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签
总编室 [80楼] 发表于:2009-04-27 13:46
第十四节   那时发表作品难





   开始就上网发表作品的青年朋友,自写自编,自己轻轻一“点”就发表,真是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爽啊!也充分体现了宪法给予民众的言论自由。可他们未必知道过去报刊发表作品之艰难。我曾在党委宣传部门和报刊编辑部门干过这方面的工作,知道一些情况!

   1966年6月,我从农中教师调任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除了为省报、省台写点稿件外,就觉得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可干了。一天,部里收到某文艺编辑部寄来一首诗歌,字迹特别工楷,诗的内容也不错,该刊拟发表此诗,特寄给县委审阅签署意见。我以为能够发表就发表了嘛,寄去寄来的干什么?何必多此一举?

   部里的老同志听后一下严肃起来:“小高,哪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到党委宣传部门来工作了,就不要像以前那样随便发言了;你知道吗?发表作品是由谁占领宣传阵地的政治问题,不是谁想发表谁就发表。我们宣传部门就要为党委把好发表作品的政治关,具体工作就是要先对报刊拟发表的作品进行政审,看作品内容有无违背党的大政方针的地方。如果作品没有问题,那就要审查作者一贯的政治表现,只有作品和作者都过了政审关,我们签注意见后,编辑出版部门才能发表。你已不再是一个只写报道的通讯员了、你还要为县委把好各种作品的政审关……

   “就以你才看过的这篇稿子来说吧,编辑部拟发,你认为很好,我也觉得可以,可以发表,文章本身没有问题,但你了解作者的情况吗?即使你知道作者的现实表现,你还了解他的历史吗?所以,还须对作者进行政审。这样吧,这个工作就由你来实习。怎么办?他是在职人员,你可先到组织人事部门查他有无历史问题,没有历史问题呢,再找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调查他的现实表现,而后由部里签署意见寄回该刊编辑部。”这便是我任通讯干事后接受的第一次政治业务教育和具体政审任务。以后的工作就走上正规化了。如何体现正规?

   就以报纸为例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报上发表作品,正规采写的新闻成稿之后,先得经新闻发生地或作者所在地的党委政审通过,签注意见后,再投送到报刊编辑部;编辑部还得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关,捡字排版印刷发行后,才算得发表了。其过程中的某个环节都可以将你的稿子枪毙。

   第一过政审关,就要审察作者的家庭历史、本人表现和作品内容,或因出身不好,或因不听领导的话,抑或审查者中有人嫉妒你会写……一句话便可不让发表。因此,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的作品被政审掉。发表一篇作品宛若参军、入党,政审埋没了多少文才;编辑部里过的三关,或因写作水平低,或因内容过了时,或因文章中心不符合报刊用稿宗旨,或因已经发表过类似内容,抑或稿件撞了车,或因版面排不下,每一关都要卡掉一批稿子。一般说来,一篇稿子过三关,斩N将,终审通过,总编签发便可以发表了。如遇特殊情况,总编签发了也不一定能够照稿发表。为什么呢?

   一是夜班编辑的临时处理:如果版面排不下,夜班编辑可将己定稿件大删,或将小稿撤下,若版面排不满,夜班编辑也可将备用小稿补上去。夜班编辑有总编之权。那么,夜班编辑定稿后是不是就排定版了?也未必!有时,你刚上机开印,新华社有突发事件的稿子一来,你得赶快撤版让面。个别稿子撤版后还可再发,多数稿子一撤了之。那么上机印刷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版了呢?还是未必。如果中央有重大事情出台,或印好的报纸上发现有重大原则性错误,即使发送到读者手中,也要下令收回销毁。我有篇稿子排版捡字后,友人姜忠毅打电话给老友李荣贵,让他转向我报喜。谁料第二天的报上竟然没有我的文章。友人再告:当晚新华社的重要稿件传来,报纸立即撤换版面文章,我的稿子占的版面多,故被撤掉!

   一天,大方一中的党支部书记张世华告诉我,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函告他们,某日某时,该台要播出我写他们学校教改的文章,请他们组织师生收听,并组织座谈讨论后,向电台反馈他们的收听意见。他说,到时候请我代他们党支部综合整理这篇反馈槁件。他们请我喝酒!不知什么原因,这篇稿子竟然没有播出。可见,一篇文章从成稿到与受众见面,需要经过多少关隘啊!哪像今天的网民,想发就发?

   纸媒发表文章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不像网络发表的那么直接交流。那时我也发表了不少稿子,但读者反映如何?自己一无所知,报上一般不登读者反映,极个别影响坏的,发一条读者批评就算顶极了。哪像网络发表的那样直接看到读者的留言、评论?

   报纸与网络发表不同之处较多,但我以为最大的不同就是网络发表的自由度大。作为过来人,写出来就教于行家,并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网络发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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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81楼] 发表于:2009-04-27 13:47
第十五节   我为何写《天干论》?





   1990年我写了一篇《从“天干三年吃饱饭”到“天旱一月就饿饭”谈起》的广播评论,在县广播站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县委领导人听后也将此稿纳入决策依据,县广播局便将此稿作为当年度的优秀广播稿上送毕节地区评奖,地区评了个三等奖,并由地区选送参与全省优秀新闻评选,一举拿下了全省一等奖。这种“高级高奖”的结果,不禁使地区广播局政工科觉得有些尴尬,便让我写篇写作体会。这不禁令我想起写作的这篇稿子的前前后后来:

   1989年7月下旬到8月底,大方县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伏旱,我在日记本的“气候”栏内连续填了几十个“晴”字,越填心里越着急,越填心里越痛苦。深入农村,见到的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严重旱象和“农夫心内如汤煮”的民情。农民出身的我,心亦如受煎熬。农民唉叹我唉叹,农民忧愁我忧愁。但我毕竟是国家职工了,不能因有农民感情而停留在小农意识上:唉声叹气、求神拜佛,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去引导农民向旱魔作斗争。于是,萌生了写一篇新闻述评的念头。

   星期天,我到张世益副县长家串门,见他家中有好几位刚从乡下来的农友正在同他摆谈各地的旱情,他们不是来反映灾情的,而是来看望张县长的农民亲友,所以他们谈得十分真实与自然,这是我正需要了解的情况,我便加入他们的谈话行列,漫饮烧酒,细摆家常,旱灾成了我们的专门谈资,使我获得许多最具体的灾情和最真实的思想……张世益还无不忧心忡忡地向我介绍了其他农友反映的和他几次下乡查看到的旱魔造成的农村灾情和悲剧……

   此时,从外地回来的老友唐(汝雄)大炮也来世益家看他了,我们便对旱情展开了议论。他与我的看法不尽一致,最后是张世益把我们的认识统一到如何动员群众与旱魔作斗争上来,他还让我对此写篇文章,于是大家又继续漫谈……

   这文章怎么写?我正在暗中构思之时,老唐突然冒出一句:“儿噢,还说天干三年吃饱饭哩!殊不知才旱一月就饿死人了”!这便使我立即想到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我一拍桌子说:“好!就以我们唐大官人(唐的绰号)说的为题来写!”大家又接着为我提供了很多生动的素材。腹稿有了雏形,我马上回家拟提纲,而后查阅了《贵州省农业区划》丛书“大方卷”和毕节地区计委国庆40周年“资料汇编”,开始写作。

从森林植被资源的破坏,到集体水利工程设施的削弱,从农民分散到干部腐败等大环境写到个体乏力抗灾,五易其稿,终于成章。

   稿件先在本县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农民说讲得有理,干部说提得适时。文章观点直接进入县委领导决策圈,有的职能部门还将它列入工作计划,接着省、地多家媒体刊播。这对我也是极大鼓舞。更使我认识到:想写好新闻就得先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写群众之所需,写群众的事迹。

   这绝非套话,而是真实感受。翻开我获全国好新闻奖的篇目一看:《承包与主管》、《开发乡土人才与发展农村》、《挥舞银锄绘彩图》等无不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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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82楼] 发表于:2009-04-27 16:56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引用
引用第80楼总编室于2009-04-27 13:46发表的 :

部里的老同志听后一下严肃起来:“小高,哪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到党委宣传部门来工作了,就不要像以前那样随便发言了;你知道吗?发表作品是由谁占领宣传阵地的政治问题,不是谁想发表谁就发表。我们宣传部门就要为党委把好发表作品的政治关,具体工作就是要先对报刊拟发表的作品进行政审,看作品内容有无违背党的大政方针的地方。如果作品没有问题,那就要审查作者一贯的政治表现,只有作品和作者都过了政审关,我们签注意见后,编辑出版部门才能发表。你已不再是一个只写报道的通讯员了、你还要为县委把好各种作品的政审关……

   “就以你才看过的这篇稿子来说吧,编辑部拟发,你认为很好,我也觉得可以,可以发表,文章本身没有问题,但你了解作者的情况吗?即使你知道作者的现实表现,你还了解他的历史吗?所以,还须对作者进行政审。这样吧,这个工作就由你来实习。怎么办?他是在职人员,你可先到组织人事部门查他有无历史问题,没有历史问题呢,再找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调查他的现实表现,而后由部里签署意见寄回该刊编辑部。”



.......


无言了。。。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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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老高 [83楼] 发表于:2009-04-27 17:23
高致贤
今天报到晚了,请想想原谅!
那时发表作品难呀!部里的老同志对我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拟办一次我县一中音乐教师石应宽的专题音乐节目,可征求县里意见时,县委领导不同意,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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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84楼] 发表于:2009-04-27 17:29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我在34楼提过一个问题,您可能没看见,很想知道您的看法。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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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85楼] 发表于:2009-04-27 17:36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引用
引用第83楼贵州老高于2009-04-27 17:23发表的 :
今天报到晚了,请想想原谅!
那时发表作品难呀!部里的老同志对我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拟办一次我县一中音乐教师石应宽的专题音乐节目,可征求县里意见时,县委领导不同意,就被取消了!


石应宽:19358月生,贵州贵阳人,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民族音乐家,毕节地区音乐家协会主席。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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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 [86楼] 发表于:2009-04-27 18:23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引用
引用第78楼总编室于2009-04-27 13:43发表的 :
你代别人写过恋爱信吗?我曾为他人代写恋爱信,以此借人抒发自己的恋情!

   1961年,我刚回母校进修中师。一天,我班同学杨清明带一个杨姓青年教师来找我帮忙,且带着当时比较珍贵的白糖和糯米炒面等重礼。帮什么忙呢?他羞羞答答而又转弯抹角地说了半天,才道出请我帮他写封求爱信。他说他在大方师范学校进修,是清明兄向他推荐请我写的,他具体谈道:他常去某国营食堂吃饭,通过交谈、了解,他看上了某收银小姐,且那人对他很热情,似有那么点意思……他像犯罪分子老实交待罪行一样的虔诚感动了我,心想写就写吧,写封小信不过举手之劳,我便答应了他。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与本单位的同志谈婚,朝夕相处,有话面谈,勿需写信,正缺了写求爱信这一课。他的来请,正好为我填补初恋生活中的这一空白。


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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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87楼] 发表于:2009-04-27 20:20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能受苦乃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
引用
引用第83楼贵州老高于2009-04-27 17:23发表的 :
今天报到晚了,请想想原谅!
那时发表作品难呀!部里的老同志对我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拟办一次我县一中音乐教师石应宽的专题音乐节目,可征求县里意见时,县委领导不同意,就被取消了!


那是个压抑的年代,但总体还是个平和务实的年代
现在这社会又过于浮躁,不敢说很多都是靡靡之音、无病呻吟,但肯定没有高老这样的机遇真实的回忆来的真实和感人,继续期待
“在路上”  就是 “xinrans”方便大家称呼,搞个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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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88楼] 发表于:2009-04-28 11:03
第七章  我的教师生涯
 
   我的教师身分为7年,其中3年带薪离岗进修,真正的教学生涯不满4年,且分为教小学和办农中两个阶段。
 
第一节   瓢井小学师生情
 
   1958年从毕师提前毕业分到瓢井中心小学任教。第一学年当六年级的班主任,上五年级的语文课。第二、三学年均当六年级的班主任,也上六年级的语文课。当时我只进过4年多学校,凭着毕节师范学校毕业的牌子,加上我胸前佩带那枚体育锻炼的 “劳卫制一级证章”,首先从心理上征服了学生。再有我的语文、音乐、体育课比较上得正规,显得新颖、出色,算术课也还过得去,毕业班升学率高,赢得家长和师生的信任,这就站住脚了。
   其次是我上课时十分严厉,课堂上不准学生有半点违纪,下课后我又成了娃娃头,和学生们一起唱歌、跳舞、捉迷藏,还和学生们“跳拱”游戏,我输了就弯腰弓背让学生们从我背上跳过,男生女生一样跳;打篮球我带队;干农活我在前。使学生对我既爱又怕,很听我的话,个别差生很快变好,使我很快在师生和家长中村立起较高的威信。
   以后分来的一些新教师,他们上课时学生不遵守纪律,课堂秩序不好,教室里乱哄哄的上不成课,我和李先镒老师谁无课,谁就去巡视,听到哪个教室里闹,我们就推开教室门站在门边看看,学生见了我们就马上安静下来。老师正常上课后我们才离开。3年时间就按部就班上课。
   1959年后,我又兼管学校总务和秘书类的文字工作,负责全学区12所公校教师的工资发放,每周至少上20节课。还要制发全校学生的饭票。
   1961年整风整社后,马顺卿校长调到县商业局工作,李先镒老师调达溪学区任教导主任,我被区委指定为瓢井中心小学临时负责人,兼管学区工作。新学期开学不久,县文教局便通知我到毕师进修。这样,我的第一阶段——三年的教师生活就此告一段落
   井小教学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多少往事早已忘怀,唯有一次受“骗”的情景,依然铭刻于心,且似髹漆工艺的隐花,时间越久越显现。
   1960年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一头扎进陋室,蒙头欲睡,可怎么睡得着呢?晚餐尚无着落,越发感到吃了上顿无下顿之悲惨!
   前几天召开学区教师会议,我负责报到工作,王桂举、陈胜华们报到时,我错将10斤的粮票作1斤退出去,这就得赔上9斤,计13天的口粮。在当时,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吃的。十三天啊,人们都吃“低标准”,整天处于饥饿状态之中,谁还有余粮借人?
   “老师,请您给我们讲道算术题。”学生班长孟信富把我请到楼下的教室中。学生们似乎显得特别“笨”,一道并非很难的算术题,我反复讲解他们都说还未听懂。十多个学生围着我轮番问个不停……
   几个身影从教室外闪进来,带头的是少先队大队长熊启芬。他们不问题目,显得神神秘秘。可因他们一进来,我身边的学生们都说听懂了。全都匆匆离去,且一个个回首看我时都闪过怪怪的目光。
  推开寝室门,我傻眼了:一个大纸包摆在我的床头,打开一看,里面竟是50个刺莓粑粑,还有一张纸条:
“老师,请原谅我们吧,我们骗了您……”
   原来学生们并非不懂算术题,是怕我不收他们送我的粑粑,设计将我“骗”出寝室。
   一个个红色的刺莓粑,那是用当地的野生果实——刺莓加玉米磨成的。刺莓是一种红荆棘上结的小粒果实,学名叫“救兵粮”,也有称“救饥粮”的,是人们充饥的一种好果实。相传,古时候有个将军带兵打仗,兵败之后,逃难途中没了军粮,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在山野找到这种甜带微涩的红籽粒充饥,救活一支军队,因而得名“救兵粮”。正值我断炊之时,学生们用它磨成粑粑来救我,我该叫它“救命粮”。我的泪水猛然如断了线的珠子。后来得知,是我连日沮丧着的面容引起学生们的注意。他们知道我被食堂扣了13天的饭票后,便由六年级班的班委会和少先队中队委组织本班学生课余上山打刺莓,到生产队收过包谷的地里去捡社员漏收的玉米棒儿,剥下玉米粒与刺莓混磨,偷偷请当炊事员的家长背着司务长做成粑粑供我渡过难关。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50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先队员们已经手牵孙子游乐了,且知有个学生的孩子已成网络专家,还是我的博客圈子的资深成员。当然,也有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事沧桑,我早已由乡进城,由城退休,并旅居经济发达的深圳市,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时期以来,我曾吃过几千元一桌的筵席。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任何高级的食品都没有学生们送我的“救命粮”珍贵,那其中的滋味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只能将它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品尝。当我忆此事时,无不再次感谢我那些可爱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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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89楼] 发表于:2009-04-28 11:07
引用
引用第88楼总编室于2009-04-28 11:03发表的 :
一个个红色的刺莓粑,那是用当地的野生果实——刺莓加玉米磨成的。刺莓是一种红荆棘上结的小粒果实,学名叫“救兵粮”,也有称“救饥粮”的,是人们充饥的一种好果实。相传,古时候有个将军带兵打仗,兵败之后,逃难途中没了军粮,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在山野找到这种甜带微涩的红籽粒充饥,救活一支军队,因而得名“救兵粮”。正值我断炊之时,学生们用它磨成粑粑来救我,我该叫它“救命粮”。我的泪水猛然如断了线的珠子。后来得知,是我连日沮丧着的面容引起学生们的注意。他们知道我被食堂扣了13天的饭票后,便由六年级班的班委会和少先队中队委组织本班学生课余上山打刺莓,到生产队收过包谷的地里去捡社员漏收的玉米棒儿,剥下玉米粒与刺莓混磨,偷偷请当炊事员的家长背着司务长做成粑粑供我渡过难关。
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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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90楼] 发表于:2009-04-28 11:08
第二节   一个学生对我的启发



   70年代初一个秋日下午,我到毕节地区开会时,逛到地区工会球场看职工业余篮球赛,坐上东台一个显著位置,居高临下,俯瞰精彩竞技。我发现红队的一个高大前锋甚为活跃,频频得分,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那投篮的姿势,那带球过人的动作好生像我哟!他是谁?我在记忆中搜索着……

   一阵掌声打断了我的回忆,我的目光迅速转向球场中。竞争进入高潮,我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高呼一声“好球——!”由于我的声音过高,引来球员们的注意。那高大前锋回头看到我,便向裁判员示意:换人。看来他是场上的球队长。替补队员代他上场后,他便直冲我来。看清了,那是我早年间的学生——熊廷贵。他老远就高声喊我;还是那么爽朗,像小弟看到久别的兄长。

   未等他坐下,我便迫不及待地问他为何临时换人?语气中不觉带出几分责怪。他说:“我看到您在这里。”原来是他乡遇故知。他紧挨我坐下后,长叹一声,说:“老师,我七八年没有看见过您了!”接着又像解释似地说:“我是特地来向您说几句话:读书时我恨您对我太苛刻了,现在我又恨您那时对我苛刻得还不够!如果那时您再管我严格点,今天我也不是这个样子了!唉——!……”

   他的叙述像把钥匙,徐徐打开我记忆之门。1960年,我当过他的班主任。当时,他是全校出名的“捣蛋鬼”;自己不好好读书,还要影响别人学习,弄得不少老师感到头疼。连他在本校当教师的大哥也管不住他。他的唯一特长就是酷爱打篮球,篮球也打得好,可因学习不好受老师们的鄙视。我担任他们的班主任后,首先抓纪律,指定他担任班长,专管纪律、体育和劳动。倘若班上纪律不好就拿他是问;打球由他去组织竞赛;校外劳动,我有意不参加,让他带全班去,完成劳动任务之后,又将全班同学带回教室里听他向我汇报大家的劳动情况,并让同学们评论他的领导好坏,我再对他进行总评,让他充分体会到我对他的信任。

课余时间,我陪他一起游戏、打篮球,投其所好,让他当篮球队长。他高兴极了,和我勾小指头,表示不再捣乱。我与他从此往来甚密。他同我说话最多,受我批评也最狠,表扬也不少。通过打篮球把他引上“正轨”。他很少捣乱课堂秩序了,表面上与我建立了深情厚谊,但内心里还是认为我在玩他的“脑髓”,恨我管他太严。终因之前他的学业荒废太多,学习成绩提高不大就“毕业”了,故对我有对他要求还不够严格之埋怨……

   往事从我脑海中泛起,我关切地问起他工作和练球的近况。他告诉我:他在地区建筑公司当砖工,水一把泥一把的,又苦又累,一天忙得腰痠臂痛,球场都不想上,还有什么心思去练球?单位为了照顾他的业余篮球爱好,调他任会计,可他做不了账,只好自甘去干重活。“老师,不是组织不关心我,是我干不了轻巧活儿。要是那时候得您再严格管教我两年,多读点书,今天也不至于这样拙笨了!”

   几句话说得我心里像被猫儿抓了一样,连忙向他检讨似地说:“那时候我对你也大苛刻了!”

   “老师!”他感到我未理解他的心意,声音一下提高八度:“您还说苛刻哩!我是说您当时对我还苛刻得不够,如果您再苛刻一点的话——”他拖了个长长的尾音,而后摇摇头。

   领队在催他上场了,我也催促他快去。我俩一时无言,只好紧紧一握。千言万语都凝聚在这紧握之中。

   如今,小熊已属年过花甲之老人了,诸多往事我早已忘却,可那次球场边的简短谈话,却深深地铭刻于我的脑海之中!

   1964进修毕业回到井小至1965这一学年,我仍然任六年级的班主任,发现学生作文时找不到多少话写,语言十分枯燥,写一二百字就完了。针对这一情况,我搞了个作文“过千字关”的活动。比如先告诉学生:本次作文内容是写秋收盛景。并带领学生到野外去参观,边参观边引导学生口头描述外景,而后再到课堂上集体讨论,我将学生们口头用得好的词语板书好,而后再让学生作文,还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其它工作就没有什么建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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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91楼] 发表于:2009-04-28 11:30
第三节   我到苗山办农中



   1965年暑假中的一天,瓢井中心小学校长卢永书通知我:区委决定让我到八堡公社创办区农业中学,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

   次日一早,我背上背包,怀揣《毛主席语录》和一个日记本,便跟着学区指导员邓正银去到八堡公社复兴大队。那里有本校教师余永达的女儿余兴荣在教民校,我们在她那里吃过午饭后,约起大队长杨文斗到上寨生产队去找到大队支书李德全、生产队长李德忠开个小会。邓正银校长向他们传达了区委决定让我到他们那里创办区农业中学的意见就走了。

   其实,大队早已接到公社通知,校舍已定在上寨生产队的公房里。上寨生产队42户人家,集中住在一个村子里,其中41户是苗族,农中就办在这个苗家山寨里。

   农中怎么办?没有一分钱的开办费,除了生产队借给我们一间公房外,其余就一无所有了。我仍然属于区中心小学编制,平时下乡,每天还有3角钱的出差费,可我到乡下办校,对我这个县学“毛著”积极分子来说, “开办费”就是自买的那本《毛主席语录》,里边什么东西都有,不但不给一分钱的开办费,还因离开了本校办公,连每月1元5角钱的灯油费也没有了,自己也毫无怨言。

   大队支书李德全安排我和单身苗族青年李德文同住在他那七八平方米的小茅屋中,我出棉被他出草席,同床就寝,共用一炉,各自为炊。大队派苗族贫农社员李德青和我一道建校。邓正银临走时交待:学生由区里统一招收,要求我于9月1日开学。

   离开学时间只有12天了,李德青和我先背石头砌个灶火。田坪生产队长吴世全借给我集体食堂使用过的一套炊具;公社小学借给我们一块黑板,自掏腰包买盒粉笔;大队长杨文斗借给我17块寸枋当课桌,每块木枋3人用;坐凳开始用石头代,后逐渐改为学生自带;课本由县文教局统一发送。区里安排民小教师赵钦宗来校上语文——他是贵州大学中文系肄业的。这样,我们硬是在9月1日开学了!

   学生来自全区12个公社,全部免费入学,近的走读,远的住校,教室楼的竹巴条上铺满了床,就借宿苗家牛圈楼。楼上堆满干稻草,一旦着火,就会把全村茅草房烧光,我反复交待,严禁带灯。学生干脆钻进干草中睡觉,省得用铺盖。

   赵老师来后,李德文的小床睡不下3人了,我就和学生一起到教室楼的竹巴条上去铺床,没有楼梯就砍根带桠杈的木棒代用。开学之初,学生带粮带菜,每天凑米集中煮饭,蒸熟之后分饭吃。开学后,我们首先种菜,渐渐用集体种的蔬菜统一做汤了。我和赵老师开锅,他的口粮由区里从救济粮中解决,但无副食供应,我每月有4两菜油供应,与赵老师同吃,平时我们就自己卤酸菜吃,一个学期下来,还剩下5两多菜油送给苗家五保老人陶幺奶。

   村子里家家养狗,我们去挑水必须3人同行,中间人挑水桶,前后2人当保镖,各持棍棒防狗咬;但只能防而不能打,打了就会影响民族团结。星期天,我带学生到十多里外的石板公社去背煮饭煤,得到县劳模李昌喜的减价照顾。

   我们实行上午上课,下午生产。以开荒种地为主,兼打毛栗、割茅草、参加当地修公路和修筑水库等有偿劳动。公社指给我们一片荒地,公社书记周英发亲自借几头牛来带我们犁荒田。学生都是来自贫下中农的劳动力,还有生产队会计,生产劳动管理有一套。

   第一次“半耕”是打毛栗。季节尚早,毛栗球张口的还不多,没有手套,镰刀又少,只好打下毛栗球果用脚踩,或用石敲,取出宝石般的栗籽,谁都想尝几颗鲜,我也尝了一颗。我说:“我们先忍点嘴吧,看看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有多少?”全班学生就不吃了!

   次日上街,全部毛栗卖得3元多钱,买了一担木粪桶和一个粪罐,还剩两角多钱,这便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笔收入。

   时值金秋,满山是宝。我们利用每日下半天劳动的时间,边垦荒秋种,边割茅草边打毛栗,又卖得30多元,已超过我的月薪不少了。我们又买了一头小母猪。卖主知道我们的钱来之不易,让价3元。当时尚无“优惠”之说法,反正他公开少收我们3元钱。我们自己筑土墙、盖茅草,修了一间八平方米的畜圈,关猪,也可关牛。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故在教室挡山边修此敞畜圈。

   当时区里正在复兴大队修凉水井水库,我们带学生去挖土方,按方计价收现金,学生各挖土方各收钱,学校一分不提留,比在生产队劳动划算,所以,一些有文化单身社员都想去农中读书。

   县林业局要在乡下建杉苗圃,区和公社为我们联系到这笔活儿。我们从垦地、制种、育苗、管理全包干,共收入300多元。大队党支书李德全帮我们买了头大黄母牛,用于耕地、产崽。学校又有了一笔大财产!

   猪牛是要吃东西的,学校初建,又无饲料,只好在劳动时安排几个学生打猪菜,割牛草。加上师生51人自炊的那点点少得可怜、淡得见底的淘米水饲养,它们和我们一样过得很清淡。我们两个教师,每月才有我的4两菜油供应,极少吃上猪肉,却把那猪、牛喂得胖嘟嘟的。

   多数学生走读,少数学生和我们住校。住校生天一亮就外出捡野粪。我和赵教师负责饲养猪牛。每天清晨,我们一个在家(与苗家单身青年李德文同住茅屋内)挑水煮饭、改作业、喂猪;一个放牛上山、捡柴禾还要兼备课。上午上完4节课后,下午或开垦荒地,或搞小秋收,我们又和学生们一起赶着牛儿上山坡,朝夕与牛相处,与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牛是我们亲手劳力创收来买的,且又是我们学校“半耕”中不可缺少的,故尔我们对牛的情感,有如骑兵与战马一般,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我们与牛的这种感情的。我们对牛的感情深,还因为我们需要役牛。公社划给我们一批二耕地,我们自己垦了荒均需役牛耕翻。学生都是全劳力了,学校不交公余粮,也不搞“人七劳三”分配,劳动评工记分,全部“按劳分配”。虽是半耕半读,后来赵老师告诉我:第一季秋收分配就人均分粮250多斤,相当于一般生产队的农民分配数量。

   那里的交通之难,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生产队里牛马多,只有两条小路进出,路面经牛马踏成均匀的泥水坑,坑沿几乎如铁路轨道,晴天坑内泥水少,坑沿就干,人可踏着坑沿走;雨天坑水漫无沿,只好涉泥水走路,我们天天奔波于其间,常是一天穿破一双新草鞋。我们有时还得白天夜晚都在走。为什么呢?虽然处在生产队,但作为一所区办农中,无疑成了公社文教中心,文化工作也得抓。

   八堡公社组织文艺汇演,大队支书请我们去参加,想不到我在毕师进修时学到的文艺表演在这偏僻边远的苗家山寨还派上了用场,我们便组织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我写了个《少生优育子女成才》的话剧,指导学生排练,加上一些演唱,我们夺得公社大红旗,大队支书很高兴,要求以我们学生为主,从各生产队抽调青年文娱积极分子参加,成立起复兴大队文工队,由我为他们创作节目,并教他们排练,每周一、三、五晚上到学校来学表演,带他们不定期到全大队各生产队演出。我们与苗家兄弟姊妹亲如一家。苗家的猎狗也不咬我们了。

   苗族五保户陶幺奶的房子漏了,我们割茅草为她盖上,安排刘泽芬等两个女生住在她家,课余她们也与老人说说话,帮老人办办事,实现余缺互补。

   那里的苗族都是妇女背水吃,男人们不关心用水问题,村南有个好水源,但没有好水井,我便组织学生为村里砌了一眼大水井,并砌上“歇坎”,铺好背水的路面,赢得苗家妇女的频频赞扬!

   村子里有十多个无钱入学的苗家儿童,我们便将他们组织起来,每天下午我们带学生上山劳动时,留一个学生在我们的教室为孩子们上课。没有教材就用农村扫盲课本,社员们对此也十分满意。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将自己的办学过程和自己的体会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我的母校——毕师,旨在向辛勤培养我的师长们汇报,谁料此信却意外地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同学告诉我:学校将我的信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学校公告栏中,让全校师生学习讨论,藉以激发同学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巩固专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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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92楼] 发表于:2009-04-28 11:34
第四节   相见不易别更难



  1965年5月,我接到调大方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通知,便到各苗家去告辞,为防他们集体送我影响生产劳动,故未告诉他们我的起程时间,想趁生产队出工的时间悄悄离开。我们教室隔壁的李奶奶讲不了几句汉话,但她慈母关心游子一样随时关注我,每天要到李德文的窗前来看几次,如果看到我,她叫一声“哥哥”就转身了,如果一天看不到我,她就要问赵老师和学生们:高老师去哪?

   临行前,李奶奶煮几个新洋芋为我饯行,我流着热泪告诉她我离校的时间,另外就告诉公社书记周英发。那天,周书记特地赶来为我送行,以为这就不会影响社员们出工了。

   山寨的清晨静悄悄,我们快步走出村寨,才欢声笑语,互相鼓励着前行。谁料刚翻过村子东北面的小山口,即将走上公路之时,忽听小路旁边的白桦林中一声“款呆木噢”(苗语:老师走了之音泽),便奔出男女老少百余人,把我一下“截”住。李德文等几个苗家小伙子一下把我抬了起来,又是“哦嗬”又是笑。原来他们窥探到我次日起程的秘密,知道我又不让他们送行,才由大队支书李德全和生产队长李德中带人先到我必经之独路口上打下“埋伏”,一定要送我起程。

   边谈边走,边走边谈,年轻的我顾不了许多,可对年长我者,我都一一道别。一小时过去了,还没走出二里路,我劝他们不要再送了,也是白搭。请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出面劝他们回去也不起作用,于是,我便来了个“绝招”:坐在路边不走了!他们又唯恐耽误我到县委报到的时间,反而催我快走。我说“你们这样簇拥着我,我能走得快吗?”佯装我不走了,也不回去,就“静坐”不动了!僵持一阵子后,通过“谈判”,双方协议:大家送我到一碗水垭口上,再由李德文等10位农民和朱达发等10个学生送我到12里以外的瓢井区委报到。

   协议生效后,我才发现他们为何一定要送我到一碗水垭口?那里地势高,前途开阔,我走出一里多路,回头看见大家还在那里目送着我,我的热泪又不知是当天的第几次涌出来了。为不影响他们回去上工,我一硬心肠,头也不回地前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城贴出揪斗我的大幅标语,消息传到八堡苗乡,复兴大队便派出已任支书的李德中和生产队长吴世全,长途跋涉百余里,专程进城来看我。他们对我家人说:“谁敢欺负我们高老师,我们就要带着苗家打猎队伍进城来保护他。”我县曾有几百人扛着猎枪,抬着一位苗族区委副书记向造反派示威游行的先例,我怕他们把问题闹大,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他们提出接我回去教书,农中有瓦房给我住,工资不少一分,还划一份自留地给我。我讲了许多好话,才把他们劝回去。

   40多年过去了,当年苗族父老兄弟姐妹们送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们细心呵护我的安排,使我久久地,久久地难以忘怀!

   41年工龄退休,认真回想起我的工作历程来:最艰苦的生活是创办农中那九个月,最能自主工作的也是那九个月,创造一点实绩的还是那九个月,最有意义的终于也是那九个月!那九个月比我在文联工作8年的意义高百倍。

   我先后当了不到5年的正式教师,学生和家长们给我留下许多深刻印象,觉得当教师比当公务员最能干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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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93楼] 发表于:2009-04-28 12:20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引用
引用第91楼总编室于2009-04-28 11:30发表的 :
....... 农中怎么办?没有一分钱的开办费,除了生产队借给我们一间公房外,其余就一无所有了。我仍然属于区中心小学编制,平时下乡,每天还有3角钱的出差费,可我到乡下办校,对我这个县学“毛著”积极分子来说, “开办费”就是自买的那本《毛主席语录》,里边什么东西都有,不但不给一分钱的开办费,还因离开了本校办公,连每月1元5角钱的灯油费也没有了,自己也毫无怨言。



没有一分钱也能办学。看来有心才是最重要的。真应该让现在的为人师表者好好看看!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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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凡 [94楼] 发表于:2009-04-29 11:32
挺高老先生讲农村办教育的经历,颇感亲切,家父也曾讲过他早年类似的经历,真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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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老高 [95楼] 发表于:2009-04-30 15:55
高致贤
引用
引用第94楼任大凡于2009-04-29 11:32发表的 :
挺高老先生讲农村办教育的经历,颇感亲切,家父也曾讲过他早年类似的经历,真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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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只知办事,不懂要钱,要钱也没有要处,只有用自己的苦力去办事,争取不花钱办成事,少花钱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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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96楼] 发表于:2009-04-30 17:05
第八章  我亲历的“大跃进”



   我工作41年退休,经过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不少,但最大的政治运动只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拟分三章来写。本章写“大跃进”。主要材料已发过,故每天发两节。



第一节   大跃进前夕



   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农村互助组,合作社,也相继建立起来。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之前,多数农民的口粮已自给自足了,我家有了余粮,多吃半年是没有问题的。人们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了。

   然而,随着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高级农业社的建立,懒汉有机可乘,农业生产开始下降,至少是停止了发展势头。

  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对农村情况就了解不多了。

   伙食全由学校免费提供,每月生活费6元,平均一天2角钱,一日三餐:早餐,鸡蛋花稀饭,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汤,全系荤菜,不定量,吃不完。节约下来的伙食费还给学生发衬衣、雨伞等。每餐饭菜都是现煮,吃剩的就作为猪饲料,或送给附属小学的学生食堂。

   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校区内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玉米。

   我们初师部的学生不参加老师们的政治会议,但可以看老师们贴出来的大字报。

   管伙食的何姓总务主任的贪污、腐化问题被揭露出来了:他进一趟县城就要花十多元钱,相当于两三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说他和一个女学生有男女关系。于是,引起全校学生的极大愤慨,我们班的学生更是愤恨,因为那个女学生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参与写大字报,很快就将那个总务老师逼得跳下深坑自杀了。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虽然每月供应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来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总是不够吃。虽然在此之前也是定量供应的,但不够吃时可以向国家粮库多购。

   反右之后,政治过硬,再不能超定量供应了。但因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如果说国家供应的口粮不够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学生天天要吃饭呀,粮食已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没有粮食卖,新上任的革命领导班子,尤其是接任那自杀的总务主任的班的新主任,更是千方百计使学生不分饭吃。为此想了许多办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将师生自己种的粮食果蔬补充食堂,但一年的劳动成果,几天就吃光了;

   二是大加猪油。民间有“多买油肉少买米”的节粮经验,当时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猪肉,于是,学校多买些熟猪油,把饭蒸熟后,将热化了的猪油从甑口上灌入饭中,饭上全是油腻,学生们吃得很香,还是节约不了多少口粮;

   三是多加蔬菜热饭吃。民谚说:“热饭三年,买块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汤水与饭混合热吃,可以节约口粮。可学校热了饭,学生们吃得更多,照样无济于事;

   四是买碎米。口粮不够的问题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学校所在地的县里供应学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标可买3斤碎米。学校又吃了段时间的碎米饭。大跃进开始,其它单位争买碎米的人多了,学校就买不到碎米了;

   五是红薯代粮。红薯也属口粮类,但一斤粮的指标可买5斤。红薯与大米混蒸,第一二顿,觉得很甜,可多吃几顿后,学生们就争看刮米饭吃,因而产生抢饭纠纷。……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不管你够吃不够吃了。

   学校实行按量分饭后,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我便约起一个好友,夜间去“偷”吃我们自己种的萝卜,结果发现地里已被别人“偷”了很多,因为是监守自盗,大家都处于饥饿难当之中,谁也不去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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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97楼] 发表于:2009-04-30 17:05
第二节  直接投入“大跃进”



   为弥补反右以后的教师空缺,我们提前一年,于1958年7月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区中心小学任教。

   上班前的那个暑假是回故乡度过的。那时“大跃进”已正式开始,农村人民公社已办起了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回到家乡,不但吃饭不定量,而且不开钱。农民也像军队一样,后勤、前线严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饭,其他社员管生产。与军队不同的是,吃饭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里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只要是人民中的一员,还分什么你我?走进哪个食堂都可以吃饭,一天吃几顿都可以。所以,有的社员趁此偷奸耍懒,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

   农民家里积蓄几年的生活物资,通通献给了公社食堂,农村劳动力都集中精力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地里的庄稼没有能够完全收回来,烂在地里了,公社食堂尽量吃的“共产主义生活”成了昙花一现。

   我到瓢井区中心小学报到后,被安排在区委机关食堂搭伙,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虽说刚去掉工资的一半,但因吃饭不定量,比在学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搭伙者都十分高兴。

   学校没有上课,我被抽调到区委(当时还没有改称公社)工作组,立即派到兴隆公社——也称管理区去督催农民日夜加班砍树、烧炭、炼钢铁。一个个原始森林毁于我们的督促滥伐之下,还不能满足于“超英赶美”的政治需要。于是,区委指示: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学校或幼儿园,老人送进“幸福院”,青壮年统一住民兵团,男女分开,集体食宿。腾空出来的木房,便将木料拆来充木炭炼钢铁;土高炉烧出来的“铁狗儿”(不合格的生铁)不够充数,就将农民家中所有的铁器搜来充当公社的上交任务。

   学校开学,我从工作组回到学校,但没有上课,仍是带着学生去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也烧出些“铁狗儿”来。

   当时读书不受年龄限制,农村连十五六岁才发蒙的都有,学校发起“少年超甘乐”的运动,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组织出校去参与土法炼铁的“人民战争”,哪怕只能拣小块矿石、运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蚂蚁搬家”的“人民战争”之中。教师成了炼铁的大炉师,哪怕1斤可用的铁也没有炼出来,“火线入党”的人却不少,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称为大辩论)的师生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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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98楼] 发表于:2009-04-30 17:07
第三节  深挖土地虚报产量



   大炼钢铁告一段落后,学校终于复课了!

   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公社划一片土地给学校,我整天带着学生到一个叫做马驮子的地方去开展深翻土地运动。

   土地适当深耕可以增产,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们像挖战壕一样,将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着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来,把原种活的肥沃表土埋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庄稼长不好。

   深翻土地完成后,我们又在土里种小麦高产实验地。针对过去种大稀行的习惯,有人提出适当密植可增产,于是政府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们带头搞样板地,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求每亩下种100多斤,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开始用点播,种子用不完,改为撒播,几手铺满一层,还是用不完,结果有个平时俏皮捣蛋的学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麦种往地里倒,有的地方堆了一层,终算完成了下种任务。

   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很快就被沤死,我们又带着学生去间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几,仍然密不透风,人工帮助排沟,也有许多麦苗被沤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来。但也要上报“大增产”;

   增产多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不敢报,也没有谁验收。但有的实验地是经过召开现场大会验收的。验收得到了大“增产”。有参加验收会的同志告诉我:邻区有人将几亩田里已成熟的水稻移植于一亩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风,稻穗上摆鸡蛋也坠不下去,怎不增产?可是。该公社的粮食产量还是“增”不赢我在的区(公社),为什么?虚报。

   当年使用的是摇柄式电话,同个方向的单位共用一条电话线,用铃声的次数和长短来区分所要的单位。如一长两短,是甲公社的,两长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条线上通话,可以互相兼听。我们那边是三个大公社同用一条电话线,县里一摇电话,三个公社的电话铃同时都响,凭铃声的长短次数来区分要哪里的。各公社每天向县里报一次粮食产量的收获进度,长石和瓢井同在一条电话线上,长石是先进公社。为当先进,听人说,每次瓢井都让长石先报粮食产量,并偷听长石所报的数字,而后比长石高报一些。当晚县里公布评比结果,瓢井的名次总是在前;长石不服气,次日再报高,瓢井如法炮制,结果不言而喻,长石不服气,再提高数据,仍然比不过瓢井。当时的粮食产量就是这样“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办公室去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白天不必下去收,到晚上要上报前,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依数上报了。

   工作上的先进与否,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参与社员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少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不少,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

   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

   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1960年的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补种或重栽,农民已饿死不少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

   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人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也只是个理论数据,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层层盘剥,15斤都没有吃上。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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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99楼] 发表于:2009-04-30 17:07
第四节   用人命来巩固公社食堂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采点野菜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房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怎不俄死人?求生欲旺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中的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农民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好似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

   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叫高老八的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后来有资料显示:那3年中,全国饿死好几千万人。

   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人被打戍“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大方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的一位领导人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设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发“十二条”文件,全国开始整风整社,具体内容是反对“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钱粮物资;“五风一化”: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违法乱纪风和干部特殊化。(各地说法不尽一致,可查档案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认罪退赔,处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干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文革中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才知道的。当时当地只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自留山,开放自由市场,但不准粮食上市,也未包产到户。但改原来的人民公社统收统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包的内容大致是,小组包工、农户包工、农活临时包工(记不很准),超产奖励。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一平二调,已经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归属完全打乱了,所以重新划分并固定下来,才能实现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原则。

   夏天,我作为工作队员,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区工作,始知中央已经下了撤销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党委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个叫孙家寨的生产队,默许那个食堂可以称口粮给社员回家煮饭,这可违背了纪律,受到批评,但此时已不敢斗争和戴右倾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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