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粮票
粮票，对于三十岁以下的人来说，不知何物，但在粮食统购统销配给制的年代，那却是赖以生存的票证。有了它，才可以买到一日三餐或两餐的定额供应的食品。二两粮票，可以吃上一碗二两份量的面，或者买上两个一两一个的锅魁。
现在，物资大量丰富了，早已取消了配给的供应制度，只要你有钱要买多少也行。每当我看见那些宾馆餐厅满桌满桌的残汤剩饭时，不由地使我想起四十多年前二两粮票的往事，而且心中总充满愧疚负罪之感。
1959年的夏天，我从部队休假回到我妻子教学的一个小镇上。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农民开始断粮了，但为了显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市场还打扮得一派繁荣景象。到夜晚，小镇上的小吃部搬到了街沿边上，灯火通明，什么汤圆、三合泥、抄手、珍珠圆子、醪糟等，各种面食玲琅满目，甚是繁荣热闹。但这一切，必须凭票供应，真是“有钱有票请上座，无钱无票休进来”。这时的粮票显得比钱还珍贵，因为配给制的供应对象是城镇人口，也就是所谓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或工厂工人、部队军人和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而只能凭供应证在当地粮食部门购买粮食。除有特殊情况，如因公出差，单位开上证明方可在你的供应定额内改成粮票发给。种地生产粮食的农民，不是供给的对象，是无权享受的。在小食摊前围了不少的人，但看的多，吃的少，因为他们没有粮票。当我去小摊上宵夜，掏出钱粮购食时，总会引来很多羡慕的眼光，进食时还会遇到许多大人、娃儿贪婪地把你盯着。对他们那种食欲的渴求和凄凉的眼神，我真的有些怕，往往急匆匆地吃了就走。
有一天，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据说也是我妻子学校的学生，拿了两个鸡蛋到我家，带着撕哑的声音对我妻子说：“老师，你家有粮票吗？我用鸡蛋给你换二两，我的爷爷快死了，想吃一碗汤圆。”当时我的心底只装着一个“法”，然而却忘掉了一个“情”。我妻子问我可以吗？我说不行，那女孩便浸着眼泪静悄悄地走了。事后，我真后悔，粮票不能买卖和变相买卖，为什么不可以送她呢？许多年来，那女孩哀求的眼神和绝望的身影总鞭笞我的心，一个老人临死前想吃一碗汤圆的愿望，我有能力满足而没有去做，真感到羞愧和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