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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楼主] 发表于：2011-11-20 00:56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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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楼] 发表于：2011-11-20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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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借用李毅民写的《邵洵美与邵林》来介绍我自己

本人上网玩MSN和BLOG不久，新识网友，尤其是集邮圈外的人士对我还不甚熟悉，为了便捷起见，特借用李毅民写的《邵洵美与邵林》来介绍我自己。这是李先生专著《集邮家的业绩》中的一篇，原书已于2005年7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发表的是作者的“定稿”，而书上印的，相对而言还是一篇“未完成稿”。关于这一点，曾在拙作《集邮文章的笔名》中有所透露。

全文较长，在BLOG中按原文分节，一分为八。——先睹堂主按



邵 洵 美 与 邵 林

李毅民


目    录

海上名门——邵氏家族          

才子邵洵美

蛰居孤岛  以邮为伴

纵论邮票史与集邮观

集邮启蒙老师

乐为邮刊编辑

研究与著述

发扬海派集邮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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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2楼] 发表于：2011-11-20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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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借用李毅民写的《邵洵美与邵林》来介绍我自己

一


海上名门——邵氏家族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既演绎出一部中华民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压迫的屈辱历史，也造就了许多官场兴发、由盛而衰的昔日豪门。沪上邵氏家族堪称家史煊赫，风云人物辈出。

19世纪后叶的上海，已是租界林立、经济繁华的十里洋场。这里衍生着特有的行业与阶层：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产业和大大小小的洋务派官僚、买办、实业家、冒险家。斜桥邵府是清末上海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邵友濂的府邸，原址在现南京西路上海市集邮总公司一带，方圆数十亩地，园内亭台楼阁，隔墙就是近代洋务派巨擘盛宣怀的宅院。由于两家子弟都喜欢体育运动，就将两家的草坪合成了一个大足球场，亲朋好友的孩子们常来此踢球。

邵友濂是浙江余姚人。曾当过十余年京官，官阶虽不高，却充任过许多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要职。邵友濂先后出任清皇室寝陵工程监督，为慈禧、慈安、光绪及其皇后、皇妃建造地下宫殿；任驻俄头等参赞，随皇室近臣崇厚出使俄国，在中俄伊犁问题的谈判中一举成名；1882年，任上海道台，以其富有涉外经验而获此首屈一指的肥缺。邵友濂举家迁沪，从此在上海扎根，成为海上名门。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邵友濂随两江总督曾国荃与法谈判，达成中法议和。甲午战争爆发之前，邵友濂被任命为台湾巡抚。1901年春，邵友濂死于上海，享年61岁。不数月，他的亲家李鸿章也撒手西去了。

邵友濂有两儿一女，他的两门亲家门第极为显赫。大儿子邵颐，娶的是李鸿章的侄女；二儿子邵恒，娶的是盛宣怀的女儿。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加之邵友濂继承其父邵灿（咸丰年间官至漕运总督，近代邵氏显赫家史自此始）遗产之半，又购买田地，设置产业，因此，生前积累起几千万两银子的一笔巨大家产。

邵友濂去世时，长子邵颐早已亡故，二子邵恒只有15岁。由于母亲和长嫂等对邵恒的宠爱、纵容，长大后只知道享乐，不经营正业，完全不懂开门七件事。他的朋友多为海上豪客，其中有袁世凯二子袁克文，官僚实业家张謇之子张孝若，军阀卢永祥之子卢筱嘉等。邵恒广交宾客，吃喝玩乐，手面阔绰；沪上销金斗富之所，无不光顾。他一生中除了曾作为岳父盛宣怀的随员跟着到日本去了一次，在轮船招商局福州分局当过一任分局长和担任上海圣芳济中学校董（实际上不做事）外，几乎就是以享乐为业。

邵恒夫妇生了六儿一女，6个儿子后来都成了上海滩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是老大邵洵美（云龙）、老五邵式军（云麟）。他们的丈人又分别是豪门大户，一个是盛宣怀的长子盛昌颐，一个是老同盟会会员、民国初期的浙江都督蒋百器。

虽同为富贵公子，邵家第四代却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老大邵洵美成为诗人、出版家、翻译家、集邮家，被誉为海上才子。老五学名云麟，当了汉奸后改名邵式军。1938年2月，29岁的邵式军出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这是上海“八一三”抗战后最早出现的伪组织，邵式军也是当时地位最高且年纪最轻的大汉奸。

邵式军当汉奸为他带来巨大财富和显赫地位，但却当得提心吊胆。他自己虽躲过军统组织的暗杀，但老四邵谈是（云麒）却死于非命。抗战胜利前，邵式军接受新四军策反，起义投诚。解放后历经风风雨雨，蒙受不白之冤。1964年邵式军病逝，终年54岁。1985年其冤案得到平反。

老二邵云鹏、老三邵云骏抗战胜利后，参加国民党军队，1946年在苏北被解放军俘获。正巧邵式军在行军途中骑马与俘虏队伍相遇，老二见到五弟便高声呼救。邵式军支持其哥俩参加革命。邵云骏曾留法学药，分配在解放军继续当军医，1987年以离休干部身份在沪病逝。老六邵云骧抗战胜利后去香港做贸易，50年代末贫病交迫客死香港。邵家“云”字辈唯一的女儿邵云芝2003年6月在台北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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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3楼] 发表于：2011-11-20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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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借用李毅民写的《邵洵美与邵林》来介绍我自己

二

才子邵洵美



有作家称：从19世纪下叶起，邵府前后曾有十多位著名人物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各种令人难忘的角色。故而，百年邵氏家族史，实乃中国近现代的一部《红楼梦》。

此言不虚。作为这部传奇家史中的一位风云人物，还是让我们从作家笔下来认识才子邵洵美。

邵洵美生于1906年。当时，邵家还可称得上是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由于他过继给大房，所以，他从一生下来就是一位身价千万的贵公子。邵洵美仪表不俗，白净的脸庞上有只希腊式的高鼻子和抄下巴，且又气宇轩昂，当时不知令多少海上名媛为之倾倒。可邵洵美自小心仪表姐、盛宣怀孙女盛佩玉。邵洵美自幼好学，才思敏捷，在外祖父家的私塾（盛家老公馆）里读书时，众表兄弟无人能与他匹敌。他为追求美丽的表姐，不惜将自己的名字云龙改为洵美，即取材于《诗经》“佩玉琼琚……洵美且都”句。邵洵美18岁起负笈剑桥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每逢假期，他就去法国巴黎学习绘画艺术，因此结识了不少画家，并成立“天狗会”。该会老大是谢寿康，老二为徐悲鸿，老三乃张道藩，老四便是邵洵美。（立立《斜桥邵府百年回眸录》）

1923年冬，邵洵美乘邮船赴英。一路上凡轮船停泊一个码头，他都要买一张印有当地名胜古迹的明信片寄给未婚妻。每张明信片上都要写上几句表达情意的话。他自小喜爱书法，写得一手自成一体的飘逸秀美的好字。这奇美风景、缠绵情话、秀逸书法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明信片，深深地吸收住了盛佩玉，她读之不能罢，爱之不释手，将它们一一珍藏了起来。

1926年12月2日，时年20岁的邵洵美与时年21岁的盛佩玉在静安寺路大光明舞厅举行婚礼。邵家请来世交知名人士马相伯先生为证婚人。男家主婚人是邵恒；女家因盛佩玉父亲早已亡故，由她四叔盛恩颐为主婚人。邵恒和盛恩颐这对郎舅都是上海滩上出了大名的数一数二的贵公子。

一场婚礼，花银几万。不说别的，单男仆女佣向新郎新娘磕头行礼，赏钱就是每人两条小黄鱼（一两重小金条），这一项开销也着实可观了。

喜也融融，时也匆匆，新夫妇甜甜蜜蜜一个月，这天已是1927年1月2日弥月之期了。结婚那日，请来宾客大多是亲戚故旧，今天满月，邵洵美专邀自己一班好朋至友来家欢宴一番。酒席上，坐满了一群文人墨客。他们是刘海粟、徐志摩、章克标、黄济远、江小鹣、汪亚尘、常玉、张光宇、曹涵美、张正宇、丁悚等。（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

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反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少壮时，家里富有，他欢喜结交四海贤豪，轻财重义，被称为“小孟尝”。结婚，娶表姐盛佩玉，伉俪情深之中，仍不排除有外室陈茵眉，而且又结识美利坚女作家项美丽，这些就是大少爷作风也。其为诗人，已被列入新月派，还有三本小小的诗集，数量虽少，重量不轻，质量上乘。开金屋书店，又开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虽屡屡蚀本，而始终不懈，对于出版事业之爱好，直到解放之后私人无法经营此业而不得不终止，可见已经入迷了。

……这三个人格得以调和与开展，主要依靠金钱资财。大少爷要挥霍结交，非钱不行；办出版事业、开店当然需要资本，而且未必一定会赚钱，赔了本时，还得把钱补充、追加进去；做诗人似乎可以不要钱了，古时贫苦而闻名天下的诗人很多，但现代社会，做诗人要结社集会，要出刊物，印集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处都得花钱。所以钱是最为必须的一种基础，基本的根基，有了钱才可以各方面有展布。洵美的前半生所以能得心应手，指挥如意，在社会上参预各种活动，相当活跃，颇有建树，就是因为他有财。（章克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序）

1928年，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先后出版多部诗集、译书。1933年，邵洵美与曹涵美、张光宇、张振宇、叶浅予合股组建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至1935年，公司已拥有《时代》画报、《论语》、《时代漫画》、《人言》、《声色画报》、《时代电影》、《文学时代》等七大刊物。邵洵美的出版事业进入了辉煌煊赫的鼎盛时代。除了创作新诗外，邵洵美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过一些有关新诗创作的主张，他的诗歌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邵洵美婉言谢辞胡适劝其同机飞台。解放初，邵洵美将印刷机售卖，时代印刷厂关门。在夏衍力荐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聘任其为社外翻译。先后翻译了一批国外文学作品，但有不少未能出版。

1958年10月，邵洵美以“帝特嫌疑”遭逮捕，关押长达三年半后无罪释放。他在狱中得气喘病，出狱后发展成肺原性心脏病。“文革”抄家时，被抄去中外古旧书一批和书画、碑帖、瓷器、玉器等百余件。贫病交加的邵洵美1968年5月逝世，享年62岁。丧礼简约，身后萧条。一代才子，魂归碧天。

1988年8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邵洵美诗集《诗二十五首》。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在1989年第5期《上海滩》杂志上发表的《提篮桥难友邵洵美》一文中说：“邵洵美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其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但多年来，在‘左’的文艺思潮和路线的统治下，他的名字和作品久已从文学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被遗忘了。这个历史的失误，也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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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楼] 发表于：2011-11-20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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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借用李毅民写的《邵洵美与邵林》来介绍我自己

（三）

蛰居孤岛  以邮为伴



初见你时你给我你的心，

里面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

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



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

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



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

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这首《季候》选自1936年4月出版的诗集《诗二十五首》，是邵洵美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首两行为一节的八行抒情短诗中，诗人用春夏秋冬四季隐喻情感的变化及心理上的不同感受。此诗写得晶莹美丽，诗味由淡而浓，耐人咀嚼。

评论家李广德曾评论说：“邵洵美在新诗创作道路上是一个执著的追求者。他从模仿外国诗歌的形式、韵律、雕琢字句，逐渐开始自己的创造，在摒弃了‘少壮的炫耀’之后从诗的‘肌理’上刻苦努力……”

有天才的人，似乎总是触类旁通的，而且不论什么东西，一上手，就会创造出一番天地来。邵洵美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爱好甚广，书画篆刻几乎无不涉猎，这些虽是他生活寄托的点滴内容，却始终未丢弃过。1941—1945年，邵洵美曾寄情于集邮，并在短短的四个春秋里，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业绩。这段邮坛佳话，如同《季侯》新诗，耐人咀嚼。

1940年，在日寇势力控制下的上海，各种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均被查封。生活在沦陷区，邵洵美思想十分苦闷。不仅所从事的写作、出版无限期停顿，为保持名节，还拒绝与日伪往来。邵洵美是个闲不住的人，现在竟然蛰居冬眠，闷在家中，实在是长夜难熬。于是集邮成了一种生活寄托。此事的起因却出于偶然。

邵洵美的长子邵祖丞十来岁时爱好收集外国邮票。1941年中秋节后的一天，邵祖丞硬拉着父亲陪着去买邮票。想不到，儿子兴冲冲地选取外国邮票时，在一旁的父亲却被店里的中国邮票吸引住了。后来邵洵美曾说：“观华邮丰采，一见如故，大有相逢恨晚之感。”从此，邵洵美全身心地扑在集邮上，不仅寻求此中乐趣以自娱，并借此韬光养晦以避浊世之困扰。

邵洵美集邮，虽起步较晚，但入门极快，一进门即登堂入室了。这缘自他的财力与才气，也得益于他所采取的正确方法。

台湾公孙柳（刘仲良）著《邮人邮事甲集》中，对邵洵美集邮有如下记述：

“民国二十九年，为病所困，居家休养，不与外事。偶游邮肆，获悉国邮众颐，颇感兴趣，乃从陈志川借阅《邮乘》、《华邮图鉴》而卒读之，以为蓝本，从事集邮，并广搜邮刊研究，邮识大进。因感邮学随时间之推移而日有发展，前人言论宜多补正者，爰发宏愿撰著介绍全部国邮之专著，以宣传鼓动专集国邮之风气，因有《中国邮票讲话》之作，署名初庵，排日刊登于上海《新申报》。综合各家著作，剖析论断，风行一时。传播邮识，厥功至伟。……尝有志以英文著译有关国邮之专著及论文，惟抗战胜利后，时局日非，未能展其抱负，宏扬吾国邮学于世界，惜哉！”

“邵集邮之始，即从事国邮全集，尤注意研究之题材，得意之品有三：（1）民国最早之飞机样票，系国父所设计，袁醴波之旧藏。（2）小龙一分全部漏齿，为海关票中极罕之变体，足以傲示侪辈者。（3）万寿大字长距五分‘作’字右移票，为邵之新发现。《国粹邮刊》编者为之刊布后，陈复祥、严西峤等，或有新见，或加阐扬，宋醉陶因而完成《万寿大字‘作’字左右移之版式》研究论文，得助尤多。”

“邵心目中有国邮大珍品正票变体凡五，势在必得。大珍品为何？则未述及。惟其量珠强聘‘绿衣红娘’事，则脍炙人口”。

通过大量借阅集邮书刊，提高邮识，钻研邮学，进而撰写论著，不仅在邮刊，而且在社会报纸上宣传集邮，这使得邵洵美成为开先河的集邮研究家。立足国邮收集，但又不急于求全，不大肆高价求购名贵邮票，而是通过钻研去发现未见经传的变体票，有重点地搜求有邮学研究价值的珍品，这使得邵洵美在较短的时间内邮票藏品成就显异。

采他山之石，成自家山水。独辟蹊经，名重邮坛。从两枚珍品的购藏与鉴赏过程，亦可窥邵洵美集邮时“敢人所不敢，能人所不能”的眼光与魄力。

“绿衣红娘”是指红印花小字二分试印绿色加盖票，原为邮政总局存档藏品。抗战时期，档案存珍陆续外流，此票辗转为集邮家陈志川所得，被集邮界尊为不见经传的国邮孤品。后被华北集邮家宋慧泉购去。1943年，宋慧泉携此票赴沪，邵洵美、王纪泽、宋醉陶、郭植芳等众多海上集邮家都欲争购。但宋慧泉不忍割爱，均未能如愿。1944年夏，宋慧泉终将“绿衣红娘”售予宋醉陶。邵洵美闻讯不禁长叹，一日赴宋醉陶宴会后商请主人借此票赏玩数日。宋醉陶心想好事已成，就同意了。数日后，邵洵美请宋商让，宋不肯，又许以重金，仍不为所动。邵洵美竟至爱票成痴，不惜再三恳求，并扬言强留不再归还。宋醉陶被其诚恳感动，又经亲友调解，只得忍痛割爱，成人之美。事后，他曾在《国粹邮刊》第38期发表《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文，表达自己对失去“绿衣红娘”的爱恋之情。

“绿衣红娘”因当时为存世孤品，自然轰动邮坛。邵洵美爱惜心切，强聘夺爱，此事同样惊动邮坛，人们不免称奇。集邮家张包子俊在1944年9月《邮话》第33期撰文中称：“红印花绿加盖，为近年之新发现，故逐鹿者大有人在，今为文学家邵洵美君量珠聘去。是花娇产申江，惊人才貌，燕赵远游，风尘劳顿，今则名士美人，藏娇金屋，定将邮传佳话矣！”

1948年5月下旬，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和上海新光邮票会联合在上海举办邮票展览会期间，邵洵美曾将“绿衣红娘”送展，一时成为报纸争相报道的热点新闻。

邵洵美深爱的存世仅1枚“飞机图样票”，是以其他珍邮换得。经他认真研究，道出了此票非同寻常价值所在：它是世界上第一枚用飞机作图案的邮票（比1917年美国发行的世界上第一套航空邮票早五年），是中华民国最早的试样票，此其历史价值；存世仅1枚，此其珍罕程度；雕刻之精，为我国其他票所不及，确系出自名家手笔，此其艺术趣味；孙中山先生先知先觉，远在1912年已知航空之重要，为暗示提倡机械文明与科学精神为我国当务之急，郑重手谕以飞机为中华民国第一次发行的普通邮票图案，其意义关系到整个新文化和国际地位，此其最可宝贵最大价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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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纵论邮票史与集邮观



邵洵美收集邮票仅年余就开始写集邮文章，这固然与他的钻研精神和开朗性格有关，但遇到一位邮坛知已陈志川，也是重要的原因。邵洵美从陈志川处借阅过大量集邮书刊，同为办刊人，自然话题更投机。在陈志川的热心支持下，邵洵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邮识长进，此时已有推窗揽海之感。

1942年3月1日，陈志川创办《国粹邮刊》。邵洵美的第一篇集邮文章《民国试制票中之珍品》发表于该刊第14期上，日期为1943年2月28日。陈志川深深以此为荣，在该期“编辑人语”中说：“邵洵美君，为当代文艺界知名人士，鸿著散见国内外书报。近年移其一部分兴趣于集邮一道，研究极得心得。近将心得著文公诸同好，并蒙以首次写邮学之文稿交本刊最先发表，本刊深感光荣，附此致谢。以后当有精彩文词陆续发表于本刊，尚祈读者注意。”

陈志川（1915~1977），浙江杭州人，祖籍绍兴，笔名肖尘、司马驿、驿斋。肄业于浙江大学，曾协助其父经营米厂。中学时期开始集邮，1931年参加新光邮票会。1940年6月至1945年3月，在上海开办国粹邮票公司。1942年3月至1950年主办《国粹邮刊》。1943年起断续负责编辑《新光邮票杂志》，1948年5月担任主编。1947~1948年任新光邮票会主席理事。1949年去香港，1957年移居台湾。陈志川致力于中国早期邮票研究，尤其关注清代大龙邮票研究，有大龙邮票专家之誉。与陈志川的交往，使邵洵美在集邮研究方面下了一番大功夫，多有建树。邵洵美并与陈志川的姐姐陈继贞、姐夫束佺保熟识了。抗战胜利后，邵洵美曾与陈继贞共同筹备创办《见闻》杂志，但未果。

邵洵美的笔名有郭明、荀枚、初庵等。身为作家，又曾任新光邮票会顾问，邵洵美在集邮之中的发现与见解，自然勤于放笔为文。他先后在《国粹邮刊》、《新光》上发表了《万寿大字长距新变体》、《清红贰分修饰新变体》、《总理侧面像试制票之发现》、《如何集邮》等重要邮文。

1943年，邵洵美写出了一部邮学研究专著《中国邮票讲话》，全文共10万字。以初庵笔名，从1943年4月1日起连载于上海《新申报》千叶栏，全文分为60篇，每日一篇，连载两月时间。这部专著从1878年中国开始发行邮票起，一套一套地讲述，自海关大龙邮票一直讲到中信百城版邮票为止。除了谈论邮票史外，还着重讲述了如何集邮的问题。这部专著文笔流畅，考证翔实，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例如，在谈到“华邮四宝”时，邵洵美写道：

“华邮四宝这个名称最初由谁提出，好像没有人说起过。所谓四宝乃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新票，红印花漏盖原票，红印花当五元倒盖新票，与民国北京第一次版二元票宫门倒印新票。周今觉先生曾在中华邮票会会议上提出过修正案。周先生觉得四宝中三种红印花皆为大清票，夹着一枚民国票有些不妥。况且二元宫门倒印又被列入民国四珍之中，四宝里应重选一门补入。于是提出了红印花小二分倒盖兼复盖来充数。周先生又说，名称也不妨改为‘红印花四宝’或‘前四宝’，当经大会通过在案。不过我本人的意见，修改四宝若十分彻底，红印小二分倒盖兼复盖既然代替了二元宫门倒印，那么红印花漏盖原票，也应改为红印花小四分复盖。因为红印花原票的地位，虽经一般人默认，究竟还有不少人发生着疑问。况且原票上明明刻着是印花票，既未加盖，则当作邮票发行的痕迹自然完全没有。小四分复盖的罕少程度，不亚于小壹元，以陪末座，身份岂不确当？”

类似的议论，有理有据，已显示出邵洵美对早期华邮珍品钻研已深，胸有成竹。《中国邮票讲话》不仅有这样尖深的邮学探讨，还通过大量关于邮票的轶闻趣事，深入浅出地宣传邮识。尤其在论述如何集邮这个问题上，引人入胜，影响尤大。

《中国邮票讲话》不是全部完稿后交给报馆逐日发表的，而是每天写一篇送发一篇。报纸留下版面等稿子，不能开天窗。救刊如救火，邵洵美连续鏖战两个月，自然是身心疲惫，辛苦异常。文章一发表，在邮坛及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购报者蜂拥而至，有的读者因故当天漏阅《讲话》，向送报人和报馆补报者每天都有几十起。《新申报》由此销路见好，售量激增。这也正是邵洵美所期望的：通过社会报纸，向广大民众更直接地宣传集邮知识，借以推动集邮活动在中国的影响和发展。

《新光》第15卷第2期发表的邵洵美《如何集邮》，是一篇可以使集邮者心灵得到净化的美文。他在文中提倡端正集邮的目的，追求质朴高雅的集邮情趣，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实属难得，而且文中的论述非常精彩。请看：

“集邮的嗜好，直接可以使你空闲时不感到寂寞，要知世界不知有多少罪恶是寂寞所造成的；可以使你训练艺术的趣味，因为邮票品相的讲求，本身便是爱美的教育……”

“集邮在中国，近几年来，已逐渐普遍了。都市里的男女，几乎大家知道，邮票和金石书画一般，也可以当作一种集藏的主体。但是有一些人以为集邮不过是把一张张花纸头贴在簿子上。还有一些人以为集邮须将全世界的邮票都收集齐全。这两种错误的见解，我们应当加以修正。原来集邮自有他本身的意义。同时，严格地讲，集邮要得到相当的成就，那么，专收本国票也尽够精彩了。”

“上面已经说过，收集邮票正像收集金石书画，不容你打破沙锅问到底，要我回答个‘究竟有什么用处’？不错，我们也可以说，为的是鉴赏艺术，为的是研究文化，为的是参考历史地理与风俗，甚至可以说，为的是储蓄或是投资。但是这些决不是集邮真正的目的。要知道，无论何种收藏，他本身便是目的。客观地讲，我们可以称它是人生的点缀。主观地讲，我们可以认它是心神的安慰。所以，简单地讲，收集邮票便是去享受收集邮票的快乐。”

更难能可贵的是，邵洵美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强调“集邮大众化”，鼓励人们打消只有富人才能集邮的误解。他在文中指出：

“集邮绝对不是有钱人独有的享受，没有钱的人，一般来说也可以集邮，也可以成为集邮专家，原来集邮有各种门路，有各种方向。你不妨指定一个范围，或是一个时期，或是一个种类。同好中还有专集地名戳，纪念戳、保真戳、明信片的。这些是邮票的副品，一般地可以蔚然成为大观。”

“现在让我从不化钱的集邮讲起。你不妨从即日起，对你自己收到的函件留心，在你家里箱箧中寻找，或是向你亲戚朋友处索取一切的旧信封，你会发现上面贴着的邮票也有不少种类。你更不妨将他们取了下来，再分门别类、贴在一本簿子上。你还可以着眼在篇幅的阔狭高低；刷色的深浅浓谈；齿孔的大小稀密；邮戳的形式性质。保你经过相当的时间，一部洋洋大观的现代国邮专集便为你所有了。这是精神换来的，而不是金钱买来的成绩。你在上面能得到乐趣，是不可以估计的了。”

没有大作家的派头，文中好似朋友之间的聊天谈心。如此风清月朗的情怀，自然能够打动人心，赢得口碑。既不失邮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又自觉担负起宣传集邮的社会责任，邵洵美不愧是一位执著、坦诚、热情、善良的集邮家。

文化生命是能够运用思想的生命，是通过运用思想而提出理想并用人生的实践体现理想的生命。否则，就只是动物的生命。

有文化生命，即有智慧和理想，而不是只有知识和技术。从智慧和理想中，才产生出德性和创造性。德性和创造性是衡量一个人文化生命力的尺度。

“趣味是一种人工的天才，而天才则是一种自然的趣味。……没有天才，你的趣味难以表现；没有趣味，你的天才会变成畸形。”这是邵洵美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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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6楼] 发表于：2011-11-20 01:15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借用李毅民写的《邵洵美与邵林》来介绍我自己

（五）


集邮启蒙老师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邵洵美因投身筹划一系列文化事业，无暇他顾，告别邮坛，结束了四年多的集邮活动。

邵洵美留给中国邮坛的，不仅有他的述著和藏品轶闻，还有他与邮坛老中青三代邮人的交往逸事，其中包括与邮坛元老夏衍与集邮家陈志川、钟笑炉等的邮谊，以及他辅导姪子邵林的佳话。

1952年春天某日，邵洵美接到夏衍打来的电话，约他当天到夏衍家中一叙。邵洵美欣然前往，宾主寒暄才罢，夏衍递过来一本集邮册说道：“洵美兄，我从一本邮刊上见到你的大名，原来尊驾还是位集邮家呢。我对此亦颇爱好，这是我多年来收藏的，敝帚不敢自珍，请予指教。”

邵洵美原以为夏衍约他来谈文化界的事，听罢此言，大笑，接过邮集，两人边欣赏边交谈，十分愉快。夏衍说自己主要去南京东路福利公司买邮票，并询问上海集邮界及邮票店等情况。邵洵美说，自己已不染此好多年，现姪儿邵林常在新光邮票会活动，您沈兄如有雅兴去新光一领上海集邮界市面，买些邮票，可命邵林接待。夏衍道好，于是约定了日期。邵洵美回家后，即将此事通知邵林，并告知夏衍相貌、身材等特点，以便邵林认人。

夏衍按约定的日子，在一个星期天下午（这是新光会拍卖邮票、聚会活动时间）来到新光邮会。在邵林陪同下，夏衍观看了几件邮品的拍卖过程后，又在室外走廊里，向邵林询问了一些有关邮会和邮票的事，邵林详细作了回答。随后，夏衍就告辞了。这一年邵林刚13岁。

邵林爱好集邮，最初是学样于外祖父开办的上海尊古斋木器店里的一个伙计。看到人家的集邮册好玩，未满十岁的邵林也跟着学。后来，邵林集邮兴趣日甚，遇到邮票中的疑难问题，就去求教大伯邵洵美。大伯见爱姪求教集邮，非常高兴，每次不仅悉心指导，还赠送邮票或邮书。大伯告诫邵林，集邮贵在研究，要有自己的创见和观点，并教他如何写集邮文章。

邵林集邮进步，得益于伯父的精心指点。不仅耳濡目染伯父的集邮意趣与神理，还被伯父推荐求教于上海集邮界名家。加之自身的聪慧与勤勉，邵林一生视集邮为文人余事，务求精探，从容含玩。

经邵洵美引荐，邵林参加了新光邮票会的交流活动，与张包子俊、马任全、钟笑炉等集邮家成了忘年交。他与钟笑炉还有一段特殊的拜师之谊。

钟笑炉（1903~1976），广东花县人，原名钟流，继承父业在上海经营广东袜厂。1939年开始集邮，虽起步较晚，但在接受了各种邮刊和集邮家的指点后，经过刻苦钻研，只几年功夫就逐渐成为国内闻名的集邮研究家，并联络集邮家成立了近代邮学研究社，转为邮商。1946年1月与钟韵玉等集资创办《近代邮刊》，钟笑炉任主编，积极倡导收集研究近代票，成就卓著，被誉为研究中国近代邮票的权威。

钟笑炉对邵林的执著与好学十分器重，热心对其培养。当年为了安全，钟笑炉的50多本大邮集都存放在上海外滩的银行里。为了帮助邵林开阔视野，每个星期六，钟笑炉从银行保险柜里取回一本，利用第二天星期日让邵林详细观看，并向他讲解各种邮票知识。就这样持续看了一年，邵林从中如同学了一门中国近代邮票研究课程。锱铢积累，博见高登，为他以后从事集邮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年新光会内，集邮长辈们给邵林送了个“小钟笑炉”的绰号，这既是玩笑，也是赞许。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邵洵美濒临窘境，晚景凄凉。1955年五十岁生日时，邵洵美曾写了两句话自寿：

五十以前人等死  五十以后死等人

1968年初春，邵洵美大病入院两月，出院后，曾作诗一首：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一月后，邵洵美在冷冷清清中辞别人世，时年62岁。从全国掀起反右派高潮，随后之自己被捕入狱，厄运缠身，由此可见邵洵美心中何等压抑、苦闷。其间一件珍邮藏品的遭际，亦能反映出邵洵美所面临的困境。

1962年4月6日，在监狱中度过三年半艰难日子后，邵洵美仍以“帝特嫌疑”被释放出狱。邵林与母亲赶去探望大伯，流下不少泪水。不久的一天，邵洵美拿出仅存的4枚珍贵邮票，其中有飞机图样票1枚，大龙蓝黑样票3枚，让邵林拿去卖给集邮家马任全，换点钱以解家中度日艰难。邵林将邮票送到马任全家中，马先生说自己不收集此类邮票，不要。邵洵美只能长叹这些珍贵的邮票生不逢时，生不逢“人”。伤感之余，自语：我老病矣，当将此物交付与后代。

居闲不守闲，身安心不安。邵洵美深知邵林在诸晚辈中钟爱集邮，潜心钻研，于是放心地将飞机图样票等4枚邮票送给了邵林。这是珍藏的传承，更是遗愿的寄托。

1989年，邵林这位邵洵美集邮的衣钵传人，应新加坡牛车水集邮会之邀，写了一篇《伯父教我璞中取玉》，文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

伯父作诗不多，但他无愧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前锋，因为他以一颗天才的心去做诗；伯父集邮年限不长，但他被公认是中国有影响的集邮家，因为他以一个诗人的虔敬去膜拜邮坛的神灵，又以一个学者的头脑探索集邮的前程。

伯父集邮不急于求全，甚至不太看重最贵的邮票。卞和的璧，谁不喜爱，但天下又有几人能有？几人敢想？山上的璞，却人人可有，只要你凭慧眼去挑，花功夫去琢，就有可能得玉。伯父提倡从璞中取玉的集邮，他在《新申报》上连载《中国邮票讲话》就贯串着这样的号召。凭着他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艺术乃至印刷技术等方面的学识，加上他谆谆善诱的笔法，很自然地把读者们引上了理解集邮或喜爱集邮的道路。他的读者要比一般邮刊读者广泛得多，报纸的连载又每天起着加深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集邮的社会化方面，伯父较早地作出了成功的尝试。

伯父教我集邮，教我收集能写出文章来的邮票，教我写集邮文章。可以这样说，他之所以喜爱集邮，很大的因素在于方寸之内大有文章可做。他在雕刻版蟠龙红二分票中找到了“大如意”修饰变体（详见《国粹邮刊》第17期），“发现红二分的底版有许多种刀法”，他就用宣纸印刷了许多二分票右上角的局部放大图，准备按票描摹，细加研究。在我集邮不久后，他把这些放大图和由陈复祥先生供应的大约二千枚红二分旧票都送给了我。我竟然能在这些旧票中找出一枚比“大如意”更为显著的修饰变体，“贰”字左侧的那个如意头特别的壮实，我且名它为“粗如意”。他要我写《新中国邮票讲话》，狗尾始终不敢续貂，只能仰仗邮界众英相助，勉强地编出一种《上海集邮》杂志来，不时发表纪念前辈们的文字，算是我对伯父教诲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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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7楼] 发表于：2011-11-20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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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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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乐为邮刊编辑



伯父邵洵美后半生的不幸遭遇，使邵林在青少年时代就感悟了曲折的人生。他从中意识到：生命是脆弱的，悲剧性是生命的标签。

悲剧往往最能打动人。邵林是邵洵美四弟邵云麒的独生子。1938年11月出生，尚在襁褓中，父亲遭不幸去世。邵林回忆自己幼年时期的生活曾说：“小时候荣华富贵，到处受人奉承，上学有人陪送，内心却是孤独、怯懦的。抗战胜利后，贵族化学校的同学大都是有钱有势人家子弟，相形显得寒怆，心情终是抑郁，并性格不开朗。”以前家里生活可谓豪华，后来仅能维持。邵林的母亲21岁守寡，没有工作，现在仍和他住在一起。

邵林对大伯邵洵美非常崇拜。上中学时，有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就写了大伯父。老师看了对文章很赞赏，批语为：“邵洵美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应继承其优良传统。”上高中时，邵林是全班最受语文老师宠爱的尖子。那时学校的课余活动比较丰富，邵林因写剧本，当导演，爱好文艺活动，受到同学们鼓励，性格豁然开朗。考大学时学校让他报考戏剧学院，邵洵美以其自身的感悟，为了侄子的前途，托人找到邵林的老师，坚持不让他考文科，而应该考理工科。邵林后来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当时最热门的抗生素制造专业，即生物工程专业。他在大学第一年却在校内导演了三部话剧，还获得了全市学生曲艺比赛的创作奖和演出奖。

1958年，邵林被打成“右派”。因为当时学校抓“右派”任务指标未满，就把他追加进去。罪名是有个同学给《文汇报》打电话时，邵林在场。邵林被分配进了工厂，很快被摘了“右派”帽子。与其他“右派”分子相比，他没有被迫离开上海，还算是幸运的。以后，邵林成为高级工程师，退休前担任上海先锋药业公司环境保护管理中心主任。曾主持全国医药工业科研项目“抗生素工业废水处理，”采用流化床法处理废水获得成功，成为全国医药行业废水处理技术权威。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邵林自己烧掉了一些邮票，其余被抄走。损失的邮票中包括一部香港版烈士像票邮集，其中有版式研究，有漏齿票，还有大量的版号等。邵林被迫向造反派交待自己集邮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集邮者开始暗中的集邮交流活动。1975年，邵林听谈佐麟讲，上海有一位与邵林年纪相仿的人，集邮很有水平。后来，邵林终于与这位小他两岁的邮友认识，并成为长期切蹉交流的合作者。这位邮友就是刘广实。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集邮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邵林、刘广实一起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集邮活动。他们共同参与了由吴凤岗主持策划，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名为《集邮》的电影；他们与集邮家马任全、史济宏等，商量起草了筹备成立上海市集邮协会的人选名单。此时，刘广实调入上海市邮票公司不久，暂时没有被安排加入市邮协。市邮协负责人胡辛人书记爱才心切，看到邵林邮识丰富、年轻有为，还想聘请他担任市邮协的专职干部。他婉言谢绝。此时邵林本单位已安排他担任科研专题组长，他不愿放弃所爱的专业与本职工作。不久唐无忌被调去担任了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广实，1940年生，福建福州市人，高级经济师。1955年开始集邮，在收集邮品的同时进行集邮研究，特别对集邮书刊、资料的大量收集和有效利用，使其成为有作为、有影响的集邮家、邮学家。1958年首次发表中篇论文《海关邮政谈》。1963年首次提出“赣西南赤色邮票是最早的中国解放区邮票”的观点。1981年通过对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的研究工作，为全面推广集邮研究与史料档案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揭开了序幕。1987年撰写的《关于大龙邮票发行日期问题的介绍》被评为全国优秀集邮学术论文。自1987年以来，已有多部邮集参加世界邮展，分别获得镀金奖、大镀金奖、金奖加特别奖；担任过多部重要集邮著作的编委、顾问，成为国际集邮联合会邮展评审员。现担任中华全国集邮联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集邮协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钱币学会理事。

邵林与刘广实的合作卓有成效，相得益彰。由他们共同主编的《集邮词典》，1988年11月由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这部词典收录词目1400余条，绝大部分为集邮的专门用语，少数为涉及集邮的邮政史、邮政业务和印刷技术等方面的语词。由于采用词目首字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列，同时用中英文词目对照，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主编《集邮词典》是对作者毅力和能力的考验，充分体现出主编的综合素质，其中包括邮识、写作、外语水平，以及办事效率与合作精神。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成为合作伙伴，后来又曾在编辑《上海集邮》的征途上携手并进，同时但任了副主编。

上海市集邮协会1981年1月10日成立，4月《上海市集邮协会会刊》创刊，1982年更名为《上海集邮》，1988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1998年改为月刊。主要栏目有：邮坛纵横、华夏文化、百家论谭、放眼世界、邮坛足迹、信息荟萃、读者园地等。邵林始终担当编辑重任。

“上海市邮协的办公室很小，《上海集邮》编辑部没有专门办公地点，也没有专门编辑。1981~1997年，我一直在家编稿，由协会派人把稿件送到我家来。”

当我询问有关《上海集邮》编辑生涯的感受时，邵林首先向我介绍了编辑工作的简要情况。“那么其他编辑人员的情况如何呢？”我问道。

“最早是季刊，唐无忌、刘广实有时也来帮一些忙。1988年改为双月刊，又增加了人员。主要编稿是我，周正谊也协助编稿。还有一名版面设计，一名校对，一名搞封面设计。1992年来了一位编辑部主任丁临渊，1998年以后才有了专职编辑——副主编张乐民。从这时起，我每周到编辑部去两天。现在编辑部有10个人，另有2人搞发行，力量比过去加强了”。

“担任邮刊编辑长达20多年，都有哪些感想呢？”我问。邵林沉思片刻，答道：

“我一直坚持业余编会刊，由此我很能体会张赓伯先生当年编辑邮刊的处境。我在张赓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的邮票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后来想过恢复，一看市场价太贵，就搞些版式研究，这是受钟笑炉先生的影响。但我集邮只是自娱而已，有时也为了写文章而收藏邮品。我感到：自己最喜爱、最适合的是做邮刊编辑。当编辑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自己价值的体现。我这个人对社会有用没用，也许从这里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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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8楼] 发表于：2011-11-20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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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与著述



1998年11月18日，上海集邮界60位邮友聚会，参加邵林邮文编辑研讨会，这同时也是为邵林举行的祝贺60大寿（11月19日）的庆祝活动，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为此题词“学藏并重，邮文皆精”，书画家刘丹宅书写了喻石生撰写的贺联“邵氏眼明集藏半纪垂邮史，林公耳顺赏析一流倾论坛”。研讨会开得简朴而热烈。邮友们高度评价了邵林在集邮研究及编辑《上海集邮》活动中所取得的成绩。相互信赖使发言出自内心；长期合作默契，使研讨会成为感人的谈心会、联谊会。邵林无限感慨地回顾，自从反右遭难后，自己曾噤若寒蝉。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又胸襟开阔了。这个时期，结识了更多的良师益友，受益匪浅。

热情也许能使你得到较多的朋友，但永远不如冷静使你保持朋友。邵林以他一贯的友善、勤奋、冷静、严细的作风，赢得了集邮界的赞誉。尤其是办刊为文中的严谨与细致，最能体现邵林在继承与发扬海派集邮传统中所形成的独特风格。

早在1983年5月的《集邮家》上，林霏开（李德铭）发表了《人到中年话邵林》，详细介绍了邵林这位“热心发展集邮事业又真懂行的中年骨干”，“是一名出色的中年工程师，又是才华横溢的邮学家。”文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邵林于本职工作也是很出色的，他坚持把集邮作为一项业余活动，但是在这种业余活动中也发挥着独特的创造性。正因为他正确处理工作和集邮的关系，所以，集邮能反过来有利于他的工作。据他说，近代票版式的研究，甚至包括对变体票的研究，乍看起来有些钻牛角尖，实际上却对一个人观察、分析、思维能力的培养，大有益处。譬如他从事利用微生物处理污水的研究，对微生物活体的鉴别，与集邮中对邮票版式的分解，就有相通之处。微生物要从形态、颜色、生理生化性质去区分其各个变种，邮票则要从版模损蚀、暗记、齿孔、纸质、刷色等去区分版次。他在科学研究中做到有条有理、百折不挠、胆大心细，不能不说同他从小集邮，培养了毅力耐心和良好的工作习惯有关。他曾辅导上海业余制药学院的学生学习《美国化学文摘查阅法》，从每年20多万篇的化学文摘中，大海捞针似的寻找需要的材料。他说，这同从2千枚邮票中去发现1枚带特殊暗记的邮票，颇有相似之处。集邮对一个人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局外人似乎很难理解。”

邵林在集邮目标的选定方面是有认真考虑的，他专集中国邮票，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版式研究中，并屡有独到见解。他对外国邮票也涉猎，重点是外国文学家。专题搞过环保，但未做邮集，其他像极限邮品、附加费等也“玩玩”，都只是做为欣赏爱好。收集邮品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研究写文章。  

回到角色位置里，才知道拳头要打向何方。邵林发表的《试论变体》和《传统集邮》，是两篇高水平的论文。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对传统集邮、邮票变体的研究与见解，从中体现出他在集邮研究方面的严细学风与专业造诣。不妨摘录几段：

“传统集邮是积累邮票和其它集邮品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要求每套邮票都全，而且认为未经洗揭邮票的实寄封要比一般旧票更富有史料性；对于全张邮票，则尽可能不把它们分撕成为各个单枚；它不愁复品盈册，反而希望在貌似相同的群体中，辨出版别、纸张、齿孔等特征不同的个性。因此，在集邮的范畴里，传统集邮最大限度地保存着邮票和反映邮政史的其它实物。”（《传统集邮》，1987年3月出版的《集邮文选》第1集）

“邮票的变体，不只是印刷中由于质量事故而造成的次品，广义地说，凡是与典型品种的描述或发行当局公布资料有差异的，都可归入变体的范畴。就此而言，集邮学中的变体实际上就类似于生物学的变种。”

“英文‘变体’即用‘变种’原词——Variety，而另以Error一词专指印错的品种。孙君毅于1946年编著《邮学词典》时将Error译为‘错体’。马任全于1947年出版的《国邮图鉴》中，将错体和变体统称‘变异’，但英文仍写为‘Variety and Error’。笔者这里所指的变体，即马氏书中的变异。”

“变体票并非一概都是珍品。作为珍品的变体，必须具有上述三个条件（即：它们的稀罕性、文史意义、获得它们的难度——本文加注）。这说明了只有通过研究，方能发掘变体的文史意义，证明它们的稀少性，同时引起众多集邮者的重视。换句话说，集邮学研究赋予变体真正的价值。这正是集邮者、集邮学研究者嗜爱变体的重要原因。发现和说明变体，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集邮者研究变体，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试论变体》，1985年第2期《集邮研究》）

考据毫不烦琐，纵论注重实质。邵林发表的集邮研究文章并不很多，但写一篇就能立住一篇，关键在于了然于胸，厚积薄发。邵林的学术论文曾获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优秀论文奖。他的集邮著作亦很丰富。合作主编了《集邮词典》，担任了《中国集邮大辞典》分科主编，《中国集邮百科全书》分支主编及特约编审，《中国集邮史》分章主编。

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集邮，在童年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积蓄，又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邵林在集邮研究上，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富于理性，热心拓荒的工作。邵林似乎对编纂集邮辞书特别偏爱，而对编辑集邮刊物更加有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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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发扬海派集邮传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现象，与北方文化的显著区别在于，其事功原则重在商与学，而非政治与军事。不太关心“朝政”及对“官府”敬而远之，是江浙地区百姓的共同特征。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和冲突，大多较为冷漠。其务实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以至于被外地人视为过于精明。

海派文化自有其独特的风格。一是对西学的积极“翻译”，善于开风气之先；二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开新”，从不因循守旧；三是对近代市民生活的贴近与表达，即文化的“市民化”，特别关注市民生活的新鲜感受。若论起海派集邮文化传统，同样具有这三个基本特征。

旧中国，海上邮人、邮会、邮刊表现出的那种精明交易，从容办刊，周到会友，细腻为文，讲效率，不张扬，无恶语，少妄言的思维做派；言商论价为君子，集邮业邮两头忙，不靠节衣缩食，乐于以邮养邮的开放风气，曾给邮坛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才有中华、新光邮会的破天荒；《邮乘》、《国邮图鉴》的开先河；《国粹邮刊》、《近代邮刊》的风景线；《寄寸楼邮话》、《趣味集》的大手笔；杰出集邮家与邮商的群英会；远东邮品交易的大市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代海派集邮家群体正活跃在中国集邮舞台上，邵林与刘广实、唐无忌、李德铭、俞鲁三、荣正光、黄明心、周正谊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他们以卓著的邮识与生动的讲座享誉邮坛；以精确的辨伪与史料的深究屡有创见；以清新的著作与潇洒的文风独领风骚；以厚重的邮集与独特的藏品显示实力；以广博的视角与细致的笔触展现集邮文化的高妙真趣。

在编辑《上海集邮》的20多年中，邵林十分注意对杂志稿件质量的从严把握，不但要求篇幅简短，观点鲜明，切忌空泛，而且亲自动手写“编辑寄语”，与作者、读者及时沟通。每一篇“编辑寄语”都别具匠心，其中有对邮坛要闻的提示，有对重要稿件的点评，也有对杂志编辑思路的探讨与说明。其溶导读、心语、交流于一炉的风格，自成特色，犹如知时节的春雨，“润物细无声”。

纵观《上海集邮》20多年的发展，其海派韵味独树一帜，已成品牌。与国内其他邮刊相比，其文章短而精，研究博而深；“豆腐块”多，信息量大；差错少，有错即更正；标题严谨，无造势之语，且珍惜版面，编排紧凑；附图与封面图选配讲究，读其图实为一种享受。虽然一度纸张、印刷不如人，但内容与编辑始终精到，堪称无愧于时代的精品。这是对海派集邮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毫无疑问，其中凝聚着包括副主编邵林在内的全体编辑部人员的无数心血。

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年代，能够如此尽心竭力，把握方向，寒窗寄傲，谨雅平和，难能可贵。

身材魁梧，戴一副眼镜的邵林，颇具学者风度。其精明深入的思考，热情友善的性格，爽朗幽默的谈吐，很有感染力。“我有时也很有棱角，为邮票发行与集邮研究方面的问题发表过批评文章，引来一些人的怒气与指责。由于我不是邮政系统的人，所以敢说话。但也不是什么都说，有时只能含蓄地批评。”听了邵林的话，我在接触过程中，对他的直率和含蓄，遇事看得开也甩得开亦深有体会。坚持原则与难得糊涂，有时是美德，有时成负担，终难两全。

因为长期在制药厂工作，接触化学有毒有害物质，邵林提前18个月，于1997年5月正式退休。此时，邵林已先后担任了众多兼职：除继续担任着上海医药集邮协会会长、上海化工集邮协会顾问，还担任了上海邮电金雁集藏信息服务中心评论员，通过电话专线向用户解答集邮问题；《文汇报》“今日集藏”专版特约编辑，此专版1997—1998年开办两年；上海交运邮币卡中心顾问，指导编辑邮商刊物《交运邮坛》；上海方正青少年集邮学校首席讲师，主要任务是辅导集邮教师；上海云洲邮市顾问；上海老城隍庙邮币卡市场顾问；上海市邮政局“集邮热线”网站顾问……“这个时期，我的生活最为充实。”邵林十分惬意地说。

1996年以来，我与邵林见面的机会很多，每次都少不了深入地交谈。2001年5月25日，我们聊起他正在忙的大事，他告诉我有五项之多：

1、参与编纂《上海集邮史》，这几乎反映了半部中国集邮史。

2、主持编辑《钟笑炉集邮文存》，其中还包括钟笑炉著作目录、年谱。

3、编辑《上海集邮》20年目录索引，在网上发布，进而编辑《新光》、《国粹》、《近代》等著名邮刊的全部索引。

4、编辑《新中国邮票题材》索引，已经完成，但需不断补充。

5、应上海天力公司聘请，主持编辑《集藏》网站。

2002年8月27日，我们再次交谈时，邵林说，他又有两项新任务。

“张盛裕找到我，想整理其父张赓伯的文集。我对张赓伯非常敬佩，自然责无旁贷。《张赓伯文集》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文集，凡是能收集到的张氏著作都已收入；二是追思与述评，收录集邮界一些重要的回忆、纪念文章；三是我整理的张赓伯年表。我还准备参与编辑伯父邵洵美集邮文集的工作，这也是一桩了却心愿的大事。目前，多部文集编辑都进展顺利。”

退休以后，邵林一方面继续编辑《上海集邮》，一方面又要承担如此多的编辑义务，其紧张繁忙的情景，可以想见。“除此之外，没有想过整理自己的集邮文集吗？”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我个人集邮文集以后也准备编辑。我发表的有些文章别人不了解，因为我的笔名较多。前些年我也写过邮市评论文章，与唐无忌都写。我们是鼓吹‘炒’早期邮票，反对炒新邮。”

“你的笔名都有哪些呢？”邵林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当我记到他的第十个名字时，他忽然说：“既是笔名，就不要公开发表了，我只透露一个破解化名的密码，那些‘单名’中，第一个字含‘邵’字的‘口’，第二个字就含‘林’中之‘木’了。”

我不由得感叹：此君集邮深得伯父真传，颇具海派遗风，但又与时俱进，富有新思路，新风格。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切都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化为烟云。当年邵洵美为刊、为文、研邮、做人的品行无不给邵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令人欣慰的是，学风与邮德、邮识一样，是可以言传身教与传承的。

邵洵美于日伪统治时期，为排遣苦闷，自矜名节，寄情集邮。他在中国邮坛也如同其在中国文坛一样，是一颗具有特殊光芒的恒星。人们会像阅读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不时翻开并研究他的集邮成果，寻觅旧的痕迹，作出新的解释，获得新的领悟。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邵林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他更懂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作为一个集邮编辑，总该给邮坛留下点什么。

　　　　　　　　　　　　　　　　　　　　　　2003年6月8日初稿

　　　　　　　　　　　　　　　　　　　　　　　　6月28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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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0楼] 发表于：2011-11-20 01:24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一个多月以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重逢四十多年来没有见面的刘国贤，他建议大家写一些回忆文字，合辑成册，留作永久的纪念。我想，我的大学生活也许是在座十余位中最突出的一出。就在这次聚会的饭桌上，无意中谈到我在大学时期的灾难，有人回忆补充了一些情节，有人难免记错了一些事实，还是趁此能写一些的时候记一些下来吧，至少可以留给儿孙辈知道他们前辈经历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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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1楼] 发表于：2011-11-20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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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报考大学（我的大学生活之1）

1956年中学毕业，考取华东化工学院，这是人生一大转折。我在中学时期，原是酷爱文艺，喜爱写作，语文成绩很好，课余参加学生文工团的戏剧组，同学葛文遂邀我一起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同去报考的还有吴贻弓，他们同班的王裕巽考摄影系。艺术类院校考过之后，还可报考文科的各类专业，新闻系、文学系都可以。语文教师景克宁还专门召集我们一班爱好文学的同学谈话，其中还有袁维国、李远度、周德安等。但大伯不支持我考文科。他反对我去学文，完全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同我讲大道理，没有讲他自身的经验，没有讲当今社会的形势，也没有讲我们家庭出身的背时，只轻松地说我不必去学文。我想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创作系，他说院长欧阳予倩不比我在他家里见到的那些教授、导演们高明，我在学校里不可能听到的高论，在他家里都已听到或能听到……他例举了许多文学名人，一一述说他们的学历，皆非文科大学的毕业生；他鼓励我学习数理化，即使将来从事文化工作也完全有用，可以成为创作科普小说的本钱……总之，我不需要他的说服，就可以完全地相信他、听从他，凭我对他的敬仰，我心情舒畅地舍弃文科，高高兴兴地去报考理工科。

高中时，同学朱之堪对我成长的影响很大，他不断地鼓励我从事文艺创作，在报考大学时更是同我“步调一致”，5类专业，15所院校，我俩填得完全一样。结果我考得了第一志愿第一学校——华东化工学院化工类，他却考得了第五志愿——上海水产学院。

还记得等发榜的那天，实际上是等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那时我们住在南阳新村19号，隔壁17号的陈艰也在同年考大学，他长我10岁，曾经当过兵（现在应是离休干部了），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演员，再考大学属于“调干生”，他考复旦大学心理学系，考得了生物系。他们家先收到复旦大学的信封，而我们收到的信封上那个发件人的条章印得很淡很淡，母亲生怕我是名落孙山了，拆开看时却露出了红色的信笺，那是一张油光纸印刷的录取通知书，上款写着“未来的化学工程师”，母亲的喜悦就“没得说了”。

接着便是向同学们通报录取的学校，听取同学们的消息，周崑鹏、沈景明等都是交通大学机械系，荘卫汉是北京大学，聂崇智是清华大学，汤世爵果然考取了外交学院，有一大部分是事先“报送”军事院校的，如孙镜明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等，极少有人落第。朱之堪的水产学院算是较不理想的，我们原是把它当作“填底”的保险项目，加上我没有与他同校，他不免有点失望。

之堪住在乌鲁木齐中路4号，父亲是银行职员。大伯的一位朋友，曾在电台播讲家政的“牛马走”刘伯伯也住在这幢洋楼里，他的儿子叫刘永铭，也曾同我们一起游玩，在袁之刚去香港时同我们一起在照相馆拍过一帧照片。现在，这幢洋楼已在二年前拆除，地皮并入华山医院了。

自从大学分校后，我与之堪的联系就较少，毕业时知道他分往江西，后来听说他成了家，在农业厅当上了处长，算是中学同学较早升官的一位；当我有可能到南昌去和真的到了南昌去的时候，已听说他去世了，算是中学同学中最早逝世的一位。

之堪的舌头结构有牵连，发音不清，上海人所谓“吊嘴”，却偏爱当演员，在1954年的暑假期内，他怂恿我写剧本，我们上高二时，学校借市三女中举行文艺会演，就演出了我编剧和导演、他当主角的话剧《校园走廊》。其他的演员有杨大为、汤天鹏、常鸿、陈强、邵小多。有一个时期，之堪、大为和我三人还换着外套穿，一下子一件变成三件，颇出风头，这主意恐怕也是之堪“首议”的。

之堪同我，还有毛伯耀，三人曾在1954年的春假期内去苏州游览三天，住在之堪的舅舅家。这是我们第一次自行出游。第一天游城内，拙政园、狮子林。第二天游灵岩山，拜访母亲的朋友，在庙里修行的王二太太（她的法名叫固志，当时在山上的开销要比在俗家高好几倍，因此在灵岩山的知名　度很高），参观寺内的宝藏。当晚住木渎的石家饭店。第三天雇了一位导游，爬天平山、华山，再乘船到虎丘。归来后写游记，之堪字好，我写，他抄，因为写观感，写三人的谈话，竟没完没了，写了几万字还没有完。可惜那本硬面“日记本”在“文革”时被销毁了。

伯耀的绰号叫“毛三”，固齿龄牙膏厂小开，原住静安别墅25号，后来迁入巨鹿路的一幢私家洋房，在那里结婚，“文革”时曾扫地出门，“文革”后又曾回去住过。当年，他在高考前就被报送去青岛的海军学校深造。但又因为怕苦，不久就溜回家了。后来当中学教师，“文革”后曾在江宁路上的南洋电机厂工作。儿子大学毕业后，将他们夫妇俩接往阿根廷定居，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之堪早逝，伯耀赴南美，我还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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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2楼] 发表于：2011-11-20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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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校门（我的大学生活之2）

等待发榜的时候已做好离乡背井的准备，因为我填报的志愿里还有北京铁道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家里为我预备了一个母亲结婚时用的陪嫁箱子，一个红色的牛皮箱，装盛住读用的行李。报到那天母亲陪着我，好像是先坐三轮车运到徐家汇，再搭校车去学校。那时化工学院只有二辆大道奇改装的校车，实际上是客货二用的卡车，在车尾踩便梯上车，沿行驶方向左右各有一排可收放的长凳。校车漆深蓝色，车侧有白字，是舒同题写的校名，入校前就曾在马路上见到过，对它很有点羡慕的意思。

报到的通知书上要求我们带搪瓷餐具，我有一个盛菜的大碗，一个添饭的小碗，再有一个盆子。报到后就领到了饭牌，是一片白铁皮的牌子，大约半张信用卡大小，双面贴纸，每面划分90格，就是一个月30天的早、午、晚三餐，每领一客菜，就在对应的格子里画一道杠，每遇到大月，就将30日的那三格，再一分为二。上海有家的学生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回家，可以退餐4顿，也凭这张牌子。这个月没完，下个月的纸片发下来，就贴在背面。这样周而复始地使用，直到后来困难时期粮食限量，才改用饭票。

新生住临时宿舍，是几座大型的茅草棚，我被安排在东教室大楼三楼的一个大教室里，因为去得早，就占了讲台上的草垫（学校准备的褥子）。至今还记得当时同室有一位叫李永年的调干生。我和母亲同在学生饭厅用了午餐。因当天没事，就乘公共汽车回市区。当时去化工学院只有二条路线的公交车，一条是50路，从徐家汇始发，化工学院这站叫梅陇，再过去就是终点站上海中学了。另一条是沪闵线长途汽车，从淮海中路常熟路西南隅路口的西区汽车站始发，徐家汇是它的第一个停靠站，然后经过漕河泾、新龙华，就是梅陇了。从徐家汇到漕河泾是漕溪路，从漕河泾再向西南就是沪闵路了。那时只有现在的老沪闵路，还没有后来曾称新沪闵路的那条新路。

报到那天的下午在大伯家度过，大家说说笑笑很是高兴。我要赶在末班车前回学校。母亲就独自一人回家了。我回到东教室的临时铺位，发现盖好的碗里放入了小纸片，同室的新生告诉我，是学生会来人找我。

他们以为我今天不回学校，所以第二天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戏剧队的队长、副队长他们来找我这个在中学校当过导演的新生。

从此之后的一年半再多一些的时间里，我课余的主要精力几乎都放在排戏、编剧方面了。我学数理化只求及格，图书馆专设一间文艺书库，用另一种借书证，每次只能借一本，我空闲时就读这里的书，郑振铎的四卷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读的。

戏剧队的队长叫杨慕唐，三年级无机物专业；副队长是王华，二年级硅酸盐。他们找我是为了想在迎新联欢晚会上就拿出一个独幕剧来。好在名为迎新的联欢会不在学期开始前举行，而同庆祝国庆结合起来，在9月底举行，这样就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可作准备。化工学院学生文艺社团的力量还是不错的，就在这个晚会上还拿出一台保留节目，是全市学生会演的得奖作品——独幕歌舞剧《在泉水边》，描写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与朝鲜阿妈妮的故事，三个角色，三年级染料的方照翔演志愿军，王华和四年级陈景茹演朝鲜妇女，剧情是争着洗衣服，有歌有舞，博得很好的剧场效果。同是时代中学，比我早一届的李维智和黄龙都在机械系，他们原来就是小提琴四重奏的好手，进了大学，居然也找到二位新的搭档，旧调重弹。

戏剧队原来是有导演的，就是《在泉水边》的导演，叫吴逎隆，但这时他正好毕业，留校当助教，在画法几何教研组。《在泉水边》排练时仍请他来指导。但新排独幕剧就交给我了，剧本刊在一期《萌芽》杂志上，剧名好像是《演出之前》，内容是讽刺一位爱出风头的女演员，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在我还没有看到戏剧队班底的时候，就让我分配角色，好在杨慕唐和王华都很热情，事先就向我一一介绍戏剧队原有的成员。

最重要的女主角由谁担当？二年级抗生素有一位徐竑健，漂亮、有气质，但不守纪律，我们决定选她。但若她在排戏的第一天就迟到，那么决不宽容，改由四年级燃料的陆亚南担任。我当时已从书本上学过一些导演知识，所谓斯坦尼期拉夫体系的理论，要求在分配角色前向全体演员介绍剧情。活动在西教室大楼的一间教室里进行，固定的大幅黑板前有一块可以滑动的小幅黑板，事先我将角色的名字写在这块小黑板上，而将演员的名字写在被这块小黑板掩蔽的部位。原先在第一名角色后面写的是徐竑健。不巧，她真如所料，姗姗来迟，这时我已开讲剧情，不能为了她重新开始。在移开小黑板的时候，我用手握着一只黑板刷，顺便把这个名字擦去了，没有人发现我这个小动作，只见该有名字的地方一片墨黑，这时我写上了陆亚南的名字。陆亚南载一副眼镜，是一位党员，五官虽然端正，但并无引人注目的姿色，从剧情的需要而言，不如徐竑健合适，但徐竑健在戏剧队里不得人心，大家不愿让她出演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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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3楼] 发表于：2011-11-20 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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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抗生素（我的大学生活之3）

新生入学临时分班，学习入校须知之类清规戒律，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是分专业。当时化工学院只有三个系，无机工业、有机工业、化工机械，新生以机械类考进的不需要分专业，因为化机系当时总共只有一个专业——化工机械专业；但以化工类考进的都需要分专业，无机的2个：无机化合物制造工学专业、硅酸盐制造工学专业，有机的5个：基本有机合成、燃料化工、染料和中间体、化学制药、抗生素。这年的新生，大约有七八百之多，占了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那时是四年制与五年制交替，三年级以上都是四年制的，一二年级才是五年制本科。入学学习就是了解这些专业的任务，再一次选择志愿，每人可以填报3个专业。

在报告中听到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他说的是每个专业都很重要。我却从杨慕唐那里得到了真正的知识，他从化工学院的前身、院长、教授们谈起，然而从学生的角度评价各专业，给我上了十分生动、受用不浅的一课。在有轨电车上遇到二年级的老生邱毓存，他发现我是一年级新生后，就向我吹嘘自己的专业如何如何先进和大有发展的前途，他的专业是抗生素制造工学。

杨慕唐说，无机物就是三酸二碱，硅酸盐的归宿是玻璃厂，燃料的出路不外乎炼焦厂和煤气厂，染料和中间体合成容易致癌，化学制药终将被抗生素取代……果然90％的新生填报的第一志愿都是抗生素，其实每位学生心中都有一个谱。我们时代中学考进化工的共有四人，张祖恩是化机系，不必选专业。公布名单时，吴惠健、宋知新和我都如愿以偿，进了抗生素，这真是天大的幸运。

我和吴惠健被分在713班，7是抗生素的代号，是化工类中的最后一位数，1是一年级，3就是第三班了。也就是说，一年级的抗生素共有三个小班，约90位同学。宋知新则在711班。

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代表叫“班三角”，是班级中的最高权力机构组成。吴惠健被选为体育委员，我被选为文娱委员。宋知新在一班当数学课代表。

我和惠健又分在一个寝室，那是一排新造的平房，清水砖墙，每间四张双层床，四个双屜桌，一个脸盆架，住八个人。我们的那间是第五宿舍朝南靠西的第一间，走廊东西和正中都有门。惠健和我都抢占了西侧的上铺，他靠窗，我近门。

一年级学基础课。数学教授徐伟成，助教是刚从复旦毕业的郁斐章，兼作我们的班主任，其实同学生没有多少关系。无机化学讲师朱裕贞。物理教师胡梅轩，刚从上海中学抽调来，还没有评定职称。画法几何讲师朱思明。马列主义基础由助教讲课，王鹏程。体育课最早也由一位讲师执教，姓章，上海人。外语比较复杂，有学英语的，也有学俄语的，我们的高中三年随着不由自主的大流“误入岐途”学了俄语，进大学后都选了英语低级班，教师是一位教材供应科的职员，姓王。除了体育课和习题课，都上大课，7字头一起听讲，有时还同6字头的制药和5字头的染料一起。

数学的概论课在大礼堂上，由教研组长曹一华主讲，那是一位三级教授，平顶头，蛋形脸，早先大同大学数学系主任，过去还曾兼过外地一些大学的课，我至今还记得他那浓重的苏北口音：“我的名字叫曹一华。为什么叫曹一华而不叫曹二华？”接着他讲清了“数的起源”的概念。如果现在再要让我复述一些别的什么，那就只能交白卷了。

院长张江树是物理化学的“南张北王（子卿）”之一，全校唯一的一级教授，原南京大学的化学系主任。我们要到三年级才上物理化学课，但他不讲大课，只带研究生。当时化工学院有6位二级教授，杨慕唐如数家珍般向我讲述了他们各自的传奇故事，比如陈维新在德国容克飞机厂还得到过铁十字勋章，等等。我在校五年，除了上过一回张院长的答疑课之外，只听顾毓珍讲过化工原理的某些章节。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听过其余二级以上教授的讲课了。

那时的学生，同现在比较，是十分清苦的。每天的伙食标准是4角1分钱，每月12.5元，正好是丙等人民助学金的金额，乙等和甲等各多几元钱，恐怕最高不会超过廿一二元。那时学生的消费也低，福建同学好多都是不穿鞋的，最初还光着脚上教室，可能是入乡随俗的缘故，后来就没有这种现象了。最高的负担是要买一把计算尺，一年级数学课就教，国产货每把12元多，但买不起可以向学校借，许多同学一直借到毕业时才去归还。同样，图画板、绘图仪器，甚至被褥之类生活用品也可以借。

学校近大门处有一个卖品部，设在一个茅草棚里，供应印有校名的练习簿、信封、信笺，以及一些糖果、饼干之类简单的生活资料。

大门外是梅陇路，从东边的沪闵路通往西边的梅陇镇，平时几乎没有机动车通过，路对面有一家小吃店，供应的点心不比校内的早餐更有吸引力。

在外地同学的眼中，“上海人”都是一帮少爷小姐，男的头发要上腊，女的头发要电烫，他们看不惯；在上海学生眼里，外地同学都是一帮乡下人，尤其福建人和温州人，说话唧唧喳喳活像鸟叫，给他们起了一个集体的绰号叫“福吊（‘鸟’的沪音）”。每逢星期假日更壁垒分明，上海人带了大包小包上课堂，铃声一响就往校门外奔，有的奔向梅陇站，有的索性穿过中国公墓奔向上中站。那时的公交车没有两节式的巨龙型，排队候车经常要等上一个多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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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4楼] 发表于：2011-11-20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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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和生平 作者 邵林

首席导演（我的大学生活之4）
  
迎新和国庆联欢会上的独幕剧一炮打响，社团招收新成员时，许多一年级新生都来报名，戏剧队顿时增添了新兵。男同学张自铭，女同学朱晓文都是燃料专业的，张自铭个子不高，脸色略带黝黑，南市区敬业中学毕业，朗诵的功底很好，胜过戏剧队原来所有的男演员。朱晓文来自余姚路上的市一女中，个子较矮，打两根小辮，五官端正，眼睛也大，但并不妩媚，常穿那种黑色的搭配皮鞋。钱三鸿来自五四中学，硅酸盐专业，说话带本地口音，居然也是导演，他说在中学里曾接受过电影演员陈强的辅导。另有一位女导演，来自青岛，无机物专业，个子很高，戴一副无色半透明料镜框的眼镜，头发有点微黄，也打两根辮子，但常扎在一起，叫吴其辉。这样一来，一个队里有了三位导演。一个十来人的课余兴趣小组不可能同时排三个戏呀，只能合作搞集体导演。也许是遵循先来后到的秩序，三人之中还是以我为主，平心而论，这样的安排也比较合适。三鸿没有脾气，好好先生，不善指手划脚。吴其辉倒也有些能力，但毕竟是位女同学，不好意思颐指气使。我却踌躇满志，自以为能编能导，其实我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训练，当导演完全是由朱之堪的捧场，这时老同学吴贻弓（就是现在大名鼎鼎，因《城南旧事》蜚声中外，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和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的吴贻弓）和葛文遂都已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他们在全国招生，最后录取的还不足20人，有的还是出身于梨园世家的嫡传，比如赵丹的儿子赵毛，可见能考取北影导演系应有多大的造化呀！但在中学时，吴、葛他们都是演员，只有我才是导演，我正自以为具有导演的天赋呢！

其实，在学校里当导演并不困难，按部就班地讲剧情、分配角色、对台词、走戏、细排、联排、彩排、登台，就完事了。对导演的要求无非是能吃透剧本的精髓，指导全体演员心往一处使，为同一个目标服务。学校剧团通常没有专设的舞美设计人员，如何利用现有的材料搭布景、打灯光也就成为导演的职责。我从在中学里当导演起，自信在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胜任的。记得当年在市三女中演出《校园走廊》时，用作布景的花盆都由我雇了三轮车从老同学（从幼儿园开始的同学，那时已不在同一学校）张长威家里借来运到现场的。而在化工学院，至少这类杂务都不需要我亲自操作，只要列个备忘录及时检查是否到位就可以了。

国庆过后不久，团委要求我们戏剧队排演纪念鲁迅的话剧，这年正是鲁迅逝世20周年，还指定了使用刊登在《文艺月报》上的剧本，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黄佐临编剧的《阿Q的大团圆》，应是《阿Q正传》的最后一幕。

在此之前，我这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其实连鲁迅这部最著名的小说也没有看过。为了导演，我马上找来认真地读。又听说复旦大学也演这出戏，于是由戏剧队要求团委给我们备车，前往复旦观摩他们的演出。我原以为拥有文科的大学，学生文艺活动的水平会比我们理工科的胜出一筹，及至亲眼目睹，却大失所望，自己的信心倒是越发充足了。时代中学比我高一个年级的董××在复旦历史系，他出演小D。我原来期望他能为我介绍复旦的导演，但观摩过后，也就不需要了，加上时间不早、路途遥远，复旦在上海的东北，化工在西南的市郊，大多同行者都急着要走，回校已将近午夜12点了。这次观摩的最大收获是解决了服装、道具问题，原来他们向三马路（汉口路）的专业商店租借，只要说明是演《阿Q的大团圆》，有全套的服装和道具，包括化装清代男子用的带有辮子的头套，都可以租借。

至今我还记得主要演员的阵营：阿Q由四年级燃料的梅俊德扮演，小D由二年级抗生素的邱毓存扮演，赵大少由张自铭扮演，吴妈由陆亚南扮演，方照翔等扮演属于龙套的“士绅”，杨慕唐由我指派担任舞台监督，没有兼演角色。朱晓文等没有合适的角色，但都分别担任服装、道具、化妆、灯光、效果的管理。

校方，主要是通过领导学生会的团委，为我们的排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腾出教室，不受教室大楼熄灯时间的限制，等等。

演出前几天就在学生饭厅张贴海报，并未经我指派，将“编剧佐临”写在了“职员”栏内，为此我还发表了责怪的意见。当时年少气盛，根本没有理会可能得罪着谁。

我请老同学李远度专门写一篇幕前发言，阐述今天纪念鲁迅的意义和演出《阿Q正传》的意义，他这时在读上海第二师范学院的文学系，临演出的那天我特地请他前来，派专人陪同，在前排就座。他写的发言稿则由吴其辉朗诵。

演出异常成功，主角的临场状态出乎所有人的想像，因为排练时穿的是自己的衣服，不可能赖在地上做出近似于抽搐的样子，但到了台上就不必再有这类爱护自己衣服的顾虑了，小梅子发挥得淋漓尽致，帷幕落下时博得热烈的掌声，我在后台就势临时安排了演员的谢幕，再次赢得拥上前来细看的那种热情和一片掌声。全体观众和演职员们都度过了愉快的一晚。如果不是因为疲倦，我一定不能安稳地入睡。

演出之后，饭厅里的海报依旧显露着我们的名字。先前方照翔因为出演《在泉水边》曾收到过许许多多女同学的情书，但这时的梅俊德已有稳定的对象，是同班一位姓张的女士。梅是江西人，直到80年代吴官正在江西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我到景德镇去作技术支援，才在当地报纸的新闻中发现他在那里的炼焦厂当厂长，黎明药厂特地安排小车载我到他厂里拜访，当时他正好去了南昌，没有重逢。只见到了他的夫人，就是那位张女士，在当总工程师。正是一家夫妻老婆店，可那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全民所有制大厂。

一天，吴其辉单独告诉我，“3字头”有一位上海小姐向她打探我的情况，似乎对我很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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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淑女（我的大学生活之5）

写到这里，我忽然产生了一些顾虑。我的回忆文章是地道的纪实性叙述，所涉人物都是确有其人的真名实姓。我试着在互联网上搜索“钱三鸿”，获得“教授”、“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江苏石油化工学院”、“《物理化学实验》翻译”等信息，看来是找着他的消息了；再找吴其辉，出来一位1935年生于广东中山的音乐家，显然不是她。再在她名字后面键入“化工”，按“搜索”钮，跳出来的标题竟是“全国头号盐枭成都落网”，两年前的报纸新闻，这个吴其辉是购买私盐的成都某食品厂的厂长，估计不会是同我合作过的老同学。于是再找吴其辉当年告诉我的那个名字，不料有二名，一个是在我出生前10年就被农民暴动烧了房子的苏北地主，另一名是现在的农村干部……

不必再找了，我无法征得所有写到的人的意见。这些将在我笔下出现的“清纯少女”现在都已是祖母级和外婆级的人物了，她们也许并不上网，但是她们的儿孙、亲属完全有可能在我的博客中发现她们的踪迹，无论我在这里对她们称颂也好，批评也好，但若遇到儿孙们向他们的奶奶探问时，我的那些老相识们或许会感到一丝尴尬。我何必做这样的“喇叭”呢，如果全部用假名字写，那么索性在完成了本文后，再写一部《我的28个女朋友》——究竟有无28个，我没有统计，总之有过不少，仿《28个保姆》、《28个房客》而暂拟此名。

于是本节只写一些当时在这方面的背景。

我上的中学是一家“和尚学堂”，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当时上海多的是女子中学，而没有标榜男子中学的。据我所知，全市只有二所中学只收男生。一家是我们圣芳济中学，另一家是南市的清心中学。圣芳济原是一所天主教办的教会学校，1952年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后，改为市立，改名时代中学。清心好像也是教会学校，分男中和女中，男中就是现在的市南中学，女中则是市八女中的前身。

到了1954年秋，和尚学堂开始招女生。当时全校每个年级各有四个班，我们已进入高二。初一和高一每班招了10名女生，于是在校内就有了男生们猎艳的对象。初一的还是小妹妹，不属此列。高一（一）有一位谢小姐，很快成了学生会主席华先生的女朋友；同一个班里还有一位李小姐，后来成了体育教师凤传翼的夫人。在同学和教师的评价中，最有风度、气质的是一位黄小姐，但她眼睛有毛病，俗称 “洋白眼”，我的学友曾去搭讪相识，但后来并没有发展下去。我的堂姐小多也在这年进校，许多年后她与同班的一位同学结了婚。

当时对中学生、大学生都没有禁止恋爱或禁止结婚的限制，中学生谈恋爱甚至博得个别教师的赞赏。高一来了40位女同学，高中共有560名男同学，能够带一位美眉出现在南京路或淮海路上，在大多同学的心目中是很有面子的风流韵事。

相对于机械、电气、建筑类的专业，化工被认为是不需体力的行业，因此，化工学院是工科大学中女生比例偏高的院校。在化工学院，化工类的女生又比机械系多，有机系的女生又比无机系多，在有机系，制药和抗生素又是女生最多的专业，约有半数甚至更多。

然而，来自外地的女同学，在当时男同学的眼里，大多是既不涂脂抹粉又不穿着光鲜衣裳的乡下姑娘，只有在寝室到饭厅、从教室到图书馆的路上，三五成群、招摇过街的上海小姐才值得去向她们行注目礼。

二年级抗生素、一年级基本有机合成的上海姑娘，就是风头最健的二帮这样的女生。前者的一群中就有前面提到过的徐竑健。后者就是上节说的“3字头”。

我们 “7字头”一年级的情况呢，不必说我们上海男生的“观感”，且引用一件广为流传的实事，你就能体会到一个大致的情况。一位宁波籍的男同学，曾经同另一位男同学（多半也是外地同学，因为这类悄悄话一般都在一定范围内交谈）说过：“我们班的女同学，给我到汰脚水都不配。”这句话当然说得忒嫌绝对了一点，当时就传到了女同学的耳朵里。我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言过其实的话呢，因为我在当时并没有听到，而是毕业之后，这位男同学分配到北方一个城市，不久便同也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位同班同学结了婚，所有当时曾经感到屈辱的女同学顿时扬眉吐气，高叫着：“我倒要问问伊，还要说到汰脚水也不配吗？”我是在那个时候听某一位女同学说起，才知道当年还有过这样一句话。虽说言过其实，但也事出有因。

平心而论，化工学院在男女同学关系方面还是相当太平的。只听到过一件事，经历过一件事。听到的一件还是那位徐竑健，四年级染料的单逢源曾追求她，单也是我们时代中学过来的，家境富裕，为徐用过一些钱，我们听到的故事是徐拒绝他的时候，把他曾经用过的钱尽数归还，被引为美谈。经历过的一件是我们二年级时，有一位也同徐竑健她们成群的女同学叫邱之秀（后来还留级到了我们的班级），受到一个四年级的同学强行追求，她不同意与他交朋友，男方施尽手段仍不得计，写情书、钉梢，买了硫酸寄发票给女方，弄得邱之秀以及她们整个寝室的同学都很紧张，向校方求援，仍不能摆脱，直至后来收到了他的恐吓信，信中说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要炸平化工学院。这下好了，通过保卫部门，逮捕入狱判了刑。可是邱之秀还是整日愁眉苦脸，生怕他有一天刑满释放，再来报复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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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6楼] 发表于：2011-11-20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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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好逑（我的大学生活之6）

邱之秀皮肤白净，生就一个洋娃娃似的圆脸蛋，十分娇嫩，据说她母亲是会唱昆曲的票友，可见是出生在剥削家庭的子女，哪里受到过这样的惊吓，当年没有完成学业，留了一级。幸好她已有了一位相爱的同学，是与她同级同专业的广东人李兆源，两人倒也相配。未料祸不单行。李兆源的父亲在香港经商，1957年初的寒假期内儿子赴港探亲，回校后自然要向最相熟的同学讲起在港的见闻，谁知这就成了污蔑新中国的右派言论。当年反右派时就受到了猛烈的批判，第二年批斗、定性后被监督劳动。邱之秀却矢志不改，仍旧深爱着这位广东小伙，班干部、团干部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还是没能说服她深明大义，与李兆源划清界线、一刀两断。一边是因为终日劳动，不修边幅，原来皮肤黄黑的脸庞被烈日晒得更黑，衣衫褴褛也不整理；一边是依旧娇嫩，衣着虽不华丽，但总干净悦目，两人虽已不能同在一个教室听讲，但在饭厅仍还同桌吃饭。当时全校学生总数还少，只有一个饭厅分批用餐，同学们都可见着此情此景，李的同伴对此多表同情，但都爱莫能助，邱的同伴大多怜其命运多忤，除了劝她琵琶别抱之外，没有人鼓励她坚贞相守，正当好奇者有心看个究竟之时，李兆源又被发配新疆，邱之秀索性同他办了结婚手续，以示铁了此心跟定郎君。我还记得他们是在梅陇镇上领的结婚证。他俩在校内甚至没有发喜糖，因为这时只有辛酸和眼泪，哪来欢乐与嬉笑。至于他们回家如何庆祝，李兆源已不再笨到重蹈覆辙的地步，所以外人不得而知矣！

极“左”思潮支配下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多少美满家庭的支离破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在学校里也拆散了不少鸳鸯。抗生素教研组的助教、原有机系教工中的团支部委员林庆熙戴上右派帽子后，女朋友同他“拜拜”。李维智时任弦乐队长，当时已同高他一个年级的手风琴队队长李月眉相恋，反右后，就此分手，后来李月眉嫁给了化学家顾翼东的儿子、化工机械系的讲师顾其威。也有像邱之秀这样的女子，无机物四年级的复员海军、学生会副主席陈维朝被打成右派后，衣袋里仍妥放着他在军舰上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女朋友没有离他而去，只是他再也不会受到她同寝室同学的欢迎了。四年级燃料专业的女生姜月秋有点跛足，她在1960年脱帽后我们才知道，她的男朋友也没有因为政治的压力而甩了她。

其实我所在班级的女同学并不是真的都不如“倒汰脚水”的，甚至也有三位属于上海小姐的摩登女郎，也常足登时髦的皮鞋，口嚼零食，在校内的道路上展览自己和参观别人。同班的上海男同学在背地里发明了她们的绰号。其实这就是一种“好逑”之心的流露，只有注意了，关心了，才会发生题绰号这样的事，而且这里还有“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的味道。同年级同专业的上海同学中，一部分是比较规矩的好学生，与外地同学也容易相处；另一部分则凭籍“上海人”的优越感，在无形中沆瀣一气，结成了一个小团体。我在上课、用餐、体育活动、夜自修时大多与吴惠健同进同出，因为一起来自同一中学的同一个班级，有一种天然形成的联系。约略知道一些上海人圈子里的悄悄话，包括对女同学的品头论足。这些上海人中，彼此之间也会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挑逗某人向某人发起追求的攻势。我又因爱好文艺，有书看，有戏剧队的同学，精神生活比较饱满，将此当作低级趣味，还不屑一顾呢！

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外地来的男同学中，也在对女同学们品头论足，只是他们关心的具体对象与上海同学不同罢了。他们的星期假日大多在学校度过，从这个角度来说，比我们更多百无聊赖的时候。一位安徽歙县的秀才曹大爷，一位安徽安庆的大高个老江，一位来自常熟的牧师的儿子陆家生，一位全班最矮的上海同学小阿康，四人制造了一场后来被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批判的闹剧。他们议论同班的女同学，曹大爷说把某人画出来一定很有趣，老江就怂恿他画，并说你若画出来，就由陆家生去贴在女生宿舍的门上。半是打赌半是逞能，一幅肖人的漫画居然制造了出来，并贴上了第二宿舍二楼某号的门板。事成后，曹大爷心惊胆战，再叫小阿康去揭回来时才发现，此画竟然不翼而飞。女同学们先下手为强，拿到“罪证”，告状去也。画的是谁，我是知道的，画成啥模样，我没有亲见，若留到现在，　说不定肖像的主人还会万分高兴珍而藏之呢！

五年大学生活结束之时，我们班“倒汰脚水”都不够资格的女生已被追去不少。范黎迪嫁了一位船长。同班的福建人蔡科振找了一位上海姑娘许曼琴；另一福建同学潘鹏程则找了一位昆山姑娘华泳玉；金华的张世葱也找了一位上海人，叫郑国玲；他的大同乡、台州的徐永安找了张文琴，也成为上海的女婿。南京人方少立则与苏南的万华琴双双去广州报到。而档子最高的、上述摩登女郎之一的耿静菁早在三年级时就嫁给了高分子四年级的冯兴根，据说冯是她哥哥的朋友。男学生要在读书期间结婚，非有强大的家庭经济支持不可，冯的父亲是淮海路上冯兴记花边商店的资方，他自己的学习成绩很好，但耿静菁因生育而二度辍学，毕业时户口已在化工学院挂过7年了。

与我们时代中学同校的张祖恩是运动健将，但刚入学时还没有这种称号，那时是上海男排主力队员之一，也是国家排球队的首席二传手，经常要“到上海去”集训，与他同在机械系的张敬贤是上海水球队队员，他俩是同出同进的密友，不久后在他俩身旁多了一位姓马的女生，我们只知道他是张敬贤的女朋友。后来体育队伍并校集训，张祖恩被强制转学复旦，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毕业之后多年才听说，张祖恩夫人就是那位马女士。

男女姻缘，天作之合，身在其中是多么的不由自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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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7楼] 发表于：2011-11-20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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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玩球（我的大学生活之7）
  
大学低年级也有体育课。时代中学毕业的学生都喜欢体育，因为那里有最棒的体育教师。

许多年以后，这所中学校自诩的学科有二门。一门是英语，不少外国语学院或外文系的业务领军人物都是圣芳济校友。英语原是教会学校的重点培养科目——当年圣芳济全部用英语上课，英语没有过关的小学毕业生先要在此上二年预科，称为七班、八班，才能正式取得学籍。原来这所学校的年级顺序从上到下排列，高三是头班，初一是六班，预科就是七班、八班了。与别的学校不同，比如我入校后进的班级，不叫初一甲班，而叫6班Ａ。经过预科，然后进入初中，“语文”是英语；“外语”由学生自选，可选中文，也可选法文，中国学生又大多选了法文，因为中文可以在家里学。我是1950年进校的，刚刚废除这种学制，只是在批判它们的时候才了解到这种情形。

英语之外，另一门就是体育，这恐怕不是原先教会办学的意图。1960年代就以排球特色学校而名闻遐迩。1980年代，至少有一个以上的省级体委主任或副主任是时代中学的校友。比我低一届的祝嘉铭就当过上海市体委的副主任。现在分析这所学校体育出众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两个方面：一、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好，营养充足，所谓底子好；二、体育教师水平高。体育教研组的主任叫张觉非，绰号“老阿飞”，宜兴人，有趣的是他喊口令即使用宜兴话，也是一板三眼，中规中矩的，他毕业于十分有名的东亚体专，是一名“三考出身”的体育工作者，1948年的七届全国运动会，他担任大会操总指挥，从此蜚声上海滩。另一位体育教师吴厚成，北京人，辅仁大学出身。

50年代的圣芳济中学（时代中学前身）位于福煦路福煦坊（今延安中路1157弄）。上海人把设在弄堂里的学校称为“弄堂学堂”，在一幢普通的石库门里可以开办一所小学或中学，把弄堂甚至晒台权充操场，在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流浪记》里，就有这样的真实描绘。圣芳济虽也在弄堂里，但与“弄堂学堂”有天壤之别，而是地道的贵族化学校。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曾公布学生家庭的阶级分析数据，全校只有二名学生的家长是“职工”。那些贵族子弟，在学校里没有什么特别，并不享受特殊化，同学们也不知道他家多么有钱。

我上初一的时候，圣芳济中学建校75周年。图书馆里有一块Ａ3纸那么大的铜牌，刻着某年资助学校的校友名单，其中就有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

我的祖父邵恒是圣芳济的校董，但我入学时他早已去世了，所以我并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同我提过，我只是在近年出版的历史纪实新著中才发现这一事实。

福煦坊不长，过三排房屋，就是学校的大门，弄堂门就好像是学校的头道门。校门内有一个约 60米长的煤屑地小型足球场，再里面就是一座Π字形的校舍，正中的一排朝南，中间正好容纳并排两个东西方向的水泥地坪篮球场。

我在中学时期，不是体育课的尖子，但也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区中学生运动会，代表长宁区（时代中学大多时期属于静安区，但在1956年曾一度归入长宁区）参加全市中学生运动会。那纯粹是一次偶然的机遇。原来报名自行车比赛的是与我同级不同班的郭志邦。也是许多年之后才知道，他是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的儿子，他同他哥哥郭志新都是我们同校的同学。比赛日程表出来后，发现与别的项目“撞车”了，分身乏术，于是体育积极分子就帮着找替身，选中了我。选我去骑自行车比赛的理由是他们发现我在马路上骑车特快，“像不要命似的”。中学生的自行车项目只有1500米一项，在田径跑道上比速度。区里的比赛在沪西体育场举行，就是现在武夷路上海国际体操中心的前身。我自己的自行车是母亲早年买了没有用过几次的26吋女车，脚刹车，上场比赛时我向南阳新村22号的李家弟弟（开燮）借了一辆海格力斯28吋平车，站在地上、手持车把听发令。三圏半下来，我得了个亚军。冠军也是同校的，比我们低一个年级。接着就是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在虹口体育场举行，不需自己备车，用的都是永久牌的新车，由人扶着“起跑”。我只记得车把的高低，车座的高低、前后、前倾角度都可根据运动员的要求随意调节，车把高低要连同前后刹车一起调节，执行操作的工作人员之熟练程度令人惊讶。预赛和决赛都是6人一组，预赛共分6组。枪声一响，我便一马当先，真所谓绝尘而去，获得了第一，在场的同学们都很兴奋。然而决赛的名额并不来自每组最快的选手，而按绝对成绩比拚，有一组选上了4名，我却被淘汰了。同校那位区里的冠军，成绩还不如我。

我刚入中学的时候，学校的篮球成绩很好，在区内校际比赛拿冠军不在话下，全市中学联赛也是排得上前几名的，当时上海有绿林、绿杰、回力等著名球队，校队与他们也曾在校内进行友谊比赛。篮球队长林少铭比我高二个年级，英俊潇洒，脸部轮廓很像典型的希腊人，走起路来似乎故意地有点拐脚，形成他那特殊的姿态。在中场捧球，目光向左右横扫，吸引对方去防守可能接应他的队友，这时他突然运球上篮，几乎百发百中，既好看，又实用。可以想像，周围女子中学的学生有多少人迷倒在他的风度气质之下呀！

学生们都爱玩球，课间休息也要摸球，篮球、足球、乒乓球不在话下，还有回力球和垒球。回力球是旧上海一种可以赌博的球赛，余生也晚，真正的回力球我也没有见过，我们在校内玩的可能已作改良而只是脱胎于其。当时称作“手球”，用的是网球，以手掌向墙壁击球，每队二人（双打），就像打乒乓球那样，各队交替攻守，比如甲队开球，将球抛向墙壁，弹回来后，乙队必须击球，再弹回来，就由甲队击球，一来一回，很有观赏性，也有一定的运动量，反弹的球越出左、右、前、后的界线，或击不到球就算失分。

校内最盛大的活动是运动会，张觉非请来的客人和工作人员都是体育界的名人；在校外最风光的是每年国庆前夕的火炬接力跑，延安中路已由警察暂时局部封路，我们跑的一段由陕西路到华山路，参加跑步的选手统一着装，是印有校名的运动衣，在等待前站选手、做准备动作时，由体育教师吴厚成喊口令指挥，他的大嗓门可横贯几十家门面，称得上“语惊四座”了。我们的选手接到火炬后，随在他们身后的是几百辆自行车。

但是学校没有排球场。有几位同学在八仙桥青年会参加体训班练习排球，上学时则用一根草绳当球网，在东侧校舍的南端玩耍起来。青年会排球班的教练是青年会的专职人员，我还记得二位都姓吴，老吴叫吴成美，他们都是市队的队员，名字常在《新民报（晚刊）》上出现。因为我在青年会体训班学柔道，所以也认识他们。

最初玩排球的几位同学后来都是上海市队的队员，再后来又都成为国家队队员，当时的体育专科大学叫华东体训班，就在现南京西路广电大厦的地方。华东体训班每年来时代中学招生，但同学们（或是他们家长的意思）都只愿将体育作为锻炼或消遣的玩意，而不是吃饭的手段。只有一位龚振家，也是时代中学排球队的元老，最早进了体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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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8楼] 发表于：2011-11-20 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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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我的大学生活之8）
  
我在上时代中学的时候，这所中学的上海市排球队队员基本上保持半场，即有三名之多，除了龚振家，还有徐大雄、张祖恩、朱磐安、苏肇新、祝嘉铭、李宗镛等，他们所在的班级，有的比我高，有的比我低。张祖恩原先比我高，可能因为集训、打球，也可能因为生病，影响了学业，我上高三时，他在我们相邻的班级，后来一起进了化工学院。

体育运动的健儿，也是一专多能、触类旁通的，祖恩原是时代中学篮球校队的队员，排球只是他的另一爱好，后来反客为主，才以排球为第一爱好。到了化工学院，他一边积极带动校排球队，一边又去参加校垒球队。二年级时，我和吴惠健也成了棒球校队的队员。

祖恩约 1米85高，在市排球队算是最矮的一位，但弹跳力好，队内双脚并脚跳的成绩他最高。祖恩的皮肤特白，近乎那种没有血色的苍白，绰号叫“小白脸”，这本来是指旧社会靠女人养活的男妓之类人物，是个很不好听的贬称，但因同学间叫惯了，没法改，与他相熟的都当面呼他“白脸”，也算不是“小白脸”的本意。当年全市最著名的运动场馆是“市体育馆”，后来改为卢湾区体育馆，老上海都叫它“回力球场”，可能最早就是玩回力球的地方。就在陕西南路上，淮海中路南边坐东朝西的地方。场内可以进行篮、排球比赛，只有一面看台，通过看台最上层的气窗，可以看到陕西路上来往的车辆。我们上大一的时候，祖恩每周都要在市排球队集训二次，周中的一次集训后返校常常会错过了最后的一班公交车，他只能在路边拦下顺路的卡车要求载他回校。当时根本没有出租车，虽有三轮车，但化工学院在梅陇，被认为是很远的市郊，这么远的路，没有人用三轮车代步。当时过了徐家汇，下一站土山湾，就是有两个尖顶的天主教堂的所在地，从这里开始往西，已都是一片农田。而且从徐家汇到天主教堂，以及再往后的路，并不像现在那样宽阔和笔直。另一次集训在周末，经常打公开的比赛，市队一分为二，由专业队员组成的红队和业余队员组成的白队交锋。祖恩告诉我，比赛没有作弊，但胜负有一个规律，周六通常是白队赢球，星期日则倒过来。原因很简单，业余队员不少是大学生，学校里的伙食标准是每天4角1分，华东体训班的伙食标准却是1元6角，第一天晚上比赛后，第二天再来一场，业余队员的体能条件就跟不上。这是反映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一流运动员营养状况的真实资料。

第一学年结束前，祖恩同我商量，让校方引进优秀的排球运动员。当时祝嘉铭将要高中毕业，暑假期内又要参加在外地的集训，如果有哪所大学能网开一面地给予照顾，以相当于“报送”的方式吸收入学，他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而放心打球，化工学院也是“蜡烛”（祝嘉铭的昵称）愿意来的学校。后来校方以无此先例而没有作出承诺，蜡烛在交通大学却得到了这样的待遇，祖恩要想提高化工学院排球水平的努力终于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大学体育课程的内容按运动项目一一教授，与中学里学过的没有什么两样，只有每人都能穿上田赛钉鞋、径赛钉鞋和足球钉鞋是前所未曾经历的，而且足球练习是11人制的大型足球，再也不是7人制的小型足球了。体育教研组组长是王季恩副教授，平时西装革履，一副绅士打扮，吸雪茄烟，每天回上海。另一位副教授叫高尚志，校队的运动员们同他比较亲近，也曾上过我们的课，据说有历史问题。我们的任课老师除了那位姓章的讲师外，后来还曾有过一位刚从体院毕业不久的助教。他教摔角课时，我同他说自己练过柔道，他说他也学过，我便邀他在早锻炼时来垫上运动区“玩玩”，我会带柔道衣来，但一连几天都不见他的人影，后来再相遇时我没有提起他爽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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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19楼] 发表于：2011-11-20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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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校队（我的大学生活之9）

大学的体育水平虽不如中学，但装备、设施一点都不逊色。学生玩球可向体育教研组专设的储藏室去借，只要押学生证，当天归还，最迟可拖到第二天早上。虽说化工学院有大型足球场，但要邀集22人来玩决非易事。平时课余常见的是三人制用半个场地、一个篮架的篮球赛。人员从不固定，谁来谁玩。我和吴惠健则借垒球手套和球来对掷，练习传接球。

垒球是贵族化运动，虽然不像足球那样要22人一起玩，但攻守双方14人的装备要比一个足球的价格高出几十倍，甚至百余倍，单就每人都需的手套，就比一双高级的牛皮皮鞋要贵。一般的中学里没有这项运动，在圣芳济却得天独厚。记得还在初中阶段，那时华山路延安路北有一家门面朝东的有士照相馆，专营冲洗、放大，橱窗里有一帧装上镜框的人像照片，底下文字说明为“棒球之父梁扶初”，据说是北方一所大学的体育教授。没过多少天，放夜学（下午3点10分下课，上海话谓之“放夜学”，不是夜里放学）后，足球场上举行垒球练习赛，那位头戴运动帽，一口广东话的老者原来就是那帧照片的主人，运动员中有的是本校的学生，有的是外校的青年，据说还有梁老的儿子，他们的球队叫熊猫队。

看得多了，低年级生也学着玩，没有垒球就用小橡皮球代替。据说上海的一些著名足球运动员都是在弄堂里踢小橡皮球打下基础的。传接小橡皮球不需要手套，击球棒就用篱笆墙上散落的短竹条，围着沙坑布置本垒、一垒、二垒和三垒。我还记得同吴亦惠等一起这样玩过。后来，上高年级时，虽也用同学的装备玩过，但自己从未买过垒球手套。

挑选垒球手套要用手去配，练投手和练捕手用的手套还各有不同的讲究。管理运动器材的工友叫小朱，原先在收发室送信，同我本来就熟，每天借每天还，还指定了要这个不要那个，他也嫌烦，终于索性不要我们押学生证，不需每天归还，只要认帐就可以了。就这样，我和惠健就相当于有了自备的专用手套，有空就可在宿舍窗外的走道上玩。他练投手，我练捕手。

那时化工学院垒球校队的水平倒也不低，投手是二年级化机的吴絅年，广东人，熊猫队队员；捕手是三年级的刘景仙，北方人，身材魁梧，他的哥哥刘景侃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体育教师，反倒没有他高大，但肌肉发达，曾来时代中学代过课，给我们留下较深的印象；三垒手是前文提到过的广东人李兆源；中外野手也是曾经提到过的小提琴四重奏成员黄龙；一垒手叫邓家佑；游击手是四年级制药的郭某；张祖恩则客串左外野手。1957年春，高校联赛的决赛在淮海广场举行。那里就是现在长乐路上五星级的花园饭店的花园，花园饭店沿茂名南路的裙房原是旧上海的法国总会，解放后改名文化俱乐部，成为内部开放的最豪华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淮海广场原是法国总会的花园，一片绿茵，黑色的芦苇杆篱笆墙，包围着包括现在地铁1号线出入口的整个转角地块，与国泰电影院隔路相望。广场的门开在淮海路上靠陕西路那首，逢垒球赛时也出售门票。那次决赛，化工学院校方也很重视，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余仁还特意前去亲自压阵、助威，比赛的对手是交通大学，队员们原本就彼此相熟，比如交大队的奚大中、奚大华兄弟，都是我们圣芳济的校友。当初各大学垒球校队的骨干队员，实际上就来自为数不多的几所中学。

那次比赛，化工学院虽然出动了党委书记，但还是以一分之差败北，拿了并没有多少光荣感的亚军。但从这以后，就招兵买马，补充新鲜血液，我和惠健就在这时加入了垒球队。过不多久，高校男垒都改为棒球，我们也说自然成为棒球队员。棒球和垒球的规则基本相同，只是前者又称“硬球”，后者又称“软球”，球的大小、结构、硬度不同。硬球的击出速度也快，因此对防护用具的要求也高，场地尺寸也大。虽曰棒球队，但我们练习时仍常用软球，若在宿舍窗外的过道上掷硬球，那是“危险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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