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1935年6、7月间，上海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那就是“新生事件”。
1933年12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新闻出版界前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同情福建人民政府”的罪名予以查封禁止出版。当时韬奋正在国外考察，他的战友爱国民主人士、工商界名人杜重远就接过这一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火炬，利用他知名人士的身份和社会上多方面的关系，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申请登记，创办《新生》周刊。获得批准后，这本周刊就由杜重远出面任主编，原《生活》周刊的编辑艾寒松任编辑。创刊号于1934年2月15日出版。内容仍为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针砭时弊，要求进步。由于内容符合大众意愿，封面形式又与《生活》周刊大致相同，因此受到广大读者欢迎，销数不断上升，继续发挥了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热情的舆论作用。不料出到1935年5月4日2卷15期，因发表了一篇易水写的《闲话皇帝》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日本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生物学很有研究。日本皇宫内有实验室，他大半时间花在蝶类的分析研究上。评论说如果他的毕生精力能多用于研究工作则成就将更大。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说法，并无恶意，并且按照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规定，先将原稿送审后才发表的。可是上海的日文报纸大嚷大叫，向国民党兴师问罪，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借机挑起事端，煽动日本浪人游行示威；又以侮辱日本天皇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谢罪”，“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国民党政府一一允诺，交上海法院审判。法院开庭之前，杜重远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出庭；有些热血青年则愿代杜受审。但是杜重远不愿牵连书店和朋友，毅然挺身出庭。法院判决前两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竞联名发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务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记事，违者严惩不贷”云云。法院终于判处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此时杜寓居于金神父路安和新村)；禁止《新生》周刊出版；并在暗中不断追查作者易水。这个易水究竟是谁呢？原来就是艾寒松的笔名。
艾寒松本名艾逸尘，生于江西高安，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平时爱读《申报》、《生活》等爱国进步报刊，也给各种报刊撰写有关青年修养和进步思想的文章。他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青年烦闷之由来》，以后就陆续在这本刊物上刊出不少对青年进步有益的文稿，为此受到《生活》主编邹韬奋的器重，约期会晤交谈融洽，就被邀请参加了《生活》的编辑工作，成为韬奋的助手。这一时期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是危机日深，而国民党反动派却高呼“攘外必先安内”忙于内战，对日寇却采取了步步退让屈膝投降的政策。这时《生活》在邹韬奋、胡愈之、毕云程、艾寒松和徐伯昕等思想先进、热爱祖国的学者专家主持下，内容越办越好，销数越来越多，曾达到当时全国杂志销数的首位，受到了国内和海外广大读者的欢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屈服，对人民镇压，《生活》的言论就抨击得更尖锐更有力，因而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加忌恨。就在韬奋被迫出国考察，《生活》周刊实际由艾寒松主持的时候，下了毒手，明令禁止《生活》周刊出版。到了“新生事件”发生，杜重远被判徒刑，敌人仍在追捕作者易水。艾寒松因处境危险，上海无法存身，就在1935年9月被迫出国，先至法国巴黎，后又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出版的中文《救国时报》编辑部工作。在1938年2月抗日战争紧张激烈时，他从国外回到武汉，与战友重逢格外感到亲切，担任了生活书店总务部主任，紧张地投入了新的战斗。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由武汉迁至重庆。艾寒松改任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委员，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当时印刷出版条件非常困难，但在他努力下仍完成了艰巨的任务。由于上海沦为“孤岛”后，英、法等国的租界还存在；与香港、新加坡等海外物资运输交通往来未断；纸张、油墨、印刷用品也都可通过香港由海外输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作家文化人还滞留在上海，上海仍是组稿出版的重要阵地。为此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于1939年9月调派艾寒松到上海主持组稿出书工作。他在敌伪特务威胁下不避艰险，关心进步知识分子，组织到不少稿件，还参加了《集纳》期刊的编辑。
艾寒松对革命工作无限忠诚，为党的事业竭尽心力。他对人谦和忠厚朴实，与书店同事相处融洽，大家对他都很敬爱。1940年，我从广东梅县调回上海，同他相处过一时期，经常与他交谈，在分析抗战形势，指点革命前途和个人修养等方面都得到他很大的帮助。我的二弟周遇春在战乱中失业，经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先生同意进香港生活书店工作，曾担任将进步书刊运往内地供应读者的任务。1940年又冒着日寇封锁、搜查和国民党军队沿途设卡查禁的危险，将大批书刊飘洋过海到台山，经梧州、柳州到桂林，就在桂林工作。1941年桂林分店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门停业后他回到上海。艾寒松很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介绍他进绿宝鲜桔汁公司任职。这一年他举行婚礼，留在上海的生活书店同事都来道喜，艾寒松应邀做了证婚人。当时有几个地痞流氓企图捣乱敲诈，但看到证婚人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吹口琴的乐队又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邪不敌正，终于悄悄溜走，没有发生事端。这是艾寒松当年在“孤岛”上的一个小插曲。
1942年，艾寒松经党安排调往苏北解放区，任盐阜行政公署文教科长、阜东县委宣传部长、《盐阜报》总编辑等职。在敌伪军队频繁扫荡特务汉奸严密封锁非常艰险的情况下，他与战友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把报纸按期出版，为解放区军民提供了精神食粮。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上又调他到上海工作。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化妆改名隐蔽在上海西南角偏僻地方建立起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点。他与妻子孩子一家四口挤住在六平方的房间里，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为党做工作，并为《民主》周刊等进步杂志写稿。有一天他在途中突然遇到一个在解放区认识而后来叛变成了特务的人，当时他虽然机智地躲开，但是已被发现，并遭追捕。党就决定要他全家撤离上海，先至天津，再经交通员引路通过层层封锁线历尽艰险到达了河北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全国解放后，艾寒松奉调南下，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1953年又调至武汉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副教育长。1957年再调回江西任江西省委候补委员和省党校校长、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他根据上级指示和有关方面要求，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废寝忘餐，夜以继日地编写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于1952年6月出版。1957年他根据党的“八大”精神作了修订，还增加了“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和集体领导的个人迷信”这一重要章节。修订本出版后受到广大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热烈的欢迎。各级党校和各单位党组织纷纷将此书作为党课教材。这本书从1952年初版起至1963年止共出了七个版本，印刷了三十一次，发行了近千万册。这一时期是艾寒松一生中工作最顺利、心情最舒畅的日子。我们这些生活书店的老同事都为他高兴，祝愿他作出更大的成就，万万没有料到这时已经是山雨欲来的前夜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里，寒松遭受残酷迫害，这里就不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