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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楼主] 发表于：2011-10-24 04:33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匆匆人生，往事萦怀--曾德汲回忆录

转帖自回忆久久网：http://www.huiyi99.com/read/57/1/1.html


人的一生總是悲歡離合，有失意時就有得意時，格言所說。只為此已是過分，要怎樣才是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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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楼] 发表于：2011-10-24 04:35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主人公信息




主 人 公： 曾德汲
民　　族： 汉
出生日期： 1929年02月10日
出 生 地： 四川省永川县


本书涉及事件年表

1929年2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现为重庆市永川区）西外老街三牌坊
1933年端午节后——时年４岁零４个月，进入私塾上学
1952年7月——和妻子王孝惠结婚
1955年7月——重庆大学电讯系合并成立北京邮电学院，我到该院有线电信系任教，兼任系秘书和系办公室负责人
1955年8月29日——女儿玉若出生
1957年7月29日——儿子蔚陵出生
1958年10月至1960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有线电信系电信设备教研室做研究生
1960年7月至8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安排回国政治学习
1960年9月至1963年8月——在北京邮电学院有线电信系电信线路设备教研室任讲师
1963年8月——调到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21所）参加我国核武器试验
1964年7月——在中国核试验场参军，授大尉军衔正营级，工资改为行政17级，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21所成立技术保障处后任电缆科科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因工作努力，获授军级三等功
1964年10月——核试验成功后从核试验场撤回基地生活区约1周，后返回核试验场勘察三日，受较重的剩余核辐射照射，造成致病的后果
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一颗实战空投原子弹试验成功，因参加某测试站多个系统调试，排除干扰有显著成效，获授军级二等功
1965年8月——在野外勘察中，因受试验场剩余核辐射照射致病，突发心脏病，紧急送往部队546医院救治，从此出现多种病情，但仍坚持野外工作
1966年5月22日——我国第二颗实战空投原子弹试验成功，获授军级三等功
1966年起——陆续出现严重脱发，长期整夜失眠，继而胸闷憋气等情况
1968年——又一次参加空投核试验
1968年7月25日至8月5日——在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六大军区团以上干部大会
1970年2月——在国防科委兴城疗养院疗养
1972年10月22日——在546医院住院期间，接到21所严西江副所长电话通知，经所党委决定批准，离职回北京治病
1974年——因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风潮，全军干部冻结，未能实现转业
1978年春——中科院自动化所发函给中国核试验基地政治部，商调我到科学院自动化所工作
1978年10月底——调中科院研究生院工作，在无线电电子学教研室执教并担任院办公室负责人，后专任无线电电子学教研室副主任
1980年——提升为副教授
1980年12月20日——女儿生下外孙赵泓波
1984年10月22日——转到邮电部人民邮电出版社工作，在国际文献编译部任编审
1985年——孙女曾知坤出生
1989年3月——退休，返聘2年
1992年——加入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
1994年至2008年——任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理事会理事、副秘书长
1996年至今——负责21所在京战友联谊会的活动
2009年至今——任欧美同学会会员活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0年11月——经北京市民政局组织专家评定，为8级残疾军人，根据北京朝阳医院甲功三项测定结果，认定为甲状腺功能轻度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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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2楼] 发表于：2011-10-24 04:39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前插图
1961年，曾德汲（右）、爱人王孝惠 摄于北京
1959年，曾德汲 摄于列宁格勒
1959年，曾德汲在全苏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
1960年，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全体中国留学生与宿舍管理员合影（中间为宿舍管理员，前排右三为曾德汲）
1964年，曾德汲与爱人王孝惠及女儿 摄于北京
1971年，全家合影，前排右起：岳父、岳母，后排右起：儿子、曾德汲、爱人、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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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3楼] 发表于：2011-10-24 04:42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1982年，与中科院研究生院同事合影（后排左一为曾德汲）
1986年，摄于西安21所（前排中为曾德汲）
1991年夏，与人民邮电出版社国际文献编辑室同事们摄于延庆松山森林公园（中排右三为曾德汲）
1998年，中国核试验基地历届司令员和研究所领导与同志们在欧美同学会合影（第二排左一为曾德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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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4楼] 发表于：2011-10-24 04:44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2000年，曾德汲（左）与我国核试验基地老司令员、原国防科工委副主席张蕴钰将军（右）等合影
2002年10月，老同学 摄于重庆大学民庄湖畔（左起：樊伟韬、刘友仪、王孝惠、李芳楠、李照明）
2008年，与爱人在为本人祝贺八旬寿诞宴会上
2009年，与爱人、与女儿（后排右三）、女婿（后排右一）、外孙夫妇（后排左一、左二）合影
2009年，与爱人及儿子、女儿在望京宏昌路桥南东侧花园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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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5楼] 发表于：2011-10-24 04:45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序

很久以来就曾打算把过去的事记下来。以前是用纸笔书写，很费事，也不好保存，上世纪90年代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留苏分会秘书组工作时，由于编撰《学子之路》大型画册，需要保存资料，开始学习使用电脑。当时我已是七十五六岁的人了，脑子功能已较差了，真是“八十岁学吹鼓手”，确实不容易。汉字输入、文件夹建立、文档的保存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才逐渐有了经验。闲暇时开始在电脑上动手写回忆录，从儿时的往事依时序记述，直至暮年，竟然积累了十几万字的经历。要不要出书，怎样出书，还茫无头绪。2011年一季度，留苏预备部的同学施礼明送给我一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公司为他制作的《漫步人生路》的回忆录，又接触了回忆久久文化传媒的同志，这才决定把我的回忆录《匆匆人生，往事萦怀》拿出来制作，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大风大浪，我们亲身感受了过去列强对古老中国的欺凌，也目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崛起，有好多好多的记忆萦绕不灭。让我们把这些可悲的、可喜的往事，呈现在书页上吧。
    我是1963年调入国防科委21所参加我国核武器试验的，乍一看来，我的专业和核试验似乎毫不相关。为什么需要我呢？最初我是不了解的，当时觉得既然指定要我去，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就服从国家的需要，马上下决心抛开城市的舒适环境及熟识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家人的团聚，到广漠荒芜的戈壁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去参与核试验场的建设，和参加试验过程中的某些调试工作。在那里，我默默无声，任劳任怨，踏实苦干，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受到战友们的钦佩，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扬，一直继续努力。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罗布泊地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人民欢天喜地，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试验后约１周，21所领导集体很关心试验场各种装备的情况，以便为今后的继续试验作应有的准备，于是决定派出得力人员返回场区，进行察看。计派出器材处处长赵香泉、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张士卿和时任技术保障处电缆科科长的我，任务下达后，我们立即应承这项工作，次日动身返回试验场，在试验场认真观察，一连三日才完成任务。不幸后来我们三人都因剩余核辐射长时间的照射，身体受到伤害，赵香泉和张士卿先后去世，我发病最早，而且逐年症状增多和加重，以致不能胜任继续参加核试验工作，才转业回北京地方单位工作。不过由于妻子是医生，她多方给予医治，我也坚持和疾病斗争，力争把疾病控制住，延长生命，能多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尤其是退休以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但在欧美同学会是一个积极分子，努力发展留学人员入会，安排有关人员参加聚会，在21所驻北京的人员中，我也尽力组织大家聚会，每逢春节，组织战友们看望在京的老首长，关心他们的健康。特别是2008年春节期间，我和其他战友们，逐家向老首长拜年、照相，然后制作了精美的纪念相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老首长神韵。现在我虽已届耄耋之年，但参加活动的热情不减，更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在有生之年，多做点有益的事，让生命的夕阳更鲜艳。

　　　　　　　　　　
曾德汲于北京市望京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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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6楼] 发表于：2011-10-24 04:47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故乡人与事

述说我的源流

我于1929年2月10日（己巳年正月初一）出生于永川（现为重庆市永川区，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重庆西部）西外老街三牌坊的一个清贫家庭。我们曾家是明末清初从广东省长乐县（现属梅州五华县）移民到永川的客家人。早年住在箕山坡下的农村，那时有土地耕种，还算富庶，后来随着人口繁衍，子孙越来越多，分到每一房上的土地越来越少，经济情况越来越差，只好离开农村到城市边沿另谋生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祠堂还每年派人回长乐县祭扫祖坟，我父亲曾经参加过回乡祭祖的族人代表小组去扫墓，徒步往返，要在路途上花费两个多月。当然不像现在坐飞机，一天就可到梅州，祭扫行程不过一星期就足够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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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从军阀杨森队伍中退役的军医，但他并未上过正规的医学学校，只不过是学徒出身，有些医学知识，在军队工作几年，熟悉了野战外科的一些处置操作。回到地方后，父亲在三牌坊开了一个大众医馆——“梓明中西医社”（父亲名叫曾令瑄，号梓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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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行医面向劳苦大众。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每逢假期，总是跟随父亲到农村，为生疮或受外伤的农民进行治疗。我们穿行在田间小道或是田埂上，父亲在前，我提着父亲的出诊包走在后面。到了农家，父亲细心为病人消毒、换药。农民很穷，交不起药费，父亲也不收费，只是等到来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菩萨（孙思邈）生日时，收点受过治疗的人所送的礼——一两斤豌豆或胡豆，最气派的就是农民自己养的一只阉过的公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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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勤俭持家，早上起得早，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扫地，前前后后将各个房间扫遍。我从三岁起，天还未大亮就提着桐油灯给父亲照亮，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辈子都天明即起，从不贪恋睡懒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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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入川，逃难到四川的人特别多，物价飞涨，四川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农民越来越穷，我们家也越来越穷，以致成为尽人皆知的穷光蛋。父亲没法开展医务活动，不得不在市井间为田地、房产交易作中间人（中介），勉强得点中介费来维持家庭生活。后来母亲去世，父亲娶了年轻的继母，又生了几个儿女，家庭经济越发困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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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夏，我从重庆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可是解放初期，教师工资微薄，起初每月只有48元薪金，即使我把吃饭以外的薪酬全部寄给家中，也不能解决家庭需要。我就想到必须依靠人民政府帮助，就给西南人民委员会写了报告，说明自己的困难处境，没法养活一家老小，希望政府帮助，给我父亲安排个工作。这封信转到永川县人民政府，由民政科帮助把我父亲介绍到联合诊所（目前的永川中医院的前身）工作。从此，我父亲转而研习中医内科，热心地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也有了一份固定收入，我家的处境才有所好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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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直到1966年76岁时才退休，退休前每天仍在永川东南郊，徒步行走30来里到处巡诊。那期间，永川的老中医剩下仅仅两三人，所以退休后还在家中为慕名而来的疑难重病的病人看病，开处方。此时，他写字都有困难，还要靠阿姐或小妹帮助写处方。后来，父亲老年痴呆症逐渐加重，就只能坐在竹靠椅上抽烟，打瞌睡，甚至坐在大门口时，小偷从他腿上跨过他也不知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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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我去成都参加由中国电子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所举办的会议，会后回永川探亲。已经离家25年了，我父亲根本不认识我，那时他已89岁。第二年10月一天，弟妹们都上班去了，家中只有父亲一人，上厕所时不慎摔倒，头部摔破，血流不止，弟妹们下班回来才发现，送到医院看急诊，只是把伤口缝合，也未补液，后来发生脑栓塞病故，只差一两个月满90岁。



父亲曾梓明

我母亲出生在永川东南郊的张氏家族。张家是当地的望族，可是我母亲那一支系已经败落，早就没有什么家产了。我能记事时，外祖父已去世，外祖母就在我家帮助母亲抚养我。我母亲是张氏义字辈的，也许早年有过名字，可是总不使用，后来连她自己也记不得了。舅、姨们叫她三姐，乡邻们则称她曾三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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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深受亲戚、邻里的尊敬，但是身体自幼纤弱多病。我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停学了，在家料理家务，并照料多病的母亲。姐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堪称孝女。母亲得的什么病，当时也从未经医生确诊，现在回忆起来，估计是风湿性心脏病，可能死于心力衰竭，享年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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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7楼] 发表于：2011-10-24 04:48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围绕在我周围的那一群人

我父亲那一辈有弟兄三人，我父亲最小，大伯父曾宴林最有成就，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永川城中心地区的大十字东侧路北开了一家大的西药房——宴林大药房，建起了一栋三层楼房。在当时永川来看，这就算是顶呱呱的了。大伯母去世后，大伯父娶了一位邮亭铺来的陈氏作为继室。她嫁过来后，未生子女，大伯父家只有前一位伯母生的两位姐姐——大阿姐和三阿姐（我自己的亲姐姐排行第二，就是二阿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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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辈三弟兄虽然早就分了家，可是我们这一代，对父辈的称呼却是统一编号，统统管大伯父叫爸爸，管大伯母叫爸，反而我管我父亲叫三叔，叫二伯父叫二叔，可是我和阿姐叫自己的母亲却叫娘。

大伯父经营药房收益很不错，药品进货要到重庆去进。有一个阶段，我父亲就负责进货，一方面因为我父亲做过军医，熟悉药品，购货不会有错，同时办事又很踏实，兄弟合作再好不过了。从永川到重庆，走原来的石板路官道，经来凤驿、白石驿等，路程比后来的成渝公路短一些，但也有180里。我父亲总是两头见黑，一天走到，真是又累又困，可是我父亲总泰然置之，任劳任怨。一到重庆，父亲第二天就到商铺进货，银货两清后，顾个挑夫又往回赶，三四天的时间，就完成任务，省钱省时，稳妥可靠。药房开得红红火火，经济情况越来越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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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约3岁时，有一天从西门外三牌坊家里来到大十字大伯父的药房玩，看到店堂宽阔，药品货柜排列整齐，家具锃亮，还有两三个学徒给顾客取货、收款。收来的钱就投入钱柜中，银钱从窄窄的入口落入柜中，柜门是锁住的，只有晚上关店后才开锁清点总收入。我那时身体矮小，可以在大台桌四周钻来钻去，钻到桌下，可以看到内侧。那次，我突然发现桌边内沿放着四五个大铜板（200钱的铜币），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哪个学徒扔钱进钱柜时留了一手，把扣下的一两个大铜板偷偷地放在大台桌的内沿处了。我不声不响，把四五个大铜板放入我自己的荷包里。我也明白是谁干的坏事，那个人是一个奸猾狡诈的家伙。后来当大伯父去世，药房散伙后，他就失业了，沦为地痞流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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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33年，大伯父得病去世，那时他才五十几岁。

我二伯父上世纪30年代到川陕交界处参加修筑川陕公路，病死在工地上。堂兄德泾加入汽车运输兵，后来一直在新疆运送军需物资，临解放时，随大部队起义，然后一直在建设兵团开汽车，因患肺心病，经常住院，每月总有半月住在医院中。好在他是起义人员，享受100％医疗待遇。嫂嫂陈世珍比德泾哥小十几岁，德泾哥都三十多了才和她结婚，婚后嫂嫂就从永川农村到了新疆，住在兵团分配的住房里，生活还不错。哥哥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好，嫂嫂照顾得很周到，2010年他满90岁才去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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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舅舅是外婆最小的男孩,我母亲生了我以后,外婆就住在我家,帮助照料我,那时小舅舅常在我家。后来，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他到遵义去帮助远房的三舅爷照料白木耳(银耳)场,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小童工。那时正值红军长征经过遵义,而三舅爷是个大地主,非常害怕红军,躲到山里藏了起来,而我小舅舅一点也不怕红军,他说红军对他很好,过年还给他吃腊肉。这说明不同阶层的人对红军有不同的态度。木耳场是在山里,买东西得进城去,回来晚了,最怕路上有豺狗咬人。冬天，众人会围着柴火堆烤火。小舅舅给我们讲了不少贵州深山的情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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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舅爷对人刻薄，小舅舅后来就没再回去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市小龙坎公共汽车站做站员。我表姐万忠纯和几个小姐妹在小龙坎裕丰纱厂做女工，有时进城坐公共汽车，小舅舅就不收她们的票。小舅舅总觉得做站员没出路，想学开汽车当司机，后来他离职回到了永川。有一天，我陪他去乡下钓鱼，在从棕粑店流过来的小河中垂钓，一个上午我们两人钓了一斤多的小鲫鱼，这是我这辈子钓鱼钓得最多、最满意的一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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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离开永川到三台去找我阿姐，阿姐托人介绍他到一个军车队做学徒。过了一年多，他正式当了司机。在一次出车时，车路过一个急转弯处，他慌了神，把军车开到了崖边，他怕翻车，就打开车门跳下崖，把腿摔断了，后住在贵州毕节一个军医院中。那儿医疗条件很差，很长时间没把腿治好，反而使肺结核恶化，小舅最终病死他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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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有个远房堂妹，嫁给了一个姓万的地主。他们只生了两个女儿，所以就认我做了干儿子，我叫姨夫“万大大”，叫姨母“万妈”。大表姐叫万忠纯，小名叫仙福，小表妹叫万老五。忠纯比我大四五岁，我与她初认识时，她十六七岁，很漂亮。姨父母成天抽大烟，我往往在星期天去他们家玩，一家人很晚了都还在睡觉，我去了，只好到床边赖着表姐，让她起来。那时的她充满了女性的美，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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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忠纯嫁给了我的初中同班同学萧乾亨。因她随父母染上了鸦片毒瘾，嫁到萧家不久，就把家给败了，离了婚，姨父姨母也死了。她无可依靠，破衣烂衫流落街头，偶尔碰见我，很不好意思，赶快躲开，后来穷困潦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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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8楼] 发表于：2011-10-24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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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落水的经历

至1932年，我已年满3岁，虽身体瘦弱，但总爱跟在大孩子后面到处乱跑。箕山坡的植被，因为前人滥砍滥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存不住雨水。那年春末下了一场大暴雨，暴雨过后，一时间山下河流暴涨，山洪滚滚而来，沿岸田地都被淹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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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跟着一群大孩子拿着撮箕在水边捞鱼。那时溪流中的鱼虾还真不少，每捞一次总能捞起指头大小的几条甚至十几条小鱼儿。孩子们都非常高兴，越捞越起劲，一直向上游捞去。到了水巷子外的小桥边，大孩子们都过桥走远了，我既害怕又不愿被落下，勉勉强强去过桥。那时，混黄的河水漫过桥面，桥面石板已看不清了，一不小心，我失脚掉入河中被激流卷走。我被淹没在水中，眼前只能看到明亮的阳光，想喊却喊不出来，只是双手在水面上扑腾。所幸，一位在桥边洗衣服的成年男子看见我落水了，忙赶过来，伸手一把将我捞起来放在岸上。我浑身湿漉漉的，站在那儿嚎啕大哭。大孩子们看见出事了，赶快跑过来把我送回家。母亲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小孩们太胆大妄为了，喜的是儿子总算没被淹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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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亲戚们知道后，都认为幼童落水，必然吓落魂魄，纷纷主张按常规招魂。于是就在落水后的当天夜里，于二更天夜深人静时，三四个人带我到落水处焚香点烛叩首，向神灵祈祷。我们回家时，前面一人怀抱一只大公鸡，我在其后，母亲在最后。母亲一边走一边高声呼唤：“钟娃回来了吗？”前面的人高声应答：“回来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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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叫钟娃呢？原来，我从小身体虚弱，就拜西外老街武庙（关帝庙）内的大钟为保护神，取名“钟娃”。一连三夜招魂，确信失落的魂魄已回归我的身上，大家才放心了。

还是在那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正是药王菩萨生日，我家又举办敬神酒席。大人把孩子们单独安排在一桌，省得吵闹了别人。酒菜上桌后，孩子们就动手吃起来，我堂兄糊里糊涂把一汤匙白酒喂给我喝，我一喝下，还不到几分钟，马上天旋地转，昏迷得不省人事。孩子们吓坏了，饭还没吃完就纷纷躲起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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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我抱回家中，平放在矮长条桌上，弄来各种解酒药喂给我喝，我昏昏迷迷一整天，最后才慢慢醒过来。原来，我继承了母亲对酒精过敏的基因，哪怕是一点点酒入胃，立即满面涨红，头晕目眩，甚至皮肤上沾点酒精也会红一大片，所以我确实与酒无缘。我在苏联留学时，1959年夏天，莫斯科共青团市委组织12个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到卡申诺集体农庄劳动，将我们安排在卡申诺中学住宿。我们主要为农庄小萝卜地拔草，草比苗高，拔起来很费力，相当累人。中午时分回住地，我口干舌燥，路上有一位俄罗斯胖大妈出售格瓦斯饮料，又解渴，又好喝，我一连喝了2升。尽管格瓦斯只含百分之零点几的酒精，我还是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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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9楼] 发表于：2011-10-24 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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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时的美食
遥忆过年时

童年时代，最喜欢过年。因为过年时有吃的，又好玩，亲戚朋友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尤其能和平常难得一见的人聚首，心情特别好。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有钱才好过年，如果没有钱，过年就是过难了。

记得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四川还比较好，物价还不太高昂，各阶层的人民还没被通货膨胀弄得一贫如洗，我父亲行医收入还比较富裕。

那时快过年时，家家都忙起来，买来糯米，浸泡24小时，蒸成糯米饭，晾干成“阴米”备用。还要把泡过的糯米磨成糯米浆，吊干成水磨糯米粉，和蒸熟的红苕（白薯）揉匀，蒸成年糕般的块，晾干后，切成细丝，再进一步晾干就是苕丝了。腊月下旬，用特大的铁锅盛大半锅河沙，滴入少许桐油加热，然后倒入阴米或苕丝，翻炒成米花或苕丝果条。请来打炒米糖的匠人来制作米花糖。制作时，在特大的锅中用植物油把白糖、秦糖（麦芽糖）化开，倒入米花或苕丝，拌匀，然后装入大木盒中摊匀，压实，切块，再分成一封一封的米花糖，最后用纸包起来，放入石灰坛子中存放起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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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还在米花糖中加入芝麻、花生米，那就更是甜、香、脆齐全，十分可口了。有钱的人往往看不上苕丝糖，而喜欢做泡果糖。那是用纯糯米粉蒸成年糕样的块，晾干后，切成比苕丝稍粗的细条，炒熟后，就成了粗一些的泡果条，由此做成的米花糖更酥脆，和现在的萨其马差不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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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在我们家搬到西城小学隔壁住时，住房面积宽阔，屋后还有一个院坝和菜地。那一年，我们养了一头猪、一只兔、两三只阉公鸡。姐姐把平时厨房的剩饭、菜渣，加上到野地找回的些许猪草混在一起来喂猪。家中有这么几个动物也很有趣，我曾看到兔子和猪争食，兔子用后脚站立起来，用一双前掌拍打猪的腮帮子，十分好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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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到了腊月，猪长成肥猪了，家中请来杀猪匠把肥猪杀了。杀猪匠先是从猪身皮下切开一个小口用嘴吹气，将猪吹成气胀的胴体，这之后就可以烧一大锅开水来烫猪、脱毛了，然后开膛取腑脏。这肥猪光净肉就有180多斤，杀完后，我们腌了几十斤腊肉，做了十几斤香肠，然后在厕所的澡堂处挂起腌肉、腌猪肝、猪肚、猪耳朵、猪舌头、腌猪头、香肠，又在下面用柏树枝燃起小火，慢慢地熏烤——这就是过年前一项很重要的“醔腊肉”（烟熏肉）活动，晚上，大家围着火堆，一面添柏树枝，一面聊天，腊肉熏得香香的，充满过年的气氛，一家人喜气洋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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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我背了个背篓到大南门小河坝菜市场买了二三十斤团年萝卜。背回来后，母亲将萝卜洗干净，然后切成大块和腊肉一起煮，等到腊肉煮熟了，萝卜也煮“趴”了（四川方言，意近于“煮软了、煮烂了”）。母亲又将去皮五花肉切成块，加入盐及少许酱油，打几个鸡蛋拌匀，加入团粉（又名芡粉、淀粉），在滚烫的油锅中炸成干酥肉。酥肉既可干吃，也可闷趴成酥肉汤，加入豌豆尖，特别鲜香扑鼻，这是团年夜饭不能缺少的一碗主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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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小孩们很高兴，在屋内屋外蹦蹦跳跳，那种幸福美满的气氛，难于用语言来表达。吃完团年饭，收拾好碗筷，我就提着油灯给父亲照亮去扫地。父亲把每一间屋子、过道、厨房、厕所、院坝都扫得干干净净，因为过年有一个规矩，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以免把财气扫出去了。然后，大人们围着火堆守睡，摆龙门阵，一直到烧完子时香（零点）才就寝。我们小孩早就睡着了，迷迷糊糊地听见远处有人在放鞭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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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早上，大人们都起得很晚，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了，不管母亲怎么阻拦，我还是穿好衣服起来了，马上到处串，见到长辈就叩头拜年，然后就可以得到几个铜板。等到早饭时间，吃完几个大汤圆后，我便随着许多孩子三五成群翻过西门坳进城去，走到城里中心区，去转转盘赢糖关刀、糖鲤鱼，或者买面人，起码买个包有白糖的白兔子，把玩一会，然后一口吃掉。要不就是叫辆黄包车，坐在上面，让车夫拉着绕城中心区飞跑一圈。如果荷包里钱多，还可以让车夫拉出西门兜兜风。那时不但小孩爱坐黄包车兜风，连大姑娘、新媳妇也爱坐车兜风，在车上翘着二郎腿，穿着旗袍，大腿格外美丽，让一帮年轻小伙子看傻了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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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们回家吃午饭。这一顿饭通常是吃挂面，多半是吃臊子面，用肉末、豆腐干细颗粒、水盐菜细颗粒、葱花下锅油煎后加水煮开，先加淀粉汁，再勾鸡蛋花成卤汁，水臊子盛在碗里，把煮好的挂面挑到卤汁里，和北方的打卤面不一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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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我们小孩多半是跟着大人到郊外去上坟，给祖坟烧纸钱。一路上就偷着掐农民的豌豆尖或者偷剥嫩胡豆、嫩豌豆，农民一吆喝，就赶快离开，免得被人抓住。

可是自从蒋介石进了四川，国民党的法币每况愈下，老百姓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糕。我父亲的医疗治病收入越来越少，连买药的钱也没有了，不管是门诊或是下乡巡诊，都无法开展了，只好停止医疗活动，改行搞中介活动，为房地产买卖和借贷作中间人。这一来就没有任何固定收入了，只有哪笔买卖谈成了，才能拿到佣金。

那期间，我家就完全没办法及早筹办年事了。记得那时腊月底，我就背个背篓在茶馆等着，什么时候父亲拿到一笔佣金，就给我些钱，我就赶快到大南门外堂舅父张海涛的案桌上去买几斤猪肉，再到小河坝菜市场买十几斤团年萝卜背回家去。这时，家中没法醔腊肉了，只能炸点酥肉，蒸点渣肉（米粉肉）或夹沙肉，炒点回锅肉，煮肉的同时煮一锅萝卜，也勉勉强强能过年。最怕什么买卖都没谈成，那就只得向亲戚借钱过年了。可是能同情我家的亲戚大多数也是穷人，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呀！ [url=javascript:;][/url](0)
[url=javascript:;]关闭[/url]批注(0)我要批注>> 自从上了大学以后，过年大都是在学校过的，尽管离家只有100多公里，但我也没钱买长途汽车票。有一年腊月，重庆大学一批永川老乡邀约一起回家过年，好像是会统（会计和统计）系的远房叔叔曾令涵给我买的车票。过年期间，令涵叔邀我去他们家玩。他们家显然是富人，住在殷家巷里，他们家中与我们穷人大不相同，家中太太、小姐们珠光宝气，十分阔绰，大多在玩麻将牌，看见我这个穷小子，连正眼瞧一下都不乐意。我因令涵叔相邀不好不去，去了又是这般光景，十分无趣，只好敷衍一阵就溜走了。
人的一生總是悲歡離合，有失意時就有得意時，格言所說。只為此已是過分，要怎樣才是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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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0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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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龙灯

谈过年，还不能不谈耍龙灯（舞龙灯）。在正月十二之前，永川各条街都会自发地邀约起一批人来扎龙灯。扎龙灯时，龙头花的功夫最大，因为龙头是一条龙的精髓，不但要扎得活灵活现，而且彩绘也是关键，画好了，就能充分表现出龙的精神，而画龙点睛更是一绝。龙身的各节段的竹篓可以马虎一些，但龙尾却不容忽视。扎完画好后，用绘有鳞甲的布罩把龙头、龙身、龙尾联起来，就可以舞动起来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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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月十三开始，每当天黑以后，龙灯就上街了。龙灯即将经过时，街上的有钱人便准备好嘘花筒或铁水等待着。嘘花筒是用楠竹筒做的，一头有节，一头是通的，节的中央留有小孔和引线，通的一头装入混有铁屑的火药，把火药压紧，最后用黄泥屑封填得死死的，以免竹节处点燃起来时，燃烧的火药朝后面爆炸。嘘花筒点燃后，燃烧的火药从小孔喷出，铁屑在高温下氧化，发出明亮的火星烟花，十分好看。人们拿着点燃的嘘花筒对着舞龙的人，让火星烧炽在舞龙人的半裸躯体上，舞龙人则不断跳跃躲闪，以免被灼伤，谁要受不了时，就马上换人。铁水花是请补锅匠来张罗的。补锅匠先是在坩锅中装满碎锅铁，然后将其放入火炉中，使碎铁融成铁水，等耍龙的人来了，用勺舀出少许铁水抛向空中，铁水球下落到适当高度时，另一个人用薄铁板向上猛击铁水球，铁水变成四下飞散的炽热小铁粒，在空气中氧化燃烧变成耀眼的火星。这种火花是从上面往下面散落的，不很烫人，耍龙的人能长时间耐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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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三到十五，每天晚上8点到11点都有舞龙活动。元宵节的那天晚上，人们把龙灯堆缠在一起点火烧掉，于是，一年一度的耍龙活动就结束了。还有一种耍龙，就是夏天干旱时，用黄荆条扎成龙来耍龙求雨，人们对耍黄荆龙的人则是用泼水来嬉戏了。
人的一生總是悲歡離合，有失意時就有得意時，格言所說。只為此已是過分，要怎樣才是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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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1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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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天灯及放火炮

我家东边就是武庙（我们那儿通常把关帝庙称为武庙，而孔庙则称文庙），武庙中有一根十几米高的的天灯杆，道士往往在正月十三到十五的晚上在天灯杆上点天灯。其实点天灯并不复杂，道士在升灯绳的一头系上十字架，十字架下放置灯盏，往下拉绳，点亮的灯盏就可上升到杆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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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到晚上，到处一片漆黑，十几米高处发光的灯盏格外醒目，看起来也有几分喜庆的意味。从十三到十五，逐夜增加十字架下悬挂的灯盏数，十五那天晚上悬挂的灯盏最多，最好看。那时，我们这些小孩看看点天灯也觉得很好玩了。在那些年月，根本谈不上夜生活，晚上又没有电灯，到处都是黑黝黝的。夏天天热，大家都在街边乘凉，有时也有人请来多少有点学问的老者，搭个台子，点着灯，来“讲圣谕”，讲述节孝贤惠的故事，宣扬儒家的道德精神。偶尔哪里的有钱人家死了老人，做道场，最后那个晚上，就要放孔明灯，这就是像当今流行的热气球。用篾条编的大灯笼，点着蜡烛，下面挂着很宽阔、很长的罩子，烧一堆大火，上升的热气流灌进罩子中，就会把孔明灯升到高空。孔明灯随着气流飘呀飘呀，久久地留在高空，方圆几十里都能看见。小孩子们也觉得很有意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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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少不得要放火炮（鞭炮），可是我胆小，从来不敢去买炸得很响的火炮，最多买几个冲天炮。冲天炮不爆炸，而是点燃后把炮身连拖带的平衡细竹签一起冲到天上去，所以应该说冲天炮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原始固体火箭，不是为战争，而是为人们节日玩乐。冲天炮大约已经在民间使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吧，可见中国人总是利用火药技术为和平服务，而不是像帝国主义分子那样，动不动就把科学技术用来为他们发动战争、屠杀平民服务。而玩龙灯喷花，也是中国人把火药喷射用于节日烟火。建议我国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请“人类利用火药技术为节日欢乐服务”的世界物质文明的首创发明。
人的一生總是悲歡離合，有失意時就有得意時，格言所說。只為此已是過分，要怎樣才是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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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2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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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电影与戏曲

那还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大约是1932年吧，有一个晚上，记得是德泾哥哥背着我到文庙去看电影。

文庙在三元门里，门前有一个很大的放生池，供善男信女买了乌龟、鳝鱼、泥鳅等到那儿去放生。放生池里，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乌龟、鳝鱼游来游去。多年存积的死水，有一股很强的腥臭味。过了放生池便是文庙的大门，那琉璃牌坊的大门前有十几级石阶。进门后有一块平地，再进二重门，二门内的平地更宽广，这就是放映电影的地方。银幕挂在用楠竹绑成的支架上，座位不多，大多数观众都是站着看。我在哥哥的背上，没人挡住我的视线，看得很清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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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电影都是默片，有影无声，剧情的内容都由放映片间的字幕来说明，字幕一出现，观众都齐声朗读。记得看的电影有《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王老五过年》，画面中，那些有功夫的人一头把大树闯断，大头鬼有那么大的脑袋，金罗汉的神鹰能吐飞刀杀灭敌人，都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许许多多不解的疑问。看到王老五洗澡时由于无知，竟把肥皂当点心吃，嘴上的泡沫涌出一大堆，引得我直笑。回想起来，我从心底说：“哎呀！电影真好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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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有了有声电影，不过那时的声音是留声机发出的。这种早期的有声电影，声音与动作不能很好地同步，有时先有声音，接下来才有动作，或者先有动作后有声音，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总比读字幕进了一步。抗日战争开始后就再没看过电影，直到1947年我去重庆考大学，考完试后，有人请我看电影。那次，我们去了城里的胜利电影院，看的是美国彩色大片《出水芙蓉》，这才是真正的声、光、色俱全的现代电影，看到那性感的女演员在水里游来游去，感觉真诱人。进了重庆大学，每周周末总能在大操场看黑白片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年离乱》、《粉红色的炸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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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我偶尔也去看看戏。有一回，禹王庙来了戏班子售票演出。我也不懂什么剧种，反正是看热闹，作为小孩，花一个小铜元（大约相当于银币一分）买张票，在二楼侧席前排找个位子，看那些跑龙套的簇拥着花脸杀来杀去，锣鼓咚咚地敲，胡琴吱吱嘎嘎地响。一个多小时后，戏完了，戏院散场，我也跳跳蹦蹦地回了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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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禹王庙改为永川县卫生院（后来的重庆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李梅青当时就在那儿任院长），戏班来演戏时就在火神庙设立戏院。这期间，主要是上演川戏，票价也贵多了，那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又很差，当然不可能给我钱去看戏了。要想看戏，我就采取“混”的办法。戏要开演了，入场的人很多，我混在人群中，验票的人也搞不清楚我是不是谁家带的小孩，只要混进门，坐不坐、站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了，反正有戏看就成。我最爱看的是《白蛇传》，剧情好懂，而且有些场面很堂皇、壮观，如“盗仙草”、“水漫金山”、“祭塔”……还有一些特技很吸引人，例如，如来佛手捧一颗巨大的夜明珠，不时闪现光芒，真好像有道行，有法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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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整本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要两三小时，散戏时往往都是二更天了，一般居民都早已熄灯入睡。从火神庙到我家有两三里地，出三元门走西外老街，再翻过西门坳，一路上梯梯坎坎、高低不平。沿途又没有路灯，漆黑一遍，不时路边突然一声狗叫，真让人失魂落魄。1941年9月6日（辛巳年七月十五），日本飞机轰炸了永川城，有一个炸弹正好落在骑龙街西头的城墙边，把城墙炸开一个豁口。因此，从西外老街进城就多了一条路，这条路可以直接通往城中骑龙街。所以后来我们进城、出城都走骑龙街，我晚上从火神庙戏院回家也走这条路，很少走三元门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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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三元门，还要记一段趣事。三元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城城门，上面是城楼，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拱门。过去，三元门是有城门的，每到二更时就关城门了，第二天要到寅末卯初才开城门。记得父亲最爱说一个笑话，那是一段韵词 ：“乡坝姑娘进城来，黄泥巴裹脚大花鞋，走进城门拜三拜，这个灶孔好烧柴。”因为乡下一般都是烧柴火，所用的灶即柴灶，柴灶的特点是灶堂宽大，灶孔也很宽大，烧火时好放柴。柴灶孔就有点像城门洞，所以，一个从未进过城的乡下姑娘就会把城门和柴灶孔相提并论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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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骑龙街东头上坡走向西外老街，一定要经过城墙豁口。炸弹坑北边是一个山坡，我们都叫它“官山坡坡”，就是埋葬无人收尸的路毙、死去的乞丐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乱坟包，夜里往往会出现鬼火，鬼火绕着坟头飞来飞去，野鸟一声声怪叫，就像鬼叫。夜里经过这里，我总是提心吊胆的，就怕遇见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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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戏院出来，十回有九回是和龙家二少爷同行。这个龙二少爷就住在小塘湾水井西侧，他们家是绅良（地主），住的房子也与众不同，漂漂亮亮的砖砌楼房，平时总是重门紧闭，高人一等。记得他父母只生了他和他哥，他哥哥原来在重庆念书，后参加学生运动，在重庆“三一三惨案”中，在打枪坝（重庆地名）集会时被军阀王陵基派兵镇压开枪打死。那已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的事了，他哥哥的遗孀守了多年的寡，后来嫁给了商人李安石做二房，和我们同住一个院。他哥哥遇难后，他家只剩下了龙二少爷这根独苗，一家人对他特别宝贝。他比我要大三四岁，我在小学念高小时他就上初中了。他学习只是凑凑合合的，也是个戏迷，有好戏必看。本来，因他年长，我想散戏后一起走该照应照应我吧，恰恰相反，他总处心积虑来吓唬我。我在他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一过豁口，他便晃着手电快快地走，然后突然边嚷着“鬼火！鬼火！”边拼命快跑，把我远远地落在后面，我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吓得哇哇大叫。但是叫归叫，就算真有鬼那也还得走过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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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初中以后，功课紧了，我也就不再去看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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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3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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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的学习与生活

私塾与小学

1933年，我已满了4岁，过了端阳节（端午节），父亲就让我上学了。刚开始，我念的是私塾，私塾设在跃龙桥附近的紫苏庙内。老师姓何，是一位吃长素的孤老头子，六十多岁了，单身一人，住在三牌坊曾家药铺内院，是我家邻居。老头子生活很简单，三餐饭大多不吃什么菜，他只将闷好的米饭盛在大海碗里，浇入酱油和香油拌匀吃。老师很厉害，对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从不宽容，大孩子们背不出新课就要挨打，先是打手心，再背不得，就要打屁股——竹板子狠狠地打在光屁股上，相当疼痛，可是调皮的孩子们倒戏称其为“吃笋子炒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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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五月初七，父亲送我去上学。我提着竹编的篮子，篮子里放着《三字经（一）》（我们简称“人之初”）、红描本（供初学写字用，简称“红格”）、毛笔、砚台、墨。小孩腿短，从三牌坊走到紫苏庙要走十几二十分钟。父亲把我交给何老师就走了。从此，我就自己沿着西外老街的石板路来来去去，共走了3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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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铺买的旧学用书都是用毛边纸印的，既薄又不耐用，用不多久，就变成碎纸头了。有钱人家再买新的，我父亲穷，又很节省，就采用裱褙的技术，把新书逐叶撤开，用皮纸和浆糊在背面裱上，然后再装订起来，于是可以用一年也不坏了。念书时我最怕挨打，好在老师给我点的新课我反复读几遍就能背得了，从来没挨过打。何老师特别器重我，亲戚们也都说我“天份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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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庙后面有一条从鸭儿凼流来的小河，河水流向东北，其间和从棕粑店流来的小河汇合，形成一条较宽广的水域。夏天来了，大孩子们最爱偷偷地跑到这儿来游泳。何老师又无法前去阻止，就想出检查的办法，中午下学时，给孩子们的小腿上用图章盖上印记，只要一下水，印记就会被水冲洗掉，只消在下午看看我们的腿上还有没有印记，就可查出谁去游过泳了。被查到的人，少不得要挨一顿“笋子炒肉”。可是孩子们也有对策——把南瓜油涂在印记上，等到油干了以后，下水也不会被冲去印记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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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到深处去游泳，只能偷偷跑到下游浅水凼浸到水里玩。有一次，我居然还坐在一条半斤多重的鲫鱼身上了，高兴得不得了，双手使劲把鱼抓住，拿到岸上，也不敢带回家，偷偷送给邻居家喂猫了。本以为这样谁也不会知道，哪知还是自己暴露了。晚上，我做梦在河里抓鱼，竟然梦游，爬起来满床摸鱼，这就“不打自招”了。第二天母亲一审问，我就只好招了，挨了一顿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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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塾3年，我也学了不少课文。《三字经》学完后，我还学了《百家姓》、《增广》、《太上感应篇》、《千家诗》、《论语》……习字方面，我从填红模到徒手挥笔写字，逐渐有进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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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庙虽不大，但总算是一个古庙，菩萨塑像只剩下大殿里少数几尊，可是老鼠和蛇倒很多。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第一个到校，刚到那我就开始伏在桌上写字。那位置正在大殿横梁的下方，我全神贯注地在写字，别的什么也没看。第二个同学来了，一进来就被吓得慌慌张张的，用手指着我的头，结结巴巴地语不成声。我抬头一看，头顶的横梁上盘着一条不小的蛇，尾巴卷着梁，蛇身一多半垂了下来，离我头顶不过两三米，我也吓坏了，赶快跑开。后来老师来了，让大家别怕，安静等待。过一会，大蛇收卷回去，慢慢爬走了，最后匿藏在牛王菩萨塑像下的一个洞穴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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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家人为什么要我去上私塾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上私塾不限年龄，上正规小学要年满6周岁的孩子才收，而我上私塾时才4岁多一点；二是私塾收费很少，家里负担得起。可是，私塾除了认字以外，就没有别的课程了，而且学历不会得到承认。因此，在私塾念了3年后，还得转学到正规的小学去。我家离西城小学最近，所以我就被转到西城小学去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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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在私塾学习，已经认识上千个字了，自然不能去上一年级，所以就插班到二年级上。然而，新问题出现了，私塾里根本就没有算术课，而小学二年级已经学到乘法了。第一堂课，老师让我们背“九九表”，我简直如堕云雾，什么也背不出来。算术老师是一个姓陈的老头，严格得很，二话没说，就让我伸出右手，挥起板子就打手心，打得还很疼，我也没法为自己解释，只好硬撑着忍受。最糟糕的是，背不得还不能回家吃午饭，我被关在学校里，饥饿难当。好在学校和我家是近邻，只有一墙之隔，我就翻墙回家吃午饭，下午上学时，老师好像早把这事忘记了，丝毫不追究。从此，我下狠心学习数学，也就很快跟上大家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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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小学就办在武庙里，那时的武庙只剩下一两个殿了，正殿还有关圣人的塑像，别处都建起了土墙、瓦顶的教室。当时的校长是个女的，名叫“黄波丽”，是不是这三个字我也拿不准，反正是这个音。当时我还老想，校长也真怪，什么名字不好叫，怎么叫“玻璃”？她的儿子夏顺民和我同班，因他妈是校长，他当然有“威风”，总是很淘气，常常捉弄我，我也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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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4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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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开学，学生都要去“报名”，按本义来说，就是注册，注册就得交学费。我家穷，哪一次也交不出全部学费，只是先交那么一点，其余就欠着。那时，学校还给予照顾，就同意某个学生的学费大部分缓交，也让注册、上课，只不过过了几周校长就要在每天早晚举行的全体学生会议上讲话时点名催交费。这之后，我就回家闹着要钱，要到几角钱就交几角钱。说实在话，也不是故意不交钱，家中确实没钱，因为连吃饭都很困难。记得有一年闹旱灾，粮价飞涨，我家买不起米，就买点豌豆，炒熟了，用磨子磨成面，然后将在田里挖的观音土（白散泥）与豌豆面混好蒸粑粑吃。这种粑粑很难下咽，拉大便也很困难，反正是在饥饿线上挣扎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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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以后，许多“下江人”（外省人）逃国难到四川来，我们西外老街一带也住了不少，虽说他们是难民，但他们吃的穿的都比我们要好，文化水平也高些，他们的子女也和我们一起在西城小学上学，我们也相处得很融洽。至今已快70年了，有的同学远在台湾，我们还有书信往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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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班的有几个外省同学，李延龄（后来他上军校时，因有个国民党军长也叫李延龄，他就改名为李杰龄了）、张立凡、许汝正，还有个女同学叫戴筱卿，年龄也不过十一二岁，可是个子高大，像个成年姑娘似的，丰满、性感，调皮捣蛋的同学给她送了个外号，叫“小飞机”。放学以后，她和几个女同学走出大街以后，后面一群小孩就跟在后面叫“小飞机”。班上还有个特别坏的同学，叫戴先佑，是大巷子军阀军队退职戴营长的继子，这孩子老去欺负戴筱卿。筱卿向老师告状，戴先佑就被老师打了屁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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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班中，有个女同学叫刘宗富，是个孤女，与奶奶相依为命。她奶奶是个带发修行的老女居士，没地方住，就住在紫苏庙里，所以同学们给刘宗富送个绰号——“尼姑”。放学以后，有的人就跟在刘宗富后面喊她绰号，使得刘宗富心情不愉快。记得有一次，她还和我谈心，谈起这些事，令人同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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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中，李延龄、戴先骥和我很要好，那时，我们还想结拜成弟兄。戴先骥中学毕业后到重庆电信局工作（做练习生），不久病逝。李延龄于16中初中毕业后，上了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后续学校），后来到了台湾，转为海军。上世纪末，我们联系上了，直至目前都还在通信。2007年8月，台湾大中华乡亲联谊总会邀请我和爱人王孝惠参加访问团去台湾访问，途经高雄时，我同他见了面。想不到，六十多年后我们能见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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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女同学叫唐犹章，我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糖油渣”，她知道后很不高兴。她是一个内向的人，脸上好像从来都没有过笑容。还一个女同学，叫彭正香，长得较丰满、美丽，好像小学毕业后就没上中学，较早地和我远房堂兄曾德雨（曾沛甘）结婚了，后来死得也较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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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女同学要记下来，一个是蒋骥禄，另一个是戴先维。

蒋骥禄是袍哥大爷蒋翰章的小老婆生的二女儿，蒋翰章是地主，自以为了不起，对我们这些穷人根本瞧不起，依仗着袍哥势力欺负弱小，对我父亲也极尽凌辱。蒋骥禄和我并不同班，大约低一年级，但是同在一条街住，经常碰头，还是很熟的。她长得十分艳丽，脸颊白里透红，笑起来一对酒窝更是十分诱人，我打心灵深处喜爱她。可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娶到这样的地主女儿做妻子，但喜爱还是要喜爱，我想，像欣赏牡丹、玫瑰那样来关爱她有什么不行的呢？我总在有机会的时候接近她，逗她笑笑，把她的笑脸当成一朵盛开的玫瑰来品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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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大约在1949年春，骥禄爱上了住在她家对门的刘兴汉。这个男同学，说实在话学习成绩也不好，有些呆头呆脑，总的来说，不是一块好料。可是爱情就是这样作弄人，往往就是让一朵玫瑰插在牛粪上。热恋中的这一对恋人，私奔到了重庆同居，后来，她怀了孕。她家里知道后，十分愤怒，觉得有辱门庭，于是，骥禄的么叔（小叔）跑到重庆把她抓回永川家中，逼迫她服红磷火柴头和烧酒来自杀，人还没死就装入棺材埋了。这一事件暴露后，蒋家大爷和么叔逃遁他乡。永川有好事的文人，还将这一事件编写成了长诗发表在报刊上。我回到永川听到此事时，深深可惜这朵玫瑰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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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维确实是我单恋多年的女子，她是我同班同学，住在我家对面，我爱她可以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在1944年期间，我写了不少情书邮寄给她，但是总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尽管我经常看到她，但是她对我毫无表示。连女同学盈明英都有点打抱不平，说我是多情种子。后来，戴先维嫁给了我初中同班同学钟德瑞，因为他们都是地主出身，门当户对呀！1954年春天，我们重庆大学工会曾组织我们到北碚去度假，我知道那时戴先维在西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学习，曾去看她，见了一面。后来，院系调整我到北京，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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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老师中，有两个我印象较深。一个是体育老师李昌冰，小时候，我这一双小腿经常犯疼，不能劳累，有时疼得还较厉害，父亲不得不用脱脂棉浸透了热水拎干后来给我热敷。因有此毛病，我从来不敢上体育课，一上体育课就请假——往往由父亲写好假条，然后我去找来父亲的图章，盖上章，交给李老师。有一次我忘记先盖章，交假条时发现了，赶快从口袋里摸出图章盖上，李老师看见觉得奇怪，怎么我竟把大人的图章带在自己身上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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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老师叫萧向乾，是教语文的。有一次举行讲演比赛，他让我以及其他几个同学准备好，然后在全体大会上试讲。我平时很少在大庭广众下讲话，上台后自然很紧张，一双手背在背后，讲话结结巴巴，身后的一双手还在颤抖。萧老师好把我奚落一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实，干什么事也总是通过实践锻炼出来的，不应该一开始就给人泼冷水。
人的一生總是悲歡離合，有失意時就有得意時，格言所說。只為此已是過分，要怎樣才是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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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5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3
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远足、看闲书及挑煤

远足

在小学期间，春暖花开的季节，学校常组织我们“远足”——徒步郊游。常去的地方有卧龙凼、黄瓜山、响水洞。 卧龙凼、黄瓜山近一些，响水洞就远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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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卧龙凼，看到那小庙前一潭幽深的静水，总会想起那些神奇的传说。据说某个寺庙有一口神钟看中了卧龙凼幽静的环境，想飞来这个庙中落户，就给庙中的老和尚投梦，说好在某夜飞来庙中的空闲钟架上就位。可是在约好的那夜，老和尚忘记了神钟的嘱咐，把庙门关了，神钟飞来，撞在山门上，被弹回落入庙前的深潭中，恰好罩住了深潭中的孽龙。我们想，是不是深潭底下真有一口神钟罩着那条爱兴风作浪的孽龙呢？据说，如果天旱时，集中几十台水车（龙骨车）把潭水抽走后，便能看到神钟的钟顶。那时，乌风暴雨就会立即袭来，暴雨过后，旱情就会消除。所以，我站在卧龙凼边，心中总有几分惧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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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远足到黄瓜山，爬上山顶，走近白塔，我会联想到雷峰塔，联想到白娘子。仰望白塔，不由地幻想：如果塔倒塌了，塔底下会有一条大白蛇吗？会立即变成漂亮的女人吗？

去响水洞，往返近30里路，真是令我们走得皮裂嘴歪。一进洞口，就能感到有一股凉气。洞里漆黑，路又高低不平，小孩子们谁都怕进去。据说，走到深处，可以听到流水声，里头有暗河（地下河），在地下流淌很远，最后汇流到地面的河流中。到了响水洞就不能不去逛逛双石桥，这个小镇不大，但是进场口的那座廊桥还是值得看看的。可惜桥身的木柱、木板都有点破烂了，显然赶不上桂林那美丽的花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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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我们有时还去爬箕山坡，一直要爬到萱花寺。其间的山路不好走，又是上山，确实很累，但我们还是爬上去了。站在萱花寺外，俯瞰永川城，真有点“飘飘欲仙”之感。下山时，有的人还主张“另辟蹊径”，不走原路，而是沿山梁向东走，到达老鹰岩了才沿石板路下山，多走好几里路。下得山来，一双腿特别酸疼，总要痛七八天才好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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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闲书

大概是我8岁那年的冬天，天气比较冷，大人、小孩都待在屋里不想出去。我烤着“灰笼”取暖，闲坐着也没意思，阿姐给我找来一本印度童话故事选，我一个一个童话看下去，觉得很有意思，比什么书都有吸引力，我于是爱不释手。从此，我就离不开故事书和小说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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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煤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就是烧的煤我们也没钱到市面上去买，都是自己挑着煤筐到小煤窑去买刚出窑的煤。记得我第一次随父亲到离家约15里的“烂泥沟”煤窑去挑煤时，我刚8岁，那次，我只挑了30斤煤。刚把煤筐挑上肩时，还不感到难受，走了一两里路，我就觉得越来越沉重，一双腿也越来越酸软，肩头也磨红了，想到还要走十多里路才能到家，真是难受死了。每走一二十步，就得停下来歇歇。但是我咬紧牙还是继续走，花了两三个小时才走到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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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现实的逼迫下，每隔半个月我都得随父亲去挑煤。经不断练习，我的耐力逐渐提高，从30斤增到40斤、50斤、60斤，等到十三四岁时，我就可以挑80斤了。解放初期的1950年，重庆大学学生会组织贫困同学劳动互助，我已可以从嘉陵江边的煤船挑120斤煤爬坡运到学生食堂了。当然，这劳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使得我双下肢出现静脉曲张。后来，我因参加我国的核试验，受到了地面剩余核辐射的照射，静脉曲张越来越厉害，最后出现了疼痛和跛行的症状，不得不做下肢静脉结扎手术。
人的一生總是悲歡離合，有失意時就有得意時，格言所說。只為此已是過分，要怎樣才是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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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6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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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记事

小学毕业以后，就该上初中了。那时永川只有两个中学，永川县立中学和私立英井中学，可是县中为防日本飞机空袭，搬到陈食场去了。要上县中就必须住校，而我家不可能承担这样的重负。上英井中学虽是学费贵一点，吃住就可以在家中凑合了，勉勉强强还能对付，于是我就报名上了英井中学初中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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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所用的学费是向曾家祠堂借的，祠堂有这种规章：家族子弟上学困难时，可以向祠堂贷款。那时法币贬值特别快，开学时借的学费，到学期中间，就不值多少钱了，还起来就容易得多。正是有了祠堂的贷款，我才能上得起英井中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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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学，我要从三牌坊到中河坝来回走两趟，即使走近路，一个来回总有十二三里，每天要走二十多里路，脚上穿的鞋费得厉害，每半个月就会穿破一双。鞋都是阿姐为我做的，做鞋费的功夫就不小。

上中学后，我仍然喜欢看小说。有了好的小说，晚上就是少睡觉也要看下去。记得有一次，在下午放学时，一个同学借给我一本《江湖奇侠》，限定我次日早晨上学时还给他。一本600多页的厚书要在十来小时内看完，真是不容易呀！我差不多整夜没睡，在小煤油灯下，像赶什么紧急任务那样看完了，早上到校就把书还了。可是上课时困得不行，迷迷盹盹地睡着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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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堂课是教务主任方伯超老师上的地理课，他看见我睡着了，就把我叫醒，问我听见讲课没有，我说听见了，他进一步追问讲的是什么，我看到黑板上写着“河北省产棉区：东河棉、西河棉、御河棉”，就照着回答，勉勉强强混过去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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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新问题来了，由于常看小说，几何学我学得很差。对于几何学作业，有图的题我还凑合能作，而碰到纯文字题，我就一筹莫展，连图都不会画。这一来，我认识到再看小说不行了，下决心不看小说，把全副心思用到学习上，于是各门课程就有了明显的进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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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也有几个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童子军教官苏××，好像是来苏场人。谁也记不得他的大名，但因为他有着满脸麻子，大家都叫他“苏麻子”，后来又改叫他为“苏麻花”。他倒自我解嘲说：“老子越活越年轻，麻子变麻花了。”上课时，他坐在课桌上，翘起二郎腿，开口就是脏话。这个人很凶，若学生犯在他手里，可不轻饶，他会用楠竹板子狠狠打手心，或者打屁股。熊教官就稳重得多，也没这样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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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老师叫敖硕昌，他是重庆大学毕业的，教我们几何学。敖老师个子不高，讲课、走路都用脚一垫一垫地抬高身子。他是数学系毕业的，所以教初中几何学当然没问题。我的几何学基础应该是受他的教学而奠定的。好像在永川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同学的姐姐，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当几年后我到重庆大学上学时，他已在数学系当讲师了。1953年院系调整，这些老师便都去了四川大学数学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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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井中学校长何维伯教我们“公民”课，他的儿子何圣谕是我的同班同学。校长的视力很差，戴一副高深度近视眼镜，可是点名时却要取下眼镜放在桌上，点完名再戴上。有一次，他取下眼镜放好，就开始点名，前排调皮的同学，把他的眼镜移到一边去，他点完名，摸来摸去怎么也找不着眼镜，有些急了。同学们低声地嬉笑起来，他知道被捉弄了，很生气，发一通脾气，大家才哑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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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7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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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抗日战争中躲警报

从1940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四川各地的轰炸力度，尤其是重庆，被炸得更厉害。听说重庆大隧道惨案十分凄惨，日本飞机把炸弹投在防空隧道洞口，引起洞内躲空袭者的恐慌，大家都想跑出洞口逃生。据说因宪兵把洞门锁上了，谁也出不来，互相踩踏，加以洞内缺氧，死亡一万多人。又正值夏天，尸体很容易腐烂，国民党政府很怕群众知道惨案的实情，偷偷用公共汽车在夜里拉死尸，扔到长江里。这真是可恨、可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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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特别怕日机空袭，一听到警报就往乡下跑。记得1941年9月6日（农历辛巳年七月十五），正是盂兰节（中元节），家家都准备给死去的老人烧“伏纸”以表孝心。早上8点多，人们便听到空袭警报，我急急忙忙带了点食物和饮水，沿着跃龙桥外的石板路往三圣寺方向走，然后在路北稍远处找了一户农家的竹林丛中坐着，等待警报解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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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与往常特别不同，从预备警报到空袭警报间隔的时间不长，可是等了好久也没有紧急警报，也不发解除警报。等到12点多了，还是不见动静，有的人不耐烦，以为没事，就回家去了。我始终呆在竹林里没走，1点多钟时，突然西边响起了敌机马达声，声音特别大，因为飞得很低。我就很纳闷：敌机通常总是沿着成渝公路由东向西飞的，今天为什么大不相同？还没等到我悟出点道理，敌机在离城还有几里地时，就开始投弹了。其中一颗炸弹击中玉屏山西边半山腰上的一块巨石，爆炸声简直惊天动地。另外，天空中一颗通红的燃烧弹直向大南门冲去，击中一家饭馆，顿时，巨大的黑烟冲天而起。哎呀！可怕的轰炸开始了，我卧倒在竹林中伏着，一动也不敢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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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狂轰乱炸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敌机向东飞走了。再过十几二十分钟，一群吓得魂不附体的逃跑者从跃龙桥口冲出来。最醒目的是大兴街石印铺老板李安石，由他年轻的小老婆背着跑来。他本来就是瘸子，走路一瘸一拐的，这一吓简直就瘫了。逃出来的人，带来轰炸惨状的消息：重灾区是西门坳，残墙断壁，尸横瓦砾中，残肢断臂和内脏挂在树枝上，惨不忍睹。骑龙街尽头的城墙炸成一个大豁口，炸死几百人，有的全家死光。因为好多躲警报的人都半途回去了，成了牺牲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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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惨痛的历史事实，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日本鬼子的血腥罪恶。抗日战争持续8年，中国牺牲了3500万人，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和牺牲，难道中国人民不该世世代代铭记不忘吗？！日本当今某些人不以史为鉴，还想卷土重来，简直是白日做梦，中国人民不答应，全世界人民也坚决反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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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轰炸永川时，我母亲已经病重不起。炸弹剧烈爆炸，弹片飞到1000多米外的我家屋顶上，当时我阿姐在母亲身边，马上背起母亲，冲出后门，躲到一丛竹林边。母亲受到严重的惊吓，病情加重。为防日本飞机再次来轰炸，只好由我陪伴，住到靠西山不远的堂叔（我们喊他乡坝三叔，因为大家喊我父亲街上三叔）家，秋末冬初才回到自己家。母亲病得越来越重，不久去世。母亲虽说是病逝，实际上死因是和日本飞机轰炸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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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8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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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我那魂牵梦绕的校园

入学十六中

永川这个山城，虽然过去就处在成渝官道上，后来又在成渝公路上，但毕竟还是落后、闭塞，缺乏公共设施，早先连个公园都没有。记得在1932年时，我3岁那年，好像才建起北山公园。一个初夏的傍晚，我父亲带着我去逛北山公园，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它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公园中绿荫夹道，鲜花遍地，茶馆、凉亭里游人济济，更使我感到开心的是，我父亲的朋友给我买了西洋饼——蛋黄饼和蛋糕。夜色中，山下城里的万家灯火也格外有趣。这是我童年时的北山印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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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山公园改为中山中学（十六中）的校址，不再是休闲之处了。之前也曾说及，我的一个堂姐自小爱看仙、侠、神、怪小说，上中学后转而笃信佛教，看破红尘，立志修行，邀约一个相好的女同学上了真武庙带发修行。真武庙就在北山公园东侧的高山上，我有时去庙里看堂姐，就要从北山公园门前过，大门紧闭，门上有一个很大的国民党党徽，大门紧东边是一所豪宅，这就是同学黄友政的家。他们黄家在永川是数得上的富豪。高大的门口，有一副对联：“宅邻学舍闻弦诵；家近禅房听磬声。”说来也怪，这副对联过了六十多年我还记得。黄家大院的东墙外就是上真武山的坡道，一百多级的梯阶使真武庙高高在上。站在庙门就可以俯瞰北山公园全貌，也可一览大半个永川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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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底，我初中毕业了，英井中学高中部收费很多，我们穷人上不起。我父亲恳请曾家族长曾听秋找到当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曾拱北出面向十六中校长樊树芬求情，让我上十六中。我获准参加1944年初的入学考试，放榜时，我列在备取第三名。因为十六中是为沦陷区到大后方的流亡学生设立的，我们四川学生就要放在备取的一栏中。我们四七届春甲班中除我以外还有匡楷泰、周德顺、谢发迹、刘××(铜梁人)也是这样考取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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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入学后，我看到北山公园已有许多变化，花草少了，但香樟树还是那么挺拔、葱绿，夏天浓荫蔽日，使得公园格外凉爽。西北角高处新添了几排干打垒墙的稻草屋，这就是我们学生的宿舍。公园中部有了一个大操场，操场北边有个大台子，这是开会的主席台，也是学生剧团演出的舞台。操场的西北角就是厨房、食堂，食堂分成两段，紧靠厨房那部分是瓦顶房，东边那部分是稻草房。再靠北就是公园的主干路了，主干路以北依山势新建成了几栋教室。公园原有的房屋，有的利用来作教室，最高处那二层楼原来是茶馆，现在第一层是图书馆，稍低处是校医室。公园进门处北边高的地方是学校各办公室，沿石梯而上，先是校警和司号室，再往上，郁郁葱葱的万年青丛中才是校长室、教务处。而进门处向下走就是教师宿舍，一层一层的瓦房，排列有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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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校地域广阔，除了上下课打铃外，起床、就寝、放假还得靠司号员吹号来指挥。尤其是早上起床，如果没有起床号，我们真醒不过来。起床号特别有意思 ：嗒、的－、嗒、嗒－，的、的－、嗒、嗒－、的、嗒－、嗒、的－、的、嗒－、嗒、嗒－。大家还按音给配上词 ：“大天白亮，催猪起床，起床看猪，猪在床上。”每逢星期日，早饭以后，大约9点钟，司号就要吹放假号，可惜那号音记不得了，只是配的词有一句还记得 ：“哪里有钱，哪里耍……”吹过放假号后，校警打开校门，学生们就可以出去上街逛逛或买东西。有钱的人还可以上馆子吃一碗“宽叶子”烩面，这“宽叶子”给大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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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泳 [19楼] 发表于：2011-10-24 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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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高中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虽说住的稻草屋还算不错，冬暖夏凉，一个班30几个人住一间屋，睡的是上下铺，教室也还可以，但是吃就太差了。1944年我们入学后，主食一直是永川县粮库里的碛子米（就是脱去稻壳未经碾过的米），量也很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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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是干稀饭，八个人一桌，一个木饭桶盛有大半桶稀饭，每人分得一碗后就剩下不多了，第二轮每人只能分到小半碗；所吃的菜就是瓦钵里的一点煮蚕豆，每人只能分到十几粒。有的同学吃的时候还把蚕豆皮剥掉，记得在一次朝会上，樊树芬校长还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蚕豆皮也很有营养的，丢掉是很可惜的。有个姓赵的安徽同学对蚕豆过敏，不能吃蚕豆，总把蚕豆分给别人，自己买来酱豆腐就稀饭，我们真羡慕他。中饭是碛米干饭，每人也只能分到一碗多一点，而菜呢，一年到头都是一小钵熬水萝卜，每个人分到的连汤带菜也不过小半碗。当时最大的幸福是每月打一次“牙祭”——午饭有一小钵红烧牛肉，那真是最好的美味啊！当时永川的牛肉比猪肉便宜得多，所以只能吃牛肉，不能吃猪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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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监督厨房的工人，每天都有一位同学任监厨。每人每年大约可以轮到一次，监厨监督工人们称米、称油、称菜、称调料，饭菜做好以后，再监督他们分饭、分菜，要做到分得均匀。监厨则可以在厨房里吃饭，厨工给的菜和饭都稍多一点，这就十分优惠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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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期间，我无时无刻不感到肚子空虚，星期天回到家里也是缺吃的。偶尔看到石磨上剩得有不多一点麦麸，也像宝贝似的把它扫集起来，用水调成糊，加一点漏糖（糖厂制糖留下的不结块的糖稀），在干锅中（不加油）烙成麸饼，吃起来也十分可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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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年春节前（1945年），学校放寒假了。在永川附近有家的或有亲戚的同学，都纷纷回去过年了，宿舍里只剩下零零落落十几个人，格外孤寂，格外清苦。看着这一情景，我暗自琢磨：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些同学过一个比较欢快的年呢？那时我的母亲已去世，继母又没有这样的胸怀，我只有回到家里和我父亲商量。可是我家里也穷得叮当响，好在我父亲能理解我的想法，向富裕一点的亲友借点钱，先应对眼前的急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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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借来了，我高兴极了，但又不好让家里的父母来操持，我虽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还是下决心自己动手干。我买了几斤猪肉，也买了萝卜、白菜、莴笋等，学着大人那样，做了回锅肉、蒜泥白肉、闷酥肉、米粉肉等四川菜，满满地蒸一甑子白米饭，让大家吃个饱。十几个同学分成两桌，大家都格外高兴，过了一个欢欢喜喜的春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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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后，当我大学毕业在上海交通大学进修时，也正值春节期间，我到同班同学郁彭寿家中去看望他时，他还提到了这次会餐。虽说这事普普通通，但给人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1992年，郁彭寿有机会到了重庆，重访永川，还专门去找我那老家旧居，可是老房子早就拆了。2008年，十六中同班同学余家浚从武汉来北京参加哈军工的聚会，抽空到望京来看我们在京的同班同学，计有张颂甲、王刚、林长治夫妇和我，真是难得。我们利用好伦哥自助餐厅做会场，谈话间，余家浚还回忆到那次春节的简单聚餐会，尽管那已是63年前的事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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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北山十六中的食堂，还必须提一提食堂的一大奇观。虽说当时我们吃不饱，但是洗餐具时总还有些许米粒残渣等倒进水沟里，积少成多，足够老鼠饱餐，况且操场南侧就是永川县政府的粮仓，大批公粮存储在那里，鼠患特别严重。那一带本来老鼠就多，下水道一连通，老鼠交通很方便，吃食不愁。老鼠繁殖特别快，长得也特别大，大的有一尺来长，二三十厘米长的老鼠那就太普遍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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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开完饭后，阒无一人，那儿就成了老鼠的天下，几十上百的老鼠窜来窜去，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偶尔人去了，群鼠轰拥窜入地沟，吱吱狂叫真会让你吓得倒退。夜里，老鼠还到宿舍里捣乱，同学们年轻，睡得特别深，趁此时机，老鼠在人身上跳来跳去。有时跳得过低，鼠爪划破人的脸，早上醒来才发现脸上莫名其妙地留下几道划痕。最讨厌的是，老鼠还爱啃人的脚后跟的硬皮子，啃成一道一道的深槽，槽里的嫩肉经不起走路时的碰磨，那可把人坑苦了。好在那时还没发生通过老鼠传染疾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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