方压了下去。母亲经历这样的事情很多，后来谈起来，连我们这些后辈都不得不佩服她的果断和胆略。然而，当“文革”的滔天巨浪最先席卷学校的时候，母亲终于被彻底地打入了深渊。她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一次，在经历了数天的折磨后，一群造反派把她拖往地下道。母亲知道进了那里必死无疑，已经伤痕累累的她挣扎着大喊大叫坚决反抗，最终被另一派的人劫了下来，几天后一个副校长就死在那个地下道里……。母亲又一次逃离死亡，而且这一次比此前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凶险和无助，几乎所有的熟人都认定她凶多吉少，并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到学校去工作，待在机关里至少不至于被打死，但母亲最终却以她的冷静勇敢和坚强挺了过来。当放回来的母亲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样子。头发脱落了，人又瘦又小，几乎一阵风都能被吹倒。长大了的我敬佩她的临危不惧和顽强，更感叹在一切过去之后，母亲仍旧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对理想的追求从不动摇，对组织的忠诚丝毫不减。

有时候我会想，我的母亲，一个书香门第的少女，怎么会在她那瘦弱的身体中积蓄了那么大的力量，使她不懈地追逐那个永远都没有实现的目标，并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毫无悔意……有时候，我觉得她就像是一只穿行在夜色迷茫的大海中的小舟，不断地被涌起的浪头打下去，又不断地伏起来，默默地，毫无声息地向前、向前……直到此刻，当我写着她的时候，我还能感受到那种她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将之改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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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7楼] 发表于：2011-11-21 17:21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母亲终于从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在一个金色的秋天里，我们陪她踏上了返乡的路途。时光飘忽而过，离开母亲那次匆匆路过潍坊已经又过去了四十年，那次返乡时，母亲得知父母和伯父母在日本鬼子到来后多次受到搜查威逼，惊恐中不久就先后去世了，秋风萧瑟中，母亲哭着拜倒在他们的坟前……母亲离家时是秋天，当年路过潍坊是秋天，这次返乡还是秋天，这是不是一种命运的巧合呢？少小离家去，归来鬓满霜，几十年前的一切早已不再，但母亲依然能从那一草一木中看到当年的情景，闻出早已消失在遥远年代里的昔日气息。

那天，我们跟着母亲在长长的小巷中穿行，母亲的脚步越来越急促，当我们终于出现在母亲姐姐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了曾经很多次地想象过的姨。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虽然双目失明无法行走，却依然有种让人惊讶的美丽。她坐在床上，身体微微向前匍匐着，她的皮肤很白，脸上没有一点黑斑，眉毛依然细而长，凹陷的眼睛很大很圆。她的手和母亲的手一样修长，且修剪得很好，当她颤抖着抓住母亲胳膊的时候，大滴大滴的眼泪便流了下来。我听到了她那细而安宁的声音，她没有诉苦也没有抱怨，只是急切地询问母亲的身体，告诉她应该怎样注意穿衣冷暖和寝食营养，鸡蛋怎样吃才最好……这就是和母亲血脉相连的女人，世界上惟一的最像母亲的女人，一时间，我竟有种无法说清楚的感受。在远离了今天的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她就是这样抓住母亲的手哭泣的吗，母亲就是这样从姐姐的哭诉中挣脱出来去寻找自己生活的道路吗……岁月转眼即逝，我相信，虽然同样经历了几十年人生的跌宕沉伏，但她的变化远远没有发生在母亲身上的变化大！

那天离开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眼里浸满了泪水，走在深深的小巷里，透过那一扇扇黑色的磨得发亮的沉重木门，我依稀看到了当年那个高高荡起在秋千上的小姑娘，那个背着包袱匆匆地消逝在小巷尽头的少年女生……这个世界真小，几十年的路途很长也很短，母亲离开家又回到家，好像是走了一个来回，她得到了什么？如果不走是不是也和她姐姐一样……我不知道。那真是一个永远都说不清楚的谜……
那次返乡，我看到了母亲的另一面，母亲的内心永远藏着对亲人深深的眷恋和遗憾！她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家，即使她无数次地用着批判的口气谈到那个家的种种，但流淌在血管中的血永远使她和这个家息息相连；就是那一次，一向自以为了解母亲的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还是那一次，我产生了念头，迫切地希望母亲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把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人和事写下来。

母亲果然开始写回忆录了，拿出来的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回忆录，从事件的选择，到语言的表达都服从一个主题，那些述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战斗精神，充满了理想，连文中一个接一个过多的惊叹号都表达着同一个意思——革命。

这就是母亲！当我看到她的手稿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足，以母亲的文笔应该写出更好的东西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觉得那里缺少了什么，是什么呢，我又为什么偏要寻找那缺失的部分呢，这是不是一种矫情？我反复问自己，我觉得自己的失望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母亲的另一些影子，是镶嵌在旧相册中美丽少女的影子，是漂泊中苦闷的影子，也是“文革”中哀伤愤怒的影子，我相信母亲一定还有许多话没有说……而那影子被包裹在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那外壳似乎永远都不会融化……

母亲看出了我们对她写的东西不满意，她不在乎，也不予理会。于是，一些文章拿到纪念延安的文集中发表了，余下的结成一本小书，送到印刷厂印刷。今天想起来，我们的淡然对母亲来说或许是一种伤害，但绝不会动摇她什么。

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母亲走了，怀着哀伤的心情送别了母亲，才知道生活中那个无比坚强的母亲的离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原以为母亲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一次去医院看望一位熟识的阿姨，她告诉我母亲在延安还有过一次婚姻，我当时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围着阿姨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固执地认为是阿姨的记忆发生了问题。然而，事情很快就从别的阿姨那里得到了证实。而且，她们似乎都在等着这一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

我从网上很容易就找到了他，那是一个比母亲革命资历长年龄也大着几岁的人，曾经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后回到延安，母亲进中央党校的时候，他已是党校政治教研室的教员了。网上当年的他看上去不仅英气十足还有种敦厚可靠的感觉，可以想象以他的资历和学识对延安年轻的知识女性都更具魅力。阿姨们说，“他们好极了，从恋爱到结婚都非常好”，后来他奔赴前线，来往于北平和前方之间，有着好几种秘密身份，母亲因身体不好没能同去，这令他非常伤心和失望，战争遥遥无期，生死事事难料，肩负着重责的他们终于因为环境的缘故分手了，据说彼此说过以兄妹相待。阿姨们说到此处都觉得非常惋惜，她们不约而同地使用着同样的语言：“这是为革命牺牲了感情啊！”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解放后，他们同在一个城市，那位“兄长”几次婚姻都不幸福，他无法忘记母亲，一次次找到阿姨提出要阿姨帮忙约母亲见面，他常常一声不响地在阿姨家里一坐就是一上午，这个坚强的男人曾经流泪，甚至曾经不止一次到过我们住的地方……他的执着把阿姨都感动了，但是，母亲还是一次次地拒绝了，为了我们这些孩子，为了父亲，也为了心中那些无法改变的原则。以那位“兄长”的地位，他是可以给母亲更多的帮助的，但母亲从不给自己和别人这种机会。然而，很多年后，就在那位“兄长”去世的时候，阿姨接到母亲伤感的电话……

我惊讶于母亲把这件事情埋得那样深，找遍母亲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即便是“文革”中不得不一一列举的延安熟人名单里也从不提及此人，更不用说，我们也从不知道母亲的这位“兄长”。

这个故事给我的震动超出了意料，我几乎不相信这是我的母亲，印象中母亲的婚姻简单明了，那是她常引以为自豪的。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和结束都完全超出了想象的范围，只能说生活远远比原则复杂千倍百倍。

从医院看望阿姨回来的那个下午，我一直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落雨，想象着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女人在战乱的年代守着那样一份珍贵的爱情，却因战争而离散了，到了和平年代有情人终于可能再度聚首，却又因为种种无奈自己把那份美好的情缘斩断了……我感到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有意地埋藏起这个故事，只是越发地感到她这一生有多么不容易，母亲心痛过吗，心痛的时候对谁倾诉？母亲失望过吗，有谁帮她抚平伤口重新上路？母亲一路走来究竟留下了多少创痛！她从不提起，一个人默默地守着，不让别人走近，……

在那个无声地飘着细雨的下午，我清楚地记起，前些年，不止一次，我挽着母亲的胳膊从校园里那落满秋叶的草地上走过，听着厚厚的树叶在脚下发出梭梭的声音，母亲苍老的脸上充满着感慨，让我觉得她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一次，她甚至对我说过：以后，我要把好多事和你说说……以后，是什么时候呢？母亲要说的好多事情又是什么呢，母亲有多少机会可以对我们讲述一切啊，可是，她终究什么都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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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8楼] 发表于：2011-11-21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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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 作者 严平

2005年我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那是我一直想要去的地方，似乎到了那里就能离母亲更近些。

那次是和很多人一起去的，一开始我们都兴高采烈，当旅游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盘旋颠簸了几个小时，车灯穿过漆黑的夜色照射在前方一个接一个的弯道上，而我们随着左倾右斜的车身没完没了地摇来晃去的时候，人们终于没有了歌声和笑语，一车的人晕倒了一多半，我更是没出息的吐了又吐，就那样昏昏沉沉地进了延安城。

第二天醒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于想象的延安，那些没有任何特点的高楼在这里比比皆是，城市被花红柳绿的广告装点得一片繁荣和俗气，曾经如雷贯耳的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变成了一块块石碑被新城市的烟尘所遮盖。这是一座和其他旅游城市没有什么不同的城市，能够唤起我们以往记忆的只是那依旧屹立在山上的宝塔和伟人住过的园林，即便如此，园林周围那些追逐着游人的小贩也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你从历史的遐想中拉回到现实里来。虽然我终于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当年生活的场景，但有种感觉一直在对我说，一切都已过去，我永远都不可能走近他们。

我是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那里的，登上车子，回望秋色满目的延安，我记起母亲离开泰山时也是秋天，她曾经在回忆中说“秋风潇潇，红叶遍山，似离别人的班班血泪！眼望那高峰，那石阶，那树木和岩石，依依难舍……”母亲在她那一个接一个由惊叹号所组成的豪情中分明已流露出真实的心境，那飘落的红叶，实际上正像是一首忧伤的离乡曲低低地徘徊在内心深处，经过了几十年的人世沧桑依旧没有散去。

此刻，我知道她在那里，那另一个母亲，那个充满着矛盾且把这矛盾埋得很深的母亲，那个或清晰或朦胧的母亲，虽然我不可能真正地接近她，但是她就在那里，永远地在那里……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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