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韶年
三台和绵阳是涪江边上的两座小城，三台在下游，绵阳在上游，两城相距58公里，我曾经在这两座小城度过我的韶年岁月和校园生活。
记忆中的小城是静谧而美丽的，特别是三台，美丽得近乎原始。当然，我说的这种原始的、朴素的美，它只存在于韶年时代的记忆中。
三台，自从我离开它以后，就没有再去过。但从互联网上的介绍中看到：“三台已经形成以电力、丝绸、五金机械、轻化工、食品加工为骨干的新兴工业城市。街道宽阔、市容整洁，高楼林立，夜景流光溢彩……”我就知道，我记忆中的那个静谧的小城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至于绵阳，倒是又去了一次，那是2004年夏天和采芹一同去的。两人都抱着同样的心情——怀旧，因为她也曾在绵阳读过高中。结果是大失所望，绵阳已经面目全非，只有南山坡上那一段石级，那当年曾经往返上下无数次的石级（它是我从学校回家的必经之路）还依稀保留了一点旧时痕迹。
每当想到这两个小城时，首先浮现在我记忆中的就是涪江上的纤夫。
纤夫，这一古老的行业，它永远是音乐和绘画描写的主题。那首脍炙人口的《伏尔加船夫曲》（这里的“船夫”实际是纤夫）。每当轻轻哼起那“yo-haiv-ho，yo-haiv-ho……”苍凉悠远的旋律，就不由自主地把你带到那个古老的年代，古老的国度。后来，画家列宾把它画成油画，成为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还有近年来一首流行歌曲叫《纤夫的爱》，但已经把纤夫完全理想化、现代化了，缺乏真实感。
严格地说，纤夫并不属于小城，他们只是小城的过客，一拨接一拨，一拨过去了，一拨又来了，少的七八人，多的十几人，川流不息，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永无休止。然而，从宏观看纤夫又的确是小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已经溶入小城，成为小城所拥有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小城渲染上一层粗犷而原始的色彩。
但是，涪江上的纤夫又不同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列宾的画中，纤夫们穿着臃肿的棉衣裤，头上戴着帽子或裹着头巾，脚上穿着老棉鞋，这是由于伏尔加河流域的严寒所决定的。涪江地处四季如春的四川盆地，它的自然条件比俄罗斯优越，加上经常要涉水，所以涪江的纤夫都是全身赤裸的。经受常年的风吹日晒，皮肤从头到脚染成古铜色。当他们匍伏前进时，每条筋肉都由于用力而隆起，使人联想起群雕《拉奥孔》那样的粗犷和厚重。他们中间偶尔也会夹杂一两个肤色浅的，在这群古铜色雕像中显得特别醒目，一看就知道是才出道的新手。凑巧在列宾的油画中也有一个满脸稚气、动作和别人很不协调的小家伙，他也有着与众不同的肤色。后来在中国旅行社的摄影图片中看到一张《川江纤夫》的照片，是从背后拍的，约有十来人，虽然也都是裸体，但肤色苍白，完全不是我当年看到的纤夫了。
在三台这个小城，还有两个令我难以忘怀的人，就是我的玩伴王祖培和他的女伴冬蓉。
王祖培是我的同学，那时我们正在三台一所教会学校——广益小学高小读毕业班，同时又是邻居，同住在厨师徐家的大院内。
三台的男孩和成都不同，一到夏天，他们就把衣裤鞋袜全部去掉，一丝不挂的到处疯玩。只要出门就会看到到处都是赤条条的男孩满街跑，小的四五岁，大的到十四五岁。我和王祖培当然也不例外，一到放暑假，我们这群孩子就彻底解放了，每天早上一洗完脸赤着身体就往外跑，一天玩够了，洗个澡上床睡觉。这个样子也好省得换洗衣服，直到开学，才穿戴整齐地去上学。妈妈也从来不干涉我们，入乡随俗嘛。
王祖培很会爬树，我们后院是一大片桑园，每逢桑葚成熟的季节，一到星期天，就到后院采桑葚。成熟的桑葚呈紫黑色，但这种熟透了的桑葚并不是最适口的，只有那种半熟的红珊瑚一样的，甜中微酸，吃起来回味无穷。我们一玩就是大半天，总是他上树，我挽一个小篮子在树下跟着他。由于没有衣服牵挂，爬起树来特别灵便，像猴子一般敏捷，很快就采满大半篮，坐在树下慢慢品尝，吃得半饱方休。
放暑假不久，王祖培突然一个人单独行动起来，一出去就是大半天，直到天黑才回来，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也不说。
其实，夏天不穿衣服的习俗并不只限于男孩，到城外郊区，女孩子们也一样，王祖培的女伴冬蓉就是其中的一个。
大概由于我追问得紧，有一天，王祖培突然来找我，二话不说，拉着我就跑，他带着我沿着下东街出城。到了城外，老远就看见靠北边的城墙根蹲着一个和我们一样全身赤裸的女孩，头上扎着双丫角小辫。走近了才看见她身旁放着一把自制的蝇拍，她蹲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蚂蚁搬苍蝇，王祖培叫她，她头也不回。王祖培便拿起蝇拍帮她打苍蝇。这是三台特有的一种很大的麻苍蝇，比常见的苍蝇大两三倍，很笨，一打就着，他们把它叫牛蝇（其实就是牛虻）。
看蚂蚁搬苍蝇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事。那个年代的儿童没有游戏机玩，也不能上网，看蚂蚁搬苍蝇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娱乐。
王祖培和冬蓉大概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的，看他俩熟悉的程度，他们的交情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冬蓉的家在船上，是个渔家姑娘。看够了蚂蚁搬苍蝇，冬蓉就和王祖培一起回船，我也跟在后面。
冬蓉原本是蹲着的，待到她站起来，我才发现她比王祖培高出半个头，已经是个半大姑娘了。和这样大的女孩赤身裸体地一道走，确是不大自在，但她却满不在乎，看来是习惯了。
从城墙根到船上，要经过一片菜地，还要涉水穿越一段芦苇荡，芦苇长得又高又密，人一钻进去马上就被它掩没了。芦苇荡的水深浅不一，最深处可淹到肚脐，冬蓉走熟了，她拉着王祖培，王祖培拉着我，很顺利地穿出了芦苇的丛林。当然，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芦苇叶缘上有一排锯齿，很锋利，一不留神就会把皮肤划破。
他们一家四口住在船上，她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弟弟大约四五岁，一双黑亮的眼睛滴溜溜地望着我。
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的爸爸妈妈也和我们一样一丝不挂，除了她妈妈发髻上别了一枚银簪之外，浑身上下就一无所有了。这是我所见到的除了纤夫之外这个小城里又一个裸体群落。当然，他们所以如此，不是由于贫困，而是为了需要。
她爸爸是扳罾的。罾是一种很古老的捕鱼工具，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它是一个四方形的网，边长3-4公尺，四个角固定在两根竹竿扎成的十字形支架四端，支架中心十字交叉处悬挂在一根长竹竿（木杆）前端，竿的后端（大端）固定在一个H形支架上并穿过枢轴，也就是罾的支点，支架下端深埋在岸边水中。罾的顶部，也就是十字架中心，系着一根很粗的长绳，绳的后端握在扳罾人手中。把绳放松，罾就连十字架一起沉入水中，等到鱼群游入网内到一定数量时，就把绳用力向后一拉，罾就连鱼带网浮出水面，这时女人就背着鱼篓下水，把网里的鱼捉进篓中。有时遇到太大或太多的鱼，为了避免把十字架坠断或擦破网底，女人就潜到水里去托住网底，由冬蓉去收鱼，这样的情况并不多。
看扳罾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可说是百看不厌。每当看到扳起一网较多或较大的鱼，心中就会为他们感到收获的满足和愉悦。
当然，并不是任何水域都可以扳罾，只有江流的回水带才适合扳罾。他们所在这一带正好是涪江最大的一个回水沱，鱼群比较集中，所以每网都能网到鱼。在这一段岸边，就有十多条罾船，各船之间相互的间距大约百米左右。
就这样，每天大约可以网到百把斤鱼，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两三百斤。网到的鱼，大的卖掉，小的留下自己吃，太小的鱼儿就留在网里，让它们游回江中。当然，他们并不自己挑进城去卖，每天一到固定时间，就有鱼贩子上船收购。
冬蓉的妈妈水性好，很会潜水，有一次，渔网被水底的石头棱角挂住了，拉不上来，她潜到水里解开渔网，搬走石块，至少五分钟才浮上来，面不改色，气也不喘。
冬蓉也会游泳，而且是潜游，每逢她父亲收网休息时，她就下水去玩，像一条鱼一样哧溜一下钻进水中，顷刻之间无影无踪，不带一丝水花。待到她从另一处冒出来时，已经是几十米以外了。我想，她要是有机会参加游泳赛，一定是个很出色的选手。
王祖培也会游，但不会潜水，他只会游一种狗爬式，速度很慢，而且刨得水花四溅。我却连狗爬式也不会，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冬蓉还有一手绝技，就是用芦苇叶射箭，她能把一段苇叶射上很高的天空。
她把芦苇叶拔起来，只取叶柄部分，截成两段或三段，每段约一尺左右，从叶柄两边把叶片撕开，左手握住叶片下端。右手在叶柄下方飞快地向上一捋，叶柄就像箭一样飞向高空。王祖培和我也照她的程序操作，但只能射到她的一半高度，始终超不过她。
我觉得，王祖培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小家庭，这个小家庭也接纳了他，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喜欢逗她的小弟弟玩，玩得非常开心，就像是他自己的弟弟一样。有时也伙着他们吃烤鱼，我当然也沾了他的光。就是用火钳把鱼架在小炭炉上烤熟来吃，由于是刚出水的活鱼，吃起来非常鲜美，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冬蓉姓陈，我听见王祖培叫她父亲“陈伯伯”。
每当王祖培和冬蓉单独在一起时，两人显得非常亲昵，从城墙根穿过菜地那一段路上，冬蓉总喜欢把右手揽住王祖培的肩，王祖培就把左手搭在她的腰间，很像是亲密的姐弟，但更像是一对小情侣，这很让我羡慕，甚至想入非非。这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远在成都的八妹，心里在想，要是这时她出现在眼前和我们一起玩，该有多好。我更联想到我们的伊甸园，但是那范围多么狭小，而且仅仅是那偶尔的一次。而此时此地，却是烟波万顷的涪江和幽深静谧的芦苇荡，多么大的广阔天地让我们尽情地享受自然。我应该感谢王祖培把我带进那本来只应属于他们两人的小天地，这在他来说多少有点不大情愿，只是由于再也瞒不住我，才不得不让我闯入他们那原生态的两人世界，这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我的信任。为了不辜负她的这番信任和尊重他的隐私，我始终没有在别的同学面前提到他和冬蓉的事。
高小毕业，我就离开三台，去了绵阳，不知道后来冬蓉是否真正成了王祖培的媳妇儿，虽然我在内心希望是这样，也为他俩祝福。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属于不同的阶层，王祖培将来还要读中学，他有他的发展前途，而冬蓉始终是个野生野长的渔家女。
在三台还发生过一件事，就是惠妹溺水事件。由于我的疏忽，让她差一点淹没在涪江中。
那是暑假中的一天，一大群赤条条的同学来约我到江边去玩水，惠妹也吵着要和我们一起去，我不大想带她，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这群光屁股的男孩一起跑，算什么呢？她不干，坚决要去，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带她一道去了。
涪江边有一片很大的沙滩，是我们暑假中常去的地方，在这里玩水的除了孩子，也有大人，当然都是男人，他们也和孩子们一样，光着屁股下水。
去沙滩之前要先过一道木桥，这是一座临时搭的桥，下面是木架子，上面铺木板，两侧也没有护栏。我当时是牵着惠妹的手上桥的，但我唯一的疏忽是没有让她走在内侧。当我们正走到桥中间时，忽然迎面来了几个挑粪的，而且走得飞快。我们只得往边上让，谁知惠妹一不小心，踩虚了脚，她的手突然从我手中滑脱，一下子从桥上掉了下去。我想，这下完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这时桥下正好划过一条木船，划船的看见有人落水，迅速地划过来，把手中的篙杆伸过去，惠妹两手紧紧抓住篙杆，划船的一下子就把她拎上了船，然后划到岸边，把她交给我们。
由于出了这个意外，再也没有心情玩水了，到了沙滩上，叫她把衣服脱下来晒干再穿上。回去之后也不敢告诉妈妈，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我至今仍然要感谢这位不知名的船夫，那天如果没有他，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涪江不但水深，而且水流湍急，如果她那天真的被波涛卷走，我回去如何向妈妈交差，我将为此抱憾终身。当时惠妹8岁，我13岁，这是1932年夏天的事。
就在这一年秋天，我高小毕业，父亲由三台调赴绵阳，我们全家随父亲一起去了绵阳。
和三台比较起来，绵阳要比三台大，也热闹些，而且还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名城。它究竟深厚到什么程度，先看下面的一首诗和一支歌。
这首诗，就是唐代诗人樊宗师（绍述）的《绵州越王楼》。诗前还有一篇序。这首诗和序确称得上旷古罕见的奇诗奇文，“奇文共欣赏”，现将它全文转引于下：
绵之城。帝猲歇，掀明威，渳石硝，驰涪濑。左陵凌红夷，簪天池，送行癸壬，且掬砣踢于西北，蟠红頠青。越王贞故为楼，重轩叠飞。门明窗蒙伞，蹇蹇于始登。谓日月昏晓，可窥其背，雷电合，风云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变化，草木显，绣髻衔，蓑芰皆可察极。既萦视其江带，又极视其土冈，断暴远近，山崄崄若閿之东皇。天原开，见荆山，我其蔩河，间然为曲直。泪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无害若其自果星星，过归尚悲，不能解，重为诗以释，益不可。顾谓郡中诸君，能无有以华艳。其缀云：
危楼依天门，如撞星辰宫，榱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徂秋试登临，大霭屯乔空。不见西北路，考怀益彫穷。石濑薄溅溅，上山杳穹穹。昔人怆为逝，所适酡颜红。今我兹之来，犹校成岁功。辍田植科亩，游圃歌芳丛。地财无丛厚，入室安取丰。既乏富庶能，千万惭文翁。
一支歌，就是当年在绵阳几乎是人人会唱、家喻户晓的歌，至少在中小学生中，它比校歌更加深入人心。这支歌，就是《绵阳怀古》：
蚌水龟山头，淡烟乔木古绵州。唐家帝子今何在，越王只剩空楼。富贵等浮沤，青山仍依旧，溪上芙蓉几度秋。思往事，文章李杜，政治蒋欧。一线安昌水，一点富乐丘。淡烟乔木古绵州，古绵州。
樊宗师何许人也？恐怕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了，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里，他连末流也算不上，只能列入等外品。但此人却受到韩愈深度推崇和评价，称他为“有唐第一奇才”。他死在韩愈之前，韩愈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铭文中对樊大加赞誉，说他“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窃，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优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说实在话，对于他的这首诗，确实不敢恭维，文不从，字也不顺，不知所云，它比现代许多朦胧诗还要朦胧，让人越读越糊涂。正像他自己说的：“不能解”。相比之下，倒是后面这支歌显得平易近人，寥寥数十字，凸现了这个“淡烟乔木”的古城全貌。
樊诗序中提到“越王贞故为楼”，也就是歌词中的“越王只剩空楼”。这个“越王贞”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个儿子李贞，贞观十年（636年）封越王，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任绵州刺史，据《旧唐书》说他“颇涉文史，兼有吏才”，可见是个能干人，他在绵州当了六年官，留下来的唯一政绩工程，就是这座号称“天下第一楼”的越王楼。据说是耗银50万两，历时三载建成，高十丈，雄居全国四大名楼之首（越王楼、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可惜这座雄伟的建筑最后在清初毁于战火。
李贞的下场也很悲惨，这个能干人却偏偏碰上比他厉害百倍的混世魔女武则天。他后来联合韩王李元嘉、睿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起兵讨伐武则天失败，服毒自杀，难怪歌词中发出“唐家帝子今何在”的感慨。也正如歌中所说：“富贵等浮沤，青山仍依旧”，只有青山是永恒的，一代藩王，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据说越王楼已于2005年重建，即将于最近落成。重建后的越王楼高99米，依然雄居全国四大名楼之首（滕王阁高57.2米，黄鹤楼高52.6米，岳阳楼高32米）。
“蚌水，龟山”：蚌水就是涪江，涪江流域盛产河蚌，个儿很大，壳黑色，味鲜美，所以称涪江为蚌水。龟山，就是涪江东岸的富乐山，山体庞大，山顶平坦，像一只巨龟，故名龟山。据说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请由荆州入蜀，到达涪城（即今绵阳），刘璋由成都专程赶到绵阳迎接，并在龟山宝盖峰上设宴招待，席间欢乐畅饮，盛赞蜀中土地富庶，人民安乐，因名此山为富乐山。山下有诸葛亮所建的营垒和蒋琬故居遗址。山顶新建巍峨雄伟的富乐阁，高53.8米，格式基本仿照黄鹤楼，也是五层八面，斗拱雕梁，飞檐画栋，琉璃金顶，成为绵阳的标志性建筑，数十里外均可望见，为江山增色不少。阁前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南面有诸葛亮刘备并肩而立的高大塑像，塑像的黑石基座上刻有“鱼水君臣”四个金字，不禁引起人们对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代良相的深刻敬意。
西山脚下有一个“豫州园”，是刘备在绵阳生活起居和办公的处所，山顶有蒋琬的墓园，墓前石碑高2.45米，上刻“蒋恭候墓”四字，是光绪十六年（1890）蒋琬的后代、时任龙安县（今平武）知府蒋德均竖立的。
《绵阳怀古》歌词中“文章李杜，政治蒋欧”中的“蒋”，就是指蒋琬。蒋琬的确是个贤能的政治家，他是诸葛亮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是蜀国四相（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之一，这四人都是英才，但缺乏大胆创新的精神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蒋琬是文官出身，不像诸葛亮那样有一线作战的历练，诸葛亮死后，他代亮执政，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但实际上只是蜀汉大军的名义统帅。蜀大将魏延被误杀，是历史上一大冤案，此事蒋琬应负一定责任。加上刘禅本身的懦弱无能，虽有蒋费等人的全力辅佐，终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终免不了阶下囚的命运，闹出了“乐不思蜀”的千古笑柄。作为政治家的蒋琬，只能算是失败的政治家，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溪上芙蓉几度秋”，芙蓉溪是涪江东岸的一条小支流，上源叫杜家河，源出江油县双河场，从西面绕过富乐山，在富乐山南侧汇于涪江。芙蓉溪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去处，就是渔父村。每逢假日，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便会在这里泡上一天。渔父村竹树茂密，在竹林里喝茶、聊天，顿时使人心情舒畅、暑意全消，确是一个休闲的好地方。
至于渔父村的来历，相传是东汉初年针灸学家涪翁垂钓处。关于这个涪翁，《后汉书·郭玉传》有一段记载：“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垂钓于涪水，因号涪翁。”据说他治病不论贵贱，皆全力救治，不图报酬。后将针灸术传给程高，程高又传给郭玉，郭玉后来成为东汉一代名医。
涪翁著有《针经》、《诊脉法》等书。今李杜祠内还保存着涪翁像碑，碑上有赞：“西汉中微，名贤放逐，有一父老，不知何出，钓隐涪江，针经著录，弟子程高，再传郭玉，矫矫春风，依依乔木……”涪翁被列入绵州十大乡贤之一。绵阳永兴镇西汉墓出土文物中有《人体经脉漆雕》，其中记载人体经脉分布情况与“黄帝内经灵柩经脉篇”完全一致，是我国人体经络学理论最早的实物证据，证实绵阳确为中国针灸学的重要发源地，而涪翁也被誉为针灸始祖。
“文章李杜”，李白的故居就在江油的青莲乡，离绵阳不到二十公里，李白曾多次来到绵阳，杜甫更不消说，涪江岸边有一块巨石叫黄斑石，石上刻有杜甫《东津观打渔歌》二首和《游渔父村》诗，原诗如下：
“白云深处碧溪流，渔父逍遥溪上头。世际周秦嫌逐鹿，生潜江畔伴浮鸥。桃园鸡犬名还在，柳浪纶杆事竟休，风景尽随烟水去，依稀新月旧时钩。”
无巧不成书，历史上竟有两个“涪翁”。还有一个就是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因自号“涪翁”。不过这个涪州，是重庆市的涪陵县，和绵阳毫不相干。
《绵阳怀古》歌中最后提到的“一线安昌水”，就是绵阳南河，南河发源于安县安昌镇，故名安昌水。南河自西向南再向东弯成弧形，而涪江则从东面环抱，两条江在城东南角交汇，将绵阳圈在中间，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几乎呈正圆形，这在全国很多方形格局的城市中是独树一帜的，因而它在航线飞行中也就成为一个极其醒目的地标。这个圆形的城市格局，60年代以后逐渐被打破，现在的绵阳市区范围已经比原来扩大20倍，西面延伸到永兴镇，北面则连接到圣水寺，涪江东岸和安昌江南岸也都成了新建的街区，那个“淡烟乔木”的古城，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2004年年时重访绵阳，第一件事就是找旧居，第二件事就是访问母校。
在三台曾搬过两次家，在绵阳则一直住在南街中段一座小木楼内。木楼是新建的，全木结构，没有油漆，两楹三进，从中一隔为二，刚好可以住两家人，于是父亲就和他的同事刘尧臣共同把它租了下来，各住一半。父亲和母亲住楼下内间，惠妹和小妹住外间，我住楼上，楼外有走廊，靠街有栏杆，栏杆内有长条座板，可以坐下来凭栏瞭望。
这座木楼离父亲上班的地方很近，往南隔十几个门面，就是军部大院，父亲在那里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我常常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玩。这里距离学校也很近，向南一直走，出南门，过一道浮桥上山就是龙绵联中（即现在的南山中学），我那时是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
南街是一条正街，但很幽静，没有汽车，人力车也很少，顺着这条街往北走不远有一座城门，就是绵阳的东门，出城就是涪江，沿江有一道长堤，堤并不宽，但很结实，据说筑堤的材料是一种特制的三合土，是用石灰、粘土、细沙拌上煮熟的糯米合成，比现代的水泥还坚固，历经数百年没有出现一丝裂纹。涪江的上游是青藏高原的雪山，每年夏季都要爆发一次山洪，全靠这座堤保卫小城安全度汛。堤上不断地走过一群又一群赤裸的纤夫，拉着木船溯江而上。堤北端铸有一个铁牛，约有真牛一般大，雄踞高台之上，据说是作为镇伏洪水之用。堤内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叫东较场，我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学会骑自行车的。
这次重访旧地，面目全非。南街已经从地图上消失，成了一环路的一段，马路宽阔，高楼林立，我曾经住过的小木楼和父亲办公的大院早就消失了，城门和城墙也已经无影无踪，涪江上的长堤也改成青石铺成的宽阔江堤，沿堤加了青石的护栏。堤边的铁牛比原来增大了约十倍，而且挪到了广场中心，广场也不是原来的模样，全部铺上了青石，宽阔而平坦，广场周围竖起了一栋栋高楼大厦。南河上的浮桥也改成水泥路面的大桥，只有桥头南山坡上的一段石级，还依稀浮现旧时痕迹。当然，随着现代文明的侵入，涪江上再也看不到那粗犷原始的纤夫群落了——由于公路和铁路运输的逐渐普及，一般货运不再采用运量小而费时费力的木船，纤夫这个行业也逐渐衰落。
现代文明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摧残一切古老的、原始的，甚至是美好的东西为代价，使人感到现实的残酷，感到不可避免的无可奈何。
广益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位于三台后小湾，背靠城墙，环境非常幽静，附近几乎没有行人，更听不见嘈杂的市声，确是个很理想的读书场所。小院内到处都是蔷薇架，一进门就闻到扑鼻的甜香。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很高。由于是教会学校，高小已经有英语课，用的是林语堂编的《开明英语读本》，教英语的老师叫李恭甫，教课非常认真，他能和外国人用英语交谈，学校里有几个英国传教士，常常和他聊天。教语文先后有两个老师，谭尧咨老师和曾少逸老师。谭老师精于古文，而曾老师则偏重于语体文。我们班上有位同学叫敬士麒，谭老师说这个“敬”字作为姓用时应当读“苟”（第四声）。因此每逢谭老师上课点名时总是叫“苟（够）士麒”，于是我们也就开玩笑地这样叫他。其实四川姓敬的很多，他们都自认为姓“敬”而不是“苟”。谭老师这样读音也许有他的根据，但并不为当事人所接受，就显得有点迂腐了。在作文方面，谭老师总是要我们写文言，而曾老师则提倡语体文，并且把我写得好的作文送到校刊上发表，曾老师还专为我的作文画上精美的插图，每当我看到我的文章变成铅字印出来，而且还有老师为我配图，就会产生由衷的满足之感。那时的学生们很调皮，爱背后给老师取外号，于是这两位老师也就被叫做“曾疯子”和“谭胡子”，因为曾老师讲课很投入，兴之所至时会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兴高采烈，而谭老师则留了一撇八字胡。当然，只是背后叫，不敢当面叫。
校长何光明，身材瘦长，戴一副近视眼镜，为人和蔼，是个学者型的人物。这个学校虽是教会学校，宗教气氛也很浓，墙上到处都挂着圣经的插图和警句，礼拜堂就在学校的礼堂内，但并不勉强学生信教，倒是每逢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都主动参加。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做礼拜时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很有感染力，特别是唱圣诗再配上音乐时，似乎无形中有一股吸引力，使你的灵魂净化（佛教所说“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大概也属于这种境界）。第二，做礼拜时会分发一些《新约》的单行本，主要是《新约》的前五种：《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这种小册子印刷很精美，还有彩色插图，很受孩子们欢迎，把它叫做“福音书”。有时还会分发礼物（圣餐），有一次我分到一枝柿子，肥厚的叶片，枝上还结了五六个柿子。带回家后摘下来一个品尝，却是苦涩不堪。妈妈才告诉我，柿子不能生吃，要放在米缸内焐熟了才能吃，但后来我并没有吃它，把它插在花瓶里养起来，直到枯萎。
在老师之中，也有个别不大称职的，比如训育主任郭长海（觉海），不过他并不是专职教师，只是偶尔代课，但却闹了一次笑话，把鲁迅的《阿Q正传》读成《阿O正传》。原来学生们背后叫他“没脚蟹”（郭觉海的谐音），后来就干脆叫他“阿O”。郭长海是我的远房同宗，而且是我的晚辈，他的儿子郭兴初就在我们班上，是一个胖乎乎翘嘴唇老实巴交的小家伙，按理他应算我的孙辈，但在班上，我们仍互相以姓名相称。
在我高小的第三学期上，出了一件大事，就是吴老师之死。
吴诵平老师是全校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个，负责教音乐、体育和手工。他教音乐的方式很独特，不像别的音乐老师那样只是教会学生唱几支歌了事，而是教我们学会欣赏，于是我们开始知道了贝多芬、巴哈、舒曼、莫扎特……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最喜欢弹的就是贝多芬的《月光曲》。他还给我们讲一些音乐的故事，讲贝多芬怎样创作《月光曲》，莫扎特如何谱写《安魂曲》，讲得出神入化，有声有色，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他还组织初小一二年级的小同学们化装表演歌舞，在毕业会上演出很成功。记得那次表演的节目是《小小画家》和赵元任根据芭蕾舞《天鹅湖》改编的大型儿童歌舞剧《天鹅》，后者给我的印象极深，其中的歌词至今还记得。如歌剧开始时的唱词“我们同胞、多么欢欣，并肩携手，互相亲……”第三幕开始时主角女孩唱的“姐姐哥哥们，不要太高兴，难道忘记了，后母心中恨？……”吴老师很爱孩子们，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是个典型的“孩子王”。
吴老师上体育课也很认真，他要求每个同学必须参加一个项目，不留死角。学校的体育设备很完善，单、双杠、爬绳、爬杆……当然都是按小学生的身材设计的，比标准器材要小得多。我们开始练爬绳和爬杆时手脚并用，他认真给了纠正，他说，哪怕只能爬上一两公尺，也只许用双手，两脚要并拢垂直。我们很快便纠正过来，后来我居然能一口气爬到杆顶，单杠引体向上也能一下拉到上十个。此外我还喜欢打乒乓球，打球时吴老师亲自担任裁判，我打球进步很快，特别是我的反手旋球，很少人能接得住，颇得老师的赞赏。我的乒乓球技艺对我后来读中学学会打网球很有帮助。在龙绵联中时，我和同班的李又荣（绰号瘦狗）、雷启宇都是网球健将，参加过校运动会上的网球比赛，可惜的是离开学校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打网球了。
由于我从小就热爱体育锻炼，使我在长大成人后体力充沛，很少生病。在参军后很快适应了艰苦的军旅生活，以及在后来从事空勤工作中忍受长途飞行的体力消耗。今天能够活到九十多岁，跻身于长寿的行列，都应归功于青少年时期打下的基础。
除了教学认真之外，为了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吴老师还自费订了一些刊物，《儿童世界》、《少年文艺》和《小朋友》给大家阅读。这些刊物上经常有一些有奖征文或者小测验一类题目，吴老师总是拿给我们去做，写好之后交给他修改投稿应征，发表之后会得到出版社寄来的奖品，我记得有一次我得到《儿童世界》寄给我一本《希腊神话故事》，非常高兴，爱不释手。
吴老师只教了两个学期，到了第三学期开学突然换了人。同学们都很奇怪，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吴老师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吴老师于1931年冬被捕入狱，不久即被地方当局以“通共”的罪名在他的家乡梓潼枪决。吴老师之死在同学中引起极大的震撼，给孩子们纯洁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在那个年代，在偏僻的小城里，犹如世外桃源，中小学生只知埋头读书，从不接触政治，更不知“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只是朦胧地觉得那是“盗匪”、“歹徒”的同义语，但这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我们敬爱的温和、善良的吴老师联系起来。吴老师之死使我第一次陷入极大的困惑，在我脑海中充满了疑问，但又不知道应该去问谁，很长时期中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每当我拿起那本奖品《希腊神话故事》，我便不由自主想起吴老师，想起他给我们讲《月光曲》的情景，想起他弹钢琴的神态，总觉得他没有死，总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直到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吴老师是为了追求一个理想而献出了他年青的宝贵的生命。安息吧，亲爱的吴老师。
1933年春，我进入绵阳龙绵联立中学，即现在的南山中学。
学校位于南山山顶，环境优美，学校建在山顶上，在全国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学校周围是一大圈白色的围墙，一出城门老远就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站在学校大门外，可以俯瞰整个绵阳城，视野极其开阔。
现在，白围墙已经连同大门一起拆掉了，原有的平房校舍也改为一栋栋高大的教学楼，以前我经常在那里打球的网球场已经变成宽大的足球场。只是在校门口的玻璃橱窗内还陈列了几张原来校门和校舍的老照片，供人缅怀。
这所学校在当时很有点名气，当年名噪一时的一指禅海灯法师（学名范无病）就是这个学校早期的校友。教学质量一流，所聘请的老师都是在教育界很负盛名的名师，比如教代数的郑老师，就是当时很有名的“郑代数”，他真正的名字反而被大家忘记了。还有教几何的雷几何（雷升之），教化学的朱士先，教物理的孙少芝等老师都很有名气。教英语的叶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书法，同学们都纷纷向他索书，但他只教了两期就因病去世，换了一位姓廖的老师（大家都叫他廖sir），据说是美国留学生。我现有的英语基础，都得力于这几位老师，以及广益小学的李恭甫老师。但那时的外语教学偏重于讲授文法和作文，而忽视口语教学，以致我至今还不能用英语交谈。
刚入学的第一堂代数课，却遭遇了一次尴尬。
我在小学时期，学习可说是一帆风顺，从初小一年级直到高小毕业，每学期都是第一名，在广益小学高小最后两学期，还被评为全校的“好学生”，获得三角形优胜旗一面，挂在家中墙上，很是得意。这次进初中，临时没有适当班次，便直接插入初二上。那天上代数课的老师姓毛，他发现班上出现了新面孔，便指定我上台在黑板上演算，这是一道多项式乘法，还带有分指数和负指数。当时面对黑板，一头雾水，最后丢下粉笔，垂头丧气地回到座位上，心里很委屈，这是我自从学习以来第一次挫折。其实，毛老师也并非有意出我的洋相，班上来了新人，他当然要摸一摸底。经过父亲的连夜辅导，我终于很快赶上了进度，在下一次上黑板演算的时候，我迅速地算出了一道相当繁难的计算题，毛老师终于对我另眼相看了。
毛老师只教了一期，下一期就换了名噪一方的“郑代数”，由于他的名气太大，同学们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名。
郑老师教课确是有一套，数学本来是一门枯燥无味的课程，他却想方设法讲得津津有味。记得他的第一堂课，一上来就给我们先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每天三餐饭，八个人坐一桌，如果同桌的人每餐饭换一种坐法，要多少天才能换完？大家都觉得这还不简单，要不了几天就换完了。算出来才知道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终其一生也换不完。他还讲过阿拉伯国王的故事，这位国王很喜欢国际象棋，他有一天把象棋的发明人叫来，为了酬谢他的功劳，要给他赏赐，国王要他自己提出要求，他当时就指着国王面前的棋盘说：我只要求陛下在棋盘第一格中放一粒米，第二格两粒，第三格四粒……每格放的米为前一格的加倍，把整个棋盘64个格子都放满为止。国王觉得他提的要求未免太容易办了，当场满口应允。结果经大臣一计算竟是一个天文数字，把全部的库存都拿出来也不够。
其实这都是级数中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属于等差级数，后一题是等比级数。
郑老师还讲到了“完全数”。所谓“完全数”，就是把这个数的所有因数（包括1，但不包括它本身）加起来的和，恰好等于它本身，例如6的因数为1、2、3，1＋2＋3也刚好等于6，28的因数为1、2、4、7、14，而1＋2＋4＋7＋14＝28。完全数的确太完美了，因此也就很稀少。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八个（到1996年止，共发现34个完全数）。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数学计算中很有趣很实用的数，比如默森数和费马数，他还谈到哥德巴赫猜想。他说，这个猜想看起来非常简单明了：“一切偶数都是两个素数的和”。比如12＝5＋7，14＝3＋11，16＝3＋13……100＝3＋97……这个连小学生都看得懂的命题，要证明它却不那么容易，哥德巴赫用了毕生的精力也没有解决。40年后出了个陈景润，徐迟的一篇文章使他名扬四海，但他也只是接近了它，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用的教科书是“范氏大代数”，这是高中以上使用的教材，但我们在初中阶段就把它学完了，这也说明这个学校确是与众不同。
郑老师留给我们最后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快要毕业时，他把整本代数都讲完之后，在黑板上写了两道题：
①、有一块边长为60公分的正方形纸板，四角截去四个相等的小正方形，然后将四边折起做成一个点心盒。问截去的小正方形边长为多大时，装的点心最多？
②、用一块铁皮做一个圆筒形罐头盒，半径和高的比应该是多少时，装的容量最大？
这是两道应用题，牵涉到立体几何中立方体和圆柱体的容积和表面积。题中的未知数，又有点像代数中的一次方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想了半天也不知如何列式。郑老师最后在黑板上写出答案，第一题中的小正方形边长应该是10公分，第二题中的半径为高的一半时，容量最大。
郑老师最后说：“这两道题都很实用。类似的情况你们今后工作中经常会碰到，但用你们已经学过的数学知识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这里牵涉到极大极小的概念，必须引入新的数：‘导数’才能解决。”郑老师最后鼓励我们：“学无止境，数学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数学绝不是玩弄数字，玩弄概念。希望你们能够爱上数学，个个都能成为数学家。”
由于父亲的去世，我未能继续升学，辜负了郑老师的期望。但我还是很喜欢数学，把它作为我的一项业余爱好，并找来一本微积分，当做小说看，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导数。
语文老师范纯嘏也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位老师（同学们没有见过这个“嘏”字，都在背后叫他范纯蝦）。
学校发的语文教科书他并没有完全采用，只选讲其中少数几篇，如《祝福》、《背影》、《我所知道的康桥》等。他却自己另外找了些补充教材印发给我们，其中有陶渊明的《闲情赋》，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陈文述的《孔雀胆》，吴伟业的《圆圆曲》，王壬秋的《圆明园诗》，黄仲则的《猛虎行》，龚自珍的《西郊落花歌》，甚至还有谭嗣同的《潼关》，汪精卫的《共和二年之战士》组诗。内容极其广泛，不拘一格。
范老师讲课富有风趣，引人入胜，而且有很多独到的反传统的见解。他认为，一般人都推崇唐诗，把唐诗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最高峰，以后再也不能逾越，而把清诗看作“回光返照”。实际上清诗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他说：清诗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其成就都在唐诗之上。他还说：一般人都把杜甫的诗奉为“诗史”，其实《圆圆曲》和《圆明园》才是更富于现实意义更具时代感的诗史。他又提到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几组爱情诗和黄仲则的“绮怀、感旧”24首，他说这些诗都是真情的流露，缠绵悱恻、百转千回，可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一点都不逊于李商隐和杜牧。像“小语精微沥耳圆，况聆珠玉泻如泉”、“千围步幛难藏艳，百合葳蕤不锁情”、“风前带是同心结，杯底人如解语花”，这些都是千古不朽的佳句，是前人所写不出来的。他说清代还出了一位词人纳兰性德，他的《饮水词》、《侧帽词》，其成就并不在“词坛二李”（李煜、李清照）之下。
他还特别推崇汪精卫和谭嗣同的诗，说汪的《共和二年之战士》中的名句：“此辈封狼从瘈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谭诗：“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豪情壮志、慷慨激昂，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但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汪这位慷慨悲歌之士，后来竟堕落为头号大汉奸，和谭嗣同完全南辕北辙，实在令人概叹：“若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范老师还喜欢书法，写得一手流利的行楷。同学们向他索书，他从不拒绝，我手头曾保留了好几页他用宣纸信笺写的“纳兰词”，其中就有那首有名的《木兰花令》：“人生若只如初见……”可惜后来都没有保存下来，他也鼓励我们临帖练书法，他推荐的字帖是郑苏戡（孝胥）的“千字文”，郑苏戡的字写得很漂亮，自成一家。可惜的是此人后来也当了汉奸，做了“满洲国”的“外交大臣”。
总之，范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他培养了我对旧诗词的爱好，他教会我们读书要兴趣广泛，涉猎百家，不拘一格，不要墨守成规，这样才能开阔视野，他自已在教学中也始终遵循这一原则。比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一篇很出格的游戏文章，一般人很少会看中它，但范老师却偏偏把它选作教材，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在联中快要毕业之前，我曾经有过一次“艳遇”。
那是1934年春季开学不久的事，当时我正读初三上。
联中是男女分校制，女生部和男生部是隔开的。女生在东院，男生在西院，同一个校门进出，但互相之间并无往来，我们那时候都是住读，每星期回一趟家。有一个星期六放学回家，刚走下山坡准备上浮桥，突然听到后面有一个女孩的声音在叫我，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高挑个儿的白皙丰满的少女，面貌姣好，用现在的说法，是属于回头率很高的那种，胸前别着联中的校徽。她说：“我认得你，你的父亲叫郭宝书，你住在南街那栋新楼房里……”她最后说：“你的网球打得真好。”原来她在上期的全校运动会上就注意到我了。
经过她的自我介绍，知道她叫薛玉卿（畹芳）。她也读三上，是我的同级，她家就住在军部大院内，怪不得她对我的情况打听得那么清楚。
此后她就成为我家的常客，她性格活泼、开朗，嘴也很甜，一口一声“郭姆姆”，很快就博得妈妈的好感。妈妈觉得这个女孩不管是身材、面貌都无可挑剔，和我很般配。每逢星期天和暑假期间，都是她来找我，我从来没有去过她家，妈妈总是热情地接待她。
她也有着一般女孩的习惯，爱吃零食，她每次来，总要带些糖果糕点，和我分享。她特别爱啃甘蔗，后来，她每次吃甘蔗总是把外面的皮和节巴吃掉，把芯子留给我，这很使我感动。因为甘蔗的芯部是精华所在，她却把它留给我，一个女孩只有对待她最心仪的人才会这样。
于是，每周未下课后，不是她在校门口等我，就是我等她，两人一起走回家。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在同学中传开了，同学们就和我开起玩笑来，都说女生部有我一个很漂亮的“绯洋伞”（Fiancee）。
我还给她刻过两枚印章。有一次她来正碰见我在刻章，我闲时喜欢刻着玩，她要我也给她刻两个，她找来了两枚小的寿山石，我给她刻了，一枚是朱文“薛玉卿”、一枚是白文“畹芳”，她很喜欢。
我和薛玉卿的交往很快就被父亲知道了，父亲有一天把我叫去，问我：“你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吗？”我摇摇头。父亲又问我：“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我仍然摇摇头。我的确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打听这些，问它干嘛呢？
从父亲的介绍中，我才知道她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薛开泰，她的妈妈是薛开泰的四姨太。
薛开泰是孙震手下的一名师长，是川军中有名的混世魔王，据说是土匪出身，娶了十几房姨太太。父亲虽然交游很广，但对这样的人还是敬而远之的。
但父亲并没有责怪我，父亲只是说：“你现在还小，正是求学的年龄，过早谈恋爱只会使你分心，没有好处。”我想，这算是“恋爱”么？我们之间顶多也就是在街上走互相拉着手，此外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接触，我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纯洁的。
父亲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妈妈，于是妈妈也渐渐对她冷淡起来。女孩子是很敏感的，她发现我们家并不欢迎她，出于自尊心的驱使，她也逐渐对我疏远。这年冬天，我初中毕业回到成都，并很快和八妹重修旧好，对这个在我生命中昙花一现的姑娘，也就慢慢地淡忘了。
最后，我把联中的《校歌》记在下面，作为对母校的永久的纪念。
龙绵联中校歌
南山绵亘，涪水萦洄，人生事业此经营。一堂胜友，巴蜀精神，要将只手擎文明。期功效能，期功效能，雷霆金鼓，民作而日新。期功效能，期功效能，和风甘雨，润物细无声。南山绵亘，涪水萦洄，人生事业此经营。
我最后一段校园生活是在成都县中度过的。
成都县中在青龙街，处于闹市区，不论是校园环境，教学质量都不如龙绵联中，而且我在这所学校的时间很短，因此也没有留下更深的印象。六十年代初期我出差到成都，专程去了一趟青龙街，这所学校还在，当门那幢教学楼还是老样子，不过改了校名（好像是24中）。到了八十年代，青龙街进行彻底改建，这所学校也就灰飞烟灭。
这段校园生活，也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就是我们曾经轰走了一位老师，这是一位年青的女老师，叫陈兰昌，打扮很时髦，是教音乐的。起因是她读了白字，把“孔子圣诞歌”的“诞”字读成“延”字。这种情况在小城也有过，比如那位“阿O”郭老师，但小城的学生老实，对白字老师采取了宽容态度，最多也不过给他起个外号了事。成都的学生要调皮得多，决定把她轰走，而且采取了非常极端的做法，给了她极大的难堪。
牵头的是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那天在她上课之前，把她的名字用很大的粉笔字写在黑板上，而且在“兰”字旁边加“火”旁，“昌”字旁边加“女”旁。她刚刚走进教室，大家就一齐大声像吆狗一样吆喝：“嗬，嗬……”她抬头一看黑板，当时气急败坏，嚎啕大哭，飞跑而去。我虽也随着大家起哄，但心里却不是滋味，觉得这样做太过火了，而且未免低级。由于是全班集体起哄，也查不出是谁带的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是随后我们又“请”走了一位老师。
这是一位教“公民”课的老师，浙江人，西装革履，派头十足，但不会说普通话。他讲课时一口浙江土话（不是下江官话，而是温州台州一带的浙南土语），大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次我们采取了文明的方式，由全体同学联名向教务处提出请求，要求校方换老师，因为他讲课实在是听不懂。校方这次倒也很尊重我们的意见，这位老师大概自己也觉得讲课太吃力，只讲了一课就没有再来了。
第三就是我的自动退学。1935年春季开学后，由于父亲去世，我决定退学就业以减轻家庭负担。我走进教务处，找到我们的训育主任，说明来意。这位训育主任是一位非常和蔼的长者，他叫我坐下来，详细询问我的家庭状况。当他知道我的父亲就是郭宝书时，突然大吃一惊，不断自言自语：“怎么就死了呢，怎么就死了呢？”他说：“你父亲是我的同学，而且是很好的朋友。”这是我所遇见父亲的最后一位同学，但很遗憾的是竟把他的名字忘记了。他最后同意我退学，送我出门时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说：“你的天分很高。辍学实在可惜。不过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校，希望你离校以后抓紧时间自学，自学一样可以成才……”
最后用一支歌作为我韶年生活的结束，就是成都县中的校歌。我在成都县中的时间很短，不知什么缘故，这首校歌却记得很牢，大概是它的风格很独特吧，这支歌用“骚体”写的：
井络吐曜兮汶江炳灵，蜀郡首都兮世载其英。长卿丽藻兮庄钧沉冥，子云玄达兮含章挺生。四海考隽兮八区擅名，横舍洞启兮絃诵盈庭，悠悠漠漠兮晞此芳声。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