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记
人生如客，来去匆匆，踏印着不同的足迹；
岁月似河，昼夜不舍，跳动着生命的浪花。
我这一辈子，在岁月的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它平常、平凡、平和……。
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1950—1956）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那时，家庭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能吃得饱，穿得暖。一些基本的生活和学习上的需要，父母都能满足。父母对我疼爱有加。父亲平时少言寡语。父亲每天上班，我要上学，再加上父亲去抗美援朝两年多，所以，我和父亲的接触不如母亲多。父亲忠厚老实，为人正直，对人和气，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挺大。母亲勤劳，干净利索；能吃苦，说话大嗓门；好唠叨，护孩子，说话办事不拐弯。父母都没有文化。所以，他们对我的责任就是管吃、管穿、管住。谈不上对我有多少思想教育，更谈不上在学习上的辅导和帮助。再说，我在思想、行为和学习上，也没有让他们操心的地方。他们总是以我的表现为荣。
我小时候的好的思想品德，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学习上的成绩和各方面的优点的形成，主要的应当归功于学校和老师的教育，特别是班主任老师的教育和培养。我的小学时代，基本上是在顺境中度过的，是在表扬和奖励中度过的。
从第一批入队，到学习委员，到班长；从小队长到中队长，到大队长；从优秀学生到优秀学生干部到保送上中学，荣誉的光环一直没有离开过我。这种状况，使我形成了自信、自傲、自负的心理，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觉的我什么地方都比别人强，也应该比别人强。这就好像是在温室里成长的幼苗，看似茁壮，其实很嫩弱。犯不得一点错误，遇不得一点风雨，受不得一点挫折和打击。我的以后的人生经历，着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状况，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刻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就是认为：我之所以受表扬，当干部，获奖励，都是因为我听话。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对老师的所有要求，都努力地一一做到、做好。遵守纪律是这样，良好的行为习惯是这样，对各科文化课的学习更是这样。那时，在我的心里，老师就是真理的化身，老师的话就是对的，就要照着做，并且要做好。有的时候，甚至做得很机械，很教条，很呆板。比如，老师说：“同学到老师办公室要敬队礼。”我到老师办公室去送学生作业去，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也要恭恭敬敬地打上一个队礼。现在想起来都可笑，可那时的我就是这样。听老师的话，听学校的话，固然使我形成了许多优点和好的行为习惯，但是，事事听话的思想，也为我后来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怕打击的思想的形成造成了羁绊。不管怎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是幸福的。
拣 煤 核
打我记事的时候，就知道我家生活挺困难。那时候，一家四口人，爸爸一个人上班，每月工资不到五十元，常常是缺米少煤的。为了节省一些开支，妈妈经常早早起来，到三棵树车辆段附近拣煤核。我到了八、九岁的时候，也和妈妈一起去拣煤核了。
拣煤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戴上棉帽子、棉手套，背上小铁桶，顶着星星月亮，冒着刺骨的寒风，走上二十分钟左右，来到车辆段卸炉灰的地方。那时候，拣煤核的人很多。大家都早早地来，等着拉炉灰的轱辘码子出来倒炉灰。天冷，常常冻得手脚象猫咬的似的，只好不停地跺脚，心里盼着拉炉灰的轱辘码子快点出来。刚从锅炉里运出来的炉灰还都是热的，直冒热气。大家就争着抢着往自己怀里扒炉灰。有了炉灰，才有煤核拣。寒风吹得背上透心凉，胸前的热炉灰把棉衣、棉裤都弄湿了，一会就冻得硬邦邦的，手却被炉灰烫得发疼。尽管这样，能抢到比较多的炉灰，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候，天也蒙蒙亮了，再从炉灰里，扒拉来扒拉去，把煤核一个一个地拣到小桶里，直到快拣满了为止。要回家啦，也是个难事。因为我太小，装煤核的桶又挺沉，我揹不起来。有妈妈在的时候，妈妈帮我揹。妈妈不在，就得求人帮助我揹到肩上。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拣煤核。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就觉得脸上直发烧，痒痒的。回到家里，妈妈一见我，吓了一跳。说：“孩子，你咋的啦？”我说：“没咋的呀。”妈妈说：“你脸上都起了泡，还说没咋的。”我照镜子一看，可不是，满脸的大泡。原来是抢炉灰的时候，身上出了汗，让冷风一吹，受风了。
我从八、九岁起拣煤核，一直拣到我大妹妹十几岁的时候，大妹妹接替我拣。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家几乎没有买过煤，煤棚子里的煤核总是堆得高高的。拣煤核，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但是，也锻炼了我不怕苦，不怕累，勇于克服困难的勇气和精神，也让我过早地懂得了过日子的艰难。
镇压反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参加了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大会是在道外区八区广场召开的。大会会场前临时搭起了台子，参加会的人大约有一万来人吧，感觉是人山人海的。参加大会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子，上面写着不同的字。台上坐着一排人，一个人在台上讲话，不时地喊着口号，参加大会的人就举起小旗子，随着台上的人喊着同样的口号。台下站着十来个反革命分子，都戴着手铐、脚镣，头上戴着一个很高的大纸帽子，弯着腰，脖子上插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ｘｘｘ。周围有许多解放军战士押着，有的身后还有两个解放军按着。大会结束了，解放军把反革命分子拖到大卡车上，一个卡车上有两个反革命分子，车里有二十多个解放军战士，都拿着枪。车要开的时候，许多人都围了上来，群情激愤，有的嘴里骂着，有的拿小石头打，更多的人是举着小旗子，高喊枪毙反革命。
本来，开完会，我和妈妈回到家里，就没事了。可是，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地方，就在离我们家住的东棵街不远的地方，那是一个小山丘，山丘下面是一片坟茔地。有人说：“东边要枪毙人了。”我们一帮小孩就都跑了去看热闹。解放军战士不让我们到跟前，我们就在远远的地方看。反革命分子站成一排，都跪在地上。有的瘫倒了，解放军战士就又把他们拽起来。只听一个解放军战士喊预备——放！枪响了，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倒了下去。这时，解放军战士又到每个反革命分子跟前，补了两抢。这以后，解放军战士就把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都撵走了。后来听说，挖了一个大坑，把反革命分子都埋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唯一的一次看到枪毙人。
抢生意所
日本鬼子在中国东北统治了十四年。他们在各地都建立了许多为日本人服务的各种生活部门，其中生意所就是供应生活用品的地方。在我居住的三棵树东棵街就有一处日本人开的生意所。生意所面积不大，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房子后面有一个三米多高的平台，我和小朋友经常上去玩。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日本人并没有马上全都撤回去，生意所还继续开着，只是里面有了中国人。大约是在五零年左右吧，有一天，我正在生意所附近玩，就看见许多人跑到生意所，把里面的东西都抢走了。有的扛着布，有的拿生活用品，有的拿瓷盆等等。这些人都急匆匆的，有的人把东西送回家，又跑回来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旁边看热闹。这时，妈妈来了，看到我，一把拽住我，说：“锁子，快走，咱回家去。”抢东西的人对我妈说：“大嫂子，你怎么不拿点东西回去啊，过这村可没有这个店了。”妈妈说：“我们可不拿，怪害怕的。再说，碗边子饭，也吃不饱人。”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日本人都撤走了，中国人官方还没有接管，就在这个空当，生意所被人抢了
斯大林逝世那一天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的那一天，我正和一个小朋友在我们家的房后玩。突然，天空阴的黑沉沉的，不一会，刮起了大风，下起了雨。风刮得天昏地暗。风是黄的，雨水也是黄的，对面看不见人。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得蒙头转向，心里害怕极了，一边打着转，一边喊着小朋友的名字。但是，我只能听到小朋友的喊声，却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我被刮得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突然，我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我想起来了，这是一个用水泥制成的装垃圾的箱子。我就钻了进去。这下子好了，风吹不着了，雨淋不着了。我蜷缩着身子，闭着眼睛，等待着风雨停下来。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吧，风雨才小了一些。我赶紧从垃圾箱里钻了出来。这时，我的身上、脸上都是黄泥水，简直不像孩子样了。回到家里，妈妈埋怨我老往外边瞎跑。第二天，我出门一看，房子、树木，板障子都是黄的。我听人说，不光是哈尔滨，全国好多地方都下了黄雨。
那天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
家里来了陌生人
一九五四年，我十一岁。那是一个冬天，我家来了两个陌生人。陌生人是两个男的，大约四十多岁的样子，个头都不高，瘦体形，长脸，戴着农村人常戴的那种狗皮帽子，很像是农村人。记得，当时，妈妈好像是让我管他们叫叔叔。他们还和我唠嗑。问我学习怎么样？家好不好？爸爸妈妈好不好？还问我愿意跟他们上农村去吗？我说：“不愿意去。”其中一个男的有一本毛泽东选集，封面都油了。问我要不要，我说：“要。”他就把这本书给了我。以后，我还真看了这本书。后来，我有了新的，这本书就不知道弄哪去了。他们跟我唠完嗑以后，就到里屋和妈妈说话去了。他们好像在争论什么，有时声音还挺大的，但是，我听不懂。再后来，他们出来，好像要让我跟他们走。妈妈横扒竖挡地拦着，不让我跟他们走。两个陌生人没办法，也就走了。他们是谁？来干什么？为什么让我跟他们走？当时，我都不知道。
爸爸去抗美援朝
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毛主席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当时，爸爸在三棵树车辆段当检车员，工作干得挺好。
抗美援朝，要有火车拉军队，拉军火，拉伤病员。火车上就要有检车员，爸爸被批准随车赴朝了。那时，我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一天晚上，爸爸和妈妈很晚都没有睡觉。我睡了一大觉，醒来小便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还没有睡，他们在唠嗑。第二天，爸爸就走了。后来，我知道爸爸去朝鲜了。
爸爸去朝鲜以后，家里经常有人来看望妈妈。说我们是抗美援朝的家属，说妈妈光荣。有一次，车辆段举行援朝家属招待会，妈妈领我去了。在会上，有领导讲话，有家属代表讲话，以后是大家座谈。桌子上摆了好多水果，还有长白糕、蛋糕等。妈妈一个劲地让我多吃。在爸爸去朝鲜的那一段日子里，妈妈感到很光荣，我也感到很光荣。爸爸在朝鲜工作的很好，回国的时候，得了四枚奖章。后来，听爸爸说：“在朝鲜，火车（那时叫卫生车）经常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抢运伤员和救援物资，那是非常危险的。”爸爸说：“我命大，活着回来了。”
爸爸回国的时候，就带回来一件东西。是在鸭绿江上捡回来的一个大石头，石头被水冲得光光的，像一个大鹅卵石似的。我们就用它压酸菜缸，一直用了好多年。
门牌、防火牌与卫生旗
五十年代初期，我家住在三棵树东棵街。这里的房子都是一排一排的，每一趟房住八户人家，每一家面积都只有十二平方米。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日本人住在南棵街，中国的小头头或者是警察什么的住在北棵街。住在东棵街的都是中国的最底层的工人和无业游民。建国以后，国家对防火、卫生和户籍管理都很重视，抓得很紧。那时候，每一户门上都有一个门牌，上面写着街号、户主姓名。家家都有，非常规范。每一趟房都有一个防火牌。防火牌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板做的，上面写着“防火”两个字。八户人家轮流值日，每天负责到各家提醒注意防火。每当轮到我们家值日的时候，这事都由我来做。我拿着防火牌，一家一家走，每到一家，说一声“请注意防火”。这事，一直延续到五八年以后，就没有了。再有，那时，对卫生抓得也非常紧。经常检查卫生，包括屋里和院子。卫生好的人家，就在大门上插一个红旗，差的就插一个黄旗，最差的就插一个黑旗，还要组织大家到插红旗和黑旗的人家去参观。这样，插黑旗的人家就很没有面子了，要让大家笑话的。所以，家家都特别重视搞卫生。妈妈是一个干净利索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屋里屋外都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家经常是插红旗。领导还把我们家作为卫生好的典型表扬过。那时候，不但每家的卫生状况好，就是街道上的卫生也都非常好。每家每月都拿卫生费，有专人每天打扫街道。每家门前都有一个自己挖的下水井，污水倒在下水井里，是不准随地乱泼的。那时，东棵街虽然不大，人也不多，但是，街道整齐干净，人员的整体素质也比较好，邻里之间相处得很和谐。不像现在的东棵街乱糟糟，脏、乱、差，许多事情都没人管。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留恋那个时候。
照 相
不知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没有一张照片。也许是没有给我照过，也许是照了，没有保存下来，这可真是个遗憾的事。直到一九五零年，我要上学之前，有一天，爸爸说领我去照相。那是一个冬天，我和爸爸去了照相馆。爸爸穿着铁路制服，带着大沿帽，挺精神的。爸爸那年才四十六岁。爸爸坐着，我站在爸爸的身旁，是立正的姿势，留着小平头，裤子显然是做长了，折折巴巴的，不过也挺精神的。这可是我的第一张照片啊。
入学考试
一九五一年，我九岁，要上学了，心里自然很高兴。那时，上学前，都要到学校考试。
记得，老师考我的题目是：树上有五只鸟，猎人用枪打下了一只，问树上还有几只鸟？一张桌子有几个角？用刀砍下一个角，还剩几个角？一头牛，头向东，问尾巴向哪边？等等。这些，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自然是考不住的，我都答得很好。回到家里，我高兴地把考试的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新书包、文具和本子。其中，有一个十六开的硬壳本夹子，我非常喜欢，一直保存着。可惜，一九九七年，我的两个书箱子在楼道的阁楼上丢失了，这个心爱的本夹子就在里面，真是可惜。考完试，一周以后，我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车站小学校（三棵树铁路第二小学校的前身）,当上了一年级小学生。
戴上了红领巾
上学以后，我遵守学校的纪律，听老师的话，和同学的关系也挺好，学习用功。一年级上学期我考第十一名，下学期考第七名。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我在班级里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那时，入队是挺难的事。第一批入队的在全班只有几个人。所以，能戴上红领巾是非常光荣的。记得，我带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都非常高兴，邻居叔叔婶婶也都夸我，说我长大了一定有出息。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做一名少先队员，是非常光荣的。人生有三大光荣，第一是入队，第二是入团，第三是入党。这是人的三大政治生命。”我记住了老师说的话。心里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入团，入党。虽然，以后入团、入党的道路都很曲折，但都实现了。
参加夏令营活动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级（当时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组织优秀少先队员到巴林参加夏令营活动。我们学校选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高年级的，叫谢忠和。回到家里，邻居们问我夏令营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巴黎。大家都笑了，说那不是出国了吗？其实，是在巴林。那时，我也不知道巴林在什么地方，老师说在挺远的地方，要坐火车去（后来知道，巴林在北部线博克图附近）。
妈妈给我准备了简单的行李，送我到学校。妈妈一再叮嘱我要听老师的话，要注意安全。当时，我只知道高兴了，心里一点“怕”的感觉也没有。坐了大约十来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巴林了。
原来，巴林是个很小的地方，周围都是大山、树林。山下有一条小河，风景确实挺美。房子在树丛中，都是俄罗斯式的木头房子。我们在巴林住了四天。白天去爬山，采榛子，到小河里去捞鱼，晚上听老师讲《沙漠追匪记》故事，开篝火晚会，学跳集体舞，学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有一天半夜里，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搞恶作剧，高声喊：“狼来了！”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吓得一个个拿着鞋往外跑。这次可真害怕了。不知是吓的，还是吃什么东西不对劲了，第二天，我就病了，发烧，拉肚子。害得我在“家”躺了一天。别人爬山，我都没去成。
在夏令营期间，我给爸爸妈妈和班主任老师分别写了一封信，结果，还把信装错了信封。在夏令营期间，我们照了好几张相。可惜，只保存下来一张，是全体营员在山上照的。
近一周的夏令营生活结束了。回来的那天，下车时，天已经黑了。我背着行李，在满天星斗的夜空里高声唱着“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踏进了家门。爸爸妈妈正在扒苞米，看到我高兴的样子，他们也都乐了。
登 台 演 出
小的时候，大约是在七、八岁到小学六年级这段时间吧，我会唱歌，会跳舞，会画画。也爱唱歌，爱跳舞，爱画画。那时，每天一到晚上，我就和在一趟房住的小朋友在家门口唱歌、跳舞、做游戏。有时一直玩到天黑了，还不肯回家。那时，我的声音好，会唱很多歌。有一次，邻居的大叔大婶们把我找到他们家里，让我给他们唱歌。唱了一个又一个，也不让走。后来，妈妈来找我来了。他们就把我藏了起来，等妈妈走了，又让我接着唱。上学以后，老师让我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每周集中练一次。在合唱队里，我又学了许多新歌，唱歌的水平也提高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排一个小话剧，老师让我参加了。话剧的内容是说在一个班级里，好学生帮助差学生克服缺点，好好学习的故事。我在剧里扮演一个后进变先进的学生。这个话剧演了十几场，在学校震动很大。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后来我和一个叫阿玉的女同学还登台演了好几场《二小放牛》表演唱，都很成功。
住 医 院
大约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我脚上长了个“鸡眼”，影响了走路。爸爸妈妈说：“要到医院去治。”到了医院，医生说：“要做手术，把“鸡眼”挖掉，而且需要住院。”我开始因为怕疼，不愿意做手术。医生说：“你不做手术，以后会越长越大，就不能走路了。”我不得不听医生的话，去住院治疗了。按理说，做一个挖“鸡眼”的小手术，有两三天就够了。但是，刚进医院时，因为手术人多，我要等两天，第三天才能做手术。手术时，因为打了麻药，不怎么疼，但是，心里还是挺紧张的。住院期间，由于男病房的人太多了，医生就把我安排到女病房了。好在我小，别人也不在意，我也不在乎。医院里伙食好，每天晚上还给每人发一个苹果。在住院的人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要做痔疮手术。也是因为排队，一时做不上手术。他就每天晚上给我们讲故事。他讲得可好了，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我做完手术都已经三天了。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可是，我没有呆够，央求医生又多住了两天。在病房里，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小女孩，是三铁一校的学生，长得很好看，给我的印象很深。她的模样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
参加演讲比赛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从东棵街的三铁二校移到在南棵街的三铁一校去上学了。那时，学习苏联，把五年级叫高小一年级，我在一年三班。有一天，班主任高粹筠老师对我说：“太平区要搞一次少年儿童演讲比赛，你代表学校参加这次比赛，要好好准备，为学校争光。” 学校大队辅导员田老师找到我，帮助我确定了演讲的题目――《少先队员要积极参加绿化活动》。辅导员老师帮助我写的演讲稿。我在家里把稿子背下来，一遍一遍地练习。老师又给我做了指导，从语速到音调，从表情到手势，细心地教我。比赛是在一个像俱乐部的大屋子里进行的，里面坐了有好几百人。上台前，辅导员老师嘱咐我：“别害怕，别忘词。”我不慌不忙地走上了讲台。按照我练习的样子讲了下来。当时，我的感觉是老师还满意。这次演讲比赛，一共有七名队员参加演讲，评选结果，我获得第三名，为学校得了一面奖旗。
直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看到那面奖旗还在学校挂着呢。
主持大队会
我在小学一年级时入队，二年级戴上了一道杠（小队长标志），当上了小队长。三年级戴上了两道杠，当上了中队长。到五年级戴上了三道杠，当上了三铁一校少先队大队长。当大队长，除了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以外，还要有工作能力，有领导能力。当时，我在这方面是有很大优势的，老师夸我，同学们羡慕我，我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
有一次，召开全校少先队大队会，是在三棵树铁路俱乐部召开的。我做大会主持人。我沉着冷静，态度自然，把一个几百人的大会主持的有板有眼。我声音洪亮，语言流畅，没有出现一点差错。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很满意，同学们报以热烈掌声。这是我第一次主持那么多人参加的大队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次惊险之遇
一九五四年的冬天，爸爸去朝鲜抗美援朝回国后，眼睛患了白内障，到三棵树铁路医院做手术，住院了。一天，我一个人去医院看望爸爸。爸爸的眼睛用一层层沙布蒙着，我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心里很担心。我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回家的路上，我顺着铁道线，低着头往前走。天很冷，我戴着大皮帽子。一边走，心里还在想着爸爸的眼睛能不能治好。这时，前面一列火车开来。由于是倒站车，车头不在前面，车是倒着开的，所以声音很小，我又戴着棉帽子，没有听到声音。等我发现了火车时，火车离我只有不到二十米远了。我惊吓了一大跳，急忙离开了铁道线，火车几乎是擦身而过。真是好险啊。这件事，我一直也没敢对爸爸妈妈说。
我的作文成了“范文”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就写得越来越好了，每次都得五分，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到了五年级，我的作文水平在班级里已经是一等的了。
有一次，我们写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可爱的学校》。老师看了我的作文，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决定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推荐给学校。学校同意了。于是，把我的作文在每个班级里宣读了一遍，指出我的作文写得怎么好，并且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从这以后，许多同学都知道我学习好，作文好。班级里和外班的同学经常借我的作文看。我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更高了。
跳 车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在三铁一校学习。多数时候都是走着去，走着回家，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左右。有的时候，遇上了有走转盘道的火车，我们就上去坐蹭车。等车到车辆段门口停一下的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就赶紧下来。这样，可以少走很多路。有一次，我们又去坐蹭车。可是，这次车到车辆段门口的时候，不停了。这下，我们可着急了。如果不下车，就又把我们拉回去了。 情急之下，我们几个小朋友说一声:“跳”！就不顾一切的跳了下去。我们哪会跳车呀？结果，一个个都摔得很惨。我跳下去以后，摔在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几分钟后，我醒过来，看到车轮在我的身旁隆隆的走过，可把我吓坏了。我笨笨咔咔地站起来一看，胳臂腿还都齐全，只是把胳臂和脸都摔破了。其它小朋友也都受了一些伤，好在没有大事。我们都很后怕，一个个提心吊胆地回了家。我想，大家肯定是都说了谎话。我撒谎说是踢球摔的。妈妈数落了我一顿，也就过去了。从此，再也不敢跳车了。
惹妈妈生气了
我小时候是个听话的孩子。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好孩子，经常听到夸奖的声音。但是，有一次，我却惹妈妈生气了。
那是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邻居的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孩子把我们三、四个小孩叫到一起，说：“我们去东大坝的水泡子洗澡去吧。”我们说：“我们不会游泳，再说，大人也不让去。”大孩子说：“没关系，大人不会知道，洗澡可凉快了”。在他的劝说下，我们就偷偷地去了东大坝。
一看到水泡子，我们就脱光了衣服，噼里啪啦地跳了进去。好在水不深，我们就在水里打水仗玩。正玩得高兴，一个小朋友大喊一声：“不好了，大人来了。”我抬头一看，妈妈，还有几个大人正急急忙忙地向我们跑来。我们慌忙上了岸，抱起衣服，光着屁股就跑。我们在前面跑，大人们在后面追。后来，我们跑散了。我在树棵子里把衣服穿上，接着跑，一直跑到家。妈妈看着我跑到家了，也不再追我了。可是，我不敢回家，怕挨打。我藏在了我家的煤棚子里，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要黑了。在煤棚子里，我听到妈妈一声一声地喊我的小名，听声音，嗓子都哑了。我又有点害怕了，就出了煤棚子，让妈妈看我一眼，就跑到房头躲起来。妈妈追到房头，我就跑到房子的另一头。就这样，妈妈追到这个房头，我就跑到另一个房头，一遍又一遍地不知跑了多少次。我累了，妈妈也累了。妈妈无奈地对我喊着说：“孩子，你别跑了，妈不打你，咱们回家吧。”听到这话，我才回了家。妈妈果真没有打我，但是，气得够呛，把我数落了一顿。说：“在水泡子里洗澡，多脏，再说淹死了怎么办”等等。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去水泡子游泳了，直到三十八岁以后，我才学会游泳。
读 课 外 书
我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课外书的。那时，我有一个小朋友叫王选魁。他爸爸有文化，家里有许多书。他爸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每天做完作业就算完事，要多看一些课外书，有好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看课外书。书，都是从王选魁家借的。先是看小人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后来就开始看大部头书了。我看的第一本大部头书是《儒林外史》。后来看的有《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桃花源记》等等。可以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读书旺盛的时期。它不但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我读书的热情和兴趣，引起了我对读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渴望。我后来读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兴趣强于读外国文学的兴趣，也是和这些有很大关系的。为此，我深深地感谢王选魁和他的父亲。
练 写 字
上学以后，每天的作业都有写生字。老师要求，一个字，要写十几遍。到二年级的时候，我和王选魁、高俊、高士奎等几个同学在一起练习写字。先是描红，再是仿写。一个假期，我们每个人都写了十几本。我们这几个人，王选魁写得最好，他写的是正楷字。我就向他学，也写正楷字。后来，我看到高俊写的是长方形的仿宋体字，也挺好看。我就不写正楷了，改写仿宋体字，结果，哪一样也没有学好。写出的字，长不长，方不方的。总之，在我们这几个小朋友中，我的字是最差的了。到了初中的时候，一位老师对我们说：“听课，要学会记听课笔记。这样，能使你注意力集中，加深记忆。”我信了。就开始记听课笔记。这个习惯一形成，就收不住了，一直记到中师毕业。记笔记，虽然有不少好处，但是，却把我的字毁了。因为要记录，就要写得快，越写得快，字就越不像样了（本来就没有打好底）。所以，我的字一直拿不成“个”。为此，不少老师、同学说：“你的文章写得那么好，你的字可太差啦。字是知识的门面。你的字和你的文采太不相称了。”为此，到了中师二年的时候，我又开始了第二次练字。
和爸爸出远门
一九五八年暑假，爸爸带我上舅舅家去。舅舅家在武汉，离哈尔滨很远。
爸爸带了二十斤面，领着我坐火车，坐了很长时间，才到了武汉。舅舅那时在武汉钢铁厂工作。我们费了一些周折，找到了舅舅家。舅舅家不大。武汉非常热，坐在屋里就直冒汗，让人受不了。晚上睡觉要有蚊帐，不然就让蚊子咬得浑身是包。我们在舅舅家住了四、五天，把我热得受不了，吵着要回家。不过，也有一件很大的收获，就是去了长江大桥。那时，长江大桥刚修好，非常壮观。我和爸爸从桥这头，一直走到桥那头，真是开了眼界。
看电影《危险的恋爱》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危险的恋爱》。电影的内容说的是：“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一个为德国服务的苏联女间谍，为了获取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和一个掌握重要军事机密的苏联年轻军官谈恋爱。年轻军官掉入情网中，险些将重要的军事机密泄漏出去。由于苏联反间谍机构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抓住了女特务，才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影片在描写女特务和苏联军官谈恋爱的时候，多次出现互相拥抱，互相接吻的镜头。有几次接吻，还是特写镜头。这些画面，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当时，感到心里很紧张，很好奇，又有些不好意思。总之，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心想，原来男女之间还能这样啊。看完电影好几天，心里还想着这件事。那些接吻的镜头，还在脑子里转。
在学校走廊里，贴着一张电影宣传画，上面就有《危险的恋爱》中的剧照。有一天，我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宣传画前，去看那男女拥抱的剧照，被学校打铃的张师傅看到了。张师傅对我特好，平时总夸我。他也许不知道我的名字，就叫我“六年三”。看到我在看剧照，张师傅对我说:“六年三，看什么呢？离找对象还远着呢。”说得我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打仗与受伤
我小的时候，长得瘦小，又没有力气，所以，经常受人欺负。我和别人打仗，有的时候怨我，但多数时候是不怨我的。可是，我骂不过他们，更打不过他们。每次打仗，不管怨谁，妈妈总是拉着我去找人家大人，和人家大人吵架。妈妈的嗓门高，又会骂人，吵起架来，就没完没了的。妈妈越是和人家吵架，人家就越是欺负我，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我小的时候，脸上经常是让人家挠得一条子一条子的。那时候，我常想，我什么时候能长大了，就再不受人欺负了。有一次，因为玩游戏，一个大孩子输了我，不服气，就和我打起来了。在厮打中，那个大孩子狠狠地往我裤裆处踹了一脚。这一脚，正好踢在我的小便上，疼得我当时就昏了过去。后来，一些人把我背到医院，大夫给我做了检查，说没有什么问题，就让我回来了。可是，几十年以后，我发现我的两个睾丸一个大一个小。当时，我又有疝气病，就以为是疝气造成的。疝气病有时犯，有时好，我也一直没有治。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对大夫说了这个情况。当时大夫说是睾丸里有积液，要做手术才行。我想，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做了。又有一次，我去医院的男性科让大夫再做一次检查。这位大夫说：“不是大的不正常，是小的不正常。”大夫问我是不是受过外伤。 这时，我才一下子想起来，小的时候，让人踢过。大夫说：“这就对了。”当时，大夫可能怀疑我是得了睾丸癌。告诉我：半年以后，如果还是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有变化，一定要到我这来治疗。半年多过去了，没什么变化，我也就没有再去检查，看来，问题不大了。
小弟弟死了
妈妈一辈子生了十二个孩子，最后，只活了我们四个。多数都是孩子在一两岁的时候，得肺炎，就是治不好。 那时候，一方面是医疗条件差，肺炎还是疑难病症。另一方面也是家里生活困难，不能及时治疗。也许还和妈妈不咋会伺候孩子有关。不管咋说，死了八个孩子，对妈妈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在死去的这些孩子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弟弟，那年都五、六岁了，我都领着他到处玩了。小弟弟长得虎头虎脑的，哥哥长哥哥短地叫我。可是，不知得了什么病，就死了。小弟弟要死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让我到张大娘家去住的，张大娘问我：“你想不想小弟弟”我说：“想。” 第二天，我回到家里，小弟弟就没了，我难过得哭了。
还有两次。一次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太平桥一家医院给小妹妹看病。那个小妹妹大概有一岁多一点吧。看完病，在回家的路上，小妹妹就死在爸爸的怀里了。当时，爸爸说：“怕是不行了。”妈妈看了看，真的不行了。再一次，也是一个小弟弟，在两岁的时候死了。那时，爸爸去抗美援朝去了，没在家。妈妈找了一个老头，用一捆草，把小弟弟裹着从窗户抱出去的。打那，我知道了，家里死了小孩，不能从门出去，要从窗户出去。
爸爸抗美援朝回来，本来是应该挺高兴的，可是，一进家门，知道小弟弟没了。一股急火，得了白内障，不能检车了。两年后，就停薪留职了，每月开五十二元钱。爸爸的眼睛后来做了手术,戴上了一千多度的眼镜，视力也只有零点零一。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把这副眼镜放到棺材里了。
妈妈住院了
妈妈爱劳动，整天闲不住，还挺有劲，身子骨挺结实。年轻的时候，很少有病。有一年，妈妈怀孕在身，可能有四、五个月了吧。一天，妈妈正在自家种的菜地里蹲着间生菜，在一趟房住的一个叫杨老四的人，拿着篮球去罐头厂打篮球去。看到妈妈在间菜，就用篮球打了妈妈的后腰一下。本来是闹着玩，不想，这一下，把妈妈打流产了。晚上，爸爸把妈妈送到医院去了，孩子没有保住。妈妈住了医院，护士打针时，技术不好，又打了滚针，妈妈的胳臂肿得很厉害。爸爸要去医院护理，就我一个人在家（那是一个星期天）那时，我家养了七、八条泥鳅鱼，放在一个罐头瓶子里，瓶子放在了窗台上。窗台上还放了一些干辣椒。我家的窗台，离炕有一米多高。晚上七点多钟，我要上窗台看爸爸回来没有，结果，一不小心，碰倒了装泥鳅鱼的罐头瓶子。泥鳅鱼跑到窗台上，让辣椒辣得吱吱直叫唤。我抓来抓去，怎么也抓不住，把我急得直哭。后来，没办法，就用笤帚把泥鳅鱼扫到了洗脸盆里。这时，天已经黑了，爸爸还没有回来，我有些害怕了，就把门划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阵砰砰的砸门声，把我砸醒了。我急忙起来给爸爸开了门。那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八点多钟了。爸爸说：“我昨天晚上十点多钟回来的，把门都要砸碎了，你也不醒。没办法，我只好回到车辆段卫生车（公务车）上睡了一宿。你的觉也太大了。”
替爸爸写信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替爸爸写信了。那时，我会写的字还不多，所以，写信的时候，得爸爸挑我会写的字编成话，我才能写成。写一封信，要费挺大的劲。后来，随着我会写的字多起来，写起信来就越来越容易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写家信的格式。每次，关里家来信，首先要我给爸爸念信，然后再写回信。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以爸爸的口气，给奶奶写信。后来，奶奶去世了，我就以我的口气，给我的叔伯姐姐叫彩凤的写信。彩凤姐姐还寄来过一张照片。彩凤姐姐长得很漂亮。我写信，也出过笑话。有一次，爸爸对邻居李哥说我能念信和写信了。正好收到一封信，爸爸说：“你给念一念吧。”我挺得意地念了起来。其中，有一句话是说：“叔父大人身体是否健康？”我念成了叔父大人身体是甭健康。其实，以前，我遇到这个否字，都念成了甭字，爸爸也都听得懂。这次不行了，李哥说：“那个字不念甭，念否”我当时还和李哥争论。后来知道，我确实念错了。
挑水 劈柴 刨茬子
我小的时候，个子不高，身体瘦小，也没有多大的劲。但是，我并不懒惰。小时候，我最早干的活有三样，就是挑水，劈柴，刨茬子。 东棵街没有自来水，喝水要到固定的井点去挑水。井点离我家有一里多地远。我个子小，挑不起来两桶水，就把扁担钩弄短一点，挑不动两大桶，就用两只小桶挑。每次都要把缸装得满满的。后来，长高了，有劲了，就用大桶挑。我从十一、二岁开始挑水，一直挑到我上师范学校，离开家。夏天挑水还好一些，冬天挑水就费劲了。井边冻了好多冰，又高又滑，要把水桶从井边滑到地面，才能挑。有时候，水桶滑到地面，就剩下半桶水了。有时候，不小心还要摔一脚，水洒了，身子倒了，弄了满身的水，到家，衣服上都冻成了冰。有一次，我脚下一滑，摔了个四仰朝天，脑袋嗑在冰上，顿时晕了过去。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还得再接水，回家还不敢对妈妈说。
我干的第二样活就是劈柴。那时候，烧柴要到煤炭商店去买，商店把烧柴都锯成一尺多长，限量供应。我用小爬犁把烧柴买回来，把烧柴劈成细细的长条，然后，在院子里码成井字形，有一尺多高，摆放得整整齐齐。 邻居们或者外人来到我家，妈妈总是说：“这是我们小锁子劈的，这孩子可爱干活了。”我听了，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我干的第三件事，就是每当到了秋天，我就到周围种苞米的大地里去刨苞米茬子，冬天，用苞米茬子烧火。刨苞米茬子，不怎么费劲，就是往回运的时候费劲。它虽然不沉，但是，占地方，面积大，刨多了，拿不回来，刨少了，不甘心。有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就合伙借一个手推车运回来。每年秋天，我家的苞米茬子都堆了不少，省了不少的烧柴。
我的启蒙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叫钱吉良。他是一位男老师，个头不高，总是留着小平头，走路好背着手，猫着腰，低着头，走路很快。 教我那年，他也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大约有十九岁吧。据说，他父母早逝，家也不在哈尔滨。他就住在学校，吃饭有时就到附近的罐头厂食堂去。钱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从小学一年一直教到小学三年。那时，我们念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念到四年级，就是初级小学毕业了。钱老师对我们挺负责任，教课认真，对同学也都挺好。我的算术、语文的基础，都是钱老师给打的。记得，有一次，钱老师到我家家访，和我妈妈谈了挺长时间，有时说话好像还背着我。后来我猜想，可能是妈妈把我的身世情况对钱老师说了。
我和钱老师挺有缘分的。一九六二年，我师范毕业以后，由于当时国家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我们都被分配到小学工作，我被分配到了哈分局。当时，钱老师在哈分局管内的玉泉小学校当校长。钱老师就对我说：“跟我到玉泉小学吧，离家也不远。”我当即就答应了钱老师。一是因为，我不愿意在家门口的三铁二校当老师；二是因为，钱老师毕竟是我的老师，他当校长，对我可能更好一些。就这样，我到了玉泉小学任教。一年后，钱老师调回哈尔滨了。两年后，我调回到三铁二校工作。这时，钱老师在三铁二校当总务主任，我们又在一起了。一九七一年，我在哈铁七中先是当团委书记，后是当教导主任，钱老师在七中后勤工作，我们还是在一起工作。直到一九七六年，我离开七中，到教育党委工作，才与钱老师分别了。
现在，我和钱老师有时还能见面。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精神状态不太好，据说是因为他老伴去世，受到了刺激。有一次，他得病住院了，大夫怀疑是癌症，需要手术。他怕再也见不到我们了，就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非常想念我和老伴，要见见我们俩。我和老伴到医院去看了他，给他扔下二百元钱。说起往事，他流出了热泪。钱吉良，我的启蒙老师，我是不会忘记他的。
我的第二位班主任
一九五四年，我初小毕业了。学校由原来的“车站小学”改名为三棵树铁路第二小学校。我们也不在东棵街这所学校念书了，而是到了南棵街的三棵树铁路第一小学校念高小。三铁一校的校舍是日本人盖的房子。很长一趟房，教室大，明亮，走廊宽敞。屋里、走廊铺的都是地板，还有暖气。这可比三铁二校强上百倍了。这所学校从前是日本人的小孩念书的地方，那时，中国小孩是进不了这所学校的。我和东棵街的小朋友们来到了这样好的学校念书，心里都非常高兴。只是学校离家远了点，要走半个多小时，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铁路线，大人们总是怕我们在安全上出事。来到新学校，我被分到高一.三班，也就是五年三班。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那年有三十多岁吧，姓高，叫高粹钧。高老师中等个头，瘦瘦的，瓜子脸，尖下颏，戴一副眼镜。后来，听说她那时还没有结婚，如果是真的，那她就是一直到去世也没有结婚。高老师对我的教育、帮助很大，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她不但教给了我很多的知识，而且，她一直都很喜欢我，对我疼爱有加。
我在三铁一校，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多次组织和主持班级的和学校的大队会和各项活动，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和讲话能力；我多次被选为优秀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学生干部，树立了我的自信心，也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在高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我的学习成绩科科优秀，我的作文被作为范文在各班讲评，我参加太平区组织的少先队员演讲比赛，获得奖旗，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我被学校和老师誉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高小毕业后，我被保送到哈市第十二中学校（全校只有六名学生被保送，而我是六名保送生里的第一名）。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最得意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时光。而所有这些，都是和高老师分不开的。
高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工作以后，我还经常想念高老师。一九六五年，我打听到了高老师的住处，去看望了她老人家。忆起往事，感到十分亲切，分别时依依不舍。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高老师因为所谓历史问题，遭到了批斗。那不是一般的批斗，而是体罚、肉刑，高老师遭了不少的罪。有一次，在哈铁四校集训班，三铁一校的造反派们正在批斗高老师，让我看到了。那真是触目惊心，不寒而栗。造反派们把桌子、凳子码起来，足有两米高，然后让高老师站到最上面的凳子上，低着头，大弯腰，头发披散着，让她交代问题。高老师被折磨得没有办法，就说：“我有罪，我是狗特务，当年，是我扛着炸药包去炸解放军工事的，证明人有xxx，xxx，xxx。”这时，造反派们如获至宝，振臂高呼打倒狗特务，打倒高粹钧……。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知道，其实，高老师根本不是什么特务。她在批斗会上说的都是临时编的，为了少挨打。 粉碎四人帮以后，她被落实了政策，但是，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据说是在一九九七年左右，高老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活了七十多岁。她走得并不心安。高老师去世，没有人告诉我，这是我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