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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40楼] 发表于:2009-04-23 13:00
第六节  文革助我偷闲学



   文革10年中的我,先在县文革办公室胡搅了半年,被造反派强令县委开除出文革办后,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所谓“革命组织”就被打成“保守派”,从此我就变成“顽固派”,进而成为“逍遥派”,但又不敢离开原单位。在这10年中,我有5年完全没有上班,其间除在“交待揭发组”被管两个多月后,就逍遥“革”外了;另外5年,有时被派去搞点临时工作,多数时间无事干,最多只能有一半时间上班,这就为我的自学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时间,使我自然成了“专职”读书郎。

   然而,当时许多书被禁,但却提倡读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我便趁机通读了这四部书,弥补了我以前没有通读过它们的不足,有人说我以此消磨时光,我却趁机汲取古典文学之营养。

   鲁迅的作品当时最吃香,我一向喜欢读鲁迅的书,便趁机细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边读边学写杂文,使我的杂文写作大有长进。我用杂文体裁写了一些大字报,讽刺了把我们打成“反GM分子”的派头头,得到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附和,被骂派中的知识人也不得不佩服我的文风犀利,有几个教师还写贴出了和我杂文的评论。

   当然,最革命的表现就是读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打电话时也要先读一句最高指示;开会发言必先读毛泽东语录;报刊上有毛泽东的话也要加粗字体。所以,读毛泽东的书谁也不敢阻止。就是在“交待揭发组”里的时间,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便拿出《毛泽东选集》来默读,组长也不敢干涉。在谁也不愿发言的长期沉默的反抗之中,那组长也没有办法,有时也叫我在组里读一点毛泽东的书,还号召大家听了之后写学习心得,有时还放假让大家回到宿舍里去写学习心得,使我们趁机休息。

   文革期间,我将《毛泽东选集》的1—4卷通读一遍,重点文章反复读多遍,每读一篇都写有读书笔记;长些的篇章,比如《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篇什,不但篇幅长,而且理论深,必须细嚼慢咽,反刍咀嚼,一篇文章分为好几次读完,每读一次就写一篇读书心得,或做读书笔记。其间,不知从哪里传来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哲学笔记》,一共有好多章节,《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其中的两章。我就将其它没有出版过的那些篇章抄下来学习。这些笔记本我迄今还保存着。这对我以后的写作起了不小作用。

   在白天公开阅读上述书籍的时候,夜里我又偷偷阅读了《燕山夜话》、《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一些我喜欢的 “黑书”,只是不敢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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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41楼] 发表于:2009-04-23 13:01
第七节  精神病院里的“读书月”



   1998年春退休之后,当年冬天我就陪老伴到贵阳某康乐医院(精神病院的美称)住院数月。那是一个由外面锁门的特殊环境,男女病房分开较远。因我老伴病轻,又加上全病房只有我一个男性陪护,医院特辟一间小病房给我俩单独住,门由护士从外面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老伴每天就服两次药丸,还是医护送到小房中,每次两小片,一口吞下便无事了;另外,我就只是每天三次到窗口去打我俩的早、中、晚餐。病人是不能离开病房的,我要到外面去买点东西也必须向医生办公室请假,出入都得由专人开锁。

   我怎么度过那段“独居”的日子?读和写。我俩的小屋有个小窗口,我随时观察大病房中病人们的喜怒哀乐、撕抓吵打和医生对猖狂病人的电疗以及对新来重病人的强制治疗,并将一些外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悄悄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有读书了。

   我从家里带去的几本书很快就读完了,就只有读字典。我有个经验,出差时间长了,想带书去打发时间的话,最好是带字典词典,一天读不了几页。可在那小“独屋”里呆那么长的时间,读几天也就读厌了,于是,我便到省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去购买,因其中的贵州旅游文史系列丛书之一的《奢香故里》,还有《贵州新文学大系》的杂文、诗歌卷,和《贵州胜境》、《贵州杂文集》等书中均有我的作品,我便获得七折新书优惠,一次买了十几本,潜心阅读起来。

   那里是个“闹院”中之静地。在那里读书写作没有人进屋干扰,铺盖有人洗,饭菜有人做,自己洗洗衣服就行,我一头扎进书堆里,让思想走出精神病院,利用潜心读书来自己解放自己,成了我难忘也难得自学的“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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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42楼] 发表于:2009-04-23 13:08
第八节  退休后之饱读



   退休之后,我有了充裕的时间,这便成了我自学的“第二青春期”,读书写作便成了我须臾不离的主要生活内容。其间,除在精神病院里的那段难忘也难得的“黄金岁月”外,其余时间也以读写为主了!

   1999年初,老伴出院后,我便携她飞到汕头大学去过春节。我女儿明霞正在汕大医学院读研究生,学校的图书很丰富,我除了随时可以到学校阅览室去阅读外,女儿还可从学校图书馆借书供我阅读。而且住在教师宿舍楼,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家书》等作品就是在那里读到的。

   2001年初到深圳,手写邮寄稿件均泥牛入海,我就暂时放弃写稿,专心致志读书,但那时我还办不到借书证。好在女儿工作的美资企业铂金埃尔默有个小图书室,凭女儿的借书证可以借书,每本书一天需交一角钱,我也借来读;有时也到新华书店或超市书摊上去阅读。

   女儿购房之后,我到宝安区图书馆办了借书证,60岁以上的人只交100元的押金就可免费办证,每次可借两本书,借期一个月,还可续借一个月,借期内全免费,超期每天罚款2角,提前读完提前还,还了又可马上再借,这就有了无限的书源,我的案头就随时放着两本我喜欢读的书,尽我阅读。

   深圳全市图书馆联网之后,我在宝安区办的借书证便可在全市图书馆通借通还,十分方便,这书源又扩大了若干倍。既有时间又有书,正好弥补我以前对长篇名著阅读之不足,尤其是读国外长篇名著之不足,使我平均每月至少读一部中外名著。

   由于我入学时间不多,没有读大部头作品的时间,参加工作后,处于大跃进时期,自己能自由支配的读书时间几乎没有;文革中有时间又不敢读外国长篇名著;我写作中现蒸热卖,所需借鉴的多是短篇,长篇作品对我写作的借鉴作用不大,故我读的国外长篇名著很少。退休旅居深圳后,有了读外国长篇名著的时间和条件,我便借来适合自己阅读兴趣的国内外名著,潜心与书中人物打交道,消除了我的老年空巢孤寂感;边读书边写作,预防患老年痴呆症。

   2004年第五届深圳读书月公开向社会征集“阅读与成长”的文章,我就以《阅读与成长》为题应征,陈述我的自学经历,结果在全国1万多篇应征作品中,我侥幸拿了个一等奖,评委将我的文章题目改为《一读六十年》,又过4年之后的第九届深圳读书月的“一书一得”征文,我的《身边常放字、词典》又获得了三等奖。我的自学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写作不息,自学不止,此乃我之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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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3楼] 发表于:2009-04-23 14:14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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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32楼总编室于2009-04-23 11:48发表的 : 
                                  
那盘子平时收起来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提箱,宛若现在医生出诊时背的保健箱,打开三方便是一个长方形的盘子,正面是一组套箱,大小箱内分别存放烟枪、烟斗、打石、炒杯,钎子、镊子、鸦片、烟灯等。

   吸烟开始,只见父亲把烟斗装到烟枪上,再从平时熬好的熟烟中揪出黄豆粒大小的烟土,拧成烟丸,然后用钎子插入中心,放到烟灯的玻璃罩口处烤软,再放到肥皂块大小的打石上去搓成圆锥体,再将烟之锥尖插入烟斗底部中央的小圆孔内,而后将烟对准烟灯,嘴衔烟枪口,吸食烟土烧化的烟雾。三岁多的我,喜欢在父亲的烟灯盘子边玩,但小孩子是不准吸烟的。不过,若是感冒咳嗽拉肚子,父亲便会把吸存在口腔中的烟子喷到我的口腔内,以之代药,还有疗效。


.......


作者这一段很有史料价值,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见过了。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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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 [44楼] 发表于:2009-04-23 18:28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引用
引用第35楼总编室于2009-04-23 12:36发表的 :
第二节  牧牛苦诵书
我在山野说书、讲故事,我的牧友们听得入了迷,他们便由年纪大的高致余堂兄组织起来,分工轮流替我打柴、割草,替我看牛,让我专职为他们说书。谁要不听安排,就不准谁听故事。.......


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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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 [45楼] 发表于:2009-04-23 18:35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引用
引用第40楼总编室于2009-04-23 13:00发表的 :
鲁迅的作品当时最吃香,我一向喜欢读鲁迅的书,便趁机细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边读边学写杂文,使我的杂文写作大有长进。我用杂文体裁写了一些大字报,讽刺了把我们打成“反GM分子”的派头头,得到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附和,被骂派中的知识人也不得不佩服我的文风犀利,有几个教师还写贴出了和我杂文的评论。


不知高老还能否记起当年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可否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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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6楼] 发表于:2009-04-23 21:07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引用
引用第37楼总编室于2009-04-23 12:57发表的 :


退休之后,我再用钢笔写稿邮寄的投稿方式,已大大不适合报刊用稿的要求了。于是,我67岁学电脑写作,70岁开始玩博客,也都是现学现用,没有进过一天电脑培训班,还过了一把博客之星瘾。

 
.......


充分论证了老年人学习电脑和上网的可行性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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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47楼] 发表于:2009-04-23 21:34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高老一生读书不辍,着实钦佩。不知最近在读什么方面的书籍?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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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48楼] 发表于:2009-04-24 13:00
第四章 我的写作生涯1



   从1958年开始写作以来,迄今已超过50年了,我也有5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发表,有百余篇作品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当代共产党人》、《贵州胜境》、《奢香故里》等50多种合集,且有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奖励。



第一节 一台文娱晚会的启迪



   不是我太自卑,而是我入学时间太少,认为写文章万分神祕,进了毕师我也不敢奢望写文章。但我又非常喜欢读文学作品。1958年我们快分配工作前夕,我县长石区文工团到毕节师范学校进行慰问演出,他们唱的歌词是山歌,演戏的内容是民间生活,我都很熟悉,看后认为这种戏我都能写,于是便产生了创作冲动。我便找个清静地方利用课余时间躲起来写东西。

   为什么要躲起来写?初学写作之时,好像写作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其实是一种虚伪,怕人家笑话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故尔怕别人看见。几天之后,我终于躲躲藏藏地写出一首歌词来,假称是从同学那里抄来的,请语文老师看看,得到的评论是语句通顺,中心思想不突出,可以修改。这便鼓起我的写作勇气,不时悄悄练练笔。

   1959年春天,我带学生为公社薅麦苗,回校后,我便用高翔的笔名把当天薅麦的热情写篇稿子投给《大方县报》,竟然被发表出来了,校长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还不好意思承认,稿费也未得到,但那二三百字的消息却让我打破了写作的神祕感。

   当年暑假期间,我带着学生修猪圈,我写了一份油印简报,寄了一张给县报,又被编为《瓢井小学大养特养其猪》发表出来,实际只养两头猪崽,那“大养特养”已经表现出新闻浮夸风之端倪了!

   当时县里还办了一份文艺刊物,好像叫《大方文艺》?或叫《云龙之花》?记不准了。我看到上面有些诗,就鹦鹉学舌地模仿写了一首《肥堆高入云霄》的浪漫到浮夸的诗投去,该刊也给发表了!投到县广播站的稿子,一无通知,二无稿费,播不播出我就不清楚了。

   1960年的大饥饿,县里的报纸、刊物都停办了,我们一天饥肠辘辘,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谁还有心思写稿?写了也找不到投处,我的首段写稿生涯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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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49楼] 发表于:2009-04-24 13:01
第二节   写日记打下写作基础



   1961年我到毕师进修,中师三年间均未向校外投稿,但我却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其中除了学好语文、上好作文课、积极参与课外写作小组的活动等常规学习外,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得益于坚持天天写日记。写日记看来挺简单,但要坚持天天写却不那么容易!

   我写日记始于1959年初,开始时断断续续,兴趣来了就写,没有兴趣就停,全凭兴趣出发,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兴趣记”。这与灵感来了便创作有何区别?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应始于1963年。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那时,我正在毕节师范学校进修班读中师,作为学生会主席的我,必须带头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内容很丰富,但我学得有成效的就是写日记。

从1963年3月5日开始以来,迄今46年了,我坚持天天“日记”不间断。在这漫长的16500多天的天天写日记中,我曾闯过了几次难以提笔的难关。

   1969年(日记本在大方待回去查)我回中坝田过春节。一个霜天的下午,社员们都出工去了,失散红军高少周的孩子在他家房檐下烧火取暖,火苗顺着一个干包谷草呼呼窜到茅草屋檐上,我正好路过那里,看到他家房檐已经着火了,我一箭步跳到屋檐下的柴禾堆上,奋不顾烧地将着了火的屋檐连草带火猛一下拔了下来,一场全村30多户错落无致的密集型的民间草房免去化为灰烬之灾,我的右手却严重灼伤,一个多月才能动;左手伤势轻微些。在医治灼伤的日子里,右手不能动,我便用左手写日记,尽管开始写字很不习惯,写的字很不好看,但日记却没有中断。

   我迄今为止,有过四次住医院的经历。四次都因胃出血,四次住院医治共八九个月。每次初入院那十多天都要躺下输液,一输就是七八个小时,输完药液才能坐起来休息,于是,我就在能坐起来休息的时候写日记。有两次住院的前几天坐起来胃很痛,实在写不了,稍微一好点我就及时补写,几天内的事儿记忆犹新,不会记错,日记也没有因住院而间断过。如果说胃病住院还可坐在病床上写日记的话,我翻摩托车摔伤腰椎就很难坐起来写日记了。

   一次我到某劳改支队采访,翻摩托车摔伤腰椎,由劳改队派一名“水医”为我在家中治疗,一躺下就是百余日,其中20余天不能坐起写字,但头脑清醒,上肢正常,我就平躺着,把日记本俯起写。

   外出带日记本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当专职记者期间,若发生突然事件,那就得及时从办公室出发,有一次忘了回家带日记本,一去4天,我只好用稿字纸另记,回家再抄在日记本上。

   有一天下午,组织部的牛贵河副部长到我办公室请我随他一道去开会,去到组织部便立即上车出发,什么东西都不准带,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也未讲,就像被“绑架”一样,连家属也由组织部负责告知。车到原国民党的“航发厂”旧址——那是个非常僻静的地方,才告诉我们说:县里要公开招聘几个副局长,让我们去为他们出书面考试题。交待纪律和要求后,由县纪委和监察局的同志日夜陪护监督我们。当时,县里谁也没有手机,我们出题的地方唯一的一部电话机由组织、监察、纪委组成的监督组守护,谁也不准打电话,不准单独行动,我让他们找人到我家中去带日记本,当然被“为了避嫌”而拒绝了。题目出完上交了,仍然是集体行动,直到县里考完笔试后我们才得自由。这就使我七八天没有写日记,只好回到家中再追记那几天的日记了。从此之后,我便备了一个随身带的小包,主要就是装日记本。

我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写,每天夜里睡觉之前必须写完当天的日记,飞机上写,火车上也写,到西双版纳旅游通宵乘坐的长途汽车上我也写。写日记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雷打不动的写作!

   今年,我已经开始写第85本日记了。开始写日记时,我就买些中小学生作业本来写,我每天至少写一页,有时写到七八页,一个本子写不了几天;后来逐渐换成好本子来写,直到2002年,我才使用一年一个本子的专用日记本来写。为了便于保管,文革期间,我将以前写的薄本子(除一个不适于装订的小硬壳本外)全部装订成4厚本,取名《镜子集》,意在对照自己。编号第一集至第四集,用编号机逐页打上号码,已免缺页漏章。

   这些日记绝大多数是记叙文,其中也有一些也以古体诗的形式为记。迄今到底写了多少字?我没有认真算过,在没有一年一个固定本之前,每天写的字数多少不等,至少也要写16开本的一页。用上一年一本的日记本后:日期、页码、星期都是先印好的,每天必须写8开或16开本的1页。就以每天平均800字概算吧,学雷锋以来的16000多天加上之前4年多时断时续写的,总计一千二三百万字是不会少的。

   这1000多万字,记下我这大半辈子:精神上的苦乐悲欢,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学习中的体会心得,交际中的良师益友,心目中的君子与小人……。偶尔随便翻翻,发觉很多趣事,引起无限回忆……

   诚然,从1959年开始写日记以来的50年中,所写的也绝非全是心里话。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称写日记为“记变天账”、“记黑材料”,强行搜查私人日记,常以日记论罪,谁敢写揭露阴暗面的实话?我也写过一些大话、空话、原则话,所幸的是没有写假话。只好选取当时的当权者们认为的“正面”材料来采取影射、曲笔、反语等手法来写。虽然日记内容空泛,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觉察出造反派的罪恶行径。

   写日记帮我练习了字句,提高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为我积累了文艺创作的素材,使我从1978年开始以来,迄今已在国内国外报刊电台等传媒上刊播出500来万字的各类文字作品。有人问我有什么写作诀窍?我说:坚持天天写日记。晚辈们向我求教写作知识,我告诉他们:“坚持天天写日记,不会创作也会写作;坚持十年天天写,当不了作家也可当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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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50楼] 发表于:2009-04-24 13:02
第三节  初露头角遭褒贬



   1964年秋进修毕业,我回到瓢井中心小学工作,又重新开始写作投稿。当时上级号召农村大办耕读小学,即由公社主办,教师不脱产,实行半耕半教,评工分加上公益金补贴;学生半耕半读,不交学费,书由政府无偿发放。

   新学期开始,我便参加学区耕读小学试点工作组,到居乐公社的干河沟白泥大队搞试点,我负责文字工作,试点过程中,我选择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作法写成新闻稿,投给县里当时唯一的新闻单位:大方人民广播站。稿件播出后,校长脸上有了光,便向区委汇报,区委领导人也很高兴。

   试点工作的文字总结,我除按规定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外,又将它改写成新闻稿投给县广播站,也被采用了,校长卢永书更加高兴。那时的稿费是3角至5角钱一篇,以后我就不时收到5角钱的稿费,便买了较好的硬壳日记本。从此,我对上坝公社等全区创办耕读小学的情况写些新闻报道,引起县里的重视。

   县文教局的李遇春副局长,带着县教研室的罗忠玉等教研员组成的工作组到瓢井区调查总结上坝公社创办耕读小学的经验,卢校长接待他们时就吹捧了我一通,李局长便把我列入他们工作组的成员之一,并先确定由我来写这次的调查报告。李局长是个文化人,也是写作高手,我有意在鲁班门前弄大斧,乘机检验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更想在写作中得到他的指点。

   调查中他要求我详细记录(这正是我的强项,电话会我几乎能记下原话),调查结束,他谈一些看法就回县了,且反复交待:稿子在8000字以内,必须在两天内完成,只要原草稿,不要修改稿,且由专人直接送交他。

   调查报告经他修改后全文在《大方县教育工作通讯》上发表了。不久,文县人事局下文件调我到县教研室工作,并从教研室调胡发银同志到瓢井小学工作。胡老师到瓢井小学了,区委书记张世益找我谈话:县里下文件调你到文教局工作,我们不同意调你去,犯错误、受检查我去承担,没有你的事;区委决定你到八堡公社去办区农业中学,你去成头,我们派个民校教师当你的助手,请你给我们把农中办好。办农中是县委的指示……1965年暑假期中,我便到八堡复兴大队创办瓢井农中去了,在办农中的过程中,我也随时向县广播站投稿,多数稿件被采用。

   当年,县里召开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是瓢井区的代表之一,在大会上首次听到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县广播站长郭桂发的大会发言,了解一些写稿投稿的要求。他在发言中介绍了我写稿的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内容太杂等。会后我便向他请教,受到启迪,他成了我第一位零距离接触的新闻编辑人员。从他那里得知我已成为他们信得过的通讯员,我的稿子不需要再向采写单位核实了。还从他那里知道:可以向省里的新闻单位投稿。

   1966年5月,县委组织部下令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当专职通讯干事,瓢井区委还不想让我走,主持区委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傅光汉遭到县委组织部干事胡华勋的严厉批评后,亲自把我送到县委组织部报到。从此,抓新闻就成为我的份内工作了!

    当时寄稿件不贴邮票,我还享有用公款发电报新闻急稿的权利,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上任一年多,我写《大方传达毛主席在湖南省革委成立社论上的最新指示》的新闻于1968年4月11日社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4月18日《贵州日报》又登载我写的《大方传达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声明》的消息。我在采访中发现有的地方学大寨挖窑洞,这根本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便写了一篇《学大寨要紧紧抓住实质》的稿子,被1968年5月22日“贵州日报”的《内参》登载。此时正值所谓的“二月逆流”时期,报纸上还登有一些批判极左的文章,我和郭站长组织编播了一次批左节目,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压群众十分高兴,造反派十分反感。次日,造反进县革委常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吴维章问我昨晚上播出谁写的稿子?我说都是报上登的。他只好说我和郭桂发把时间拖长了。因为当时是利用电话线广播,广播时全县不能通电话,特殊情况要由广播站通知停播才能通话,但统一延长广播时间,邮局也不敢断电话线。

   不久,省里开展“三反一粉碎”运动,贵州日报寄给我的内参样品被吴维章私自拆开来看后,便说我攻击造反派,就把这作为“右倾翻案风”的证据,写大幅标语、印发大字公告:“不准臭老保利用通讯员身份攻击造反派!” 以此将我“粉碎”出宣传组,我就不再投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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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老高 [51楼] 发表于:2009-04-24 18:39
高致贤
引用
引用第47楼想想于2009-04-23 21:34发表的 :
高老一生读书不辍,着实钦佩。不知最近在读什么方面的书籍?

最近忙写回忆录,读书少了!感谢网友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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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老高 [52楼] 发表于:2009-04-24 18:55
高致贤
引用
引用第45楼明镜于2009-04-23 18:35发表的 :


不知高老还能否记起当年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可否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xxxxxxxx
原文记不得了,只记得是访鲁迅先生《论费卮泼赖应当缓行》的笔法写的,开头就是:王XX已经成为落水狗了,可怜兮兮的,不要打它了吧!同情它的先生们且慢,它落水时不敢像得势时那样疯狂地咬人了!一旦让它上岸来,它定会更加疯狂地报复你,至少抖一身脏水来把作泼污,对疯狗是不能用人性去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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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清静 [53楼] 发表于:2009-04-24 21:40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引用
引用第52楼贵州老高于2009-04-24 18:55发表的 :

xxxxxxxx
原文记不得了,只记得是访鲁迅先生《论费卮泼赖应当缓行》的笔法写的,开头就是:王XX已经成为落水狗了,可怜兮兮的,不要打它了吧!同情它的先生们且慢,它落水时不敢像得势时那样疯狂地咬人了!一旦让它上岸来,它定会更加疯狂地报复你,至少抖一身脏水来把作泼污,对疯狗是不能用人性去同情的……

可见“人性”这个词什么年代都要提的呀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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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清静 [54楼] 发表于:2009-04-24 21:41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引用
引用第42楼总编室于2009-04-23 13:08发表的 :
2004年第五届深圳读书月公开向社会征集“阅读与成长”的文章,我就以《阅读与成长》为题应征,陈述我的自学经历,结果在全国1万多篇应征作品中,我侥幸拿了个一等奖,评委将我的文章题目改为《一读六十年》,又过4年之后的第九届深圳读书月的“一书一得”征文,我的《身边常放字、词典》又获得了三等奖。我的自学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写作不息,自学不止,此乃我之心愿。


这个文章能拜读一下吗?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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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约 [55楼] 发表于:2009-04-24 22:30
让心灵去旅行!
34 楼的问题我比较感兴趣,有时间的话请您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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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56楼] 发表于:2009-04-25 11:34
     第五章 我的写作生涯2

第一节  陷入公文套子中 

   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贵州各级革委补台之后,我又正式安排在县革委宣传组工作。这时各级新闻单位的工作也不正常了,但县里却会议成灾,会议中又是材料挂帅。县里一年要开几次大会,每次大会都有个公式:开始大会报告,会期中滥发简报,会议结束总结报告,还有个倡议书。

   每次大会都有资料组、宣传组、后勤组。我常被指定为资料组的负责人之一。表彰大会年年开;各种代表会上也要表彰先进人物,凡被表彰的先进人物都要写先进材料,这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典型材料,开会前我们就要到各区、社去采写。会议上被选送出席上级会议的代表,还须按上级会议要求重新写稿向上级报送。 

   每次大会的报告和总结的写作任务,基本上由我和陈洪坤(他原是工业局长,后进县委常委和常务副县长退休,是个很有才学又廉洁的人,他当常务副县长时的讲话从不让秘书代劳)包了,我写报告他就写总结,他写报告我就写总结,还要对其他材料修改审定。资料组几乎成了常年性的临时组织。上报省和地区的材料,多安排给我写,我随时被抽调到毕节地区去写材料。

   这种材料多是用上级文件来统率下面的事实,或用下面的事实去说明上面的文件,形成了一些套路,政治术语、大话、空话、原则话多,一个单位或一种工作评为先进了,他们的事迹就可以被强扭角度去应付各种各样的表彰会议。这些枯燥无味的应景文章,大会的报告、总结必须面面俱到,把自己的手笔都习坏了。致使我写新闻,套话一堆,搞文学创作,语言枯燥,味同嚼蜡。当时的领导人,文化水平都比较低,稍微带点行书他们就认不得,我的字写得比较潦草,还常配给我一个抄录人员。

   诚然,经常写官样文章并非尽是坏事,也可以为我积累素材,下笔不生疏,有时我也写点新闻和文学作品在省里的报刊发表。这让比我年长的“老秀才”老秘书陈洪坤深有感触地说:我很羡慕写新闻的,抓住一点就可写成稿件;搞文学的思想活跃,语言生动!当秘书写公文,只能当领导人的应声虫,一辈子写些面面俱到的官腔。并因之万分感慨道:“养儿莫要提笔杆(当秘书),腰弯背驼近视眼!” 

   因为我写的东西(姑且称之为东西吧)比较适合领导的口吻,正式安排给我写的报告、讲话责无旁贷;还有一些领导的讲话没有安排给我写,他们也以私人感情来请我写,我又不便推辞,只好夜里加班。还有的领导的讲话稿已由组织安排人写好了,他觉得不满意,临时要我写。他们的信任,常常弄得我不能休息。

   1975年全县召开万人学大寨大会,主会场设在电影院,13个区每区一个分会场。我起草的2万多字的总结报告,上午11点才由县委县革委的领导班子讨论完,下午两点半就要开总结大会,还得由我把“两委”领导讨论的意见加进去,再送到县委书记李巨连的手中。这就只好让老工人陈文芳送碗面条到办室给我充饥,到开会时只修改了三分之二送到会场上,其余部分我边修改陈文芳边送去,改好两三页他送一次,一直送到修改结束,会议也快结束了!中间一点喘息的余地都没有。写公文得了一种职业病:写文学作品的语言被政治语言淹没了,小说的人物形象立不起来,常写成先进人物材料。唉——!

   当“写匠”影响我文学创作和搞新闻的,还不仅仅是写作手法上,它还直接影响到我喜欢的新闻事业。贵州日报来人商调我,县委书记李巨连一句:“他们想得好!”就搁浅,来人让我给他们推荐人选,我推荐农业局的蒋黎明,蒋就被调到贵州日报当记者了。贵州省广播厅来调人,也先要我,李巨连书记不放口,我们推荐了我从乡下选调来的潘太全和赵春福,他们分别被调到电台和电视台当记者。小赵的妻子小刘在县农机厂工作,因海外关系复杂,来人不想要。我说你们这次不以工作需要调走,以后作为照顾夫妻关系调进省城就困难了。结果小刘也一起调走了。

   如果我当年不那样认真卖力地在党政机关当“写匠”的话,我可能早就进入记者、作家的行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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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57楼] 发表于:2009-04-25 11:38
第二节  音乐为我解文套   



   林彪事件之后,我便开始学写些文学稿子,贵州文学界的老同志们也很关心我,当时《山花》改称《贵州文艺》;《花溪》改为《贵阳文艺》,《苗岭》改为《贵州演唱》,我先后在《贵州文艺》上发表了《喜迎红宝书》,《贵州演唱》上发了《长大继续新长征》等小诗和儿歌,作协每年都赠我一份《贵州文艺》,还不时赠我一些国内外的文学短篇名著,并发些学习资料给我。因为文革中停止发展作协会员,我不时投些文学稿,他们便将我作为“编外作协会员”看待了。 

   1975年,我的《长大继续新长征》由中国音协会员石应宽老师谱曲在《苗岭歌声》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学校在音乐课上教唱这首歌时,还对我和石老师作了介绍,大大激发了我写歌词的积极性。我便常向《苗岭歌声》附办的《歌词集》投稿,该歌词集为季刊,发表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歌词。我记得北京的严肃、解放军乐团的王晓岭、西安日报的党永奄、广东的郑兰(?)等的歌词每期都有,但每人每期只限发一首,我也每期有一首刊登。我写的《幸福花开万代红》发表于1979年第4期《歌词集》上,后由一位叫黄光明的作曲家谱曲发表于1979年第3期《苗岭歌声》封二上,该刊主编肖自力老师告诉我,那首歌词登出后,全国有三十多位作曲家谱曲寄回来,他们选了南京的黄光明谱写的发表。其他的好几种音乐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同作者谱写的这首歌词。有位叫张禧年的谱曲发表后,还以为我是女性,写信来问我多大年纪?成家没有?我复了他一首诗:“君问我家早有家,而今年已过五八;妻儿与我共八口,感君引我忆风华!”他回信表示抱歉。

   《新征途上话理想》、《我俩性格一个样》、《金色芦声颂亲人》、《我爱苗岭红杜鹃》、《黔山黔水好风光》等一些歌词被不同的作者谱曲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后,被一些文娱晚会上选去演唱;有的收入《歌曲集》等一些纪念国庆30周年的音乐专集。《黔山黔水好风光》由石应宽老师谱曲发表后,被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选为《每周一歌》播放,并作了专题介绍。

   当我找到一些写作歌词的规律,掌握歌词的一些写作技巧,懂得歌词是好诗,好诗未必能作歌词,歌词有其便于谱曲的自身特点,不全等于诗歌,从而迸发出写歌词的激情、熟练地写作歌词之时,此《歌词集》停刊了!写起歌词没有发表园地,石老师调地区师范学校了,又没有人为我谱曲去发表,写歌词等于做无用功,我便不再写歌词了。如果《歌词集》不停刊的话,我可能会在歌词创作上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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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58楼] 发表于:2009-04-25 11:39
第三节   诗是我的“敲门砖” 


   如果说我已进了文学殿堂的话?那么,诗便是我敲开文学殿堂大门的一块砖。

   我第一次发表诗歌,可追溯到1959年《大方文艺》上的那首《肥堆高入云霄》,但发过那首就辍笔了。

   真正在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诗歌,已到我“不惑”的1977年,就是在《贵州日报·娄山关》文艺副刊上发表的那首《彩船载宝飞向前》。此诗发表,在我们地区的影响较大。发表时,毕节地区正集中全区笔杆子在毕节修改全省“百面学大寨红旗”的典型材料,我也参加了。那天,来自威宁县的张自力突然要我请客。为什么?原来是他先看到我在贵州日报上发表的诗歌。请客是假,写作组的领导让食堂加两个菜,让文友们表示对我的祝贺和鼓励,这才是真的。因为这首诗,我才与著名作家陈学书取得联系。可是,我发表的诗歌处女作并不是这首《彩船载宝飞向前》,而是另外的《蚕蛹的回顾》和《种子的自述》。 

   那是发表在纳雍县的一份叫做《乡土》的油印内刊上。虽然那刊物还是非正式出版物,但我觉得那两首小诗很有哲理,我便将它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蚕蛹的回顾》便被该出版社收入公开出版发行的《绿洲》诗集。

   我为什么首先学写诗?是我觉得诗像我们家乡的山歌那样,顺口、押韵、好记。我不知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听到小朋友背诵几句“台湾糖,白糖甜,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甲午年,起纠纷,中日一战我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的诗,从诗中学习了历史知识。与此同时的许多散文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这几句诗迄今我还记得。所从我写的也是民歌体的诗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各省报刊纷纷复刊,地、县也渐渐办起内部发行的报刊,这些报刊均辟有诗歌专栏,发表诗歌园地增多了,我也写起诗歌来。写过歌词来写诗,便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有《鸿毛的骄傲》、《观瀑》、《助产士》和《你在想些啥?》等一批诗歌在省内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出来,高致贤这个名字也开始引起文艺界的一些编辑注意,读者中也知大方有个高致贤在写诗,这便激起我写诗的兴趣。 

   80年代初叶,我被毕节地区文化局借调去协助编辑《高原》文学双月刊时,还选编过一些诗歌,与诗人陈学书同室“操编”,从编务到编辑,也学到了一些写诗技巧。但因我的文艺创作起步较晚,“不惑”早过,时已直逼“天命”之年,写诗激情没有了,发表诗歌的园地也减少了许多,我便将写作重心渐渐转入随笔杂谈,很少写诗歌了。尤其是“朦胧诗”冲击明快诗之后,我便基本不再写诗了。不过,这时我在贵州文艺界已有了一丁点儿影响了。

   为了写诗我苦读诗,尤其是读现当代名家的诗,从中模仿名句,发现问题,深感90年代前的编辑们非常关心学写诗之人。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诗刊》副总编邹荻帆老诗人描写卖冰棍的《街头小景》,诗中有“雪中送炭,犹如火里送冰一样的重要”之句,便给邹老写信说他将喻体和主体弄颠倒了,不久便收到邹老的亲笔复信,肯定我的意见是对的,表示出集子时按我的意见改过。不久在《诗刊》上读到《解放军文艺》社李瑛社长的一组访外诗。在描写阿尔卑斯山的积雪突然被狂风刮飞的诗句为“风鞭抽打着狂奔的野马”,我写信建议他是不是可以把“抽打着”改为“抽醒了”?不久就收到他除夕之夜给我的亲笔复信,接受我的建议,表示如果今后出诗集,一定按照我的意见来修改(信件原件保留大方县文联我的办公桌内)。这些名诗人如此礼贤下士,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良好印象。可惜我没有写出一首像样的诗来!

   好在我发表于1980年第5期《苗岭》上的《鸿毛的骄傲》一诗,被选入《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集》,也算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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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59楼] 发表于:2009-04-25 11:43
第四节   小说创作成绩不佳


   我近万字的短篇小说处女作《雷打不动》,于1980年在贵州省级文学刊物《苗岭》上公开发表,起步也还是可以的,但我的小说创作进步十分缓慢。之前一年,毕节地区文化局内部编印国庆30周年纪念的小说集《北枝头》上,已收入了我的《德心造反》,但有两个原因使我的小说创作如蜗牛爬行。哪两个原因?

   一是文学基础不扎实。我断断续续入了七年学,没有系统打好文学基础;自觉不自觉的自学语文呢?没有目的和计划,全凭兴趣出发,且受自有书籍的限制,找到什么就读什么,又没有学过写作知识;需要写什么就现学现写,小打小闹,写点应用文之类的小东西还可以,真写小说就感到力不从心,表达困难了。

   二是职业病影响。这里讲的“职业病”就是写公文的积习。我开始发表新闻就调到县委宣传部,名为新闻干部,但抓新闻的时间很少,主要是写公文,大脑中充满领导讲话、文件精神,空话大话原则话,官样文章打官腔,文学语文丧失殆尽。我也业余写些小说稿子,但投出去很难发表。当时的编辑很负责任,退稿都要说明原因,我的小说均以人物形象不突出,语言乏味退回。人物形象为什么不突出?《山花》、《花溪》两个文学月刊的编辑先后给我专门写信说:看我的小说稿子,开头还不错,可是,后边就不像小说了。为什么呢?我的公文语言一出来,人物就被政治淹没了……翻开我的草稿来对照,编辑意见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给我指出了写小说的努力方向。 

   这两种既是影响我写小说进步不大的原因,又是促成我大胆写作的因素,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思想上少了许多清规戒律,没有框框套套,想写就写;写公文了解民情官意,有充裕的题材任意挑选。我的《雷打不动》就是在医院里写成的。

   我的小女儿被人绊倒,摔成脑震住县医院治疗,我去陪护她。通宵不能睡觉,我就坐在病床边写小说。标题就是文革中的常用语,事实就是从医院的现实联想起文革中的真人真事,几乎是将那人那事记下来,仅把人名地名虚拟了,加了一些生活细节,半天一夜写成初稿,次日修改一遍就投邮,竟然在省里高规格的文学刊物《苗岭》上发表了,收到50元稿酬,相当于我当时月薪的1.7倍,还带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来:

   我到贵阳参加一个会议,住某饭店,被安排到五楼,没有电梯,上下不便,我要求服务员换个二楼的床位,她头也不抬地一声:“二楼没床了!”又继续看杂志。我看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我的《雷打不动》,便指着那杂志对她说:“这小说写得不好,请你多多批评!”她抬头向我投来惊奇的目光:你?我一笑,便把出差介绍信递过去,指她看我的名字说:这小说是我学写的。她翻开文中作者来对我的介绍信上的名字,一字不差,但她还是将信将疑,我便说了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她马上满脸堆笑,不但为我换床二楼,还约了个文学爱好者的厨师一起请我共进晚餐。 

   这也是一篇紧跟政治形势的作品。当时特别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干什么都讲突出政治,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我对此更加敏感,这在文学创作上吃了亏:我写了一个《摘星星》的短篇小说投给《贵阳文艺》,编辑肯定稿子可用,提了修改意见,把稿子寄回来让我再修改一下誊正寄回去编排。那是一篇反映水电建设成就的小说,修改后,那少年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了,我便为主人公加了一段批判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独白,寄回去不久,便粉碎了“四人帮”,那稿子当然不能用了!

   在粉碎“四人帮”前夕,我写了一篇评论,那是评论李宽定发表在《贵州文艺》上的短篇小说《招生》的。编辑部确定发表,但把稿子寄回来让我最后改定。附信中说我写的字不好认,捡字工困难,让我把字写正楷些,还“幽”了我一“默”:你实在写不好字,就请人代抄寄来。我真请了写字工整的族人高祥勋抄正后投回去。不久粉碎了“四人帮”,稿子退了回来,打开一看是标明了字号的发排稿,编辑只在我的修改稿中加上“干巴利落”四个字。

   粉碎“四人帮”后,我用写公文的笔调写了一篇批判“四人帮”的《“三突出”就是为了突出自己》的言论投给《山花》,编辑复信:“题目选得好,问题抓得准,为什么不好好的写呢?”谁不想好好的写?写公文的积习使然。 

   以后,我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标注为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荒诞小说,或小小说的东西,但都没有一篇令我满意的,我以为将它们改为形象杂文还更确切些。如《山花》转载我发表在《高原》上的《伯欢使牛》也可称为形象杂文。

  今年(2008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组“闪小说”,限在500字以内,但因没有政治术语等套话,还能写出一点人影子来。文学创作切忌作政策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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