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旗斗争，
我们身陷囹图的中国被俘人员有半数经历过祖国解放战争，参加过升起第一面国旗的节日喜庆，因此对五星红旗有着特殊的崇高情感，它是祖国的象征，在地狱般的战俘营升起它像驱逐黑暗的太阳一样，放出无限光辉和温暖，他代表着我们被俘人员热爱祖，毫不动摇的决心，而美国拘留当局像害怕炸弹一样害怕这面红旗的升起
1952年4月8日，我们在巨济岛“71”战俘营第一次升起国旗时，美李军开枪打伤了我们护旗的三个勇士。
5月21日，釜山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因反对甄别升起国旗， 被美方拘留当局出动坦克武装镇压打伤中朝战浮190人打死35 人。，
6月2日，我们在602升起国旗，美军趁我们吃饭没有防备， 急速开来一个营的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冲进铁丝网，把国旗抢走，我们六千人极为愤恨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战俘总管波特纳答应我们在节日时准许升挂国旗。
8月15日，朝鲜解放第七周年，我们在济州岛第八集中营升起九面五星红旗和一面朝鲜国旗以示纪念，美方拘留当局却开来七辆坦克和一营步兵向我喷射硫酸和甩大量毒气弹，致使我数百名战友负伤。
.10月1 日，是我们祖国的国庆节，而美方拘留当局出尔反尔，提前严令我们不准升旗庆祝，美军看守人员故意向我们制造事端， 三次打伤我被俘战友62人，企图恐吓我们。敌人的残暴无理激起了战友们的无比愤慨，纷纷表示不向敌人低头，坚决升起国旗纪念祖国的伟大节日。誓死保卫国旗的申请书像雪片一样送给各级领导，近五千人报名参加护旗突击队。每个号都作了一面国旗，用帐篷杆接成了4丈高的旗杆，各个营场都争着要第一个先升旗，他们知道升第一面旗意味着什么，敌人是要枪打出头鸟的，总委领导部经过研究对比批准了第7号营场先行升旗。
7号营场共600多名战俘，分委书记韩子建是我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委员,他被俘后曾两次越狱，三次被关迸监狱和水牢，同阳文华在一起遭受敌特近百次毒打，是一声不吭的硬汉子。分委领导成员有：540团军务股长李维文，538团后勤副处长赵年智,540团3连排长王福海，536团5连政指时占奎，54O团文化教员赵国玺，以及张殿祥、马占成。战俘中的基层领导大部是在“86”“70”集中营对敌斗争中磨励出来的骨干。全营600多人写了申请，总委规定突击队不超过50人。这个限额叫韩子律作了难，开始准了50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但200多群众有意见，说不相信群众，找得他几夜睡不成觉，后来又增加了一梯队和预备队，具体名额由各中队自报公议才解决了难颢。
十月一日七点半，六千名战友集合在各自的营场上，面向西北祖国北京奏起了自己制造的各种乐器，吹起了升旗号，在国歌声中, 第一面国旗在七号上空出现，紧接着三分钟内其余九面国旗，迎着海风飘扬在高空。
敌人也早已作好准备，十一辆坦克和戴防毒面具的和营步兵很快出现在营场铁丝网外的通道土，美军土尉布鲁克斯带着一连步兵和两辆坦克，冲到七号营场的大门口，挺着肚子举着手枪大喊“降旗”“降旗”，没有人答理，数千人雄壮的国际歌歌声压倒了广播车的喧嚣。
从人群中走出了杜大举，是七号的代表兼翻译，到大门口前与布鲁克斯讲理，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第14条规定,战俘在被俘期间仍保留公民身份，公民有庆祝自己祖国国庆的权利。
“你们是搞政治宣传，联军不允许!”
“你们的波特纳将军允许我们在国庆节可以升旗。”
“我再警告你们，不降旗就杀死你们。
七号营场的几百名战友纷纷拥向铁丝网，突击队班长高勇愤怒地喊着；“我们是战俘，不是囚徒，我们已经吃够了你们的半碗饭
十个营场的战友全都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手挽手地在铁丝网内游行。
鲁克斯又恼叉羞，坦克隆隆地开动了，七号营场上的战友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突击队长李维文、分委代表赵国玺带领52名 突击队进入了阵地。
敌人首先动用了喷火器，紧接着开着冲锋枪的步兵向营场逼近，第一梯队部分战友已经中弹倒下。
“打倒美帝国主义!”
“弘宁死不当奴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同志们！反对美帝屠杀战俘，为烈士报仇!为七号争光!血债要用血来还！还击敌人！不让敌人进来！”随着口号声突击队的同志从水池背后跃了出来，鹅卵石雨点般地咂向营门口，被打中的敌兵倒下了，其余的退了回去。突击队的战友全部中弹倒下了，第二梯队前赴后继地上了阵地。
战斗进行了20分钟，一个连的敌军只敢射击没敢前进。“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领导部从八号营场发出了“向英雄的七号战友致敬”的电文。
战俘总管美军上校杜威亚气极败坏地从吉普车里钻出来亲自指挥第二次进攻，坦克的履带飞快地辗压过第一道铁丝网，飞机出动了，开始向15米高的旗杆射击，一百多名美军士兵排着队向铁丝网冲来，突击队马如龙喊着：“夺枪啊不能让敌人进来！”他冲向铁丝网夺了一支卡宾枪，却在弹雨里倒下。李大才和美兵争夺刺刀，四周岗楼上的机枪居高临下对准7号营场射击，第二梯队的同志伤亡过半，石头已经不多了，大家一面还击一面向后撤退，坦克已经进来，敌人开始了第三次进攻，向营场纵深前进，中途经过伙房，当敌人靠近时，从伙房跳出十多名突出队员，拿起木棒与敌人 肉搏，罗定松拾起一块石头朝一名少尉头上砸去，17岁的文工队员陈建华去夺敌人枪时被子弹射中腹部，文工队长耿基增，38 年参军的老医生往返在弹雨中抢救伤员，陈建华紧紧抱着他的队长，什么话也没说就死了。，
美军士兵终于冲到红旗下，“保卫国旗不能让敌人夺走！ ”马何清一面喊叫一面带着他的护旗组十多人在旗杆周围组成一道人墙。嗷嗷叫的鬼子见红旗更疯了，用刺力向人墙连连扎去,马何清和任兴当场被扎死，美国鬼子开着枪向红旗扑来，护旗组邓洪斌的肠子被打了出来，他忍着痛把肠子塞回去迅速配合另一名战友，立即降下红旗，并泼上了汽油，一名美军中尉气极败坏地去夺那团火，丁世奎抱起一块压旗杆的石头向中尉砸去，后边枪声响了，丁世奎和中尉同时倒下。
护旗队的同志几乎全部牺牲，七号600名战友都受到了美军毒气弹的轰击。
升旗战斗进行了约一个多小时，65位同志为保卫国旗付出生 命,129名身负重伤，300多名负伤。
1个多小时的升旗护旗斗争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十，一血案”震惊了全世界。
10月3日，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哈夫曼详尽地听取了七号营场代表杜大举的控诉，并当场将十枚毒气弹壳及各种型号的子弹壳，弹头呈交哈夫曼，哈夫曼又一一察看了300名被美军用毒气糜烂和蚀伤的手脸和身躯，美国侵略者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我们六千战友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征服，每天从早到晚集中在各自的营场上游行呼口号抗议，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
我在小监狱的铁丝网上也挂出大幅标语；“抗议美军屠杀战俘！”
10月7日午后，第八战俘营10个营场在统一的时间举行了 65名牺牲者追悼大会。七号营场为烈士布置了灵堂，灵堂的挽联写的是：囚笼内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
在全世界人民的声援中，在六千战友愤怒的抗议下，美方拘留当局不得不答应派15名代表到65名烈士掩埋地敬献花圈，代表们举着“斗敌捐英躯，卫旗垂青史的横幅，捧着10个花圈，在美军武装“护送下到烈士墓前进行了祭奠。美军杜烕亚上校也规规矩矩向烈士敬了礼。
后来，九号营场的分委委员高孑协同文工队吴春生、莫非、谢 智奇、林模丛等人创作了一首名叫《十月一日的红旗》的歌曲，在六千战友中反复歌唱，一直唱到回国，歌词是；
十月一日红旗,高空飘扬
我们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
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
拳头挡住刺刀，石头抵住机枪
臂膀靠着臂膀，胸膛筑成铁墙
保卫了我们的国旗，打击了敌人的疯狂
仇恨集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万恶的敌人，逃不出世界人民的手掌。
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
英勇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汶首歌子，不只是反映了40年前那次国庆节升旗斗争的壮烈场面,也唱出了我们这些因战斗失利而不幸被俘的中华儿女对祖国人民的心声，也说明了高唱“自由”“人权”者的真正面目。
我们的斗争，使美军当局头疼不已，构成了对敌人后方的严重威胁，而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不能用于前线，因而拘留当局便想方设法分化瓦解我们的战斗集体，大量扣捕各号领导人，从十、一以 后到53年2月，我所在的监狱增加到60人，到7月初达到200 人，停战前夕，敌人将先后抓来的同志与我隔离，关迸另建的K号集中营，停战实现后，不准我们遣返，将我等九人以所谓“战犯”于 8月中旬押送到巨济岛dg最高监狱井，后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犬民和强大祖国的强烈抗议与坚决斗争，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了强迫扣留， 使我们取得了回国的权利，于1953年9月6日到达板门店。当我们看到“祖国怀抱”,四个大字时，我们都泣不成声，都情不自禁地高 呼“祖国万岁”“打倒美帝”，欢迎的人们也都热泪盈眶。志愿军杜平主任，喊着我“干芳”的名字,一直扶我到接待站换上志愿军的新军装，让我等23人留在开成。
诚实反思|，
我们身陷囹图的战友们，凭着祖国培养出来的自信力与崇高感情，和对真理颠扑不破的信念，怀着执着的追求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用自己的血肉作武器，殊死斗争，终于战胜了敌人的屠杀，肉体折磨和扣留，回到了日夜想念的祖国怀抱。
归来后，我们也曾享受过暂短的温暖，在开城受到了热烈欢迎，受到志愿军首长和祖国赴朝慰问团的亲切慰问，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这些都曾使我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年在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进行组织处理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被俘即失节，失节即叛变”的思想指导下，从严处理。特别在组织结论时，不是以每个人被俘后的全过程表现为依据，而是孤立抓住个别现象问题，不计其余，不加分析不问情由，无限上纲，全部提到原则高度加以定性，其结果是坏的是绝大多数，百分之百不信任，党团员普遍开除党团籍，连以下人员作为非正常复员处理。
更有甚的是归管处在每个人的组织结论上都分别写上了右倾被俘“变节行为”“叛变”等定语，并加注“控制使用”“特殊党员”，不少人还被注明为“特嫌”，种下了这些同志在尔后的政治运动中大吃苦头和悲惨后果的种子。正由于这些不切实际的结论，导致了六千多名归来人员家门难进，亲人难见，有学难上，职业难就，级别难调，配偶难求，冤狱难平，株连难止。
朝鲜战争结束了，战死的，斗死的，都长眠地下安息，“凯旋的 回到国内各个战线上，各得其所;只有我们这些既未战死又未凯旋的战俘，在屈辱中生活，不少人当了多年“侯补社员,和“二等公民”。在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被俘归来的400多名连排干部，他们之中不少人是抗日战争参军的，也可说是：“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立过功，抗美援朝负过伤的人物，尽管他们不是气壮山河的英雄，也绝非懦夫之流，他们几乎全都是战俘营对敌斗争的领导骨干，和他们同时参军的，现在有的成了“将军”而他们就是因为是 “战俘”，连当干部的资格也没有了，南征北战好多年,又回到了他们参军时的家乡，而他们付出的却是整整一生的生命。
我们六千人不论是转业或是回到家乡后，生活从没有平静过，不仅不能得到应有的理解，而且人们把一切想当然的东西一股脑儿全加在我们的身上，每一次运动，每场风波，都要把战俘营的经历交待一番。人们只简单地用“被俘即叛变”这样一个不合逻辑的推理，把所有被俘的人，推人了阶级斗争的炼狱。到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斗争便狂烈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所有被俘人员无一幸免，并株连到家属子女，不少同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家出走，但是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无法隐藏战俘的阴影。在战俘营火烧敌人仓库的文化教员张光甫，由四川迁到鞍山，参与领导升旗斗争的连指导员时占奎，从山东逃荒要饭到内蒙，以及从山西洪洞跑到新疆天山脚下作苦工的538团参谋刘忠义，都没有逃脱被“专政”的劫难。在我们身边总有一双警觉的目光，运动中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整死。180师山炮营副营长刘思秀，曾经在国民党24军干了 20年山炮营长，起义后不到一年，他对比了两个军队、两种制度之后，决心革命到底。美蒋特务知道了他是起义人员后，千方百计拉他去台湾，说他是国民党军校的高材生，到了台湾少不了官当，但他不为所动。敌人劝降不成，就把他关进烤打我们共产党人的监狱，遭受近百次毒打，从不动摇。在回国战俘营，他积极参加对敌斗争，担任文化教员，以自己在国民党的亲身经历讲叙旧中国的黑暗，教育青 年。回国后被安置到营口工业系统，因档案内注为特嫌，一次次审查，一次次批斗，他终于绝望了，后来跳进了北海。四川籍539团战士潘志民，在战俘营反对刺字反对去台湾，曾被特务毒打昏死过两次，回国后在家乡却被挂上“叛国分子的黑牌子游街批斗，从57 年斗到68年，他极力承受着严厉的思想批判和痛苦的肉体折磨，但无法摆脱“叛徒”这两个字，便抱定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心。他从三层高楼上跳下来却没有摔死，后来又加倍挨斗，最后他选择一个架过铁丝网的柱子，上吊死了。540团组织股长韦光明，突围时被 隔在敌后，他带领战士们在大成山坚持游击，因负伤陷人敌手，始终坚持对敌斗争，曾是“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副书记，但回国后在历次运动中挨整受气，他不服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承认，正是靠这希望，他顽强地生活着,文革期间给他戴上“叛徒”的帽子，他不服气从本溪到北京去告状，造反派知道了，把他立即整死。
每当忆起含冤而死的同志，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死了的战友，蒙受不白之冤，对于历史来说，也许在所难免，但对于只有一次生命的个人来说，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局，我们众多的当事人都归罪于“东北 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但是，说句公道话，归来人员管理处无法超越时代给于他时局限得探讨的是存在于更多的人们脑子中的莫名观念，一提到“被俘”过，就认为有问题，就好象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既然被贼人掠去,而又没有死，便可视为大逆不道不贞。因而在审查被俘人员问题时，怕上边说他们右倾和牵连自已，所以对来自上边的指示，笃信不疑，不仅不会去抗争，个别不合政策的说法，明知不对也不反映和抵制，而且也随着他人的足迹，有形无形地在我们身上又踏上一两脚。
我们深知，我国对被俘人员，采取严厉的态度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战争，一直被赋予阶级斗争的政治涵义，如果被俘，不仅在军人荣誉上被看作是可耻的怯懦行为，在政治上也是一种错误。为了消除被俘人员这一顾虑，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2年4月6日还发表了一个 声明，1953年9月金日成与彭德怀又发表了告被俘人员书，这两伞文件都共同指出：我方被俘人员在战俘营何种行为，绝不于他们自愿，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但回来后在处理时一律给以处分，结果打击了许多人报效祖国的积极性。
更应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某些伦理观念、思维定式是被扭曲了的，形成畸变，形成桎梏.我们的某些思想禁锢与其说是闭关锁国所致，毋宁说是封建思维模式所致，就是这些畸变的伦理观念，才出现了中国战俘回国后不被理解的现象。
作为上过战场的军人，特别是经过战俘营生死场上的搏斗者，并无更多的奢望，只希望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对我们能有所理解。作为战士，壮烈的死，也许不是最大的痛苦，三、四十年不被理解，一生大半涂炭才是最大的痛苦。
40多年来，我们这些归来同志尽管历尽坎坷，但我们从未后悔过当年做出了回归祖国的抉择，也从未动摇过对祖国的爱，这正是由于我们当年被囚禁在异国受尽迫害，诗出了鲜血之后，才真正懂得了“祖国”这个概念的内涵，在我们内心深处永忘不了当年在战俘集中营所深深铭刻下的对祖国的感情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 成为我们忍受苦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
可喜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了可喜的变化，党和国家对过去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同时，志愿军被俘人员的问题，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关注，孟伟哉、碧野、靳大鹰、于劲等一些有良知的作家，伸张正义，喊出了我们的心声。在党中央、军委的关怀下，特别是通过总政史进前副主任、干部部周根龙（早上539团特派员）副部长、保卫部郝副部长、车培章、党雨川、孙洪照等同志积极努力，认真调查研究，受理了我们的申诉，最后下达了中央(80)74号文件，落实了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政策，我们终于有了抬头的日子， 恢复的做人的尊严，我们被俘的同志，虽然都有一本血泪史，但毕竟是经过血与火的磨炼，任何时候，都能以国家利益高干一切，把回国后的遭遇视为“母亲错打了自己的孩子，但她终究还是母亲”，一致向前看，把自己继续当作一块煤，一把柴去燃烧，去照亮道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在改革大潮中坚定执着的迈步前进。
但是，曙光还未能普照大地，直到如今，我们的情况，还没有全部被社会所认识，不少人仍在左的束缚中没有解脱出来，不是所有的单位都在切切实实为我们落实政策，有的仍抱着偏见和歧视态度。1981年，发生在四川什邡县的事件是令人深思的，有一天，县人武部通知538团宣传员李正文来落实政策，人武部既不讲情况 也不告知政策精神,只是说“你回去写个情况送来”。李正文因为 被历次运动整怕了，认为又要挨整，回到家里就自杀了（这是同一块参军的战友，祥情请参阅我写的《战友》一文）。家居云南的80名被俘人员至今还没有完全落实政策，在归来人员管理处作 了恢复军籍结论的539团政指宋怀安，回乡后担任了湖北省洪湖农场砖瓦厂厂长，1970年7月9日清队时被以“叛徒”罪严刑逼供活活打死，尔后在脖子土套上蚊帐绳子，以畏罪自杀结了案，并将宋的家属子女赶回农村，至今尚未乎反。还有因被俘问题被错判死在监狱的同志，至今也尚未乎反，当年在集中营坚持对敌斗争中牺牲的同志，至今仍未追认为烈士。在战俘营加入地下党“共产主义团结会”的近千名非党同志转党或人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在这里我只望人们理解我们，从我们的不幸中汲取教训，我们相信，在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将会对战俘问题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正确的认识，我们这一代人的遗留问题，终将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注：本文作者是我尊教的团政委，他是个很有水平，很有原则的政工干部，是老红军。他转业到本溪市交通局，落实政策后任局党委书记，他说：我死后在我灵堂里只播放我们在集中营创作的歌曲（他们送了我一张绝地战歌光盘），我要去找集中营牺牲的战友。瘦骨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