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签
红糖 [楼主] 发表于:2011-11-14 15:55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 本帖被 想想 执行压帖操作(2011-11-23) —
本文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70655132_0_2.html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楼] 发表于:2011-11-14 15:57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第一章 世界在变心不安
  
  1    1995,骚动的年代
  
  这年,我仍是山西机床厂“新产品开发处”的党支部书记兼副处长。但是我已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随时打算离职、跳槽。
  
  1月底,厂计划处公布我厂1994年生产经营情况:在兵器工业总公司下属xxx家企业中,我厂是倒数第一,亏损六千多万元,创工厂历史上的最差纪录。
  
  2月中旬,总工程师办公室下发给全厂各技术部门的1994年度全年奖金一共是4000元,抵不上市里有些单位一个人的年终奖。有人说,大营盘储蓄所的银行职员,去年的人均年终奖是8000元;本厂职工家属在市邮电局工作,当处长,1994年的年终奖是10000元。
  
  厂里的“生产形势”每况愈下。现在全厂大会开得少了,但“中干会”仍接连不断。我最害怕的就是参加马拉松式的中干会。不管会议的主题和本部门的工作有没有关联,都得参加。厂长讲了党委书记讲,或者是书记讲了厂长讲。开场白一般都是很谦虚的:“刚才厂长(书记)已讲得很透彻了,我这里只补充两点。第一,……” 仅这“两点”,大概又要讲两个小时,因为“第一”下面还有一、二、三;一、二、三下面还有1、2、3……。作为听众,我们听到后来已不知所云。领导是否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也难说,因为他们的长篇讲话稿通常都是由秘书们写的。待听到领导说“最后一点”时,听众们会像突然给注射了兴奋剂似的,从半睡半醒的状态下精神起来。主席台底下会发出淅淅率率的收拾东西、准备撤退的声音。此时的会议室里,空气的透明度已达到气象台发出浓雾橙色警报的状态。
  
  就在我还常在污染程度达到危险的会议室里听取领导们大谈“实干、苦干,走出谷底,重铸辉煌”的时候,我所认识的一些同学、同事、朋友,已毅然决然摔掉“铁饭碗”“下海”去了。传来的消息都是说他们现在“混得不错”,至少不会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连工资也拿不上了。他们之中有老老实实辞职不干的,也有什么招呼都不打,自行消失的。对于后者,厂里毫无办法。最后忍无可忍,贴出布告,予以除名。不过对这些已下海的人来说,厂里的任何措施已没有一点意义,无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对他们毫无影响。人们在私下里议论这些人时一般都带着钦佩之意:“他们在外面早就发财了,管你厂里除名不除名。”“唉,有本事的都出去了。我们没本事,只好仍在厂里死受!”
  
  厂里确实知道每个部门都人浮于事。有些人,一年也说不上来干了些什么有用的活,但也要给他们发工资。发工资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银行贷款已贷不到了。靠上级部里拨款也是杯水车薪。厂里唯一的支柱产品的订单越来越少;但拿到了订单到时候还交不了货。这边等着军代表签字验收,好到总后勤部去要钱发工资;那边产品在靶场试验不合格,还要拉回车间修理解决问题,军代表拒绝签字。往往产品试验的硝烟未尽,这边拿到了军代表的验收合格签字,就派人连夜进京取支票。钱,钱,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职工的工资已从只发85%到现在干脆拖欠着,从拖欠一个月变成拖欠两个月。凡是能找到的冠冕堂皇地向职工倒过来借钱的借口也已用尽了。少发一个人的工资就等于减轻一份不小的负担。有些人已留不住,更有不少整年没事干的人要想办法让他们走。于是社会上出台了形形色色的内部条例,放宽对人员的控制,甚至鼓励员工自谋生路。厂里按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出台了所谓停薪留职的条例。停薪当然是不发工资了,但名义上仍为职工保留着职位,仍然计算工龄。对当时的员工来讲,工龄就是一种无形的保障。那时没有养老保险,更没听说过失业保险。看病在厂职工医院,以前是全部免费的。尽管这几年到职工医院看病已开始要收一些钱了,更新设了“自费药”窗口,但一旦有病,唯一的途径还是要到职工医院。完全离开了工厂,意味着连工龄也不要了,那看病怎么办?任何保障都没有了,谁能承受如此大的风险?停薪留职无疑是可选择的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案。相关人员和厂人事部(当时分为两个部门:工人属于“劳资处”管理;干部属于“干部处”管理)签订停薪留职协议,厂里不再为员工发工资,相反,员工要向工厂人事部门每月交纳相当于本人原工资百分之几十的“管理费”。这个百分之几十是可以由双方协商的。当事人也不需要每月交钱,可以半年交一次,也可以一年交一次。人事档案仍由工厂保管,需要什么证明或介绍信等等,工厂仍可以代为办理。当事人可以自由再找工作,挣多挣少,工厂不予过问。
  
  新政策是被逼出来的。全国企业的形势都差不多。1995年的第19期《半月谈》杂志上有篇文章说:“劳动部就业司司长张小建透露,今年一季度,全国停产、半停产企业涉及到的职工700多万人,其中减发、停发工资的人员近500万人。”军工企业除少数以外,都属于不景气企业。
  
  新政策的实施让工厂减轻了一些负担。但此后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饮鸠止渴式的慢性自杀。且不说大部分签了停薪留职的人没有按约定向工厂交钱。有一技之长的人,只要在社会上遇到一家比原单位更好的用人单位,他就留不住了。于是,一个部门里的员工们,平时的所谓骨干都一个个走了,留下老弱残兵,这个部门就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变成一个无用的部门,真正的累赘。我们工厂设计所的电气室就是一个典型,年轻的、有技能的人都不来上班了,在电气室里留着的是连电气图纸都看不懂的、年纪不小了的“闲杂人员”。他们来上班能做的事是找张报纸看。电气室更多的时候是锁着门,谁也不知他们在哪里。
  
  看看四周的环境,看看自身的处境,看看已下海的熟人们的现状,我也无法再安分守己,我也开始寻找机会“下海”。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2楼] 发表于:2011-11-14 15:58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2    周围的人都在变
  

  应该说,我不是一个见异思迁之徒。从1968年3月到山西机床厂报到之日起,二十八个年头,我没有真正想过要“跳槽”。刚到太原的几年里,生活和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我也没有萌生过想离开太原的念头。相反,我觉得人到一个艰苦一些的地方锻炼锻炼,是有益的。我离开老家与同学一起乘火车到太原去报到时,坐在一起但是去北京报到的黄步良,到晚上时伏在两排座椅之间的小桌上偷偷地哭了。而我,此时正在酝酿写一首小诗:“莽莽北国万里寒,艳艳红日映心暖。革命青年多壮志,春风送我上太原。”(《三月十八日离上海赴太原》)去太原途中,我和同学登泰山、游曲阜。我又写了一首小诗:“男儿不学井底蛙,五湖四海为我家。十里洋场何足恋,泰山绝顶看朝霞(云太多,没见日出)。”(《泰山绝顶观日出有感》)有人说,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但我的观点是,对于你所认为的外面世界里的人来说,你其实就在他们眼中的外面世界里,也可能很精彩。还是我们尊敬的钱锺书老先生的“围城学”说得最简单又最透彻,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其实是一样的。精彩与否,要看你的表演。人生是个大舞台。
  
  但现在这个世界变了,舞台已变了。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还是不变,那只能被甩到其他人的后边去。
  
  我的大学同学陆幸福,他是在1968年3月18日与我一路同行到太原的,都分配在属于第五机械工业部在太原的兵工厂工作。我在火炮厂,他去火药厂。他有幸比我早被部里借调到北京当翻译。后来一路顺风被长期派驻德国汉堡,从北方工业公司汉堡分公司的办事人员到升任汉堡分公司的一把手。即使在我们的眼光里,陆已是我们翻译界的明星,但他还是下海了。有消息传来,他在德国柏林开设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家人早就都到了德国了。
  
  我有一位德语翻译朋友叫赵士增,原先在内蒙包头的“二机厂”工作,后来调到北京北方工业公司上班,应该说他很幸运。要知道,那时要从边远省份调进首都,比登天还难。可他告诉我,他已到了一家老板是台湾人的公司上班。
  
  1992年6月,我厂正在调试的从德国ECO公司引进的翻箱起模机上出了工伤事故。范婉平女士作为中介方“法信公司”的驻京代表来我厂参与事故调查。三年后我在北京西苑饭店再次见到她时,她已有了自己的公司,名片上的头衔是“董事长”,手下有许多年轻的办事员。说起她的改行,她只简单一句话:“不能光给别人干!”
  
  刘维平是我们厂的一位后起之秀,年年轻轻就当上了中干。但他刚从中干提拔为厂里的副总工程师没几天,他就辞职不干了,到了他同学开的“时代公司”,担任时代公司山西分公司的总经理。见到他时,红光满面,连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
  
  我最终作出决定,我要选择一个新的人生舞台。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3楼] 发表于:2011-11-14 15:58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3    “下海”前奏曲
  

  机会只给予已作好了准备的人。我以前不是没有机会“下海”,而是我还没有作好准备。
  
  九十年代初,奥地利GFM公司计划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老朋友莱茨纳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为GFM公司工作,当首席代表。我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就认识了GFM公司,曾多次参加引进这家公司的技术独到的卧式精煅机的工作,担任技术交流、出国考察、合同谈判、出国培训、在国内安装、调试和验收设备的翻译,对他们的精煅机的结构、技术特点比较了解。GFM公司参加在中国的展览会时,必定邀请我在他们的展台上工作。有一次我在德国担任一个代表团在EPE公司的培训翻译,GFM公司在北京的展览正好在我结束了在德国的工作时开幕。为了让我及时在展台上为他们服务,GFM公司为我买了回国的飞机票,让我先于其他代表团人员回京。他们的专家到中国巡回拜访客户时,也让我全程陪同,并用美元支付给我报酬。“首代”这个职位在那时是十分诱人的,我当然很有兴趣。但谈到具体的条件时,GFM公司表示办事处必须设在北京,我必须在北京工作;至于家眷问题,这是我的个人事务,与GFM公司无关。而我的要求是,办事处设在上海,最好设在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太原,这样我可以随时照顾到太太。如果一定要到北京工作,GMF公司除了办公室外,也要为我考虑个人住所,因为我必须把太太带在身边。由于太太自生了大儿子后,双侧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在家里还拄着拐杖。这些年她又得了血液病,常常要输血。我不能长期丢下她不管。如果办事处设在上海,那是我老家,我可以把太太接到老家住。但GFM公司坚持办事处要设在北京,此事也就告吹。那年代,好像外国公司对北京情有独钟,把办事机构设在上海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后来,GFM公司让一位台湾人士当了首代,他的“亚勋公司”就开设在北京亮马河大厦里。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影响不大,更没有什么后悔。后来我仍帮助GFM公司做些工作,但只是协助亚勋公司而已。我深知没有当上外国公司首代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太太离不开我的照顾,而是我压根儿没有当首代的经验,甚至当时还根本没有做好“跳槽”的准备。
  
  1995年春天,上面提到的德语翻译朋友赵士增在电话里说起,他已离开了国营的“北方工业公司”,到了一家名为“北京西门赖氏机械公司”的外企公司工作。他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为我推荐。我觉得是个机会,可以试一试。过了这年的五一节,我就到这家公司试工了。我在厂里请了一个月的调休假。
  
  这家公司的外语名叫“Infolai”,是搞信息中介的。据介绍,“二机厂”的水泥泵项目、618厂的大轿车项目和安徽合肥肥河大客车“凯斯鲍尔”都是赖氏公司中介引进的。老板赖三槐,台湾人,在德国上的大学,据说已入了德国籍。弟弟赖三民,是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粟滋,是一位脸色苍白的瘦小老头,大家尊称他“粟教授”。
  
  5月1日晚上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7点零5分准点到站。坐地铁,换109路电车,7点50分就到了赖氏公司。员工们8点以后才陆续来上班。老总这天正好来公司,邀我与他的业务主管们共进午餐。赖老板很胖,形象好比单天芳的评书《三侠五义》里的北侠欧阳春:腿还没迈进门,肚子先进来了。他很客气地在饭桌上接见我,说:“欢迎你加盟本公司。早已久闻大名。我们准备给你加点担子。”我的工作主要是翻译技术资料,编写《技术通讯》,合我的口味。但我在北京的生活回到了六十年代。我和两位该公司塑料门窗部的年轻人住在郊区西红门的简易平房里,上下铺。晚上他们要在桌子上打扑克,我只好坐在床上看书,而吊在屋子中央的电灯离我床铺较远,光线不太好。周一到周五,公司管午餐,但周末和平时每天的早晚两顿饭,就要自己解决。如果给我的报酬比较高,困难可以创造条件来克服。但我在赖氏公司的最高长官粟教授只答应我每月不超过1200元。我和太太、朋友、老上级算了一笔帐,就算我每月只回太原两次,自负来回路费、一个人在北京的开销,比在太原多挣不了几块钱。我在太原有自己习惯的房间,有太太给我做饭、洗衣,业余时间常常给翻译公司翻译些资料,或给杂志、报纸、电台写些文章,挣些翻译费、稿费。虽然从厂里拿到的工资很少,但加上业余工作的收入的话,每个月平均也有七、八百元的收入。多给你三、五百元钱,但却要花在路上,花在看不见的地方,换来的是倒退回单身的日子,实在毫无意义。5月25日晚,我给我十分敬重的兵器部研究院高幼良院长打电话述说当时的情况。高院长坚决地说:“如果只给1800元左右,坚决不能干,也有失你自己的身份。”但实际上1800元是我开给粟教授的底线,要比赖氏公司同意的报酬高一大截。5月26日,我从赖氏公司领到1150元(包括周末的加班费在内)薪金,打的去北京火车站回家,拒绝与赖氏公司签约。
  
  这次跳槽的失败其实为我下一次的机会做了铺垫。我从中学会了机会真的来临时,如何从原来的单位脱身。
  
  1995年7月,机会来了。而此时,我已做好了迎接新的人生的充分准备。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4楼] 发表于:2011-11-14 15:59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4    “西德福”来太原
  

  就在我单身到北京试下海的时候,太原的报纸上登出广告:德国西德福公司(Walter Stauffenberg GmbH & Co. KG)要在太原兴建工厂,开设销售部门,要招聘生产经理、销售人员、财务人员和行政秘书。我没见广告,但厂里有人见了。从北京回来后有人问我:“德国公司在太原招聘员工,你不去?”我愕然。也巧,不久我在我们的住宅大院里遇上了隔壁单元里的二豆。他见到我就说:“有家德国公司来太原招人,不知道你想不想去?”这个二豆是我的老上级武耀文的第二个儿子,大名怎么称呼我还说不上来。他父亲当过我们设计所的党支部书记。我就在他当书记时入的党。后来武耀文升任副厂长,因为他当过子弟小学的校长,所以让他主管厂里的教育部门。当了副厂长,厂里为他配了汽车。有时他见到我,就给我打招呼:“什么时候要用车,尽给我说。”因为他知道我太太行动不便,也了解我一般不愿意去麻烦别人。但有一次太太病得厉害,我搀扶着她出门,打算走到大院门口叫辆出租车去医院。真巧碰上武厂长从家里出来,二话不说,令我将太太扶到后排座位上坐好了,自己坐到司机的旁边,让司机赶快往厂医院开。半道上我太太突然忍不住呕吐起来,脏了他的车。我实在不好意思,连连道歉。武厂长说:“脏了有什么,别管那么多。赶快先给小冀看病!”我太太在厂子弟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也算是武厂长的队伍里的员工。更早以前武厂长在新工艺研究所当技术员,我太太是那儿的描图员,算是同事,所以至今仍叫她“小冀”。
  
  对武厂长我当然比较熟悉,但对他的两个儿子却一无所知。他的二小子比较有名,都知道叫“二豆”。之所以有名有两个原因。一是二豆得过什么病,是瘸子,走路一颠一颠的。二是顽皮。厂里的“星火俱乐部”有什么电影、演出,只要认得把门的或认得俱乐部里管事的,就可以免票进去。据说二豆爱去那里玩,当然也不会买票。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二豆在俱乐部大闹天宫,出了点岔子,“二豆”的名声就响起来了。据说武厂长管教儿子挺严的,动起手来,往死里打。后来二豆和他哥哥一样销声匿迹了。顽皮的孩子聪明,二豆考上了北京大学,学习宗教理论,据说主要是研究佛学。这次偶遇二豆,问我“德国公司来招人,你想不想去?”令我很是惊讶。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二豆露出很神气的样子,告诉我:“我就在省外企服务公司上班。我管的就是这事。”说完,他就上楼走了。
  
  德国公司来太原招人,这个消息被二豆证实了,我心动了。我不好意思到武厂长家去,但常见武厂长的太太在院里散步。于是我找个机会问她,二豆什么时候下班,我想找他问个事。在她妈妈的指点下,我又见着了二豆,单刀直入地问他:“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招多少人?在太原的公司设在什么地方?”二豆见我问那么多问题,就说:“人招得不多,一共5个,都帮他招好了,是我们外企公司派的人。德国公司要和我们签用人合同,要给我们付管理费。有些情况我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最近德国人要来签合同,你要有兴趣,你到我办公室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有些问题你自己问。”
  
  太好了。 7月6日,我应约到二豆的办公室。德国人已经到了,在会议室里和山西省外企服务公司的有关人员商谈最后的一些细节。外企公司的一位小姐正在打印被德国公司雇用的中方员工的名单和工资表,作为德国公司与外企公司合同的附件。
  
  德国人和一位中国人从会议室出来了。二豆把我介绍给这个德国人:“这是孙文龙先生,我的朋友。他常常去德国的,希望认识你。”于是我和德国人握手。德国人自我介绍说,他叫Alexander Remes. 他请我在休息室里的沙发上坐下,问我有什么事。二豆见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就自顾走了。
  
  我坐下,掏出名片:北方工业公司山西机床厂新产品开发处 副处长。德国人说,很抱歉,到中国的名片还没印。他把跟他一块儿出来的中国人介绍给我:“林纪平先生,香港过来的。是新近成立的太原西德福公司的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我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德国人,也许他就是我以后的上司:三十上下年纪,高高的个头,有一米九。人不胖也不瘦,目光炯炯,很有精神。上嘴唇象是做过兔唇缝合手术,有一道细疤痕。寒暄了几句,我介绍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并说明来意:听说你们公司来太原办公司,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是做什么产品的,计划在太原从事什么业务。我想应聘,但不知道是否合适。
  
  Remes先生简单介绍了西德福德国公司的情况,然后说:“我们计划一边做销售,一边盖工厂。所以我们要招聘销售员和生产经理。今后还要招工人。秘书、行政人员我们都找好了。刚开始,不需要很多人。象你这样的背景,我们公司还没有适当的职位。我已有了你的名片,我也常到太原来。来了总是住山西大酒店。如果我有事找你,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们在山西大酒店见面。”
  
  谈话期间,林先生时而出去,时而进来,我始终没有和他说话。
  
  情况已经清楚。我晚了一步。人家什么都安顿好了,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告辞出来,想找二豆说声谢谢他,说声再见,但没有找见,不知他去了哪儿了。
  
  今天来见老外似乎无果而终,但我深信今天没有白来。我相信Mr. Remes对我介绍的情况一定有深刻的印象,他会来找我的。
  
  西德福公司来了,西德福公司来太原了。无论如何这是我改变目前处境的一个好机会。虽然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我已看到了希望。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5楼] 发表于:2011-11-14 15:59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5    第一份差使
  

  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我找孙先生。”
  
  “我就是,你哪位?”
  
  “啊,你就是孙老师!我是省信托投资公司的阎太平。你听不出来啦?”
  
  信托投资公司?我从来没打过交道,不认识里面的人。
  
  “不好意思,我听不出来。我不认识信托投资公司的人。”我说。
  
  “我是阎太平,你的学生。我在省外办办的德语培训班里听过你讲课。”
  
  老天哪,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山西省与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发伦州结为姐妹省州。山西省从各行各业选拔了一些优秀的青年人,送到德国去进行一年半、两年的进修。为了在德国生活与工作的需要,山西省政府的外事办公室组织了为期半年的德语培训班,给准备出国的年轻人们突击补习德语。我曾应邀在德语培训班的后期给他们上德语口语课。阎太平就是班上的其中一位学生。相处时间不长。此后他们出了国,没有联系过,什么时候回的国,回来后做些什么,一概不知。今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实在听不出来是谁。
  
  我很奇怪,他有什么事找我?
  
  我问他:“你从哪儿知道我的电话号?”
  
  他说:“是Mr. Remes给我的。你不是认识他吗?”
  
  “你也认识他?”我问。
  
  “不仅认识,他还是我的老板。”
  
  原来,阎太平是Remes 先生招聘来的第一个员工,负责新成立的“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册登记,负责寻找合适的西德福公司在太原的办公室。现在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办公室已确定了,将在太原市柳巷南路赛特大厦正式对外营业。第一批员工将在9月1日正式上班。
  
  阎太平告诉我,西德福公司准备参加9月初第一次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国际流体传动与控制展览会(PTC China)”。面对中国观众,西德福公司要用中文推介它的拳头产品:西德福管夹。Mr.Remes寄来了《西德福管夹》样本,有英文的、德文的,让阎太平自己或请人尽快翻译出来。正式印刷是来不及了,翻译完了之后,要打印出来,复印300份。对翻译的要求一是快,二要保证译文质量。小阎说,他搞的工作是金融,对机械的东西一窍不通,加上工作忙,所以不能自己翻译了。他马上就想到了“在机床厂工作”的我,向Mr.Remes一说,老板马上同意,答应给我付翻译、打字、复印费。
  
  我骑自行车到小阎那边取到了原版的西德福管夹样本。回家看了看,52 个页码,一些机械零件名称,翻译不难。难的是如何提供让中国客户能看起来一目了然的中文译文。那时已有了“286”电脑。呵,那是宝贝疙瘩。设计所有一台,财务部有一台,都当成高度机密的设备,专门在办公室里再隔个小房间,装上空调,专人负责。一般人是不准进“机房重地”的。我们厂有一台“四通”打字机,放在技术情报室。那也是宝贝了。这是一台针式打字机,工作起来,吱吱乱叫,声音很难听。这还是厂里为了“援外任务”,为出口产品打印英文的说明书而专门添置的先进设备。比起老式的一手拖字盘、一手敲字头的中文打字机来,“四通”打字机已经非常先进了。打字员是我的老同事祖双凤。我曾是她的上司,请她打字是不在话下的。再说我从西德福公司要到打字费,小祖可以名正言顺挣点外快。复印也没问题,技术情报室有复印机,同样是为援外任务添置的。我照社会上的复印收费标准付钱,同样是情报室的“创收”机会,没有人会有异议。
  
  难的是译稿怎么处理?样本原稿有产品图纸,有数据表,文字散布在图纸和数据表的角角落落里。如果仅仅把中文翻译出来,按页码顺序和每页的上下、左右位置的顺序打印出来,不失为完成翻译任务的一个办法。中文译稿可以夹在外文原版样本中发给客户。那些年,我常常在展览会上收到这样的外国公司的资料。但对于读者来说,看这种译文非常费劲,必须对照原版的图片和数据。要是找不到对应于中文译文的外文文字在什么地方,它们的旁边是什么样的图片或数据表,那么也就看不懂这些译文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将中文译文取代原来的文字。这样的任务现在来看太小菜一碟了。不需要求别人,我自己在家里就可完成。把外文原版样本的电子文档拿来,我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轻点鼠标,在原先外文的地方写上中文,字体都可以接近,黑体、楷体,悉听尊便,保证中文译稿看起来与外文版的样本几乎没有差别。但在十几年以前,我们想都没想到过电脑可以如此神奇地帮助我们处理文档。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6楼] 发表于:2011-11-14 15:59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6    比翻译困难十倍的事
  

  我用两、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就把《管夹》样本翻译完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制作中文样本了。我与祖双凤商量,让她用四通打字机打字时,要根据我在译稿上的提示,注意原来的外文在样本的什么位置,字号有多大。中文文字的大小、译文所占的面积要考虑到与原来的外文差不多。这样,我可把打印出来的中文稿剪贴到原版样本上去。复印后就成了与原版样本一样的中文样本了。
  
  我对小祖的工作感到满意。她完全按照我的想法把我的译文打印出来。她能做到今天这样的水平是不容易的。她没有多少文化,在技术情报室当打字员。任务就是两眼盯着存有上千字头的字盘,把稿子上的字从字盘上找出来,然后按动打字键把字头敲打到打字蜡纸上去。字盘上的字密密麻麻,而且是图章似的反字,找字是很费眼力的,全凭对字盘的熟悉,才能有效提高打字速度。等四通打字机买来之后,她必须学习完全新的找字方式。代替沉重的钢字盘的是轻巧的26个英文字母的键盘,要用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什么五笔字形法或王码组字法通过26个英文字母生成汉字。辛苦了一段时间,她就能用四通打字机来较快地打字了。而四通打字机相比老式打字机的最大优点是,字体、字号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老式打字机打的文件,不管是大标题还是正文,用的永远是一样的字体和字号,版面当然很呆板。
  
  现在的任务就是将打字稿剪贴到原稿上去。这可是一件比翻译困难十倍的细活。有的地方只是一个字或两个字,字又很小,必须十分小心地将字从打印稿上剪下来。剪的空白纸多了,粘贴到原稿上去时会遮盖掉旁边的线条,影响到版面的原始式样;只把字剪下来,实在太小了,绿豆大的小纸片想用手指头去拿也不容易,而且还要给涂上胶水,粘到原始样本上去。马马虎虎粘也不行,字贴斜了,贴倒了,都得重来。为此,小祖将一些常出现的、字又很小的译文专门多打印几份,就怕没贴好,撕下来又不能用了。我专门去买了小镊子,对付那些不容易拿捏的小纸片。阳历8月,正是热的时候。我光着膀子,在阳台上拉上一盏台灯,弯着背在长条茶几上粘字条。一连好几个夜晚,而且都搞得很晚。这件苦差使别人还帮不上忙。只有我,对译文应该贴在什么位置最清楚。为了赶在8月底前将300份复印件装订出来,我必须加班加点先把中文剪贴稿拿出来。找借口把工作拖一拖绝对不是我的性格;任务将就着完成,不要太计较其它细节,也决不是我的工作态度。要做事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可以尽力做好而因为想偷点懒而草率完工,这是对别人不负责,也是对自己不负责。
  
  剪贴稿完成了。按我的要求,用A3纸双面复印,骑马钉装。与原版样本放在一起,一本是现代印刷机上下来的双面铜版纸四色胶印样本,气派,高档;一本是手工装订的双胶纸黑白复印本,简陋,朴素。但看内容,从封面、封底、目录、正文、图表,完全与原版一样。我把300本复印的中文样本包扎成两包,按Remes先生约定的时间给他送到山西大酒店去。
  
  时间是 8月29日晚上。我来到山西大酒店大堂,打电话到Remes先生的房间里。一会儿,电梯门开,Remes先生下来了,招呼我到咖啡吧里的沙发上坐下。我告诉他,按他要求,300本中文样本已准备好了。我身边装了一本我留底的中文复印本,指给他看,中文本与英文本或德文本从内容上讲是完全一致的。他对中文译稿的外貌表示很满意,说:“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很感谢。”他请我喝咖啡,我说我不喝,要了一杯橙汁。他说,西德福的山西员工一会儿就到,要来取走样本,马上要动身坐火车去北京,准备布置展台。
  
  一会儿,阎太平来了,我们已经认识;随后来的是一位女孩,高挑的个头,身材挺好,说的英语挺标准。Remes先生说,她叫Aileen,是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的行政秘书兼出纳员。她有点拘束地坐在沙发上,身子不敢往后靠。Remes先生和她说了些从9月1日开始算正式上班的事。此后,匆匆忙忙来了两个小伙子,一个中等身材,很精神的样子,英语也说得好。另一位个头高,皮肤黑,额头高而亮,但说英语有点结结巴巴。Remes和小阎没有向他们介绍我是谁,只吩咐他们把我送来的样本拿走。不久,小阎和Aileen也走了。Remes让我等一下,他要去房间。不久他就回到咖啡吧,递给我一沓钱,说这是按阎太平说的数付给我的所有费用。
  
  Remes先生和我没再说什么,只说以后如有什么事,他会直接打电话找我的。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7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0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7    又有新任务
  

  几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初北京的PTC展之后,我接到Mr. Remes的电话。他让我下了班直接去山西大酒店。他要请我吃饭,并有事找我。
  
  我向太太请了假,下了班直接骑自行车到山西大酒店。向太太请假是习惯。如果不提前告诉她,该回家了却不见我,会把她着急坏的。1971年结婚已来,除非我出差在外,平时我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连一日三餐的时间也是几十年不变。后来当了中干,会议多了,常常到了下班时间没法回家。一开始家里没电话,想开后门自己掏钱装一部电话也没办到,一旦有事不能准时回家,我心里的难受就别提了。我能想到她在家里也是牵肠挂肚,也是坐立不安。回家一进门,必定给她劈头盖脸一顿说。给她说得不高兴,又不能和她吵,她毕竟是因为关心我才说我。但现在家里有了电话,是当了中干一段时间后厂里电话组给我装的公费电话,就不怕突然有什么事了。打个电话给太太说,西德福公司德国老板找我有事,请我吃晚饭,肯定是好事,她也很高兴。
  
  见了Mr. Remes,现在已没有陌生的感觉了。他开门见山跟我说,上次我为PTC展览而准备的《管夹》样本非常好。他说:“Mr. Lin 看了样本,称赞中文译文很正确,文字表达流畅。所以我们打算再请你翻译其它几本西德福的样本,不知你是否有时间?不过这次我们不急着要中文稿,你尽量快一点就行了。”Remes先生说的Mr. Lin就是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林纪平,香港人。后来我到了西德福公司后知道,他在香港有自己的公司,销售德国西德福公司的产品,对西德福管夹当然很熟悉,我翻译的《管夹》样本,里面涉及到的技术知识、技术名词是否正确,林先生有很大的发言权。现在林先生肯定了这本样本翻译得好,Remes先生对我的翻译当然放心了。
  

  “西德福(山西)液压件公司”成立时的总经理Mr.Remes和副总经理林纪平先生
  
  Remes先生说新的样本涉及的产品有测压系统、过滤器和滤芯,还有其它液压附件。对他说的测压系统和其它液压附件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在看到样本之前我心中无数;但他说有过滤器和滤芯产品,我太熟悉了。我告诉他,五年前我为山西省引进滤芯生产技术和设备的项目担任过翻译,在德国南方一个叫Ketsch的地方的EPE-Eppensteine公司呆过三个月,系统地学习滤芯的设计、生产和试验技术。这些引进的设备就在太原液压机械厂。Remes先生一听,象有重大发现似的,马上就说:“真是这样吗?来,我们先去吃饭。吃饭时你再详细地跟我说说。”
  
  于是我边吃饭边向Remes先生介绍了1990年前后,由山西省经委牵头引进的滤芯生产线的情况。我说,由于我从技术洽谈会开始从头至尾参与了这个项目,几次到德国EPE公司考察、学习,也担任德国技术人员来太原培训中国员工的翻译,所以我对滤芯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试验项目都相当了解,对今天在生产滤芯的太原液压机械厂也相当了解,在那里有好几个一起出国学习的朋友。
  
  Mr. Remes对我介绍的情况十分感兴趣,当即要我在方便时联系一下我在太原液压机械厂的朋友,希望能与他们见面,与他们谈谈今后合作的可能性。
  
  今晚的会面给我带来许多新任务。晚饭之后,Remes先生到他房间里取来《测试系统》《滤芯》《液压附件》三本样本,让我抽时间翻译。另外,上次的《管夹》样本要再复印100册。因为西德福(山西)公司正式开始对外办公了,要接待客户来访。在标准的样本印刷出来之前,就暂时依靠这些复印本了。Remes先生还让我把他与山西省外企服务公司签的《聘用中国员工合同》译成德文。很奇怪,一个外企服务公司与外方的正式合同竟没有英文的。当时合同内容由副总经理林纪平先生把关。Remes先生要我将合同翻译成德语后备案。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与太原液压机械厂联系,我就充当中间介绍人。
  
  整个九月,我虽然不是西德福的员工,但主要是为西德福工作了。9月13日,经我安排,太原液压机械厂的孔燕峰先生与Mr. Remes在山西大酒店见面,我为他们的谈话担任义务翻译。太原液压机械厂的培训人员到德国EPE公司学习三个月时,孔先生是带队的负责人。参加培训的还有李廷潮、高明海和孙学起,他们现在都是太原液压机械厂滤芯车间的骨干。15日,Remes先生带着他的两位销售人员到太原液压机械厂参观,我仍是以中间介绍人的身份陪同参观。这是我第一次与Remes先生的部下“亲密接触”。上次在山西大酒店匆匆见过一眼的很精神的小伙子叫宋赴军,外语名字叫Peter; 个儿高、皮肤黑、脑门高而亮的小伙叫申建军,外语名字叫Steven。他们现在都在太原柳巷赛特大厦里的西德福公司上班。
  
  西德福(山西)的秘书小姐Aileen也给我来电话。我这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叫王娟,山西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原先在大众机械厂上班。她受Remes先生委托,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再帮助翻译几页技术资料。我说可以,她就把资料直接用传真机给我发过来。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8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1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8    加盟西德福
  

  到了十月,Remes先生依然和我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我利用国庆节放假,抓紧时间翻译或者更确切地说手工制作西德福的几种中文样本。Remes先生已谈妥了让太原液压机械厂作为西德福公司代理、生产西德福滤芯的合作项目,让我把正式的代理合同也译成德文。这段时间,Remes先生常约我去山西大酒店,有好几次都是请我吃晚饭。我给他送去制作完成的中文样本复印本,或送去其它已完成的译稿。他把翻译费付给我,让我留一张我手写的收条。我们当然也聊些其它事。我告诉他我过去二十多年到过德国、瑞士、奥地利这些“德语国家”的什么地方,认识哪些著名的公司;他向我介绍西德福(山西)的发展计划:德国西德福投资的西德福太原工厂已在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破土动工,明年就要在太原生产西德福管夹,所以不久就要开始招聘工人,要把他们送到德国西德福总公司去培训。他还说,计划下个月要请总公司的人来介绍西德福产品,西德福(山西)的员工必须听,合作伙伴太原液压机械厂的人也要来听。还有副总经理林先生在太原的生意朋友要来听。总之,来听讲的人不会少。他问我:“到时请你担任产品介绍会的翻译,行吗?”
  
  我不谦虚地说:“绝对没有问题。第一,西德福的几种样本我都翻译了,对西德福的产品有了基本的认识;第二,对着满房间的听众为外国技术专家当口译,这是我的强项。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样的任务是经常有的。我相信,我能胜任。”
  
  我听说,西方人与中国人在天性方面的差别之一是,中国人遇事比较含蓄、谦虚。明明行,非要摆手说:“不不不,我不行!”而西方人比较直率,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在西方人面前搞谦虚有时会造成误解。在我看来,心里想着要,嘴上为了谦虚却说不要,实质上是虚伪。这方面我欣赏名人刘晓庆讲过的话。此人给人的感觉是“狂”,动辄“我最好”,好像不懂谦虚两字。但她说,病人找医生,医生甲有真才实学,医生乙是庸医;甲医生谦虚,对病人说,我没经验,你的病我不一定能看好;乙医生能吹,说,我见得多了,你的病好治。你说病人会找哪个医生看病?肯定找乙医生!有道理,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学会“推销自己”。当然,我一辈子也不会学乙医生的厚脸皮(我遇到过这样的厚脸皮),但我知道人要自信。没有自信的人就没有前途。
  
  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又应Remes先生之约到山西大酒店见他。他在咖啡座里等我,在他对面还坐着一位年纪看起来比他大但肯定比我年轻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大个子。我走上前去先与Remes先生握手。他给我介绍坐着的老外:“这是西德福公司总裁Mr. Menshen。”其实当时我根本没听清这位老外的名字,但听清了是“Praesident”。从Remes先生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上看,我也知道这是德国西德福总公司的老板了。我坐下。凭我二十多年从事外事工作的经验,大领导见得多了,所以我没有一点拘束。他们问我喝点什么,我点了啤酒。他们两人喝的也是啤酒。我们开始聊天,就从啤酒聊起。
  

  西德福集团总裁曼盛先生1994年考察太原
  
  总裁问:“喜欢喝啤酒?”
  
  “刚开始不喜欢,觉得苦。也喝不多。后来常到德国、奥地利,常喝啤酒,就喝惯了。喝了觉得精神清爽。”
  
  总裁又接着问:“德国的啤酒好喝吗?”
  
  我实事求是回答:“好喝。不过我喜欢喝德国的Pilz。在Duesseldorf有一种颜色深的啤酒叫Alt,很苦,不太喜欢。但是据说你在Duesseldorf不喝Alt,要点Pilz的话,主人会不高兴的,所以你也要说好喝,好喝!”
  
  两人大笑。总裁说:“这你都知道!”
  
  Remes先生说:“Mr.Sun在德国到过的地方比我还多。”
  
  总裁先生于是又问我到过德国的哪些地方,到过哪些公司,接触过什么工业领域。我都一一如实相告。
  
  总裁话题一转:“听说你想到西德福(山西)工作?”
  
  我觉得今天有戏,连忙说:“是啊,我很想到德国公司工作。我和Remes先生说过。但是他说,公司刚成立,用的人不多,还没有适合我工作的位子。”
  
  “是这样,”总裁说,“现在我们还不需要很多人手。你的情况Alexander给我说过了,也知道你已经在为西德福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不久我们公司要派出口部的经理来给我们的员工和客户介绍西德福产品,要请你当几天翻译。我们也考虑了,总是让你请了假来,也不是办法。西德福(山西)已经开张一个多月了,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资料需要翻译。我听说了,你翻译的东西很专业,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以后我们还要招聘其他员工,他们就不一定要会英语、德语了。但让他们去德国培训时,需要很好的懂工业技术的翻译。你就很合适。所以,我们想请你自己决定,是不是你现在就可以来西德福?”
  
  我喜出望外,回答说:“没问题,我马上可以到西德福公司上班。”说着,我先伸出我的手去。按德国人的习惯,当作出决定表示同意时,伸出手去就表示“拍板成交,OK!”
  
  总裁先生先和我握手。Remes先生也和我握手。
  
  其实我太着急表态了。到西德福公司上班,人家答应你什么条件了,你这么爽快?万一西德福公司与北京的“Infolai” 一样,很抠门,不就被动了?
  
  还是总裁先生想得周到。他说:“这就欢迎你来西德福了。当然要签合同。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你就跟Alexander说了。”
  
  Remes先生说:“明后两天你有空吗?你晚上来我这里,我们谈谈合同。”
  
  1995年11月1日晚,山西大酒店咖啡座。我和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总经理Alexander Remes先生签订了无限期劳动合同,正式加盟西德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跳槽。
  
  Remes先生给我的职位是“Technical Supervisor”(技术主管)。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9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1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第二章 初为外企员工
  
  1    上班第一天
  

  签了合同的第二天, 11月2日,我就以西德福公司员工的身份准时上班了。
  
  没有去在柳巷的赛特大厦,而是早早地来到山西大酒店。老板Remes先生就住在这里。他让我早上到这儿,要与三位已面试过的待聘员工再次谈话并签聘用合同,让我担任翻译。根据Aileen的安排,第一个到的是荀双马老先生,下面先后来的是马宝元和张康庭。谈话中知道,老荀比我还大两岁,在原来的单位就是注塑机技师,对注塑生产很有经验。老荀比较瘦,但两眼有神,看起来身体不错。他有问必答,对老板提的一些要求和条件一概“OK”, 所以谈话顺利结束。老板答应给他的试用期工资是1400元。他高高兴兴在合同上签了字。
  
  第二位是马宝元。在中国人的个头里算不上大个,但比我们几个都略高一些,也是瘦瘦的,长条脸,有点黑。脸上长了许多疙瘩,一看就是年轻人。老板问他英语怎么样,他说看没问题,查查字典就行,但讲话不行。老板鼓励他今后还要努力学英语,因为今后的机器设备的说明书、技术资料大多是英语的。他满口答应。他对老板告诉他打算让他做些什么工作也都是一律OK,对给他试用期工资为1200元也没有异议,也就顺利签约。
  
  老板给荀双马的头衔是“高级技师”,给马宝元的头衔是“技术员”。两人与王娟一样,都是从河西区大众机械厂出来的。
  
  第三位叫张康庭,矮个子,国字脸,高颧骨。年纪比马宝元大,比荀双马小,又是来自大众机械厂。我搞不懂是什么原因,老板招的都是来自同一个单位。张看起来胆子大一些,对老板告诉他的要他到西德福的话从事什么工作还提出一些细节问题,老板也作了解释。谈到打算给他“技术员”的头衔和1400元试用期工资时,张康庭表示不太满意。他吞吞吐吐地说,他现在在原单位已是高级工程师;他还说,据他了解,在外资企业,对他这样的职称只给1400元是少了些。老板马上说:“你说一说,哪家外资企业给的工资高?”老张一时答不上来。Mr.Remes就说:“我告诉你,太原没有一家外资企业给的工资比西德福高。我也了解过。”一看此时张康庭的脸色,满脸通红,也说不出什么来了。还是老板说话:“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你去了解一下在太原有哪些外资企业工资比我们高。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这就是Mr.Remes的脾气,我领教了。
  
  其实张康庭先生今天确实犯了草率的错误。首先,太原根本就没有几家像样的外资企业。根据当时的政策,虽然香港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但香港和台湾在大陆上投资的企业都称之为“外资企业”。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已在太原落户,但大部分是轻工业一类,什么服装厂、食品厂之类。听社会舆论的评价,香港老板和台湾老板比起来自欧美的老板来,要抠门得多。我也没听说太原来了些什么样的西方企业。比起其他省市来,山西省和太原市的面对外资企业的“招商引资”工作要差许许多多。所以我估计老张实际上是拿不出什么确实的数据来的。如果能拿到北京、上海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状况,那也完全没有可比性。本来山西省的工资在全中国就是最低的,我见到过《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全国各省市职工平均工资表,记得山西省是倒数第二。
  
  我为张康庭先生暗暗操心。失去了这一次机会,是挺可惜的。放眼看去,太原迄今来了多少外资企业?即使又有外资企业来,也不一定适合你的专业。可是我还不认识他,无法私下给他通个气,给他圆个场。不过今天老板是有点生气,等于给他提个醒,以后对老板说什么可不能信口开河。
  
  这边刚结束与三位应聘员工的谈话,那边上任已一个月的生产经理张峻林已等着要和老板一起出去了。按老板的计划,今天由张峻林陪同去考察两家生产条钢的厂家。西德福管夹的顶板、底板是厚度为3毫米及以上的条钢冲压生产的,所以在调研在国内能否找到产品质量合格的条钢供应商。条钢这样的原材料是不必从德国进口的。
  
  时间已经不早。当时公司还没买车,所以出远门就得包一辆出租车。张峻林和出租车早就等着了。Mr. Remes让我跟着一块儿去,所以我就坐到出租车司机旁边的位子上,随车出发了。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生产经理:中等个头,瘦瘦的身材,下巴有点儿尖。听他和老板说话,也是讲德语,感到很亲切。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是沾光省里与德国“北威州”的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被选派到德国去学习、进修的年轻人之一,在德国呆过一年半。原来的工作单位是太原重型机器厂,是一位焊接工程师。“太重”在国内有点名气,每当张峻林说起原先的工作单位时,语气里充满自豪。他说,咱们国家发射卫星的火箭发射架就是太重生产的。当今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当过太重的厂长,那时他就认识他。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0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2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2    到了外企就忙
  

  在张峻林的带领下,破旧的出租车(那年代太原找不到像样的出租车)在黄土高原的公路上一路颠簸,卷起一股股吓人的黄尘。关了车窗,汽车里小小的空间味道也不好闻;不关车窗,又受不了外面的尘土。尤其是其它车辆在我们的汽车边开过时,那个黄尘,挟着细沙,就象沙尘暴似的把我们的汽车整个儿裹进去。如果开着车窗,人人都得即刻土头土脸。所以我和司机只要看到对面有车来了,赶快把窗玻璃摇上去;等车过去了,黄尘基本上消失了,再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一些。不过我们的车也不停地给别人制造着微型的沙尘暴。在黄土高原生活的人,对此早已习惯了。但一个德国人,一个当老板的人,迄今很少有这样的经历,见此情景倒也不以为然,我心里很是佩服。我觉得Remes先生有大将风度,上得了高尔夫球场,也到得了黄土高坡,行。
  
  难为 张峻林先生找的好地方。我一路上开开关关车窗,好不容易到了一家用红砖墙围着的工厂。大门敞开着。我们把车开进去,下来,就有人端着饭碗走过来问我们找谁。原来已到中午时分了,有的人已吃上午饭了。张峻林当然是预先联系好了的,就自报家门并说找那位领导。领导很快就出来了,见到老外登门,格外客气,要招呼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喝点茶。张峻林征求老板的意见,老板说:“今天还有很多事,就看看条钢生产设备吧。”于是请领导带路,我们跟着走。这儿的院子里,车间地面上,到处都是砖块、木块、废钢板、烂铁块、其它杂七乱八的东西,走路得看着脚底下,不要被绊倒了。我们看到的生产钢板条的设备,不知是哪个年代的什么东西。领导在殷勤地介绍,张经理在吃力地翻译,而Remes先生则皱着眉,一言不发。看完设备,领导要带我们到其它地方看看,Remes先生问,还有其它生产条钢的设备吗?能生产我们要的宽度只有三、四十毫米的条钢吗?回答都是不能。于是老板对张经理说,这家厂我们就参观到这儿,抓紧时间看另一家厂去吧。张经理对这儿的领导说了。领导还邀请我们吃了饭再走。我们都表示很感谢,下次有机会再来。
  
  离开这个工厂,汽车又颠簸着上路了。我根本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离太原市有多远。反正路上的情况、另一家厂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对今天的考察供应商,老板觉得很失望,指示张峻林下次不要再找这一类的工厂了。
  
  不知是老板不太高兴还是确实时间紧,或者是因为一路上没有走过像样的市镇,看不到像样的餐馆,Remes 先生今天竟没说找地方吃午饭。我是觉着肚子饿了,但不好说。回太原的路上,老板也不和张经理多说什么了。于是我和张经理说话。我说老板真辛苦,今天午饭都顾不上吃了。老张说:“德国人是这个习惯,早上黄油、面包、香肠、果酱,吃得比我们中国人多,晚上更是能吃能喝,就是中午吃得少,有的人甚至真的什么都不吃的。”我同意他的说法,说我在德国也有这种体会。老张听了很高兴,话也多起来,给我讲他在德国时见过的这类人,以佐证他刚才的看法。
  
  回到太原市里的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楼下,老板让我们先去吃些东西,他真的什么都不吃,就去办公室了。其实我在此时也已饿过了头,反而不觉得饿了。但老板让去吃点东西,就当休息一会儿。但不敢多耽误时间,随便买点吃的。公司所在的赛特大厦位于热闹的市中心,买些什么都方便。
  
  点了下心,我上楼到西德福办公室。公司开张后我作为给西德福帮忙的人士已来过这里,所以并不陌生。但这是我第一次以员工的身份进来,所以一进门,秘书王娟就站起来和我打招呼,告诉我哪张桌子是给我准备的。另外两位销售员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握手,口称:“欢迎欢迎!”
  
  Remes 先生的桌子就在我的右前方,他早在那里看什么资料了。等我与新同事们简单寒暄过了,就叫我过去,给我讲后面几天的任务,很具体。我在此时就觉得外企与我呆过20多年的国营单位不一样。我当了多少年的办事人员,也当过小领导。我们的领导们布置任务时,一般都是笼统的,没有严格的时间性。但我们的老板给我的任务很具体,并且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可以用图表的方式把任务与进度贴到墙上。任务布置完了之后,老板又说,Aileen已约了一位应聘会计的人来办公室面试,你当翻译。我说OK。实际上,下班时间已经快到了,老板让Aileen约的时间是故意安排在下班之后的。等到太原市会计事务所的一位姓白的小伙找到我们这儿时,已是下班时间。Aileen和小宋、小申两位销售与老板打招呼明天见,我留下来继续帮老板工作。
  
  到西德福的第一天,就这样的忙。我忙,其实老板最忙。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1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3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3    出差,比我们厂长还牛
  

  Mr.Remes给我的任务之一是去一趟上海,主要是校对《西德福管夹》样本,顺便看一下已经租下的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上的“上电实业大厦”里,西德福公司的办公和仓库场地重新粉刷到什么程度了,质量如何。Remes先生已在筹建“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处”,正在招聘人员。
  
  公司规定,凡是出差,只要是飞机能到的,一律坐飞机,坐火车太浪费时间。飞机票由Aileen打电话给民航办事处,他们派人把机票送上门来;到上海住的饭店,也由Aileen安排,她会把收到的饭店的订房确认单复印一份给我。总之,出差之前,我不需要为车票和住宿操心。出差之日,如果飞机的航班不是早上的,我们还是要到公司来上班。到了该动身的时间,去楼下要辆出租车,直接去机场就是了。
  
  到了西德福公司后去上海出差如此地简单,我感慨万千。我在山西机床厂出差不算多,但十几年来北京部里经常借调我到北京工作,每次发愁的就是买火车票了。从太原到北京,坐火车要整整一个白天或一个晚上。硬座车厢的拥挤和混乱使人望而却步,但实在没有办法时,晚上也得坐硬座。不是身临其境,还真体会不到晚上乘火车能有座位的幸福。车刚开,就已经是超员。中间走道里已站着许多没有座位的乘客。车厢里烟雾腾腾。有座位的乘客开始从行李里掏出各种食品,为了打发枯燥的十几个小时,就用品尝各种食品来解闷。也有结伴而行的,你拿烧鸡,我拿瓜子、水果,再来一瓶白酒,摆放在两排座位中间的小桌上。于是烧鸡味、白酒香四处飘散,与香烟味、汗味、脚臭味混合到一起,使满车厢充满了令人窒息的made by China的怪味。有些有座位的乘客早就准备好了扑克牌,一旦坐定,就会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邀请旁边的人一起打扑克消遣。打到激动之处,大呼小叫,吵吵骂骂,情绪高涨,也就忘却了晚间的瞌睡。在此种环境里,不到半夜过后实在熬不过去是睡不着的。再看看过道,几个小时下来,没有几个人能挺得住坚持站着,一个个坐到车厢地板上,顾不得地板脏不脏了。如果有人要走动,得小心翼翼地从坐在地板上的人堆里像红军过草地那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过去,不要踩了人家的腿,碰了人家的脑袋。至于跋涉者的皮鞋擦到了坐在地板上的人们的衣服上,这当然是难免的。我常坐火车,也就当过这样的用衣服给别人免费擦皮鞋的角色。
  
  此时此地,有一个座位,感觉当然是非常之好。
  
  买火车票之难,尤其是硬卧票之难,难于上青天。出差坐飞机?没敢想过。工厂连工资也发不出,还让你出差坐飞机?就是厂长也不敢。有一次,我的领导、设计所的所长马福球,和我一起进京,大家一样坐硬座。那时候,坐软卧是要相当的级别。我因当翻译,陪外宾,坐过软卧车厢。列车员过来,要登记外国人的护照,登记我的工作证或出示单位介绍信。可见软卧车厢是非一般人员可踏足之地。到了用餐时间,列车员过来打招呼:“首长,可以到餐车用餐了!”一个小翻译,给别人称作“首长”,那个别扭劲,就别提了。
  
  现在我要去上海出差,让你坐飞机,而且用不着操心买票。
  
  在原先的单位里,因为火车票不好买,所以有人要出差时,光为买票,就可以两天不到办公室上班。名正言顺,为了排队买硬卧票。硬卧票是可以报销的。半天或一天能出差办完的事,却至少要一个星期或十天半个月泡在外面。为什么,就是两头都是买票难,车也慢,办事效率也低。我这次到上海,老板只给我两个工作日办事:一天半完成样本校对,半天去西德福上海销售处看场地,回来汇报。但老板让我星期三下午飞上海。老板说:“你父母都在上海,你可以在周末时回家看看你父母。你只要星期日晚上回太原就行了。”所以Aileen给我订的回程机票是星期日的。
  
  按照当时国家的政策,如果单身在外地,可以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如果已在外地结婚成家,那就只能四年一次回老家探望父母。国家的政策就让你“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确实很久没看望父母了,老板让我利用出差回老家看看,真是喜上加喜。一喜我终于进了外企,不仅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而且是原来从国营工厂能拿到的工资的5倍;二喜又能见到久违的父母,不用再指望四年一次的探亲假了。正因为以前到上海老家看望父母太困难,所以我每次回上海,都成了老家的大事,弟弟、妹妹们都要到老家来看我,做上两桌好菜,与老人们团聚一下。
  
  11月8日,星期三。晚上我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天上月光皎洁,地上灯火灿烂,夜色真美。我先到华东师范大学找我的大儿子威威,他在这儿中文系学习,今年三年级。他正好在宿舍里看书。我告诉他,我进了西德福公司了,是一家德国公司。这下工资有了保障,你别担心上学的费用了,今后也不要再收受姨父们的资助了。前两年,我的大妹夫张洪弟和二妹夫陈良福都慷慨解囊,给了他不少钱,让他在学校学习好、生活好。大妹夫还几次到华师大看望威威,给他送去他想要的自行车,还给他送去水果。我让威威周末回浦东老家去,与我一起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过一个高高兴兴的周末。
  
  从华师大出来,打的到了公司给我预订了房间的浦东大酒店。这家饭店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够不上什么档次。但那时对我来说,在国内出差,能在这样的饭店里住一个标准间,已是相当奢侈。以前和出国代表团一起访问欧洲国家,住过很气派的饭店。但那时身份不一样,我是那些外国公司的客人、贵宾。现在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司员工,来上海为公司办事,就能住二、三百元一晚的星级饭店。在国企,想都甭想。我们与厂领导一起出差,在北京住的是兵器部下属的“甘家口招待所”或月坛南街的“六号门招待所”。厂长们两人一间,那叫“高级间”;我们只能住至少6个人、8个人一间的上下舖的普通间,没有卫生间。晚上上厕所,哪怕是大冬天,也得披衣起来,跑到冰冷的洗手间去。要洗澡,得注意洗澡间开放时间,过时不候。而且几点到几点是男宾洗澡时间,几点到几点是女宾洗澡时间,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如今在大饭店房间的卫生间里洗上一个澡,躺到席梦思床上看看电视,那还不比我们厂长牛?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2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3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4   公私两不误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浦西漕河泾开发区的“上海丽佳分色制版有限公司”校对我们的样本。是Mr.Remes本人和太原的销售宋赴军先生委托这家公司印刷我们公司第一本中文样本的。在我到公司正式上班之前,尽管宋赴军先生是销售,老板还让他做其他许多工作,包括寻找印刷样本的合作单位。小宋在太原找了好几家有名气的印刷厂,拿来了他们的印刷品作样品,但老板看了都不满意,所以后来才找到这家属于新加坡的印刷制版企业。我到西德福后,Mr.Remes让我负责印刷样本,所以才叫我来校对。在这儿的工作不像我想象中那样顺利。我去得早了,管我们样本的人还没来,只好等着。人来了,校样还没出来,还得等。等拿到校样,时间已不早。我建议我校几页,他们拿去改几页;等我校完第一遍,马上可以开始第二校。但他们的修改速度让我失望。除去午餐时间,到下午三点半了,才刚刚修改完第一校。他们是下午5点下班,看来今天无法完成最终定稿了,明天必须再来这里。但从浦东打的到浦西漕河泾,很远的路,来回出租车费蛮吓人;我多年没到上海,对上海复杂的公交线路不熟悉,如果不打的,路上恐怕就要两个多小时。如果明天再来,弄不好,下午才能离开这家公司。要是影响到明天去“上电实业大厦”考察现场,就麻烦了。于是我和那位配合我工作的先生商量,今天能否加个班,把这本样本搞定。他请示领导后,真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我放下心来,认认真真再校第二遍。但他们修改稿样的质量和速度实在让人难以恭维,漏改的,改错地方的,一直忙到晚上8点半,才基本将文字定稿。虽然眼睛很累,肚子也饿了,但我思想上反倒觉得轻松,因为明天不必再专门来这儿了。明天的事情好办多了。和昨天一样,回到浦东大酒店时,时候不早了,房间外面的走廊里静悄悄地,灯光柔和温暖。打开房间,发现床上的被子已掀起一角,我知道,是服务员帮你“开床”了,请你休息。我忽然记起林黛玉的两句诗来:“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我和林小姐的感觉,反差实在太大了。
  
  考察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处的场地就很省心。我住的浦东大酒店就在浦东南路上,到白莲泾“上电实业大厦”只须坐几站公交车,而且有好几路车都经过这里去白莲泾方向。我找到“上电实业大厦”后,用绝对纯真的带浦东口音的上海话问门卫,西德福公司的场地在哪里?我是西德福公司老板派来查看场地的。门卫见是老乡,很热心,打电话给大楼的物业部。于是我在物业部人员的陪同下,把很快就要开张的“上海销售处”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大楼物业部的人员连连保证:“你们老板放心,地面我们已经重新做过,保证平整、结实;办公室和仓库的配电和供水都已完工。”我觉得这儿的环境不错,有不小的停车场,有专门的供集卡装卸的平台。办公室分隔为大小四间,比我们在太原的办公室大好几倍。
  
  下午我找到在附近的“中国农业银行浦东分行”资金处上班的小弟文斌。他要了辆单位里的轿车,和我一起回唐镇老家。
  
  两位老人见到山西太原的大儿子回来了,自然欢喜。威威比我早到。次日,弟媳、侄女、妹妹、妹夫、外甥都来了,十分热闹。到星期日,还是文斌给我联系了一辆车,送我到机场。三、四个小时后,我已回到太原家中。给爸爸打了电话,说“我已到家”。爸爸在电话那头说:“现在条件真太好了,只半天工夫,就到了千里之外,而且就能通话。真是想不到的事!”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3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3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5    第一次技术讲座
  

  一切都按既定的时间表进行。星期日我刚从上海回来,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山西大酒店。西德福总公司的总裁Mr.Knut Menshen、西德福(山西)总经理Mr.Remes和副总经理林纪平先生都在这里,主持西德福公司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技术讲座。
  
  讲座共四天,头两天对外,后两天对内,由德国西德福总公司出口部经理Mr.Rohrmann主讲,我担任翻译。头两天来听讲的有太原液压机械厂的9位,林纪平先生的“太原西德福”的3位及来自天津的一位客户。总裁先生亲自致词,欢迎各位来宾,宣布在中国的第一次技术讲座开幕。Mr.Rohrmann是总公司的资深员工,已在西德福工作了十多年。他在第一天介绍的产品是著名的“西德福管夹”。别看简简单单一个管夹,其实有很多专业的知识在里面。光一个管夹,他就介绍了大半天。他介绍的内容,有许多是没有印在样本上的,听了很感兴趣。我努力把Rohrmann先生介绍的内容原汁原味地传达给大家。作为翻译,我觉得自己必须先真正听懂,真正理解,然后用汉语准确地表述出来。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翻译这个过程就不单单是为别人服务,而且是自己最好的一次学习机会。以前我常常为不同的外国公司、不同的中国听众担任翻译。工作结束之后,外国公司谢谢我的协助,中国听众感谢我的辛苦劳动,而我,也出自内心地对他们说:“感谢你们给了我学习新的知识的机会!”这不是客套话,也不是故作谦虚。通过翻译,我确确实实学到了有关设备、有关产品、有关技术的新知识。只要允许,我会将已口头翻译过的书面资料保存起来。我觉得,这些资料我已通过翻译过程学习了一遍。它们在目前可能是世界领先的,至少在国内是先进的,是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花了大钱引进的,弥足珍贵。我有幸第一个接受这些知识,并通过我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人,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天,Rohrmann先生介绍西德福公司的测试系统产品和液压附件。中午在饭店吃快餐,遇见总裁Menshen先生。他高兴地对我说,他已询问了几位听讲的客户,他们说对我翻译的内容听得懂,有兴趣。我知道,这是总裁先生表扬我。
  
  第三天,轮到西德福中国员工听讲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上海销售处的第一批三位员工。他们刚被Mr.Remes正式聘用,今天(11月15日)算他们第一天正式上班。老板让他们坐飞机从上海过来接受为期两天的产品培训,可见老板对培训新员工的重视。这三位员工中,头衔高的是姜云女士,她的头衔是“高级销售工程师”。这是一位脸圆圆的年约30多岁的知识女性,不苟言笑,从她脸上很难猜测她的内心想法。另一位女士很年轻,叫李珺,是秘书,一看就是典型的头脑灵活的上海小姐,说话柔柔的,让人没有反驳的余地。还有一位是个小伙子,名叫范军,头衔是“销售工程师”。小伙子看起来很清瘦,脸色白白的,缺少血色。他给人的感觉是挺斯文,但缺乏小伙子应有的朝气和活力。后来证明,小伙子的性格不适合当销售。他老呆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不去积极跑客户,想方设法推销产品。过了三个月试用期后,老板不满意。在姜云的保荐下,再给他三个月“考察”。但最终因为业绩不佳而离职了。头脑灵活的李珺干了一年后,找到了待遇胜过西德福的一家世界知名企业,借口要去国外读书,跳槽走了。姜云女士不久升任为西德福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经理,负责起半壁江山的销售事务,在西德福大显身手。不过7年后她拉了几位上海地区的骨干另立山头走了,反过来成了中国西德福的强劲竞争对手。当然此是后话,暂时搁下不提。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4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4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6    齐心协力
  

  四天产品讲座之后,我的工作就杂了。除了不断有德国总公司寄来的资料需要翻译外,每周我都要翻译“工地报告”,还要和公司的其他员工一道,做接收总公司运来的机器设备的准备工作。由德国西德福总公司投资的厂房早就开工建设。老板让公司聘请的施工监理李秉寿先生每星期写一份施工进度报告,由我译成德语,呈送总经理。平心而论,这种施工报告不是容易翻译的。里面涉及到太多的土建方面的专业术语,还有各种各样的建材名称。有些名称我以前不仅从未听说过,更无法从字典上找到现成的答案。印象深刻的如“彩钢板”一词,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彩色的钢板”呢。但我对不懂的东西,从来采取小心求证的态度。我请教李秉寿先生,什么叫彩钢板,到工地现场看实物。原来这是一种新型建材,两面是薄钢板,中间夹着发泡塑料或其它防火、保温材料。这些大块的建材,比起通常用砖砌或浇注混凝土的墙面来,又轻、又薄、又好看,施工速度也是用旧方法无法比拟的。搞清楚了之后,第一次向Mr.Remes提到这种建材时,就向他仔细描述,并老老实实告诉他,我不知道德语应该怎么说。他回传真时告诉我,他知道这是什么建材了,但也不知道标准的德语名词是什么(Mr.Remes也不是建筑工程师!),让我此后称它为“三明治板”。很形象。就这样,我每星期都要把李秉寿先生的很不讲究语法修辞的、甚至还有错别字的、充满了建筑施工专业名词的报告翻译成有条有理的德文报告,让总经理先生直至西德福德国总公司的有关人员能及时地详细了解到西德福(山西)工厂的建设已到了何种程度了。此工作我做到第二年二月我去德国总公司培训才告结束。不过此时工厂外部建设已经完成,开始进入内部装修了。
  
  那时,中国西德福的员工不算上海销售处刚来的三位的话,在太原一共只有5人,他们是秘书Aileen(王娟),销售工程师Peter(宋赴军)和Steven(申建军),还有就是生产经理张峻林和作为“技术主管”的我。这里顺便要提一下我在前面说到过的西德福(山西)的第一位员工阎太平先生。我自11月1日正式签约西德福后,就没有见到他。刚到西德福,我也不敢打听先于我来西德福的员工的情况。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小宋和小申说到阎太平找的这个临时办公的地方还不错,上班、办事都方便,我就插嘴问,怎么不见阎太平来上班?他们告诉我,阎太平是山西省信托投资公司的处级干部,待遇优厚,报酬不菲。他不过是试试外资企业究竟是什么样的待遇,怎么那么多人趋之若鹜。而我们老板也需要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办公司开张之前的许多与政府机关打交道的事。1800元的月工资加300元餐费补助,其它什么收入也没有了。对他来说,肯定远远不如在投资公司上班合算。投资公司的官员非常之“吃香”,需要投资资金的单位排着队请投资公司的官员们“关照”。而在外资企业上班,要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再也不可能高坐在“老板椅”上,冷眼看那些伸手要钱的主儿们谄媚的笑脸和装出来的卑微谦恭的丑态。
  
  阎太平先生的决策绝对是正确的。要是他今天知道我为西德福工作了十几个年头,如今的年收入还不如他们公务员发的一次奖金时,他可能会像莫泊桑的小说《项链》里的阔太太得知玛蒂尔德的遭遇后一样叹息:“啊,可怜的孙老师!”
  
  但我们那时绝对没有任何不满,没有任何牢骚。有的是满腔的热情和对西德福公司的忠诚。就这么几个人,我们把西德福太原工厂的大事都办得无可挑剔。没有人说“这不是我的事,你找谁谁去”。不过这句话在今天的西德福公司里已经听得太多了。
  
  11月21日,我和申建军先生一起到太原海关办进口设备的报批手续;
  
  11月27日,张康庭先生正式来公司上班。老板让他带着4万元现金去上海并留在上海帮助把上海仓库的货架搭起来;
  
  申建军先生起草了与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的合作协议,请我译成德文,发给Remes总经理;
  
  我向小申推荐山西省机电设计研究院,那儿有我认识的德语同行任永兰女士,我们可以去那儿介绍西德福产品,发展一个客户。小申欣然同意。12月1日,我们来到山西省机电设计研究院,任女士又把我们介绍给研究院液压室的李兰芳工程师和她的同事。我介绍了西德福公司的情况及其产品,李工和她的同事都说非常高兴今后需要时可以直接采购德国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工程师的心目中,德国制造就意味着高品质。他们说,以前要买进口产品的话,非常麻烦。要申请、报批,还要申请外汇额度。程序太复杂,时间太长。现在可以通过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直接进口德国产品,用人民币支付,这确实是个好消息。申建军先生口才非常好,他再添油加酱这么一说,人家对我们“西德福”品牌就有了印象。此后,这个单位也就成了我们公司的第一批客户之一。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5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5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7    寒冬“掏箱”
  

  不久,生产经理张峻林先行到德国西德福总公司接受培训。临走,他让我协助找山西航空服务公司的王涛先生,商谈西德福总公司的设备运到中国港口后的转关、运输事务。到德国后,他发来传真,让我有时间时到劳务市场物色一些工人,今后工厂建成投产时还需要增加工人。
  
  12月14日,我到太原海关办理了两个先行抵达的大型集装箱内两台冲床的免税手续。与此同时,我又收到了总公司发来的另外5个集装箱的运单正本。
  
  就在紧锣密鼓准备接收来自德国总公司的生产设备时,张康庭先生完成了他去上海的协作任务回太原上班来了。于是,我们一起到海关办理了转关手续。由于西德福太原的厂房地面施工还未开始,设备到了之后先要找地方寄存一下。我和老张找到了“中国外运山西公司”。他们表示,只有他们才有我们需要的“海关监管仓库”。于是在得到总经理同意后,我起草了将德国总公司运到太原的全部机器设备先存放在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海关监管仓库的协议书。每箱货物的每周存放费是400元人民币。为了将存放费用压到最终双方同意的400元,我和老张可没有少费口舌。
  

  建成不久的西德福(山西)液压件公司工厂


    我在赛特大厦的办公桌。对面坐者是张康庭先生
  
  不久,我们收到天津港集装箱到货提货通知单,我和张康庭再次到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检查落实海关监管仓库的场地。
  
  这段时间,Mr.Remes基本上不在太原。他到上海,又到香港,还去了印度,后来去了西德福总公司。1996年的1月18日,我奉命早上到山西大酒店去见他。他从德国回来了。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掏箱”。这是外运公司的行话,意思是把集装箱里的东西一一取出来,将集装箱掏空了,好让空了的集装箱返回去。占用一天集装箱,都得支付不菲的钱。
  
  这两天太原正好下雪,天寒地冻。我和Mr.Remes,还有张康庭来到太原北营的海关监管仓库。我们事先已经组织好掏箱的搬运队伍。张康庭费了很大的劲从太原钢铁公司租来了90吨汽车吊,半个台班费就要4000元。此外,叉车、绞车,一应俱全。集装箱打开了,里面的大小东西都包装得严严实实。为了防止装运的东西滑动,集装箱里面还加了许多横撑,掏箱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速度很慢。我们踩在雪地上,天空中还不时飘撒下雪花。风一吹,雪花飞到脸上,甚至钻到脖子里,怪冷的。干活的工人们个个忙得头上冒热气,我们不需动手,只需监督、记录,却冻得脚趾疼、手指疼。仓库大门口有间破破烂烂的平房,里面有张破桌子,还有一部只能打内线的电话机。这间屋里有个小铁炉,里面生着火,上面有把做水的铁壶。我和张康庭冻得受不了了,就轮流到这屋里来暖和一回儿。我看老板,穿着羽绒服,在雪地里走来走去忙不停。那儿掏箱遇到了麻烦,工人们就问:“这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可以不可以这么这么打开?”总经理先生就过去,弯腰钻进集装箱,仔细察看,然后讲他自己的想法。他偶尔也到那间破平房去暖和一下,但很快就出来了。从掏箱现场到存放取出来的大小机器设备和杂物的仓库,他几乎不停地来回走。遇到重要的设备,他盯着工人们从集装箱里把设备移出来,又跟着工人们把设备送到仓库的指定位置。如果他觉得位置不合适,他马上就提出来,要求更换地方。我都记不起这天的中午饭和晚饭是怎么吃的。反正这天干到晚上十点,他才对我说:“现在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第二天,Mr.Remes与李秉寿先生商量了一天的厂房内部的装修计划。晚上,他又与太原液压机械厂的高明海和李廷潮两位先生在山西大酒店讨论具体的开发滤芯产品的问题。当然,我为总经理当了一天的翻译。
  
  现在的员工可能不会想到,我也好,张康庭先生也好,其他员工也好,从来就没想过加了班了,要向总经理申请加班费或调休。那时候,我们公司还没有今天那样正规的要这领导签字、那领导签字的调休或加班费申请表,因为大家压根儿没想到这些东西。大伙想到的是,我们在西德福公司得到了在国营企业得不到的待遇,公司好了我们一定更好。所以,不管是什么事,只要需要,大家就同心合力干。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6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5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第三章到德国总公司学习
  
  1    从原来的国企脱身
  

  1996年2月4日,我带着张康庭、荀双马、马宝元三位同事,乘坐中国民航北京-巴黎-法兰克福航班飞赴德国,去西德福总公司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技术和管理的培训。荀、马两位自1996年2月1日起正式成为西德福(山西)液压件有限公司的员工。
  
  在说到在德国的学习、培训之前,我在这里还得记述一下我和原单位国营山西机床厂的关系。
  
  根据我和我在厂里的主管领导沈仁裕总工程师和“老伙计”新产品开发处处长张春玉达成的口头协议,参照厂里人事部门的相关规定,我以为本部门“创收”的名义,自1995年11月1日起到西德福公司工作。厂里继续给我发工资,但这份工资并不给我,而是到了新产品开发处的“小金库”里,用作给本处员工补足100%工资,或作奖金发放。那时厂里给技术部门员工只发85%的工资(而且还一拖再拖),要求各部门自己千方百计搞创收,自己设法补足工资。我以前常借调给其它单位比如太原液压机械厂,帮助他们当翻译。他们要与我们厂人事部门签合同,并为我的劳动向我们厂支付报酬。其它单位付给我的报酬我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钱到了厂财务部,扣去一部分工厂管理费后,钱到了我的工作部门。我长时间在技术情报室工作,而情报室属于设计所。因此是设计所取到了厂里发下的由我挣来的钱。当然,情报室也能从设计所拿到一些钱,但已经为数不多了。这些到了情报室的钱再由室里支配,我可能因我为室里挣了一些钱回来,因而当月的奖金比人家多几元。现在我在西德福上班,我的工资就留在新产品开发处了。我的工资不到400 元,但在全处是最高工资。处里人员不多,我的工资一分摊,大家每月至少能保证拿到100%的工资,或者还可以有点奖金。因此,对于“孙处长出去创收”,大家不仅没有“看法”,相反还很支持。而我,除了星期一到星期五不在新产品开发处上班外,轮到我星期六或星期日到厂部值班,我还是照章办事,依然以中层干部的身份履行在山西机床厂的职责。厂部的值班表里也一直有我的名字。
  
  1月21日,星期日,张春玉处长来我家,说厂里发文,为全厂职工固定去年的一级“浮动工资”。张处长说,处级领导和少数表现好的员工固定一级半工资,一般员工固定一级,少数表现差的员工固定半级。他今天特地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每当单位里有这种事,总要闹矛盾。尽管一级工资才十多元或二十多元,但好不容易有一次增加工资的机会,不少人会为了半级、一级争得死去活来。到上级告状的,找领导大哭大闹寻死寻活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我太太上班的工厂子弟中学,有一位老师平时从不上班,说他有神经病。可一到涨工资的时候,他消息比别人还灵,不请自来,天天要校长、书记保证给他加工资。你不搭理他,他就真的装疯卖傻,身上挂一把锻炼身体用的宝剑,到校长室前一脚把门踹开,扬起宝剑威胁校长:“今天你要不答应给我进级,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校长见到这种架势,当然小命要紧,赶快答应,赶快设法让这么个不要命的“神经病”走开。所以这位老师不用上班,工资照样次次照加不误。还好这样的人物不是每个部门都有,但为了这半级一级的差别,闹情绪,撂挑子,就司空见惯了。为了让张处长平平安安过好这一关,我和他把处里人员情况一一分析后,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半级都不要了,这样,分为三个半级给了员工,处里基本上可以是皆大欢喜了。”但张处长不同意我的想法。他说:“你虽然到了外面,但是是为处里创收,一样是给处里工作。再说,去年你在处里工作的时间也不短,这是固定去年的浮动工资。厂里规定那怕是表现差的,不给厂里干的,也要给半级。这是进档案工资的。给半级,实际上已是一种惩罚,半级都不进,张榜公布了,别人还以为你是犯了什么错误呢。”当时的工资,就这么政治化。我被张处长说服了,但坚持只要给我进一级。我名下可以拿到的另外半级给了别人,用以给这位同事一点鼓励。
  
  1月26日,张处长策划了一场“新产品开发处新年联欢会”,借用刚开张不久的星火俱乐部歌厅,算是比较大的排场了。因为一般各单位陆续举行的新年联欢会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把桌子重新排一下,围成一个圈就成了。张处长私下对我说:“我知道留你不住了,也支持你在西德福工作,所以我借这个联欢会当作欢送会了。”我从心眼里感谢这两年工作上的老伙计给我的支持。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岗位,强求某人去从事不适合他的事业,实际上是毁了这个人。我们的沈总,我们的张春玉处长正因为非常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也就非常理解我的行为。
  
  新产品开发处的同事们基本上都来了,只有马守诚和蔡凤兰两位因刚刚落实的浮动工资固定一事,他们没有给固定上一级半而闹情绪,没有出席联欢会。张处长专门请来了几位厂领导,他们是:总工程师沈仁裕、年轻的从设计所火箭式上升的刘占滨副厂长和厂工会主席张俊卿先生。联欢会的话题自然而然落到我身上。我对着几位厂领导和全处的同事们深情地说:“我自1968年3月到我们厂以来,从技术情报室翻译到今天在新产品开发处工作,风风雨雨28个年头。大学里学的是外语,而我现在主要是搞技术性的工作。我的进步、我的成绩,确确实实是工厂和我们兵器部培养了我,给了我许许多多学习的机会。我对我们厂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但今天的处境大家也是最清楚不过的,工厂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大的背景是,部队已不需要我们再生产大量的常规兵器。所以我很理解工厂的困难处境,我对工厂没有怨言。但自己的实际情况逼得我要另谋生路。大家都知道我爱人常年有病,而且不是小毛小病,许多药,包括输血,现在都要自费了;儿子在上大学,还要靠亲戚们的资助,实在有愧于心。所以太原来了德国公司,他们需要我这样的又懂德语、又懂点技术的人,给我的报酬也是和工厂给我的无法相比,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在这里,我要向各位厂领导对过去已给我的支持表示感谢(向厂领导鞠躬),希望厂领导再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免了我在厂里的职务。我在新的单位,还会为工厂开发新产品尽力,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开发信息。”
  
  沈总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似乎开玩笑地说:“那我就准备免你了!”
  
  我说:“那就谢谢了!”
  
  我们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一阵哄笑。
  
  有人拼命想大小当个领导的,好在被领导面前显示自己的权威;没见过当了中层干部却请求厂领导将自己免职的。
  
  3月15日,我从德国给张春玉和刘银杏打电话时得知,上周厂里下了文件,宣布免去我的职务,任命刘银杏取代我的职务。刘银杏女士在电话里说:“厂里到处都在议论你,说怎么免了你的职。我说不是厂里要免他,是他自己要求不干的。”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7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6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2    初到西德福德国总公司
  

  现在回来说在德国西德福总公司的学习。
  
  抵达法兰克福机场后,已在这里学习的张峻林先生在机场迎接我们。总公司派了一辆车来接。法兰克福到总公司所在地Werdohl市有两个小时车程,沿途到处是雪。
  
  张峻林与荀双马及马宝元先下车,他们住在一起。我和张康庭住到张峻林前段日子住的地方。我们住在一户人家家里,房东叫Klose先生,在市政府上班。夫妻俩住楼上,我和张康庭住楼下。楼下有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据说,西德福公司出口部的Mr.Ruetten也曾租住过这里。我们将起居室改为卧室,我和张康庭各住一间。
  

  我的房间
  
  我们抵达住所时,已是半夜11点。
  
  尽管当地时间半夜过后12点半才上床睡觉,但由于时差反应,4点多就醒来了,再也睡不着了。德国冬季时间,和北京时间差6个小时。这儿的4点就是老家的上午10点,那正是工作起劲的时候,哪能睡得着?老张也一样。他是第一次到国外,还不知道什么时差反应。反正大家都睡不着了,不到6点,外面还黑的,我们就都起来悄悄地一起做早饭。厨房里用的是电磁灶,带电烤箱,老张对此很感兴趣。后来他发现电磁灶上炒菜的同时,电烤箱里烙面饼又方便、又好吃,就发表议论说,怪不得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美国人到莫斯科办展览时,美国的电气化厨房在苏联人中引起了轰动。“这家伙如果现在拿到中国去展览,也会引起轰动。只用电,那块板子上还不烫手,就能给你炒了菜、炖了肉。不见明火,火力大小只要轻轻调一下旋钮,太绝了。我要能带动,真想买一个回去。”我说:“你能买得起,但你用不起。你要把这么大功率的电磁灶插到你家里,非把你们整个儿楼层的保险吹了不可!”
  

  我们的厨房
  
  人们不得不感叹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15年前似乎高不可攀的事物,今天已司空见惯了。
  
  早上9点,Mr.Remes准时开车来接我们。他带我们到Menshen家族企业的各个工厂都转了一圈。Menshen家族拥有很多企业,西德福只是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但在Menshen企业集团里还不是最大的。企业集团里最大的、生产设备更现代化的就叫“曼盛公司”,生产各种塑料瓶盖,产品涉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包装。如沐浴露、洗发香波、各种护肤品的塑料瓶、塑料罐的盖子,可乐瓶和其它各种饮料瓶的瓶盖,药瓶的瓶盖,等等,几乎超市里能见到的塑料瓶、罐的盖子,都可能产自“曼盛公司”。据说“曼盛公司”是欧洲两大瓶盖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效益非常好。张峻林经理带着荀双马、马宝元就在这里实习。因为西德福管夹的塑料管夹体,就是在“曼盛公司”生产的。西德福公司所在地Werdohl是座小镇,坐落在Sauerland的山谷里。这里没有大片广阔的土地可供大工业企业的发展,所以西德福公司有好几个工厂,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在Werdohl,西德福有两个基地,一个是西德福总部,公司总裁Mr.Menshen在这里办公。这儿的小地名叫Ehrenfeld,除了总裁办公室,这里还有公司其它重要的管理部门和技术部门:人事部、财务部、出口部、国内销售部、采购部、质检部、设计研发部等等,还有生产测压接头和生产滤芯的车间。物流部和管夹底板的焊接车间在小地名叫Kalkofen的地方。这儿的车间前靠河、后靠山,河对面不远处就是Werdohl的火车站。后来有西德福公司的老员工告诉我们,Kalkofen车间对面河岸边靠近铁道的地方有一块地今天还是Menshen家族的,是老曼盛即西德福公司总裁Mr.Knut Menshen的父亲Arnold Menshen 老先生的发祥之地。那是他二次大战结束后收集废钢烂铁出售的堆放所在。Mr.Remes还带我们去了生产管夹顶板、底板的冲压车间,那个地方叫Kuentrop,离Werdohl还有一、二十公里。Mr.Remes对我们说,除了生产管夹体的“曼盛公司”我和张康庭不须去学习外(因为有张峻林经理等三人在那边培训了),其它几个地方我们都要去。每个地方我们都要和工人一样动手干活,不能只是听听理论就算学习了。为此,西德福公司专门为我们到Werdohl 市政府和其它相关部门申请了实习劳动许可和健康保险。
  
  下午,Remes先生带我们到火车站前面的一家超市买生活用品,费用由公司报销。
  
  Remes先生又陪我们到公司财务部,每人领取了第一个月在德国的生活补助费500马克。
  
  我们感觉在德国西德福总公司的第一天,既像是公司的客人,又是公司的真正的员工,到哪儿都可以随便看,随便走,随便问。比起我过去和国内代表团的人员一起在国外公司、工厂参观、考察的情景,气氛完全不一样。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8楼] 发表于:2011-11-14 16:07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3    要学的不只是技术和管理
  

  第二天,我和张康庭开始了在管夹底板螺母焊接车间的学习。
  
  根据公司要求,我们要在清早7:30到达在Kalkofen的工厂,下午3:30下班。我们踏雪走到公交车站。天还非常黑,路灯很明亮。四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时不时地汽车在我们身边开过的沙沙的声响。候车亭很小,我们去时只有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谁也没说话。不一会,又三三两两来了几个人,大家低声地说声“早上好!”相互问候。汽车来了,大家还是悄悄地上车,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的。我买了两张票,每张2马克,到Werdohl火车站下车。这儿是终点站。然后,我们继续踏雪步行10分钟,就到车间了。
  

  初到Werdohl市时的景色


    我们住在Werdohl市市政府官员Klose先生家的楼下
  
  一进车间,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只见人们忙碌的身影,听不见有人在说话。能听见的,只是机器运转的噪音。这儿的负责人是老工长Giptner先生。他听见了我们推开车间门的响动,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握了手,问了好,我们就等待他的安排了。他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两件与他穿的一样的只有工长才能穿的灰色的工作褂子,还有两双铁皮包头的大头皮鞋。等我们全副武装好了,他就笑嘻嘻地把我们领到焊接工段,介绍给一位身体很结实的中年女工。这位太太叫Schmidtke,她就是我们的师傅了。没有客套,没有废话,马上就让我们听她介绍。此时我已经注意到,这里一共没几个工人,我们来时,他们早就开始干活了。没有人因为车间里来了外国人而放下工作来看热闹。我们走过他们的岗位时,他们只是抬头看一眼,微笑着说声“早上好”。9点时,车间里电铃响了,工人们迅速放下手里的活,洗手,拿出各自带的食品或饮料,坐到车间一角的一张小桌旁吃东西,休息。他们吃得非常少,大多只是泡一杯咖啡,最多吃一块面包。9点15分,电铃又响了。就像刚才迅速去洗手吃东西一样,工人们个个又立即放下杯子或饭盒,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还是自管自地不声不响地干活。到了中午12点,又是电铃声,又是大家吃点东西,喝点咖啡。一刻钟后,又是马上开始工作。刚来头两天,我们真不太适应这样的工作节奏。尽管我们头几天听讲多,自己动手干活少,但还是觉得很紧张,很累。下班回到房间里,累得往床上一躺,什么事都不想干了。慢慢地我们了解到,工人们原则上是一天上班8小时,但为了在年底圣诞节前提前两天就休息,他们每天多上班一刻钟。这些累积起来的工作钟点,到年底时就可以提前休假了。有些工人下午2点就下班回家,但他们大清早5点半就到车间干活了。上午和中午各一刻钟的吃饭、休息时间是不算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的。
  
  我和张康庭在超市买了小保温瓶、饭盒,买了面包片、香肠片等等,和车间的工人们一样,自带饮料和食品。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工人们会向我们问这问那,对我们介绍的中国的情况很感兴趣。从他们的问题中我们感觉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实在非常有限,甚至一无所知。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远在天边(西方人不是称我们在“远东”吗),几乎是外星人。他们对我们没有留着一根长辫子而感到奇怪。也许他们从西方的镜头里看到的,更多的是清代中国人的形象,男人留着长辫子,个个都会“功夫”。当然,他们都是没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的人。我们与所谓“中产阶级”打交道时, 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在管夹底板焊接车间学习多时,我们还和一位叫Schober的小伙子混得很熟。他是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跑过来的。小伙子有残疾,两条腿一高一低,一只手的手指也不灵活,僵直。但他整天生龙活虎,从这台设备到那台设备,走路跨着大步,忙个不停。那些力气活都是他干的。我们干活时遇到了问题,不管我们那位女师傅在不在旁边,都可以找他帮忙。我对张康庭说,像这样的小伙子,在我们那边绝对是劳动模范。
  
  在Kalkofen的车间里我们也发现了宣传标语牌,上面写着:“质量检查很重要,高质量的生产更重要!”
  
  我和张康庭有分工,他更多地在机器上动手干活,熟悉机器的结构和性能,掌握机器的调整和维修;我更多地收集和翻译机器的资料、生产工艺的资料和质量检验的资料。这些资料我迄今还保存着,是我培训新职工或到客户处介绍产品时的必要参考资料。但这几年已越来越用不着这些资料了。现在进公司的员工,个个都是高学历,不少是在其它外企镀过金的。别看年纪不大,见多识广,真正的社会精英。对他们来说,那么简单的管夹有什么好多讲的,也没有必要向客户去做什么宣传、介绍,生意不是一样做!所以,我那些故纸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公司培训新员工的方法也早就与时俱进了,我主管的管夹等三、四种产品,只安排我用半天时间向大家简单讲讲就OK了。而在过去,新来一位销售工程师的话,我要用至少半天时间介绍一种产品,就像我们总公司的Mr.Rohrmann在中国西德福第一次技术讲座上用大半天时间只讲管夹一样。
  
回复 引用 顶端
红糖 [19楼] 发表于:2011-11-14 16:10

外企十五年纪事 作者 浦东唐镇乡下人

  4   在西德福大本营
  

  1996年2月20日,我们结束了在Kalkofen的学习,来到Ehrenfeld公司大本营。这里有一个全公司的机修工段,我们在这儿学习在管夹底板上焊螺母时必须使用的“上电极”的加工和修理。我们很高兴在这里认识了好几个工人。在我和手也很巧的张康庭先生的眼睛里,他们都是一流的技师,什么样的机械问题都难不倒他们。个头比较高的一位叫Georg Sellmann, 矮一些、胖一些的叫Heinz Beile,年纪较大、胯关节有病(股骨头坏死,动过手术)、走路拄根拐棍的叫 Dietmar Kunze,年轻的、看上去像个斯文的技术员的叫 Reiner Stenzel,还有一位戴眼镜的高高大大的胖子叫 Joerg Schnepper。这几位,哪儿有事那儿去,穿着西德福工人统一的背带工作服,天天风风火火地快乐地忙着。后来Georg 和 Heinz两次到中国西德福的工厂来,帮助我们安装、调试机械设备。凡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西德福中国员工,无不称赞他们心灵手巧,精通技术。上嘴唇留着花白胡子的Dietmar更是能人,西德福公司参加展览会用的展品,或大或小,无不出自他的手中。
  

  在工人Sellmann先生家里


   在冲压车间与工长Kremer先生合影
  
  像技术员似的小伙子Reiner,在我们去他们那边学习的时候,正在组装一台滤材分切机。他说,这是专门给中国西德福今后的滤芯生产车间准备的设备。当时我听他这么一说,感到很惊讶。一是中国西德福刚开张,总公司实际上早就策划好了下一步了,只是不对外宣布而已。这好比下棋高手,这儿刚落一个子儿,下几步该怎么走早就了然于心,就只等形势的变化来个随机应变了。二是这么一台看起来很复杂的设备,怎么只有Reiner一个人来干。在我们国内,就说我工作过的山西机床厂,要生产一台非标设备,至少成立一个项目组,由一个不干活的领导担任组长,一个真正要负全责的(像Reiner一样)专家型的人物当副组长,下面必然还要配备一系列技术人员来协调设计、标准化审查、外购件采购及与工厂其它相关部门的配合,如绘图、晒图、确定工艺流程等等。等到产品终于成功了,可以上报申请奖励。如果果然获奖了,那位什么都不用具体干的领导肯定是头一名,因为他是项目组长,功不可没。这儿却只有Reiner一个人,要把一台设备造出来。设计是他,下外购件采购单是他,组装是他,安装时必然要在零件上做些简单的机械加工还是他,反正这个工段里什么样的简单的机加工设备都有。此后一段时间,只要我来Ehrenfeld办事,我总要去机修工段,看看几位“老朋友”,也关心那台以后要去中国西德福的滤材分切机的生产进度,佩服德国工人和技术员的敬业精神。
  
  我想,我们在德国西德福总公司要学的,不只是几种具体产品的生产技术和流程管理,更要学的是德国工人、技术人员们是如何工作的。这里有体制问题,也有传统问题,甚至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一个公司的“文化”。我们中国西德福要蓬勃发展,员工们也要学习总公司的同行们的工作方法和敬业精神。
  
  2月18日是我们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是星期日,所以我们也在“家”里休息。天气不好,时而雨、时而雪,外面冷得很。来德国两周了,没有一天是晴朗的好天气。人逢佳节倍思亲,没有长期在国外生活过的老张一空闲下来便无精打采,今天更是萎靡不振。难怪他,电视看不明白,又没地方好跑,没事了就干脆睡大觉。我平时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新闻就给老张讲讲,可惜有关中国的新闻太少太少了。即使有点关于中国的新闻,百分之九十是负面的。面对西方媒体的偏见,让我们感到委屈、失望和无奈。为了调剂业余生活,我带了张恨水先生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年轻时我们看不到张恨水先生的作品,他的作品没有人说是禁书,但实际上是被禁止的,买不到的。改革开放了,许多书又出版了。《金粉世家》是张先生的力作,但从未拜读过,所以这次带到德国来了。闲下来时认真读一读这部名著,是有体会和收获的。这天下午,我和张康庭先生多做了几个菜,喝了些啤酒,就算是过年了。
  
  2月26日,西德福的生产经理Bettemann 先生开车送我们到Kuentrop的冲压车间。这里生产管夹的盖板和底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熟悉冲压工艺、学会冲模的更换和修理。我把冲模的图纸翻译了让老张消化,了解冲模的每一个零件的功能。这儿的工长叫Dietmar Kremer。他说,我们在这儿学习使用的冲模都是实实在在要运到太原去的。冲床已到了中国,但冲模要让我们一一试过,只有到用它们冲出了合格的产品,才能包装发运。每一种规格的管夹的盖板或底板都有专用的一套冲模,准备发往中国的冲模共有20多套,所以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模具很沉重,每次换模,都要用电动吊帮忙。试一套模具,冲下来的板子这儿、那儿不合格,就得把模具拆下来,研究原因,修理模具里的某块零件,然后把模具组装起来,再到冲床上去试冲。若还是不合格,再把模具拆下来,再修。如此反反复复,必须要有耐心、恒心和钻研心。指导我们工作的是一位叫Eick的老师傅,头发已经花白,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句话,在老师傅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老张同志“进步很快,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
  
回复 引用 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