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母亲
我最早记忆中的母亲，是从他的学生时代开始的。那时，她总是穿着学生服，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前额留了一圈齐眉的短发，胸前别一枚“美专”的校徽，脚上套着白长袜、黑布鞋（那个年代还不兴穿皮鞋）。青春焕发、光彩照人。她牵着我的手走在大街上，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有一个天底下最美的妈妈。
妈妈在成都美专学绘画，学校就在文昌宫内。她有时会在星期天把我带到学校去玩。妈妈首先带我走进文昌宫的大殿，文昌帝君的金色塑像高大而慈祥，妈妈要我在他像前磕三个头，要文昌帝君保佑我长大之后学业有成。
女生宿舍就在正殿的侧院，她的同学们都很喜欢我，说：“哟，Miss白，你的这个娃儿好乖呀。”她们同学之间以Miss相称，这是当时的风尚。
她的同学中有一个特别喜欢我，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她左颊上有一块很大的青色印记，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致命的，一般人把它叫做“破相”，但她却满不在乎，照样有说有笑，而且很健谈，嗓门也特别大，是一个性格爽朗的人。她和妈妈交情最深，毕业之后还有往来，她的名字我忘记了。
女生院还有一个穿蓝色旗袍的姑娘。我问妈妈她为什么不穿校服，妈妈说她不是同学，是学校雇的模特儿。我问妈妈模特儿是干什么的，妈妈说是脱了衣服让人画的。妈妈还向我解释说，画人最难，只有去掉衣服，才能弄清人体各部位的构造和比例，才能画得准确不会走样，所以画模特儿是学绘画的必修课。
妈妈画过很多炭笔画的素描，她也画水彩画。我曾试着使用妈妈的炭笔，它在我手上一点也不听使唤，很难掌握，一用力就会折断。
妈妈的素描很有功底，我看过她画的静物，有石膏像、有茶壶茶杯、瓶花、水果。她自己认为满意的画稿，就喷上胶水，保存起来。妈妈有一个喷胶水的小瓶子，喷胶水是为了让碳粉固定，不致脱落。妈妈在课堂上也画过人体素描，但她从不让我看，也许她认为这对孩子不适宜。
有时妈妈回家，我也翻她的书包，都是些很厚的洋装书，“光学”、“投影学”、“色彩学”。我很喜欢“色彩学”，里面有很多五颜六色的插图，好看极了。她书包里还有油印的语文讲义，其中有“曹刿论战”、“郑伯克段于鄢”，妈妈就把课文的内容讲给我听。
妈妈有时也看课外书，，比如胡适的《尝试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还有《上山》：“努力、努力往上跑”。妈妈看书，看着看着就不知不觉的读出声，于是我也记住了这些新诗。
妈妈课余还喜欢练小楷，她练的是“灵飞经”，属于赵体。
可惜的是妈妈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画过画，也没有想到过用这一技之长作谋生的手段，也许她想到过，可是客观条件不许可，她只能做一辈子贤妻良母。在这一点上，她的姐姐（二嬢）比她强，二嬢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员，自由自在，当然主要是处境不同。二嬢的丈夫吴俊升二十多岁就因淋巴结核去世，没有留下子女，她的公婆也死得早，她在家中就是一家之长。妈妈上有公婆、下有子女，比二嬢多一份牵累，但也多一份天伦之乐（？），是好是坏，说不清楚。
无论如何，学生时代毕竟是妈妈一生之中最自由、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可惜它是那么的短暂。
妈妈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说成都话，和二嬢在一起的时候说客家话，我一点也听不懂。妈妈有时也教我学客家话，我也只学会简单的几句：“伲想麻嗝？艾想粑”（你姓啥？我姓白）“伲施丁丁子（zei）,伲施艾孟施”（你少吃点吧，你吃我不吃）我在语言上缺少天赋，可以说是笨。五十年代我在广州呆了六七年，始终没有学会广州话，就像我学外语一样，我掌握不少英文单词，但不能和别人用英语交谈。
奶奶很讨厌她们说客家话，因为她无法知道谈话的内容，所以，每当妈妈和二嬢在一起聊天时，奶奶就会说：“又在翻蛮话了。”
妈妈以客家话作为母语，与她的家庭环境有关。因为我的外婆只会说客家话，不会说成都话（我没有见过外婆，我出生时她已经去世）。
但是妈妈教我用客家话唱的一首儿歌，我至今仍能记得：
“弄哩（第一声）子（zei）,琴琴藏（发音有点像“从”），八歛八lia（第二声）嗨，捞求实一样（读“容”）”（小苍蝇，到处飞，通通拔光它，像豆豉一样）
妈妈从学校毕业后，就回到天回镇操持家务，把家中里里外外处理得井井有条。除了菜园里的农活和挑水之类的重活仍由三伯伯代劳之外，有时她也亲自下地种菜、挑水、浇粪……。
这时奶奶也从城里回到乡下，于是妈妈除了家务活之外，还要伏伺奶奶抽大烟。
父亲不常回家，几个星期回来一次，我们全家人就有了短时难得的欢聚（凑巧爷爷也在家）。父亲大学毕业后由于出走北京未成（被奶奶把他从重庆押回成都），不久由外祖父给他找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职位（在四川军阀孙震的手下当幕僚）去了三台。
我家的厨房很大，很宽敞。
厨房正中是一个很大的柴火灶，灶上有两口大锅，中间还有一口鼎锅，用来烧水。灶台很宽大，灶台上可以放很多东西。
灶门口有用树枒杈做成的挂钩，一到冬天就挂上腌肉，经烟熏过的肉很香，四川把它叫做爆腌肉。
除了烟熏肉之外，每年还要做很多酱肉。
妈妈做酱肉地方法很特别：先是把缸中腌好的肉挂起来晾干，在上面涂上一层甜面酱，再晾干，然后又抹一层醪糟伏汁加冰糖。如是翻来覆去，轮流涂抹，晾干一次，涂抹一次，经过多次涂抹，直到表面变成深褐色，最后让它干透保存，要吃的时候割下一块洗干净蒸熟，切成薄片铺在盘里，瘦肉呈琥珀色，肥肉完全透明，味道非常鲜美，比宣威火腿还好吃。
厨房的后墙是窗户，窗下墙根是一排装有食品的坛子和大缸，最大的一口缸是满满一缸清油（菜油），清油不只是用来做菜，还用来点灯。那时农村都点菜油灯，锡制的灯台，灯盏里放一根或两根灯草。一般都只用一根。有句民谚：“家有千金，不点双灯”。但妈妈为了我晚上学习需要，总是点两根灯草。
另外还用一种叫“油壶子”的东西，是个小瓦壶，有一个用铁丝扭成的柄，拎在手上作为移动照明，相当于今天的手电筒。油壶子的灯芯使用棉绳编的，比较费油，只是在必要时才用它。
当然，奶奶的烟灯也要用油。
烟灯除了抽烟之外，也还有别的用途，比如烤鸡蛋。把鸡蛋放在烟灯上不断地转动，只消十来分钟就可以烤熟。这样烤熟的鸡蛋很香，比煮的蛋好吃。吃妈妈在烟灯上烤的鸡蛋是我儿时的最高享受。
此外，烟灯还可以在晚上热东西吃。把烟灯上的玻璃罩拿开，然后在外面罩一个圆筒形竹丝编成的罩，把白天已煮好的甜食，银耳、莲子或是伏汁酒冲蛋，用碗装好放在罩口上，不一会儿就可以热开。这个竹罩，叫做“五更鸡”。
妈妈会做很多种家庭食品。豆瓣酱（四川叫胡豆办）、水豆豉、干豆豉、醪糟伏汁酒、盐白菜、红糟腐乳、糟蛋……。这些东西都是大量的做，做好之后装进坛子，封存起来，可供随时取用。
自从妈妈回来之后，前面大院坝里总是用很大的竹簸箕晾晒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原料和半成品：剁碎的鲜红辣椒、切开的大白菜、长满绿霉的蚕豆办，生气蓬勃、煞是热闹。
我很喜欢吃妈妈做的盐白菜。就是把整棵大白菜切开成牙，晾干之后抹上盐和炒熟的花椒，在缸里用几个大鹅卵石压实。盐白菜可以用来做汤，或者把冬笋切成薄片，再把盐白菜切细一起炒，味道非常鲜美。
妈妈做的糟蛋也很好吃，但是制作过程非常麻烦。首先做一大坛伏汁米酒，酒曲是一种专用的老曲，做出的酒，酒味特浓。然后选蛋，鸭蛋要个头大的，每次做一坛需用二三百个鸭蛋。先放在大木盆内用醋泡，约两三天后取出用清水洗净，轻轻敲打，外面石灰质的硬壳已泡松，一敲即碎，很容易剥离。然后剥去硬壳，留下软皮，再把坛内的酒加进定量的盐和敲碎的冰糖，不断搅动，让盐和糖充分溶化之后，放入剥好的软皮鸭蛋，放时要轻，以免碰破。装满一坛之后，用黄泥巴和稻草把坛口封实，存放一个对年，就可以开坛食用。做好的糟蛋外皮变成深黄色。剥开软皮，里面的蛋黄和蛋白已经融为一体，有点像腐乳，但味道比腐乳鲜美。父亲很喜欢吃妈妈做的糟蛋。父亲去世后，妈妈就没有再做过。
由于糟蛋只能手工制作，手续繁复，又不能批量生产，市场上很少出售，一般都是家庭自制自用。近年来四川市面已经完全绝迹。五十年代曾经在航空路副食店偶然买到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碰到过。
妈妈做的泡菜也很好吃。厨房左墙根有一大排大大小小的泡菜坛，里面泡着各色各样的泡菜：萝卜、豇豆、莲花白、刀豆、甚至剥好的新鲜毛豆米也可以泡来吃，只有莴苣不能和别的东西一起泡，而是单独泡在一个大玻璃瓶里，泡两三次就要把水倒掉，另换鲜的泡菜水。
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哪怕是家常素菜，她也能做得花样翻新，有滋有味。像活捉莴苣、活捉莲花白、急胡豆，都是她做的菜。所谓“活捉”，就是把切好的莴苣薄片（先用盐紧一次，挤掉盐水），或撕碎的莲花白，先用佐料拌匀，面上放一撮切好的干辣椒和花椒，然后把菜油烧到滚烫，从上面一淋，这样滚油淋过的凉拌菜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很下饭。
急胡豆则是先兑好一大碗佐料，包括酱油、醋、料酒、生菜油、红酱油（四川特有的一种带甜味的酱油）、葱末、姜末、蒜泥、红糖……，然后把干蚕豆在锅里干炒，炒到熟透，但不能炒糊。趁胡豆滚烫的时候倒在佐料内，发出嗞嗞的响声。泡透进味后再吃，非常可口。（豌豆也可以这样做）
妈妈做的蒜泥白肉也很好吃。
乡下常有挑着担子走家串户卖耙豌豆、耙胡豆、耙红豆的，每次上门来时，妈妈总要买一点。耙胡豆用油盐炒来吃，耙豌豆可以炒，也可以做汤，耙红豆则只用来打汤。我特别喜欢耙红豆汤，洒上葱花，滴几滴小麻油，鲜美无比。
再就是冬菜炒肉馅。把川冬菜剁细和肉馅一起炒，加上葱花。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一道菜，特别爱把它拌在饭里面吃，味道好极了。
我们家还有几道特色菜。
一是红烧鹿筋。原料是爷爷从西藏带回来的梅花鹿风干的蹄筋，每根有一两尺长，大约有两三百根，用竹竿挂在厨房窗外的檐下。泡软后切成小段用文火煨几个钟头，直到可以用筷子夹断为止。然后加上佐料和香料，味道像猪蹄筋，比猪蹄筋多一层特有的鲜味。这檐下的鹿筋直到我37年离开成都还没有吃完。
二是煨汤。妈妈煨汤时总喜欢加一两味中药材。按时下的叫法，就是药膳。
煨汤多半是用蹄膀和乌鸡，没有煨过排骨。四川不作兴单卖排骨，是连在肉上一起卖。
加得最多的是虫草。虫草也是爷爷从西藏带回来的，用粗草纸包的两大包，大约有十多斤，放在橱柜里。每次煨汤就抓一把放在里面一起煨。那时的虫草比现在市场上卖的大得多，大约有二眠的蚕那样大，浅黄色。现在的虫草外面加好几层豪华包装，丝绒衬底，每盒只有几根，又瘦又小，颜色也很深，而且已经卖到天价。
除了虫草之外，妈妈煨汤也用川芎、川贝、附片、当归……。当归煨汤最香，厨房内外都弥漫着当归的香味。
妈妈还会做酥肉。用半肥瘦的猪肉切成大片，先用刀背把它拍松，外面裹上鸡蛋、盐和面粉，放在油里炸成金黄色，然后再切成小条做汤，或者和圆子汤一起煮，很好吃。
新核桃上市的时候，妈妈就把核桃仁剥去外皮，用来炒肉片或腰花。新核桃仁雪白香脆，炒时加一点泡辣椒或泡姜，吃起来别有风味。
柴火灶煮的饭有一层很厚的锅巴，把锅巴挂在檐下晾干，用来做锅巴肉片或锅巴腰花。要现吃现炸，趁炸好的锅巴滚烫时，把炒好的肉片或腰花往上面一浇，趁热吃，又酥又进味。
靠锅沿较薄的锅巴，妈妈就把它抹上猪油和盐，让它在锅里炕一下再铲起来，给我们吃着玩。妈妈炕的油锅巴成为我儿时最爱的零食。直到我后来长大了离开故乡多年，油锅巴的香味仍然弥漫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
妈妈一共生了五个子女，两个夭折，剩下我们兄妹三人。大妹妹永惠出生于1924年，比我小五岁。小妹永年1931年在三台出生，比我小十二岁。
我和永惠之间有一个妹妹，不满一岁就死了。听妈妈说，她死于一种很奇怪的病，原来是白白胖胖的，长得很逗人爱，大约半岁，两眼突然紧闭。妈妈用手想扳开她的眼皮，她便拼命大哭、挣扎。多方医治无效，以后就逐渐消瘦，经常啼哭，快满一岁时，眼睛突然睁开，只剩眼眶，眼珠已完全腐烂，不久即死去。
永年下面妈妈还生了一个小弟弟，叫永龄。当时我正读初中毕业班住校。星期天离家时他还好好的，到星期六回来已经成为一具小尸体，静静地躺在摇篮里。他死于天花，死时不到一岁。我为这个小弟弟的死大哭了一场。他很爱笑，只要一逗他，他就会格格地笑个不停。这天真的笑声至今仍环绕在我耳畔。
妈妈大约是在1928年离开成都，带着我们兄妹二人到了三台和父亲团聚，1931年在三台生下了小妹，她在我们兄妹三人中最得父亲宠爱，她的小名“咪咪”就是父亲给她取的，永年这个名字则是后来回成都读小学报名时，妈妈临时给她取的。
我在成都已经读了两年小学、一年私塾，到三台后就直接进入高小。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叫“广益小学”，地点在三台后小湾，我一直在这里读到毕业。
1932年，父亲调绵阳，我们也随着到了绵阳。我在绵阳“龙绵联立中学”（现在改为“南山中学”）读完了初中。
从1928年到1934年这七年，是妈妈一生中最平静最幸福的七年，她和父亲之间相处和谐，从来没有红过脸，也没有说过一句重话，算得上一对恩爱夫妻。她比父亲大一岁，父亲平时总叫她“三姐”（跟着舅舅叫）。妈妈在处世为人看问题方面比父亲强。因此父亲对妈妈还带有几分尊敬。他们是旧式婚姻结合的，婚前并不相识，但父亲一生都很爱我的妈妈，对妈妈体贴备至。可是父亲却很不爱惜他自己,最后终于被鸦片彻底摧毁。眼看着父亲一天天沉沦下去，妈妈束手无策。
妈妈在外面这几年比在成都时过得痛快，主要是脱离了奶奶的羁绊，精神上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劳动也大大减轻了。当时家中雇了一个女佣杨嫂，他的儿子杨重煜和我同年，也在我们家中打杂。另外单位还给父亲配备了两名勤务兵。年纪稍大、矮而瘦的叫王开勤，还有个又高又大的小伙子，叫张宗清。勤务兵除了执行公务送信送文件外，也帮家中干些粗活、跑街购物之类。这四个人后来也跟着我们到了绵阳。
这样一来，妈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做菜了。父亲喜欢吃妈妈做的菜，别的事情都可以由佣人代劳，只有做菜妈妈非亲自动手不可。再就是每年为父亲做一坛糟蛋，还有醪糟伏汁酒、水豆豉、干豆豉、豆瓣酱，也照常制作不断。
无论如何，总算比天回镇清闲多了。妈妈没事就看小说、串门，要不陪父亲同事的太太们打几圈小麻将，或者谈家常。
妈妈为人活泛，性情随和，不管什么层次的人都和她谈得来。她善于帮别人排难解纷。在天回镇时，老院子的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总是来找她，她都能给以圆满的解决。到了小城市以后也是这样。在绵阳我们住的地方后院是一个大杂院，住的都是劳动妇女、城市贫民。夏夜乘凉时，她们每个人拿一个小板凳，在我家门口围成一圈，妈妈就和她们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这些人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也总要找她。从家庭出身来看，妈妈应当属于“大家闺秀”，但她一点小姐派头也没有。她身上好像有一股磁石一般的凝聚力，不管到哪里，身边总能吸引来一大堆人，其中既有父亲同事们的太太，也有那些来自底层的劳动妇女，她们都叫她“郭嫂”，而不叫她“太太”，可见她们是把妈妈当自家人看待。
小城的平静终于有一天被打破。
1934年夏，张国焘的红军部队占领了江油、北川，绵阳也听到隆隆的炮声。
为了安全，父亲决定要妈妈带着孩子们先回成都暂避，他一个人留下来，必要时可以随机关一起撤退。如果战火不会波及绵阳，等平静之后，我们可以再回去。
回成都后，正好赶上秋季开学，我便进了成都县立中学（青龙街）继续读高中。
就在这一年放寒假后不久，父亲的勤务兵王开勤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妈妈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王开勤报告了父亲的死讯。
父亲病了一个多月，医治无效，而且日见沉重不支，王开勤决定把他送回成都。但还没来得及到家，就死在中江县附近一个小镇上的客店内。妈妈把两个妹妹交给奶奶，带着我跟着王开勤连夜赶到这个小客店。父亲的尸体静静地躺在床上，妈妈一下子伏在父亲胸前放声痛哭，我站在一旁心中发酸，泪流满面，竭力忍住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究竟死于什么病，王开勤也没有说清楚。但长期吸毒导致他丧失了对疾病的抵御能力以致壮年早逝，这是毋庸置疑的。
父亲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据王开勤说父亲弥留之际不断叫着小妹的名字：“咪儿、咪儿……”，可见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还挂念着他的这个“最小偏怜女”。小妹这时还小，她只有四岁，当然体会不到这一点。
父亲的死，家中经济来源断绝。奶奶和妈妈手上虽然还有点积蓄，但我不愿加重她们的负担。何况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要上学。我决定辍学就业。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妈妈，妈妈也只能同意。
刚好打听到成都新办一个涪江无线电学校，是川军自办的，只收军内子弟，不对外招生，也不收学费，而且还有伙食津贴。于是由父亲同事介绍进入该校。从此以后，无线电报务员就成了我的终身职业，想进美术院校的愿望也成了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
1935年夏季学习结业，绝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各个县城，我一方面由于学习成绩优良，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再一方面校方也考虑到我家庭情况，决定把我留在成都四十一军军部电台工作。这一年我刚满十六岁。
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按照妈妈的示意，我除了留下伙食零用外，全部交给了奶奶。奶奶非常高兴，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我孙儿会赚钱了。于是以后我每月的钱都交给奶奶，这多少让她弥补了几分丧子之痛。想到这里，我又觉得我这步棋还是走对了。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奶奶对妈妈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了。这大概就是同病相怜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瞬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成都，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学生们都上街做抗日宣传。我们电台可以从收报机中收到中央社的电讯，我们便自发地把这些电讯抄下来，写成大字报贴到街上，让人们及时了解前方的战况。也就在这时，我萌发了上前线参加抗日的念头。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表示支持。我便找到我们电台的台长冯祺，说我想上前线。冯祺说想上前线那还不容易。正巧四川仁寿二十三军所属的147师杨国桢部马上就要出发，这个师部电台的台长陈希文是他的朋友。他当即写了封介绍信叫我到仁寿去找陈希文。
信写好之后，冯祺又觉得不大放心，便到我家中了解情况。见到了妈妈和奶奶，才知道我是独生子，而且母亲守寡，奶奶年迈，他后悔了。他说，像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留在后方。妈妈当即告诉冯祺是她同意我上前线的。冯祺深受感动回去之后向大家谈起我的母亲，认为她真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于是妈妈送独生子从军抗日的事便在周围传开了，都夸我母亲很了不起。我于是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这一年我十八岁。
冯祺家住武昌，临别时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要我经过武汉时到他家里去玩。由于在汉逗留时间太短，没有去成。
在抗日前线只一年多便被第三战区长官部抽调到后方：江西吉安空军第十二总站电台。1940年又考入欧亚航空公司桂林电台。1941年由于二战爆发，中德绝交。欧亚是德资企业，也随之宣告破产，我又被“停薪留职”，离开欧亚进入空军。
从1937年九月离家，到1942年十月回成都参加空军，刚好五年，这时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这五年以来，家中有了很大变化，两个妹妹都长大了，奶奶也死了，妈妈倒还是那个样子，并不显老。
妈妈的晚年还是过得平静祥和的。
我自从1940年进入欧亚，外资企业的收入比较优厚，进入空军后，享受空勤待遇，工资比欧亚又高出许多。两个妹妹都读到高中毕业，妈妈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我利用职务之便，经常带给她一些成都市面买不到的东西：香蕉、荔枝、菠萝、芒果一类的热带水果，哈密的瓜、吐鲁番的无核葡萄……让她尝新。有一次在北京王府井看见一条俄国毛毯，标价高得出奇。我还是把它买了下来送给妈妈，她很高兴，后来小妹在南京结婚时，她把这条毛毯转送给小妹作为结婚礼物。赣州通航后，我又给她带回很多瓷器，其中一个薄壳描金饭碗她非常喜欢，爱不释手，以后她就专门用这个碗盛饭。
但妈妈晚年也遇到一些烦心的事，就是大妹永惠失败的婚姻。
惠妹和高建飞是1944年结婚的。其实高建飞人并不坏，就是自恃过高，49年在成都文化部门当一个中层领导，总认为自己在解放前就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因而瞧不起领导，觉得他们是土包子，什么也不懂，为了工作上的事经常和领导闹矛盾，最后愤而辞职。50年代不像现在可以跳槽，那时根本无槽可跳，离职就是失业，最后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自己开了个小作坊做一些手工艺品谋生，这一下就犯了大忌。最后以“地下工厂”的罪名，被发配到西昌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成为一名劳改犯。惠妹为了不连累子女，只好和他离婚。这样一来，惠妹小学教员的工资根本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用度，负担自然就转嫁到妈妈身上，使妈妈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受到影响。
永年小妹曾几次三番想把妈妈接到南京去，并答应每月寄钱给永惠补贴家用，但都未能成行。最后小妹在南京找到她们单位的一个同事，是个老干部，中年丧偶，愿意和永惠结婚，也同意抚养她的子女。但永惠根本不想再嫁，此事也就作罢。
妈妈于1963年春节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她死于肺部大出血。妈妈年轻时得过肺结核，但早已钙化，多年未复发。此次出血是否与旧创有关，不得而知。但天回镇交通不便，延误了治疗，否则也可能挽救。
在上一代人中，妈妈还算是长寿的，在她的辛勤抚育下，眼看着儿女们一个个都能走上正路，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最后她还和她唯一的孙子见了面，她应该欣慰。
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应当是她没有能够把父亲从沉沦中挽救回来。对于父亲的慢性自杀，她并非完全束手无策，而是下不了这个狠心。其实她是有这个力量的，因为父亲很尊敬她，很听她的话。当然，现在说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了。妈妈心中究竟怎么想的，只有她自己知道。
妈妈去世后一年，二嬢也去世。据说二嬢听到妈妈死讯时大叫一声，昏了过去，从此一病不起。她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