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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清静 [楼主] 发表于:2010-10-29 19:43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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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籍丛书目录
1、《长安客话》[明]蒋一葵著 / 1960-04,1980-08,1982-04 ,2001-02精装本(与《酌中志》合册)
2、《宛署杂记》[明]沈榜著 / 1961-02,1961-05,1962-05,1980-11,1982-04,1983-12(精装本)
3-4、《帝京岁时纪胜》[清]潘荣陛著;《燕京岁时记》[清]富察敦崇著 / 1961-05,1962-04,1981-08,1983-06,2001-02精装本(与《人海记》《京都风俗志》合册)
5-6、《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张爵著;《京师坊巷志稿》[清]朱一新著/ 1962-03 ,1983-05 ,2001-02精装本
7-8、《昌平山水记》[清]顾炎武著;《京东考古录》[清]顾炎武著/ 1962-07,1980-10,1982-04
9、《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清]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 1962-08,1982-01
10、《天府广记》[清]孙承泽著/ 1962-11(平装,上下全二册),1982-01(平装,上下全二册) ,1984-09精装本,2001-02精装本
11、《琉璃厂小志》孙殿起辑/ 1962-12,1982-09 ,2001-02精装本
12-13、《北平考》[明]阙名;《故宫遗录》[明]萧洵著/1963-03,1980-10,1982-04,1983-04
14-15、《明宫史》[明]刘若愚著;《金鳌退食笔记》[清]高士奇著/ 1963-03,1980-11,1982-04
16、《帝京景物略》[明]刘侗 于奕正著/ 1963-09,1980-10,1982-04,1983-12精装本,1992-06(平装和精装本),2001-02精装本
17-18、《京城古迹考》[清]励宗万著;《日下尊闻录》[清]阙名/ 1964-01,1981-10,1983-05
19、《宸垣识略》[清]吴长元辑/ 1964-04,1981-02,1982-04,1983-12精装本,2001-02精装本
20、《日下旧闻考》[清]于敏中等编纂,点校:瞿宣颖、左笑鸿、于杰/ 1981-10(平装,全八册),1983-05(平装,全八册) ,1985-06(精装,全四册),2001-02(精装,全四册)
21、《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崇彝著,点校:石继昌/ 1982-01,1983-05
22、《北京风俗杂咏》孙殿起辑 、雷梦水等编辑 / 1982-01,1983-05
23、《天咫偶闻》[清]震钧著,点校:顾平旦 / 1982-09
24、《藤阴杂记》[清]戴璐著,点校:石继昌 / 1982-10
25、《析津志辑佚》[元]熊梦祥著 ,点校整理:李致忠等 / 1983-09(有平装和精装本),2001-02精装本
26、《养吉斋丛录》[清]吴振yu,点校:鲍正鹄/ 1983-12 (有平装和精装)
27、《鸿雪因缘图记》[清]麟庆著文,汪春泉等绘图 / 1984-10(全三册,有平装和精装本)
28、《石渠余纪》[清]王庆云著,点校:王shi华 / 1985-02(有平装和精装本),2001-02精装本
29、《梦蕉亭杂记》[清]陈猱龙著,标点钟碧荣,荣孟源校阅 / 1985-05
30、《唐土名胜图会》[日本]冈田玉山等编绘,翻译:钱端义、周丰一 / 1985-07(上下全二册,有平装和精装本)
31、《北京风俗图》陈师曾画 / 1986-06(有平装和精装本)
32、《清宫词》[清]吴士鉴等著,点校:石继昌 / 1986-05
33-35、《旧京遗事》[明]史玄著;《旧京琐记》[清]夏仁虎著;《燕京杂记》[清]阙名,点校:骈宇骞 / 1986-07
36、《北京风俗杂咏续编》雷梦水辑 / 1987-04
37、《明宫词》[明]朱权等著,点校:商传 / 1987-05
38、《国朝宫史》[清]鄂尔泰 张廷玉等编纂,点校:左步青 / 1987-07(平装上下全二册),1994-07(精装一册、平装上下二册),1994-08(精装一册、平装上下二册),2001-02精装本一册
39、《光绪顺天府志》[清]周家楣 缪荃孙等编纂,点校;左笑鸿等 / 1987-12(全16册,有精装和平装本),2001-02精装本全八册
40、《泛槎图》[清]张宝著 / 1988-02(平装,上下全二册),1997-03(精装,上下全二册)
41、《辽金元宫词》[元]柯九思等著,点校:陈高华 / 1988-02
42、《清宫述闻》章乃炜著,点校:刘潞、黄海涛 / 1988-07
43、《光绪昌平州志》[清]缪荃孙 刘万源等编纂,点校:赵其昌/ 1989-08
44、《人海记》[清]查慎行著,点校:石继昌 / 1989-09,2001-02(精装本,与《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京都风俗志》合册)
45、《雪桥诗话》杨钟羲著,点校:石继昌 / 1989-12(有平装和精装本)
   《雪桥诗话续集》杨钟羲著 ,点校:石继昌 / 1991-08(有平装和精装本)
   《雪桥诗话三集》杨钟羲著 ,点校:康奉、李宏、周南 / 1991-08(有平装和精装本)
   《雪桥诗话余集》杨钟羲著,点校:康奉、李宏、周南 / 1992-01(有平装和精装本)
46、《元大都宫殿图考》朱契著/ 1990-03
47、《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朱契著/ 1990-03
48、《北京宫阙图说》朱契著/ 1990-03
49-50、《百哀诗》吴鲁著;《驴背集》胡思敬著,点校:金家瑞 / 1990-10
51、《西关志》[明]王士翘著,点校:吴梦麟、吴元贞、晋鸿逵、韩仲民、朱希元、罗哲文 / 1990-12(有平装和精装本)
52、《燕都丛考》 陈宗蕃著,点校:王灿炽、张宗平 / 1991-10(平装本和精装本),1994-07(平装本和精装本),2001-02精装本
53、《恩福堂笔记 诗钞 年谱》[清]英和著,点校:雷大受/ 1991-10(有平装和精装本)
54、《春明梦余录》[清]孙承泽著,点校:王剑英 / 1992-12(上下全二册,有平装和精装本)
55、《大清畿辅先哲传》徐世昌主编,点校:王道成、秦宝琦、杜文凯 / 1993-08(上下全二册,有精装本和平装本)
56、《佳梦轩丛著》[清]奕赓著,点校:雷大受/ 1994-05(有精装本和平装本)
57、《酌中志》[明]刘若愚著,点校:冯宝琳 / 1994-05,2001-02(精装本,与《长安客话》合册)
58、《国朝宫史续编》[清]庆桂等编纂 ,点校:左步青 / 1994-07(有平装上下全二册和精装一册),2001-02(精装本、上下全二册)
59、《人海诗区》[清]阙名,点校:陈高华/ 1994-07(精装一册、平装上下全二册)
60-61、《燕市积弊》署名待馀生;《都市丛谈》署名逆旅过客著,点校:张荣起 / 1995-05
62—64、《话梦集》何刚德著;《春明梦录》何刚德著;《东华琐录》沈太侔著 ,点校:柯愈春 、郑炳纯 / 1995-05
65、《朝市丛载》[清]李虹若著,点校:杨华 / 1995-07
66、《明实录北京史料》赵其昌摘录主编 / 1995-12(全四册,精装本)
67、《水曹清暇录》[清]汪启淑著,点校:杨辉君/ 1998-06
68、《钦定国子监志》[清]文庆 李宗 fang等纂修,点校:郭亚南、韩丽 / 2000-03(精装,上下全二册)
69、《旧都文物略》汤用彬等编纂 / 2000-01(8开本,精装一册)
70、《京都风俗志》[清]让廉著 / 2001-02(精装本,与《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人海记》合册)
71、《梦厂杂著》[清]俞蛟著 / 2001-03
72、《康熙大兴县志》[清]张茂节等编纂,点校:罗保平等 / 2002-04
73、《三海见闻志》适园主人著,点校:杨之峰、李诚 / 2005-01(精装)
   从1960年到1964年北京出版社共计出版了北古丛书19种,13册。1979年北京出版社建立了副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从1981年到200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北古丛书54种,47册。 47年来,不包括再版的印本总计出版了73种,60册。如果把再版的印本加在一起,再加上全册书的册数,总共有210余册。
北京古籍丛书再版书目
《析津志辑佚》(元)熊梦祥著 ——最早专写北京地方史地的著作。
   一部残书,有时候就像一座城市的遗迹,当人们在寻找它,面对它的时候,会发现它的残缺,是历史留给我们另一种美感。《析津府辑佚》是一部元末人记述元大都的书所留下的部分文字,从这些残留在后人著作中的部分文字中,我们仿佛才能够看出一些当年元大都时期,乃至和、金中时期北京地区的一些有关官署、水道、坊巷、庙宇、古迹、风俗等的难得资料。《析津志》原书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专写北京地方史地的著作。
   析津,古代的时候属于古蓟州的地域,唐代的时候这里叫幽州。五代时成为辽的属地。辽太宗将幽州升级为南京,又叫燕京。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取古代人以星土辨分野的办法,以燕为析木之津,所以改南京为“析津府”(治所在北京城西南)。析津这个名字虽然早就有了,但是一直没有人为它写一部志书,直到元朝的末年,才有一个叫熊梦祥的人因为在北京做官,对元朝时的北京有切身的了解,才为已经废而不用的析津府写了一部书,名字叫《析津志典》,又叫《析津府志》。
   此书的亡佚大约是在明末,20世纪80年代原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将其佚文辑出成书,《析津府志》的辑佚工作前前后后用了50年的时间,20世纪30年代,当时管理四库全书的陈恩惠将《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列入善本组的工作计划,这项工作由当时善本组组长赵万里主持,用了六年的时间,他们辑出了一批佚书,这其中就包括《析津志辑稿》。到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析津志辑佚》,共计出文字将近10万左右。30年代所辑出的文字约占辑佚本百分之五十多一点,后来辑出的文字占百分之五十弱。
   这个辑佚本的资料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著名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在其为《析津志辑佚》所写的“整理说明”中对此作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它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原北京图书馆馆藏的二百部《永乐大典》,以及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第二来自于《日下旧闻考》,当年朱彝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析津志》的文字,那时候的《永乐大典》虽然也已经不全了,但是朱彝尊毕竟还是可以面对数千册的大典残卷,朱彝尊为我们保留下来的文字显得十分珍贵。第三来自于一部叫做《宪台通纪》的书。第四来自于明朝初年的顺天府志辑稿,此稿原由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得,后来入藏原北京图书馆。前不久我还在网上见到了一条帖子,指出《析津志辑佚》漏收的文字。其实佚书的最大价值,不是一劳永逸的把亡佚的文字全部辑齐,而在于不断有所发现。
   梦祥既非著名文人,也不是著名官吏,像他这样的文人,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进入正史的。也正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像熊梦祥这样的一大批文人,历史有时候才会让我们觉得很可爱。熊梦祥《元史》无传,甚至就连他生活的时间也都只能是一个大概齐,约在1368年前后在世。这就够了,不过他的书比他个人似乎幸运些,没有向他这个人一样被湮没在茫茫的历史海洋中。还是李致忠先生为我们找到了一些有关作者的文字,对咱们北京深有感情的熊梦祥,才稍稍有了一点身影。古人和今人一样,也喜欢把当代或是前代的诗文结成选集,元人朗瑛的《草堂雅集》就是这样一部元人选元诗的集子,光选诗还不行,还要对诗歌的作者有个简短的介绍,这是古今的通例,就是这个通例,把这个有恩于北京历史的文人,拯救了出来。清朝人也编了一部元人诗选,里面也有熊梦祥的介绍文字,把这些零零星星记忆在文人笔墨中的资料综合起来,大体可以知道熊梦祥,(有时候也写作蒙祥),字自得,晚号松雪道人。富州(今江西丰城)人,曾任白鹿书院山长,任大都路(今北京地区)儒学提举,又任崇文监丞。晚年隐居京西斋堂村。那么这样一部对于北京来说十分重要的图书,到底编撰于何时,据辑佚者推测很有可能是在熊梦祥担任崇文监丞之时或之后,丞这一职务在古代是个副职,崇文监丞属于闲职,这对写作《析津府志》来说则是个大好机会。元代崇文监是从艺文监改名而来,艺文监的职能是掌管内府图书、译作和出版。1340年,元至元六年改名“崇文监”,隶属翰林国史院。熊梦祥担任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查阅大量内府以及罕见文献资料的职务。从现在留存下来的文字来看,熊梦祥接触到的有关北京山川名物风俗传说资料,今天已经是很难一见了,有一些文字也只能借助于《析津志辑佚》见个一鳞半爪。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辑佚本,只有262页,区区一薄本。那么熊梦祥的《析津志》到底有多少卷,明代正统年间编撰的《文渊阁书目》,以及成化年间编撰的《菉竹堂书目》中著录此书为34册,可见应该是一部大部头。它的亡佚对于北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图书文献散失的原因,今人曹书杰在其《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中总结出了六条:一天灾人祸;二被统治者列为禁毁的图书;三雕版印刷之前全靠手抄,保存下来极其不易;四雕版印刷出现之后,多种相近的图书,往往仅有一种在社会上流传,其他几乎不行于世,象《析津志》这样的关于北京历史的书,后世多有编撰,而且还大量引用了其文字,使新书行而旧书亡;五大部头书流传不易;六有些书不在社会上流传,只收藏于官府。就明代北京来说,其藏书超过历代,仅明代开国60年间,就藏书43200册,但在明代27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图书散亡惨重。北京文渊阁因疏于管理造成其所藏图书多次散佚,幸存图书仅十分之一。存于此的元代图书,大多亡佚。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析津志辑佚》,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保留原书文字最多的本子。
《长安客话·酌中志》(明)蒋一葵(明)刘若愚著
   明末宦官刘若愚效太史公司马迁之榜样,发愤著书,用13年时间陆续写成一部颇具特色的明代杂史--《酌中志》,给后人留下了明末宫廷政治生活的实态和许多鲜为人知的宫廷逸事.。
《帝京景物略》(明)刘侗、于奕正著
   详细地描述了北京的山川园林、名胜古迹、风习节令、花鸟虫鱼。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张爵著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作于明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年)。清初朱彝尊编纂的《日下旧闻》曾经引用;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曾加介绍。现在它的单行本流传极少。这部书记述了明代北京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三十三坊的名称、方位及各坊的胡同。同时还附载了京师八景、古迹、山川、公署、学校、苑囿、仓场、寺观、祠庙、坛墓、关梁等名称。所谓五城,是以正阳门内皇城两边为中城;崇文门内街东往北至城墙及东城外为东城;宣武内街西往北至城墙及西城外为西城;正阳、崇文、宣武门外为南城;地安门往北至安定、德胜门内外为北城。此书记载简略,但条理清晰,并附有总图一幅,可供查考。
   此书写成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并于同年刻印刊行。细读全书,大致可以窥见其四个特点:
(一)内容丰富。全书虽仅约一万字,但记述了明代嘉靖年间北京五城(包括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坊巷胡同(包括南薰坊、澄清坊、明照坊等三十余坊;朝阳、东直关外,阜成、西直关外,安定、德胜关外等。总计七百二十铺。所记街巷、胡同、地名等约一千四百余处)的方位、名称甚详。还附载京师八景、古迹、山川、公署、学校、苑囿、仓场、寺观、祠庙、坛墓、关梁等。
(二)条理清晰。全书按中、东、西、南、北五城顺序排列,在诸城项下又按坊、牌、铺、街巷胡同顺序排列,井井有条,便于查阅。
(三)真实可信。作者长期在京任职,从锦衣卫百户、千户、直升至指挥使。锦衣卫主要“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1)。又“凡朝会、巡幸,则是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等待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衔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2)由此可知,张氏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是颇为熟悉的。他说:“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胡同亦书之”。
   可见此书的材料主要来自锦衣卫档册及作者调查采访,因此,书中所记,真实可信。
(四)图文并茂。此书之首,有一幅《京师五城坊巷总图》,将五城坊巷,标在地图上,北京的城门、大内、液池、天坛、地坛、皇城各门、各坊名称位置等,均一目了然。从图中可见其东至郑村坝,南至南海子,西至西山,北至大教场。“披图而观,京师之广,古今之迹,了然于目,视如指掌”。此图是迄今所知现存最早的北京坊巷图,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总之,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是现存第一部北京坊巷胡同志书,是研究明代北京历史、地理、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京师坊巷志稿》(清)朱一新著
   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重修《顺天府志》,朱一新、缪荃孙为它合纂《京师志·坊巷》上下卷;后经朱一新重加整理,以《京师坊巷志稿》为书名,分上下两卷刻印单行本问世。至清末,刘承干又曾重订,共分十卷五本印行,虽略有增添,但不少掌故却被删去。因此,我们仍然收辑了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这本书根据许多有关著述的记载,比较全面地辑录了明清两代北京坊巷胡同的名称变化、掌故传说。
《宸垣识略》(清)吴长元辑
  《宸垣识略》是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之书,系根据清康熙年间朱彝尊编辑的《日下旧闻》和清乾隆皇帝敕编的《日下旧闻考》两书提要钩玄、去芜存菁而成。卷次分为:卷一,天文、形胜、水利、建置;卷二,大内;卷三、卷四,皇城;卷五至卷八,内域;卷九、卷十,外城;卷十一,苑囿;卷十二至卷十五,郊垌;卷十六,识余。   
   全书记录了北京城近郊区(包括大内宫苑、皇城、内城、外城和郊垌)的史地人文情况。书中胪列城市,条析坊巷,杂载寺观,间徵轶事,收录诗歌,采掇大纲,事详语略。吴长元久居北京,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考查与史籍、碑碣想印证,对所据底本疏略未尽之处予以增补,错误不实之处予以纠正质疑。书中考证的文字,原为《日下旧闻》中的加“原按”,补遗的文字加“补按”,《日下旧闻考》中的加“考按”,作者自己考证的加“长元按”。书前冠有18幅地图(城池、大内皇城、八旗界址、西山园囿等),可称是北京历史上最 早的旅游地图。   
  《宸垣识略》记载了北京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衙署府邸、名人故居、州县会馆等方面的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6卷。清吴长元编。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池北草堂刻巾箱本。半页9行,行21字。版框12.8cm×9cm。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全书共8册。卷首有例言13则。除此本外,尚有咸丰二年(1852年)藻思堂刻本,同治二年(1863年)文英堂刻本,光绪二年(1876年)巾箱本及近年出版的重排本、影印本等多种。
  《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京都风俗志·人海记》 (清)潘荣陛(清)富察敦崇著 (清)让廉(清)查慎行著
《天府广记》(上、下) (清)孙承泽纂
   在北京历史上,专写北京史地的文人和书籍中,明末清初的官员文人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两部书,可以说是占有很重要位置的。完全可以和古代著名的北京史地书籍如:元熊梦祥的《析津志》,明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蒋一葵的《长安客话》等相媲美。而清康熙年间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和清乾隆年间官方主持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及光绪年间官方主持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等,都是孙承泽以后的书籍。
街名来历
   孙承泽(1592—1676年)字耳泊、号北海。北京人(虽然他的祖籍是山东青州,但已有好几代在北京)。明崇祯四年(1631年)考中进士,任官刑部给事中。到清初顺治年间,又继任吏部给事中等职。在康熙年间,他辞官不做,称“告病回家”。他的府邸位于宣武区琉璃厂南的孙公园前街和后街之间的“孙公园”,其后街也有孙公府的房屋。孙公园是宣南的大宅,占了大半条街,故府前后街名以孙公园为名。即孙公园前街、孙公园后街。在清乾隆时期的京城地图上已有这两条街名,直到现在因这一地区尚未拆迁,故这两条街还叫孙公园前、后街。后街的小学还叫“孙公园小学”,过去这里也是孙公园的一部分,校门口挂有明显的大校牌。(近日笔者亲自前去查看过孙公园前、后街)。可见这两条街名的古老。现孙公园前街还有当年的两座明清时大门,孙公园东夹道的西侧墙还有明代时的院墙大砖。
名园惊魂
   孙公园(府)内有研山堂、万卷楼等古建。万卷楼内藏书颇丰,有些当时藏书大家都没有的书这里却有,故名“万卷”。研山堂是孙公和文人墨客交往的地方。府内因有大花园,故名“园”。花园内地广数亩,叠石为山,开沟为池。花竹扶苏,佳树遮阴。最值得一提的是园内的大戏楼,戏楼精致,戏台宽阔,上横匾书“清时钟鼓”。戏楼三面有楼座,围有朱漆栏杆。在当时是宣南最有名的戏楼之一,经常演出戏剧。在这座大戏楼里还出过一次“文字狱”。在清康熙中期时,北京的戏剧继元代后又出现了一次高潮,尤以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代表,当时有文人赋诗云:“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多唱孔洪词。”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长生殿》刚刚定稿,就准备在孙公园的大戏楼演出。由京师梨园第一的“内聚班”演出。这是当时戏剧界的一次盛会,主持演出的是相国、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演出当晚,官员名士们纷纷抬酒制具,前来观看,热闹非常。但这次盛会后,该剧却被弹劾停演。说演出之日正逢皇后忌日,是大不敬。还把洪昇除去国子监监生并入狱。后演《桃花扇》时,因《桃花扇》是带有明显的反满情绪,演职人员更是受到迫害。在清康、雍、乾三世是盛世,但“文字狱”却也最厉害。这两次演出事件牵连了50多人,大多为文人墨客。像著名的诗人查嗣琏也受到连累,从此改名查慎行。孙公园因占地广阔,到晚清时为“安徽会馆”和锡金会馆、泉郡会馆、台州会馆等会馆。安徽会馆为李鸿章所办。孙公园以后还住过很多文化名人。
退谷著书
   孙承泽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63岁时,来到西山樱桃沟内营建别墅,取名“水流云在”。“水流云在”是取杜甫“江亭”诗意,“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因樱桃沟内是树木葱茏、流泉淙淙,风景幽丽。在这里幽静的环境下,他用了大约二十多年写下了著名的《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两部北京史地书籍,故他又称这里为“退谷书屋”。而在他快写完这两部书时,已是“都门八十岁老人”。孙承泽是隐退樱桃沟的第一文人,在以后隐退和常到樱桃沟来的文人中,最著名的就要数曹雪芹了。曹雪芹当年住在樱桃沟外东南的正白旗村,相传曹公就是看到水源头处的“石上柏”的“木石姻缘”受到启发,而创作出举世名著《红楼梦》的。而最早已注意上“石上柏”的文人就是孙承泽。他在《春明梦余录》中记述“石上柏”写道:“独岩口古桧一株,根出两石相夹处,盘旋横绕,倒挂于外,大可数百围。色赤如丹砂,夫人不能拊虬龙而谤视之,使得谛视,当如此桧矣。是又岩中之奇者也”。这里的一围指的是一手匝(一手掌)。孙承泽读书万卷,知识渊博。他隐退“退谷”时,有一次京城内正阳门外疏河施工,挖得一玉印,巨大如升,刻有篆文。京城百官中饱学之士云集,但竟无人识此文,康熙命礼部出榜,并将其原印文印上,求人解文。十余日,无人揭榜。孙公在退谷(樱桃沟)闻之,命家人去揭榜。告之礼部,此乃元顺帝祈雨时所刻龙神印也。元顺帝祈雨时,将此印盖在祭文上,祈雨毕将印埋入前门地下,用时再取出。孙公并送礼部一古书,“上有印文,注释甚详”。印文一解,京城官员皆赞孙公博学。
治史严谨
   孙承泽很喜爱古都北京的史地,平时就很注意收集北京的史地资料,他的治史态度严谨,自称“不准不敢下笔”。他除了参考元《析津志》,明《帝京景物略》、《长安客话》等书外,还利用了皇宫内书籍中的很多资料。如在李自成刚打进北京后,皇宫内还比较乱,他怕一些珍贵书籍和文档被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宫保护典籍。当然他在写作时,很多资料还要去实地考查,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其艰难可想而知。如明朝皇室的很多人物都埋葬在金山(从颐和园往西直到香山的山脉)他曳杖在家人的陪同下登山踏野考查。他凭着对北京史地的热爱和顽强的毅力,写下了《春明梦余录》为七十卷。《天府广记》为四十四卷。《天府广记》的内容大多为《春明梦余录》中的精华,又增添了其它一些新的资料。(故在200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北京史地古籍丛书中,只出版了《天府广记》)。两部书是当时写北京史地书籍中,内容最丰富的。因当时还没有以后的《日下旧闻》、《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书,而这些书又是参考和收录了《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的大多内容。《春明梦余录》的“春明”即指的是北京,其出处来自唐代时都城长安的东门名“春明门”。春明门为正门,古人认为东方主春,春为四季之首,主宰万物滋生。这样,以后人们就以春明为首都的别称。《天府广记》的“天府”则是形容词。天府是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像我国的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而北京的形势,在《天府广记》中述是:“幽燕自古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所以北京可有天府之称。《天府广记》中这一段的描述,成为赞颂古都北京地理形势的佳句,并常用在以后有关北京史地文章和书籍上。现在研究北京史地的专家和学者也经常利用这一段描述。
《石渠余纪》(清)王庆云著
   王庆云,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受曾国藩保举,咸丰元年至三年间任户部侍郎,对整理财政多有贡献。此后又曾任陕西巡抚、工部尚书等职。《石渠余纪》是其政务笔记,尤其反映了清代后期政治经济状况,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石渠余纪》中记载有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845~1849)全国每年财政收入(包括地丁杂税、盐课税和关税)和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河工另案经费情况,纪免徭役、纪河夫河兵。
《日下旧闻考》(全四册)(清)于敏中等编纂
   专门写北京历史的书,不算少,旧籍当中要数《光绪顺天府志》和《日下旧闻考》最为出名,其它诸如史话之类那是上不了档次的。后者门槛太低,前者门槛又太高,非著名学者不能为,《光绪顺天府志》的编者周家楣、缪荃孙,《日下旧闻考》原作朱彝尊,这都是当时顶尖级的人物,学究味太浓。一个是卷帙繁多,一个是资料太碎。居于两者之间的书,我最喜欢的有两部,一是明人的《北平志》五卷,叙述北京从唐尧一直到明代的历史,缺点是书过于简练。再一个就是陈宗藩《燕都丛考》,书分三编,虽不能算是巨著,但内容丰富,尤其是关于北京街区胡同的变迁、掌故、传闻以及文人诗词,都可以从中看出一二来。引用书报205种,写这类书引用图书资料自古有之,而将报刊文字加以引用,在我见到的关于北京的史志书中可能是头一份。
  《国朝宫史》(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
   “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清高宗弘历令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令蒋溥等详细校正,重加编辑。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又派于敏中等帮同校录。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十二月全书告成,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这部清代前期的宫史,彙编和记载了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宫闱禁令、宫殿苑囿建置、内廷事务和典章制度等资料,“凡有关掌故者备识兼该”。以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窦光鼐、朱筠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其中苑圃等门,不少是参考这部宫史。就是后来纂修的“会典”、“会典事例”等书,有关宫廷事务、典章制度,也以此为依据。这部书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关宫廷史料彙集在一起,使人们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素材,因此,对研究清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朝宫史续编》(上、下) (清)庆桂等编纂
    本书为清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颙琰于嘉庆五年(1800年)年命大学士庆桂、王杰、董诰、朱珪、彭元瑞、纪昀等编纂,十一年十二月书成。在此之前的《国朝宫史》,系乾隆七年(1742年)乾隆帝弘历命大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篡,三十四年十二月方始告成。分为六门:训谕、典礼、宫殿、经费、官制、书籍,共三十六卷,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这部清代中叶以前的宫廷史,将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有关宫廷的各种资料汇集在一起,内容包括宫闱禁令、宫殿苑囿建置、内廷各项事务和典章制度、官修重要书籍概况等,对研究清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是其续编,也是其内容的延伸。
《光绪顺天府志》(全八册) (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
   “文弱书生”两千多年来,在人们的话语中,似乎是给书生们的定位。神话时代没有书生,没有记载,不能瞎说。英雄时代,书生与英雄相比,自然文弱。东汉末年是一个没有英雄的英雄时代,当曹操对刘备说,当今天下的英雄只有我和你刘备的时候,英雄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色。“喜怒不形于色”“善于掩饰”成了这个后英雄时代的英雄特征。倒是书生承担起了英雄的风骨。
   卢植(?-192),字子干,涿郡(今河北涿县)人。按照今天来说,他属于河北人,可是在东汉的时代这属范阳郡,就是广义上的北京地区。
   自秦汉以来北京地区的地理范围始终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中,我说的历史上的北京地区,不局限于今天的北京市,一般来说,它更具有文化上的意义,而非纯粹地理辖区上的意义。西汉时起至东汉三国,这个地区的命名一直处于变动中,辖区的范围大小也是有变化。秦朝的时候,因为实行郡县制,这里的名字比较单一,就叫“广阳郡”,范围比较大一些,西汉初,实行郡国并行,于是这里既是燕国,又属于幽州的管辖范围。刘邦曾经封过八个异姓王,卢绾即为八个异姓王中的燕王。汉文帝以后,改封刘姓为燕王。汉武帝时,先改为“燕郡”,后来又改回去了,还是叫“燕国”。公元前80年,燕王刘旦谋反,失败后,燕国被废,改为“广阳郡”。汉宣帝时又心血来潮,别出心裁改叫“广阳国”。王莽时又改叫“广有国”。把当时的北京地区当作一个文化区域来看,比仅仅当作一座有形的城市来看,更能够看出地区文化建构,对于中心城市的崛起的作用和意义。
   卢氏在这个地区,为众大姓之首。
   一部《光绪顺天府志》先贤人物传中的卢氏名人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单子。
   有副对联赞美说:唐时卢门十宰相一母育出三进士清代诗经讲述堂三科夺魁两解元最初知道卢植的名字,是从《三国演义》那里看来的,《三国演义》第一回写他官拜中郎将,率领东汉的政府军迎战张角黄巾军,扎下大营之后,朝廷派来了一个叫左丰的贪官来前线视察。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小子吃贿赂,没有好处,回去就在朝廷上,上黑材料。卢植不听人劝,见了左丰就说,我这里是一没有财,二没有色。军粮还没有落实哪,最多只有一杯白水接风。一个子也没有给左丰。这小子心里说,还没有这么不给面子的,好你个卢植,等着。回到朝廷以后,这小子汇报说,卢植到了前线,按兵不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皇上一听,岂有此理,弄回来。囚车押着卢植从前线回来的途中,正好让刘备、关羽、张飞见着。刘备十五岁的时候就跟着卢老师读书学习,他不是地道北京人,可也算多半个北京人。照着刘备的性格,也就只能看着辛酸,偷偷流泪。他就没有水浒好汉那样的性子,打将上去,砸了囚车,背起卢老师就走。倒是地道的北京人张飞,有古燕赵人的血性。
   张飞听说是这么回事,大怒,要斩护送军人,救出卢植。玄德马上制止他说:“朝廷自有公论,你怎么可以这样胡来?”军士们簇拥着卢植走远了。连关公都叹息道:“卢中郎都让人给耍了,我们还有什么依靠,让别人领着咱们,还不如先回去再说吧。”
   卢植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年轻的时候就拜当时著名的大师马融为老师,和东汉著名学术大师郑玄是同学。马老师家是当时的富豪,家里面总有不少的女孩子被请过来唱歌跳舞娱乐,卢植在这种环境中读书多年,无论多么漂亮的女孩子,他连瞟都没有瞟过一眼。马融见此,心中非常敬重他。毕业之后,卢植辞别老师,回乡教学。汉灵帝的时候被征为博士,后来担任九江太守,征拜议郎,和蔡邕等人一起在国家藏书处东观补续《汉纪》。史书上说他“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喜欢玩弄词藻,能喝酒。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现在都见不着了。《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三礼指《周礼》《礼仪》《礼记》这样三部书。“章句”“解诂”是汉朝人做学问的一种写作形式。别以为他就只会读书,他还懂军事,说起来可能还十分了得。
   189年,汉灵帝死了以后,大将军何进想杀掉那些祸国殃民的太监,这些太监们的靠山,不是别人,正是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何进没办法,就想了一个歪招,他知道董卓这个人极其凶悍难以驯服。如果让他来参与国政,必然后患无穷。卢植是看到这一点了。他力劝何进不要引狼入室。何进听不进去,一心就想收拾那些祸害国家的太监们。果然董卓进京后,不把朝廷上的大臣放眼里,召集人们开会,大谈废立新君。这时候没有一个敢言语的了。这时候只有卢植一个人站了出来,认为不可。董卓大怒,散会后,就想杀了卢植。有大臣好说歹说的,说卢尚书在海内外,不是一般的读书人,那是大儒,很有影响力的,今天如若把他杀了,那天下就乱了。人虽不能杀,可气得出。于是董卓下令,免了卢植的官。卢植这时心灰意冷,马上请病假回家乡。
   卢植先是把他回家的路线散布出去,然后从别处转道回家。董卓果然上当,派人追杀了一阵子,连影都没见着。
   回到家乡的卢植,为了避免再次遭到杀身之祸,于是隐居在军都山中,开课教学,他把一生的所学,传授给他的弟子,后来著名的学者高诱,就是他的弟子之一。高诱官做到河东郡太守,著有《孟子章句》、《孝经注》、《战国策注》、《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等。只有到了这时候卢植才有时间整理他年轻时的著作《尚书章句》和《三礼解诂》。这两部书应该说都有写本,也许因为东汉以后,至南北朝这段时间,北京地区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书籍的传播受到很大影响。另一个原因是,他晚年一边教学,一边整理书稿,很难有弟子直接继承他的学问。192年,卢植逝世,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对孩子们说:“我死后,一切从简办理,就把我埋在家乡的土穴中,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
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军从涿郡路过,曹操下了一道《修卢植坟墓令》。命令说:已故北中郎将卢植,誉满海内,他的学问为当今“儒宗”,其精神为“士之楷模,”接着他说我“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敬遣丞掾修坟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卢氏宗祠就坐落于今河北省涿州城东拒马河畔,“红墙蓝瓦,绿树掩映,肃穆幽雅。”大门之上,黄色背景上墨书匾额“范阳卢氏宗祠”鲜明夺目。
《琉璃厂小志》孙殿起辑 孙殿起(1894~1958),字耀卿,号贸翁,河北冀县(今冀州市)人。孙殿起10岁始入私塾读书,14岁时辍学到北京学商,先后在琉璃厂宏京堂、鸿宝阁、会文斋书铺当学徒、店伙、司账共11年;25岁起,和书友伦明合资开设通学斋古书铺,自任经理。1956年1月公私合营后参加北京中国书店工作。1958年7月因病逝世,终年64岁。孙殿起一生著有《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丛书目录拾遗》、《琉璃厂小志》等著述,先后已印行多次,为我国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图书馆、博物馆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参考资料。
《燕都丛考》陈宗藩编著
  民国初年陈宗藩编著的《燕都丛考》,记述了北京城区宫殿苑囿、坛庙衙署的建置沿革,还记述了近四千条街巷胡同的变迁。
《燕都丛考》第一册初版于1930年,第二、三册初版于1931年,这个版本的《燕都丛考》在旧书摊上有时还可以见到,199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版,将三册合订为一,并对书中文字进行了校订。该书初版文字错讹较多,新版对书中原文以及附录的文字一一进行了校订,截至今日,这个新校版的价值远远在初版本之上。迷恋初版书有时候对爱书人来说,是不明智的。
   陈宗藩,字莼衷,福建闽侯人,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1954年病逝。陈先生打小时候起就十分好学,十五岁那年父母不幸去世。但是陈先生没有被这种生活变故压垮,他更加发奋读书,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二十三岁考中举人,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任刑部额外主事。主事汉代时候就有了,主要掌管公文,最初在官员中地位很低,金代以后设为正官,开始选用读书人,明代则进一步规定,六部主事有缺,就可以选进士来替补,清代进士被分配到各部之后,必须先干主事,然后随着年限的增加,逐步升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陈宗藩后来的官费留学打下了基础,后来他官费留学日本,学习的就是法律,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回来后,任职邮传部。三十年代任北平市参议员。1949年解放以后,在中央文史馆工作。陈宗藩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他在北京生活了一生,他对北京的感情,对北京的热爱,对北京文化的建设,已经把他融入了北京的文化怀抱。我每读这部书总会有这样的感受,清末民初北京的变迁仿佛一下变得清晰了起来。北京自辽代以来,城市虽然有所变迁,但是,那不过只是一种水平意义上的变动,而清末民初的变动,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变迁,从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说,它有了许许多多的新内容。街区的变迁,胡同的变迁,都可以从书中找到颇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内容。
   陈宗藩1923年在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买下一块地,建起了自己的住宅,他给自己的住处取名叫“淑园”,其含义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淑者,善也。非徒景物清淑之谓,因将以淑其身,且以淑吾子孙。”《燕都丛考》就是在这里陆续写成的,写成之后,陈先生又将它自费出版,嘉惠后人。
   我四岁以前,家住太仆寺街,四岁的时候全家迁往宣武门外的方壶斋。后来我查找了好几部北京史志对这两个地方都说的不是很详细,有的书还很少提及。近来因为写作需要翻阅之下,两处均有记载。
   关于太仆寺街,书中说:“自李阁老胡同、堂子胡同而北为太仆寺街。”接下来作者为这段话作了十分详细的注释。读后方知太仆寺街就是原来元朝时兵部旧署,《日下旧闻考》上说到了清代这处原来的兵部夹道,仍然使用太仆寺街这个旧名称。太仆寺街原有衍圣公第,最早衍圣公第在东安门外。明英宗的时候,孔宏绪入贺,英宗接见他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并将其放在自己的膝上,聊了好半天的天。这时候的孔宏绪才十岁,处事很有分寸、很有礼貌,英宗见了心中非常高兴。听说着孩子住的地方差了点,于是就命令说给这么好的孩子一套大房子。孔宏绪的家就从东安门外搬到了太仆寺街。我数了数,千来字的注文中陈先生引书达12部之多,可见其在写作时不仅注重于实地考察,而且还十分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方壶斋的注释文字约有几百字,引用文献五六种,方壶斋的得名,据《亚谷丛书》里面说,当时京师的戏馆,连年来数方壶斋、蓬莱轩、升平轩最为著名,也最为热闹,后来这些戏馆大都颓废无闻了,就连方壶斋也换了好几次新名称,不过由于习惯,人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方壶斋”旧名。为什么别的戏馆名都废了。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原因,从记载中看,戏院的荒废,一和居住于这里的官员有关,一和戏馆自己的生意有关。方壶斋传说为田山姜故居,田山姜豪宅的盛况,有吴白华的诗为证“夹巷笙歌喧北里,残年冰雪爱南荣。”对于豪宅的主人吴诗又说:“诗翁例作鸿胪长,乾馔论才价未丰。”田山姜当时官为大鸿胪。大鸿胪秦代的时候开始设置,为朝廷主管礼仪事物的官员,明清沿用,清代大鸿胪满汉各一人,正四品。后来傅谨斋移居于此,巧合的是傅氏也执掌鸿胪。这些掌故被记在了《藤阴杂记》之中。而《亚谷丛书》的作者所见到的情况则是,其他园子都无声无息了,只剩下方壶斋一处,到了初春季节还有一些活动,相对于那些无声无息的园子来说,方壶斋就算是盛况了。我想也许是因为迁居到方壶斋来的主人们都比较喜欢笙歌戏剧,所以方壶斋的名字才侥幸得以传下来。我四岁的时候搬进方壶斋的一处四合院,那时只知道方壶斋仅是一个地名,过去四十六年了,才从《燕都丛考》中了解到这些故事。
   一部书总有一部书的价值,一部书也总有一部书的快乐,而对于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我来说,《燕都丛考》所给我带来的快乐,是它让我知道我出生的那个地方的历史,让我知道了儿时居住的那条胡同的故事。

燕地传书话韩婴
李琨
  韩婴,又称“韩生”,是西汉初年的博士,燕(郡治在今北京市)人,生卒年月难考,西汉前期著名儒家学者,西汉文帝时拜为博士。汉景帝时为常山王刘舜的太傅。汉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论在汉武帝面前辩论,就连董仲舒都难驳倒他。可见韩婴之精悍。其研究《诗经》自成一家,他的著作有《韩故》、《韩内传》、《韩外传》、《韩说》、《易》学著作有《韩氏》二卷。不幸其书大多亡佚,南宋以后,只存《韩诗外传》传了下来。六卷。清代学者马国翰在《玉翰山房辑佚书》中辑有《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韩氏来源于姬姓,以封地为氏,历史上韩姓名人辈出,燕人韩婴既其一。韩姓为中国第二十五大姓。
  燕地学问的孔子学统
  没有田何,也就没有韩婴的《易经》的研究传统。田何,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学问主要在《易经》,孔子把《易经》的学问传给了鲁国的商瞿子木,子木又把学问传给了鲁国的桥庇,桥庇把这个学问传出了鲁国,他传给了江东的子弓,子弓接着把学问传给了燕国子家,子家把学问传给了子乘,子乘的学生就是田何。这里面对我们北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子家,以及他的老师子弓,是他们把《易经》这门学问传入了燕国。一开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燕国韩英的《易经》学问是从哪儿来的,只是知道汉代的学问家,其学问都有来历,没有来历的是当不上博士的,自学学历在那时是不被承认的,子弓这条线索,还真是无意之中发现的,本来是想把田何的根捯出来,结果却找到了韩婴的易学渊源。田何算是长寿,他一直活到了西汉,西汉惠帝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老得不成了,就是皇上给他个官做,他都坐不了了。史书上说他是守道不仕,我看非也,如果真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干吗要当什么博士,干自由职业多好。可惜,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真没有文人可以从事的自由职业,光靠笔杆子,养活不了自己,也养活不了家人,“学而优则仕”,就是看透了自由职业的艰辛和不易,孔子干的就是自由职业,这话说远了,回来还说田何,皇上想学习学问都亲自上门请教,他有几个最著名的弟子王同、丁宽、服生,西汉博士官中专门研究《易经》的都是他的弟子。古代记述人们的学问,有个毛病,就是只记载成名者,对于那些没有多大名声的人,几乎不予记载,你看孔子弟子三千,这谁都知道,可是能说出名来得不就那么几个。子弓的学问,可以肯定地说,不仅仅只传给了子家,子家也不仅仅只出给了子乘,只不过子乘在这里比较有名。按照春秋战国秦汉时的习惯,人们传授学问的主要对象,也还就是就近入学的原则,所以你看孔子弟子中山东人就多一些,近水楼台。子家的易学肯定在燕地也有流传,这样才能解释韩婴易学成就的来源,也解释了燕地易学传统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婴的易学属于鲁学的传统。燕地易学传统的来源,可以说是没有中断过,因为秦朝焚书,不焚《易》。
  《唐书》上说《韩诗外传》的序为卜商所作,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也可以说是一条线索,卜商就是孔子著名弟子子夏,他是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一说卫国人),比夫子小四十四岁。孔子死后,子夏就到魏国西河(济水、黄河间)这个地方,仿照他老师的样子授徒讲学。子夏在西河教书的时候。他的儿子不幸病死了,子夏那叫一个悲伤,整日地哭个不停。
  曾子去看他,见了他这样,自己也抑制不住跟着哭起来。人忧伤到了极点免不了埋怨:“天哪,我做错了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来罚我?”人越是这时候,越不能顺着他说,曾子一拍桌子说道:“你还说你没有错,咱们都跟着孔老师学习,小有了点成就,你老了,到西河这地方来教书,这的人都认识你,有谁知道咱们的老师,再者师徒如父子,你的老爸死了,可这里的人都还不知道,最后,你儿子死了,你倒好把个眼珠子都哭瞎了,可人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错,还轻嘛。”子夏心里说还是老同学呀,天下还有谁能这么直言。子夏从此振作起来,把儒家文化传播开来。来听子夏课的学生,哪儿的都有,应该说这里面就有燕地来的学生,就连历史上著名人物吴起都是他的学生。孔子删编的《诗经》就是通过子夏传下来的,历史上的一种说法是,子夏授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大名鼎鼎的荀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毛亨),毛亨由传给了赵人毛苌,史称“小毛公”。
  韩婴在书中大量使用了荀子的话语。不仅韩婴的诗学来自孔子的传统,就是燕学中的诗学也可作如是观。我不是要提升燕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去和齐鲁之学相争,我只是想说,忽略了燕学,传统文化的描得再好,也是拐子。
  一个学问,两种讲法
  西汉的文化景观,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文化走向。秦汉以前是百家争鸣,秦朝保留了百家,但却终止了争鸣。等到西汉想恢复的时候,项羽的一把火,又把秦朝的藏书都给烧了。于是西汉时的主流文化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是古文派,一个是今文派。韩婴的学问属于今文派。
  今文派,就是从老师那儿听来,然后再用西汉的文字转述下来,这里面个人发挥的成分很多,它追求文字之外的含义,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要挖掘文字背后的“在场形而上学”,好像一部书的意义,不在于这部书的文字之中,倒像是在文字之外,就像“关关雎鸠”是讽刺谁谁的,挖来挖去,越挖越深,也越挖越玄,这是后话。另一个是古文派,这一派不是从老师那听来的,他们的文本是从民间搜集上来的,只不过这些文本已经不那么完全了,就像现在的考古发现,都是零碎。这派的人,因为见不着全部的文字,当然就是见着了,可能也不见得就认识,那都是些秦朝以前的东西,看不懂的不能瞎发挥,没办法只好先考证,这一考证,弄了两千多年。这派的学问,有点像今天的“文本之外无意义”,他们只求文本,不好“微言大义”。
  韩婴主要活动在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时候,他的学问应该在这之前就完成了,否则他怎么当博士。西汉初年,燕地的学问肯定也是以口耳相传,在人们之间相互传授着。到了韩婴的时候,因为他对《诗经》解说成就而开创了燕地的第一个学派,汉代的史书上称之为“韩诗”与鲁国的申培公,齐国的辕固生齐名,后两个一个是“鲁学”的代表,一个是“齐学”的代表,而唯独燕地的韩婴称“韩学”,好像燕地只有一个个人学派,一说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人们都只知齐鲁,不知有燕,原因是燕地没有一个以地区为名的学派。北京人都不服气,明明韩婴既研究《诗经》,又研究《易经》,而且都出了书,也有弟子传其学,从传世的《韩诗外传》中看,也分明和鲁学、齐学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它们叫鲁学、齐学,而我们就不能叫“燕学”。燕学、鲁学和齐学共同成就了西汉初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工程,而且燕人贡献还很大。当时以《诗经》之学,在朝廷中设立学官的就这三家。别的不说,就拿《诗经》来说,鲁学、齐学都没有文本传下来,只有燕人韩婴的《韩诗外传》流传至今。
  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本子:已知最早的刊本是宋本,毛晋(1599—1659)将它翻刻在《津逮秘书》之中。《四部丛刊》翻印的沈辨的本子,它源于元本。
  收有《韩诗外传》的丛书版本,有《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三十三种丛书》等。
  《韩诗外传》著名的注解、校注本有,周廷莱的《韩诗外传校注》(1791年)。陈士珂《韩诗外传疏证》(1818年)。现代学者许维遹(1905—1951)的《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初版。此为众多注本中最具参考价值的注本。
最好的校勘考评著作为赵善诒的《韩诗外传补正》(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最全面的著作是帧炎元的《韩诗外传考征》,2册,台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刘殿爵、陈方正主编《韩诗外传逐字索引》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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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清静 [1楼] 发表于:2010-10-31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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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清静 [2楼] 发表于:2010-10-31 01:42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对比《台湾文献丛刊》http://www.fanren8.com/read-htm-tid-23773.html的出版精神以及成果
大陆的学者以及官府其实很应该汗颜
(如果它们的汗能够从它们的脸皮渗透出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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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清静 [3楼] 发表于:2010-11-27 23:20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钦定日下旧闻考-清-英廉 于敏中
http://www.fanren8.com/read-htm-tid-27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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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清静 [4楼] 发表于:2011-07-30 23:10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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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都是txt的
可惜 呵呵 无法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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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衣 [5楼] 发表于:2013-05-12 16:15
今夕何夕?问归未期。
不得不说,楼主太伟大了。
今夕何夕?问归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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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夫子 [6楼] 发表于:2017-03-19 12:05
对比《台湾文献丛刊》http://www.fanren8.com/read-htm-tid-23773.html的出版精神以及成果
大陆的学者以及官府其实很应该汗颜

如果它们的汗能够从它们的脸皮渗透出来的话  

    大实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的学者 还真是有点子责任心  这之后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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